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經驗和啟示

開江縣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

做法、經驗和建議

全省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以下簡稱“林改”）試點縣之一的開江縣，位于四川東北部，大巴山南麓，達州市東部。東鄰重慶市開縣，南接重慶市萬州區、梁平縣，西界達縣，北連宣漢，屬盆地邊緣淺丘區，是一個七山微水三分田的內陸經濟欠發達的農業縣。全縣幅員面積1033平方公里，轄20個鄉鎮、194個行政村、21個社區，1511個村民小組，總人口56.4萬人，其中農業人口13.65萬戶、48.7萬人。本次林改涉及20個鄉鎮、194個行政村、18個社區，1509個村民小組，林改面積47.96萬畝。

自去年8月以來，縣委、縣政府按照省、市的安排部署和工作要求，廣泛宣傳，精心組織，細心謀劃，穩步推進。截止10月20日，已全面完成所有林權證的打印工作。

一、主要做法

(一)科學定位、高位推動。自我縣被確定為全省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試點縣后，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把林改工作作為深化農村改革的重大任務和調整農村生產關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舉措來抓。為切實加強對林改工作的領導，縣、鄉兩級均成立了以黨政主要領導任組長，分管領導任副組長，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為成員的林改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縣林改辦下設有政策法律宣傳組、業務技術組、林權糾紛調處組、后勤保障組和工作督導組。村上明確由村支兩委主要負責人抓林改。同時，重點林區各村村的每個村民小組還推選了3-5名有一定威信和辦事能 力，作風正派，辦事公正，熟悉村情，在群眾中口碑較好的村民代表義務參與林改，形成了“三級書記”抓林改，“三長”掛帥抓林改，社會廣泛參與林改，上下齊抓共管林改的良好局面，為順利推進我縣林改工作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障。

(二)強力宣傳發動，深化對林改實質的理解。為使林改工作扎實有序推進，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礎，濃郁改革氛圍至關重要，為此，我們把深化對林改實質理解作為突破口，首先是組織林改辦及相關工程技術人員對黨和國家及省市林權制度進行系統研究，并結合縣情編制系列宣傳資料《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問題解答》（1、2），“解答”分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政策、自流山政策、責任山政策、誰造誰有政策、具體統一經營政策和登記發證政策，共57個具體問題，全面剖析了林改工作，“解答”經審定后，印發各村民小組，由各級工作組組織學習討論；二是縣委、縣政府領導多次發表電視講話，闡述林改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緊迫性，并及時通報全縣林改工作進度，提出具體要求；三是縣林改辦及時印制了《致全縣林農朋友的公開信》15萬份，發放至每個農戶，出動宣傳車輛36臺次巡回到各鄉(鎮)和重點林區村宣傳；四是在縣廣播電視臺開辟林改宣傳專欄，集中報道林改工作的相關內容，并在每天黃金時間滾動播放宣傳標語；五是各鄉(鎮)、村、組也分別以多種形式大力宣傳林改政策，認真召開了三個動員會(鄉級、村級和小組動員會)，并多次召開了林農座談會、老黨員老干部座談會和村民代表會。全縣已辦宣傳專欄123期，書寫宣傳標語5326幅，編寫林改信息簡報37期；六是縣上先后8次集中對全縣各鄉(鎮)分管領導和林改工作人員分別進行政策業務培訓，參訓人員達925人次。同時，各鄉(鎮)也舉行相應的培訓，參訓人數累計達 12000多人次。通過上述舉措的實施，基本做到了人農民朋友知情、知理、知政策，進一步強化了對林改實質的理解。

(三)建章立制、規范操作。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系統工程，沒有完善的制度約束，要規范林改工作是難以想象的。為此，我們在制度建設上狠下功夫：一是規范林改實施方案的制定。在林改啟動初始，由縣林改工作領導小組組織工作組，深入鄉鎮、村調查摸底，通過登門征求意見、召開座談會和發放調查問卷等形式，廣泛征求村民意見，認真研究制定了《開江縣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實施方案》。同時，為規范全縣林改方案，縣林改辦還印發了《關于做好村組林改方案準備工作的通知》、《關于規范鄉(鎮)、村林改方案制定程序與要求的通知》，對林改方案的主要內容、工作程序、手續完善等系列細節進行了統一要求。各鄉鎮結合本地實際，按照“一村一案”、“一組一策”的原則，嚴格執行“四簽兩不準”（即會議通知戶主簽收、參加會議戶主簽到、表（票）決簽名、原始林改方案簽字、不準他人或無書面委托代簽、不準用非正規書寫筆簽字）和“兩個三分之二”（即參加戶主大會的戶主必須超過應到會戶主的三分之二以上，表決通過的票數必須達到到會人數的三分之二以上，否則表決無效）。切實做到“四個堅持”，即堅持政策宣傳到位，群眾不了解政策不實施；堅持實事求是，情況不明不動手；堅持群眾思想統一，達不到三分之二不票決；堅持辦事公開透明，公示有異議的不審批。采用“從下到上，在從上到下”（即在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擬定林改方案，送審后返回公示）的辦法，制定切實可行的《開江縣XX鄉鎮XX村XX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方案》。二是規范操作程序。為確保林改工作嚴格按實施方案有序進行，縣林改辦先后制定了 《開江縣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技術操作規范》、《開江縣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勘界操作辦法》、《開江縣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明晰產權縣鄉鎮級工作流程圖》、《開江縣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村級工作流程圖》、《開江縣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林權登記發證工作流程圖》、《開江縣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檔案管理規范》等系列政策、技術操作規范，指導全縣林改，使龐大的林改工作作到了有序可循。

（四）試點引導、攻堅克難。為使林改工作少走彎路，避免重復，縣林改領導小組把長嶺鎮作為了試點鄉鎮，2007年10月19日縣林改辦抽調了業務技術精，工作責任強，林改政策熟悉的精兵強將45名，組成了試點工作隊，分成政策法律宣傳組、業務技術組、林權糾紛調處組奔赴長嶺的山山水水，先期開展試點，力求使黨和國家的林改政策與長嶺林業實際有機結合起來。在試點中重點對一些熱點、難點問題進行探索、實踐，對一些糾紛問題進行分類梳理，集中引導加以解決，尤其是對一系列的操作規范進行具體應用，對全縣林改摸索出經驗和具體辦法。通過一個多個月的艱辛努力，使廣大林業專業技術人員熟練掌握了各類操作規范，并使操作規范更加集體化、明了化了。共查找解決難點、熱點33個，如宗地的劃分、面積的確認、表格的填寫、附圖的制作等，調處林權糾紛5起，總結操作性強的經驗25條。在此基礎上，縣林改辦又在長嶺鎮組織召開了全縣林權制度改革現場會，通過林改辦同志的政策宣傳，專業技術人員的操作講解，林農代表的現場發言，使與會同志受到了一次全面的生動的系統培訓，有力推進了全縣林改進程。

（五）、嚴格工作進度，總體推進林改。為了確保全縣林改按 4 期高質量完成，縣上對工作進度進行了統一要求，將主體改革分為三個階段，并就各階段的時間任務進行了明確。一是組織準備階段（2007年8—10月）：成立組織，制定方案，宣傳培訓。主要是成立各級林改領導、組織、協調和實施機構，印發林改政策文件，開展宣傳發動和政策業務培訓，全面摸清自留山、責任山、退耕還林地、集體山林面積和林地流轉情況，并張榜公示，制定方案。二是勘界確權階段（2007年11月—2008年3月）：現場勘界，明確主體，登記造冊，張榜公布。由各村或村民小組組織人員核實山林權屬、面積和四至界線，并在縣、鄉有關負責人和技術人員指導下進行逐塊調查登記和勾繪地形圖，并將四至界線和確權結果張榜公布。公示無異議的林權，簽訂合同；對公示有異議的，再次核實；有爭議的，調處解決。三是建檔發證階段（2008年4—10月）：逐級報批，統一發證，全面建檔，規范管理。承包合同簽定后，登記造冊，填寫申請表，經鄉（鎮）初審后，報縣上審核，再錄入、校對，進行第三榜公示，無誤后，再打印發證，并建立林改檔案。縣林改工作督導組按階段進行檢查、登記并及時通報各地工作進度，加速了林改工作的總體推進。

(六)突出重點難點，積極穩妥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關鍵是確權，難點是錄入。確權越扎實，隱患就越少；錄入越認真，差錯就越少。在勘界確權階段，我們始終堅持“只組織不干預、只引導不拍板、只協調不作主”的工作原則，把林改的決定權充分交給群眾，放手讓群眾自己去分山確界，讓他們自己去討論解決林改中遇到的歷史遺留問題；同時，縣上指派了業務技術 精、工作責任心強的技術人員包片進行外業調查繪圖和內業各種表格的技術指導，確保了林地勘查四至界限清楚、權屬關系明確，外業繪圖準確、內業整理規范，圖、表、卡“三相符”。在錄入打印階段，我們采取邊錄入邊校對，錄完后又校對，最后還將林權證的關鍵內容以表格形式打印出來，返給村社及農戶核對無誤后再打證，從而確保了林權證的準確無誤。

(七)狠抓督查指導，逗硬考核獎懲。縣上堅持統籌安排，上下聯運，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保證了全縣林改工作扎實有序開展。一是縣政府與各鄉(鎮)人民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簽訂了限期完成林改工作任務的目標考核責任書，推行績效考核獎懲制度，把林改工作列入政績考核內容和硬性指標；二是落實了縣級領導掛包責任制，林改工作的每個關鍵環節，各位領導都主動深入掛包鄉（鎮）、村，開展督查指導，及時協調解決改革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確保改革有序推進；三是縣委、政府督查室半月一督查，一月一通報，督促各地按要求扎實推進林改工作，各鄉鎮在每月25日前向縣林改辦書面報告其工作進度；四是縣林業局成立了5個指導小組，由局班子成員任組長，指導小組成員由縣林業局技術人員組成，負責業務指導、進度調控、外業勾圖和質量檢查等工作。

（八）深入調查研究，積極穩妥化解糾紛。由于林權制度改革涉及面寬，多年積淀的林權糾紛逐步顯露出來，為切實做好林權糾紛化解工作，縣上成立了由農村工作經驗豐富、熟悉我縣82年林業兩制落實情況的林業局的9位老領導和老同志組成的林權糾紛調解組，本著以82年林業兩制為依據、以尊重歷史和現實為原則、以合理化解為落腳點，采取查閱檔案、調查走訪、召開座 談會等多種方式，深入實地逐一核實、逐一化解林改糾紛。對時間跨度長、分歧較大，一時確實難以解決的，采取梳理歸納的方式，上報縣政府調解。到目前為止，共收到林權糾紛93起，已經調處89起，其余4起正在積極調處之中，還沒有一起上報縣政府調解，也沒有一起上訪的。

二、經驗和體會

（一）領導重視，高位推動，是改革成功的關鍵。林權制度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政策性強，涉及面廣，工作難度大，沒有各級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強力推進，是不可能成功的。縣委、縣政府始終把林權制度改革作為破解“三農”難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件大事來抓，擺到重要日程，堅持“三級書記抓林改”。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親自研究、親自部署、親自督查，改革期間，多次深入鄉村進行專題調研，指導改革工作，解決工作中遇到的重大問題。縣、鄉、村改革領導小組組長全部由黨政主要領導擔任，許多地方把改革與地方組織換屆、干部任用考核、財政轉移支付、部門形象測評等掛起鉤來，形成了黨委政府統一領導、林業部門督促指導、村組兩級具體操作、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工作機制，確保了改革的有序推進。

（二）尊重民意，依靠群眾，是改革成功的法寶。集體林權改革是一項牽涉千家萬戶林農利益的改革，要保證林改工作取得實效，必須充分相信群眾、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在林改中，我縣始終把充分發動群眾作為整個林改的根本性工作來抓，堅持把政策原原本本交給林農（使他們真正明白這次林改的意義和具體的操作程序，使每個林農都成為林改政策的明白人），把決策權實實在在交給林農（把分不分山、怎么分山、分多少山等一切重大 問題的決定權統統交給群眾），在糾紛調處上認認真真依靠林農（由村民小組推選的村民代表牽頭，組織大家坐在一起心平氣和地交談，“重證據、擺事實、互調換、講感情”），依靠群眾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解決了許多我們林改工作人員無法解決的問題。據調查，全縣農民對林權制度改革的滿意率達95％以上。一些地方群眾感慨地說：“黨和政府把這么好的政策給了我們，把分山的權力也給了我們，如果再分不好，那就是我們太無能了。”

（三）嚴密組織，精心操作，是改革成功的基礎。林權制度改革政策性強、程序復雜，如果操作不當，就可能引發新的矛盾和糾紛，導致亂砍濫伐，甚至給今后幾十年的林業經營管理埋下隱患。為此，我縣在實施林權制度改革中，首先是抓好宣傳。通過向農民發送公開信、選派工作組進村入戶、廣播電視反復播放等形式，廣泛宣講改革政策，使之家喻戶曉，統一思想認識。其次是明確方法。認真研究制定了《開江縣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實施方案》等一系列相關文件，對確權發證的范圍、對象、發證機構、林權勘察、林權登記、公示、發證、資料建檔、質量檢查等10多個環節的工作程序和要求都作了詳盡規定，確保改革不出差錯，不留后患。三是抓好培訓。使每個參與林權制度改革的同志都能掌握政策、學會操作，全縣各級接受培訓的林改技術人員累計達12000多人次。縣林業部門還集全局之力，抽調得力干部和技術人員組成５個督查指導小組，深入改革第一線督查、指導工作。臨山勘界要求技術人員、山主雙方、林權改革小組成員“三到場”，確保無誤。四是先試點、后推開。2007年８月先在長嶺鎮試點，試點成功后才在總結、完善基本做法的基礎上，于200７年10月在全縣全面推開。五是嚴防亂砍濫伐。改革初期，在改革方案出 臺之前，暫停木材采伐，防止因政策宣傳不到位出現亂砍濫伐；暫停木竹交易，防止木竹經銷商趁機低價收購林農木竹；暫停山林流轉，防止村組突擊流轉山林損害群眾利益，確保改革秩序穩定和森林資源安全，保證了改革的平穩推進。

（四）廣泛籌措，強化投入，是改革成功的保障。

林改是一項非常艱苦細致的工作，不但面寬量大，情況復雜，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很長的時間，改革成本很高。據初步統計，林改每畝的最低費用在3.5-4.0元，國家和省級財政的投入遠不能滿足工作的需要。為扎實抓好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工作，我縣在財政較為困難的情況下，積極籌措資金，配臵林改工作所需的各類設備設施，籌備各級各類培訓會議所需經費，印刷各種合同表冊，給林改鄉鎮預撥林改經費5000—2.0萬元。各鄉鎮、各部門高度重視林改工作，在經費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多方籌集資金，自購微機、復印機、打印機和檔案盒（袋）自帶車輛、自備行李進駐鄉鎮開展林改工作。同時，各村社還通過一事一議的辦法，籌集外業勘界和內業填表歸檔的費用。據統計，全縣目前共投入林改資金165.98萬元，其中：國家和省級投入92.89萬元，縣、鄉鎮和農民自籌73.09萬元。

三、取得的成績

我縣林改工作的基本估價是領導重視、群眾積極、準備充分、措施得力、操作規范、工作扎實。具體表現是：

（一）、林業經營者積極性高漲。通過林改，確立了林農對林木的所有權和林地的使用權，林業生產力得到了全面的解放，林農自己真正成了主人，發展林業的積極性普遍高漲，一些地方開始出現了“把山當地耕，把樹當菜種”的良好發展氛圍。

（二）、社會各界關注和參與林業建設的興趣高漲。通過林改，更多的群眾了解了林業，認識到了發展林業帶來的經濟效益；特別是十七屆三中全會以來，社會各界通過各種方式了解、咨詢林改和發展林業產業的興趣逐漸濃厚，為促進整個林業的良性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促進了林區秩序安定穩定。林改后，經營主體地位更加明顯，利益更加直接，責任更加落實，保護森林資源的意識進一步增強人。許多林農在自己承包的山場設立護林告示牌、開設防火路、加強巡山護林，盜砍濫伐林木現象明顯減少，“看好自家山、管好自家林”的良好氛圍正在逐步形成。同時，由于大量山林糾紛得到了妥善調處，消除了林區大量不穩定因素，保證了森林資源的安全，極大地促進了林區和諧社會建設。

（四）、推動了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在林改工作中，各地始終堅持把宣傳貫徹《森林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農村土地承包法》和《四川省人民政府關于推進我省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等有關法律法規和林改政策放在首位，使這些法律法規和政策深入人心，使廣大干部群眾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普法教育，增強了法制意識，同時，保障了農民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和監督權，整個改革過程體現了民意，體現了民主，不僅喚醒了老百姓的民主意識，也推動了基層民主政治建設。

（五）、密切了干群關系，促進了政府職能轉變。林改工作中，廣大基層干部真心實意為農民群眾著想，始終把維護好、發展好農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們歷盡千辛萬苦、走遍千山萬水、深入千家萬戶、費盡千言萬語，傾心為老百姓服務，感動了群眾，鍛煉了干部，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增強了各級干部的宗旨意識 和服務意識，促進了基層政府職能的轉變。

四、存在的問題和下步打算

通過林權改革，林農成為了林地的真正主人，責、權、利真正得到了落實，林農造林、管林、護林、發展林業經濟的積極性高了，責任心強了，這對于保護生態與提高森林經濟效益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同時也產生了一些新問題：

一是分山到戶之后，老百姓對于自己的林木就更有處臵權了，他們很有可能急功近利，亂砍濫伐。若不有效監管，勢必導致植被的破壞、生態的惡化和老百姓長遠利益的損害。

二是分山到戶之后，老百姓對于不是本人的林木，護林的責任心和積極性會大大降低。若不有效調動，一旦發生森林山火、森林病蟲害和盜伐、濫伐，后果不堪設想。

三是分山到戶之后，資源過于分散，很難進行規模經營。若不有效引導，很難提高林業生產的效益。

四是分山到戶之后，老百姓對于發展林業產業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信息等很難獲取。若不有效組織，林業產業很難得到長足發展。

這些問題，都是林改后出現的嚴峻而又不容回避的重要問題，需要加以認真解決。為此，我們建議：

（一）、建立法律法規宣傳體系。建立以縣、鄉、村、組等層次，采取廣播、電視、會議、標語等形式，以宣傳《森林法》和野生動植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為主要內容的宣傳體系。

（二）、建立森林資源“三防”體系。按照“民辦、民管、民監督、民受益”的原則，引導林農和林業生產經營者之間自愿組合、自定章程、自收會費，組建以防盜防火防病蟲害為主的群眾 性森林資源聯防協會，建立森林災害應急反應機制和防治服務網絡，逐步形成政府主導下的以森林防火、病蟲害防治和禁止亂砍濫伐為主的群防群治體系。健全保護森林資源的各項規章制度，引導各地制訂村規民約，提高村民的自律意識，切實提高群防群治水平，構建新的森林資源保護體系。

（三）、建立林業經營體系。積極引導林農在自主自愿和明確利益分配的基礎上，采取家庭聯合經營、委托經營、合作制、股份制等形式，把農戶確權后零星經營的林地集中起來，組建新的林業經營實體，提高抗災害、抵御風險和市場競爭能力。扶持和培養涉及林業的各類專業合作社和專業協會等中介組織，把千家萬戶的小生產與千變萬化的大市場連接起來。大力推進資本與林地的聯合，采取租賃、合作、聯辦等形式，引進大公司、大集團與林農合作建基地，形成“公司＋基地＋農戶”等產供銷一條龍、貿工林一體化的林業產業發展格局，實現規模經營。

（四）、建立林業服務體系。積極探討建立金融、科技和產業服務體系，搭建政企、農企、銀企、科企合作平臺，為林業經營主體提供優質服務。一是構建林業投融資平臺，積極探索林業投融資渠道和方式，研究森林資源資產抵押管理辦法，探討森林保險業務。二是創建林業服務中心。為農民提供林業法律、法規、政策和林業技術咨詢，及時幫助農民解答營造林、防治病蟲害疑難問題。同時，采取多種途徑向林業生產經營者提供林木林地資產流轉信息、木材及林產品價格信息服務。三是健全林業科技推廣網絡。進一步完善以縣林業科技推廣中心為核心，鄉鎮林業站、村林技員為紐帶，林業企業、林業示范戶為載體的縣、鄉、村、戶林業科技推廣網絡。

第二篇：楓橋經驗的啟示

“楓橋經驗”的當代價值及對新形勢下群眾

工作的啟示

劉靖北

2013年11月21日14:49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日前，總書記就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今天，我們總結弘揚楓橋經驗，最重要的是領會其中孕含的精神實質和實踐價值，在新的形勢下堅持好黨的群眾路線，做好群眾工作，鞏固黨執政的社會基礎。

一、弘揚楓橋經驗中蘊含的創新精神，推進群眾工作的時代化。“楓橋經驗”是在1963年開始的全國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在浙江省諸暨縣楓橋區(即今諸暨市楓橋鎮)創造的，其基本精神是“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毛澤東同志充分肯定了“楓橋經驗”，親筆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此后的50年，浙江省、紹興市、諸暨市及楓橋鎮始終堅持”楓橋經驗”的基本精神，并根據不同時期的形勢任務，不斷豐富和拓展“楓橋經驗”的時代內涵，把處理敵我矛盾經驗發展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經驗；由政治斗爭的實踐轉為社會治安的實踐；由社會治安發展到包括民事調解在內的綜合治理，直到今天，發展為黨領導下的基層群眾自治和社會管理創新的經驗。這就是“楓橋經驗”歷久彌新、保持蓬勃生機和活力重要奧秘。當下堅持貫徹群眾路線，一方面，一定要繼承以往創造的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傳統，不能借口創新而輕易拋棄。另一方面，一定要堅持與時俱進，根據新的形勢任務的變化不斷賦予貫徹群眾路線新的時代內涵，始終保持黨的群眾路線的旺盛生命力。

二、弘揚楓橋經驗中蘊含的科學精神，推進群眾工作的科學化。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全國許多地方存在“捕”、“關”、“判”、“殺””的“左”做法。在運動初期，楓橋的部分干部群眾也希望采取這種激烈斗爭方式。針對這種情況，當地黨委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發動群眾開展了“武斗好還是文斗好”的大討論，廣大干部和群眾形成了一致看法：“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特別是其“對敵斗爭，處理治安問題，解決民間糾紛，等等，都要教育人、改造人”的觀點和做法，是符合社會主義原則和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楓橋經驗在此后的發展中，始終貫穿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比如 “四類分子”沒有了，就及時把工作著力點放到了矛盾糾紛化解、維護社會穩定上，創造了“群防群治”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新經驗，等等。正因為楓橋經驗是實事求是、尊重規律的，因而它才是能夠持久的，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當下堅持楓橋經驗，必須深刻領會楓橋經驗中的科學精神，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推進貫徹群眾路線的科學化，防止貫徹群眾路線、開展群眾工作的“尾巴主義”和“命令主義”兩種錯誤傾向。

三、弘揚楓橋經驗中蘊含的民主精神，推進群眾工作的民主化。“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本身就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改造“四類分子”中運用和體現。依靠發動群眾，讓人民當家作主，是群眾路線也是“楓橋經驗”的理論和實踐價值所在。本人認為，群眾路線本身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動作形態，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重要形式。當下，我們應當從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高度中來看待其價值和意義。群眾路線語境中的民主，貫穿于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各個環節，它與目前流行的各種參與型民主相比，可以說是一種更廣泛更真實的民主。在制定政策時，要深入群眾問政于民、問計于民、問需于民，尊重群眾意愿，集中群眾智慧，使各項決策和措施更加符合實際。在推動工作時，要教育群眾、組織群眾，把黨委政府的決策，化為群眾的自覺認識和行動，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把黨委政府的決策化為群眾的實踐成果。在檢驗成效時，要以是否符合人民群眾的實際利益、人民群眾是否真正得到實惠、人民群眾是否滿意作為根本標準，切實把人民利益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

四、弘揚楓橋經驗中蘊含的法治精神，推進群眾工作的法治化。楓橋經驗誕生于階級斗爭的年代，初始階段具有強烈政治化的色彩，但是它通過發動和依靠群眾，開展說理斗爭，沒有打人，更沒有捕人，就能夠把“四類分子”改造為新人，達成了捕人少、治安好目標。這說明，從一開始，楓橋經驗就表現出對人的權利的尊重，對和諧和秩序的追求，這正是法治精神的體現。隨著時代的發展，條件的變化，楓橋經驗不斷演變為一種促進群眾矛盾化解、基層社會善治的經驗。這種經驗著眼于法治建設的本土傳統與現代法治文明的內在統一。比如在民事糾紛調解中，當地的村規民約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這些村規民約，上合國家大法，下合社情民意。這也是楓橋經驗具有生命力和普遍價值的重要原因。當下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就是要按照總書記的指示精神，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把群眾路線與法治方式結合起來，堅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這是“楓橋經驗”所蘊含的法治精神的必然要求。

五、弘揚楓橋經驗中蘊含的人本精神，推進群眾工作的人性化。楓橋經驗產生于“左”傾嚴重的年代，但它沒有打人，沒有捕人，更沒有殺人，而是通過說服教育的辦法，就把“四類分子”改造為社會主義新人。這與許多地方“關一批”、“判一批”、“殺一批”的做法相比，無疑從一開始就體現了對人的生命的保護、對人的尊嚴的尊重。粉碎“四人幫”后，當地黨委政府又運用這一經驗，率先為“四類分子”摘帽，并率先允許“四類分子”子女參軍、讀大學等等，同樣體現了楓橋經驗中蘊含人本精神。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楓橋經驗閃爍著人性的光輝”。這無疑是楓橋經驗具有持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當下，我們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做好群眾工作，就要弘揚楓橋經驗中的這種“人本精神”，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關心人、愛護人，把群眾放在心中的最高位臵，關心群眾的冷暖疾苦，解決群眾切身困難，拉近與群眾的距離，增進同群眾的感情，始終保持與群眾密切的聯系。

第三篇：臺灣農村建設經驗及其啟示

幾乎所有后發展中國家或者地區都曾經是二元格局社會，也就是城市先進而農村卻遠遠落后；它們要發展，就必須拉近城鄉差別，使得農村和農業擺脫困局。否則，如果城鄉差別不斷擴大，勢必形成斷裂社會，對整個社會的生產生活都形成嚴重的威脅。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國民黨敗退之際，由于之前日本在臺灣實行“工業日本、農業臺灣”政策，臺灣地區也是典型的二元格局社會，農村和農業極其衰敗，當時的臺灣省主席陳誠就如此描述：“農業落后造成農村社會內部之不安，極易為外邪所感染”，“不加改善，亂源即由此發生，證諸往事，歷歷不爽”。半個世紀過去，臺灣在解決“三農”問題方面進行過多方面的改革，其中的成功經驗值得大陸借鑒和學習。

臺灣地區農村建設的經驗

臺灣地區在農村建設方面、在解決“三農”問題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不是畢其功于一役的運動，是一個系統的各個方面協調合作的過程，而不是零星的修修補補。筆者認為，臺灣地區的農村建設至少有以下這些寶貴經驗：

一、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對于臺灣地區農村建設甚至對于臺灣地區整個社會的經濟起飛，都作出了“基礎性的貢獻”。土地改革使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所以他們盡力地改良農田、采用良種、科學種田，從而提高產量、增加收入。農業得到了發展，就為工業的發展積累了資金，提供了原料，開拓了市場，準備了勞動力。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地區重點發展經濟價值高的農作物，如香蕉、鳳梨、洋菇、蘆筍等等，并進行食品加工和開拓國際市場，當時其產品風靡歐美市場，特別是糖和洋菇等，這樣就為臺灣地區積累了大量外匯，臺灣當局就有錢投放到紡織、化工等工業上，臺灣地區開始走上工業化道路〔1〕。從這一點來看，臺灣地區所走的路更像是“以農促工”而不是“以工促農”。土地改革之重要，正如臺灣經濟學家們一致指出的：“沒有農業的發展，便沒有工業的進步；沒有土改，則沒有農業的發展”。

臺灣的土改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三七五減租”。1949年4月14日陳誠頒布《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開始執行“三七五減租”，揭開土改序幕。“三七五減租”規定地主收取地租最高不能超過租地全年正產物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如遇災荒歉收，農民可以向政府申請，由政府敦促地主減租；如豐收則還是按1948年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來交租。隨著技術進步、環境改善，產量肯定要比1948年的高，但是也只是按1948年標準來交租。“三七五減租”讓佃農大收其益，生產積極性提高，收入也增多，農村經濟有了好轉。第二階段是“公地放領”。日本殖民臺灣時曾經占有大量良田，后來被國民黨當局接收，約占到當時臺灣可耕地總面積的百分之二十一點六。1948年4月臺灣當局即開始做“公地放領”的試驗，1951年6月4日頒布《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全面開始了“公地放領”工作。承領者分十年向政府償還地價，還清后就是土地所有者，地價為放領土地1948年正產物全年收獲量的兩倍半。第三階段是全面實現孫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1953年5月開始實行，規定地主擁有土地最高之限額，超過限額的地主所占耕地一律由政府征收并轉售給農民；地價與“公地放領”是一樣的，政府向地主以及農民向政府都是十年還清地價；而且政府向地主付地價時采取百分之七十土地債券，另加百分之三十股票的做法，從而直接迫使部分地主把賣地所得轉為工業投入。

土改對于臺灣地區農村建設甚至對于整個社會發展都具有重大影響。“在戰后非革命性的土改中，臺灣可以說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土地改革運動是一項決定性的掃蕩，它從根本上動搖了臺灣傳統農村社會的結構。而土改后農民自由度和收益增加，為臺灣工業化的開展創造了要素條件，也打下了臺灣所得分配均等的基礎”，“農民雖然受到政府價格?剪刀差?

政策的剝奪，但從無恒產者變為有恒產者，感覺還是要比以前好得多”〔2〕。

二、農民自組織

如果說土改使臺灣產生了“小農”，那么是農會、策略聯盟等農民自組織又讓“小農”變成了“大農”，從而讓農民在市場經濟浪潮中生存發展。

臺灣農會有上百年歷史，經歷了官治和紳治等不同階段，但最后發展成為農民自己真正的組織，一切只為農民利益服務的組織。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國民黨進行社會改造運動，提到要拓展黨的社會基礎，當時就向全黨提出“在生活上與行動上與民眾打成一片，深入民眾，深入農村”；當時所頒布的《農民運動指導方案》規定，一切縣市鄉鎮都要成立農會或漁會，但同時明確“發動組織農會漁會時，就先建立黨的組織，如黨員過少則就先吸收能起領導作用之農民漁民入黨”〔3〕。此時的農會具有濃厚的官辦黨辦色彩。但是七十年代臺灣當局開始農村復興時期，在1974年頒布實施的《農會法》中，為了使農會成為“農村建設”的“重要基層執行單位”，從組織上和動作上都進行了改革，使其從官辦黨辦變成了農辦民有，臺灣農會成為了“農有、農治和農享的公益社團法人”。“農有”是指農會是農民的職業團體，“農治”則表示由農民自己來管理，而“農享”說的是其經濟成果由農村和農民來享受。而實際運行上也是這樣的。

臺灣農會組織完善、功能齊全。臺灣的鄉、鎮、縣、市、省幾乎都有自己的農會，其中鄉農會是農民組織的基本單位。農會中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理事會和監事會；理事會聘請農會總干事，總干事是職業經理人，可以是本地人也可以是外地人甚至還可以是外國人；監事會監督總干事工作，總干事執行任務時如損害農會利益也要承擔責任；總干事下面設立分工明確的各個部門，如有對農民進行信貸業務的農信部、推廣農業技術的技術推廣部，還有產品銷售部、加工廠、會員福利部等。

九十年代，臺灣當局還推動“策略聯盟”，規劃區域性的生產、加工和貿易。它與農會相互作用，相互促進。其實，臺灣的農業“策略聯盟”的主體就是農會；臺灣鄉一級農會一般都有自己的農產品加工廠和農產品超市，這往往就是“策略聯盟”的組成部分。在遇到農產品價格波動很大時，農會與“策略聯盟”一般會采取有效措施保護農民利益。

三、勞動力轉移

這里所說勞動力轉移主要的是說身份的轉變，是指臺灣階級結構“循著農民—工人—中小企業主的主軸演進”。上世紀五十年代，臺灣就有農村人口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到1965年已有約一百萬農村青年進入了城市成為打工者。這是由鄉村到城市的流動，由農民向工人的轉變。六十年代中期，跨國公司大舉進入臺灣，出口加工業遍布臺灣城鄉，一些先期流入城市的打工者回家創業，臺灣農村地區“客廳即工廠”的農戶生產方式成型，全臺灣中小制造企業勃興。這是由城市到農村的回流，由民工到業主的轉變。

臺灣地區勞動力轉移中有兩個因素很關鍵。第一，沒有身份的排斥。不像目前大陸那樣，農民到了城市也只能從事一些臟、苦、累、險工作，得到的是不平等的待遇，職業是工人了可是身份還是農民，中老年后還得回到農村。臺灣地區的情況是這樣的：“六十年代，農業人口在城鄉之間的流動速度加快，農民、工人和小業主之間的身份轉換頻率也加快”，“到了七八十年代，臺灣兩大勞動階級的身份分際越來越模糊不清”，到“八十年代初，在臺灣全部勞動力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從事農業活動，并且他們之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兼業農民”。第二，職業教育的興起。職業教育的興起，使得鄉下青年學到更多更好的技術，從而更有可能在城市中找到一份工作，這也是臺灣地區勞動力轉移的一大因素。上世紀五十年代臺灣普通高中與職業學校比例還是六比四，可是到八十年這一比例就變成了三比七。

四、資金扶持

在臺灣地區農村建設過程中，臺灣當局對農村建設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資金扶持，臺灣農會等農民自組織也在資金扶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政府方面：一方面，臺灣農民的農產品生產和貿易是免稅免費的，這無形中也是一種資金扶持。另一方面，國民黨到臺灣后實行“扶植民營工商業”的新政，官辦銀行不僅把對民間企業貸款作為自己的主要業務之一，而且對民營企業的貸款額逐漸超過國營企業。上世紀六十年代臺灣農村地區興起中小制造業時期，各中小制造業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銀行貸款的支持。

農會方面：臺灣地區鄉一級農會一般都設有農信部，一個鄉的農信部每年的貸款額一般都有數十億甚至百億以上。農民在農會貸款，只要以土地作抵押就可以了；如果土地的估價是一百就可以貸到九十；這對于資金不足的農民來說，無疑是種巨大的幫助。此外，臺灣農會一般都對農村地區七十歲以上的老人發放各種福利，這也是資金支持的一種形式，至少可以讓農村社會有更多的資金投放到其他建設。

應該從臺灣農村建設經驗中得到哪些啟示？

臺灣地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祖國大陸則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各自的情況是不同的，經驗是不能完全照抄的；但是我們兩岸都是中國人，目前大陸改革開放，向先進外家學習先進經驗，為什么就不能向海峽對岸同宗同源的同胞學習些經驗呢。我認為，臺灣農村建設能給我們以多方面的啟示。

一、在土地制度方面進行適當改革，給予農民更多更大權力

臺灣農村建設中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土地資本市場的形成，這使得農民可以以土地為抵押向銀行或者農會申請貸款，農民可以從土地的征購中、房屋的拆遷中得到更多的補貼。但是在大陸，這方面卻存在一些障礙，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在現實中不時受到權力的操縱，土地成為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農民不容易從土地的征購中得到相應的足額的資金補償，從而成為他們進行行業轉換的啟動資金。這樣在中國大陸形成了不少沒有生活保障的失地農民，這對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無疑會是一個巨大的威脅。為此，有很多學者都認為應該在土地所有制方面進行相應改革，比如黨國英就提出應該給予農民土地永佃權。在進行新農村建設之際，更加有必要真正賦予農民土地處分權，包括對承包權的轉讓、出租、入股、抵押等，從而促進形成一個土地使用權流轉市場。

二、組建農會等農民自組織

建設新農村，就應該更好地維護農民的利益。為了更好地維護農民利益，很有必要組建扶持農會等農民自組織。分散的農民是無力的，只有組織起來，才有力量維護利益、反映問題、宣泄不滿、調節矛盾。新農村建設需要農村地區的社會穩定，社會要穩定需要有暢通的民意表達機制，而農會等農民自組織就是農民的民意表達渠道，因為有組織的理性在利益表達上比非組織的理性更有效。此外，臺灣的經驗還表明，農會還可以有資金信貸、技術推廣等服務于農民的作用。

三、改革戶籍制度，實行自由遷移

大陸有成千上萬的農村青年在城市打工，但是由于戶口方面的原因，他們沒有辦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在城市中只能成為”二等公民“，而且一旦他們到了中老年還不得不回到農村再從事農業活動。這樣，只能出現越來越多的人口擠在越來越少的土地上的現象，而不是像臺灣地區那樣農民人數越來越少。為此，必須循序漸進地因地制宜地改革戶籍制度，實行自由遷移，不斷地從土地上減少農民的人數。

四、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

一方面，要發展面向農村服務農民的職業技術教育，培養一大批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新農民，通過新農民來建設新農村。另一方面，正視大陸還有上億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要轉移到城市這一現實，必須在他們進入城市找工作之前進行相應的各種職業技能培訓。

五、建立全國性的制度性回饋

所謂制度性回饋，也就是要從資金上扶持農村建設，建立城市對農村、工業對農業的轉移性支付補償機制，讓農村也分享到現代化的成果。不僅政府要這樣做，整個社會都應該這樣，讓資金真正流入到農村和農業中來。首先，要消除城鄉間的各種不公平的制度，這是最大的問題。其次，銀行、信用社等金融機構應該提高對農民的貸款力度。再次，制定全國統一的《政府轉移支付法》，讓支持農村建設的各種資金的流動透明化，讓其發揮最大的效益。實踐證明，只有思想的大解放才能帶來社會的大發展、大進步，沒有一點“冒”的精神和“闖”的精神就不能邁開步子。建設新農村也是這樣的道理。我們必須切實地解放思想，而跳出各種條條框框，勇敢地學習借鑒他人的已經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經驗辦法，也是思想解放的一種形式。古人曾說過：“宜于兩可莫粗心，事到萬難須放膽。”既然我們已不可能回到過去，那就只能迎難而上，此外沒有別的選擇。

第四篇：昆山發展經驗啟示

昆山發展經驗啟示

（王懷偉2011年9月22日晨2點于昆山）

昆山概況 昆山地處長江三角洲的東部，東距上海市中心45公里，西鄰蘇州市區22公里，東臨上海，西依蘇州，是江蘇省的東大門。1989年撤縣設市，總面積921平方公里，總人口164.7萬其中戶籍人口73萬，現轄10個鎮、1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和3個省級開發區。截至目前，全市累計批準65個國家和地區投資項目5000多個，合同外資330億美元，實際到位230億美元，其中世界500強跨國公司投資項目63個。累計批準臺商投資企業3800多家，投資總額超過150億美元，成為祖國大陸臺商投資最密集地區之一，目前常駐昆山的臺籍人士已超過10萬人。2010年昆山GDP總量首次突破2000億元，達到2100.28億元，成為國內首個GDP總量超過2000億元的縣級市（2010年貴州省GDP為4593.97億元，遵義市為908.76億元）；GDP總量一度超過海南2052億元、寧夏1643億元、青海1350億元、西藏507億元四省。財政總收入達到480.4億元，地方一般預算收入達到163.1億元。目前，昆山外向型經濟占全市工業總量的80%以上，2010年實現進出口總值821.2億美元。昆山位居全國百強縣（市）之首，特別是電子信息、精密機械等支柱產業，已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昆山還是全球最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全球每兩臺筆記本電腦中就有一臺產自昆山。

昆山歷程

上世紀80年代--“農轉工”。1983年1月，中央1號文件支持發展社隊企業。昆山大力推進橫向經濟聯合，加快發展鄉鎮工業。抓住

國家實施沿海開發開放戰略的機遇，1984年8月在縣城東南自費開辟工業新區，提出“東依上海、西托三線、內聯鄉鎮、面向全國、走向世界”的思路，實現了從傳統農業向鄉鎮工業崛起的“農轉工”的歷史性跨越。90年代初期--“內轉外”。1990年4月，黨中央、國務院作出開發開放浦東的戰略決策，昆山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大力實施開放帶動戰略。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歷經8年于1992年8月經國務院批準，全市逐步形成以開發區為龍頭、帶動鄉鎮工業小區的開放格局，實現了從發展鄉鎮工業向發展開放型經濟的“內轉外”的格局性轉變。進入新世紀--“低轉高”。在發展方式上由依賴土地資源外延擴張型向依靠科技進步為內涵的提高型轉變；在載體功能上，由布局分散平面型向園區集中立體型轉變；在產業結構上，由以制造業為主向制造業與服務業雙輪驅動轉變；在產品結構上，由粗放低端型向精致高端型轉變。實現整體發展水平“低轉高”的發展新態勢，綜合實力在全國縣（市）中排名首位。2008年以來面對國際金融危機，昆山率先推出轉變發展方式，支持發展現代服務業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很快催生了一批以服務外包、商業物流為主的現代服務業迅速崛起。目前，花橋國際商務城已經初步形成了服務外包、總部經濟、物流展示和商貿服務4大產業集群，已成為江蘇省惟一的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的省級開發區，被列為首批省級服務外包示范區，目前已累計引進現代服務業項目300多個，其中較具規模的項目120個，總投資超過450億元。昆山經驗

“昆山之路 ”（自費建設開發區）：我國實行對外開放，首先在沿海設立14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當初昆山不在其內。而昆山縣委、縣政府從本地實際出發，審時度勢、果斷決策，仿效江蘇南通、連云港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做法，獨辟蹊徑，于1984年8

月在全省乃至全國率先自己規劃、自籌資金、自費興建中國第一個占地3．75平方公里的工業新區，常常以“14+1”的身份參加全國開發區有關會議。爾后由于昆山的同志年復一年的努力，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闖出了一條從無到有、由弱變強、不斷延伸發展的昆山之路，終于在1992年8月由國務院正式批準為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為全國縣（市）中第一個國批開發區。注：（自費資金來源“四個一點”。即用財政借一點、銀行貸一點、開發費收一點、公用設施單位支持一點。）

依托上海：80年代中期，昆山以上海為依托，發展橫向經濟聯系，促使經濟高速度發展。當時，一些輕工業沒有發展余地，材料、產品難以堆放，企業擴大再生產受到制約，昆山搶抓機遇，吸引大批上海企業入住。例如，韓培信（時任江蘇省委書記）在昆山發展的起步中講到：“當時（80年代中期），昆山縣委、縣政府的同志克服重重困難，四面出擊，主動尋找聯營伙伴。他們看中了上海金星電視的名氣，就千方百計和上海金星廠攀“親家”，促使金星廠到開發區落戶，辦分廠。昆山給了極其優惠的條件來吸引人家：讓上海人當合營廠廠長，給金星廠一次性技術轉讓費15萬元，生產每臺黑白電視機再給商標費11元。該聯營協議1985年春達成，5月就破土動工，廠房尚在建設,就開始培訓職工,并借別人廠房試生產。10月主廠房建成時，第一批質量合格的“金星”黑白電視機在8月就已出廠了。至當年年底，共生產了電視機21570臺，實現銷售收入862.9萬元，盈利73.6萬元，做到了當年談判，當年土建，當年投產，當年見效。”昆山和上海，就像深圳和香港、廣州的關系。深圳依托香港創造了深圳奇跡，昆山依托上海成為第二個“深圳”，并一度被認為是上海的“殖民地”，就連當地居民都這樣說到“我們到蘇州去蘇州人說我們是上海人，我們到上海去上海人說我們是蘇州人”。

人脈連接（臺商落戶）：臺商落戶昆山，早期是靠人脈，熟人之間相互介紹，后來發展起來了，產業配套和集聚效應才發生主要作用。南京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先生長眠的地方，也是原國民政府所在地，在兩岸關系上有著特殊的影響和千絲萬縷的聯系，許多臺灣民眾對南京以及江蘇有著很深的情結。1990年10月，昆山首家臺資企業順昌紡織有限公司正式投產，投資200萬美元。由于企業辦得興旺發達，4年時間，順昌的這位老板又引進外資，興辦了順發、順隆、順裕等7家臺資企業，形成了“順”字集團，總投資達到4000多萬美元。1991年，臺灣楠梓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落戶昆山，建立了滬士電子有限公司。第一期工程總投資2900萬美元，采用國際先進技術裝備，生產高科技的多層線路板，當時是國際著名的產品。“滬士電子”的到來，開啟了昆山“以大引大”，與國際大型跨國公司合作的階段。很快，通過“楠梓電子”老板的介紹，以生產捷安特自行車聞名全球的臺灣巨大機械公司的董事長就到長三角地區考察。捷安特自行車在臺灣是最好的品牌了。

制勝法寶（優質服務）： 90年代初浦東開發開放形勢喜人，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許多外資聞風而至。不過，浦東建設開發的起點和進入門檻比較高，臺灣的傳統制造業還不是浦東的優先考慮企業，當時浦東的建設還在起步階段，基礎設施也不到位。巨大機械公司就開始在上海周邊地區尋找投資機會。昆山適時地抓住了這個機會，以優質的服務，主動熱情的態度、極高的辦事效率贏得了“捷安特”在昆山落戶。巨大機械公司在昆山獨資興辦了捷安特自行車有限公司。第一年就生產了十幾萬輛自行車。剛好遇上美國反傾銷，最后通過江蘇省委政府溝通協商，并幫助其解決了出口困難。“捷安特”辦得非常成功，帶動了江蘇、浙江、上海一帶的自行車生產。在它的周圍，集聚了數百家為其配套的輪胎、車軸、齒輪等自行車零部件生產企業。

在蘇南蘇北，與“捷安特”有配套關系的鄉鎮企業有二三十家。“捷安特”成為了臺資企業的一個成功榜樣。昆山市委書記管愛國在一次記者會上這樣說道：“從企業第一次踏入昆山，我們就有一幫人在跟著企業做服務——企業開工建設時，我們幫著完成消防驗收；開業投產后，我們幫著進行企業招工、人員培訓；我們會定期組織召開臺資、韓資等企業聯誼會；還有堅持了10年、每2到3個月召開一次的政策解讀沙龍??”。

超前規劃（富規劃、窮開發）：“富規劃”，就是著眼長遠，科學規劃，力求設計新，功能全，配套齊，標準高；“窮開發”，就是勤儉節約，艱苦創業，不講排場，不擺闊氣，少花錢，多辦事。“既不搞“圈地運動”，也不搞遍地開花，而是本著基建施工到哪兒，土地征用到哪兒，需要多少用多少，開發一片成一片的原則，量力而行，逐步延伸。

招商引資：招商引資，環境是基礎，項目是生命，服務是品牌，產業是支撐，創新是根本。發現問題是政績，直面問題是責任，研究問題是進取，解決問題是能力。昆山人不會忘記：十幾年前，市政府每天派譴人員在上海虹橋機場大廳“守株待兔”，“攔截”國際航班的旅客，盛邀到昆山考察。“離上海市中心55公里，到虹橋機場40分鐘。”這是昆山人重復無數遍的開場白。一張張利嘴，一副副笑臉，一個個機靈的腦袋瓜兒。地之利，被昆山人用到極致。一屆屆領導班子，在感情與理智中侃“暈”了外商。昆山人更不會忘記：在實行自費建設開發區之初，昆山市委、市政府將籌集的50萬開發費用是這樣解決的，一是花25萬用于虹橋機場做了一個廣告牌，并自命為昆山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吸引到中國來投資的外商到昆山投資，二是花25萬在香港電視臺做宣傳，一時間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目前，昆山市政府每年都要選派幾十名年輕干部到臺灣、歐美學習、考察，并將招商

引資主攻方向轉到日本、歐美國家。

昆山經濟得以神話般的快速發展，是與其人才、區位、政策、國內外發展環境、歷史發展機遇密不可分的，是自身艱苦奮斗和外部環境相加的綜合產物，不是一個地區能簡單照搬就能實現的，我們更應該學習他們如何解放思想、搶抓機遇，如何充分發揮自我、留住企業的精神，如何科學定位、順勢而為的膽識和氣魄。昆山發展中也有其不足之處：

昆山發展給九壩發展帶來的啟示（此為個人觀點，不對之處請領導批評指正）

九壩歷史以來是一個純農業鄉鎮，近年來，重慶人夏季避暑的到來給九壩發展帶來了無限生機與活力。隨著新一輪西部大開發和重慶強抓西部經濟火車頭的歷史機遇，九壩當前應“明確發展思路、堅定發展信心、推動發展動力”。從而在這歷史發展中強抓機遇、順勢而動、推動九壩經濟社會快速高效永久性發展。

一是以服務業發展為主導。

二是以工業發展為突破口。

三是以發展品牌農業為方向。

第五篇：浙江發展的經驗及其啟示

最近，省委、省政府作出深入學習浙江經驗的決定，非常正確，非常及時，完全符合××的實際，符全我市的實際，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對謀求我市在新起點上又好又快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前不久，我趁在浦東干部學院培訓機會，就浙江經濟發展問題深入紹興、嘉興等地進行了一次專題考察。走進浙江，感受浙江，不能不為浙江濃厚的發展氛圍所感染，更不能不為浙江創造快速發展的經驗所折服。短短20多年，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浙江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發展奇跡，由一個資源相對貧乏的欠發達省一躍而成為經濟強省。其魅力何在？從浦東學院回來后，我又組織市委政研室的同志再次前往浙江溫州、麗水等地進行了學習考察。我感覺到，這當中固然浙江傳統的創業文化，即民眾所具有的濃厚的商品意識，強烈的創業愿望，堅忍不拔的吃苦精神等對浙江快速發展起著基礎性作用。其實，政府的主動作為同樣至關重要。這就是浙江各級地方政府在服務經濟方面很有獨到之處，他們特別善于用好“無為”與“有為”的辯證法，把社會的自發與政府的自覺結合起來，把市場的活力與政府的調控結合起來，創新發展觀念和工作思路，不斷地調整領導方式和方法，實現了政府職能作用的歸位，促進了經濟上規模、上檔次，走出了一條符合時代要求，具有浙江特色的新路子。對我們作為中部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來說，從中可獲得多方面的啟示。

一、地方政府要在駕馭市場經濟全局上發揮主導作用

對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作用，一直存在不同的說法，其中比較典型的是“無為而治”論，認為浙江經濟發展，主要是依靠民間力量。我考察浙江后感到，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從總體上看，浙江地方政府對群眾改革和發展的要求阻礙少、干預少，是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的重要因素。但政府對經濟發展總體趨勢的超前把握，不斷校正發展方向，最大限度發揮政府作用，主導推動經濟發展更是功不可沒的，是浙江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所在。

一是堅持把確立符合當地實際的發展戰略作為把握全局的基礎。思路決定出路，而科學的思路決定發展的質量與速度。麗水市屬于“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區，人口250萬，是欠發達地區，也是浙江經濟發展“墊底”的市，他們的發展軌跡就很好說明這一點。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他們提出了“優化發展環境，擴大經濟總量，全面奔小康”的發展戰略；到2001年撤地設市，又提出了“發展綠色經濟，培育優勢產業，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生態城市”的發展戰略；2003年把“工業強市”寫入發展戰略，確立了“生態立市、工業強市、綠色興市”的“三市并舉發展戰略”。實踐證明，他們對發展戰略不斷地文秘雜燴網修正是成功的。麗水欠發達的主要因素是工業基礎薄弱，工業規模不大，總量不多，檔次不高，競爭力不強，工業化水平偏低。他們認識到，工業化是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于是麗水市把“工業強市”作為擴大經濟總量的突破口，進一步強化工業的主體地位，舉全市之力，實施“合力興工、開放推動”舉措，抓住新一輪產業結構大調整、產業梯度大轉移的機遇，以工業園建設為載體，招商引資為“一號工程”，建設特色先進制造業基地，通過以上措施的實施，麗水工業總量得到了快速擴張，骨干企業不斷壯大，工業投資不斷擴大。到2005年，經過短短三年，全市生產總值達到305億元，比2001年多出一倍，經濟發展的平均增長速度第一次超過全國、全省平均水平。財政收入由2001年的12.83億元增加到2005年的34.8億元，2006年達到43.2億元，其中地方財政收入24.94億元，比上年增長24.7%。在浙江其它地方考察，我也發現各地都很注意把握國內外發展的趨勢和自身發展的比較優勢，及時修正發展戰略，尋求經濟發展的新突破。比如紹興市，改革開放之初，基本上是農業地區，他們根據基礎好、資源少，區位好、科技少，政策好、資金少這“三好三少”的現實，確立了投入少、產出快、效益好的輕紡加工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以發展中小企業為主體的企業格局，解放思想，加強引導，鼓勵各地加快發展，短短十幾年，紹興市的輕紡工業形成了產業鏈條比較完整的紹興輕紡產業集群，2006年紹興紡織品出口額高達70.72億美元，成為我國最大的輕紡產業基地，贏得了先發優勢，為工業化進程的加快集聚了資金，培養了人才，使紹興經濟較快地渡過了工業化初期，進入工業化的加快發展階段。他們的經驗啟示我們，一個地方的發展，政府選擇什么樣的發展戰略十分重要，定位準確了，路子找準了，就可少走彎路，經濟發展就會事半功倍。

二是堅持把創新發展理念作為主導經濟的根本。好的思路要靠新的觀念、配套政策和有效的舉措來體現。縱觀浙江發展的各個時期、各個階段，各地政府都注重發展理念創新，主要表現為政府對市場資源主導權的牢牢把握，該放開的堅決放開，該出手時就果斷出手。比如，浙江經濟的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專業市場的作用，通過市場配置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