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中國60年法治建設的探索與發展

新中國

60年法治建設的探索與發展

新中國成立6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創造了震驚世界的發展奇跡。在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中，新中國的法治建設也走過了60年的光輝歷程，開創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成功道路，譜寫了人類法治史上光彩奪目的輝煌篇章。

一、在創建新中國的進程中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廢除國民黨舊法統，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框架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我們黨經過28年浴血奮戰，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成立，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權基礎。我們黨領導人民，圍繞鞏固新生的國家政權、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順利進行，迅速著手創建社會主義法制，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紀元。

徹底摒棄剝削階級的法律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社會主義法律思想和原則。首先，明確了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本質和價值。毛澤東同志強調指出：“我們的法律，是勞動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維護革命秩序，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生產力的。”其次，創立了比較系統的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毛澤東同志深刻揭示了國體和政體的科學內涵與階級本質，創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思想。他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就是以民主集中制為基礎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第三，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運用法律手段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等思想。第四，確立了實事求是、走群眾路線、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則。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則，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指明了方向。

堅決廢除國民黨舊法統，構建以“五四憲法”為統帥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徹底摧毀了國民黨政府的舊法統，為新中國的法制建設清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1954年，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正式頒布，確立了新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體制。毛澤東同志曾說，這部憲法，“使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正確的道路可走”。正是沿著這條道路，新中國在短短兩三年時間里迅速制定頒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規，同時抓緊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構建新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

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確立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制度。舊的國家機器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土崩瓦解，建立新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民主法治建設的迫切任務。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成立，從《共同綱領》、五四憲法的頒布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施行，新中國在法制的框架內實現了由多黨合作組成的民主聯合政府到人民民主專政政權體系的平穩過渡，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真正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得以建立。

初步建立起新中國的法學教育、研究體系，培養了10多萬法學法律人才。在全面廢除舊法統的同時，新中國也拋棄了舊的法學教育制度，在學習借鑒蘇聯的基礎上建立起了新的社會主義法學教育、研究機構和隊伍。從1949年到1957年，新中國建立了10個全國高等政法院系，政法院校畢業生達13000多人，研究生近300人，輪訓了10多萬名司法干部。同時，各法學學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發表了很多

著作和論文，一些法學刊物紛紛創刊。這些成就為我國的法治建設、包括改革開放以后法學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復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礎。

二、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恢復和發展法治，確立法律的崇高地位和權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特別是“文革”沉痛教訓的基礎上，作出了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上來，并圍繞這一重大轉變致力于法治的恢復、重建和發展，開創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時期。

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文革”結束后，痛定思痛，撥亂反正，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法治建設重要性的認識產生了新的歷史飛躍。鄧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他還精辟地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在這一重要思想指導下，1982年憲法作出莊嚴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

重點抓立法，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具規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必須實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我國現行《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試行）》、《行政訴訟法》等基本法律相繼出臺。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制定頒布了三資企業法等涉外經濟法律法規。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94件、行政法規598件，從根本上改變了許多重要領域無法可依的局面，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建立健全司法機構、行政執法機構和法律服務機構。“文革”期間，我國法律機構基本癱瘓。1978年2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重建檢察機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各級人民法院進行了恢復整頓，1979年9月重建司法部。隨著行政管理領域單行法律、行政法規相繼出臺，工商、稅務、土地、衛生等行政執法機構恢復運轉。同時，律師、公證等法律服務機構也得以重建。到1982年底，各級各類法律機構基本得以恢復和建立，全國法律工作人員超過了100萬。

大力發展法學教育和研究，持續實施五年普法規劃。“文革”結束后，受到重創的法學教育和研究工作迅速恢復，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大繁榮局面。一個比較完整、以專門政法院校和綜合大學法學院（系）學位教育為主的多層次、多途徑、多形式的法學教育體系初步建立。各級法學會、各種法學研究機構、各類法學法制報刊應運而生。法學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得到快速發展，成果豐碩。為提高全民法律素質和法治意識，我國從1985年開始實施了4個五年普法規劃，目前已進入“五五”普法階段，通過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全民普法工作，有力推動了中國法治建設的進程。

三、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提出并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繼續推進和深化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并圍繞這一目標提出實行依法

治國的基本方略，開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階段。

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依法治國、實行法治越來越重要而緊迫。1996年，江澤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和1999年憲法修正案正式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認下來，這標志著我國成功實現治國理政模式的根本轉變，意義重大而深遠。

加強立法工作，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立法工作，特別是要抓緊制定和完善保障改革開放、加強宏觀經濟管理、規范微觀經濟行為的法律法規。按照這一要求，我國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環節，開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公司法》、《合同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勞動法》、《對外貿易法》等各類規范市場主體、維護市場秩序、完善宏觀調控、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促進對外貿易等方面的重要立法陸續頒布，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與此同時，《憲法》修正案出臺，《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重新修訂，《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立法法》等綜合性行政法律頒布實施。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件，行政法規353件，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成為依法治國的主要環節。1993年3月，國務院明確提出：“各級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嚴格依法辦事”。這是我國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行政。此后，我國規范行政行為的立法步伐明顯加快，規范行政執法和制約行政權力的力度明顯加大，推進依法行政工作取得重要進展。1999年11月，為適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要求各級政府“依法行政，從嚴治政，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政府”，對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作出了重要部署，標志著我國依法行政開始向重在“治官”和全方位推進轉變。

積極運用法治方式實現國家統一和維護國家主權，妥善處理國際經濟政治關系。根據《憲法》，先后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并依據憲法和上述兩個基本法于1997年和1999年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有力推動了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2001年，我國以加入世貿組織為契機，開始更加主動和有效地運用法律手段處理涉外經濟關系和經濟糾紛，大規模清理、修訂、廢除與世貿組織規則相沖突的法律法規，制定了《反傾銷條例》、《反補貼條例》、《保障措施條例》及相關司法解釋，法治在促進我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維護國家政治經濟利益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確立黨依法執政的基本方式，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三位一體推進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立足新世紀新階段，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并圍繞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確立依法執政，實現了黨執政方式的歷史性跨越。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黨與法治的關系既是整個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也是黨的建設及改革完善黨的執政方式的關鍵問題。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這是我們黨在深刻總結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執政經驗和法治建設經驗上，積極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客觀需要作出的一個戰略性論斷。胡錦濤同志強調指出：“依法執政，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體制、法治的程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黨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產黨執政史上，第一次科學解決了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方式問題。

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2004年對憲法進行了重大修改，頒布憲法修正案14條，修正條文數是現行憲法4次修改之最，并將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制定《監督法》、《反分裂國家法》、《行政許可法》、《物權法》等法律89件（含修改），《信訪條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行政法規180件。憲法及相關法、行政法、民商法、社會法、經濟法、刑法、訴訟和非訴訟程序法共七大部門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與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也基本健全。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

提出與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三個至上”，為法治建設注入了新的動力，指明了前進方向。2005年底，黨中央在總結我國法治實踐經驗、借鑒世界法治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作出了要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重大戰略決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國為核心內容，以執法為民為本質要求，以公平正義為價值追求，以服務大局為重要使命，以黨的領導為根本保證。2007年底，黨中央進一步提出要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三個至上”的提出，標志著我們黨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規律，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規律，對以法治保障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規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為適應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要求，2004年3月，國務院頒布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首次明確提出經過10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標志著我國法治政府建設開始步入全面規劃和整體實施的新階段，在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為了貫徹落實《實施綱要》，國務院又先后重點抓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行政執法責任制、行政復議、市縣基層政府依法行政等工作，在2008年5月頒布了《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在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

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法治建設，凝聚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巨大的政治勇氣、理論智慧和不懈探索實踐的心血。其間雖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終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權威得到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全面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新中國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中國共產黨人將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規劃和加快推進新世紀新階段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努力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推進到新水平和新階段。

第二篇：新中國60年法治建設的探索與發展

新中國60年法治建設的探索與發展

新中國成立6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創造了震驚世界的發展奇跡。在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中，新中國的法治建設也走過了60年的光輝歷程，開創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成功道路，譜寫了人類法治史上光彩奪目的輝煌篇章。

一、在創建新中國的進程中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廢除國民黨舊法統，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框架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我們黨經過28年浴血奮戰，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成立，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權基礎。我們黨領導人民，圍繞鞏固新生的國家政權、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順利進行，迅速著手創建社會主義法制，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紀元。

徹底摒棄剝削階級的法律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社會主義法律思想和原則。首先，明確了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本質和價值。毛澤東同志強調指出：“我們的法律，是勞動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維護革命秩序，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生產力的。”其次，創立了比較系統的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毛澤東同志深刻揭示了國體和政體的科學內涵與階級本質，創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思想。他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就是以民主集中制為基礎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第三，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運用法律手段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等思想。第四，確立了實事求是、走群眾路線、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則。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則，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指明了方向。

堅決廢除國民黨舊法統，構建以“五四憲法”為統帥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徹底摧毀了國民黨政府的舊法統，為新中國的法制建設清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1954年，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正式頒布，確立了新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體制。毛澤東同志曾說，這部憲法，“使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正確的道路可走”。正是沿著這條道路，新中國在短短兩三年時間里迅速制定頒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規，同時抓緊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構建新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

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確立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制度。舊的國家機器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土崩瓦解，建立新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民主法治建設的迫切任務。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成立，從《共同綱領》、五四憲法的頒布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施行，新中國在法制的框架內實現了由多黨合作組成的民主聯合政府到人民民主專政政權體系的平穩過渡，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真正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得以建立。

初步建立起新中國的法學教育、研究體系，培養了10多萬法學法律人才。在全面廢除舊法統的同時，新中國也拋棄了舊的法學教育制度，在學習借鑒蘇聯的基礎上建立起了新的社會主義法學教育、研究機構和隊伍。從1949年到1957年，新中國建立了10個全國高等政法院系，政法院校畢業生達13000多人，研究生近300人，輪訓了10多萬名司法干部。同時，各法學學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發表了很多著作和論文，一些法學刊物紛紛創刊。這些成就為我國的法治建設、包括改革開放以后法學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復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礎。

二、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恢復和發展法治，確立法律的崇高地位和權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特別是“文革”沉痛教訓的基礎上，作出了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上來，并圍繞這一重大轉變致力于法治的恢復、重建和發展，開創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時期。

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文革”結束后，痛定思痛，撥亂反正，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法治建設重要性的認識產生了新的歷史飛躍。鄧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他還精辟地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在這一重要思想指導下，1982年憲法作出莊嚴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

重點抓立法，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具規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必須實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我國現行《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試行）》、《行政訴訟法》等基本法律相繼出臺。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制定頒布了三資企業法等涉外經濟法律法規。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94件、行政法規598件，從根本上改變了許多重要領域無法可依的局面，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建立健全司法機構、行政執法機構和法律服務機構。“文革”期間，我國法律機構基本癱瘓。1978年2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重建檢察機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各級人民法院進行了恢復整頓，1979年9月重建司法部。隨著行政管理領域單行法律、行政法規相繼出臺，工商、稅務、土地、衛生等行政執法機構恢復運轉。同時，律師、公證等法律服務機構也得以重建。到1982年底，各級各類法律機構基本得以恢復和建立，全國法律工作人員超過了100萬。

大力發展法學教育和研究，持續實施五年普法規劃。“文革”結束后，受到重創的法學教育和研究工作迅速恢復，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大繁榮局面。一個比較完整、以專門政法院校和綜合大學法學院（系）學位教育為主的多層次、多途徑、多形式的法學教育體系初步建立。各級法學會、各種法學研究機構、各類法學法制報刊應運而生。法學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得到快速發展，成果豐碩。為提高全民法律素質和法治意識，我國從1985年開始實施了4個五年普法規劃，目前已進入“五五”普法階段，通過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全民普法工作，有力推動了中國法治建設的進程。

三、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提出并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以江澤 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繼續推進和深化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并圍繞這一目標提出實行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開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階段。

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依法治國、實行法治越來越重要而緊迫。1996年，江 澤 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和1999年憲法修正案正式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認下來，這標志著我國成功實現治國理政模式的根本轉變，意義重大而深遠。

加強立法工作，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立法工作，特別是要抓緊制定和完善保障改革開放、加強宏觀經濟管理、規范微觀經濟行為的法律法規。按照這一要求，我國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環節，開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公司法》、《合同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勞動法》、《對外貿易法》等各類規范市場主體、維護市場秩序、完善宏觀調控、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促進對外貿易等方面的重要立法陸續頒布，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與此同時，《憲法》修正案出臺，《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重新修訂，《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立法法》等綜合性行政法律頒布實施。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件，行政法規353件，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成為依法治國的主要環節。1993年3月，國務院明確提出：“各級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嚴格依法辦事”。這是我國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行政。此后，我國規范行政行為的立法步伐明顯加快，規范行政執法和制約行政權力的力度明顯加大，推進依法行政工作取得重要進展。1999年11月，為適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要求各級政府“依法行政，從嚴治政，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政府”，對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作出了重要部署，標志著我國依法行政開始向重在“治官”和全方位推進轉變。

積極運用法治方式實現國家統一和維護國家主權，妥善處理國際經濟政治關系。根據《憲法》，先后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并依據憲法和上述兩個基本法于1997年和1999年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有力推動了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2001年，我國以加入世貿組織為契機，開始更加主動和有效地運用法律手段處理涉外經濟關系和經濟糾紛，大規模清理、修訂、廢除與世貿組織規則相沖突的法律法規，制定了《反傾銷條例》、《反補貼條例》、《保障措施條例》及相關司法解釋，法治在促進我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維護國家政治經濟利益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確立黨依法執政的基本方式，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三位一體推進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 錦 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立足新世紀新階段，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并圍繞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

確立依法執政，實現了黨執政方式的歷史性跨越。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黨與法治的關系既是整個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也是黨的建設及改革完善黨的執政方式的關鍵問題。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這是我們黨在深刻總結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執政經驗和法治建設經驗上，積極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客觀需要作出的一個戰略性論斷。胡 錦 濤同志強調指出：“依法執政，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體制、法治的程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黨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產黨執政史上，第一次科學解決了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方式問題。

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2004年對憲法進行了重大修改，頒布憲法修正案14條，修正條文數是現行憲法4次修改之最，并將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制定《監督法》、《反分裂國家法》、《行政許可法》、《物權法》等法律89件（含修改），《信訪條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行政法規180件。憲法及相關法、行政法、民商法、社會法、經濟法、刑法、訴訟和非訴訟程序法共七大部門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與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也基本健全。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

提出與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三個至上”，為法治建設注入了新的動力，指明了前進方向。2005年底，黨 中 央在總結我國法治實踐經驗、借鑒世界法治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作出了要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重大戰略決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國為核心內容，以執法為民為本質要求，以公平正義為價值追求，以服務大局為重要使命，以黨的領導為根本保證。2007年底，黨中央進一步提出要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三個至上”的提出，標志著我們黨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規律，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規律，對以法治保障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規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為適應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要求，2004年3月，國 務院頒布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首次明確提出經過10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標志著我國法治政府建設開始步入全面規劃和整體實施的新階段，在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為了貫徹落實《實施綱要》，國 務院又先后重點抓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行政執法責任制、行政復議、市縣基層政府依法行政等工作，在2008年5月頒布了《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在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

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法治建設，凝聚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巨大的政治勇氣、理論智慧和不懈探索實踐的心血。其間雖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終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權威得到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全面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新中國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中國共產黨人將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規劃和加快推進新世紀新階段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努力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推進到新水平和新階段。

中國立法六十載步履鏗鏘留痕 法學專家詳解我國依法治國進程6大事件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全國人大60年的發展歷程中，在推動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方面，有很多階段性、標志性的事件值得銘記。京華時報記者梳理全國人大60年發展歷程中，在法治建設方面的6個重大事件。昨天下午，就這些事件的歷史意義，記者采訪了著名法學專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洪道德。

京華時報記者孫乾張劍

1953年7月中國歷史上首次全國范圍普選

事件：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0次會議決定，在1953年召開由人民普選產生的鄉、縣、省（市）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并在此基礎上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53年3月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頒布。從1953年7月到1954年5月，全國范圍內開展的基層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拉開帷幕。

意義：洪道德說，1953年頒布的《選舉法》，是新中國第一部規范選舉活動的法律，標志著人民依法行使當家做主權利的開端。同年進行的全國范圍內的普選，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成立的奠基性偉大事件，標志著我國在實現民主政治方面邁出了第一步，極大地激發了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管理國家的政治熱情。為1954年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基礎。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對選舉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最重要的是實行差額選舉。1979年制定的選舉法和地方組織法規定，不僅各級人大代表要差額選舉，而且地方各級國家機關的領導人員也要差額選舉。與此同時，規定了選民或代表聯名提候選人的制度，改變了過去那種“上面提名單，下面畫圈圈”的做法。還把直接選舉人大代表的范圍擴大到縣一級。選舉制度的這些重大改革，打破了過去長期存在的僵化的、形式主義的選舉模式，提高了選舉的民主程度。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

事件：1954年9月15日，北京中南海懷仁堂。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經過熱烈討論并經無記名投票，《憲法》草案獲得全體代表一致表決通過。此次會議上通過了全國人大、國務院、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地方各級人大和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五個組織法。會議還選舉產生新的國家領導人。

意義：洪道德認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標志著以人民代表大會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制度全面確立，共和國一切國家權力開始由人民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統一行使。它預示著新中國的民主政治由此掀開嶄新篇章。這次會議制定的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出了比較系統的規定。它明確規定，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惟一機關。由此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在我國國家政權體系中的中心地位。

1979年七部法律標志中國立法新開端

事件：1979年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七部法律破繭而出，即《刑法》、《刑事訴訟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以及《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意義：洪道德指出，1979年頒布的這7部法律，不僅標志著新時期的人大工作從立法方面打開了新的局面，也標志著我國的

依法治國進程又重新回歸正軌。特別是《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對懲罰犯罪，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有重大作用；更從保障公民權利的角度，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亂抓亂捕、無法無天的混亂局面。隨著經濟社會的新發展，《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做出了相應的修訂，這兩部法律越來越朝著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方向發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則是我國向世界打開國門、對外開放的第一份法律宣告書。

1979年7月縣級以上地方人大首設常委會

事件：1979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地方組織法和《關于修正憲法若干規定的決議》，確立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常務委員會。

意義：洪道德分析，我國縣級單位有2000多個，是國家政權體系中最重要的一大構成。但1949年建國后，縣級人大沒有設常委會，一定程度上屬于基層政權建設的不完整。1979年7月，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注定成為一項被載入史冊的政治體制改革之舉。

它改變了我國權力機關和執行機關不分的狀況，保證了人大工作的正常運行，增強了人大對政府和司法機關的監督，進一步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實現。到1981年底，全國2756個縣級單位全部建立了人大常委會。20多年來地方人大工作愈見活躍，在立法、監督等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創新，成為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斷豐富完善的重要見證。

1982年—2004年頒布新憲法及22年內四次修憲

事件：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決定修改憲法，組成了陣容強大、精英薈萃的憲法修改委員會。修改、討論工作歷時兩年之久。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3037票贊成，3票棄權，通過現行憲法。

自1982年憲法頒布以來，它歷經4次部分修改。1988年4月12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增加規定，“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規定轉讓”。1993年3月29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修憲，做了“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重要修改。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修憲，增加“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重要內容。2004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增加“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等內容。

意義：據洪道德介紹，1982年憲法是在1954年憲法基礎上，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驗，特別是“文革”的深刻教訓，適應新時期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需要而制定。它體現著當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此后進行的四次修憲，每次修正，都是對原有認識、舊有體制的突破，體現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對社會主義認識的不斷深化。

2011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

事件：2011年3月10日上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

意義：洪道德說，黨的十六大提出，要在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個目標最終得以實現。2011年3月10日，吳邦國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對于我國的依法治國進程來說，是一個值得永遠銘記的日子——中國幾代立法者的艱辛努力終于有了階段性的重大成果，將永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制建設史冊。

洪道德認為，按照國家的長遠規劃和部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雖已形成，但它只表明已經實現了立法工作的階段性目標，并不意味著立法任務已經終結。這又是一個新的起點——我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各個方面實現有法可依，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實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為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奠定堅實法制基礎。

中國的法治建設走過了30多年的進程。如何評價30多年中國的法治進程，每一個側身期間的人都會有不同的感受和認知，如有的人看到是成就與進步，有的人則感受的是問題。本文嘗試以事實為依據，從整體上對30多年的中國法治進程作一宏觀梳理與把握，為后人留下一點記憶。筆者深知，由親歷者來書寫當代史，拋開學識與能力問題，即便是主觀上再自醒，也難以做到客觀公正，何況30年中國法治的進程實在是過于宏闊，任何梳理和觀察都難免掛一漏萬。

一、從“無法無天”到依法辦事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各項事業的領導力量，因而，梳理中國法治的進程首先需要觀察的就是執政黨政策的轉變。1976年10月，延續十年之久，給國家、社會和公民造成極大傷害的“文化大革命”終于結束。作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必須首先處理好如下幾項艱巨的任務，一是認真總結“文革”的歷史教訓，從理論上真正弄清“文革”發生的原因，防止“文革”之類事件的再次發生；二是平反冤假錯案。自反右運動以來，由于國家政治生活不正常和缺少法制，導致歷次政治運動中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只有平反冤假錯案，才能增強民眾對執政黨的認同，同時也才能使隨意打擊迫害持有不同意見者的惡劣風氣有所改變；三是盡快結束社會的動蕩。近百年以來，中國社會一直處于激烈的戰亂和動蕩之中，人民群眾對穩定和秩序充滿了渴望。

就是在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與解決過程中，執政黨中以鄧小平等為首的一批“文革”期間身受迫害的領導人對法制與民主的重要性開始有了深刻認識，“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與此同時，理論界亦開始了關于權大還是法大的討論。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明確指出“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聯系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從現在起，應該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要忠實于法律和制度，忠實于人民利益，忠實于事實真相，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

由于人治觀念的影響，加之整個社會與法治隔閡太深，主要是把法律當作成一種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和手段。這一時期中國法治建設的口號是“依法辦事。”

出現了第一次立法高峰。1979年 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了法制委員會，后改為法制工作委員會，負責研究、起草、修改法律草案，協調法律起草工作，立法工作的速度由此大大加快。同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刑法》、《刑事訴訟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等7部法律。一次人大會議通過7部法律，開共和國歷史上之先例，新時期大規模立法的序幕由此拉開，各種社會關系開始納入法律的調整范圍。“八二憲法”又擴大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權，進一步推動了立法工作和法制建設。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八二憲法”的制定。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八二憲法”對公民的基本權利做了廣泛的規定，對國家機關職權的規定更為細致，還特別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也就是說法律至上、民主、自由等現代法治理念在八二憲法中均有了清晰的表達。盡管法律至上在當時更多的是一種昭示，但將其寫入國家根本大法，畢竟是共和國法制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八二憲法”為此后中國法治的發展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和法律框架。

重建司法機關和司法系統。1978年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決定恢復人民檢察院（1975年被撤銷）；1979年全國人大通過決議恢復司法部，主管司法行政事務。1979年律師制度也開始恢復，1986年進行了第一次全國律師資格考試。1986年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決定重新設立監察部，司法機關和法律監督機關開始逐漸健全。與此同時，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沖擊的原司法人員陸續歸隊，同時還從復轉軍人以及政府機關、學校等企事業單位抽調了一些人補充進司法機關。復轉軍人進法院既反映了這一時期人們對法律作用的認識，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法治建設的無奈，尚無合格的法律人才可用。

更為重要的是，反右之后被搞亂了的執政黨與司法機關的關系被重新理順，如1979年中共中央宣布取消由黨委審批案件的制度。1980年1月，恢復成立了中央政法委員會，作為執政黨領導全國司法工作的最高和唯一組織，其目的是為了使國家的法治建設能夠擺脫任何個人和地方組織的影響，始終朝著執政黨所需要的方向發展，保證了整個國家政法工作的統一。1982年1月13日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又明確指出：“各級黨委對政法工作的領導，主要是管方針、政策，管干部，管思想政治工作，監督所屬政法機關模范地依照國家的憲法、法律和法令辦事。”

法學教育重新起步。自1977年起停招了多年的高等法學專業開始重新招生，承擔起培養合格法律人才的重任。

此外，這一時期的法治建設還有一點需要提及，即對民主的強調與重視。這一時期的法制建設始終是把民主和法制結合在一起的。因于歷史的欠帳太多，這一時期的法治建設操作中難免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諸如日后爭議頗多的“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活動（八三嚴打）。”

二、從以法辦事到依法治國

法律的創設、制度的增多并沒有從根本上減少現實生活中有法不依的現象，這一問題引發了民眾、理論界和執政黨領導人和對法制建設中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即對治國方略的思考。知識界率先開始了對“法治”與“法制”詞義的辨析。1990年代以前無論是知識界還是實務界說起法律問題使用的都是“法制”一詞。隨著有法不依問題的一再重復出現，知識界開始注意到“法制”與“法治”概念的異同，經過探討，最終形成了如下的共識：法制一般是指法律制度。而法治則是一種貫徹法律至上、嚴格依法辦事的治國原則和方式；法制在價值取向上是中性的，而法治的價值取向極為明白，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等。法治的內容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要有良好的法律，也就是說依法治國所依據的法律必須是良法；另一方面這種良好的法律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要得到普遍的服從和遵守。1997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鄭重地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了修正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1999年3月15日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正式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了憲法，使其上升為國家意志，力圖實現治國方略的根本轉換。“法治”由此具有了超越法律工具主義的深廣意涵，中國法治建設掀開了新的篇章。

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國首先要有法可依，在此背景下立法工作再次提速，并出現了新的特點：第一，有了制度創新的意義。全國人大八屆一次會議對“八二憲法”進行修改，規定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此后大批用來規范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紛紛出臺，有力地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而市場經濟的發展又為法治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第二，不再單純地滿足國內的需要，還需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2001年11月10日，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貿易組織要求的法制統一原則、非歧視性原則、透明度原則，客觀上對中國的法律制度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了應對入世的承諾，中國制定、修改或者廢止了數百件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第三，突出保護人權。2004年，全國人大再次修改憲法，將保護人權正式寫入憲法。2011年3月10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吳邦國委員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了更為扎實的法制保障。

行政執法不斷強化。各級政府出于快速發展經濟和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在推行法制方面表現出了極大的積極性，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依法治鄉、依法治路、依法治林，依法治礦，甚至依法治校、依法治家等響亮的口號紛紛出臺，就是在這一系列的“治理”過程中，政府在法治建設中的主導地位越發突出，并在這一過程中使政府積攢起了足夠的能量。

司法愈來愈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社會流動的加快、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各類案件急劇增多，據統計1978年全國法院受理各類案件52萬余件，2010年已超過一千萬件，翻了20翻。收案范圍也由原來的民、刑事案件，擴展為刑事、民事、經濟、行政、海事五大類，還有涉外和涉港澳臺的案件，司法在維護公民和法人合法權益方面的作用日益彰顯；1995年《法官法》和《檢察官法》的頒布，對從業人員入門門檻的提高，使接受過正規法學院教育的畢業生逐漸成為了各級司法機關從業人員的主體，司法從業人員完成了替換，法律職業共同體也開始漸露端倪。

法學教育高歌猛進。由于市場經濟需要大量的法學人才，加之市場經濟也為法律人帶來了較為豐厚的經濟報酬，于是進入90年代后法學專業開始從冷門專業變成為熱門專業，一大批高等院校加入進了開辦法學專業的行列。

就價值層面而言，權利觀念的興起最值得我們重視。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個體的價值日益受到重視。此外，改革開放之初，為了改變中國民眾法律意識淡漠、守法意識不強的習慣，形成現代國家必不可少的法律秩序，國家開展了五年為周期的“普法”活動。這場波及億萬民眾的普法活動不僅使民眾的法律知識有了顯著的增長，同時也啟迪了民眾的權利意識。伴隨著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等概念的逐漸深入人心，自下而上的維權事件層出不窮。權利觀念的興起，極大地改變著中國的法律制度，并將從深層次上影響著中國法律制度的重構。

三、從依法治國到全面深化依法治國

中國的法治建設取得了明顯的成就，但與法治國家的要求還存在著不小的差距：法治意義上的對公權力的制約尚未實現。由于權力運行不規范，公權力隨意進入私權領域，造成腐敗屢禁不止，政府和司法的公信力受到了人們普遍質疑；民主、平等、人權、依法辦事等法治理念尚未被整個社會所接受，更未成為人們行動的指南。從而使公平、公正問題較為突出，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缺乏表達的機會與渠道，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開始凸顯；司法在社會治理中的地位亟待提升。當代中國各階層、各族群以及各種不同的社會主體之間的利益矛盾和沖突錯綜復雜，在法治的背景下這些矛盾和沖突直接或間接地交給了司法。但遺憾的是中國的司法在國家權力結構中及在全社會的權威體系中并不具備法治社會所要求的尊崇，司法尚不具備解決各種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的能力和實力。

面對這些問題，中共十八大報告不僅重提依法治國，而且使用了更為迫切、更加強烈的用語“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出了更加直觀的目標建設“法治中國”。世界各國的歷史及經驗已一再證明，一個國家發展經濟的手段和方法可能有多種，但治理好結構復雜的現代社會方法卻只有一個，就是依法治國。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五十多個民族的發展中大國來說更為重要。這是因為，法治所依賴的各項合理制度會使權力受到真實的制約與監督，換來國家的平穩發展；法治所內涵的特定理念，能夠讓社會中所有群體的合理利益以及每一個個體的權利受到嚴格的保護。如果說前三十年中國的發展，更多依靠的是解放思想和對外開放，那么未來的中國依賴的只有制度的力量。

十八大之后，中國在法治的道路上又有了新的進展：

反腐力度大大提高，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執政黨和政府的公信力開始提升。通過簡政放權和扶植新的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等措施使法治政府建設有了正確的方向。擱置多年的《預算法》修改終于完成，對公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有了更具體的制度。

勞動教養制度被廢除，戶籍制度改革啟動，這些實實在在勢必會極大地促進了社會公平和正義。

司法改革有序推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全會上通過《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意見及貫徹實施分工方案》，明確了各項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2014年6月6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全會上通過了《關于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試點工作方案》，對若干重點和難點問題的導向進行了規定。以建設現代法官制度為中心的司法改革艱難起步。

第三篇：法治建設的探索與思考

法治建設的探索與思考

以建設法治XX開創社會管理新局面

隨著經濟轉型的不斷深入，社會變革的持續推進，社會各階層利益訴求表達趨向多元性，矛盾糾紛呈現復雜性，加之各類思潮廣泛傳播，人們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益發鮮明，由此對社會管理工作帶來更多考驗，提出更高要求。面對當前社會形勢，今年2月19日黨中央專門舉辦省部級主要領導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胡錦濤總書記在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對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意義和緊迫性，以往探索所取得的成績和實踐中所存在的問題，當前的工作重點和思路，作了全面闡述和部署，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指明了方向。認真解讀胡錦濤總書記講話內容，可以看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即在于堅持走法治化之路。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高度強調提出，要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各級黨委和政府創新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內容。

近年來，在區委正確領導下，法治XX建設取得了顯著進展，為全區實現“率先現代化、再造新XX”戰略目標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不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深入，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各種新的社會矛盾隨之而生，加快推進法治XX建設，全面創新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各項任務任重而道遠。

一、充分認識建設法治XX四大“基本”要義

去年10月，中央確定35個全國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城市，南通作為江蘇唯

一、全國7個地級城市之一入選。XX作為南通的主城區，被列為全省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區，并明確提出力爭通過卜2年努力，邁入全國“社會管理示范區”、“和諧社區建設示范城區”行列的奮斗目標。對照我區社會發展實際情況，要保持又好又快發展、奪取“十二五”征程偉大勝利，實現創建目標，面臨著許多新的挑戰。為確保全區各項事業有序快速發展，加快法治XX建設，助推社會管理創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建設法治XX是實現科學發展的基本方略。創新社會管理，落實科學發展，不僅要重視解決思想觀念問題，還要從法治上體現以人為本，依法保障人民群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權利；從法治上體現統籌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區域發展和對外開放以及全區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從法治上體現社會組織和社會成員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責任，從而逐步建立完整的法制保障體系，完善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和責任體系。因此，應結合法治XX建設，進一步優化保證我區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體制機制，使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社會管理創新建立在社會主義法治層面之上。

（二）建設法治XX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基本內容。社會管理創新，目的在于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民主法治，既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征，又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保障。就當前而言，我區社會形勢總體上是和諧穩定的，但隨著市場化、城市化、信息化的不斷發展，影響社會和諧的不確定因素依然存在，人民內部矛盾凸現等普遍問題短期內還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在新形勢下，應更加注重依靠法治解決社會矛盾，協調社會利益關系，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依靠法治加強社會管理，保障社會安定有序。

（三）建設法治XX是實現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治，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規范化化。近年來，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法律法規日趨完備，人民民主權利的法治保障水平日益提高。但民主法制建設與人民民主不斷擴大的客觀要求還不相適應，人民群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有待逐步實現。人民群眾有序參與、有序表達還未形成相應完備的制度保障，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體制機制亦有待進一步完善。只有加快法治建設，人民民主權利才能有強力基礎。

（四）建設法治XX是鞏固執政根基的基本保證。依法執政是我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之一。法治建設狀況和執法水平直接關系和體現黨的執政能力。依法治國，就是要從法律制度上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人民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基本方針的貫徹落實。黨能不能帶頭守法、保證執法，是對黨的執政能力的考驗。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所言，依法治國不僅要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而且要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黨的執政地位①。加快法治XX建設，是推動社會管理創新，促進我區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二、建設法治XX的良好基礎

近年來，我區緊緊圍繞省、市關于法治建設的總體要求和部署，各項工作有序推進，連續五年蟬聯省社會治安安全區，獲評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在法治建設過程中，以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為重點，以切實解決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為切人口，不斷加大工作力度，法治建設取得顯著成效。

（一）體制機制不斷完善。一是組建區、街、社區二級法治建設組織機構，加強和充實依法治區領導班子成員，建立公正司法、依法經營、法治宣傳等法治XX建設指導協調小組，由各黨政主要領導負責各協調小組，加強責任落實。二是明確目標與職責，將法治建設列入全區經濟社會發展綱要，并與績效考核相掛鉤，聘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進行評審監督。三是進一步深化黨務公開，努力提升依法執政水平，完善出臺一系列文件，以制度規范依法執政。四是對涉及群眾利益的重要決策措施，以及全區群眾關注的重大事項都通過多種途徑在一定范圍內公開，自覺接受監督。

（二）執法司法重點突出。一是大力推進法治政府建設，公開政府職能，對行政執法事項、執法依據、執法程序，告知事項、辦事結果以及監督方式等依照法定程序及時公開。二是加強行政監督，建立責任追究制，出臺 “一把手”應訴制度，并加強對重大行政處罰的各案審查，發現問題及時糾正。二是以社會主義法治觀念指導司法機關公正司法，以公開促公正，以公開促規范，大力推行執法公開。

（三）法治宣傳氛圍濃厚。一是普法宣傳全面展開。高標準貫徹落實“六五普法”規劃，制定下發法制相傳教育設施意見，明確普法工作的具體任務和要求，突出抓好重點對象普法工作，如通過堅持和完善中心組學法、領導干部法制講座、黨校進修學法以及領導干部任前法律知識考核等一系列制度，促使領導干部帶頭學法用法。二是宣傳教育形式多樣。通過XX網新華頻道、《XX在線》等媒體開展系列宣傳活動，編寫政法綜治信息，開展知識競賽，不斷創新法治XX宣傳方式。在此基礎上，法治XX建設成效可總結如下：一是廣大干部群眾法律意識顯著增強。依法決策、依法行政、依法辦事水平普遍提高，廣大群眾依法維權意識進一步提升。二是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力度明顯加大。行政執法部門均能按照法律法規規定處理各類違法違規問題，確保行政行為合法有序；區法院、檢察院著眼服務經濟發展，不斷加大改革力度，多項工作創新得到上級認可與推廣。三是執法責任制得到明顯落實。各單位嚴格考核，把執法責任落實作為工作重要內容，對重大行政處罰集體會審并公示，以陽光執法促公正。四是基層民主政治自治能力明顯提高。廣大群眾參政議政渠道暢通，進一步激發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積極性。

三、建設法治XX的工作導向

經過全區上下的共同努力，全區法治建設管理呈現良好勢頭，但同上級要求和群眾期望還有一定差距。特別反映在市場經濟中，各類糾紛矛盾時有發生；在社會發展中，各種違法違規現象時有發生等等，為切實解決社會發展中的各類突出問題，需在以后工作中樹立以下工作導向：

（一）加強公正執法，推進依法行政。毋庸置疑，近些年各單位、各部門依法行政取得了明顯進展，但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情況在極少數單位與個人身上仍然存在，少部分行政行為未能得以及時糾正，極少數工作人員法治觀念淡薄，缺乏群眾感情與服務意識。要從根本上解決以上問題，必須加快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步伐。各個部門與單位應嚴格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職責，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著力轉變職能、理順關系，優化結構、提高效能，形成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暢通、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規范行政行為，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的干預。加大機構整合力度，健全部門協調配合機制，精簡和規范各類議事協調機構及其辦事機構，減少行政層次，降低行政成本，著力解決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政出多門問題。采取更有力措施，加強行政執法隊伍建設，增強服務意識，改進工作作風，促進行政執法水平不斷提高。

（二）加強執法監督，確保權力運行。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我區執法活動總體形勢良好，但也仍有少部分群眾和企業反映，個別執法部門宣傳教育工作力度不夠。在新的形勢下，對執法活動的監督力度還需進一步加大，監督行為還需進一步規范。應深人研究綜合運用多元監督工作機制，堅決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行為；進一步加強和改善黨委對執法活動的監督，明確內容、規范程序、改進方式，加強對各種形式監督的協調整合，保障執法監督的有效進行；進一步深化執法監督體制改革，重點加強責任追究，真正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確保權力真正在陽光下運行。

（三）加強宣傳教育，提升法治水平。法制宣傳教育是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礎工程。應進一步突出法律宣傳教育，提高全體人民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公務人員法律法意識，大力宣傳經濟社會發展法律法規、規范市場經濟秩序法律法規以及與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打牢法治思想基礎。針對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中的新情況新問題，既要注重增強人們的民主意識和權利意識，也要注重增強法治意識和義務意識。根據當前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利益結構和人們思想觀念等深刻變化的新情況，積極探索和不斷推開法制宣傳教育的新形式，善于運用新興媒體尤其是互聯網在法制宣傳教育中的作用，加大宣傳覆蓋面與滲透力。

（四）加強法治引導，創新建設領域。目前，XX區外來人員達數十萬，一方面，他們為XX區的經濟發展和建設發揮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這種情況還將長期持續下去；另一方面，由于外來人員的文化普遍較低，法制意識較為淡薄。因此，加強對外來人員的法制教育，也是當前刻不容緩的一件大事，應動大腦筋、花大力氣，加強對外來人員的系統教育培訓，使他們真正成為建設現代化XX的合格一員。建議各單位、各部門從XX長治久安的高度來認識這一點，把組織對外來人員的教育，作為法治XX建設、加強社會管理的一項創新工程，堅持不懈做好做扎實。

四、建設法治XX需重視的若干方面

加快法治XX建設，應根據XX區的實際情況，進行大膽的理論創新和積極的實踐探索，在工作中，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

（一）正確看待法治建設與黨的領導的辯證關系。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要模范遵守法律，堅決防止和克服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等現象。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也是黨的領導法律化、制度化的過程。必須根據加快依法治國的新形勢，進一步改進黨的領導，創新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充分發揮黨委組織領導、統籌協調、指導監督作用。與此同時，通過加快法治建設的步伐，進而增強廣大干部群眾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擁護和支持。

（二）正確看待法治建設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法治屬于上層建筑，法治的發展必須與經濟基礎尤其要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近五年來，我區生產力水平迅速提高，法制建設的步伐也在加快，但廣大勞動者的文化素質和法治意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法治建設既要適應形勢的要求，增強緊迫感，加快進程，又要堅持實事求是。因此應從實際出發，尊重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客觀規律，循序漸進，恰當把握工作節奏，實現法治建設與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良性互動。

（三）正確看待法制建設和道德建設的辯證關系。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德治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我黨提出把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對新時期黨治國理政方式的新發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仵下，既要重視建設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又要重視建設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思想道德體系；既要重視法治對社會成員的規范作用，又要重視德治對社會成員的規范作用。實際工作中，在加強法治建設的同時，要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道德規范，開展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教育，在全社會形成知榮辱、講正氣、促和諧的風尚，實現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局面。

第四篇：依法治國與法治中國建設的發展歷程

依法治國與法治中國建設的發展歷程

【摘要】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是我國的基本方略。本文重點闡述依法治國的理念，以及中國的法制建設所經過的漫長而曲折的發展歷程。

一、依法治國的含義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統統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

依法治國的主體是國家機關和廣大人民群眾，前提是有法可依，依據憲法和其他法律，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

依法治國的核心為依憲治國，是治國安邦的基本方略和基本國策，以有法必依為中心環節，依法行政、執法必嚴是其權威性的體現與關鍵所在，違法必究是其強制力的體現。

黨的十五大報告對依法治國的基本內涵做了高度概括：“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二、中國古代的法治發展歷史

“法治”的理論，中國古代最早是由春秋時期法家的先驅者管仲提出的，他說：“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1中國有幾千年的封建歷史，為中國文化扎下了堅實的基礎，也埋下了根深蒂固的弊端。追溯我國法的起源，具體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西周時期，甚至是夏商時期。一路走來，法律的發展史是十分的坎坷與曲折。各種主張也形成了眾多的學說和思想，主要主張有“以禮治國”、“以法治國”、“以德治國”等。其各種主張在各個不同的時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一)在夏商時期，統治者為了更好地實現統治和保障皇權，以神權來宣稱“王權神授，代天行罰”的思想來維護皇權的統治。西周時期主要統治思想是“禮治”，周公制禮、以禮治國等宗法制度已成為維護統治和治理國家的核心。“禮治”的基本特征有‘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其中雖然主張所有貴族和享有特權的人一律不得給百姓增加義務、王孫貴族犯了罪必要時候也要受到刑罰的平等條列，但是貴族和享有特權的人通常能享受到各種的特殊對待。

馬念珍，《淺析中國古代的法治理想與當代的依法治國》，《法學探索》1997年第3期(二)在秦朝時期，主要治國思想是“法治”。歷史上第一位統一全國的君主秦始皇，他以法強國最終統一了六國。其后有‘車同軌、書同文’的改革，以便其統一治理國家，以此可見法的重要性。在秦時期，商鞅以《法經》將“法”改為“律”，在古代法強調內容上的公平正直，律則偏重于法律規范在適用上的普遍性和統一性。這與我國現今的要求頗為相似，這在當時為律例的實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正因為商鞅的變法使當時落后的秦國一躍而成為富強的國家，為后來統一六國創造了條件，商鞅在《法經》的基礎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為秦國的法治奠定了基礎。后來秦始皇也繼承了商鞅、韓非的“法治”思想并將其推向了極端。法家李斯當時任秦國丞相，他主張“君主必須獨治天下”，而當時秦始皇主皇帝獨攬大權。秦始皇認為人們一切活動都應該依法律規定的模式運行，所以當時有“法繁如秋荼，而網密如凝脂“的說法。李斯主張”法治“并且法應從嚴才能達到懲戒的目的。

(三)兩漢時期的治國思想除沿襲了一定的尚法任刑之外更注重的是德行。故其主張治國思想是“以德治國”。后來在漢武帝時期，為了滿足大統一的需要，采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策略。以儒家思想為主提出“德主刑輔的治國思想”，其表現主要在立法上，例如“三綱五常”等都是從道德方面來限制人們的行為，也是道德律例化。

(四)在后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其法律制度是上承秦漢，下啟隋唐的重要歷史時期，其主要治國思想是將道家、法家、儒家他們所主張的“禮治”、“法治”、“德治”三者雜糅在一起，綜合的治國思想。其比較活躍，這也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庸之道，后來各個時期的治國思想也頗為相近。在后來各個時期中，只有在特殊的階段有一定的變化。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更強調的是“禮治”和“德治”，“法治”雖然在實踐中一直被廣泛使用，但是在意識形態上并不受到推崇。相比較而言，將“法治”作為治國核心的只有戰國時期的秦國以及后來的秦朝，“法治”在當時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要注意的是秦國的法治在刑罰上都偏重，要與我國建設的“社會主義法治”區分開來。

三、中國近代受西方影響的法制建設

(一)中國近代法學,并不是國人在繼承中國古代法學(律學)之基礎上誕生的,而是通過移植西方法學發展的經驗和成果而建立起來的。在這一過程中,西方法學觀在近代中國的傳播有著特別巨大的啟蒙意義。

1.在中國近代,比較早將西方的法學觀傳進來的是以林則徐為代表的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1839年,林則徐赴廣東查禁鴉片,為了知己知彼,就曾組織人員將瑞士著名國際法學家瓦特爾(E.De.Vattel)的《國際法》一書中的部分章節譯成中文,其中,就涉及了西方的主權觀念和法治觀念。林則徐的好友、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魏源在1842年完成的《海國圖志》一書,積極地宣傳了西方的民主與法治的觀念。梁廷的《合省國說》一書,也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紹美國的共和政體、選舉制度、憲政理念和三權分立觀念。

2.從19世紀60年代起,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稱為“洋務運動”時期。在該時期,一批啟蒙思想家也在林則徐、魏源等人活動的基礎上,掀起了新一輪的傳播西方法學觀的浪潮。從而對光緒的法律改革的思路的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

3.在戊戌變法前后,康有為、梁啟超和嚴復也大力傳播西方的法學觀和法學思想。尤其是在1904—1909年完成面世的《孟德斯鳩法意》一書中,對西方的憲政制度、權力分立、法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則和觀念,都作了宣傳和闡述。

4.“五四”運動前后,一批更為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也積極投身于上述活動。陳獨秀創辦了《青年雜志》,在該雜志上,陳獨秀發表了一系列影響重大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陳獨秀傳播了許多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學觀念。與陳獨秀一起,中國共產黨的另一位創始人李大釗,也通過一系列論文,開始了在中國宣傳西方法學觀包括馬克思主義法學觀的活動。2

(二)西方傳教士對中國法學的影響

西方傳教士對中國近代法學的萌芽和誕生所起的奠基作用的活動。傳教士在近代中國的活動, 雖然帶有兩重性, 但作為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文化(包括法和法學知識)的攜帶者和傳播者, 他們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批介紹、宣傳和闡述西方近代法學的使者,是中國近代法學的奠基者, 是中國近代變法活動(如戊戌變法、清末修律等)的積極參與者。不管他們的動機如何, 他們的活動催生了中國近代法學尤其是法理學、憲法學、民法學、法學、訴訟法學和國際法學等學科的誕生與成長。3

四、新中國成立后的法制中國建設

我國不是一個連一點法律經濟成本都付不出的窮國, 但也不屬于可以付出足夠法律經濟成本的發達國家;我國不是一個連一點現代法治所需文化條件都不具備的愚昧國家, 但也不屬于完全具備現代法治所需文化條件的國家;我國不是一個處于亂世的國家, 但波瀾起伏的社會變革對法治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因

4此, 中國依法治國的漸進性是一種客觀規律。

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后, 用什么樣的方式治理好國家, 如何更好地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始終是黨的領導集體孜孜以求、不斷探索的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

(一)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領導人民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 開創了新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偉大事業。

(二)“文化大革命”中, 國家法制慘遭破壞。針對這種現象, 以鄧小平同志 23 何勤華，《西方法學觀在近代中國的傳播》，《法學》2004年第12期

何勤華，《傳教士與中國近代法學》，《法制與社會發展（雙月刊）》，2004年第5期 4 郝鐵川，《中國依法治國的漸進性》，《法學研究》2003年第6期 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在總結過去經驗教訓的基礎上, 堅定地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歷史性任務, 確定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執法必嚴, 違法必究”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方針。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新局面從此打開。

(三)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 在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 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1996 年2 月8 日下午, 中央第三次法制講座的總結講話中, 江澤民同志提出了依法治國方略, 并對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進行了全面深刻的闡述。他指出: “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 依法治國, 是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黨和政府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重要方針。”5

(四)2008年5月4日，應中國政法大學學生邀請，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考察中國政法大學，并發表重要講話。在與中國政法大學生討論依法治國時，溫家寶總理強調：“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而且是成熟的社會主義的標志。發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國不僅是我們的基本治國方略，而且是每一個百姓自身權利和自由的根本保障。”

(五)2014年2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行第四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對依法治國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們要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不斷開創依法治國新局面。

五、結語

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國家民主法治進步的重要標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并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依法治國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保證中國共產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相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的法制建設一定會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

肖揚，《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提出、形成和發展》，《求是雜志》2007年第20期

第五篇：民主法治與建設

編號： 0012009-2010 學年 冬季學期

上 海 大 學

本科生課程（選修）論文

論文題目：發展基層民主建設的思考

課程名稱：姓名：

學號：

2010年3 月 1日

[內容提要]

民主是社會主義的題中之意，社會主義與民主不可分割。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是一個需要經歷許多發展階段的長期歷史過程。在這整個歷史進程中，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始終依靠和組織廣大人民群眾，進行世代相繼的多方面的建設和創造性的實踐。其中包括以，村民自治為核心的農村基層民主建設；以社區居民自治為核心的城市基層民主建設；以職工代表大會為核心的企事業基層民主建設。

[關鍵詞] 基層民主建設民主自治社會主義民主建設

黨的十七大報告將 “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提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并強調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對干部實行民主監督，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必須作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性工程重點推進。這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論。貫徹十七大精神，堅持和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發展基層民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社會管理層次較多，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重心在基層，基層公共事業的發展和基層公共事務的管理涉及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基層民主同保證人民合法權益密切相關。這決定了發展基層民主、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多年來，我國基層民主不斷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農村村委會和社區居委會直選不斷發展。政務公開、村務公開、廠務公開廣泛推行。民主推薦、民主評議、競爭上崗深入人心。人們的民主意識越來越強，享受的民主權利越來越多。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涌現出了一批“民主法治示范村”和“民主法治示范社區”。但也要看到，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包括擴大基層民主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我們要按照十七大的部署，進一步加強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保障人民群眾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

一、黨的領導是發展基層民主的根本保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各政黨、團體、社會各界、廣大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的民主政治。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要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發展基層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基礎性工程，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民主法治途徑有序地進行。要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擴大基層群眾自治范圍，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鄉社區建設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二、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發展基層民主的基本途徑。

十七大報告將“發展基層民主”與“堅持和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緊密地聯系起來，將人民依法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作為人民當家作主的有效的、廣泛的途徑。目前，我國具有基層群眾自治性質的組織主要有農村的村民委員會和城鎮的居民委員會，基層民主管理制度包括城鎮社區的居民委員會制度和業主委員會制度、企事業單位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農村的村民委員會制度等。發展基層民主，要擴大基層群眾自治范圍，完善基層民主管理制度。

三、將發展基層民主與政務公開、廠務公開、村務公開結合起來，加強對權力運行的民主監督。

民主管理與民主監督相輔相成。發展基層民主，要完善政務公開、村務公開制度，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推進廠務公開，支持職工參與管理，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發揮社會組織在擴大群眾參與、反映群眾訴求方面的積極作用，增強社會自治功能。

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也就沒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中國共產黨歷來以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為己任。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在回答黃炎培先生提出的共產黨能否以及怎樣跳出封建社會“其興也浡、其亡也忽”的“歷史周期率”問題時，就胸有成竹地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明確指出，搞社會主義現代化，既要實現對外對內兩個開放，還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權利，特別是要給基層、企業、鄉村中的農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江澤民同志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權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努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形成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這表明，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執著追求，始終是黨領導人民群眾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重要目標。盡管我國民主政治建設不是一帆風順，但社會主義民主始終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理論和實踐方面都取得了豐碩成果，基層民主建設在改革開放實踐中獲得了新的發展機遇和動力，并取得了長足進展。擴大基層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基礎性工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質是人民當家作主。工人階級、廣大農民占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始終是推動我國先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根本力量。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

設者。改革開放帶來的“四個多樣化”局面，給民主政治建設提出了新的課題：如何保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如何使他們和諧相處，形成一個既有分工又有協作的社會？如何解決他們之間的利益矛盾？如何使他們行使好憲法賦予的權利？這些都是新形勢下民主政治建設必須解決好的問題。現階段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必須與這種新的社會結構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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