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老外”教漢語:經驗與啟示
漢語國際教育碩士(www.tmdps.cn)
摘要
“老外”教漢語有自身的優勢。他們有學習漢語的切身體驗,深知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的難點,了解第二語言學習者的需要,可以與學習者無障礙地溝通。“老外”的教學方式和經驗具有很多共性,值得以目標語為本族語的教師思考和借鑒。本論文把“老外”教漢語的實際經驗帶給我們的啟示歸納為四點,以期國際漢語教學界就此展開討論。
關鍵詞
先語后文國別化教材雙語教學第二語言學習者師資協力組合1、先語后文:初級口語教學不出現漢字
2、考慮國別性:利用學習者第一語言作為教學資源
3、第二語言學習者視角:語言點的處理和解釋有別于主流教學
4、師資協力組合:以目標語為本族語的教師和以基底語為本族語的教師優勢互補
《國際漢語》第二輯
第二篇:老外教英語(定稿)
老外教英語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來華的外國人也越來越多,這為我們練習外語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比如在一些城市的外語角,往往有外國人受到邀請或者自愿前去和中國外語愛好者練習口語。我們學習外語口語的人一定要利用好這樣的機會,鍛煉自己的語言應用能力。可是有的初學者往往不知道如何和外國人交談。這里我就自己的體會和認識談一談。
第一,要有一個不卑不亢的態度。我們長期閉關鎖國,形成了一種特別的心理定勢,對待外國人或者卑躬屈膝,或者無端地傲慢,而不是把他們也作為和自己相等的人來看待。盡管我國開放已經二十多年,但是這種心理積淀還沒有完全清除。所以有的人一見到外國人,就自覺低人一等,腿肚子發軟,這是要不得的。但同時我們也要防止敵視外國人的心理。不要認為所有的外國人都是敵人。作為個體的外國人也有好,有壞,和我們自己一樣。
第二,要有開口說話和提問題的膽量。要認識到外語不是自己的母語,說不好是自然的事情,說得一點沒有毛病才是不自然的,所以不要害怕犯錯誤。一般情況下,犯外語錯誤是不會受到惡意的譏笑的。另外如果遇見了自己不能表達的現象,可以提出問題,問一下對方正確的表達方法。一般都會得到很好的答復。
第三,要有備而談。盡管自由如水是好的談話的一個特征,但是學習外語的交談卻應該受到良好的控制。因為我們用外語交談往往最大的障礙一般來自詞匯,所以如果任其所之,那么自己往往會陷入迷茫的境地,因為對方說的很多詞匯你可能沒有聽到過。所以最好在談話之前自己準備一下,見到老外談些什么,這方面的詞匯有哪些,如何控制話題等等。當然,這樣做有的時候是有一定難度的,但它的效果卻非常好。另外,話題準備應該不限于一個,以免談話僵持。
第四,學習一些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識。雖然說入鄉隨俗,外國人到了中國應該遵從中國的主流文化,但是他們一些基本的禁忌還是應該為我們所了解的。比如初次見面不要過問屬于隱私性的問題等等。這樣在交談中才不至于出現尷尬的局面。
要把跟老外學英語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如果真的想快速提高英語口語,可以去伯瑞英語找外教一對一的學習,學習效果很明顯,同樣也是跟老外學英語,這種一對一的視頻方式省時又方便,而且效果也受到很多人的認可。
第三篇:全球對外漢語教師缺口大,教老外漢語成時髦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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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admin 摘自:北京晚報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學漢語的熱潮正在席卷全球,據統計,目前全世界學漢語的人數已經超過5000萬,而對外漢語教師的缺口也達到500萬之多。
據北京晚報報道,北京語言大學繼續教育學院田善繼院長介紹,北語的網絡教育學院截至目前已有來自44個國家和地區的學員在網上學習漢語,共有近萬名注冊學員。對外漢語教學也隨之升溫,從2004年至2006年,北語繼續教育學院對外漢語教學專業學生人數增加了兩倍,專升本報考與錄取學生的比例達7比1。而為了考“漢語師資證”,有的外地人甚至每周末坐火車進京充電。
為啥學
教漢語賺外國人錢
根據國家漢辦提供的數字:目前馬來西亞缺漢語教師9萬人,印度尼西亞缺10萬人,法國、日本等國家需求量也非常大。目前全世界100個國家超過2500余所大學在教授中文。美國有2500所學校申請開中文課,預計到2015年,美國將有15%的學生學習中文。教外國人學中文已經是很多大學生、大中小學老師、白領人士兼職的好差事。無論是考個對外漢語教師資格證書到國外去教漢語,還是在國內兼職教外國人漢語,都已經成為一種誘人的職業。
誰在學
白領、翻譯和律師
為了幫助更多想從事對外漢語教學的人系統了解和掌握教學理論和技能,北語網絡教育學院舉辦了“對外漢語作為外語教學能力資格考試輔導班”及“對外漢語教學理論與實踐培訓班”。已經有八九百人參加了陪訓。這些學員有國內的也有國外的,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他們中有教師、有博士生、有律師、有翻譯,還有醫生、經紀人。既有剛畢業的年輕大學生,也有退休在家的老教師。上一期陪訓班中有一名報了周末班的沈陽學員,每周五晚上坐火車到北京,上完課再坐火車回沈陽。
第四篇:國外的經驗與啟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農產業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鄉村推進的過程。現代意義的城市化起于英國工業革命,伴隨工業革命的發展,城市化擴散到歐美大陸。二次大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 始城市化進程,而歐美發達國家則步入郊區化發展階段。至21世紀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數。聯合國有關機構預測,不遠的未來,世界大多數人口將在城市居住。隨著經濟持續增長,城市化水平(這里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不斷上升,并成為衡量一國或地區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積極推進城市化有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當然,由于國情不同,各國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這些國家在城市化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的經驗或教訓,對我們來說仍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城市化的不同類型及特點一國的城市化進程從屬于該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過程。從世界范圍來看,凡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城市化,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反之,則會產生消極的作用。以大都市區為特色的美國城市化。美國是一個在不斷移民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城市化國家,其城市化進程脈絡清晰完整,帶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時又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建國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19世紀初才開始工業化進程,19世紀中期起工業化進程加速,其工業發達地區也成為城市化發展最快的地區。1920年,美國近半數人口在城市居住,已進入城市時代。第二階段,20世紀20-70年代。其中50-70年代是美國城市化進程最為迅猛的階段。該時期城市化有兩大特點。一是郊區化現象出現。郊區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羅斯福新政大規模推動公共工程建設的結果。高速公路的建設帶動人口從中心城市向郊區遷移,促使城市向郊區蔓延,由此出現了城市向大都市區的轉化。二是城市化發展的重點逐漸轉向早先經濟較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興高科技行業以及國防工業的支撐下崛起。第三階段,20世紀70年代至今。美國郊區化進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區甚至出現逆城市化現象,即城市人口向農村遷移。伴隨郊區化的進程,大都市區的數量不斷增加。1990年,人口在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區數量達40個,人口占總人口的51.5%,美國成為一個以大型都市區為主的國家。美國的郊區化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伴隨人口郊區化,先后出現了制造業、零售業、個人服務業和辦公業的郊區化。大量的就業崗位遷到郊區,形成現代化的中心區。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邊郊區城市的有力挑戰,人口不斷減少,而產業的轉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20世紀70年代,由郊區化導致的中心城市財政危機、失業、種族~、貧困等問題持續惡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為美國社會問題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會壓力。從80年代起,一些老工業城市針對舊城衰落采取許多振興對策,部分城市如紐約通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或舊城的再開發,吸引中產階級從郊區回遷中心城區,使中心城區經濟重新煥發生機,這種現象被稱為“再城市化”或“中產階級化”。不過,人們對“中產階級化”也有爭議,反對者認為舊城改造往往以少數民族或低收入階層居住區為對象,這些弱勢群體成為中心城區“中產階級化”的犧牲品。由政府引導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開始于明治維新時期,但直到1940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當時歐美工業化國家。1956—1973年間是日本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農業勞動力轉移量年均達到42.9萬城市化也進入加速期,并于1975年達到75.9%,實現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進程中,同樣出現了大都市區(日本稱之為大都市圈)超前發展的現象。按日本政府的定義,日本共有7個中心城市人口達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東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戶)圈”三個大都市圈。此外,日本還有4個中心城市人口達50萬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對工業發展和城市布局起著重要指導作用。二戰后,特別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為工業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資基金,在工業建設用地、工業區的準備、工業用水和交通設施的建設以及技術幫助等諸多方面,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金融支持和幫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導發展出口行業,外向化的經濟戰略使產業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1980年以來,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人口和社會各項職能開始向東京集中,形成了“東京圈”控制其他區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10個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東岸的工業帶,而且有7個位居從東京到大阪的東海道都市帶內。為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本先后制定和實施五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形成了包括區域規劃與城市規劃在內的較為完善的規劃體系。“過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現代城市化進程始于19世紀末期。1900年,整個拉美地區城市化水平為25%。到20世紀30年代,大多數拉美國家先后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城市化進程也開始加速,1945年城市化水平達到39%。20世紀50年代,一些拉美國家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伴隨著工業以及服務業的迅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大都市區。但自60年代后,由于遭受嚴重的經濟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視農業,大量破產農民涌入城市,該地區城市人口由5400萬迅速增加到1990年的3.14億,占總人口比例達71.4%,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等國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過80%。雖然從人口城市化水平來看,拉美地區同西方發達國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經濟發展水平卻遠遠低于后者。總體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農村經濟持續惡化、普通農民大量破產基礎之上的。這里的農村大莊園制度導致土地兼并現象十分嚴重,大量農民在破產并喪失發展空間后,不得不進入城市尋找新的生存機會。但由于拉美主要國家自20世紀60年代后,工業和整個經濟的增長緩慢,甚至不時爆發經濟危機,城市就業機會嚴重不足;而農民缺乏工業技能,加上工業化水
制定區域規劃,如日本國土廳先后數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圍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發展規劃,以協調都市圈內部的發展。在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上,涉及的問題更為宏觀。為使地方與全球生態可持續性聯系起來,還需要各國政府乃至國際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總而言之,為促進城市化的健康發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間以及政府與個人、各類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以共同締造城市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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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國外的經驗與啟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農產業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鄉村推進的過程。現代意義的城市化起于英國工業革命,伴隨工業革命的發展,城市化擴散到歐美大陸。二次大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 始城市化進程,而歐美發達國家則步入郊區化發展階段。至21世紀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數。聯合國有關機構預測,不遠的未來,世界大多數人口將在城市居住。隨著經濟持續增長,城市化水平(這里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不斷上升,并成為衡量一國或地區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積極推進城市化有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當然,由于國情不同,各國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這些國家在城市化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的經驗或教訓,對我們來說仍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城市化的不同類型及特點一國的城市化進程從屬于該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過程。從世界范圍來看,凡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城市化,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反之,則會產生消極的作用。以大都市區為特色的美國城市化。美國是一個在不斷移民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城市化國家,其城市化進程脈絡清晰完整,帶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時又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建國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19世紀初才開始工業化進程,19世紀中期起工業化進程加速,其工業發達地區也成為城市化發展最快的地區。1920年,美國近半數人口在城市居住,已進入城市時代。第二階段,20世紀20-70年代。其中50-70年代是美國城市化進程最為迅猛的階段。該時期城市化有兩大特點。一是郊區化現象出現。郊區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羅斯福新政大規模推動公共工程建設的結果。高速公路的建設帶動人口從中心城市向郊區遷移,促使城市向郊區蔓延,由此出現了城市向大都市區的轉化。二是城市化發展的重點逐漸轉向早先經濟較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興高科技行業以及國防工業的支撐下崛起。第三階段,20世紀70年代至今。美國郊區化進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區甚至出現逆城市化現象,即城市人口向農村遷移。伴隨郊區化的進程,大都市區的數量不斷增加。1990年,人口在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區數量達40個,人口占總人口的51.5%,美國成為一個以大型都市區為主的國家。美國的郊區化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伴隨人口郊區化,先后出現了制造業、零售業、個人服務業和辦公業的郊區化。大量的就業崗位遷到郊區,形成現代化的中心區。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邊郊區城市的有力挑戰,人口不斷減少,而產業的轉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20世紀70年代,由郊區化導致的中心城市財政危機、失業、種族騷亂、貧困等問題持續惡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為美國社會問題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會壓力。從80年代起,一些老工業城市針對舊城衰落采取許多振興對策,部分城市如紐約通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或舊城的再開發,吸引中產階級從郊區回遷中心城區,使中心城區經濟重新煥發生機,這種現象被稱為“再城市化”或“中產階級化”。不過,人們對“中產階級化”也有爭議,反對者認為舊城改造往往以少數民族或低收入階層居住區為對象,這些弱勢群體成為中心城區“中產階級化”的犧牲品。由政府引導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開始于明治維新時期,但直到1940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當時歐美工業化國家。1956—1973年間是日本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農業勞動力轉移量年均達到42.9萬城市化也進入加速期,并于1975年達到75.9%,實現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進程中,同樣出現了大都市區(日本稱之為大都市圈)超前發展的現象。按日本政府的定義,日本共有7個中心城市人口達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東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戶)圈”三個大都市圈。此外,日本還有4個中心城市人口達50萬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對工業發展和城市布局起著重要指導作用。二戰后,特別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為工業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資基金,在工業建設用地、工業區的準備、工業用水和交通設施的建設以及技術幫助等諸多方面,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金融支持和幫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導發展出口行業,外向化的經濟戰略使產業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1980年以來,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人口和社會各項職能開始向東京集中,形成了“東京圈”控制其他區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10個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東岸的工業帶,而且有7個位居從東京到大阪的東海道都市帶內。為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本先后制定和實施五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形成了包括區域規劃與城市規劃在內的較為完善的規劃體系。“過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現代城市化進程始于19世紀末期。1900年,整個拉美地區城市化水平為25%。到20世紀30年代,大多數拉美國家先后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城市化進程也開始加速,1945年城市化水平達到39%。20世紀50年代,一些拉美國家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伴隨著工業以及服務業的迅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大都市區。但自60年代后,由于遭受嚴重的經濟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視農業,大量破產農民涌入城市,該地區城市人口由5400萬迅速增加到1990年的3.14億,占總人口比例達71.4%,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等國的可持續發展。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締造城市的未來。世界各國在城市化進程中均產生許多復雜的問題,而政府解決這些復雜問題的能力是有限的,為此需要建立新的機制。聯合國人居中心針對城市建設提出“賦予能力框架”,鼓勵個人、家庭、社區、商業組織和志愿者組織積極參與城市建設和管理。“賦予能力”的觀念已廣泛應用于一些國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比如,印度尼西亞的泗水大規模房屋改善計劃讓市民和社區組織參加優先事項的決策過程。當城市面臨的問題超越城市行政區的范圍時,則需要從區域角度進行統一協調。目前,國際上通常采用兩種方式:一是建立區域內城市間的協調機制,如美國舊金山灣區的9個縣政府組成舊金山灣區政府協會,負責灣區的經濟發展、環境、生態保護與建設;二是由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制定區域規劃,如日本國土廳先后數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圍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發展規劃,以協調都市圈內部的發展。在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上,涉及的問題更為宏觀。為使地方與全球生態可持續性聯系起來,還需要各國政府乃至國際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總而言之,為促進城市化的健康發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間以及政府與個人、各類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以共同締造城市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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