第一篇：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 副本

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對中國歷史我一直很感興趣，但上大學前卻很少有機會接觸到這方面的書。上了大學后也有讀過一些像《太平天國》《隋唐演義》等，但終究覺得對歷史的了解不成體系。有些書對歷史的認識有些過于偏見，而有的書又過于教條化，而這本書不同，它既描述了歷史的得又有失，很可觀的看待了歷史，這是我選擇讀這本書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我對香港中文大學仰慕很久了，無數(shù)次幻想能走入那座神秘的“殿堂”，而錢穆老先生就是這座神秘殿堂的第一任校長，因那夢中的學堂而仰慕老先生，又因老先生的淵博更加向往知識的殿堂。翻開書本，一列列繁體字映入眼簾，自右向左，跟隨者著古樸的排版方式，我也開始慢慢走入歷史。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本書，這不是一本專門寫來供大家仔細研究的書，而是一系列演講的集合，因此行文通俗易懂，結(jié)構(gòu)非常清晰。依照歷史的順序，主要講了五個朝代：漢、唐、宋、明、清。書名一筆點破書中內(nèi)容——政治得失，因此各個朝代依次講述了他們在政治上的建樹，取得的成果和所有制度到最后的失敗。主要的方向是這樣的：錢穆老先生很反對把我們的歷史看成都是封建或都是黑暗的，與西方的民主比我們古代對民主的實行要比他們早得多，只是我們沒有很正規(guī)的思想家把之描述出來而已；就清朝錢老先生認為它是族群統(tǒng)治，其中包括很多專制制度，也因為清朝離我們最近和我們建國后對古代的批評使得我們對自己國家的理解有了偏差。現(xiàn)在，我們把在我看來對我看來依然很重要的內(nèi)容大概的講述一下，不是按朝代，而是分為皇權(quán)和相權(quán)之分、中央和地方制度、選舉考試制度。

中國古代最開始君權(quán)和相權(quán)大體是分開的，中間也有合但終究直到唐宋大體還是分的。最開始在漢代皇帝只代表一家獨尊，無所謂我們平常經(jīng)常說的這是劉家的天下，這是李家的天下，雖然沒有人人平等但還是有以民為重的理念，在這日常的事務處理中，也不會以皇帝一人之言為準，而很多情況是宰相主管天下，這一情況基本上可以說延續(xù)到明朝廢除宰相之前。具體我們可以從書中得知，漢代相權(quán)和皇權(quán)是分得比較清楚的?；实巯旅鏋槠渥鍪碌氖橇?，分別是衣食冠席浴書，根據(jù)其具體的職務我們可以把之簡單看成皇帝的私人秘書。而宰相并不是皇帝的用人，宰相下面也有專門管理政府事務的部門，如漢代有十三曹等。最起碼我們不能說皇帝只是為了自家的利益，在正規(guī)的歷史時期皇帝是不能為所欲為的，就像現(xiàn)在的君主制國家，君主并不代表一切，他要受到政府的監(jiān)督，在漢有權(quán)臣坐而論壇，在唐朝中書省有擬撰初稿的權(quán)利，刪選通過的再由皇帝畫敕，傳到門下省，也就是說在政策的制定執(zhí)行中皇帝只起到了同意權(quán)，如果門下省反對那皇帝的敕也就無效，這些情況只是到了后來由于皇帝的私欲而被慢慢改變了。唐朝不是有個很有名的故事嗎，唐太宗為了避免諫官魏征的則背而把心愛的鳥放進了自己的懷里，當魏征走了鳥就被活活的悶死了，由制度的安排來看我們基本可以認定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宋朝皇帝要求有參政權(quán)，他可以已高高的身份而命令群臣，這樣宰相的權(quán)利也就大大減弱了，而且本來監(jiān)督皇帝的諫官反過來有皇帝來任用而監(jiān)督宰相，皇權(quán)日益膨大，直到明朝宰相被廢除，權(quán)力統(tǒng)統(tǒng)歸到皇帝之下，他也就有了最高的法杖，君主永遠都是高高在上的，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宣告歷代以來的君相之間的權(quán)利紛爭的結(jié)束。在皇帝大有雄心作為的年代里，也會發(fā)生君奪相權(quán)的如漢武帝，但后來權(quán)力還是回歸，大的發(fā)展方向沒有改變。

就中央制度很大一部分情況是和君權(quán)相權(quán)相關(guān)的，還是從漢朝權(quán)力說起。漢政府由宰相管理，政府下面有專門為他服務的十三曹，因此政府的事主要是宰相管。我們說到宰相，這里就要解釋一下，宰相在歷史上其實并不是一個具體的官員的稱呼，而是地位的象征。在漢代我們所謂的宰相就是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行政、軍事、監(jiān)察。除此政府組織中還有九卿，他們也都各自掌管著皇室和政府的事務。從漢到唐，期間也經(jīng)過了魏晉南北朝的更替，因此到了唐朝中央政府組織發(fā)生了一次重大改變。具體說來就是，沒有了三公換之三?。褐袝?、門下省、尚書省，其也就是我們說的唐朝宰相。他們的職能大體就是前面

講權(quán)力之分時的職能。在唐朝最高機構(gòu)叫政事堂，由三省組成。按說有三省的精英來出謀獻策，后皇帝同意，在由尚書去監(jiān)督執(zhí)行，皇帝和大臣不得以權(quán)謀私，這是一套很好的制度，但終究是出了一大漏洞。在皇帝的尊貴地位一日日提高，也沒有像現(xiàn)在西方君主立憲國家的憲法一樣的法律限制，皇帝的權(quán)利也逐日升高了從皇帝可以“斜封墨敕”，由同意權(quán)接到了參與權(quán)，但這也不能就此說我們的制度是專制的。由于五代的積貧積弱，到了宋朝宰相為了樹立皇帝尊嚴，他以自己在群眾眼中的身份來襯托皇帝，再也不會和皇帝一起坐而論道，只有卑躬屈膝。明朝犯的最大的錯就應該是廢除了宰相吧，雖然事出有因，即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宰相胡維庸造反，從而明太祖規(guī)定以后子孫都不許立宰相。中書省被廢了，而尚書省長官又沒人敢做，于是就只剩下禿頭的六部尚書，再加上都察院與六部并稱七卿，再加上通政司和大理院合成九卿。沒有了宰相，權(quán)力分給各個部門，沒有了統(tǒng)一的領(lǐng)導，部門之間各管各的沒有了體系。這樣一來其實權(quán)利都集中到了皇帝。到了清朝，他們是異族侵入不知道要怎樣統(tǒng)治這樣一個大的中國，因此也就沿襲了明朝的，為了維護自己族群的統(tǒng)治因此清朝任用官員都是滿族人，對漢族有一種永遠不會減少的警惕。如果說我們古代是專制的，那也只能用來形容一下明清兩代，在漢唐宋我們又怎可一筆抹去？地方權(quán)力的變化是隨著中央政府組織的變化而變化的。在漢代地方政府分兩級：郡和縣，中央官和地方的郡太守的地位可以說是平等的，他們可能會因情況而互相調(diào)配。到了唐朝地方官員設置較漢就復雜了很多，因為唐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quán)把本來之前屬于地方的權(quán)利都統(tǒng)統(tǒng)集結(jié)到中央，再由中央向下分配權(quán)利，舉個最明顯的例子，在漢代地方上的小官都是由郡太守縣令長自行辟屬任用，而唐朝是由吏部派人。宋代把地方分的更加復雜，地方官要想很好的坐下去即必須同時討好：帥、漕、憲、倉四個上司，地方官員不能一心一意的為百姓謀福，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宋代在各個方面都很弱，而中央把地方上的財政兵力又都收到了，地方上基本的防守能力都沒有，這也是宋朝后來在金兵入侵時不敵的一個原因吧。到了明代中央侵入地方更加嚴重，在沒有廢除宰相之前，如果地方上出了亂子，中央就派一個大員來震壓，形成行省制度，這樣就使得一些地區(qū)成了無人管的地區(qū)。再說到官員的設置，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官員的數(shù)量也日益壯大，明朝中央總是向地方分配官員，官員的級復雜，這樣一來管官的人越來越多，做事的越來越少。清朝和明朝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同的是他的種族意識特別強，不允許地方官有真正的權(quán)柄，這也許是清朝從內(nèi)部腐化到外部滅亡的一個原因。比較起來地方制度，漢代最好，唐代比較好，雖然唐代經(jīng)濟空前發(fā)達，百姓安居樂業(yè)，但他在地方的制度造成了安史之亂，也為后來五代埋下了隱患。

選舉考試制度是從漢代以來就為各朝各代所十分重視的，在漢代實行的是孝廉察舉制，孝廉察舉的人才多了，這些人就變成了皇帝身邊的人，使得皇帝身邊的侍衛(wèi)集團發(fā)生了變質(zhì)，做官的人都變成了讀書的人，這也就是后來個各基本都為士人政府的源頭。唐朝的政府是開放的，讀書人越來越多，用考試獲得仕途的人越來越多，只就形成了社會樂于做官的一大弊病，使得社會精英趨于仕途而無法發(fā)展其他事業(yè)，如像西方的工業(yè)革命一樣，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我們不妨去設想一下，在經(jīng)濟本來就很發(fā)達的社會他已經(jīng)有了物質(zhì)經(jīng)濟基礎，再加上一批又創(chuàng)造有才能的人，那也許我們會比今天的英國更加發(fā)達。宋朝選拔人才的方式和人才的去處都沒有改變，不同的只有考試的科目等。明以后發(fā)生了改變，就是人才等級上的區(qū)分，上層為進士、翰林；下層是秀才、舉人。考試的標準也變成了八股文，這本是為了方便判別而定取得一個尺度，但卻發(fā)展成了人們努力的方向，因此這一制度就用壞了。

每一項制度都是針對當時特定的情況而制定的，在設立之初肯定都是好的，而我們不能只根據(jù)其結(jié)果的好壞來評判之，所謂要尋其本源。制度制定了那它就死了，而人還都是活的，制度只能以不變應萬變，我們又怎能苛求它永遠都是對的？因此我們就不能抱著這樣的觀點“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一定是好東西”，上下求索的精神是永遠都不可拋棄的。

歷史的發(fā)展本來就是在迂回中向前，有得有失才是正常的，就西方的發(fā)展又何嘗不是

呢？我們學習西方但不能全盤西化，因為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歷史，有過讓很多外國人也魂牽夢繞的歷史。仔細看歷史會發(fā)現(xiàn)，我們整個中華民族就是一個大的整體，我們都有著同樣的習慣，在朝代的更替中大家互相同化著對方，最后融為了一體，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要想分裂國家就是試圖在分列歷史，那將注定會失敗。

后記：歷史的發(fā)展是趨于復雜的，我們可以先舉個跟歷史無關(guān)的例子來分析一下，早晨很多人起不來最好的辦法就應該是定鬧鐘了吧，但是是時間長了我們熟悉腦中的模樣了，那在很困的情況下我們就可以不睜眼把它關(guān)掉，這時再好的鬧鐘也沒有用了。為了避免這樣我們跟進一步把鬧鐘放在某個我們不易拿到的地方，到時我們必須起來，似乎這樣看起來很完美，其實我發(fā)現(xiàn)最后發(fā)展的結(jié)果跟前面一樣。只有當哪天我們下定決心要好好學習好好工作珍惜時間的時候，我們早上就會很自然的醒來，開始一天新的生活。歷史也同樣趨于復雜，人是由于惰性，而歷史是由于人的欲望。制度一步步設計的復雜，但終究會有空隙無法彌補，而一次深的改革才會喚起新的歷史。歷史本是很嚴肅的東西，被我拿來跟睡覺比也許有些褻瀆了歷史，但我覺得跟我們的日常生活很像。

第二篇：《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觀后心得

前幾天讀完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書不厚，僅160多頁，講述了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組織、考試、經(jīng)濟、兵役等制度。讀罷，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而且是之前很少觸及的中國政治史。畢竟，中國歷史更像是一部哲學史、文學史、藝術(shù)史甚至軍事史，惟獨少有談及政治的部分。讀書時學唐詩宋詞，所謂政治，也無非是作者被罷黜，郁郁不得志，如此作為講述其文學價值的大背景而已。貫穿全書，錢穆先生的一個觀點是：任何一項政治制度，要站在歷史的角度去觀察，若僅以當前的標準來評價和看待歷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結(jié)論。

這恰恰表明了錢穆先生寫書時的環(huán)境。《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寫于上世紀50年代，相比現(xiàn)今，那時候的中國仍是弱國，弱國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書中，錢穆先生極力反對當時用“專制黑暗”評價中國政治制度的武斷言論。想來當時的中國，應該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遺風，在反思中國落后的原因時，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否定傳統(tǒng)，并且是徹底的否定。（其實，這種傾向現(xiàn)在也沒有完全終止，我們常常碰到一些中國人，一遇到問題就開始抱怨“中國文化如何如何不可取，如何如何落后”，好似中國害了他。）

與那時相比，現(xiàn)今的中國自信了，也更理性了，我們能夠正面自己的問題，也理直氣壯的接受自己的優(yōu)點。百家講壇的火爆就是最好的證明：無論它是否在以娛樂的方式講述傳統(tǒng)文化，但它畢竟證明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對傳統(tǒng)、對歷史樂于接觸和探求了。但這種理性在當時尚不存在。對于當時抹殺歷史的觀點，錢穆先生在書中說：“我們不該單憑我們當前的時代意見來一筆抹殺歷史，認為從有歷史以來，便不該有一個皇帝，皇帝總是要不得，一切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個皇帝，便是壞政治。這正如一個壯年人，不要睡搖籃，便認為睡搖籃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嬰孩期，讓他睡搖籃，未必要不得?！?/p>

書中隨處可見從歷史角度分析當時人所處的情境，以及對現(xiàn)代的影響。比如，對于中國沒有專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錢穆先生的觀點是：

“只因中國讀書人多半做了官，他們對政治上的理論和思想，早可在實際政治中表現(xiàn)了。用不著憑空著書，脫離現(xiàn)實，來完成他書本上的一套空理論。于是中國的政治理論，早和現(xiàn)實政治融化合一了。”

關(guān)于中國缺少西方的“民主精神”，錢穆先生認為：

“中國政治上的傳統(tǒng)觀念，對一意見之從違抉擇，往往并不取決于多數(shù)，如西方所謂之民主精神。而中國人傳統(tǒng)，則常求取決于賢人。春秋時即有“賢均從眾”之說（見《左傳》）。哪一人賢，就采納哪一人的意見，假若雙方均賢，則再來取決于多數(shù)。賢屬質(zhì)，眾屬量，中國傳統(tǒng)重質(zhì)不重量。中國人認為只要其人是賢者，就能夠代表多數(shù)。不賢而僅憑數(shù)量，是無足輕重的?！?/p>

關(guān)于明朝始創(chuàng)的八股文，錢穆先生認為其本意在于公平的錄取人才，只是后來變壞了（是不是有點像當前中國已經(jīng)實行了30多年的高考？如果我們簡單粗暴的抹殺高考，那就是犯了武斷的毛?。?/p>

“開始時，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毀喪人才的，目的還是在錄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終于為此而消磨了?，F(xiàn)在只罵創(chuàng)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懷有極大的惡意，其實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時某一人所創(chuàng)始的。而且縱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創(chuàng)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們必如是想，才能對政治制度有深一層之研討與警惕。”

最后，在總論中，錢穆先生談到歷史的作用：

“當前英國哲人羅素曾說過：講哲學，至少有一個功用：即在減輕人一點武斷。我想講歷史，更可叫人不武斷。因事情太復雜，利弊得失，歷久始見，都擺開在歷史上。知道歷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問題。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話講得完。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歷史沒有不對的，不對的是在我們不注重歷史，不把歷史作參考。”

我想，這本書的主要作用在于啟發(fā)讀者思路，使人認識到古代中國政治制度有其復雜的一面，除此之外恐怕沒有太多意義。

舉一例，以該書對“賢人”政治的描述來說，錢穆顯然具有一種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式的精英意識，以及不諳政治實務的書生意氣。我們這個國度的實際情況是，除了去世的人或?qū)W術(shù)、政治生命已經(jīng)結(jié)束的人，哪里會有各方公認的“賢人”？臺灣馬英九的忠實擁護者或許會將陳水扁視為貪鄙小人，而對方的鐵桿選民則往往將陳視為鄉(xiāng)土英雄。在對人和事并沒有一致看法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做到“對一意見之從違抉擇，往往并不取決于多數(shù)??哪一人賢，就采納哪一人的意見”呢？

這里最為關(guān)鍵的問題是，由誰來判斷哪一位是“賢人”？你？我？還是錢穆？如果“我”認為陳是“賢人”，那么馬自然是惡意中傷陳的“小人”.既然應該由“賢人”主導，則是否可以無視馬在2008年獲得多數(shù)支持的實際情況，而陳來執(zhí)政4年呢？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判斷“賢人”權(quán)力的“我”，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角色？莫非是一個為皇朝選擇宰相的獨裁君主？

我毫不懷疑，中國傳統(tǒng)政治有很多可圈可點之處，部分內(nèi)容可能至今仍有參照和借鑒意義。然而錢穆顯然對“政治”過于外行，這位中國傳統(tǒng)政治的辯護士在很多方面并不合格。錢穆在書中談到了君權(quán)等問題，但現(xiàn)實中的政治并非那樣簡單。古代中國長期處于人治狀態(tài)，這是討論君權(quán)、政治制度等問題的前提。在人治情況下，一位君主的性格、才干乃至出身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影響到他所能掌控的權(quán)力大小。我們可以找出太多事例來說明，君主所擁有的權(quán)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制度賦予他的，而是自己與方方面面勢力博弈（或曰斗爭）贏取的。比如漢代的劉詢（漢宣帝）就是典型，而清代的載湉（清光緒帝）則是另外一個結(jié)果的典型。以他們二位的成敗經(jīng)驗來看，我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一個君主所能擁有的權(quán)力，并非取決于某種體制或機制，劉詢的權(quán)力不會因為有宰相而減少，載湉的權(quán)力不會因為無宰相而增加。即便僅拿清代來說，弘歷（清乾隆帝）與載湉的權(quán)力也不可同日而語。

當然，我并不相信“制度”在中國傳統(tǒng)政治中無足輕重，只是認為它的位置和個人表現(xiàn)比較起來相對次要。由秦至清，古代中國皇朝政治體制的發(fā)展傾向也許可以用一句話描述——如果君主有意愿和能力的話，制度越來越有利于他獲得權(quán)力。

我是個理科生，一直不懂政治是什么，只記得以前政治書上有一句話，說近代的中國，農(nóng)民起義救不了，太平天國失敗了；資產(chǎn)階級革命也救不了中國，辛亥革命果實也被袁世凱竊取了，唯有工人階級引導的武裝革命才能挽救中國。當時也沒對這句話有什么特別的感受，現(xiàn)在漸漸地明白了，中國人做什么事都需要點體面的理由，就像陳勝吳廣起義需要在魚肚里放紙條，體現(xiàn)自己是奉承天意，就像劉備一直說的“我乃漢室宗親”，沒那么點體面的理由，就很難一呼百應。

可我還是相信，那時那些人心中的信仰，只是革命一次太過可怕，不分好壞、利弊，把中國以前的許許多多傳統(tǒng)文化都給革掉了。就如作者說的那樣，把中國流傳了兩千多年，優(yōu)秀的制度都給全部否定了。在書中，作者講的最多的還是每項制度后面的目的、關(guān)聯(lián)，還有制度最終的發(fā)展走向，辯證的講了各個朝代制度的利與弊。沒有一項制度是絕對的好的，也沒有一項制度是絕對的一無是處的，好多問題都要辯證的看待。

我想，“講歷史，更可叫人不武斷”，這話實在是有道理。雖然“盡信書不如不讀書”，但世間本來就少有絕對正確的真理。多了解一些歷史，多明白當時人所處的環(huán)境、所受的約束、所要解決的問題、所經(jīng)歷的歷史變遷，我們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觀的評價，最終以史為鑒，對當前、對未來，做更好的把握。

第三篇：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后感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這本書以極小之篇幅，極其洗練的文筆，從極高之高度俯瞰 中國歷史，以極精巧之架構(gòu)，將漢、唐、宋、明、清五代之歷史洪流進行梳理，顯示了錢穆對中國歷史深邃的思考和精到的見解。本書除去前言和最后的結(jié)論，將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各成一章，總共分了五講。之所以只講了這五個朝代，是因為這是中國歷史最重要的五個朝代。錢穆將政治分為人事和制度兩個方面來把握，在本書中分析的重點是制度，但對人事也自然有所涉及。制度很復雜，不好把握，故而本書中將制度分作四個范圍來講。錢穆根據(jù)自己對于制度的理解，選取了他認為最為重要、不可不講的，最能見得失的四個范圍：首先是政府的組織，即政府職權(quán)的分配，他認為借講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政府職權(quán)分配之演變，便可認識中國傳統(tǒng)政治之大趨勢以及其內(nèi)在趨向；第二范圍講考試和選舉，因為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國歷代政治上規(guī)定著哪種人才可參加政府。中國歷史上的考試和選舉兩項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會間打通一條路，好讓社會在某種條件某種方式下掌握政治、預聞政治和運用政治，這才是中國政治制度最根本問題之所在；第三范圍講中國歷代政府的賦稅和經(jīng)濟制度；第四范圍是講國防和兵役制度。本書的編成，便是按著漢唐宋明清的順序，對各個朝代就這四個范圍和方面來分析其制度的得失。

這四個范圍的劃定和抽取，極見錢先生的功力。政府職權(quán)分配，決定著政府運作的根本模式和權(quán)力分配，決定著行政運作是否合理，各項權(quán)力是否有相互制約的功用；而考試選舉制度，決定了政府管理者的人員構(gòu)成和人員資格，決定了什么人可以來管理政府，參與政治，決定國家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誠如錢穆所論述的，考試制度決定了國家的主權(quán)問題，由于考試制度的作用，建立了政府和社會之的橋梁，因而國家的主權(quán)掌握在讀書人組成的士人階層中，而士人只是一個品位而非階級，具有社會流動性，因而，整個社會都可通過讀書仕途之路參與政治； 前兩項可謂是具有中國傳統(tǒng)特色的政治要素，而稅收和軍隊這兩項要素，更是西方現(xiàn)代政府成立的根本，其清明、深刻和精當，真是讓人嘆服！

這部書，名為分析歷代政治得失，其實更是一部中國傳統(tǒng)政治“翻案史”，他憑著對于歷史深刻的把握和明晰的分析，替中國傳統(tǒng)政治鳴冤，揭示歷史的真相，不容偏激的觀點將它們?nèi)P否定、以專制黑暗四字一筆抹殺掉。錢先生將其對傳統(tǒng)文化深沉的感情和準確的理解把握傾注書中，讀過此書，都會對傳統(tǒng)政治有一番新的感悟和理解，以前許多不實的、虛妄的曲解也不攻自破，更由衷地發(fā)生一種對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和自豪來。事實上，早期皇室和政府職能職權(quán)分明的時候，其實中國的政府是符合權(quán)能分立所要求的政府形態(tài)的。又如科舉制度，它構(gòu)建了政府和社會的橋梁，為政府培養(yǎng)了讀書階層來產(chǎn)生優(yōu)秀的官員并整合整個社會的利益。不過由于各種原因，一個最終在皇權(quán)的膨脹中被打破平衡，最終趨于崩塌，使國家政治真正走向?qū)Ｖ?，另一個，則導致了士人階層的過度膨脹和官員的冗積、政府效率的低下，造成了“管官的官多，官民的官少”的情況，同時也極大地限制了社會其他力量尤其是工商業(yè)的正常發(fā)展。

這本書從側(cè)面揭示和批評了現(xiàn)在人們看待歷史的一種常見的錯誤的看法。要言之，我們不僅不應抹殺，更應該重視歷史意見，還應該崇敬地去看待歷史，并從對歷史的比較中，來改進我們現(xiàn)在的政治。

第四篇：《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后感

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

《中國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是錢穆先生應何應欽邀請，為臺灣“戰(zhàn)略顧問安全委員會”所作專題演講的合集。后在臺中養(yǎng)病，又應約寫一部“研究中國歷代政治制度”的教材，因截稿期限急迫，遂以講稿稍加補充修改，正式以《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為題付梓成書。該書分別就中國漢、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組織、選舉與考試、賦稅制度、國防與兵制等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式的概觀與對照，敘述因革演變，指陳利害得失。要言不煩，論述精辟，高屋建瓴地總括了中國歷史與政治的精要大義，點明了近現(xiàn)代國人對傳統(tǒng)文化和精神的種種誤解，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政治制度史”

這本書看得有一些波折，送到家拆開包裝才發(fā)現(xiàn)買成了繁體豎版。打開一看通篇全是繁體字。不過既然已經(jīng)買了，就狠心看下去了。最后倒是也有意外的收獲，從開始對著簡體版一一查字，到最后基本可以一口氣通讀下來。讀著從右往左的豎版書，感覺也別有一番味道，這也算是以外的收獲及感受。

書中重點介紹了漢、唐、宋、明、清等五個主要歷史朝代的社會制度。而每個社會制度，又分為政府組織、選舉制度、經(jīng)濟制度和兵役制度四個方向，最后加以政治得失的論述。

對于政府制度，重點在于闡述君權(quán)和相權(quán)、中央與地方的分權(quán)與制衡。中國從秦開始出現(xiàn)大一統(tǒng)的國家以后，此消彼長的角逐也就成了中國社會制度的最主要的構(gòu)架。

其次，作者談論了選舉制度，非科舉制度，而是選舉制度自古至今的發(fā)展演變。再進一步，作者論述了不勞而獲的人是如何不勞而獲的所謂的經(jīng)濟制度。

最后，作者回答了歷朝代國家是如何“攘外”和“安內(nèi)”的，這就是兵役制度。關(guān)于兵役制度重點有二，即兵源和糧源。

我認為，本書的精髓在于，其一，錢穆先生帶領(lǐng)我們在以整體的視角審視這個社會，而不是去關(guān)注盤枝末節(jié)，當然這也造成了內(nèi)容一定程度上的乏味，但是細讀起來，卻又有很大的收獲，是一種對歷史的大局觀的理解與認識。其二，成書的主要目的，是使讀者看清，中國有很多優(yōu)秀的社會體制，并不能以“專制黑暗”四個字全盤否定，封建社會不是專制黑暗的，每一項制度在產(chǎn)生之初都有其存在的價值。以下是我摘錄的幾段錢穆先生的幾段句子。

“今天我們的政治，已經(jīng)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歷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問了。其實這觀念還是錯誤的。傳統(tǒng)政治的積弊，雖是歷史，同時也還是現(xiàn)實。外貌變了，實質(zhì)仍未變，如何能不仔細研究呢？正如我們誤認了以往政治傳統(tǒng)一切該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同時我們對一切傳統(tǒng)和習慣，也失去了共尊共信新?！?/p>

“中國之將來，如何把社會政治上種種制度來簡化，使人才能自由發(fā)展，這是最關(guān)緊要的。但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p>

“一個時代，總有一個時代的人才，也總有一個時代的法制。”

“我們不能?？磩e人家，樣樣向人學。人家的法規(guī)制度，同樣不能有利而無弊。但人家各自在創(chuàng)制，在立法，他們覺悟到有了毛病，還可改?！?/p>

“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歷史沒有不對的，不對的是在我們不注重歷史，不把歷史作參考。至少我們講人文科學方面的一切，是不該不懂歷史的。政治也是人文科學中一門，我們回頭把以前歷史經(jīng)過，再看一道，總還不是要不得?！?/p>

通讀全書，我有以下的一些思考：

這本書使我獲益匪淺，解決了我中學學習歷史時的很多困擾。作為一個文科生，中學時期學歷史學的只能說是分數(shù)很高，但是一直覺得缺乏透徹的理解?？傆X得學的一直只是干巴巴的文字，死記硬背?，F(xiàn)在讀完這本書，使我在這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以前只是在學一個“是什么”，無論是史實還是歷史評價，但是現(xiàn)在多了對“為什么”的理解。同時我也體會到了學習的一種漸進性，相信要是高中時期讓我讀這本書，也很難達到理解的程度，畢竟我不是什么天才。但是，現(xiàn)在還是缺少了一個“怎么樣”，這還需要我不斷地努力。

社會的進步，主要靠兩方面，一是科學技術(shù)，一是社會體制。在遠古社會，由于缺乏了科學技術(shù)，且社會體制也不完善，所以社會進步是緩慢的。而如今，科學技術(shù)高度發(fā)達，社會要想進步，就要不斷健全優(yōu)化的社會體制。

讀了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包括以前看過的《易中天品三國》等一系列百家講壇，我最大的收獲便是學會了評價一個朝代的政治好壞的一種方法——歷史意見，而不是只從個人所屬的時代出發(fā)，站在現(xiàn)在回望過去，不能只憑自己時代的判斷來吞滅歷史的判斷。錢穆先生指出，所謂“歷史意見”，指的是一項制度實施之時代的人們由切身感受所發(fā)出的意見，而“時代意見”則是指后人單憑其所處的環(huán)境和需要來批評歷史上已往的各項制度?！拔覀冊谘芯繗v史上任何一項制度時，都應該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當時人的觀念與理論，沒有一項制度能夠憑空而產(chǎn)生出來的?！边@種制度背后當時人的觀念與理論，在我們今天看來，或已成為一種“歷史意見”，但對當時人來說，無疑是代表著他們時代精神的“時代意見”。唯有代表著當時的“時代意見”，它才有存在的合理性，才能歷數(shù)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變，才能真正成為一種“歷史意見”。故錢先生認為，“時代意見”與“歷史意見”二者應該是精義相通的。如果說一個人在評價歷史而又不知這種“歷史意見”，那是他的無知；若其明知“歷史意見”為何而又以自己的“時代意見”來肆意吞沒“歷史意見”，那就是狂妄，是數(shù)典忘祖。毫無疑問，對于我們的學習來說，這兩種情況都是要不得的。

我以為，史學給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但是，最終還是要落到“致用”二字上。人們通過研究歷史得失，從眾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種回望的視角更重要的是教會我們?nèi)绾慰磫栴}，是對視角、觀點的一種補全，若不能將此種洞察應用于當代，實在是可惜。錢穆先生書中談到了得失二字，我們不僅僅應該去品評得失，更需要將從中得出的思考運用到現(xiàn)今問題上來，這才更有意義。比如：如果要在中國這個一元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能長久維持其分權(quán)本意的制度的話，這個制度應該是什么樣的？當然，我對政治的理解還相當膚淺，無法來回答，只是提出這樣一個疑問。

當然，吹毛求疵，如果說本書有一些不足之處，我認為當是，評價中國政治得失，還需要將文化、思想與政治制度相結(jié)合來看，相信，如果融入了中國的思想文化后，又會有一番發(fā)現(xiàn)。

縱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在錢穆先生對于歷史制度的解析中，的確打開了我對于很多歷史的誤解。

2014-5-2

第五篇：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后感

讀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在錢穆的這本書中，他就中國漢、唐、宋、明、清五朝的政府組織、百官職權(quán)、考試監(jiān)察、財經(jīng)賦稅、兵役義務等種種政治制度作了介紹和對比，總括了中國歷史與政治的精要大義，從得失兩個方面解讀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精神。有人評論，“可以說本書是一本簡明的中國政治制度史”。

在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不斷地發(fā)現(xiàn)了一些曾經(jīng)在高中歷史課堂中，老師給我們補充過的課本外的內(nèi)容。同時，更多的沒接觸過的歷史觀點也在不斷的改變著我對古代政治的態(tài)度。

這本中講中國歷代政治制度，幾次批評一些人把中國古代的政治一律看作是專制黑暗的觀點。錢穆認為任何制度絕不會絕對有利而無弊，也不會絕對有弊而無利。所謂得失，即根據(jù)其實際利弊而判定。我們不能因為中國古代有了皇帝，違背了現(xiàn)代民主觀念就以“專制黑暗”就把中國過去的政治一概否定。看完這本書，我很認同錢穆先生認為中國明清之前的政治不能算是皇帝專制的觀點。之前朝代的皇權(quán)和相權(quán)是分開的。皇帝是國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腦，他們有各自的職能和辦事機構(gòu)，皇帝是不能隨便干涉宰相的事情的。

中國歷代政治，漢代最好。在漢代政府和皇室的事都歸宰相管，皇帝不能隨便干涉。就制度上來說皇帝很難說是專制的，只有當遇上漢武帝這樣的雄主時，才會偏離正軌。在唐代，皇帝發(fā)出的命令必須要經(jīng)過政府批準，宰相一分為三，變成了“委員會制”。但到了后來皇權(quán)在逐漸加強，相權(quán)削弱，最終在明朝廢了宰相，政府的事皇帝一人辦。到了清朝，皇帝的權(quán)力沒有了制衡，皇帝通過軍機處直接向下面的官員下命令，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由此皇帝的專制達到了頂峰，終于導致皇帝制度被推翻。

總之，這本書確實令我獲益匪淺、大開眼界。另外，我還在讀書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一件趣事。錢穆在書中寫關(guān)于北平的時候，提到了一點關(guān)于北平氣候的內(nèi)容。他說北平之氣候九月就結(jié)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凍。從作為一個在北方長大的人的經(jīng)驗來說，這點有些夸大而與事實不符。但想來錢穆先生浙江無錫人，后又定居臺灣，對北方的氣候多少還是有些不甚了解，難免會逐了大流的定式思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