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制鞋代工看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困境（模版）

[轉帖]從制鞋代工看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困境

風水輪流轉。1992年–2006年，中國憑借低工資，低成本，低環境污染容忍度，在全球貿易中占領了大量低端制造的份額，并且不斷向機械，汽車，通訊，電子，醫療器械等中高端制造進軍。

產業被迫升級。日本，臺灣，韓國，香港都是從簡單的低附加值制造業開始發展，進行第一輪原始積累的。國際可比工資（經過通貨膨脹和匯率變化調整后的工資）上漲是經濟發展不得不面臨的結束，其實也是大部分經濟體發展的目的。產業升級，從來都不是輕松的，從來都是無錢可賺，被國際競爭搞得難以為繼才“關停并轉”的。

2009年以后，新增的中國制造業工人，月薪更高，但是平均“勞動生產率”效率和責任心更低，這是社會現實，這是社會進步的結果，也是目前制造業困境的原因。

2013年上半年，裕元工業（00551.HK）營收37億美元，市值340億港幣。國內鞋類品牌運營商百麗國際（01880.HK）市值900億港幣。

目前大陸東部沿海地區工人月薪大約是500美元，印尼大約300美元，而越南只有250美元左右。

寶成前不久發布的數據顯示，該企業2012年底在全球的生產線一共523條，其中中國大陸的生產線為204條，比2011年底255條減少51條。

“現在，中國年產鞋130億雙，其中出口100億雙，內銷30億雙，盡管內銷增速迅猛，但在短期內以出口為主的格局還不會被打破，假如海外訂單轉移加速的情況不引起注意，很可能沿海地區的大多數工廠在5~10年都轉移或關閉，這個從業人數高達1900多萬人的鞋業將面臨巨大沖擊。”李鵬如是表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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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成大陸生產線銳減51條 東南亞搶走中國三成制鞋訂單

【作者： 李溯婉】 2013年07月17日 來源： 第一財經日報

拿什么來與東南亞競爭，這是困擾中國制鞋企業的難題：原料相同，管理層相似，而勞動力成本卻比對方高出約一倍。

“訂單東南移”的趨勢近來愈加明顯。《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昨日從亞洲鞋業協會獨家獲悉，該協會從多方調查出來的結果顯示，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隨著中國制造成本節節攀升，目前東南亞鞋業已搶走中國30%的訂單。

訂單東南移

“如今，東南亞當地鞋廠的管理層中不少人都講中文，主要是從大陸或臺灣派過去，管理水平已與大陸相差無幾，產業配套也逐漸完善起來。”耐克一家代工廠的負責人如是介紹東南亞目前的鞋業現狀。

亞洲鞋業協會秘書長李鵬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稱，從2003年到2013年，中國制鞋工人工資在這十年中增長3.5倍，尤其是金融危機發生后勞動力成本上升迅速，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已經累計升值超過30%，加上其他成本上漲，利潤基本被蠶食完。目前，中國鞋子價格優勢已喪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東莞等制鞋基地有不少大廠的工人銳減一半，三成訂單已轉移到東南亞國家。

“在鞋材方面，相當一部分還是從中國運過去，但自從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建成后，這幾年以來都可享受免稅，這方面成本明顯減少。當生產條件相差無幾時，用工成本卻相差一倍左右，海外客戶越來越喜歡將訂單落在東南亞，為了順應客戶的需求，從大陸轉移到東南亞的生產線日益增多，臺資企業轉移趨勢尤為明顯。”上述耐克代工廠負責人稱，目前成本壓力嚴重困擾著大陸制鞋業。

該負責人還介紹，目前大陸東部沿海地區工人月薪大約是500美元，印尼大約300美元，而越南只有250美元左右。對于鞋企而言，生產線轉移東南亞后，平均一個工人的工資支出就可節省2000~3000美元，假如是1萬人的工廠，一年就可以節省2000萬~3000萬美元的人工費用，這是非常可觀的。

本報記者了解到，為耐克、阿迪達斯、Reebok等多個知名品牌代工，約占全球運動鞋及休閑鞋市場20%（以批發價格計算）的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9904.TW，下稱“寶成”），近年來陸續在江西、河南、湖南等地新建工廠，但還是趕不上往越南和印尼轉移產能的速度。

寶成“砍掉”大陸兩成生產線

寶成前不久發布的數據顯示，該企業2012年底在全球的生產線一共523條，其中中國大陸的生產線為204條，比2011年底255條減少51條。而寶成同期在印尼和越南的生產線卻明顯增加，印尼從2011年的134條增加到157條，越南從140條增加到156條。這兩個國家在之前與中國大陸生產線還相差100條以上，2012年卻縮小到不足50條。

寶成方面稱，為配合品牌客戶的訂單配置及善用各地生產優勢，該企業去年將部分中國大陸產能轉移到印尼和越南，2013年持續強化產能調度彈性，讓中國大陸、印尼以及越南三地產能比重更加均衡。

人工成本持續上漲對制鞋業務的營運效率產生了一定影響，寶成旗下鞋企業績甚至出現負增長。2013年1~6月，寶成子公司裕元工業（00551.HK）營收37億美元，僅同比增長1.4%；寶勝國際（03813.HK）營收8.86億美元，同比微降0.3%。值得關注的是，寶成今年第一季度凈利潤率已經跌至2.4%，下滑到鞋業約定俗成的5%這條“正常”臨界線下，而去年同期為6.5%。

與制鞋巨頭寶成相比，中小鞋企并不具備在海外設廠的能力，面臨壓力更大。當客戶將訂單轉移至東南亞時，這幾年，東莞等地陸續有一批鞋企倒閉。

“現在，中國年產鞋130億雙，其中出口100億雙，內銷30億雙，盡管內銷增速迅猛，但在短期內以出口為主的格局還不會被打破，假如海外訂單轉移加速的情況不引起注意，很可能沿海地區的大多數工廠在5~10年都轉移或關閉，這個從業人數高達1900多萬人的鞋業將面臨巨大沖擊。”李鵬如是表示擔憂。

廣州臺商協會前會長吳振昌也稱，“其實，全球總體消費沒有減少，大陸部分訂單正被越南、印尼等國家瓜分走，東南亞處于產業經濟高速發展期，鞋子、服裝、電子等產業已逐漸與中國大陸勢均力敵。為了避免產業大規模轉移影響到就業穩定，中國政府有必要通過多種方式來減輕企業運營成本壓力。”

第二篇：關于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困境與出路

中國改革開放創造的最大奇跡，莫過于在短短30年時間里，使中國制造業迅速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制造業。作為中國制造業的代表性行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在中國制造業做大做強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30年過去，全球經濟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正面臨生產要素價格優勢逐漸喪失、政策支持逐漸弱化，國際競爭對手迅

速成長等一系列壓力，產業前景越來越不明朗，尤其在當前經濟增長大幅放緩的背景下，我國傳統的出口導向勞動密集型產業舉步艱難，出現了自改革開放以來，少有的大規模企業破產、外資撤離、出口滑坡情況。

中國出口導向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困境

據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的初步統計，去年上半年，我國有6.7萬家中小企業倒閉。這些企業絕大部分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和膠東半島。在企業倒閉風潮中，實力相對雄厚的外資企業不但未能穩住陣腳，而且率先出逃，有的向中國周邊成本更低的南亞、東南亞轉移，有的回流至本國，有的干脆棄廠而去，逃之夭夭。眼下，國際資本以中國為重心的生產布局，正在出現調整，即不再將中國作為全球主要供應基地，在中國的生產能力盡管可能不會大規模撤離，但也只為滿足本地市場需求。日本紡織企業正在探索一種是以泰國為經營總部，以緬甸為生產基地的新模式，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盡管投資回流本國的案例相對少數，但因其發生在德國、美國等發達國家投資中，顯示了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低成本地區向高成本地區的回流這樣一個非同尋常的動向。不僅如此，沉淀在國內制造業的民營產業資本，也有脫離制造業的傾向。，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從商業模式、國家法律政策調整、國際經濟結構變化三個層面探討。

從微觀層面看，相當一部分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商業模式有根本性缺陷。

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獲得巨大成功，與其特殊的加工貿易生產方式分不開，這種生產方式不僅在紡織、服裝、鞋、箱包、玩具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廣泛采用，在信息技術產品、消費類電子產品等高技術產品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中，運用得也很普遍。通過這樣一種形式，勞動力資源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中國制成品大量進入發達國家市場銷售的主渠道。但成功并不能掩蓋這種商業模式的根本缺陷、以及這種模式進行工業化的風險。

這種模式下發展起來的制造業，至少有三大天然缺陷：一是很難實行差異化競爭策略。實際上這是一種為他人代工的模式，從設計、研發、品牌、信息來源和銷售渠道，基本上依賴國外供應商和進口商；二是代工者地位極其不穩定。由于代工基本是相對簡單的勞動，易于替代，因此對工資成本、或由其他因素導致的加工成本上漲，反應十分敏感，很容易導致定單轉移；三是利潤微薄。由于缺乏對設計、營銷等其他高利潤活動的參與和掌控，利潤全部來源于低端加工活動的收入。據有關部門測算，去年1~5月，我國企業平均出口利潤為1.83%，而紡織、服裝、輕工產品的平均出口利潤為-0.22%、1.12%和1.66%。

從中觀層面看，企業的困境部分源于近年來國內法律法規政策環境的調整產生的累積效應，這些調整包括：允許人民幣對美元更大浮動空間，統一中外資企業稅收待遇，降低出口退稅，修改《勞動法》提高勞工待遇；對包括土地在內的資源性產品開發、使用及定價機制，實行更有力度的干預，為控制通貨膨脹，實行偏緊的貨幣政策等。其中，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影響最大，因為來自低端的加工活動利潤微薄，而人民幣升值相當于進一步降低了利潤。

從宏觀角度看，世界經濟的結構性變化是問題關鍵。

始于2002年的本輪經濟增長到2007年底，經歷了長達5年多的上升期。2004~2007年，世界gdp年均增長率近5%，這是自197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增長最強勁的4年。2007年8月起，隨著美國次貸危機浮出水面，其破壞性影響逐漸向其他國家和地區擴散，全球主要經濟體出現經濟減速跡象，經濟增長又回到3.5~4%的區間。令人不安的是，美國政府的政策和市場力量，都不足以阻止經濟從減速滑向衰退，中國出口導向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困境，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

表面上看，目前正在經歷的不過是經濟周期性變化，但此次周期變化與任何一次周期的變化不同，因其背后是經濟運行模式和結構的變化。當前的全球金融震蕩，標志著國際經濟金融化發展到了一個新水平，已使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發生深刻變化。

世界經濟的金融化現象，是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即貿易投資自由化向金融自由化深化的結果。

所謂的金融化可從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理解。狹義金融化是特指通過金融技術，將實體資產置換為金融資產的過程，次貸的證券化，就是地產金融化的一種形式。在金融技術不斷創新的環境下，資產證券化并非只涉及針對資產本身的設計和市場運做，而是不斷對其進行二次方、三次方設計。據有關統計，美國抵押債務與其相關的衍生金融產品的比例高達1:19。

從全球來看，金融衍生交易合約從2002年的100多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16萬億美元，世界所有國家的gdp加在一起，不過50萬億美元，金融衍生交易額

竟達gdp總規模的10倍。金融衍生品的創造過程，就是信用和貨幣創造過程，它的誕生和發展，不但意味著由各國中央銀行壟斷貨幣發行的局面已成為過去，而且意味著金融資本將以過去從來不能想象的速度膨脹起來，從而深刻影響世界經濟運行模式和格局。

廣義的金融化則指世界主要經濟體從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過渡的進程，最典型特征就是近年美國經濟增長幾乎是建立在資產價格不斷膨脹基礎上的。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的過度，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早在20世紀初，列寧就揭示了資本主義這一發展規律，但直到1980年代，這一過程都相當緩慢，1990年代以貿易投資自由化為推動力的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及金融創新，加快了這一進程的步伐。1990年代以來，有著巨大低成本勞動要素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使發達國家中低端制造業加速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并抑制了那些尚未轉移的國內工業的工資成本上漲。另一方面，從發展中國家大量進口廉價消費品，也抑制了發達國家消費品價格的上漲。在毫無通脹壓力、相反卻可能出現通貨緊縮的形勢下，發達國家的金融貨幣政策，趨于朝著寬松的方向發展。較低的借貸成本激發了人們投資資產、尤是房地產的熱情，導致資產以比實體經濟快得多的速度膨脹起來，并很快形成價格攀升局面。同時，金融創新技術又有效地放大了這種虛假繁榮。這些年來，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的高消費。正是建立在將不斷升值的房產抵押基礎上的。到2007年末，美國房地產市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72%，而此時美國人均債務已是人均收入的4.6倍。與此同時，美國經濟結構發生很大變化。1970年代，制造業在美國gdp中占1/4，金融業只占12%，到2003~2006年，制造業只占12%，金融業占20~21%。

在發達國家向資產價格依賴型社會轉型過程中，金融自由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金融自由化是繼貿易、投資自由化后，全球經濟中的一個重要趨勢。自19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金融監管就開始不斷放寬，甚至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在金融自由化氛圍中，金融創新和勇于冒險的精神使信貸快速增加。行業數據顯示，2000~2004年，全球發行的信用工具的名義價值增長了11倍，從每年2500億美元增至3萬億美元。信貸膨脹推高了資產價格，資產價格上漲使信貸增加更有理由，結果使資產價格進一步上漲。

此外，金融自由化，特別是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相繼參與到全球金融自由化大潮中，擴大了世界金融市場的規模，提高了世界資本市場的一體化程度，極大地促進和方便了各國間資本的轉移，成為推動發達國家向資產依賴型社會轉型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數據顯示，僅中國就持有2000多億美國次級債，3700多億美國企業債即“兩房”債，兩者占中國現今18000億外匯儲備的1/3左右。世界經濟金融化趨勢對中國制造業的影響

第一，左右制造業對外部市場的依賴程度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推行了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并獲得極大成功。1980~2006年，中國貨物進出口貿易以年均16.5%的速度增長,比同期世界貿易的增速(7.1%)高9.4個百分點,制成品出口比重從30%上升到90%以上，制造業出口占制造業產出的1/4。這種戰略之所以長久實施并如此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基本上是共贏或多贏戰略。在這個戰略中，特別涉及擁有世界儲備貨幣地位及世界上最大進口市場的美國及亞洲各國。沒有美國持續旺盛的消費需求，也許就不會有中國對美出口的高速增長，鑒于在多數貿易產品的生產網絡中，中國處于終端環節，沒有對美出口的高增長，一定程度上也就沒有理由和辦法維持中國從韓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進口的大幅增長，過去幾年中，中國與美國及亞洲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就是以這樣的方式不斷深化。

美國轉向資產價格依賴型社會的發展模式，更助長了美國消費狂熱。據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的觀察，本世紀以來，美國消費占新增gdp的90%，這無疑為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出口產業提供了更大空間。這種不斷增強的聯系，幫助成就了當今世界最具活力的亞洲區域經濟圈的崛起，同時也成就了中國世界第三大貿易國的地位。從美國來看，亦有好處：大量物美價廉的制成品進口，提高了低收入者福利，降低了通貨膨脹預期，使經濟進入無通脹增長軌道。表面上看，這是一種雙贏模式，實施出口導向戰略的國家，都曾從這種經濟模式中受益，盡管這種模式給貿易各方帶來巨大不平衡，但對一些觀察家和政治家而言，不平衡相當于資源從盈余國凈流入赤字國，是日益一體化全球經濟的一種自然而無害的結果。

但這種模式終究無法持續。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建立在其上的過度消費回歸收入主導，消費增長將保持在可持續的規模和速度上，中國需要尋求一種更加平衡的發展戰略，減少外部依賴。實際上早在次貸危機爆發前，中國已認識到以投資和出口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給中國經濟帶來國際收支不平衡，投資過熱，資源環境壓力過大等經濟發展難以解決的深層次問題，革新圖變的發展思路已開始推進。有國外學者對“科學發展觀”的解讀是：貫徹科學發展觀意味著中國將放棄依賴向世界市場大量出口廉價制成品的發展模式。但一種發展模式的形成，有其特定外部環境和內在條件及以整合、優化內在條件為目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建設。也就是說，存在著巨大的慣性力量，使舊的發展模式繼續。如今，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條件惡化，加大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推動力。

第二，改變中國制造業發展環境。

過度金融化導致金融創新脫離實體經濟發展要求，很大程度上演變成一種純粹的逐利游戲，從而擾亂全球經濟發展環境。從宏觀和微觀上看都潛藏著這種風險。

從宏觀上看。首先，資產證券化過程可在不改變存款準備金率的前提下，提高貨幣乘數，導致生成許多復雜的資金流動，增加通脹的可能性。2002年以來國際貿易中以美元計價的產品價格，特別是工業初級原材料產品、能源產品價格持續上漲，與美元流動性過剩導致美元貶值有直接關系。由于中國正處于世界加工廠的中心位置，對這些產品需求巨大，因而也比其他國家更多地承受了價格上漲壓力。

其次，商品價格指數期貨的發展，強化了商品市場與資本市場間的聯系，增加了商品市場投機的誘因，使生產者面臨更加不穩定的原材料市場。最近一個時期，國際市場商品價格的運行趨勢，似乎受供需基本面的影響在變小，驅動價格上漲的因素與金融市場的關聯更密切。從過去經驗看，較低的利率減少了持有商品等無收益資產的機會成本，而通脹預期的強化，則增加了對實物資產的需求，加上美元疲軟，所有這些都是導致價格上漲的因素。在一個流動性過剩的世界里，商品金融化是導致大宗商品價格持續大幅上揚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到目前為止，國際商品市場經歷了現貨交易、期貨交易和商品指數期貨交易的不斷演化過程。商品指數期貨實際上是一種金融衍生產品，自1986年世界首個商品指數期貨由美國商品研究局和紐約期貨交易所共同推出以來，商品指數期貨發展極為迅速，幾乎所有經濟發達國家都推出了自己的商品價格指數期貨，以投資商品指數期貨的資金規模急速擴大。本論經濟周期中，商品指數期貨以其巨大的規模，引領了商品市場的火暴行情，成為金融市場中矚目的明星。據美國馬斯特資產管理公司資產部經理米切爾在美國參議院舉行的聽證會上的證詞，2008年3月，投資美國商品指數期貨的資金規模達2600億美元，比2003年底的數字翻了一番，導致這些指數所覆蓋的25種商品的平均價格上漲183%。

與期貨市場上的傳統投機者采用短期對沖的交易策略不同，這些投資指數期貨的機構或個人奉行的是一種“買入并持有”的長期投資策略，因此，很多人不認為這是市場投機行為。但這些以養老金、大學贈與等大規模投資商品指數期貨的基金與傳統投機者一樣，是為了謀取買賣價差收益，而不是為規避實物交易的風險。這些基金長期介入商品市場，不但穩步推高了商品市場整體水平，而且增強了商品市場與股市、債市等的互動，使全球投資者的風險取向成為商品價格的關鍵驅動力量，進一步放大了商品市場波動幅度，給生產者帶來更大經營上的不確定性。

從微觀上看，資產證券化的另一個作用是轉移風險，但是，通過資產證券化轉移風險的過程，同時也是擴散風險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風險充其量只是分散了，但并沒有鏟除，同時衍生品市場發展帶動的投資杠桿比率上升，使風險轉移伴隨著風險的擴大。較高的杠桿比率對資產價格的攀升起到更強勁的助升作用，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市場動蕩風險。在全球地產市場、資本市場、商品市場聯系日益密切的國際背景下，中國制造業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對更加動蕩的資本和商品市場，從而既影響在資本市場的融資計劃，也影響在商品市場上的話語權。

另外，金融自由化導致宏觀面上流動性過剩，卻極度惡化了企業融資環境，使其面臨極度緊縮的信貸市場。今天，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的宏觀調控當局，為了遏止通脹的發展趨勢或對沖過剩的流動性、從而執行偏緊的貨幣政策時，都面臨著微觀流動性不足的局面。其實，這也是造成大批美國金融機構和中國中小企業倒閉的一個直接原因。

第三，改變資源配置國際經濟金融化，對資源配置有極大的影響，其影響途徑是多方面的（包括上面提到的通貨膨脹），其中一個重要途徑，就是通過匯率的變化來發揮這種影響力。美國金融化的過度發展，助長信用市場膨脹以及過度消費的傾向，刺激進口需求的不斷上漲，擴大了貿易逆差的規模，成為美元貶值的助推力量。美國彼得森經濟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羅迪認為，人民幣價值低估，實際上是人為提高制造業等可交易商品領域的利潤，降低了服務業等不可交易商品的利潤。在人民幣持續升值的背景下，匯兌風險越來越大，流入國際貿易商品領域的資源減少，甚至出現外流。在制造業內部，人民幣升值實際上是降低了制造業的利潤，這使那些原本微利的行業難以繼續支撐，也就是說，人民幣升值導致資源流向回報率較高的部門和行業，包括某些高利潤的服務業部門，以及中高端制造業。

現代金融服務業高速發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它為自己找到了一種高盈利的發展模式。

與投資制造業相比，投資金融產品和金融產業的潛在高回報，正在極大地影響著人們投資制造業的熱情。來自溫州制造業的報告顯示，這個有著34個產業集群，代表著我國制造業強勁出口競爭力的地區，前一段時期產業資本出現了加速脫離制造業的傾向，企業家更熱衷于投資金融領域。溫州企業家表現出的投資方向的變化，代表了當下中國很大一部分民營企業家、甚至包括國有控股企業的動向。國家審計署曾公布了包括對國際開發銀行在內的5家金融機構2006資產負債審計結果，結果顯示，國開行部分貸款資金存在被客戶挪用問題。實際上就是客戶將信貸資金挪用到股市、樓市等財富效應顯著的領域。

政策啟示和建議

一是適時把握出口節奏

從貿易、投資自由化到金融自由化，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1980年代以來，中國出口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蓬勃發展，得益于國際經濟環境中，貿易投資自由化趨勢的強勁推進。最近幾年金融自由化的趨勢日益強勁，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動力。但過度的金融化，嚴重脫離了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極大地改變了實體經濟運行的宏觀環境，增加了國際經濟中的系統性風險，嚴重扭曲著資源的配置，繼而損害了財富生產和創造過程。在此環境下，貿易保護主義并非中國出口導向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主要威脅，相反，中國物美價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是資產依賴型社會經濟增長新模式不可缺少的要素。在這種模式下，壓低通脹是一個關鍵問題，否則這一模式不可能持續。而壓低通脹的關鍵是進口大量廉價消費品，也就是說，美國資產依賴型社會的成功運行，直接依賴從中國的勞動密集型消費品的進口，這是經濟全球化進一步深化的一個表現和結果。美國的貿易保護是行不通的，特別是對中國產品的保護主義行不通，其奧秘不在于美國對自由貿易的承諾，而在于保護主義使美國資產價格依賴型社會難以維持，不符合美國通過金融資本擴張獲取財富的目標。

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會放棄阻撓中國出口的一切努力，相反，他們可能會更加關注和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向中國施壓，保護主義依然是美國向中國施壓的一種有力武器。但這種武器瞄準的目標，并非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是中國的金融產業。進入并掌控中國的金融產業，也就掌控了中國經濟的制高點。從這個意義上看，應當從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上，把握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長的適度規模和節奏，避免落入圈套，在開放中失去主動。

二是繼續做強制造業的關鍵是優化制造業的發展環境，當今世界經濟，制造業是中國實力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影響世界最重要的杠桿。但世界經濟金融化的趨向，使中國工業化的環境變得更加復雜而動蕩，使中國繼續走依靠初級制造業積累財富的路徑，變得更為困難。因為，盡管中國的國家主導發展的模式依然可靠政府投資拉動需求，但在國內外市場更加一體化、特別是金融資本急劇膨脹的時代，金融資本對商品獲得了很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通過壓低要素價格，取得制造業優勢的方式很難維持。

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產業的不斷開放和發展，金融產業的財富示范效應，將導致資源的重新分配，越來越多的產業資本將脫離制造業，這對中國制造業的升級轉型，會產生一定影響。在此情況下，提高金融產業門檻，并不是有效的辦法，提高出口退稅這類救市措施，只能使更多資源繼續配置在低效領域。關鍵是要讓市場優勝劣汰的機制充分發揮作用，促使產業資本的盈利能力回升到一定的平衡點。

中國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活力，很大程度上來自較低的進入門檻和靈活的退出機制。破產倒閉意味著解放了一部分無效或低效的生產力，使資源將按照新的方式重新配置，也意味著釋放了部分市場空間，增大了現有企業提高盈利水平的可能性。盈利水平的提高，能使企業增加研發投入，為未來的市場做好充分準備。同時，也將有效緩解我國出口導向制造業發達的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存在已久的民工荒，提高勞動力資源配置的效率。從這個角度看，缺乏周密設計的救市動作，可能并不利于中國制造業的健康發展。扶持政策的著眼點，更應當關注普遍提高勞動者素質，建立寬松的創業環境，激勵各種組織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實施結構性信貸政策，引導企業向創新技術類型轉變。

三是大力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為制造業升級服務

總體看，加工貿易模式盡管有缺陷，在我國卻依然有生命力，但在經濟成熟地區，簡單加工貿易的商業模式難以維持，更多企業面臨轉型升級的壓力。但企業升級，產品向高端發展，市場規模有限。在這些地區積極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可為企業轉形提供巨大空間，并可為制造業帶來更大的結構效益。

與加工制造相比，生產性服務業最顯著的特點是延伸力強，其中很多環節可不斷分解再延伸，它不僅幫助制造業延長價值鏈，而且也因此提高制造業的附加值。隨著人民幣匯率升值，服務業利潤被人為壓低的情況逐步得到糾正，目前我國正處在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黃金時期，不論是制造業再生產的環節優化，還是制造業再生產的過程升級，都存在著巨大的投資機會。建議深入研究推動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方面的支持政策，破除阻礙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政策約束和體制障礙，引導生產要素向該領域集中。通過生產性服務業，做大做強制造業。

四是抓住機遇，努力開發與外國品牌擁有者的深度合作機會

倡導、扶持國內制造業品牌建設，是絕對必要的，尤其在工業消費品方面，中國有巨大的機會和可能性，但在生活消費品方面，困難會比想象的多。直接接觸發達國家大眾消費者的熱門品牌，涵蓋社會文化、歷史、心理、傳統習俗、甚至語言等多種因素，外國品牌沒有這種優勢，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消費品品牌尤其如此。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借助外國品牌，大量進入發達國家市場說明了這一問題。因此，消費品的品牌建設和營銷網絡建設，需要側重于與歐美發達國家零售商、批發商、進口商的深層次合作，而不是獨立創建自己的品牌。掌控一個現有的成功國外品牌，實際上就是掌控了國外市場、掌控了國外消費者，比自己創建一個品牌的意義要大得多，這實際上也是西方跨國公司打開別國市場慣用的手法之一。

因此，建議在當前西方國家金融動蕩，信用緊縮，企業資金鏈緊張的環境下，利用我國充足的外匯儲備，通過主權投資基金等多種渠道，參股、并購那些具有品牌、或掌控營銷渠道和網絡的美歐零售商、批發商、經銷商。對于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說，只有掌控這些資源，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減少定單轉移的發生，為出口開辟一條穩定的通途。

第三篇：代工企業在中國的發展前景

中國代工企業的現狀分析

勞動與社會保障1班200919681015 薛夢代工企業在我國通常成為“定牌生產”或“貼牌生產,其基本形態是受托生產方按委托方（品牌擁有者）的委托合同進行產品開發和制造，產品使用委托方所擁有的商標，并由委托方銷售或經營的合作經營生產方式。據統計，全國服裝產業中代工企業是整個產業的主體，企業數占到總數的80%，代理外國品牌或進口國外品牌的國內服裝企業占總數的8%，自有品牌經營企業僅占總數的10%，其他行業也差不多如此。

代工企業的出現不僅促進了我國出口貿易和經濟的增長，有利于擴大就業和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且為推動自身價值鏈的躍遷并實現本國制造業產業的成長和升級提供了難得的機遇，然而，當不少經濟學專家們坐在研究室里高談闊論中國經濟已經回暖的時候，代工企業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問題：“生存還是毀滅？”從2006年開始，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備受關注的佛山利達、東莞合俊、崇高國際等一大批代工企業，或老板自殺，或企業倒閉，或陷入越做越虧損的泥潭。在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曾經為中國經濟的騰飛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中國代工產業鏈是否已經走到了末路？在這場難以為繼的全球代工鏈條上，中國代工企業該走向何方？

影響代工企業持續發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1）自主創新能力。因為跨國公司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都是相對勞動密集的簡單生產環節，而不是技術和研發相對密集的創新性活動，因此，缺乏資助創新能力的代工企業只是跨國公司全球生產網絡中的一個隨時可以被替代的生產組裝車間。（2）自主品牌。自創品牌與代工相比，在研發階段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因而承擔更多的技術風險，在銷售階段需要直接面對眾多的終端消費者，因而承擔的市場風險也很多。面對這些風險，基于趨利避害的特性和不具備做自有品牌的條件，代工企業很少涉足自創品牌。但是，如果沒有國際品牌的支持，代工企業的投資有可能暫時閑置，蒙受損失。（3）利潤水平。通過代工生產，工資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迅速成為低技術產品甚至中高技術最終產品的重要生產國和出口國。在這方面，中國的表現無疑是很突出的。代工企業可以較快地從傳統低技術生產領域進入到復雜的中高技術生產領域，但是由于跨國公司的嚴格控制和企業自身資源不足的雙重約束，代工企業很難擁有自主技術能力和自主品牌，因此在全球初級產品價格飛漲而制成品價格下跌時，代工企業的利潤不斷變薄。數據顯示，自主品牌的利潤率都在35%以上，但是我國一些加工貿易企業獲得的利潤只有1%~2%。無可厚非，代工企業必須轉型升級，提高組織學習能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著力開發自主品牌，重視生產要素質量的提升，開拓自主的國內、國外市場，才能夠在未來的市場上創造自己的精彩。

第四篇：從四大名著看中國

從四大名著看中國之走投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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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58707 鐵皮狐貍 [角落] [飛語] 發表于：13-02-24 18:07 [只看該作者] 從四大名著看中國之走投無路

看四大名著，不能只看到其中神魔亂舞的有趣，英雄好漢懲惡揚善的痛快淋漓，帝王將相縱橫捭闔的權謀秘計，才子佳人蕩人心魄的情孽纏綿。我們還可以看到，這里面明明白白寫著：中國已經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

孫悟空大鬧天宮，很是讓一潭死水的天宮鬧騰了一陣子。他提出的革命理論是：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這一革命理論，與歷來農民起義提出的號召如出一轍。陳勝吳廣的口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不就是孫大圣的輪流坐莊的理論么？大概孫大圣看到玉帝的排場，心向往之，豪言壯語脫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或者吃天鵝肉的心理作祟：“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率領他的猴子猴孫，攻占天庭，把天庭改朝換代成猢猻王朝，這就是孫悟空的革命理想。坐天下的是王，搶天下的是賊；在天庭里，坐天下的是神仙，搶天下的是妖孽，人間天上，奉行同一道德規條。

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斗不過妖猴，于是借師助剿，請來如來佛，妖猴斗不過佛祖，于是猴子被洗腦，跟隨唐僧，充當了鎮壓各路反叛勢力的急先鋒，一路降妖除怪，最后官封斗戰勝佛。從現有體制的反叛者到忠實維護者，進而變成現有體制的受益者，孫悟空用了五百多年。天庭也付出了慘重代價，最后雙方妥協，互相利用。孫悟空在當初跟他一樣身份的妖魔前可以堂而皇之地自稱仙佛，口含天憲，大展神威，實現終極自我價值。天庭也可以利用他充當打手，掃蕩其他對現有體制構成挑戰的各路反叛勢力。孫悟空的七十二變，怎么都比不上他這第七十三變實在，能得更多實惠。

歷代農民起義領袖的嘴臉，在這里被照妖鏡照得毫發無隱。斗得過現有體制，就把玉帝的張姓朝廷改姓孫，斗不過就投降，自己的反叛實力就是跟朝廷談判的本錢，兄弟隊伍的頭顱就是投名狀，幾番含嬌弄態之后，即漂白了自己的出身。唐末朱全忠玩的是這一套，《水滸》里宋江玩的也是這一套。農民起義救中國？癡人說夢而已。

《水滸》里的宋江，玩的也是這一套，不過一在天上，一在地下。世人都怪宋江，怪他不該投降，他不投降又能怎樣呢？梁山事業，實在無路可走。梁山政權，只不過是東京趙家朝廷的山寨版。想當年，趙匡胤在位時，也跟他們的宋大哥一樣英明，一樣講義氣，一樣替天行道，到如今子孫不肖，宋徽宗趙佶昏庸無比，貪官墨吏擾亂天下，假設梁山事業百年長青，誰能保證宋江的子孫比趙佶一定強，好漢們的后代一定比高俅雄起？投降了倒好，中國歷史省去了一個不必要的循環節。

好漢們的理想不過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貪官們的理想不過是大肆撈權大把撈錢多睡女人，后者是前者的衍生品，他們只相隔一張紙的距離。梁山與祝家莊，一個由好地主領導，一個由壞地主領導，好地主與壞地主的距離，也不過一張紙而已。

梁山道路，走下去將無路可走。只可憐了那魯莽得天真可愛的李逵，為了“替天行道”的杏黃旗永續飄揚，拎著一對大斧排頭價砍來砍去，不知他端的要砍誰？

梁山道路，最終無路可走。

《三國演義》宣揚的是圣主賢相救國論，翻譯成無產階級口吻，就是只有劉備諸葛亮才能救中國。可惜梟雄斗不過奸雄，賢相斗不過奸相，仁義斗不過厚黑，劉姓天下無可奈何花落去，圣主賢相的理想一江春水向東流。仁義事業實在讓人悲催，劉備諸葛亮只給后人留下一個欲哭無淚的背影。最終一統天下的司馬氏，一點仁義的影子都找不到。

劉備諸葛亮事業的流產，意味著圣賢救國論的破產。

把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分為兩撥，《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超世獨立，一個人站一邊，其他所有人站另一邊。中國歷史上所有讀書人的腦袋湊在一起也比不過他思想的深刻。曹雪芹通過賈寶玉告訴我們，封建社會已是窮途末路。身處康乾盛世而能認識到這一點的，絕無僅有。比他稍前的明末清初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痛心于明朝的滅亡，沉痛反思的結果無非是皇帝太昏庸，大臣太貪婪顧私利，不去從根本上否定制度，沒有從我們固有文化中查找致命之處，反而抱殘守缺，對傳統儒家沾沾自喜，以為明的滅亡，不是儒家文化的失敗，而是不能遵守儒家戒律的結果。

就像《舊約圣經》里的猶太人，每受一次打擊，每遭一次失敗，都認為是對上帝篤信不堅的后果，是上帝因為他們在異教間搖擺不定而降罰，因而每一次反思的結果都是更加信仰上帝。鴉片戰爭后很長一段時間，先進的中國人反思落后挨打原因，還認為我們只是技不如人，而不是體制不如人，文化已落后。曹雪芹超越了他以前和以后所有的舊式知識分子精英。

他通過賈寶玉的口告訴我們，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文化已是走投無路。賈府里面的男人，從上到下全都靈魂爛透了，封建社會的大廈靠這些人支撐，傾倒是必然的事。不僅如此，賈寶玉還以戲謔的口吻否定了封建社會的最高道德教條,所謂的“文死諫武死戰”。這一條認識是從根基上否定了我們引以為豪的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最崇高的東西都被他看穿看透了，他還能跟周圍的男人沆瀣一氣么？他還能從父命讀八股考科舉光耀門庭為這一腐爛的家族提供繼續腐爛下去的養分么？

所以賈寶玉清醒堅決地拒絕了合作，不愿為這個注定要爛掉的社會陪葬。可惜寶玉的心思書中無人理解，就連他深愛的林妹妹也半點不知，他只能“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了。他的愁恨，他的傻與狂，是出于絕望，他找不到新的道路。《紅樓夢》所深刻揭示的，不是曹雪芹所處的朝代已瀕臨絕境，此時是大清盛世，正是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無限風光的時代，他揭示給我們的，是整個封建社會的走投無路。林妹妹的葬花詞，在賈寶玉聽來，在后世的我們聽來，是唱給所有中國人的一首挽歌。

《西游記》《水滸傳》告訴我們，農民起義，革命造反不能救中國；《三國演義》告訴我們，偉大領袖不能救中國；《紅樓夢》告訴我們，我們真的已走投無路。

我們的文化沒有內生性的力量，靠我們的固有文明來救中國，就好像是用中藥來救治需要開膛破肚的病人一樣無效。

第五篇：從“囚徒困境”看保險誠信建設

從“囚徒困境”看保險誠信建設

從目前國內對保險誠信的研究來看，對保險誠信缺失的原因還缺少深層次的研究，特別是對保險活動中各方出現不誠信行為的內在動因、客觀必然性、制度因素等方面分析得不夠。利用對策論中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可以研究目前我國保險誠信建設中的若干基本問題，有利于正確、客觀地認識保險誠信問題和建立有利于促進保險誠信建設的制度規范。

一、“囚徒困境”問題與保險誠信

經典對策論中的“囚徒困境”問題：一次，某地區警察抓到了兩個犯罪嫌疑人(這兩人事實上一起作了案)，但在審訊前還缺乏定罪的證據。于是，警察將這兩個嫌疑犯分別關在不同的房子里，并對他們進行審問。這時，每個嫌疑犯都面臨著兩個選擇：(1)承認犯罪；(2)不承認犯罪。根據該地區的法律，如果兩個人誰也不承認犯罪事實，則因為沒有犯罪證據，不能判刑，短期羈押后即可被釋放；如果兩個人都承認了犯罪事實，則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兩個人都將被判刑一定時間；而如果其中只有一個人承認了犯罪事實，根據他的。口供，仍然可以給另一個不承認的人定罪，而承認的一方將獲得從輕處理，不承認的一方將加重處罰。現在，兩個“囚徒”都面臨著一個難題：在不知道同伙是否會出賣自己的條件下，應如何選擇?“承認”犯罪意味著背叛了同伙，違背了和同伙事先簽訂的攻守同盟，但自己可能會獲得從輕發落；“不承認”意味著繼續和同伙合作，如果對方也和自己合作，警方就會因為抓不到證據而在近期獲釋，但風險是如果對方不合作，背叛了自己，則可能被加重處罰。這個問題是一個典型的二人非合作對策問題。為了便于分析，我們將該對策中每個“囚徒”可能選擇的策略、以及每個策略下各方獲得的“利益”用表1來表示。

表1“囚徒困境”問題中各方的收益

表1中的數字表示的是對應每一種策略組合，囚犯A和囚犯B各自獲得的“收益”：如果雙方都合作，不承認犯罪，則每個人獲得的收益均為3，相當于短期羈押后被釋放。如果雙方都不合作，即都承認犯罪，則每個人獲得的收益均為1，相當于被判刑一段時間。如果一方合作，一方不合作，則不合作的一方獲得了較高的收益5，合作的一方只能得到0。相當于失信的一方被從輕發落，而守信的一方被加重處罰。

回到我們關心的問題上來：每個囚犯應該如何最優地選擇自己的策略?根據對策論的基本假設和分析，每個囚犯的理性選擇應該是：承認犯罪，相當于每個人的收益均為1，這是一個納什均衡點。但實際上不難發現，如果兩個人都選擇“不承認”，每個人的收益為3，這顯然是一個更好的結局，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雙贏”。這個結局固然更好，但兩人都會擔心：如果對方不合作怎么辦?而且事實上，每一方都的確存在著“背叛”對方以獲得更

大收益的沖動。因此，出于對對方不合作行為的擔心，每個“囚犯”在理性的驅使下，只能選擇“不合作”。也就是說，非合作對策理論告訴我們的結論是：在不允許合作的條件下，無論對方如何行動，你選擇背叛總是最好的。

將“囚徒困境”問題得到的對策模型用于對保險誠信的分析時，相應的問題是：假設某一保險活動涉及兩個方面，如保險人和投保人之間、保險人和代理人之間、保險代理人和投保人之間，雙方是否能夠選擇誠信?在誠信和不誠信之間，應該如何做出最優選擇?能否設計出相應的制度來約束、激勵保險活動的各方采取誠信行為?

二、現實保險活動中的不誠信現象

在現實保險活動中，類似于“囚徒困境”問題所描述的不合作(也就是不誠信)現象比比皆是，主要有：

1.保險人及其代理人對保險消費者的不誠信表現

由于保險人缺少信息披露和保險業務專業性強的特點，使保險消費者事實上處于信息不對稱的對策中，在投保前甚至投保后都難以了解保險人及保險條款的真實情況，如保險人的經營管理狀況、償付能力狀況、參加保險后能獲得的保障程度等，只能憑借主觀印象及代理人的介紹做出判斷，客觀上為保險人的失信行為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在實際經營中，保險人及其代理人為了招攬業務，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經常避重就輕，過分夸大產品功能，私自承諾不能實現的投資回報，以虛夸回報為誘餌；有的只談收益，不講風險，對一些重要事實刻意隱瞞；有的為了多拿手續費，不從客戶的實際需要出發，一味向客戶推銷保費高卻不一定適用的險種；有的在保險業務中隱瞞與保險合同有關的重要情況，欺騙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有的不及時履行甚至拒不履行保險合同約定的賠付義務。以上這些不誠信表現，使保險消費者喪失了對保險人及其代理人的信任。

2.保險消費者對保險人的不誠信表現

保險消費者(包括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誠信缺失主要表現在投保時和索賠時。一些投保人在投保時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使保險公司難以根據投保標的的風險狀況確定是否承保、應該以什么樣的條件承保；有些被保險人和受益人故意虛構保險標的或者謊稱發生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有的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甚至人為制造保險事故，故意造成保險財產的損失及被保險人的人身傷亡事故。

3.保險人之間的不誠信表現

保險業的整體形象和競爭優勢有賴于所有保險公司和全體從業人員的共同維護。但在現實經營中，以鄰為壑的情形卻時有發生。有的保險人為了爭攬業務，不惜違背監管機構的規定和行業自律協議，變相降低費率、提高手續費。有的保險人在分保過程中，有意隱瞞和原保險標的有關的某些風險。有的保險業務員在展業時，常常視同行為冤家，標榜自己，貶損他人。

4.保險代理人對保險人不誠信的表現

目前我國保險市場仍普遍采用以代理制為特色的營銷體制，保險代理人與保險公司之間簽訂代理合同，報酬采用以保費收人為計算標準的傭金制，代理人的收入直接與獲得的保費掛鉤。因此，保險代理人和保險公司之間的信息很不對稱，也更談不上有什么長期的共同利益。于是，只追求短期利益的代理人自然會選擇“背叛”保險人的做法，出現撕單、埋單、做假保單、私吞或挪用保費、制造假賠案、違規退費、賄賂投保人、誤導甚至欺騙投保人等行為。而在消費者看來，保險代理人是保險人的化身，他們的非誠信行為導致了整個保險業

失信于社會，嚴重損害保險業的聲譽。

保險市場中之所以會存在這些非誠信現象，主要是因為在信息不對稱、不能溝通的情況下，各方都只從眼前利益最大化出發來選擇自己的行為。那么，我們現在關心的問題是：在保險市場中到底能不能培養出雙方都講求誠信的雙贏局面?或者說在怎樣的條件下，才能出現這樣一種大家都選擇誠信、維護誠信的局面?

三、“囚徒困境”的最優策略及對保險誠信建設的啟示

為尋找“囚徒困境”問題的“最優策略”，美國密西根大學的Robert Axelrod教授曾組織過一系列別開生面的計算機模擬競賽。他要求每位參賽者提交一個體現在動態“囚徒困境”對策中每一次選擇“合作”或“不合作”規則的程序；每個程序要和其他所有程序進行循環賽；每兩個程序要比賽5局，每局200次；按照表1給出的數值計算每個參賽程序的得分。經過一些列計算機模擬競賽后，結果非常令人吃驚：總平均分最高的策略是所有參賽程序中最簡單的一個——“一報還一報”。該策略是：明確向對方表明，在第一次對策時肯定選擇“合作”，接下來就看對方在前一次對策時的選擇，對方在前一次出什么，我在下一次就出什么，也就是所謂的“一報還一報”。以定價問題為例，我可以先從一個高價開始，只要你繼續“合作”，也定高價，我就會一直保持下去；一旦你降低價格，我馬上也會降低我的價格；如果你以后決定合作并再提高價格，我也會隨之提高我的價格。之所以可以這樣，是因為該博弈可以無限重復。假設在某個月對方定了一個低價，削價競爭，并在該月賺到了較大利潤。但他知道下個月我就會定低價，從而使他的利潤下降。由于該博弈是無限重復的，會導致累計損失大于削價得到的短期利益。因此，從長期來看削價競爭是不理性的。所以我們看到，在重復性“囚徒困境”博弈中，只要雙方不是只顧眼前利益的話，是完全有可能引出對雙方都有利的、基于“合作”的策略的。

“一報還一報”策略在計算機模擬競賽中能夠戰勝眾多設計復雜、甚至狡詐的策略，說明這種策略具有廣泛的適應性。采用這種策略去為人處世，平均來看可以獲得更大的成功。其實，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市場經濟中很多通行的行為規范、游戲規則、成功企業家的處事之道的話，無一不深深刻有“一報還一報”思想的烙印。

“一報還一報”策略的成功說明，現實生活中人們是應該而且是可以合作的，但合作的出現和維持是需要通過努力的，特別需要在制度設計方面應能更加有助于對合作的獎勵和對背叛的懲罰。同樣，保險活動講求誠信絕不僅僅是一個職業道德問題，也不能單單靠教育來解決。重要的是要能夠建立起一種機制，使其有利于保險活動的各方自發地采取誠信行為；制定好相應的規則，使其能減少不誠信行為的誘惑，加大對不誠信行為的處罰，這樣才會真正有助于保險誠信的建設。

1.在制度設計方面，應設法增大未來的影響，使各方建立一種長期的互利關系

“一報還一報”策略成功的一個前提就是，對策雙方都把未來的收益看得很重要，才會愿意建立彼此之間的誠信關系。因此，在保險業務的管理和設計方面，應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使各方的相互關系更持久、更頻繁。因為誠信狀況與長期利益成正比，而與短期利益成反比。考慮長遠利益的人比考慮短期利益的人更容易誠實，更愿意維護信用。弄清這個道理后，我們在制度設計方面就會發現很大的改進空間。例如，為了約束個人代理人對投保人和保險人的不誠信行為，保險人應和個人代理人(或通過代理人公司和個人代理人)之間簽訂較長時間的代理合同，在一個相對較長的時間里規定雙方的責任和利益；適當延長傭金的支付期，減少首期保費中傭金比例；建立反映代理人誠信紀錄的公共數據庫，以避免代理人因可以頻繁跳槽和短期利益驅使而產生的不誠信行為。

2.減少對不誠信行為的誘惑，加大對不誠信行為的懲罰

我們再來看一下表1。兩個囚犯之所以都會選擇背叛，是因為背叛可能帶來的高額回報(T=5)。如果改變一下表 1中的收益值，即T值減少到2，這樣顯然會大大減少選擇背叛的可能性。同樣，保險市場中誠信缺失的一個基本原因是：失信成本不高，但短期利益誘惑卻可能很大。在利益的驅動下，道德規范的作用恐怕是很有限的。因此，加強誠信建設的重點應是加大對不誠信行為的懲戒，使不誠信的收益小于不誠信的成本，讓失信者得不償失，甚至付出經濟上、法律上的沉重代價。這就需要政府有關部門(包括行業協會)能建立健全有關保險誠信的法律和法規，加強執行力度，嚴懲違法違規行為，創造一個使不誠信行為成為“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社會法律環境。另一方面，還應該考慮在某些制度設計方面做些改進。例如，是否可以考慮提高保險代理人的準入門檻，但逐出條件更為嚴厲。也就是說加大代理人進入保險行業的成本，提高因不誠信而被永久逐出保險行業的可能性。這就會使某些企圖不誠信的人因為高額成本而只能選擇誠信。

3.教育人們要懂得回報，既要對對方的誠信有所回報，也要對對方的不誠信給予回報“一報還一報”策略的成功給保險誠信建設帶來的另一個重要啟示是：應通過廣泛的誠信教育讓大多數人們懂得，自己首先應該誠信，當別人對你誠信時，你也應同樣對待別人；但對他人的不誠信則應予以及時的、有力的回擊。例如，政府應對不誠信的保險人予以及時處罰；媒體應對不誠信行為及時曝光；消費者應對保險人、保險代理人的不誠信行為及時投訴；保險人應及時中斷與有不誠信劣跡代理人的合同；保險人應對投保人、被保險人的欺詐騙保行為給予更嚴厲的懲罰，包括建立黑名單制度。

4.提高信息透明度，減少信息不對稱性，改進人們的辨識能力

陷入“囚徒困境”兩個囚犯之所以都會選擇“承認犯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互通信息。可以設想一下，如果兩個囚犯可以溝通信息，合作起來進行選擇的話，他們一定會選擇“不承認犯罪”，這對兩個人來說都是更好的結局。保險市場也同樣是因為信息不對稱，才導致了大量不誠信行為的出現。其實，無論是對企業還是個人，信息披露程度越高，人們越容易識別，其誠信度也就會越高，他人也會越愿意與其建立相互誠信的關系。相反，如果信息很不透明，別人無法識別其誠信狀況(包括對誠信的態度、承諾、記錄等)，也就很難確定是否應與其建立相互誠信的關系。因此，加大保險市場上各方的信息透明度，對加強保險誠信建設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監管機構應要求保險公司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增強各經營環節的透明度，定期公開財務報告，及時、詳細地公告新產品可能出現的風險，讓社會公眾特別是投保人能及時、準確了解保險公司的經營狀況及其保險產品的相關信息。還比如，資信評級公司應能對保險市場主體的資信狀況進行科學、準確的信用風險評級，包括對保險人的償付能力的綜合評定，對保險人、保險中介、投保人、被保險人的信用水平進行綜合評定等。通過建立信用評級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有利于保險活動的各當事方采取誠實守信的行為，認真履行各自的職責和義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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