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暴力拆遷看中國行政管理

從拆遷問題看中國行政管理

人力0702 3070809034 章雪琴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拆遷已演變為越發猛烈而普遍的行為。全國各地上演的暴力拆遷沖突不斷通過傳媒出現在公眾的視野。從唐福珍事件到如今，“拆遷熱”大肆推進，一再引起媒體大眾的關注。而由拆遷而引發的沖突問題，也以上升為一個社會問題。

在當今中國，城市拆遷不過十多年歷史，其主要發端于北京的拆胡同、毀故居的“示范”行為為全國城市改造擴張提供了樣板。地方政府與開發商從中獲利頗豐，再由此不斷推高地價、房價，再實施新一輪甚至連綿不絕的拆遷，當各地從拆遷中嘗到甜頭時，拆遷運動就以不可扼止之勢席卷各地，地方政府以更為強勢的手段去動員和實施拆遷。

在城市房屋拆遷工作中，政府行政產生了一些問題。

政府部門缺乏科學的規劃，配套措施不健全。在城市建設過程中，由于一些城市管理者沒有真正樹立起科學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片面追求不切實際的發展指標，城市之間盲目互相攀比，急功近利，大小城鎮都追求寬馬路、大廣場、大草坪等“貪大求洋”、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導致城區的房屋拆遷規模超過了環境資源和群眾的承受能力，引發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同時，由于拆遷方面的法律法規還不配套完善、拆遷管理工作不到位、行政裁決和強制執行不規范等原因，加上相關制度、法律法規缺失及部份拆遷人員法制意識淡薄、素質低下，拆遷領域違法違規事件經常發生，出現大量的群體性上訪事件，對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影響。

少數政府官員與拆遷公司勾結，缺乏有效的監督。少數地方市政主管部門的官員與拆遷公司相互勾結，在城市房屋拆遷中大肆收受賄賂，違規批準拆遷公司進行房屋拆遷，放縱其違法行為，造成被拆遷居民的重大損失。某些腐敗的官員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去尋租，追求自身的物質利益；不法的開發商利用手中的財富，去尋求行政權力的支持，以便在城市房屋拆遷中以最小的投入來獲取最大的利益回報。少數政府官員收受賄賂后，給拆遷公司在城市房屋拆遷活動中大開綠燈，違法拆遷，致使國家利益遭受損失的同時，大肆侵害被拆遷居民的合法權益。這是當前我國城市房屋拆遷中，引發惡性拆遷案件和大規模集體上訪事件的主要因素。

政府行政補償不到位，不能較好的保障居民利益。其一，由于公共利益被曲解，商業利益、政府利益甚至官員私人利益的摻雜，許多拆遷戶只能得到過低的甚至象征性的補償。其二，目前我國城市房屋拆遷補償基本上只限于財產權補償，而財產權補償中也只限于直接損失的補償。事實上，廣大拆遷戶在拆遷過程中失

去的不僅是房屋，他們的生活、工作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害，而這些在以往的拆遷行政補償中都未得到相應體現。其三，目前我國的拆遷行政補償基本上是以金錢補償為主，輔之適當的實物補償，而這對于那些以出租自己的房屋為生的部分城市居民、還有那些因自己居住環境的改變而不得不尋求新的工作、增加就業成本的居民來說，都無法從簡單的金錢補償中解決今后遇到的實際困難。因此，只有對行政補償問題給予充分的重新認識，充分保障被拆遷居民的實際利益，拆遷中的很多問題才有可能得到解決。

當前，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在城市房屋拆遷中出現的問題，依照依法治國的要求，切實貫徹依法行政理念，保障被拆遷居民的切身利益，做到有情拆遷。

完善與拆遷配套的法律法規，健全政策措施。根據國務院《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精神，建設部制定了《城市房屋拆遷估價指導意見》和《城市房屋拆遷行政裁決工作規程》。這兩個文件，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切實維護群眾利益的精神，為我們做好城鎮房屋拆遷工作提供了很好的依據。按建設部要求，在房屋拆遷工作中，要嚴格依法行政，根據當地的實際，盡快建立拆遷公示、信訪接待、投訴舉報、拆遷承諾、拆遷監管和責任追究等制度，盡快成立專家評估委員會，使拆遷工作規范化。因此，要落實依法行政的理念，就要求有關部門加快對與國務院《條例》，以及上述兩個文件精神不一致、相抵觸，或明顯損害拆遷當事人權益的地方性法規條款的修改，進一步完善地方性法規和政策。對與有關法律法規不符的，要迅速組織修訂；對政策不明確的，但確屬合理要求的，要抓緊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限期處理解決。

嚴格控制拆遷規模，制定科學拆遷計劃。政府主管部門要把城市建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結合起來，把城市建設的規模、房屋拆遷的規模與社會、經濟和群眾的承受能力結合起來，實事求是，量力而行，合理確定城市建設和房屋拆遷規模。在決定實施拆遷工程前，政府職能部門要認真檢查建設項目和拆遷規模，使之更具科學性和可操作性。首先，要加強規劃管理，進一步完善規劃審批程序，推進城市規劃的政務公開。對涉及拆遷量較大的項目，在規劃審批或變更前必須實行公示和聽證制度，充分聽取被拆遷人等利害關系人的意見，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其次，要避免大拆大建，結合本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人民群眾的承受能力，采取多種辦法來改變城市面貌和改善居民的居住條件，對老城改造、老小區整治要有計劃有步驟進行。最后，要有計劃地實施拆遷，避免拆遷工作的盲目性。努力做到科學制定城市發展規劃和編制年度拆遷計劃，切實防止臨時動議，突擊拆遷。堅決制止為了追求政績，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而隨意拆遷的行為。

加強政府對拆遷各方行為的監管，實行“陽光操作”。要嚴格規范拆遷程序，把拆遷雙方當事人的行為納入法制化的軌道。全面規范拆遷管理部門、拆遷人、拆遷實施單位、拆遷評估機構、房屋拆除隊伍的行為，加大對拆遷工作的監管和執法力度，嚴肅查處侵害老百姓利益的行為。要加強拆遷工作人員的培訓，進一步提高拆遷隊伍的素質，努力建設一支業務精、能力強、素質高的拆遷工作隊伍。同時堅持依法行政，加快建立執法過錯追究制和評議考核制，嚴格執法、公正執法、文明執法。各級房屋拆遷管理部門要大力推進規范化管理，實行“陽光操作”。全面推行拆遷估價鑒定、行政裁決聽證和行政強制拆遷聽證制度，以及拆遷公示制度、投訴舉報制度、拆遷承諾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這是保證平安拆遷的重要措施，是依法行政、加強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規范拆遷行為的重要措施。

完善行政補償制度，做到人性化“有情拆遷”。政府要逐步提高房屋拆遷補償最低額度以及住宅房屋拆遷補償最低保障單價，來保障被拆遷居民的基本利益在拆遷中不僅不受損失，還要略有增長，實現人性化拆遷。拆遷工作要滿足城市建設的需要，更要考慮被拆遷人的補償安置問題，要依法實施拆遷，依法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依法推進城市的建設。同時，妥善解決房屋拆遷中困難家庭的住房，也是保證房屋拆遷工作健康推進的重要環節。政府部門要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切實解決弱勢群體的拆遷安置問題，進一步完善住房保障體系，為城鎮最低收入家庭提供房租補貼或廉租住房，做到有情拆遷：一方面充分考慮被拆遷居民的實際需求，大力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應，加大經濟適用住房建設力度；另一方面加快廉租住房制度建設，保證被拆遷戶中符合條件的最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

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就必須對公共行政權力主體及其公務人員進行約束與監督，形成依法行政的理念，才能實現法治現代化。法律至上，有法必依；勤政為民，服務社會；接受監督，違法必究。只有貫徹依法行政的理念，以法律為準則規范行政行為，才能提高政府部門及其公務人員依法行政的能力，依法妥善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水平。現代政府是服務型政府，這就要求行政機關及其公務人員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意識投入到工作中。現代政府應該是公開透明的“陽光型”政府，公民具有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行政機關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的要求，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侵權須賠償。在行政管理實踐中，強化依法行政理念，可以規范行政權的行使，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保證行政管理的統一性、連續性和穩定性。

第二篇：從拆遷問題看物權法

從拆遷問題看《物權法》

摘 要

2004年9月重慶發生一起號稱為最牛釘子戶的拆遷案，引起各界廣泛關注。此時正值物權法頒布，于是此案被列為物權法第一案。一方是公民基本財產權，一方又是公共利益，兩方的權利權衡是關鍵。同時該案也暴露出了物權法的局限性和不完善性，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城市房屋拆遷問題是不可避免會發生的，如何協調各方的權利將是擺在法律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難題，是公民利益還是公共利益，如何保護公民私有財產，如何制定補償標準，如何給予拆遷補償等等一系列問題。因此亟待物權法的完善，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為維護社會安定，維護法律秩序，捍衛法律尊嚴貢獻自己的力量。通過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圍、制定公平的補償的標準、建立科學合理的土地征收程序，可以有效地規范政府的征收行為，大大強化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使得“促使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立法初衷得以實現。

如何在加速城市發展建設與保護個人私有財產中找到平衡，構建合法有序的城市房屋拆遷法律制度，保護拆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建立和諧穩定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影響深遠的熱點問題 城市房屋拆遷涉及地區廣泛，人數眾多，集團訴訟和群體上訪多，釘子戶現象不斷出現，拆遷自焚事件更是將城市房屋拆遷制度推到風口浪尖，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

關鍵詞：釘子戶；拆遷；物權法；公共利益；公民私有財產權；征收與補償

拆遷法律制度

目 錄

一、案情回放.........................................5

二、本事件涉及的《物權法》上的問題??????????5

2.1 關于“《物權法》保護公民私有財產”的問題???..5 2.2 關于“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個人房屋”的問題?5

2.3 關于“征收個人房屋應依法給予拆遷補償”的問題?6

三、我國房屋拆遷中存在的問題????????????6 3.1 房屋拆遷法律制度不健全????????????6

3.2 濫用公權力??????????????????7

3.3 不合理的程序設置與補償機制??????????7 3.4 混淆公益拆遷和商業拆遷????????????7

四、《物權法》保護被拆遷人利益之不足?????????7

4.1 缺少對商業性拆遷的規定????????????7 4.2 未能對公共利益進行具體界定??????????7 4.3 征收補償標準不明確，補償不充分????????.8 4.4 征收程序存在瑕疵???????????????8

五、在物權法背景下對拆遷法律制度的設想與建議???8

5.1 進一步明確城市房屋拆遷的公共利益標準?????8 5.2 如何妥善處理釘子戶問題????????????8 5.3 建立健全拆遷中法律程序性規定?????????9

六、結語???????????????????????9

一、案情回放：

2004年9月，重慶市九龍坡區鶴興路片區商圈改造，由重慶南隆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與重慶智潤置業有限公司共同進行開發。該片區280戶均已陸續搬遷，僅剩一戶至今未搬遷。這幢戶主為楊武、吳蘋夫妻。他們的兩層小樓一直佇立在工地上。開發商根據評估價格提出了貨幣補償和實物安置兩種方案，業主認為評估價格太低，要求在原位置、原朝向、原面積、原樓層進行實物安置。由于雙方分歧較大，一直未能達成協議。于是就出現了如下一幕：一邊是開發商經房地產行政管理部門裁決，申請法院強制拆遷，另一邊是業主把一面國旗和一條寫有“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橫幅掛在樓頂，稱要與小樓共存亡。

2005年2月，開發商向九龍坡區房管局提出拆遷行政裁決，要求裁決被拆遷人限期搬遷。2007年1月11日，九龍坡房管局下達了拆遷行政裁決書，并于2月1日向九龍坡區人民法院提起了《先予強制拆遷申請書》。3月19日九龍坡區法院裁定限吳蘋夫婦在3月22日前自行拆除房屋，并于3月26日責令戶主在3月29日前自行搬遷，但吳蘋夫婦逾期均未搬遷。由于開發商與被拆遷人無法達成協議，于是重慶市九龍坡區法院今年3月30日發布公告，責令吳蘋夫婦在4月10日前自動搬遷，否則將依法對房屋實施強制拆除。法院同時表示，在強制拆遷前法院仍將組織拆遷雙方進行協商。2007年4月2日，開發商與吳蘋夫婦最終達成協議，房屋被拆除。

二、本事件涉及的《物權法》上的問題

重慶“釘子戶”事件的發生正逢我國《物權法》剛剛通過，有人甚至將該事件上升到《物權法》第一案的地位。因為它涉及了《物權法》上的有關問題。

（一）關于“《物權法》保護公民私有財產”的問題

我們看到重慶“釘子戶”在自己房屋外墻上懸掛了一副標語：“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釘子戶”以法維權，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

《物權法》第四條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物權法》第六十六條規定：“私人的合法財產受法律保護，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侵占、哄搶、破壞。”

即我國《物權法》明確規定了對公民合法財產權的保護，這是此次事件中各方引用最多的法律條款。該事件中房主楊武、吳蘋對其房屋享有合法的財產權，享有拒絕房屋不被開發商強拆的權利。但是我們不能錯誤地理解“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原則。其實世界上沒有絕對不可侵犯的財產，國家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或征用私人的財產。因此，我們應當理性看待和思考這起事件。

（二）關于“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個人房屋”的問題

《物權法》第四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也就是說，《物權法》對公民合法財產的保護是以不與公共利益相沖突為前提的。那么“釘子戶”的利益要不要保護，就要看該事件是否涉及“公共利益”。這是社會討論最激烈的一點，也是爭議最大的一點。是不是公共利益，誰說了算呢？當然是法律。但是對此《憲法》沒有規定，《物權法》也沒有規定。

各國法律所規定的征收的法定條件有三項：一是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二是 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三是必須予以公正補償。嚴格限定征收用于公共利益的目的，以確保具體的征收行為在目的上的合法性。社會公共利益以外的目的，例如商業目的，絕對不適用國家征收。因商業目的需要取得公民和法人的土地使用權，應當與土地使用權人平等協商，按照《合同法》的規定簽訂合同。現實生活中，房屋拆遷有為公共利益的，也有純為商業利益的。但目前的立法沒有將兩者區別對待。因此，圍繞著拆遷問題出現的一些矛盾和對抗，其主要癥結在于國家征收制度被濫用。國家征收是指國家強行取得公民的財產，但不可忽視的是，公民對自己的合法私有財產享有不受侵犯的權利。因此，使用國家征收制度必須要有嚴格的條件限制，而以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則是其首要條件。在許多國家，商業用地是絕不能采用國家征收的辦法取得的，而在我國，目前不論是公共利益用地，還是商業利益用地，往往都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采取國家征收的辦法，補償標準也定得非常低，這就難免引發“釘子戶”事件。因此，在《物權法》中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圍迫在眉睫。

（三）關于“征收個人房屋應依法給予拆遷補償”的問題

《物權法》第四十二條第三款規定：“征收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不動產，應當依法給予拆遷補償，維護被征收人的合法權益；征收個人住宅的，還應當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條件”。事實上，重慶“釘子戶”與開發商爭議的焦點問題就是拆遷補償問題。房主吳蘋稱：開發商和地方政府沒有向她提供與其房產市場價格相匹配的補償。她表示：我要求把我重新安置到一處面積相同、地理位置相似的房子中，或按照市場價格給予補償。這些要求是符合我國法律的。開發商只是想拆了我的房子，盡可能少地給予補償[1]。

重慶市九龍坡區房管局拆遷管理科任秋萍科長認為：他們(吳蘋夫婦)有權利選擇拆遷補償方式，拆遷人應該予以尊重。但房屋補償的價值只能按照評估的價格決定，當然如果雙方對于補償能夠達成協議，我們也沒有異議。可是，在目前雙方協調未果的情況下，作為政府部門只能支持評估的價值。對于實物安置，可以根據評估，給予與舊房價值相等的新房。但他們要求同樣位置、同樣朝向的實物，這是沒有法律依據的。按照城市改造的規劃方案，在他們房屋的位置，要規劃一個大商場，每一層都是5000平米的大開間，也根本沒有辦法滿足他們。房屋拆遷補償的原則、范圍等《物權法》沒有具體規定，因此，在實際中造成了法官無法可依。所以，有必要在《物權法》中增加相關規定。

三、我國房屋拆遷中存在的問題

（一）房屋拆遷法律制度不健全

長期以來一直沿用以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為主體建立起來的拆遷體系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征收私有財產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權利，只能以全國人大代表委員會及其常委會制定的相關法律為依據，而條例在法律淵源上僅屬于行政法規，這就與上位法立法法相沖突，某些法學專家提出違憲 對私有財產的征收前提是必須基于公共利益 現行的有關法律并沒有具體列舉哪些需要符合社會公共利益，也并沒有明確的法律程序來判斷是否屬于社會公共利益需要，致使房屋拆遷缺乏法律依據，因此，目前我國城市房屋拆遷法律制度還是十分抽象與籠統的，需要在立法與實踐中逐步完善與健全。

（二）濫用公權力

在實踐工作中，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理解上的缺失，工作中對公共利益的解釋存在較大的隨意性，在強大的公權力面前，行政相對人表現出更多的脆弱和無奈，由此而成為推土機前的弱勢群體，因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而無法通過法律救濟的手段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有的忍氣吞聲，有的以暴力對抗強制拆遷，還有的甚至采取自焚爆炸等極端方式來抵制拆遷，由此引發對政府公信力的質疑，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政府在房屋拆遷管理中特別是在強制拆遷中的角色定位有失偏頗。

（三）不合理的程序設置與補償機制

現行城市房屋拆遷制度設計對被拆遷人的參與權與知情權保護力度不夠，補償機制不合理。《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并沒有關于被拆遷人參與權的規定，而這將是“腐敗的溫床”。拆遷補償的范圍、標準，程序和結果應該公平，公正與公開，房屋拆遷價格評估以市場價格為參考依據，在政府、評估專家、企業拆遷戶等各方面代表的廣泛參與、共同見證下，通過商業化的評估，來提高評估結果的公正性公平性。這種商業化評估，不是把權力交給一部分人，由這一部分人來決定蒼白無力的程序設置以及不合理的補償機制。

（四）混淆公益拆遷和商業拆遷

《條例》對公益拆遷和商業拆遷并沒有進行明確的分類規定，公益拆遷是指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進行的拆遷，除此之外都屬于商業拆遷范疇。在商業拆遷中，雙方應該充分地實現契約自由，有權按照市場規律來判斷最有利的自身利益。因此筆者認為，非常有必要對公益拆遷和商業拆遷做出明確的分類規定。

四、《物權法》保護被拆遷人利益之不足

（一）缺少對商業性拆遷的規定

《物權法》僅規定了以公共利益為目的的征收產生的拆遷，而沒有規范商業性拆遷。由于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大量拆遷糾紛主要是由商業性的拆遷引起的，欲以《物權法》的規定來規范這些商業性的拆遷，顯然是不現實的。因此，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之下，更需要進行立法規范的是商業性拆遷。

（二）未能對公共利益進行具體界定

《物權法》規定了公共利益，并未具體界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一個與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等具有相似性的框架性概念，因其概念本身的概括性、內容的寬泛性、開放性、不確定性以及分層次性，使得在法律上準確的界定公共利益很困難[2]。但在實踐中，作為矛盾對立雙方的拆遷人與被拆遷人、政府與被拆遷人之間卻經常圍繞征收目的是否構成“公共利益”而繼續發生矛盾與沖突[3]。政府征收征用房屋和土地往往以社會公共利益為理由，經過一定程序之后，將公民的個人房屋轉化為開發商的開發項目，造成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尖銳的沖突[4]。這些沖突體現了公民對政府所謂的公共利益隨意解釋的不滿，因此對公共利益這一概念明確進行界定很有必要。

（三）征收補償標準不明確，補償不充分

補償是征收過程中公民私有財產權是否得到保障的重要體現。現代各國大都對公用征收的補償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如在日本，公益征收補償分為財產權補償和生活權補償兩部分，財產權補償又分為狹義的財產權補償和附隨的損失補償；生活權補償又包括狹義的生活權補償、少數殘留者補償、離職者補償、事業損失補償、生活再建措施等，而美國堅持“合理補償”原則[5]。《物權法》盡管也規定了補償原則，提出了“足額”補償標準，但這一標準只適用于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對城市住宅的補償標準很模糊，就算是“足額”補償標準，也規定的不是很具體，導致補償不充分。在補償過程中，違規操作大行其道，隨意確定補償額度和補償方式的現象大量存在，被拆遷人獲得的補償價格往往低于應達的、準確[6]的市場價格位。

（四）征收程序存在瑕疵

城市房屋拆遷是對被拆遷人的財產權的限制，因此，應該從保護市場主體財產權的角度出發，對拆遷規定嚴格的法律程序。拆遷的程序是對被拆遷人的一種法律程序的保障，是拆遷制度中的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因而，征收程序一直備受各國立法的重視[7]。但是，《物權法》對于征收沒有作明確的程序性規定，只是籠統的要求應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而實際上，當前適用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雖對城市房屋拆遷及補償程序做了規定，但這些規定卻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主要有：缺少一套公眾參與的協商機制，不能吸收公眾意見，實現信息的交流與溝通；關于強制拆遷的規定存在著諸多問題，嚴重損害了被拆遷人的利益；城市拆遷補償中，由于沒有規定行政裁決的條件、程序和時限等程序規則，[8]在實踐中經常出現濫用行政裁決的問題。

五、在物權法背景下對拆遷法律制度的設想與建議

（一）進一步明確城市房屋拆遷的公共利益標準

就城市發展的現實來看，沒有拆遷就沒有城市的發展，如果矯枉過正，會導致城市發展受阻，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 明確界定區分商業利益和公共利益，既可以保證了城市建設的需要，又保護了公民合法權益［］物權法提出了公共利益需要，在審理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中，主要是根據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確定調查群體，并根據調查結果作出相應的裁決筆者認為仍需要更清晰地認定，建議從以下兩個方面確定公共利益 首先，國家因修建道路(包括鐵路和公路等)醫院學校等公共設施或公益性設施場所而征收房屋的，屬于為公共利益 其次，根據城市發展長遠規劃，符合區域或城市建設要求，能為區域(或城市)帶來較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

（二）如何妥善處理釘子戶問題

在房屋拆遷過程中，關鍵是要處理好利益分配問題。但是，部分被拆遷戶因對拆遷協議有較大異議，經協調后仍然無法達成調解協議，不愿意搬遷，必然使拆遷工作陷入僵局。于是，政府拆遷管理部門只有采取強制措施來保障拆遷工作的順利進行，而在這個過程中往往容易產生暴力抗拆的惡性事件。如何公平合理 地推進房屋拆遷，妥善處理所謂的釘子戶，筆者認為應做到如下幾點：

1.以人為本

采取人性化的措施曉之以情，動之以理，通過協商勸說等方式溫和地推進房屋拆遷工作，防止拆遷人與被拆遷戶之間的矛盾沖突激化，嚴厲懲處拆遷單位采取不人道手段強迫被拆遷人搬遷的行為。《物權法》第六十六條明確規定了對公民合法財產進行保護，拆遷中的停水停電停熱停氣阻斷交通等手段是不人道的[9]，因為這不僅關系到當事人的財產權利，而且關系到他們的人身權利。“最牛釘子戶”重慶楊家坪鶴興路舊城改造拆遷項目糾紛，引起海內外各大媒體高度關注，工地現場曾聚集著上百家媒體，但不可否認釘子戶的出現，在另一個層面表明了政府的進步，在《物權法》通過后，在重慶釘子戶事件中政府采用“溫情迂回”策略，引導輿論導向與傳媒，這種克制態度及處理模式是過去動不動就強制拆遷的政府行為無法比擬的，這個典型事件將成為未來解決類似事件的比照模式，也是值得各級地方政府借鑒與學習的。

2.禁止走一戶拆一戶的做法

進行舊城區改造是一項民生工程，因此要讓老百姓滿意，讓民生工程變成民心工程。在拆遷工作中一定要做到逐戶征求意見，一戶不滿意都不能拆，都要想辦法溝通，達到居民滿意為止，禁止走一戶拆一戶的做法。在拆遷問題上不能急功近利，規定在拆遷區域中全部住戶都與拆遷方簽訂補償協議后，再統一拆遷。

（三）建立健全拆遷中法律程序性規定 1.充分保障被拆遷人知情權與參與權。

實務中某些地區忽視公民的合法財產權益，任意壓低拆遷補償安置標準，動輒采取強制手段，影響政府公信力，與和諧社會的理念相悖。具體措施是，建立房屋拆遷聽證制度。筆者應為，在實施行政強制拆遷之前，應召開兩次以上的聽證會，針對尚未達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比例較高的情況，房屋拆遷管理部門在受理裁決申請之前，應當邀請政府相關管理部門、拆遷當事人代表以及具有社會公信力的代表等，對行政強制拆遷相關的法律依據、裁決程序、補償安置標準等內容，舉行聽證會，以廣泛征求居民意見，賦予居民更多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決策權。在拆遷階段，被拆遷人同樣有權參與全過程，及時而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意愿與訴求[10]。

2.嚴格拆遷法律程序

首當其沖是嚴格拆遷行政裁決程序，拆遷人雙方如就補償標準、補償方式等方面無法達成協議的，可以向房屋拆遷管理部門申請行政裁決、行政強制拆遷以生效的裁決為法律依據。在此，適用強制拆遷手段的前提，是拆遷當事人向房屋拆遷管理部門提出裁決申請，在強制拆遷之前，拆遷當事人向房屋拆遷管理部門提出裁決申請的，應先進行調解，這是行政裁決的必經程序。在調解過程中，應對當事人提出的事實和理由的合理性充分性加以認定，認真聽取當事人的陳述意見，對當事人所提出的合理要求，應予采納；如果無法實現調解，房屋拆遷管理部門實施強制拆遷之前，應事先通知被拆遷人，耐心做好解釋說明工作，力求被拆遷人的理解、解受。此外，房屋拆遷管理部門在進行強制拆遷時，應組織街道 辦事處（或當地居委會）被拆遷人單位代表到場，作為強制拆遷的證明人，并由公證部門對被拆遷房屋財產進行公證。另外，要嚴格市場準入，完善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拆遷信訪機制，嚴肅查處房屋拆遷工作中的違法違紀行為。

六、結語

有恒產者有恒心，而恒心的前提在于恒法。隨著我國城市建設的的高速發展，拆遷問題也成為了城市發展過程中不可回避的問題，如何妥善解決城市拆遷中所產生的各種矛盾及糾紛，尋找到更切合實際的解決辦法與對策，需要政府各個相關部門制度透明、公正公開、價值均衡。當前，私人財產征收征用過程中的主要矛盾不是權利人濫用物權，而是一些地方政府濫用“公共利益”與公權力，恣意征收被征收人的私人財產，而許多被征收人的合法權益又得不到充分的行政保護與司法救濟。為建設法治政府、誠信政府，構建和諧的安居樂業與投資創業環境,政府應當切實尊重與保護私人物權，在征收私人財產時慎之又慎，可征收、可不征收的，堅決不征收。政府擅自解除政府與私人簽署的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就是違約行為，擅自拆遷權利人的房產就是侵權行為。即使政府的確為公共利益而征收私人財產，也要恪守程序嚴謹、補償充分的基本要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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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從四大名著看中國

從四大名著看中國之走投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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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58707 鐵皮狐貍 [角落] [飛語] 發表于：13-02-24 18:07 [只看該作者] 從四大名著看中國之走投無路

看四大名著，不能只看到其中神魔亂舞的有趣，英雄好漢懲惡揚善的痛快淋漓，帝王將相縱橫捭闔的權謀秘計，才子佳人蕩人心魄的情孽纏綿。我們還可以看到，這里面明明白白寫著：中國已經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

孫悟空大鬧天宮，很是讓一潭死水的天宮鬧騰了一陣子。他提出的革命理論是：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這一革命理論，與歷來農民起義提出的號召如出一轍。陳勝吳廣的口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不就是孫大圣的輪流坐莊的理論么？大概孫大圣看到玉帝的排場，心向往之，豪言壯語脫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或者吃天鵝肉的心理作祟：“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率領他的猴子猴孫，攻占天庭，把天庭改朝換代成猢猻王朝，這就是孫悟空的革命理想。坐天下的是王，搶天下的是賊；在天庭里，坐天下的是神仙，搶天下的是妖孽，人間天上，奉行同一道德規條。

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斗不過妖猴，于是借師助剿，請來如來佛，妖猴斗不過佛祖，于是猴子被洗腦，跟隨唐僧，充當了鎮壓各路反叛勢力的急先鋒，一路降妖除怪，最后官封斗戰勝佛。從現有體制的反叛者到忠實維護者，進而變成現有體制的受益者，孫悟空用了五百多年。天庭也付出了慘重代價，最后雙方妥協，互相利用。孫悟空在當初跟他一樣身份的妖魔前可以堂而皇之地自稱仙佛，口含天憲，大展神威，實現終極自我價值。天庭也可以利用他充當打手，掃蕩其他對現有體制構成挑戰的各路反叛勢力。孫悟空的七十二變，怎么都比不上他這第七十三變實在，能得更多實惠。

歷代農民起義領袖的嘴臉，在這里被照妖鏡照得毫發無隱。斗得過現有體制，就把玉帝的張姓朝廷改姓孫，斗不過就投降，自己的反叛實力就是跟朝廷談判的本錢，兄弟隊伍的頭顱就是投名狀，幾番含嬌弄態之后，即漂白了自己的出身。唐末朱全忠玩的是這一套，《水滸》里宋江玩的也是這一套。農民起義救中國？癡人說夢而已。

《水滸》里的宋江，玩的也是這一套，不過一在天上，一在地下。世人都怪宋江，怪他不該投降，他不投降又能怎樣呢？梁山事業，實在無路可走。梁山政權，只不過是東京趙家朝廷的山寨版。想當年，趙匡胤在位時，也跟他們的宋大哥一樣英明，一樣講義氣，一樣替天行道，到如今子孫不肖，宋徽宗趙佶昏庸無比，貪官墨吏擾亂天下，假設梁山事業百年長青，誰能保證宋江的子孫比趙佶一定強，好漢們的后代一定比高俅雄起？投降了倒好，中國歷史省去了一個不必要的循環節。

好漢們的理想不過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貪官們的理想不過是大肆撈權大把撈錢多睡女人，后者是前者的衍生品，他們只相隔一張紙的距離。梁山與祝家莊，一個由好地主領導，一個由壞地主領導，好地主與壞地主的距離，也不過一張紙而已。

梁山道路，走下去將無路可走。只可憐了那魯莽得天真可愛的李逵，為了“替天行道”的杏黃旗永續飄揚，拎著一對大斧排頭價砍來砍去，不知他端的要砍誰？

梁山道路，最終無路可走。

《三國演義》宣揚的是圣主賢相救國論，翻譯成無產階級口吻，就是只有劉備諸葛亮才能救中國。可惜梟雄斗不過奸雄，賢相斗不過奸相，仁義斗不過厚黑，劉姓天下無可奈何花落去，圣主賢相的理想一江春水向東流。仁義事業實在讓人悲催，劉備諸葛亮只給后人留下一個欲哭無淚的背影。最終一統天下的司馬氏，一點仁義的影子都找不到。

劉備諸葛亮事業的流產，意味著圣賢救國論的破產。

把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分為兩撥，《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超世獨立，一個人站一邊，其他所有人站另一邊。中國歷史上所有讀書人的腦袋湊在一起也比不過他思想的深刻。曹雪芹通過賈寶玉告訴我們，封建社會已是窮途末路。身處康乾盛世而能認識到這一點的，絕無僅有。比他稍前的明末清初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痛心于明朝的滅亡，沉痛反思的結果無非是皇帝太昏庸，大臣太貪婪顧私利，不去從根本上否定制度，沒有從我們固有文化中查找致命之處，反而抱殘守缺，對傳統儒家沾沾自喜，以為明的滅亡，不是儒家文化的失敗，而是不能遵守儒家戒律的結果。

就像《舊約圣經》里的猶太人，每受一次打擊，每遭一次失敗，都認為是對上帝篤信不堅的后果，是上帝因為他們在異教間搖擺不定而降罰，因而每一次反思的結果都是更加信仰上帝。鴉片戰爭后很長一段時間，先進的中國人反思落后挨打原因，還認為我們只是技不如人，而不是體制不如人，文化已落后。曹雪芹超越了他以前和以后所有的舊式知識分子精英。

他通過賈寶玉的口告訴我們，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文化已是走投無路。賈府里面的男人，從上到下全都靈魂爛透了，封建社會的大廈靠這些人支撐，傾倒是必然的事。不僅如此，賈寶玉還以戲謔的口吻否定了封建社會的最高道德教條,所謂的“文死諫武死戰”。這一條認識是從根基上否定了我們引以為豪的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最崇高的東西都被他看穿看透了，他還能跟周圍的男人沆瀣一氣么？他還能從父命讀八股考科舉光耀門庭為這一腐爛的家族提供繼續腐爛下去的養分么？

所以賈寶玉清醒堅決地拒絕了合作，不愿為這個注定要爛掉的社會陪葬。可惜寶玉的心思書中無人理解，就連他深愛的林妹妹也半點不知，他只能“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了。他的愁恨，他的傻與狂，是出于絕望，他找不到新的道路。《紅樓夢》所深刻揭示的，不是曹雪芹所處的朝代已瀕臨絕境，此時是大清盛世，正是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無限風光的時代，他揭示給我們的，是整個封建社會的走投無路。林妹妹的葬花詞，在賈寶玉聽來，在后世的我們聽來，是唱給所有中國人的一首挽歌。

《西游記》《水滸傳》告訴我們，農民起義，革命造反不能救中國；《三國演義》告訴我們，偉大領袖不能救中國；《紅樓夢》告訴我們，我們真的已走投無路。

我們的文化沒有內生性的力量，靠我們的固有文明來救中國，就好像是用中藥來救治需要開膛破肚的病人一樣無效。

第四篇：從證券市場看中國利益集團[范文]

從證券市場看中國利益集團

姓名：張莉敏 專業：12級國政班 學號：20124108

導言：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利益集團化是不可阻擋的自然趨勢。中國近現代的民主思潮曾經深刻的影響了中國，但民主并不是自由主義的泛濫，而最終是使利益集團化競爭走向合法化和常態化，還民間以自由集團和公平競爭的權力。利益的共生導演了價格生成與生產力、技術水平的序幕，展開了社會結構和人才結構的競爭，由此才會有在舞臺上的話語權和定價權，由此才會有內部循環機制與對外交流機制的相互依托。世界競爭不是無序的，只有建立好各自的生態圈，才會有人才和事業的成長，只有營造好各自的利益集團，才能發揮個體在群體中的作用。而在中國，利益集團的存在更加耐人尋味。

關鍵詞：

利益集團證券市場

一、“利益集團”釋義及分類

利益集團，又稱利益團體，壓力團體，院外活動集團等，是指按照一定形式組織起來的享有共同的信念，態度，價值或關注點的個體集合，它使用各種途徑和方法向政府施加影響，進行非選舉性的鼓動和宣傳，用以促進或阻止某方面公共政策的改變，以便在公共政策中，體現自己的利益主張的松散或嚴密的組織。中國利益集團的產生是中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發展的產物。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整個社會利益結構發生了分化和重組，原有的社會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逐漸形成并分化組合。加上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建設的不斷加快，公民民主意識的覺醒，以及現代交通、信息技術的發展，這一切都為中國利益集團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基礎和條件，而各種因素的聚合使轉型期中國利益集團的凸現成了客觀的必然。

目前我國的利益集團涉及范圍廣泛，形式多樣，從不同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劃分。從其社會性質劃分，主要有合法的利益集團，如各政黨，依法登記注冊的社會團體和各種學術團體，以及未經審批但追求的是合法利益的民間性利益集團、公益組織等，也存在部分非法的利益集團，如走私集團、地下傳銷組織等；從其組織化程度劃分，有社團性利益集團，如各類社團、協會、商會等，也有非社團性利益集團，如當前的農民工利益集團，沒有固定的組織，也沒有固定的活動，具有分散性，只有當某一件事情發生時，與該事情有利害關系的人才會自動的集合在一起，待該事情解決之后又會各自散去；從其活動目標劃分，可分為經濟性利益集團和非經濟性利益集團，前者以追求特定群體的經濟利益為目標，如各經濟團體，行業協會等，后者則大多從維護社會成員的公共利益出發，如消費

者協會、環境保護組織等；從其利益趨同性劃分，有特殊獲利者集團、普通獲利者集團、利益相對受損者集團和社會底層集團。雖然中國現階段各利益集團形態多樣，但發展很不平衡，從整體看利益集團的發展還不成熟。

與西方的利益集團不同，中國的利益集團具有：(1)發展的不平衡性，(2)形態的模糊性和過渡性，(3)獲利的非正常性和行為的表面合法性，(4)利益的排他性，(5)權力的至上性，及(6)缺乏法理的正當性等特點。我們可以簡單地把中國的利益集團界定為對公共權力和資源享有支配權的部分人或社會階層，為了維護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結成的利益共同體，或者利益聯盟。

學者鄧聿文在共識網中發表論文認為中國的利益集團可以分為七類：第一類：強力政府部門及其官員；第二類：地方政府及其相關官員；第三類：國有壟斷企業特別是央企和地方重要國企及其高管；第四類：跨國資本及其國內代理人，即俗稱的“洋買辦”；第五類是房地產開發商；第六類：大的民營企業和民營資本，包括民營房產商、煤老板等實業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第七類：依附于上述各類利益集團之上的部分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士。舉例則可有：水電系統，計生系統，證券系統和房地產系統等。具體來講水電系統，這是中國一個重要的利益集團，它強大到了不僅把中國的大江大河，而且連中等的江河，都圈過去，建電站大壩，每個項目都有幾億、幾十億、幾百億元的資金。計生系統，這也是一個特殊利益集團。按照目前的人口發展規律，中國早就應該對實行了幾十年的計生政策進行重大調整，可計生政策就是廢除不了，原因不外乎在過去幾十年中，計生系統已經造成了一個特殊利益集團全國至少有幾十萬人員，靠著“計劃生育”當官、掌控錢權的。證券系統，也是一個既得利益深厚的集團。證監會的發審制度是三高(高發行價格、高市盈率和高超募額)、內幕交易等亂象的根源，但也就是改變不了，原因在于中國股市上有強大的利益集團，政府、交易所、監管機構、中介機構各方利益介入太深，涉及市場的方方面面。房地產系統，在房地產中，最大的利益集團是各級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通過高房價獲得了大量的財政收入、GDP政績、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和尋租腐敗機會。其次是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房地產貸款等手段，從高房價中獲得了高額利潤。最后才是房地產開發商，它們通過與政府公權的結合，從高房價中獲得了超額利潤。

我從中受益匪淺，于是決定從證券系統分析中國的利益集團。

二、證券市場利益集團形成的原因

證券市場利益集團的形成從市場經濟發展角度來講是歷史的必然，形成我國證券市場利益集團的現實狀態有如下原因：

一是初始制度原因。中國證券市場是伴隨著國有企業改革而發展起來的，證券市場的發展客觀上為國有企業的制度改革提供了一種市場化的平臺，股權分裂、同股不同權、政企不分使權衡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矛盾重重、監管上漏洞百出，這都為證券市場埋下了深深的制度隱患，在這種投資環境下，證券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價值發現功能、經濟晴雨表功能及投資增值功能相當紊亂，但它的融資功能卻更加強化。在這種制度缺陷背景下生存的利益主體利益意識覺醒，維權意識加強，集團意識形成，引發了圍繞著管理層、上市公司、券商、中小股民等各方利益結構的不斷分化重組，使各方利益集團由隱性向顯性、由非組織化到泛組織化，成了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

二是利益一致性和信息不對稱。對于聯合型的利益集團利益一致性是他們聯合的基礎，信息不對稱是他們聯合的前提條件。利益集團的形成是利益分化的必

然結果，之所以有利益分化，證明某些利益主體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要求將分散的利益凝聚為同樣的利益表達（不論是合法的、建設性的還是非法的、損害性的），從而使其能夠更接近決策的層面。

市場中的信息永遠是大家爭相追逐的對象，但由于種種因素信息是不可能公平的完全的取得，只有獲取更多的信息才能在競爭中占據優勢使利益最大化；因為存在信息不對稱的事實，一方利益主體才會要從另一方利益主體那里獲得自己沒有而又迫切需要的信息，通過信息的交流，兩者有著相通的利益可以通過聯合來實現，因此聯合的利益集團就有了很強的用武之地。

三、證券市場利益集團的現狀證券市場的利益集團并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利益集團，如今我國證券市場的利益集團從總體上說，大多沒有完備的組織形態，也沒有固定的組織構架，只是松散的、自發的、臨時的、若隱若現的“結伙”，以輿論呼吁等方式在報紙上、廣電或網絡上表達其特定的利益訴求。因為他們僅僅因為各自的利益相同走在一起，所以只要能影響政府的決策向著有益于成員利益的方向發展，與傳統意義的利益集團相比，他們并不具有廣泛的群眾性，不反映某些群眾的共同利益，因此不具有代表性。在我國證券市場上形成的利益集團是非常特殊的團體，有著特殊的形成背景，特殊的行為方式和特殊的影響效果。

我國的證券市場是在股權割裂的制度設計中產生的，是由國家資源分配及占有的起點不平等為淵源的。起初利益集團的狀態并未在市場中顯現，十幾年來隨著市場的發展和改革的步步嘗試，引發了圍繞著管理層、上市公司、券商、股民等各方利益結構的不斷分化重組，使利益集團由無到有、由隱性向顯性、由非組織化到泛組織化同盟的產生和壯大具有了客觀的社會基礎和制度基礎，同時，隨著弱勢利益集團利益意識的覺醒和維權意識的加強，特別是“集團意識”的形成，又為利益集團的存在和壯大提供了心理基礎。證券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市成了各利益集團進行博弈角逐最明顯的地方。

四、證券市場利益集團信用缺失的表現

我國證券市場的利益集團信用狀況并不是很好，市場中的失信現象比比皆是。上市公司這一利益集團的信用狀況是應被關注的焦點，信用缺失狀況基本都圍繞上市公司展開，諸如虛假包裝上市、控股股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隨意圈錢、擅改募集資金投向、虛報利潤、信息披露不及時、關聯交易等，為了實現上市增值增利的目標，上述行為似乎成了默認式，無非程度大小的問題，類似狀況都或隱或顯的存在著。雖然經過一段時間的股權分置改革，使得上市集團與上市公司的利益統一起來，占用資金、隨意圈錢的行為在逐漸淡化，但其他的問題仍舊存在。由于市場運作的需要，上市公司和證券投資機構及中介機構聯合違規各取所需；一些民營上市公司沒有大型企業或國有企業的實力，與當地政府或相關權力人的聯合就是他們最好的選擇；更可怕的是國有上市公司和監管部門及政府本身就同屬一家，管理人員也是直接被委任或由政府官員兼職，無論政策制定和利益要求，與其他市場主體相比并不在同一水平線上，因此信用缺失問題在所難免。這樣的信用狀況為證券市場和各個利益主體都積累起了嚴重的風險，長期及嚴重的信用缺失會使市場越來越不規范，投資者心理預期和承受能力越來越差，風險自然會一點點沉積下來。證券市場是市場經濟和信用制度高度發展的產物，證券市場的交易形成了大量錯綜復雜的信用鏈條，因此證券市場的風險具有很強的傳導性和危害性，會波及到整個金融體系和國家經濟，而且這類風險的因素有很多不確定性，非證券市場所能控制，另外，由于各種因素的限制，如制度缺陷一時難以彌補等，這樣，風險的可控性就更弱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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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9].

第五篇：從黨情看中國

從黨情看中國

引言：雖然我沒能加入共產黨，但我一心向往。筆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在當前是唯一有能力且必然有能力領導中國走向成功的政黨。她的領導能力不容懷疑，無論是以前的毛主席時代，還是不久的未來。我此生堅決擁護她的領導方針，堅決支持她的領導方針。我始終相信中國的政治是精英的政治，是能領導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的政治。

關鍵字：共產黨

領導能力

先進性

根本利益

高效廉潔

一、共產黨是能始終保持先進性的政黨

從播放的新聞聯播中可以看出國家領導人很重視黨內領導人的培養，共產黨有自己的黨校。這和國外的一些政黨有很大的區別，不僅國家主要領導人擔任校長，而且經常聘請有名專家、學者授課，結業式上更是由國家最高領導人頒發結業證書。由此可見國家領導階級對自身能始終保持先進性的高度重視。這樣做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第一，它最根本的是通過這種由上一屆領導班子的直接教授來完成國家基本方針和重要施政策略的延續性和連貫性。這也就從間接保證了共產黨能始終如

一、堅定不變的帶領信賴他的民眾走向實現共產主義的大道。第二，通過教授黨員，尤其是接班人能夠時刻把好中國的脈，能夠時刻對國外的政治經濟發展態勢做出正確的判斷，從而保證了接任時施政方略的正確性和前瞻性。除以上兩條之外，我當還采取了其他一些方法來保持自己的先進性。第三，通過自身不斷吸納優秀的黨員來實現自我更新和時刻保持向上發展的活力。第四，通過積極開展政治協商活動和邀請黨外人士擔任智囊團職務來保證自己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可實施性。最重要的是我當是一個不斷學習的政黨，上到國家領導人，下至普通公務員都在時刻學習國外先進的問題解決辦法以其在中國也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這樣做既不會是閉門造車耗時耗力，參考別人的可以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可以參透捏過解決問題的要髓，也不會是一味的照搬別人的而忽略了自己國家的特殊性。

二、共產黨是能始終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政黨

無論是從聲勢壯觀的汶川大地震救災來看，或是從溫暖人心的雪災現場臨時安置點來看，還是從點滴造福百姓的醫療改革來看，或是從為未來發展考慮出發的艱難入世、艱難申奧之旅來看，中國共產黨是能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黨。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共產黨在指定任何方針、執行任何改革之時首先是以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基本考量的。要知道在制定任何哪怕一小點政策時必然會造成一部分人利益的損失和另一部分人的得益。中國人自古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民族。再加上中國如此多的人口，雖然比例可能不大，但折算

201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