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證券市場看中國利益集團[范文]

從證券市場看中國利益集團

姓名：張莉敏 專業：12級國政班 學號：20124108

導言：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利益集團化是不可阻擋的自然趨勢。中國近現代的民主思潮曾經深刻的影響了中國，但民主并不是自由主義的泛濫，而最終是使利益集團化競爭走向合法化和常態化，還民間以自由集團和公平競爭的權力。利益的共生導演了價格生成與生產力、技術水平的序幕，展開了社會結構和人才結構的競爭，由此才會有在舞臺上的話語權和定價權，由此才會有內部循環機制與對外交流機制的相互依托。世界競爭不是無序的，只有建立好各自的生態圈，才會有人才和事業的成長，只有營造好各自的利益集團，才能發揮個體在群體中的作用。而在中國，利益集團的存在更加耐人尋味。

關鍵詞：

利益集團證券市場

一、“利益集團”釋義及分類

利益集團，又稱利益團體，壓力團體，院外活動集團等，是指按照一定形式組織起來的享有共同的信念，態度，價值或關注點的個體集合，它使用各種途徑和方法向政府施加影響，進行非選舉性的鼓動和宣傳，用以促進或阻止某方面公共政策的改變，以便在公共政策中，體現自己的利益主張的松散或嚴密的組織。中國利益集團的產生是中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發展的產物。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整個社會利益結構發生了分化和重組，原有的社會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逐漸形成并分化組合。加上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建設的不斷加快，公民民主意識的覺醒，以及現代交通、信息技術的發展，這一切都為中國利益集團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基礎和條件，而各種因素的聚合使轉型期中國利益集團的凸現成了客觀的必然。

目前我國的利益集團涉及范圍廣泛，形式多樣，從不同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劃分。從其社會性質劃分，主要有合法的利益集團，如各政黨，依法登記注冊的社會團體和各種學術團體，以及未經審批但追求的是合法利益的民間性利益集團、公益組織等，也存在部分非法的利益集團，如走私集團、地下傳銷組織等；從其組織化程度劃分，有社團性利益集團，如各類社團、協會、商會等，也有非社團性利益集團，如當前的農民工利益集團，沒有固定的組織，也沒有固定的活動，具有分散性，只有當某一件事情發生時，與該事情有利害關系的人才會自動的集合在一起，待該事情解決之后又會各自散去；從其活動目標劃分，可分為經濟性利益集團和非經濟性利益集團，前者以追求特定群體的經濟利益為目標，如各經濟團體，行業協會等，后者則大多從維護社會成員的公共利益出發，如消費

者協會、環境保護組織等；從其利益趨同性劃分，有特殊獲利者集團、普通獲利者集團、利益相對受損者集團和社會底層集團。雖然中國現階段各利益集團形態多樣，但發展很不平衡，從整體看利益集團的發展還不成熟。

與西方的利益集團不同，中國的利益集團具有：(1)發展的不平衡性，(2)形態的模糊性和過渡性，(3)獲利的非正常性和行為的表面合法性，(4)利益的排他性，(5)權力的至上性，及(6)缺乏法理的正當性等特點。我們可以簡單地把中國的利益集團界定為對公共權力和資源享有支配權的部分人或社會階層，為了維護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結成的利益共同體，或者利益聯盟。

學者鄧聿文在共識網中發表論文認為中國的利益集團可以分為七類：第一類：強力政府部門及其官員；第二類：地方政府及其相關官員；第三類：國有壟斷企業特別是央企和地方重要國企及其高管；第四類：跨國資本及其國內代理人，即俗稱的“洋買辦”；第五類是房地產開發商；第六類：大的民營企業和民營資本，包括民營房產商、煤老板等實業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第七類：依附于上述各類利益集團之上的部分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士。舉例則可有：水電系統，計生系統，證券系統和房地產系統等。具體來講水電系統，這是中國一個重要的利益集團，它強大到了不僅把中國的大江大河，而且連中等的江河，都圈過去，建電站大壩，每個項目都有幾億、幾十億、幾百億元的資金。計生系統，這也是一個特殊利益集團。按照目前的人口發展規律，中國早就應該對實行了幾十年的計生政策進行重大調整，可計生政策就是廢除不了，原因不外乎在過去幾十年中，計生系統已經造成了一個特殊利益集團全國至少有幾十萬人員，靠著“計劃生育”當官、掌控錢權的。證券系統，也是一個既得利益深厚的集團。證監會的發審制度是三高(高發行價格、高市盈率和高超募額)、內幕交易等亂象的根源，但也就是改變不了，原因在于中國股市上有強大的利益集團，政府、交易所、監管機構、中介機構各方利益介入太深，涉及市場的方方面面。房地產系統，在房地產中，最大的利益集團是各級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通過高房價獲得了大量的財政收入、GDP政績、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和尋租腐敗機會。其次是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房地產貸款等手段，從高房價中獲得了高額利潤。最后才是房地產開發商，它們通過與政府公權的結合，從高房價中獲得了超額利潤。

我從中受益匪淺，于是決定從證券系統分析中國的利益集團。

二、證券市場利益集團形成的原因

證券市場利益集團的形成從市場經濟發展角度來講是歷史的必然，形成我國證券市場利益集團的現實狀態有如下原因：

一是初始制度原因。中國證券市場是伴隨著國有企業改革而發展起來的，證券市場的發展客觀上為國有企業的制度改革提供了一種市場化的平臺，股權分裂、同股不同權、政企不分使權衡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矛盾重重、監管上漏洞百出，這都為證券市場埋下了深深的制度隱患，在這種投資環境下，證券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價值發現功能、經濟晴雨表功能及投資增值功能相當紊亂，但它的融資功能卻更加強化。在這種制度缺陷背景下生存的利益主體利益意識覺醒，維權意識加強，集團意識形成，引發了圍繞著管理層、上市公司、券商、中小股民等各方利益結構的不斷分化重組，使各方利益集團由隱性向顯性、由非組織化到泛組織化，成了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

二是利益一致性和信息不對稱。對于聯合型的利益集團利益一致性是他們聯合的基礎，信息不對稱是他們聯合的前提條件。利益集團的形成是利益分化的必

然結果，之所以有利益分化，證明某些利益主體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要求將分散的利益凝聚為同樣的利益表達（不論是合法的、建設性的還是非法的、損害性的），從而使其能夠更接近決策的層面。

市場中的信息永遠是大家爭相追逐的對象，但由于種種因素信息是不可能公平的完全的取得，只有獲取更多的信息才能在競爭中占據優勢使利益最大化；因為存在信息不對稱的事實，一方利益主體才會要從另一方利益主體那里獲得自己沒有而又迫切需要的信息，通過信息的交流，兩者有著相通的利益可以通過聯合來實現，因此聯合的利益集團就有了很強的用武之地。

三、證券市場利益集團的現狀證券市場的利益集團并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利益集團，如今我國證券市場的利益集團從總體上說，大多沒有完備的組織形態，也沒有固定的組織構架，只是松散的、自發的、臨時的、若隱若現的“結伙”，以輿論呼吁等方式在報紙上、廣電或網絡上表達其特定的利益訴求。因為他們僅僅因為各自的利益相同走在一起，所以只要能影響政府的決策向著有益于成員利益的方向發展，與傳統意義的利益集團相比，他們并不具有廣泛的群眾性，不反映某些群眾的共同利益，因此不具有代表性。在我國證券市場上形成的利益集團是非常特殊的團體，有著特殊的形成背景，特殊的行為方式和特殊的影響效果。

我國的證券市場是在股權割裂的制度設計中產生的，是由國家資源分配及占有的起點不平等為淵源的。起初利益集團的狀態并未在市場中顯現，十幾年來隨著市場的發展和改革的步步嘗試，引發了圍繞著管理層、上市公司、券商、股民等各方利益結構的不斷分化重組，使利益集團由無到有、由隱性向顯性、由非組織化到泛組織化同盟的產生和壯大具有了客觀的社會基礎和制度基礎，同時，隨著弱勢利益集團利益意識的覺醒和維權意識的加強，特別是“集團意識”的形成，又為利益集團的存在和壯大提供了心理基礎。證券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市成了各利益集團進行博弈角逐最明顯的地方。

四、證券市場利益集團信用缺失的表現

我國證券市場的利益集團信用狀況并不是很好，市場中的失信現象比比皆是。上市公司這一利益集團的信用狀況是應被關注的焦點，信用缺失狀況基本都圍繞上市公司展開，諸如虛假包裝上市、控股股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隨意圈錢、擅改募集資金投向、虛報利潤、信息披露不及時、關聯交易等，為了實現上市增值增利的目標，上述行為似乎成了默認式，無非程度大小的問題，類似狀況都或隱或顯的存在著。雖然經過一段時間的股權分置改革，使得上市集團與上市公司的利益統一起來，占用資金、隨意圈錢的行為在逐漸淡化，但其他的問題仍舊存在。由于市場運作的需要，上市公司和證券投資機構及中介機構聯合違規各取所需；一些民營上市公司沒有大型企業或國有企業的實力，與當地政府或相關權力人的聯合就是他們最好的選擇；更可怕的是國有上市公司和監管部門及政府本身就同屬一家，管理人員也是直接被委任或由政府官員兼職，無論政策制定和利益要求，與其他市場主體相比并不在同一水平線上，因此信用缺失問題在所難免。這樣的信用狀況為證券市場和各個利益主體都積累起了嚴重的風險，長期及嚴重的信用缺失會使市場越來越不規范，投資者心理預期和承受能力越來越差，風險自然會一點點沉積下來。證券市場是市場經濟和信用制度高度發展的產物，證券市場的交易形成了大量錯綜復雜的信用鏈條，因此證券市場的風險具有很強的傳導性和危害性，會波及到整個金融體系和國家經濟，而且這類風險的因素有很多不確定性，非證券市場所能控制，另外，由于各種因素的限制，如制度缺陷一時難以彌補等，這樣，風險的可控性就更弱了。

參考文獻：

[1] 鄧聿文。中國有哪七類利益集團[OL]。（2013-04-24）

[2013-11-29].[2] 邢樂勤、顧艷芳。中國利益集團政治參與的特點分析[OL]。（2010-05-13）

[2013-11-29].

第二篇：解讀中國利益集團

承認中國也有利益集團，這本身即是一個社會變革的過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曾經，這個口號振奮了無數人。為什么聯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還有著共同的利益;而且，聯合起來才有力量。這是社會利益集團出現的基礎。很長一段時間里，代表“局部”、“狹隘”和“個人”利益的利益集團得不到承認，也不被允許存在和發展。xx遠華走私案使人們從夢中醒來，利益集團并不遙遠，它的存在并不會因為“不承認”受到影響。事實上，人們的表述中早已出現了“既得利益集團”，利益集團的出現似乎總是伴隨著貶義。中國共產黨十六大以來，新一屆政府力倡“平衡”，在調整利益再分配中堅持維護社會公正與公平，其間就包含著平衡和調控利益集團。在這種情況下，對“利益集團”才有了嚴肅意義上的解讀。中國有哪些利益集團2002年7月，為聲援支持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民間對日索賠，上海、江蘇、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學生代表、醫生代表等組織了“原告聲援團”。2002年11月4日，“聲援團”還與中國原告團、日本律師辯護團、原告證人、全國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義烏市崇山村舉行“細菌戰訴訟二審聲援大會”，繼續推動細菌戰訴訟工作。研究者認為，“聲援團”是常說的黑社會組織、幫會、走私集團、地下傳銷組織等非法利益集團之外的另一種利益集團。事實上，人們往往忽視了合法的利益集團，比如常見的村民自治委員會、居委會、經有關部門登記注冊的社團以及民間自發產生的公民自助組織、興趣組織等。中國社會正從單一性社會向多樣性社會轉型。深圳大學管理學院程浩認為，社會轉型過程中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是:整個社會利益結構發生了分化與重組，原有的社會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逐步形成，并分化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團”，并不同程度地對地方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程浩所說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包括私營企業主、個體戶、自由職業人員、受聘受雇人員等不同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甚至還包括駐大陸臺商的利益群體和“買辦”者利益階層。有了這樣的基礎，加上公民利益意識的覺醒和維權意識的加強，特別是“集團意識”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現代交通與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利益集團的產生，成為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中組部黨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現有社會利益集團，大多沒有完備的組織形態，也沒有固定的組織架構，只是松散地、自發地、臨時性地“結伙”，以協同行動，表達其特定的利益訴求。部分有規范組織形式的利益集團，多以社團、協會、商會、聯合體(會)、委員會等形態存在;也有的以幫派、行會等形態存在。西方社會利益集團一般具有自發性、對抗性特征，且強調均衡和相互制約。相較而言，中國的利益集團有著不一樣的特征。中國利益集團發展不平衡，代表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利益集團比較薄弱;合法利益集團絕大多數由政府主導產生，官辦色彩較濃;中國利益集團無論組織結構還是職能角色都還不成熟，具有明顯的過渡性;利益集團之間存在著非對抗性矛盾;許多非法利益集團借合法外殼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組織之中。根據其組織化程度，中國的利益集團還可以分為高度組織化、具有一定組織程度、組織松散以及非正式組織群體;根據其活動目標，又可以分為經濟性利益集團和非經濟性利益集團；根據存在時間的長短，分為常設性利益集團與臨時性利益集團。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決策“區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隨便得罪他們，不能說他們有能力想讓誰上誰就能上，但他們確有能力在需要由區人大通過投票決定干部任用時，不想讓誰上誰就上不成，該區黨政領導均對他們禮讓三分。”南方某市區一位干部在接受調查時，對兩位區人大代表作這樣的評論。這兩位“大名鼎鼎”的代表分別是其所在居委會的主任及居委會所屬股份公司的董事長，是典型的地方實力派人物。基于地緣、血緣和共同的經濟利益，他們所在的居委會及公司，都是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而這兩位區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決策受利益集團的影響已經很深。這種影響不僅僅局限在人事任免上。調查顯示，利益集團施加影響的方式包括:賄賂，個人關系網絡，游說，求助于“精英人物”，通過主管部門及其領導，借助媒體呼吁，利用既定的規則、慣例或者直接訴諸法律，施壓性集體行動，參與或操縱選舉等。這些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而影響的內容包括:地方政府公共投資、財政資金分配、財政稅收、政策法規的制訂。報告列舉了一個事例:南方某市從2001年起，要比照“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應稅項目，對執業律師征收個人所得稅。按此計算，執業律師40%以上的業務收入要用于納稅(營業稅5.5%，個人所得稅35%)。執業律師們通過該市律師協會，一致要求市政府減輕稅賦，否則他們便考慮遷往廣州、北京、上海等地執業。為此，市司法局專門向市委、市政府報送一份緊急報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師條例，并參照北京、上海等地的規定，將律師個人所得稅核定為總收入的6%，減輕了律師稅賦。調查報告認為，合法的影響是有好處的:能夠化非法的、抗議性的利益表達為合法的、建設性的利益表達；能夠為地方政府決策提供信息;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決策的公正性、合理性;有利于推進基層民主發展。然而，程浩認為:“各個階層分別代表的利益群體之間

第三篇：解讀中國利益集團

承認中國也有利益集團，這本身即是一個社會變革的過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曾經，這個口號振奮了無數人，解讀中國利益集團。為什么聯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還有著共同的利益;而且，聯合起來才有力量。這是社會利益集團出現的基礎。很長一段時間里，代表“局部”、“狹隘”和“個人”利益的利益集團得不到承認，也不被允許存在和發展。xx遠華走私案使人們從夢中醒來，利益集團并不遙遠，它的存在并不會因為“不承認”受到影響。事實上，人們的表述中早已出現了“既得利益集團”，利益集團的出現似乎總是伴隨著貶義。中共十六大以來，新一屆政府力倡“平衡”，在調整利益再分配中堅持維護社會公正與公平，其間就包含著平衡和調控利益集團。在這種情況下，對“利益集團”才有了嚴肅意義上的解讀。中國有哪些利益集團2002年7月，為聲援支持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民間對日索賠，上海、江蘇、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學生代表、醫生代表等組織了“原告聲援團”。2002年11月4日，“聲援團”還與中國原告團、日本律師辯護團、原告證人、全國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義烏市崇山村舉行“細菌戰訴訟二審聲援大會”，繼續推動細菌戰訴訟工作。研究者認為，“聲援團”是常說的黑社會組織、幫會、走私集團、地下傳銷組織等非法利益集團之外的另一種利益集團。事實上，人們往往忽視了合法的利益集團，比如常見的村民自治委員會、居委會、經有關部門登記注冊的社團以及民間自發產生的公民自助組織、興趣組織等。中國社會正從單一性社會向多樣性社會轉型。深圳大學管理學院程浩認為，社會轉型過程中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是:整個社會利益結構發生了分化與重組，原有的社會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逐步形成，并分化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團”，并不同程度地對地方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程浩所說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包括私營企業主、個體戶、自由職業人員、受聘受雇人員等不同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甚至還包括駐大陸臺商的利益群體和“買辦”者利益階層。有了這樣的基礎，加上公民利益意識的覺醒和維權意識的加強，特別是“集團意識”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現代交通與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利益集團的產生，成為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中組部黨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現有社會利益集團，大多沒有完備的組織形態，也沒有固定的組織架構，只是松散地、自發地、臨時性地“結伙”，以協同行動，表達其特定的利益訴求。部分有規范組織形式的利益集團，多以社團、協會、商會、聯合體(會)、委員會等形態存在;也有的以幫派、行會等形態存在。西方社會利益集團一般具有自發性、對抗性特征，且強調均衡和相互制約。相較而言，中國的利益集團有著不一樣的特征。中國利益集團發展不平衡，代表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利益集團比較薄弱;合法利益集團絕大多數由政府主導產生，官辦色彩較濃;中國利益集團無論組織結構還是職能角色都還不成熟，具有明顯的過渡性;利益集團之間存在著非對抗性矛盾;許多非法利益集團借合法外殼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組織之中。根據其組織化程度，中國的利益集團還可以分為高度組織化、具有一定組織程度、組織松散以及非正式組織群體;根據其活動目標，又可以分為經濟性利益集團和非經濟性利益集團；根據存在時間的長短，分為常設性利益集團與臨時性利益集團。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決策“區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隨便得罪他們，不能說他們有能力想讓誰上誰就能上，但他們確有能力在需要由區人大通過投票決定干部任用時，不想讓誰上誰就上不成，該區黨政領導均對他們禮讓三分。”南方某市區一位干部在接受調查時，對兩位區人大代表作這樣的評論，調查報告《解讀中國利益集團》。這兩位“大名鼎鼎”的代表分別是其所在居委會的主任及居委會所屬股份公司的董事長，是典型的地方實力派人物。基于地緣、血緣和共同的經濟利益，他們所在的居委會及公司，都是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而這兩位區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決策受利益集團的影響已經很深。這種影響不僅僅局限在人事任免上。調查顯示，利益集團施加影響的方式包括:賄賂，個人關系網絡，游說，求助于“精英人物”，通過主管部門及其領導，借助媒體呼吁，利用既定的規則、慣例或者直接訴諸法律，施壓性集體行動，參與或操縱選舉等。這些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而影響的內容包括:地方政府公共投資、財政資金分配、財政稅收、政策法規的制訂。報告列舉了一個事例:南方某市從2001年起，要比照“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應稅項目，對執業律師征收個人所得稅。按此計算，執業律師40%以上的業務收入要用于納稅(營業稅5.5%，個人所得稅35%)。執業律師們通過該市律師協會，一致要求市政府減輕稅賦，否則他們便考慮遷往廣州、北京、上海等地執業。為此，市司法局專門向市委、市政府報送一份緊急報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師條例，并參照北京、上海等地的規定，將律師個人所得稅核定為總收入的6%，減輕了律師稅賦。調查報告認為，合法的影響是有好處的:能夠化非法的、抗議性的利益表達為合法的、建設性的利益表達；能夠為地方政府決策提供信息;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決策的公正性、合理性;有利于推進基層民主發展。然而，程浩認為:“各個階層分別代表的利益群體之間的不平衡狀態同時凸現著潛在的社會危機。”利益集團的影響存在隱患。xx遠華走私集團、湛江海關走私集團構成了嚴重的惡果。犯罪集團憑借其擁有的組織資源、文化資源、尤其是盤根錯節的關系性資源，通過控制地方政權(或某一政府部門、機構)，謀取本集團的非法利益。隱患還表現在：一是強勢利益集團有可能損害整個地區的公共利益和廣大公眾的利益，特別是嚴重損害社區弱勢群體的利益，影響社會的正義和社會政治的穩定；二是利益集團經濟實力雄厚，無須施壓或游說，即可讓地方政府俯首聽命，出現“領導傍大款”，使地方政府決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受到影響；三是利益集團進行“權力尋租”、“錢權”交易或其他違法活動；四是一些經合法組織異化而形成的利益集團，以企業、事業單位等組織的合法外衣為依托，以經濟、政治利益為紐帶，運用合法組織的資源，欺壓、剝削人民群眾，瓜分集體財產，謀取其成員的非法利益。政府如何應對利益集團“當前政府要正確反映和妥善處理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復雜利益關系，就必須根據利益集團形態、性質、資源等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針政策。打擊非法利益集團，保護合法利益集團，扶持公共利益集團;要限制和規范特殊利益集團;最重要的是要關懷、救助社會弱勢群體。”程浩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程浩認為，政府在近期內應該達到的目標，主要是使社會利益集團行為的有序化，為其成長、發展并發揮作用提供制度性平臺，同時要創造條件使民間性利益集團合法化。弱勢群體在博弈中處于劣勢，他們的利益，需要政府更多的關注和支持。2003年7月31日，國務院公布了《法律援助條例》，這是中國第一部關于法律援助的全國性立法，體現了中央立法機關保護弱勢群體和公民權利的意愿及努力。次日，中國正式施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與此同時，施行21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國家行政管理學院教授杜鋼建指出，行政許可項目的泛濫在相當程度上搭建了“政府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個人化”的權力部門腐敗的機理。今年7月1日，《行政許可法》生效后將有效限制政府行政權力，在規定行政許可范圍和清理行政許可程序兩個關鍵環節上達到限制行政權力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行政許可法》創立了信賴利益保護原則。《行政許可法》的生效將制約官僚利益集團。目前，影響較大的特殊利益集團，主要是以地區、部門為依托，以行業利益為紐帶，常常借助公共權力、行政性壟斷手段等，來獲取特殊利益的經濟性利益集團，如具有壟斷地位的電力、電信等企業。對于這些已經形成的、客觀存在的特殊纚益集團，胡鞍鋼的觀點具有啟發性。他認為，應遵循三個原則來進行限制和規范:一是承認其既得利益，而不是消除壟斷行業集團;二是限制壟斷利益集團的特權，將其由“貴族”降為“平民”，從“經濟人”與“政治人”的雙重身份，變為純粹的“經濟人”，是企業家、銀行家，而不是政治家;三是規范壟斷利益集團的行為，重新建立商業游戲規則，迫使壟斷行業從經濟尋租、政治尋租，轉變為依靠技術創新、高質量服務、良好信譽等，謀求利潤最大化。此外，還應通過市場準入政策和產業組織政策，盡可能地引入有效的競爭機制，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地位。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將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以維護公有財產權，保護私有財產權。這對合法的利益集團如民營企業群體來說，則意味著提供了一種有序的利益訴求傳遞機制。從長遠來講，應對社會利益集團，政府還要從利益集團的政治性影響和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方面著眼。一方面要建立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公開、透明、公正的利益表達機制和決策參與機制，將利益集團行為納入制度化軌道;另一方面要實現利益調控制度化、制度建設民主化、民主制度程序化、民主程序法治化，同時要提高政府在利益集團政治中的自主性，防止軟政權化。經濟學上叫博弈均衡，物理學上叫矢量求和。不同的利益集團在說著自己的話，展示著自己的力量，這是現實，也是社會發展的基礎。觀察家認為，在各種合法的利益集團面前，政府需要提供的是制度平臺，實現利益表達、博弈、調控的制度化，提供開放的合法利益表達渠道，讓各種力量在相互博弈和溝通中達成共識。

第四篇：解讀中國利益集團

解讀中國利益集團

解讀中國利益集團2007-12-15 22:57:37第1文秘網第1公文網解讀中國利益集團解讀中國利益集團(2)承認中國也有利益集團，這本身即是一個社會變革的過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曾經，這個口號振奮了無數人。為什么聯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還有著共同的利益;而且，聯合起來才有力量。這是社會利益集團出現的基礎。很長一段時間里，代表“局部”、“狹隘”和“個人”利益的利益集團得不到承認，也不被允許存在和發展。xx遠華走私案使人們從夢中醒來，利益集團并不遙遠，它的存在并不會因為“不承認”受到影響。事實上，人們的表述中早已出現了“既得利益集團”，利益集團的出現似乎總是伴隨著貶義。中共十六大以來，新一屆政府力

倡“平衡”，在調整利益再分配中堅持維護社會公正與公平，其間就包含著平衡和調控利益集團。在這種情況下，對“利益集團”才有了嚴肅意義上的解讀。中國有哪些利益集團2002年7月，為聲援支持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民間對日索賠，上海、江蘇、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學生代表、醫生代表等組織了“原告聲援團”。2002年11月4日，“聲援團”還與中國原告團、日本律師辯護團、原告證人、全國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義烏市崇山村舉行“細菌戰訴訟二審聲援大會”，繼續推動細菌戰訴訟工作。研究者認為，“聲援團”是常說的黑社會組織、幫會、走私集團、地下傳銷組織等非法利益集團之外的另一種利益集團。事實上，人們往往忽視了合法的利益集團，比如常見的村民自治委員會、居委會、經有關部門登記注冊的社團以及民間自發產生的公民自助組織、興趣組織等。中國社會正從單一性社會向多樣性社會轉型。深圳大學管理學院

程浩認為，社會轉型過程中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是:整個社會利益結構發生了分化與重組，原有的社會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逐步形成，并分化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團”，并不同程度地對地方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程浩所說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包括私營企業主、個體戶、自由職業人員、受聘受雇人員等不同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甚至還包括駐大陸臺商的利益群體和“買辦”者利益階層。有了這樣的基礎，加上公民利益意識的覺醒和維權意識的加強，特別是“集團意識”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現代交通與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利益集團的產生，成為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中組部黨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現有社會利益集團，大多沒有完備的組織形態，也沒有固定的組織架構，只是松散地、自發地、臨時性地“結伙”，以協同行動，表達其特定的利益訴

求。部分有規范組織形式的利益集團，多以社團、協會、商會、聯合體(會)、委員會等形態存在;也有的以幫派、行會等形態存在。西方社會利益集團一般具有自發性、對抗性特征，且強調均衡和相互制約。相較而言，中國的利益集團有著不一樣的特征。中國利益集團發展不平衡，代表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利益集團比較薄弱;合法利益集團絕大多數由政府主導產生，官辦色彩較濃;中國利益集團無論組織結構還是職能角色都還不成熟，具有明顯的過渡性;利益集團之間存在著非對抗性矛盾;許多非法利益集團借合法外殼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組織之中。根據其組織化程度，中國的利益集團還可以分為高度組織化、具有一定組織程度、組織松散以及非正式組織群體;根據其活動目標，又可以分為經濟性利益集團和非經濟性利益集團；根據存在時間的長短，分為常設性利益集團與臨時性利益集團。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決策“區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隨便得罪他們，不

能說他們有能力想讓誰上誰就能上，但他們確有能力在需要由區人大通過投票決定干部任用時，不想讓誰上誰就上不成，該區黨政領導均對他們禮讓三分。”南方某市區一位干部在接受調查時，對兩位區人大代表作這樣的評論。這兩位“大名鼎鼎”的代表分別是其所在居委會的主任及居委會所屬股份公司的董事長，是典型的地方實力派人物。基于地緣、血緣和共同的經濟利益，他們所在的居委會及公司，都是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而這兩位區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決策受利益集團的影響已經很深。這種影響不僅僅局限在人事任免上。調查顯示，利益集團施加影響的方式包括:賄賂，個人關系網絡，游說，求助于“精英人物”，通過主管部門及其領導，借助媒體呼吁，利用既定的規則、慣例或者直接訴諸法律，施壓性集體行動，參與或操縱選舉等。這些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

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而影響的內容包括:地方政府公共投資、財政資金分配、財政稅收、政策法規的制訂。報告列舉了一個事例:南方某市從2001年起，要比照“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應稅項目，對執業律師征收個人所得稅。按此計算，執業律師40以上的業務收入要用于納稅(營業稅，個人所得稅35)。執業律師們通過該市律師協會，一致要求市政府減輕稅賦，否則他們便考慮遷往廣州、北京、上海等地執業。為此，市司法局專門向市委、市政府報送一份

解讀中國利益集團

第五篇：從四大名著看中國

從四大名著看中國之走投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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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58707 鐵皮狐貍 [角落] [飛語] 發表于：13-02-24 18:07 [只看該作者] 從四大名著看中國之走投無路

看四大名著，不能只看到其中神魔亂舞的有趣，英雄好漢懲惡揚善的痛快淋漓，帝王將相縱橫捭闔的權謀秘計，才子佳人蕩人心魄的情孽纏綿。我們還可以看到，這里面明明白白寫著：中國已經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

孫悟空大鬧天宮，很是讓一潭死水的天宮鬧騰了一陣子。他提出的革命理論是：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這一革命理論，與歷來農民起義提出的號召如出一轍。陳勝吳廣的口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不就是孫大圣的輪流坐莊的理論么？大概孫大圣看到玉帝的排場，心向往之，豪言壯語脫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或者吃天鵝肉的心理作祟：“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率領他的猴子猴孫，攻占天庭，把天庭改朝換代成猢猻王朝，這就是孫悟空的革命理想。坐天下的是王，搶天下的是賊；在天庭里，坐天下的是神仙，搶天下的是妖孽，人間天上，奉行同一道德規條。

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斗不過妖猴，于是借師助剿，請來如來佛，妖猴斗不過佛祖，于是猴子被洗腦，跟隨唐僧，充當了鎮壓各路反叛勢力的急先鋒，一路降妖除怪，最后官封斗戰勝佛。從現有體制的反叛者到忠實維護者，進而變成現有體制的受益者，孫悟空用了五百多年。天庭也付出了慘重代價，最后雙方妥協，互相利用。孫悟空在當初跟他一樣身份的妖魔前可以堂而皇之地自稱仙佛，口含天憲，大展神威，實現終極自我價值。天庭也可以利用他充當打手，掃蕩其他對現有體制構成挑戰的各路反叛勢力。孫悟空的七十二變，怎么都比不上他這第七十三變實在，能得更多實惠。

歷代農民起義領袖的嘴臉，在這里被照妖鏡照得毫發無隱。斗得過現有體制，就把玉帝的張姓朝廷改姓孫，斗不過就投降，自己的反叛實力就是跟朝廷談判的本錢，兄弟隊伍的頭顱就是投名狀，幾番含嬌弄態之后，即漂白了自己的出身。唐末朱全忠玩的是這一套，《水滸》里宋江玩的也是這一套。農民起義救中國？癡人說夢而已。

《水滸》里的宋江，玩的也是這一套，不過一在天上，一在地下。世人都怪宋江，怪他不該投降，他不投降又能怎樣呢？梁山事業，實在無路可走。梁山政權，只不過是東京趙家朝廷的山寨版。想當年，趙匡胤在位時，也跟他們的宋大哥一樣英明，一樣講義氣，一樣替天行道，到如今子孫不肖，宋徽宗趙佶昏庸無比，貪官墨吏擾亂天下，假設梁山事業百年長青，誰能保證宋江的子孫比趙佶一定強，好漢們的后代一定比高俅雄起？投降了倒好，中國歷史省去了一個不必要的循環節。

好漢們的理想不過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貪官們的理想不過是大肆撈權大把撈錢多睡女人，后者是前者的衍生品，他們只相隔一張紙的距離。梁山與祝家莊，一個由好地主領導，一個由壞地主領導，好地主與壞地主的距離，也不過一張紙而已。

梁山道路，走下去將無路可走。只可憐了那魯莽得天真可愛的李逵，為了“替天行道”的杏黃旗永續飄揚，拎著一對大斧排頭價砍來砍去，不知他端的要砍誰？

梁山道路，最終無路可走。

《三國演義》宣揚的是圣主賢相救國論，翻譯成無產階級口吻，就是只有劉備諸葛亮才能救中國。可惜梟雄斗不過奸雄，賢相斗不過奸相，仁義斗不過厚黑，劉姓天下無可奈何花落去，圣主賢相的理想一江春水向東流。仁義事業實在讓人悲催，劉備諸葛亮只給后人留下一個欲哭無淚的背影。最終一統天下的司馬氏，一點仁義的影子都找不到。

劉備諸葛亮事業的流產，意味著圣賢救國論的破產。

把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分為兩撥，《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超世獨立，一個人站一邊，其他所有人站另一邊。中國歷史上所有讀書人的腦袋湊在一起也比不過他思想的深刻。曹雪芹通過賈寶玉告訴我們，封建社會已是窮途末路。身處康乾盛世而能認識到這一點的，絕無僅有。比他稍前的明末清初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痛心于明朝的滅亡，沉痛反思的結果無非是皇帝太昏庸，大臣太貪婪顧私利，不去從根本上否定制度，沒有從我們固有文化中查找致命之處，反而抱殘守缺，對傳統儒家沾沾自喜，以為明的滅亡，不是儒家文化的失敗，而是不能遵守儒家戒律的結果。

就像《舊約圣經》里的猶太人，每受一次打擊，每遭一次失敗，都認為是對上帝篤信不堅的后果，是上帝因為他們在異教間搖擺不定而降罰，因而每一次反思的結果都是更加信仰上帝。鴉片戰爭后很長一段時間，先進的中國人反思落后挨打原因，還認為我們只是技不如人，而不是體制不如人，文化已落后。曹雪芹超越了他以前和以后所有的舊式知識分子精英。

他通過賈寶玉的口告訴我們，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文化已是走投無路。賈府里面的男人，從上到下全都靈魂爛透了，封建社會的大廈靠這些人支撐，傾倒是必然的事。不僅如此，賈寶玉還以戲謔的口吻否定了封建社會的最高道德教條,所謂的“文死諫武死戰”。這一條認識是從根基上否定了我們引以為豪的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最崇高的東西都被他看穿看透了，他還能跟周圍的男人沆瀣一氣么？他還能從父命讀八股考科舉光耀門庭為這一腐爛的家族提供繼續腐爛下去的養分么？

所以賈寶玉清醒堅決地拒絕了合作，不愿為這個注定要爛掉的社會陪葬。可惜寶玉的心思書中無人理解，就連他深愛的林妹妹也半點不知，他只能“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了。他的愁恨，他的傻與狂，是出于絕望，他找不到新的道路。《紅樓夢》所深刻揭示的，不是曹雪芹所處的朝代已瀕臨絕境，此時是大清盛世，正是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無限風光的時代，他揭示給我們的，是整個封建社會的走投無路。林妹妹的葬花詞，在賈寶玉聽來，在后世的我們聽來，是唱給所有中國人的一首挽歌。

《西游記》《水滸傳》告訴我們，農民起義，革命造反不能救中國；《三國演義》告訴我們，偉大領袖不能救中國；《紅樓夢》告訴我們，我們真的已走投無路。

我們的文化沒有內生性的力量，靠我們的固有文明來救中國，就好像是用中藥來救治需要開膛破肚的病人一樣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