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法對網絡隱私權的保護困境及出路論文

近年來我國網絡隱私權造成的法律糾紛屢見不鮮，而我國民法在這一方面目前還缺少相應的保護措施。

本文從網絡隱私權的內涵出發，結合當前我國民法在網絡隱私權保護上的缺失，探究加強網絡隱私權保護的民法出路。

1.前言

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給人們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對于隱私權的威脅。

對于網絡隱私權的定義至今尚無權威認定，而對于網絡隱私權的保護現狀和保護出路由于網絡發展時間尚短仍然有著諸多問題。但是網絡隱私權作為一項法律權利是毋庸置疑的真實存在，且是人類的隱私權發展到網絡時代的一種體現，具體來說這種法律賦予的權利能夠確保自然人在網絡上享有私人生活安寧和私人信息得到保護的權利，任何人不得非法侵犯、知悉、搜集、復制、利用和公開自然人的私人信息。

人們在互聯網上的隱私主要體現在用戶電腦、個人網絡主頁、論壇、在線數據庫、電子郵箱、網絡通訊工具、網絡調查及專門網站等處的個人隱私。

2.民法對網絡隱私權保護的困境

2.1 立法缺乏

民法對我國當前的網絡隱私權保護所處困境首先體現在沒有明確保護網絡隱私權的立法。當前我國相關法律對網絡隱私權的保護都是一種間接保護，尚無具有獨立權利類型的法律對網絡隱私權進行保護。

我國目前的網絡隱私權是在傳統隱私權的法律范疇內進行處理的，屬于名譽侵權之列。即使這樣，名譽權與傳統隱私權也并非完全重合，而網絡隱私權更是有著自身獨特性，將網絡隱私權的處理納入到名譽權的相關處理之下反映了當前我國網絡隱私權立法的缺失和無奈。

網絡隱私相對于傳統隱私和名譽權來說有著很強的特殊性，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對于網絡隱私權的保護仍然不能很好完成。單就立法程序來說，越過傳統隱私權而直接對網絡隱私權進行立法也不符合我國立法的相關規范。

即使能夠越過一般法而制定特殊法，對于網絡隱私權的保護也只能采取列舉的形式說明哪些行為屬于網絡侵犯隱私權，但是由于網絡行為更新快，所制定的法律不可避免地要落后于時代的發展。

2.2 司法困難

相比于立法缺失，在具體司法過程中保護網絡隱私權也處于相當的困境。具體來說，當前的網絡隱私權保護沒有特殊法可依，所依靠的《侵權責任法》對于隱私權的保護僅是泛泛而談，例如處理相關案例時主要援引的第二條內容是“侵害民事權益，應當依照本法承擔侵權責任。

本法所稱民事權益，包括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名譽權、榮譽權、肖像權、隱私權……”當面臨具體的網絡隱私權侵權案件時，法官往往會無所適從。

另外，涉及網絡隱私權案件往往有多于普通隱私權的涉案人員，而網絡人員的真實身份也不易確定，涉案人員位置分散給管轄權也帶來挑戰，當事人取證也由于網絡的虛擬性和開放性而增加困難，種種原因給網絡隱私權保護的司法處理增加了困難。

2.3 執法限制

執法限制主要是由于網絡的虛擬性和開放性。網絡信息傳播速度快，傳播范圍廣，一般造成的網絡侵權都有較多的涉案人數，侵權責任難以確定，這些特點也決定了網絡侵權一旦出現就很難挽回。處理網絡侵權時如果當事人訴諸法律其本身就是對隱私權的再一次傷害，而公開道歉更會引發新一輪的關注和“人肉搜索”。

網絡安全問題無疑是對網絡隱私權保護的巨大挑戰。駭客、病毒、木馬等各種不同危險因素都為網絡隱私權的保護帶來風險。

越來越多的新型病毒不斷出現，能夠記錄、復制、竊取個人信息的軟件在網絡上層出不窮，以至于經常出現網絡隱私已經遍及整個網絡卻一時間無法找到信息散布的源頭。網絡技術的快速提高古城中利弊皆有，而網絡空間的無限性更加滋長了利用網絡技術侵犯個人隱私權的行為。

3.提高民法保護網絡隱私權的出路

3.1 明確保護范圍

借鑒西方國家在網絡隱私權保護中的先進經驗首先就是要對網絡隱私權保護的具體范圍進行明確和規范。在英國1984年就頒行的《英國數據保護法》中對網絡隱私權的具體內容進行了概括，主要包括IP地址、網絡財產、信用等在內的私人信息，通過網絡組織參與的各項私人活動，包括電子郵箱、私人數據庫等在內的私人領域。我國網絡隱私權保護工作要首先明確保護范圍，為深入保護打好基礎。

3.2 確立保護原則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相關條款和網絡隱私權的具體特點，在進行網絡隱私權保護時要遵循一定原則。自主原則，個人有權利決定合法發生、變更、消滅民事關系，在保護網絡隱私權時尊重個人的自主權。無害原則，任何人和組織在了解他人網絡信息后都不得以非法途徑進行披露和利用，特別是駭客不得復制、改動、破壞他人私人數據。

知情同意原則，在處理網絡侵權案件時必須要確認受害人是否在知情的前提下對個人信息的使用、復制等行為作出了同意的決定，這種知情只限于對信息了解的完整性和正確性，不完整的信息對于受害人來說可以理解為沒有知情。

3.3 健全法律規范

法律規范是保護網絡隱私權的基礎和重要手段。健全法律規范要求在當前我國網絡侵權事件頻發的背景下，根據我國實際情況，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現有《侵權責任法》的完善中增加網絡隱私權保護的條款。在適當條件下借鑒西方的成功經驗制定我國特色的《網絡隱私權保護法》。

在保護網絡隱私權時要堅持綜合保護的原則，將憲法、刑法、民法與行政法、訴訟法等結合起來共同保護。相關部門在當前我國沒有特殊法對網絡隱私權進行保護的情況下應該因地制宜地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和制度，規范網絡行為，保護網絡隱私權。

3.4 增強網民自律

當前，我國不斷開展打擊網絡犯罪行為，造謠、傳謠等一批網絡大V被逮捕，網民在網絡上的行為也不斷得到規范，這些都是基于我國越來越嚴重的網絡隱私權保護困境而產生的，對于凈化網絡環境有著重要作用。網民在網絡隱私權的侵權行為上既是受害者有時又是施行者。

網民自律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的相關網絡知識儲備和操作技能，重視對自己隱私的保護，同時又需要不斷增強紀律性，將“樸素見義勇為”的思想納入到遵紀守法的行為規范中去，不能肆無忌憚地跟風侵害無辜人的網絡隱私。

4.結語

保護網絡隱私權需要從民法角度不斷加強立法，提高執法質量，同時在民法范疇內明確保護范圍、確立保護原則、健全具體規定，增強網民自律。多管齊下，共同為創造良好和諧的網絡環境而努力。

第二篇：網絡問政發展的困境及出路

網絡問政發展的困境及出路

一、互聯網的發展

互聯網在我國的發展是從 1994年的科研教育上 網開始的，到 1996年開始大眾上網，但是真正的政府 上網是 1999年開始的。雖然我國網絡發展起步較晚，但是發展非常迅速，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統計報 告顯示，截止 2010年6月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了4.2億，互聯網普及率攀升至 31.8%。我國網民的互聯 網應用表現出商務化程度迅速提高、娛樂化傾向繼續 保持、溝通和信息工具價值加深的特點。

2008年6月 20日，胡錦濤總書記通過人民網強國論壇問候網友并同網友在線交流，成為“中國第一 網民”，實現了黨和國家領導人與網民的“第一次親密接觸”，將網絡問政推向一個新高潮。2009年 2月 2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第一次與網民進行了零距離的“親密接觸”，通過中國政府網、新華網與網民進行在 線交流。與網民兩個小時的互動交流中，來自各省區 市及臺灣、香港、澳門，乃至歐洲、非洲、澳洲、美洲的 全球網民紛紛向總理提問，相關帖文、留言多達數十 萬之多。2010年 1 月 25 日，“網絡問政”首次被寫進政 府工作報告，強調要“加快參事參政咨詢工作，發揮院 士專家等咨詢研究機構和社會昕證、網絡民意在決策 中的作用”02010年 2月 2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再 次接受中國政府網、新華網聯合專訪，與網友在線交流，回答了有關反腐、房價、大學生就業難等問題。縱 觀網絡民意，不論是反腐倡廉、尋求社會公正，還是渴 求社會和諧，絕大多數網民所表達的恰恰是代表了底 層百姓的意見和呼聲。

二、網絡問政的現實意義

網絡問政的重點在于詢問和傾昕，主要功能是建立政府與公民之間快捷便利的信息交流渠道，應屬于 政府信息公開的重要環節。網絡問政作為我國公共管 理實踐中的一種創新形式，對于行政管理改革具有重 要的意義。

（一）網絡問政有利于公民參與政治 當前社會各階層民眾都可以通過互聯網這個平臺反映聲音與表達意見，對國家的政策方針建言獻策，甚至可以借助網絡曝光社會問題。網絡問政彌補了現實政治生活中公民直接參政方式的不足，提升了 公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實現了政府與民眾之間政治 信息互通的渠道

（二）網絡問政有利于收集民意訴求

網絡問政使各級政府官員能夠通過網絡以微服私訪之式體察民情，了解民意。網民所提出的意見與建議雖是個人觀點，但也來源于社會生活的某個方面。代表著一個群體的心聲，因而可以成為領導干部 征集民意，聯系群眾的一個窗口。與此同時，網絡的便 利性和隱蔽性使得公眾愿意在網上表達自己的真實 想法與意見，方便黨和政府準確掌握社會信息，了解 人民群眾的訴求。

(三)網絡問政有利于和諧社會建設

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各種社會矛盾存在，若沒有適當的途徑進行引導，極易引發社會沖突和突發性事件，不利于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一方面，網絡問政可以為社會各階層提供一個簡便的 利益訴求和情緒宣泄的渠道，客觀上可以起到安撫情 緒、緩和矛盾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網絡問 政主動聯系群眾，關注和關心公民的需求和各種呼 聲，杜絕粗暴野蠻執法行為，糾正政策執行的偏差和 扭曲，減少政府與民眾的矛盾與沖突。

三、網絡問政發展困境

隨著網絡的日益普及，網絡問政已成為中國公民行使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的重要渠道，取 得了一定實效。然而，總體說來，當前網絡問政的發展 也還存在一些困境。

（一）、網絡法律缺失，問政缺乏保障

我國現行相關的法律法規如《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互聯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 定》、《新聞網站電子公告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計算 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等尚存在一些不夠完善之 處，刑法及知識產權法中的相關法律規定也不夠清晰和明確，不能保證網絡問政的順利開展。我國目前仍 然沒有一部網絡問政方面的法律，存在不少法律上的漏洞與“空白”，比如說知情權與隱私權、政務公開與黨政機密、社會監督與造謠誹謗、言論自由與人身攻 擊等，都沒有明確的法規對其進行界定，就沒有法律 上的保障。(二)網絡監督缺位，問政信息不安全

網絡問政要認識到網絡媒體自身信息傳播中信息失真、控制性差等不足，特別是當前網絡上侵犯隱 私權、虛假信息、扭曲夸大等種種問題泛濫。網絡傳播的匿名性、交互性和開放性，使得網民在網絡信息發布上不受控制，暢所欲言，也導致了不少虛假信息風 靡，t昆淆視昕影響正常社會秩序，給網絡監督增加了 不少難度。區分信息真偽將是對網絡公民的巨大挑 戰，這種挑戰“將對民主文明產生深遠的影響響。這種 信息的不可靠性，使得操縱信息擾亂民意成為可能，從而 破壞監督機制的運行。網絡監督的技術和人才短板也限 制了政府對網絡監督的力度。相對于傳統大眾媒體管理 以政策管理為主，網絡媒體由于主體的多元化，網民成 分也十分復雜，監督管理困難，信息安全風險巨大。(三)網絡社會虛擬，問政者身份識別缺失

互聯網絡是一個虛擬的空間，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無法識別誰是代表政府，還是代表個人或某些團體。若不能對網上當事人的身份進行有效識別，那么 就難以保證網絡上問政信息處于穩定的狀態。網絡發 言人應對的是無數個現身的或是隱身的網民，是以一 應對元窮大的交流方式。網絡發言人與網民交流順暢 的關鍵在于身份驗證，只有亮明了自己的真實身份，交流才能順暢，網絡發言人才能夠獲取網民的信任，真正地融入到網友中去傾聽民聲獲取民意。

四、網絡問政發展的出路

”網絡問政“作為信息時代的新產物，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胡錦濤總書記于 2008 年 6 月考察人民日報社時指出”互聯網已成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 地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器，我們要充分認識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媒體的社會影響力，高度重視互聯網的建 設、運用、管理。“同因此，必須想千方百計地解決困境，尋找網絡問政的出路。

(一)加強法制建設，完善網絡問政法規

國家相關部門應盡快結合實際，完善各項規章制 度，出臺網絡問政基本法，明確政府和網民在網絡問政過程中各自享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規范網絡問 政程序，徹底肅清網絡歪風邪氣，使得網絡問政真正 成為網絡民意傳達的平臺。目前正在起草的《侵權責任法》對互聯網上的侵權問題會做出更詳細、更完善的規定。另外，我國有關部門也在探討制定《個人數據 保護法》。中國互聯網協會發布的《文明上網自律公約》提出，”提倡互相尊重，摒棄造謠誹謗，促進網絡和諧共處;提倡誠實守信，摒棄弄虛作假，促進網絡安全 可信“[飛這需要廣大網民共同行動起來，自覺踐行公 約，遵守網絡問政規章，促進綠色網絡建設，做成熟、理性、負責的網民。

(二)力口強網絡監督，科學管理網絡問政

網絡監督既是政府的責任，也是網民的義務。首先，政府應該設立專門的部門，加強對網絡監督的宣傳 和教育力度，提高全民的網絡監督意識，有針對性地應對網絡問政，構建科學的網絡監督工作機制。其次，要多種形式開展網絡監督管理工作，除設置”網絡虛擬警 察"之外，可聘請網絡技術方面的專家創造維護網絡問 政信息安全的軟件，如反惡意廣告和污蔑言論軟件、反 不健康發言行為軟件等。最后，要通過網絡監督體制的 構建保證網絡監督的落實，既要明確網絡問政言論和 行為的法律界限，又要呵護民意。這樣就要求同時抓好 兩方面工作:一方面要加強網絡問政透明度建設，及時 公開法律允許的相關信息，為群眾實現網絡監督創造 條件;另一方面積極回應網民的疑問，及時調查和反饋 網上反映的問題，為民眾的訴求。信息充分流動提供足 夠的空間，督促有關部門快速反應，有始有終。(三)建立網絡發言人制度，優化網絡問政機制

網絡發言人關鍵在于不僅要發布權威信息，還必須承擔身份識別的特定義務，以便公眾信任并發揮積極作用。首先，必須讓網絡發言人盡最大可能在網上 表明身份，增加透明度，提高其網絡發言信息的權威 性。其次，要建立網絡第三方認證制度，確保網絡發言 人不僅可以通過政府及其所屬部門的官方網站發表 意見，還可以通過其它網絡與公眾加強信息交流，解 決廣大人民群眾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最后，要加強專 業培訓，提升網絡新聞發言人的素質和技術水平，造 就一支熟悉黨政新聞工作、掌握網絡傳播技術，具有 開拓精神的網絡發言人隊伍。不僅使其在網絡上宣傳 政府信息，扮演上傳下達的角色，還要調動一切網絡 資源，營造和諧網絡信息交流氣氛，真正解決公眾關 心的問題，發揮網絡問政的最大效用。

第三篇：初中作文教學的困境及出路論文

一、中學語文教學中作文教學的地位嚴重偏低

語文教學是由閱讀教學與寫作教學兩大塊內容構成的，看上去寫作占有半壁江山，而在高考中作文也占了60分，但在實際的語文教學中，作文教學在總的教學中所占比重嚴重偏低。我曾就此問題在本校及兄弟學校數十位語文教師中作過粗略調查，從調查的情況來看，至少有以下幾點是值得深思的：

1、一半以上的教師很少上作文課。當然也有老師認為不上作文課也不要緊，因為可以在閱讀教學中體現，對名家名作的品味本身就是在寫作藝術上的滋養；不過這僅是指作文指導課而言，課文即是指導的好例，但是作文評點課呢？這應是作文教學的一塊重要內容，總不能用名家名作點評來代替吧？緣于什么？就是

2、又有超過一半老師是不認真改作文的，沒有認真改過，當然無法評點；這里又會有老師認為，作文可以由學生自己互改的，這是可行的，但必須與老師改穿插進行才行，而且學生改作文實際上還是要老師先有總體把握，對學生作文情況有明晰認識，而這是向來不改作文的老師所做不到的。老師不改作文，學生當然對作文沒有什么動力可言，布置作文也是非“聽取嘩聲一片”不可的了，于是有了

3、少寫作文。有些學校規定一學期至少要有八篇作文（且要是大作文，區別是平時的小作文），也差不多就是兩星期一篇，這恐也是無奈之舉，只怕不給一個下限，就會老師索性一篇也不安排寫了。在我所調查的老師中，基本上能到這個數（超了這個數的則僅一二位），有兩三位只寫了三四篇。而是否每一篇都批改過，就難說了。

要教師真正地重視作文，還是要在評價系統上面做文章，尤其是學校組織的大小考試，必須嚴格按照作文評分的標準來進行。而這一點，恰恰是被忽視的，改作文題的教師往往把這看作一件可隨意為之的事，時間寬則仔細一些，照顧點文采、結構、字跡，時間緊了就隨便打分，只求能保“底”（事先設定的作文平均分）。這就造成了學生常常不能得到實際水平所能得的分數，文采好的學生還好，因為畢竟語言擺在那里，躲都躲不開的；而中等水平與低水平的學生的檔次卻無法分開，甚至常有低水平的學生作文分遠高于中等水平學生的情況，而仔細讀來又完全應該倒過來。這樣一來，大多數學生（或要除掉一部分本身喜歡寫作的學生）自然就會覺得作文沒有意義――中等水平學生認為自己辛苦寫來卻只能得低分，反不如隨便對付的低水平學生，而低水平學生則更認為作文只要隨便對付就行了，根本不用多寫。反映在教師方面也是如此，既然作文成績如此“變幻莫測”，又干嗎吃力不討好地安排寫作文呢？本來積極的也變得不愿再寫了。所以還是要對考試作文的批改認真對待，力求公平，讓不同檔次的學生有他們屬于自己的成績，且要拉開檔次；這樣，學生會提高作文訓練的積極性，教師也會加大作文訓練的強度，多寫作文，多改作文，多上作文課。不過，隨之而來的是工作量的增加，但語文教師不愿在作文上花時間，本就是失職的。

二、作文教學的方向定位有誤

語文老師可以不上作文課，卻不能沒有一二文采好的學生。通常我們會把他們的作文拿出來展示，或投到各家作文報刊，再有就是參加各類作文競賽。文章發表了，競賽獲獎了，教師也跟著沾點光。但實際上這些同學文章的發表、獲獎與教師并沒有多大關系，他們的作文才能并不是老師教出來的。而我們卻往往以班里有寫作好手為驕傲，將推薦他們發表文章、參加作文競賽作為自己的光榮使命。而這正是作文教學定向的失誤。

要讓作文教學有其真正意義，則我們要把目光投向那些廣大作文底子不實（或者較差）、閱讀量很少、對作文有厭惡感、恐懼感（并不完全像有些報刊上說的那樣是因為老師要求寫的作文不能讓他們自由地抒情）的學生。也就是說，作文教學要完成的使命，是“雪中送炭”，要做到“平民化”。

“平民化”的作文教學聽起來簡單做起來難，因為這意味著老師不能只顧著“欣賞”好文章，而對文句不通、文采不佳的文章一勾了事，反而更加關注后一部分學生的文章。上作文指導（講評課）也不能僅是讀一篇寫作水平較高的學生的文章了事，因為更多的學生會想，反正他（她）的作文很好，我是寫不出來的，反而沒有效果，不如轉向到這本來“沉默的大多數”上；在他們的作文中，我們也許很難找到一篇完整的可以作范文來讀的，但畢竟基本上還是可以覓出一二“閃光”的語句的，將這些語句摘出來，用“妙語集粹”一類的題目拿到課堂上讀一讀，品一品，恐更會激發學生寫作的積極性，至少有更多的學生會努力在寫作中添一些精彩的表達，這正是作文水平提高的開始。再以此與讀高水平學生的作文結合起來，則會使作文課更有吸引力。

這就意味著教師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而精神上的審美愉悅或會銳減，但如果是真的想要大多數學生能在作文上得到益處，就非這樣做不可。

三、作文“真實”把握模糊

按有些老師的說法，作文的“真實”體現于學生在自由狀態下的心靈表白，而虛假則體現于對某些宏大主題的刻意趨近。這已得到了廣大老師的認同，包括高考，也在努力給予考生足夠的自由空間。但在實際操作中，當我們打算徹底放手給學生寫作的自由，卻仍不時感到，他們在操著一種流行的腔調，說著流行的話語。這就是真實嗎？這當然是真實的時代病癥的反映，但絕對不是每個作為個體的學生思想的真實反映，他們完成的是“復制”，而不是創造。于是有了這樣的矛盾：不給自由吧，學生作文表達的不是他們自己；給了自由吧，學生表達的竟還不是他們自己。正因有這樣的懷疑，我曾在自己的一篇名為《關于學生作文：自由與“作秀”》的小文中說：“在如今的學生作文中，我以為最可關注的倒并不是他們心里是怎么想的，而是在他們真實的想法和那些陰暗、深刻的表達之間，出現了怎樣的虛飾。”

就我自己的粗淺思考來說，在學生作文的真實性方面，我們要強調，真實也是分淺表和深層的，淺表的真實，只表達出了“感受”中的真實，并沒有經過思想的過濾；而深層的真實則是經過思想的過濾的（思想是否具有相當深度又是另外一個問題），是能夠體現一個人的精神力量的。在寫作文時，就必須強化“深層的真實”。比如寫青春歲月、高中生活，學生往往就選擇了寫迷惘、困惑、叛逆和苦、累。這些當然可以看作是真實心境的反映，但都是淺表的，未抵達人的本質層。人是有對環境的超越能力的，正是這種超越性，成就了許多杰出的人。如果有學生能從這個角度入手寫文章，則可以說我們看到了深層的真實，看到了一個人對本質力量的挖掘。但當然，這里還是會出現學生所想與所寫不一致的情況，此處的微妙，就需要教師好好把握了。

第四篇：民事行政檢察保護公益的困境及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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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行政檢察保護公益的困境及出路

民事行政檢察保護公益的困境及出路

摘 要 為積極應對侵害公共利益現象，新民訴法增加的第55規定。但具有法律監督權的檢察院能否為公共利益說話？如何為公共利益說話？案源在哪里？本文闡述民事行政檢察具有保護公益的職責，指出民行檢察保護公益的案源困境并分析民行檢察保護公益的案源范圍，以期為破解民行檢察保護公益的案源困境提供思路。

關鍵詞 民行檢察 公共利益 案源

作者簡介：卓榮華，莆田市人民檢察院。

中圖分類號：D92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4）05-152-02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訊速發展，出現了大量的侵害公共利益（即公益）的案件，如國有資產流失案件、環境與自然資源的公害案件、不合理利用土地案件、破壞土地資源案件、壟斷經營案件等，特別是食品安全頻發，水質嚴重污染等案件，造成人人自危，缺乏安全感，損害了所有國人的利益。2013年起施行的新民訴法增加規定：“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應對侵害公共利益現象，具有法律監督權的檢察院能否為公共利益說話？如何為公共利益說話？案源在哪里？

一、民行檢察保護公共利益的法律職責

（一）從理論來看，民行檢察應有保護公益職責

我國憲法規定，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通過維護國家法律正確統一實施，保護公共利益。有的認為檢察機關現代監督理念的基本內容之一是堅持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原則。

有的認為檢察機關在民事訴訟中應處于“國家公訴人”的地位……涉及社會公共利益的行政案件，檢察機關應參與監督。

有的認為民事抗訴的基本原則之一是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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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認為對于執行檢察監督案件，檢察機關要對涉及國家、社會公益案件提起異議之訴。

有的觀點認為我國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檢察機關只能在國家或公共利益范圍內提起抗訴，高檢院《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辦案規則》規定的抗訴范圍過于寬泛，民事抗訴范圍應限制在涉及國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檢察院自行發現的案源也應限制在涉及國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可見，即使是主張“弱化”民行檢察監督的觀點，也認為民行檢察具有保護公共利益職能。此外，在我國現階段，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高度一致，一般說來，維護國家利益就是維護公共利益，維護公共利益就是維護國家利益。

（二）從我國檢察史來看，我國檢察機關具有保護公益職責

1949 年底公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試行組織條例》第三條規定：“5.對于全國社會與勞動人民利益有關之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訴訟，均得代表國家公益參與之。”1954 年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我國《檢察院組織法》第四條關于檢察院職權的規定包括“對于有關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權提起訴訟或者參加訴訟。”

2011年兩高關于《關于對民事審判活動與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的若干意見（試行）》第三條、第六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于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調解，可能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可以向當事人或者案外人調查核實，確實存在損害兩益的應當提出抗訴。

2011年兩高會簽了《關于在部分地方開展民事執行活動法律監督試點工作的通知》將“人民法院的執行行為嚴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作為監督內容之一。

2012年新民訴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高檢院對各級法院或地方各級檢察院對同級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上級檢察院對下級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有本法第二百條規定情形之一的，或者發現調解書損害兩益的，應當提出抗訴或檢察建議。

（三）從我國臺灣地區及現代各國的檢察制度來看，它們都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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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公益

我國臺灣地區，檢察官應本于公益，依職權或申請積極參與民事及非訟事件。現代各國的民事檢察制度，在內容上注重保護公益。在設計民事檢察制度時，往往都把公共利益作為一個很重要的切入點。如法國檢察官有權以政府專員身份參與任何行政訴訟案件，對于公益遭受損害有權提起訴訟；英國檢察官對于一些涉及公益的行政案件，可以通過公共利益訴訟的方式進行監督。

二、民行檢察保護公益的案源困境

（一）當事人、利害關系人涉及公益案件申訴渠道的弊端

對于損害公共利益的調解案件、執行案件，信息不對稱使當事人、利害關系人不能申訴；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國人心態，使當事人、利害關系人不愿申訴；在當事人、利害關系人與惡意串通損害公共利益的情況下，當事人、利害關系人不會申訴。

（二）民行檢察自行發現涉及公益案源的問題

對于損害公共利益的執行案件，法院執行案件數量相當龐大，對每一起案件都進行法律監督，不切實際。有的建議民行檢察要爭取得到人大、黨委的重視和支持，與法院建立通報制度，受理涉及公共利益的民行案件。但民行檢察受理階段應該由法院還是由檢察院來認定哪些案件涉及公共利益？ 同時，應該警惕：民行檢察在拓展案源時，擴大理解“公共利益”； 民行檢察在監督法院、行政機關時，縮小理解“公共利益”。

（三）公益的范圍難以界定

公共利益的范圍不好確定。正如有的觀點所言，將“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益”作為民行檢察監督條件，但由于在理解和界定“兩益”上存在嚴重困難，難以操作，可能導致該規定難以落實。

三、民行檢察保護公益的案源范圍

雖然公共利益是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政治學視角（民主理論）、法學視角（法治理論）、經濟學視角（公共物品、公共選擇理論等）、哲學視角（公共哲學）等常見視角在界定公共利益方面難如人意。”

但是“不確定法律概念在法律用語中，隨處可見，甚至較確定法律概念為數更多。公序良俗、誠實信用、公共利益等為典型之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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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概念；出生、結婚、停止營業等則屬確定法律概念之適例。”

“所謂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是謂法律條文中，常使用一些概念不甚具體、明確的用語，讓法律適用者（如行政機關、法院及人民）可以斟酌實際情形來決定了解其內容。” 可見，界定公共利益是可行的，必要的。

就公共利益的規定而言，我國在不同立法文件中存在不同稱謂的現象，如我國最早規定公共利益的1954年《憲法》使用“公共利益”，又如2007年我國《物權法》第四十二條、《行政處罰法》第一條、2008年《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十三條；有的法律僅使用“社會公共利益”，如《合同法》第七條；有的法律同時使用“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如《采購法》與《信托法》第五條； 有的法律同時使用“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如《法官法》第八條。且絕大多數是采用概括式定義，只提出了在執行法律過程中要考慮公共利益。

2011年頒布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八條規定采用列舉式的立法。考慮到民行檢察工作的可操作性，下文列舉一些具體類型，希望對破解民行檢察保護公共利益的案源困境，有所助益。

（一）行政類

相對于民事檢察，行政檢察的理論研究與實踐較少。德國學者哈特穆特?毛雷爾在《行政法學總論》中明確提出“行政的出發點是公共利益”。

德國學者拉德布魯赫曾經從正面對行政之實質意義界定如下：“行政包括一切法律上及事實上行為，此等行為在于對公益之持續維護，而公益則源自國家存立目的及其文化任務。” “立法創制法律，司法和行政則以不同方式遵守法律。在法律限定的范圍內，司法所實現的是爭議中的法律，行政實現的則是公共利益。”

然而，國家行政職權不行使，法院不受理非訴強制執行案件，導致社會不公平，公共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現象時有發生。

（二）生態類

生態環境及各種資源遭受破壞，若行政主管部門不作為或亂作為，就使公益受損。2003年，四川省閬中市檢察院提起環境保護的公益訴訟，獲得法院支持。各地檢察院不斷探索提起公益訴訟方式，最新【精品】范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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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產生一定的經驗效果。

（三）經濟類

1.消費者

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消費者，由于消費者信息不對稱、經濟實力等無法與企業相抗衡，且具體到個體消費者而言，可能數額及其微小，但總數卻可能很大，從權利救濟的角度來說，給個體消費者帶來的獲益并不多。但從侵權人非法獲利角度看，如果不主張權利，就將損害公共利益。

2.反壟斷

壟斷、不正當競爭等行為侵害公平、有序的市場秩序，損害公共利益，民行檢察應介入調查，體現了檢察監督的社會功能。

3.國有資產

國家財產受損，而缺少主張權利的主體或者行使國有財產管理權的主體怠于行使權利，甚至積極侵害國家財產，且我國現階段國有資產流失情形嚴重，應遏制這一不利趨勢。

注釋：

江偉，張慧敏，段厚省.民事行政檢察監督改革論綱.民事檢察制度熱點問題探索.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90-91.葉青，黃一超.中國檢察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243-266.蔡福華.民事抗訴問題研究.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11.47-48.何小敏，吳世東.檢察機關民事執行監督職能管見.人民檢察.2004（1）.邵世星.民事檢察與公共利益保護.中國檢察官.2012年（4）.楊立新.民事行政檢察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4.林貽影.兩岸檢察制度比較研究.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215.邵世星.民事檢察規律的比較研究與啟示.人民檢察.2012（9）.謝志強.行政檢察制度比較研究.河北法學.2010年（9）.孫加瑞.修改中如何鞏固和發展司改成果――完善民事檢察制度需要解決的十大問題.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1（5）.最新【精品】范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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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太剛.公共利益法治論――基于需求溢出理論的分析.法學家.2011（6）.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八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76.陳新民.行政法學總論.臺北：三民書局，1997.221.[德]哈特穆特?毛雷爾著.高家偉譯.行政法學總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6.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八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5.[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著.米健等譯.法學導論.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130.------------最新【精品】范文

第五篇：基層檢察院隊伍建設的困境及出路

基層檢察院隊伍建設的困境及出路

來源:中國財經時報網 時間:2012-09-13 14:40 中國財經時報網9月13日消息，我國80%以上的檢察院在基層,80%以上的檢察干警在基層,80%以上的檢察工作任務也在基層，基層檢察院是檢察工作的基礎。1在全部的檢察工作中，基層檢察隊伍與人民群眾有著最密切的聯系，他們的整體素質關乎檢察隊伍形象和檢察職能的履行，成為考量檢察機關維護公平正義，展示司法公信力最為重要的因素。因此，加強基層院隊伍建設，提升廣大基層干警的素質業已成為履職所趨，形勢所迫。然而，在加快推進隊伍建設的進程中，基層院面臨著隊伍年齡結構老化、機構編制不足、高素質人才缺乏等諸多困境，業已成為制約檢察隊伍長遠發展的瓶頸，亟待解決。

一、困境——隊伍現狀阻礙檢察職能履行

（一）機構編制不足，新鮮力量難以注入。

科學合理的隊伍編制數是滿足檢察工作發展的需要，根據相關規定，檢察機關政法專項編制達到當地人口的萬分之一才能正常地開展工作。但實踐中，由于檢察院編制是由地方人事、組織、財政部門統一調控，留編不分、空編不用、編制混用等情況大量存在，許多基層院達不到額定標準，編制數不足的情形大量存在。而伴隨著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危及社會穩定、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日益增長，新類型案件層出不窮，基層檢察院對政法編制的需求與日俱增，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甚至出現“一人科”、“兩人科”以及一人身兼數個科室領導職務的尷尬情形，這在流動人口較多、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表現得更為突出，已嚴重影響到檢察工作的正常開展。以成都地區某縣級市為例（如圖）：

地區人口總數（萬人）

應有政法編制（人）

實有政法編制

（人）

缺編率

（%）

進三年招錄

(人)78 78 64 18 1

（成都某縣級市檢察機關編制情況圖示）

不難發現，以該院為代表的基層檢察院應有政法編制數和實有數都與當地人口數量的比例失調，缺編率偏高急需補充新鮮力量，但編制數不足又阻塞了進人渠道，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檢察工作的開展，反映出現行檢察編制面臨的窘困。

（二）年齡層次老化，人才斷檔現象嚴重。

遵循協調發展的規律構筑檢察人才體系，需要形成合理的年齡層次。因此，基層院各部門都應配置素質相當、數量合理、老中青相結合的梯隊人才庫，形成與工作性質、任務基本匹配的網絡結構，才有利于各項檢察職能工作協調平衡地開展，使人才資源配置更加合理。但如前述原因，因機構編制不足，導致新鮮力量無法進入。而《檢察官法》對法律本科學歷和通過全國統一司法考試才能任檢察官的規定，使得基層院具有檢察官資格的人員嚴重不足，且在短時間內無法有效解決，由于年輕檢察官得不到補充，使得檢察官隊伍結構比較老化，直接影響了隊伍體系的科學建構。最高人民檢察院提供的最新數字顯示，2004年以來，基層檢察院共招錄高校畢業生11512名，選調生2000名，招募大學生志愿者1526人次，新增政法專項編制有80%以上用于基層檢察院。由此可見基層檢察院的人才缺失狀況。2以該縣級市為例（如圖）：

檢察人員總數 26至30歲干警 30至40歲干警 40至50歲干警 50歲以上干警

全院平均年齡

64人 5人 12人 33人 14人 41.53歲

（成都某縣級市檢察機關年齡分布圖示）

中層干部總數 26至30歲干部 30至40歲干部 40至50歲干部

中層干部平均年齡

20人 1人 6人 13人 40.05歲

（成都某縣級市檢察機關中層干部年齡分布圖示）可以看出，該院平均年齡明顯偏高，30歲以下干警只有5人，占干警總數的7.8%；40歲以上的干警有47人，比例高達73.4%，其中50歲以上的干警比例占全院干警的21.9%。而中層干部平均年齡高達40.05歲，在年齡比例上，年輕干部則比例偏小，人才斷檔現象可見一斑。

（三）人員結構失衡，辦案一線力量吃緊。

在當前案件量驟增、案情復雜的情況下，需要保持適當數量的高素質復合型人才，中等規模的業務精通專業型人才和大批量的基礎性實用型人才，形成基礎牢固、中層得力、高層拔尖的寶塔型人才結構。但目前檢察人員中檢察員、助檢員、書記員比例有所失調，長期從事業務工作具有資深資格的檢察官缺少。從文化和專業結構看，隊伍中具有在正規院校法律知識系統學習的人員較少，具有綜合和檢察專業知識專家型人才更是鳳毛麟角；在相關知識上看盲點較多，因培訓機制、經費保障、知識面廣等原因，檢察人員的政治文化、業務素質一時不能很好適應新的標準和要求。在法律專業人員中，主修民事、行政、經濟法學的為空白，尤其是缺乏既有一定的法學理論知識、檢察業務知識，又具有嫻熟的計算機知識和外語表達能力、文字寫作能力的高層次檢察人員。如圖，干警總數

第一學歷為全日制大專以上人數

通過在職教育取得大專學歷人數

全日制碩士研究生人數

國民教育雙學位

人數

64人 16人 48人 1人 0人

（成都某縣級市檢察機關干警學歷層次分布圖示）

檢察官總數

檢察員

助理檢察員

書記員

59人 44人 10人 5人

（成都某縣級市檢察機關干警法律職務分布圖示）由于當前基層檢察院的檢察人員主要來自于恢復重建時期，檢察機關以其它單位和行業調進的人員、國家分配的部隊轉業干部及少部分大中專畢業生居多，以上人員進院時，絕大部分都是中專或中專以下文化程度，雖然后來通過各種途徑獲得了大專或本科學歷，但文化程度并沒有提高到與其學歷層次相適應的要求。盡管1995年頒布的《檢察官法》規定法律本科學歷和通過全國統一司法考試是初任檢察官的必要條件，但由于其對該法實施之前已經進入檢察隊伍的干警未提硬性任職要求，而通過在職繼續教育取得法律專業第二學歷的干警，理論功底和專業水平則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欠缺。顯然，干警通過初次國民教育取得全日制本科的人員較少，且嚴重缺乏計算機、審計、中文等與檢察工作密切相關的專業人員和具有刑事技術鑒定資格的人員，人才結構相對單一，這是導致人才基礎薄弱、辦案力量吃緊的重要原因。

（四）職級待遇受限，隊伍激勵措施乏力。

檢察機關學習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應當在實施人性管理的過程中，通過尊重、理解、關心、造就人，充分激勵干警，挖掘其聰明才智，讓他們在不同的層面、不同的崗位體現自己的能力，從而形成強大的工作推動力。激勵的手段除了物質待遇外，職級晉升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但現實中，一方面，由于現行干部管理受財政供給體制方面的制約，檢察官法所確定的檢察等級待遇存在無法兌現的困難；另一方面，由于對檢察官實行行政職級管理，解決干警的職級待遇相應受到職數數額限制（如成都地區大多數為副科以上級別的不能超過全院干警的50%），造成不少干警干了多年檢察工作也享受不了職級待遇。再與審判、公安機關相比，基層法庭庭長、派出所所長甚至可享受實職副科級，形成的差距更是可想而知。如圖，該基層院的職級情況如下：

檢察官總數

科員級

人數

副科（局）級

人數

正科（局）級

人數

符合晉升條件而晉升受限的人數

59人 29人 19人 11人 12人

（成都某縣級市檢察機關職級人數分布圖示）

二、尋根——體制缺失制約檢察隊伍建設

（一）職業保障缺陷凸顯

隨著國家政策的傾斜和地方經濟的好轉，基層檢察院建設的基本保障雖有所改進，但經費供給不足和待遇偏低等職業保障不力等問題，仍是影響基層院隊伍建設的重要因素，成為制約基層院發展的一大難題。一方面，現行檢察官管理行政化色彩濃厚，檢察機關上級院對下級院的領導主要限于業務上，干部的管理及運作經費仍以地方管理為主。隨著基層院工作業務量的不斷增加，對辦案經費的需求也隨之增大，而現行的財政供給機制很大程度取決于當地財政狀況，這就使基層院的經費得不到充分有效的保障，影響執法活動和辦案工作的開展，甚至出現一個尷尬的局面：評價一個檢察長開展工作的優劣，在某種程度上除了看履行職能工作的好壞外，檢察長給單位“爭取”來多少資金收入占據著一定的成份，若這種經費保障體制得不到根本性的改變，就容易產生檢察工作惟地方財政馬首是瞻的情形，進言之為檢察權地方化留下了伏筆。另一方面，由于檢察院職級比照公務員管理，而職數比例卻受到限制，挫傷了干警的積極性，如果不加以解決，極易出現兩種不良傾向：一是消極情緒，缺乏進取精神，對激勵措施反應平淡，抱無所謂態度，工作平庸，出勤不出力；二是悲觀情緒，一些長期在檢察崗位上誠懇工作的人員得不到職務的升遷，有時職級也難以到位，與政府部門晉升面寬速快相比，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影響檢察工作的正常開展。

（二）教育培訓體制陳舊

教育培訓是提升隊伍素質的重要手段，雖然近年來檢察機關教育培訓工作受到重視，但在相當部分的基層院，教育培訓被認為是軟任務，教育培訓體制上強下弱、上重下輕、上緊下松的整體格局沒有根本改變。在教育培訓的組織上，則仍以兩級培訓為主，沒有真正解決如何面向基層的問題，加上基層院對上級院的依賴心理，相當部分基層院培訓工作處于自發無序狀態，責任落實不到位，紀律要求不嚴格，質量考核不健全。而教育培訓的內容安排則針對性不強，與基層院干警業務素質的實際結合不夠，廣度和深度有待拓展。上述原因與檢察隊伍老齡化疊加，致使檢察工作難以適應時代要求。

（三）人才管理手段有限

人才不是簡單的勞動力，而是對人的體力、能力和智慧進行綜合開發的結果。建立健全能夠全面、客觀、準確、動態地反映每名干警的德才表現和工作實績的考核體系，引導全體檢察干警樹立正確的人才價值取向是激發干警潛能的最佳途徑，也是促進檢察團體形成合力、達到和諧的有效手段。當前各院一般是采取一次的目標量化考核，設置固定的獎金分值，并按考核名次確定上浮系數，這雖然體現了考核差異性，但對于考核獎金的處理上，為了照顧全院所有干警的利益，不易拉開經濟差距，長此以往，少數干警會產生“干多干少一個樣”的心理，不利于干警積極性的調動。

三、出路——機制創新推進檢察事業發展

檢察隊伍建設問題是基層檢察院亟待解決的問題，需要發揮基層院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創新機制，完善措施，更需要上級領導機關的具體指導和支持，上下合力，以實現人才能力資源結構的優化配置。

（一）完善職業保障體系

建立檢察官等級與待遇性掛鉤制度。廢止檢察官的行政等級，形成一套不同于公務員等級制的完全獨立的檢察官晉升制。重視完善檢察官的工資制度和工資標準，將此與檢察官等級制度聯系起來，按等級兌現工資，形成物質激勵機制，并注重檢察官等級晉升，待遇向資深檢察人員傾斜，鼓勵檢察人員安心本職工作。二是建立檢察人員職業保障體系。在落實基層院公用經費最低保障標準的基礎上，要實現逐年遞增，以保證檢察人員履行職責的各項經費要求。在此基礎上,建議通過法律形式建立獨立的檢察經費保障體系，固定和保障執法活動所需的費用和裝備，并賦予檢察機關統一的財政控制權和物資調配權，以增強保障的及時性、有效性。同時，建立檢察人才獎勵基金，制定并落實檢察人才優惠政策，鼓勵他們留下工作。

同時，應著眼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職業特點，對檢察機關的管理模式、內部職能的區分、人員崗位的確定等進行科學合理的管理和分類，取消檢察業務人員的行政級別，將檢察官的政治、工作、生活待遇同檢察官等級掛鉤，鼓勵和引導檢察官去鉆研業務、提高業務水平，鼓勵檢察官職業的資歷化和終身化，以便培養一批專家型的資深檢察官，從而穩定檢察官隊伍。并取消非檢察業務人員的法律職務，用單純的行政職級管理作為對行政部門工作人員的激勵手段，鼓勵行政部門工作人員在行政職級上取得發展。這樣做，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檢察官管理機制，強化檢察業務人員的司法屬性，更大限度地保障檢察官行使職權。

（二）健全教育培訓機制

建立科學合理的職業培訓機制，對檢察官有計劃地進行理論培訓和業務培訓，不但是檢察官法的要求，也是保證檢察人員更好履職的必由之路。筆者認為，針對當前檢察人員培訓現狀，應著眼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要改革現行應急式、補課式培訓的手段，實行系統化、規范化培訓，變灌輸式教育為討論式、啟發式教育，變單純學歷教育為培養復合型高層次人才教育。通過現有電化教育設備，探索現代化、信息化教育手段。上級院則可以開展經常性競賽活動帶動基層院，以賽促學，選拔、培養優秀業務骨干和業務尖子，樹起學習的典型，以點帶面，營造重視 學習的良好風氣。二是要建立教育培訓的激勵機制，把培訓同干部的提拔任用、晉升職級、福利待遇掛鉤，對業務素質高、高層次學習的干警，以及考試、考核成績優異者，在職級晉升、立功受獎等方面優先考慮。對有發展潛力的優秀年輕干警，要鼓勵支持他們到脫產深造。三要建立一套可行的培訓經費保障制度，積極爭取當地黨委、政府、人大對檢察工作的支持，不斷增大培訓投入，加大干警參加培訓的外在吸引力和內在需求動力。四要不斷加強培訓工作管理，規范培訓行為，改變長期沿用的填鴨式教育方法，做到因人而異、因材施教。建議由地區性培訓領導協調小組制訂一套培訓管理制度和教育質量考評標準，對培訓的內容安排、教育手段、培訓目標實行科學規劃，對教育培訓工作進行目標管理，嚴格考核，規范基層院的培訓行為，將教育工作的成效與責任人的政治、經濟利益掛鉤，獎功罰過，杜絕應付心理和形式主義。

（三）整合人才資源力量

整合現有人才資源，優化現有人才結構，是解決當前一個時期隊伍建設困境的出路。這首先要求基層院的管理者改變過去以任務為中心的管理模式，重視干警內在潛力的挖掘，全面樹立“人才是第一資源”的意識，確立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為人才的成長創造寬松的工作環境，形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濃厚風氣，實現檢察人才工作的可持續發展。目前，各基層院都有部分具備檢察官資格的人員分散在綜合部門，未直接從事檢察業務工作，這在一定程度上既造成了現有檢察人員的浪費，也加劇了辦案力量不足的矛盾。在隊伍建設導向上，應當推行“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的用人機制，打破用人“論資排輩”傳統，對高學歷、業績突出以及工作能力特別強的年輕干部應當加強培養，大膽任用。與此同時，應當強化從嚴治檢的監督制約機制。讓干警自覺接受、認真對待黨組織的監督、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新聞輿論的監督、人民群眾的監督，主動征求和傾聽意見，發現問題，及時查糾，及時改進，防止權力失去制約而導致濫用、產生腐敗。對于因公正執法受打擊或遭不公正待遇的檢察干警，上級檢察機關要主持公道，積極協調，以解除檢察干警執法的后顧之憂，保護檢察干警秉公辦案的積極性。

（四）加強隊伍專業建設

在人力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加強隊伍建設需要著力培養內部人才，牢牢抓住“能人”敬業精神強、工作經驗豐富等長處，大力挖掘隊伍潛能，整合有限資源，充分發揮了“能人”的骨干作用。一是大力鍛造中層領導干部隊伍。堅持重實績、論真才、憑公論的用人導向，堅持推行中層干部競爭上崗，實行中層干部一年試用期制和三年任期制，對表現優秀的年輕干部破格提拔，對年齡較大、業績突出的干部繼續委以重任，將能力強但不具備檢察官資格的優秀軍轉干部安排到后勤保障部門任職，使賢者有其職，能者有其位。在“獎懲逗硬，能上能下”機制的激勵機制下，中層干部的業務領導能力和崗位職責意識不斷提高，在履職過程中不僅僅滿足于按部就班，而是積極創新思維，結合工作實際打造特色亮點，帶頭辦精品案、疑難案，成為朝氣蓬勃、奮發有為、敢打硬仗的中堅力量。二是善于發現培養骨干人才。制定骨干人才培養方案，結合“品德、知識、能力和業績”這四項衡量人才的主要標準明確條件，嚴格選拔，確定人才培養對象。在明確骨干人才的具體培養名單后，有針對性地加強培訓，實行動態管理，每兩年對人才庫進行動態調整。對骨干人才的培養，主要采取高學歷教育、接受高層次培訓、重大課題研究和安排參與辦理本院重大疑難復雜案件、參加檢察系統業務競賽等形式。三是充分調動“50”以上人員積極性。在加強管理的同時，在工作、生活上多關心照顧，充分考慮他們的身體條件和自身特點，合理調配使用；關心子女入學、就業等實際問題，力所能及提供幫助，有效防止出現“船到碼頭車到站”的思想。四是結對聯系加大培養力度。院政治處專門制定了新進人員具體培養方案，實行結對培養制度，每名班子成員與一名新進干部結成對子，重點聯系培養。及時了解新進干警工作、學習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突出個人特點實施個性化培養。

五、完善人才激勵機制。

人才需要有效的激勵，人才的成長、發展、發揮作用需要一個良好的環境。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必須著眼于將來，只有這樣，才能使人才隊伍建設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才能更好地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首先，在規定的設置上既要體現壓力又要給予動力，不搞論資排輩，更不能搞平均主義。要將職務職級的晉升跟其工作業績掛鉤，對工作業績好，表現突出的，可以提前晉職晉級。對于工作業績差，不思進取的，認為“無過就是功”的，則延緩晉職晉級；其次，要積極營造有利于人才成長的社會環境、工作環境、研修環境和流動環境。黨的十七大再次提出了要“建設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一個人人學習、全民學習的學習型社會或團體，有著濃厚活躍的學習氛圍，團結協作的團隊意識，平等和諧的人際關系，超越創新的思想境界，在這樣的良好環境中工作學習生活，更能體現出人才的活力和價值；再次，人才是人，既有社會需求又有經濟利益需求，這是人才工作的重要動機。除了精神激勵外，要設置有效的物質激勵措施，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為重點，充分發揮經濟杠桿在吸引、激勵人才上的導向作用，就能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讓人的才能充分表現出來。(馮欣、羅杰文、吳文華)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檢察院 馮欣、羅杰文、吳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