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古代反腐經驗的啟示

中國古代反腐經驗的啟示

發布日期: 2006-11您是第[10]位閱讀者馬小紅

■腐敗的發生不分地域，也不分時代，它普遍存在于每一個社會中，也是每一個政權都面臨的問題■古代的中國，在輿論上力倡重義輕利，目的無非是為了遏止人們自身的貪婪之性

■既然腐敗與權力密不可分，“明主治吏不治民”便成為歷代帝王奉行的治國原則

古人釋“貪”為“欲物也”，“愛財”，“探也，探入他分”。即貪就是對物的占有欲望，喜歡錢財，以致忘乎所以探入別人囊中，獲取非分財物。當官吏利用手中的權力，“探入他分”的時候，公眾的利益就會受到侵害，腐敗便由此產生。因為腐敗與人們的貪欲密切相關，與權力相依相伴，所以腐敗的發生不分地域，也不分時代，它普遍存在于每一個社會中，也是每一個政權都面臨的問題。腐敗是政權的腐蝕劑，對政權的危害自不待言；更為嚴重的是，腐敗損害社會的公正，動搖人們的信念，泯滅人們的良知，使公眾的道德產生危機。

在社會生活中，因為腐敗的危害顯而易見，所以反腐敗便常常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在中國漫長的歷史發展中，腐敗與反腐敗幾乎充斥著每一個王朝的政治、社會生活。筆者發現，中國古代社會對腐敗的遏止是從兩個方面入手的。一是通過道德的教育，遏止人們尤其是官吏的貪欲。這是一種營造環境、綜合治理的方法。這種教育都是從家庭開始——以清廉為榮、以貪墨為恥，是中國古代家訓的重要內容。廣為流傳了近千年的宋代清官包拯的家訓，唯一的內容就是決不允許為官的子孫貪贓枉法，若有貪贓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將有貪贓行為的子孫永遠開除家籍，連死后都不得葬于祖墳，這在家族關系發達的中國古代社會可謂是最嚴厲的家法了。此外，社會教育的效果也不可小視。古代的中國，在輿論上力倡重義輕利，目的無非是為了遏止人們自身的貪婪之性。孔子所言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是對“重義輕利”的最好注解。愛財固然發自人的本性，但是，財物的取得卻必須合乎道義，遵守規范。“探入他分”，獲取不義之財的人將會為輿論所不齒；利用權力貪贓枉法的官吏更會遭到輿論的鞭撻，成為后世為官者的懲戒。堅持不懈的道德教化，有利于養成揚清激濁的社會風氣，也有利于官吏的見賢思齊，自尊自律。

中國古代遏止腐敗的另一種方法是建立監督官吏的機構和制定嚴懲貪贓的法律。既然腐敗與權力密不可分，“明主治吏不治民”便成為歷代帝王奉行的治國原則。掌“糾舉百官，肅正綱紀”的監察之職在中國古代格外重要。監察機構的首長——御史大夫或都御史位副相之位，對朝廷百官的不法或不當行為都可以進行彈劾，同時御史臺根據制度不斷派出官員巡視地方，以察舉地方官員的非法之舉。懲貪法律的制定在中國更是源遠流長，作于西周時期的刑書《呂刑》便告誡諸侯和官吏，在審理案件時一定要公正廉明，不要徇私舞弊，不要貪財受賄，不要敲詐勒索。若有此不端的行為將會受到五刑的嚴厲懲罰。聞名于世的《唐律》雖然只有五百零二條，但是其中涉及到嚴懲官吏腐敗的條款甚多。為防止權財交易，《唐律》規定，為人（或為自己）求情而破壞制度者，處笞五十之刑；如果主管官吏答應了請求，與求情者同罪。如果收了別人的禮物而為人求情違法，其罪將比“贓罪”更重，最高刑可以判至流放兩千五百里。如果收了禮物，但并未枉法者，則減等處罰。

就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設比較而言，中國古人似乎更注重前者。這是因為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以教化為重的“禮治”社會，人們深信，發自人們內心的道德的約束力遠比制度的制約力強大、持久、深入。不能否認，中國古人對道德的追求和信念，對防止腐敗有著明顯的成效。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另一面，即對道德的過分依賴，使我們常常漠視制度的制定與執行，以致使一些制度成為“具文”，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因此，我們借鑒古代的經驗，既要充分發揮道德的教育作用，又要重視制度的制約作用，這樣反腐倡廉才會卓有成效。

看《帝國潛流》解讀可怕的灰社會現象小喬

公元1135年6月17日，被金人囚困在五國城的一代藝術家皇帝宋徽宗，在“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的悔嘆中，黯然辭世。中國歷史上帝王有不少，但沒有幾個人的命運，如他這般跌宕凄涼。這個很有才情的皇帝，本可以享受著君臨天下的愉悅，而用李光閣在《帝國潛流——水滸灰社會解密》中的話說，他卻用了生命中最后的八年，在異國的冰天雪地里咀嚼著“灰社會”帶來的苦果，并由此走上了歷史典籍，背負著后世數不盡的嘲諷。

長久以來，我們習慣于用簡單、線性的定式和思維，來認識和理解歷史以及現實中所發生的事件。如果轉換一種方式，也許能夠賦予歷史詩性般的活力和顛覆性的美感。在解讀北宋帝國興衰的深層次原因時，李光閣摒棄了傳統的理論歸納，而是引入“灰社會”這個概念，將北宋帝國的滅亡向形象化方向引伸。正如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1

代史所副所長虞和平研究員評價此書時所說，該書“在洞察世態人情毫末的基礎上，探索帝制社會崩潰的文化、制度、律法、人心向背的原因，閃爍著理性智慧和感性思辯的光焰”。

在作者看來，國家的職責是提供公共商品，在一個功能正常的社會，國家應當能夠借助暴力機器和意識形態，維持律法秩序、保護國民利益、抗御外來威脅，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如果一個國家控制不了領土，保障不了國民安全，無法實現有效的治理，不能提供公共商品，個人生存受到外來勢力的干擾，律法和權力成為攫取私利的工具時，國家便處于“灰社會”狀態。這樣的國家雖然表面上穩定，但蘊涵著巨大的風險。

作者沒有故弄玄虛地兜售理論，而是通過解構婦孺皆知的名著《水滸傳》，以故事化文本還原社會原生態。經濟學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總編輯鄒東濤教授對本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作者借助于現代散文話語的敘述與神采，營造了一個真切而厚重的歷史閱讀場景，頗具“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氣度。讓人在輕松閱讀的同時，切身感受帝國王朝動蕩與個人硬度生存的沖突，獲得對傳統社會下文化心理與制度指向的直觀認知。

《水滸傳》是基于史實虛構而成的作品。在李光閣眼中，這部虛構的文學作品，被他當成了記錄當時社會狀態的紀實性文獻。他的這種解讀方式是新鮮的，而總結出來的灰社會現象也是令人震撼和可怕的。正是這種解讀，使梁山１０８位好漢的命運，被賦予了社會和歷史的意蘊：這些好漢以個人卑微的命運，對北宋封建帝國敲響了滅亡的警鐘。在《帝國潛流》里，作者演繹了灰社會生成的過程。李光閣認為，梁山集團發展、壯大的過程，對應著正式社會的解體、腐潰，也對應著灰社會的生成、演進。

按照作者的邏輯觀念，灰社會的生成可以分為四個階段：一是“亂自上作”階段。標志性事件是：小混混高俅發跡、王進被迫走西口、林沖逼上梁山、梁中書私運生辰綱。這一階段所揭示的是國家政權的解體：朝綱敗壞、道德淪喪、人才流失，灰社會如同病毒般首先從中樞神經蔓延開來。二是“敗從下生”階段。標志性事件是：晁蓋組織搶劫團伙、魯智深、楊志落草二龍山、宋江、朱仝、雷橫執法犯法、武松申冤不成以身試法。這一階段所揭示的是基層社會的解體：律法破敗、秩序顛倒、禍亂叢生，代表各種群體的個人，已經開始拿血命換飯吃，灰社會如同瘟疫般無可救藥地從草根層迅速傳染。三是“社會灰化”階段。標志性事件是：小管營施恩經營黑社會公司、知寨花榮收留逃犯宋江、監獄長戴宗、獄卒李逵認罪犯宋江做老大、兵馬提轄孫立反水使祝家莊覆滅。由于上層社會和基層社會的雙向潰爛，開始了中間地帶的“灰化”過程。官吏身份的灰化，體現了整個社會價值觀的黑白不分，使帝國的整個運行系統全部失靈。四是“統治崩潰”階段。標志性事件是：貴族柴進脫離正道社會、徐寧、呼然灼、關勝等政府精英力量離開朝廷、富商兼大地主盧俊義走上梁山、大名府、曾頭市、東平府等官民勢力相繼失敗。灰社會開始系統生成，開始了對正式社會的試圖取代。

在灰社會現象下，律法、政局、社會以及個人的命運，都出現了嚴重的顛亂和失序：通過不露痕跡的精神賄賂，高俅得到了一國之君的賞識，青云直上做了殿帥府太尉（《一個無賴的發跡》）；打不打殺威棒，是制度規定的，而殺威棒的輕重，則是由人來掌握的。規則的實施力度，取決于合法傷害權的收益情況，兩者呈反比關系（《合法性傷害》）；施恩創造了黑社會公司化發展的歷史，現在那么多打著公司旗號搞非法活動的東西，原來都是在喝他的洗腳水（《一個黑社會公司的變臉》）；在責權利一體化的蔡京集團里，如果沒有銀子的浸潤，親情也會如同秋天的樹葉慢慢枯萎。蔡夫人路線只是提供了一種走路的可能，梁中書要想把天塹變成通途，銀子是最好的鋪路石（《夫人路線》）；律法雖然沒有明碼標價公開叫賣，但已經形成了一個潛在的市場。如果犯人們不愿意支付或者沒有銀子支付，完全背離了管營、差撥的獲利預期，他們就會行使合理傷害權（《律法的價格》）。這些灰社會現象，在作者故事化的解說下，變得生動而又富于哲理。

在灰社會狀態下，梁山英雄身上體現出來的是一種硬度生存。這種硬度生存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生存環境的艱難，二是生存意識的頑強。當生存只剩下血與命的資源時，他們只能進入體制外的博命通道。這方面的典型是楊志。楊志是“三代將門之后，五侯楊令公之孫”。按照楊志對人生道路的設計，他打算靠自己的武藝作為安身立命之本。憑借個人的能力，他走上了殿司制使官的位臵，甚至貪婪成性地梁中書看了楊志的表現，都直接把已淪落為殺人犯的他，提拔為管軍提轄使。但是，就這么個英雄人物，卻成為替宋徽宗和梁中書押運私產的保鏢。由于自然災害和小人牽制，他把上司交付的私事給辦砸了，為了躲避懲罰，他注定只能走上流亡之路。成為流浪漢的楊志，其實并沒有放棄對朝廷的幻想。在水滸世界中，楊志先是用自己的能力“博前程”，再用財產“買官位”，然后用家族的榮譽“換衣飯”，這些都失敗了，他只能流落在草叢里，用血命去“賭生存”。在灰社會狀態下，社會秩序的離亂以及個人命運的卑微，不能不讓人深深感到震撼。

《中國經濟時報》2006-4-24

第二篇：淺議新加坡反腐廉政建設的經驗啟示

淺議新加坡反腐廉政建設的經驗啟示

摘要：如何建立可行且高效的廉政機制以打擊、遏制貪腐行為，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尤其在東亞地區，受到歷史、文化等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制約，廉政建設的根基尚顯稚嫩，貪腐行為屢禁不止。然而，新加坡作為亞洲典范，其廉政建設開出一朵奇葩，為東亞各國，尤其是同為華人社會的中國的反腐倡廉工作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

關鍵詞：新加坡 反腐 廉政

反貪腐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尤其在東亞地區。同樣，這個話題對我國目前來說，顯得十分沉重，由于缺乏有效可行的反腐廉政機制，貪腐行為已經并有可能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從而侵蝕到社會穩定的基礎，甚至有可能影響到執政黨的執政之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學人之長，補己之短，著名的國際性反腐敗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推出的清廉指數排行榜中，新加坡長期被列為世界廉潔國家，并一直居于亞洲廉潔國家之首，其在廉政文化環境塑造、廉政立法、反腐機構設臵、廉政制度建設等方面所積累的成功經驗，對我國反腐敗和廉政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新加坡廉政建設的舉措

新加坡從18世紀中葉就一直是英國所建的貿易站，自治前經濟發展比較落后。英國總督統治時期是一個腐敗盛行，有錢走遍天下、無錢寸步難行的地方，公共權力私化、權錢交易隨處可見，引起老百姓的極度不滿。直到1959年6月5日自治后，以李光耀為首的人民行動黨將建設廉潔政府作為競選目標，贏得了廣大民眾的擁護和支持，一舉獲勝，開始了新加坡廉政建設的新篇章。其廉政文化建設的主要舉措是：

（一）以獨立且強力的反腐敗機構為保障。

廉政機構是保證法律得以實施，對官員腐敗進行防治和打擊的國家機關。新加塊建立起各種獨立的廉政機構，以此作為消除腐敗和恢復公眾對政府的信心的強有力工具。這些機構依法設臵,體系完備，具有較大的獨立性和權威性，最具代表性的是內閣廉政署和反貪污調查局。

內閣廉政署，這是新加坡負責綜合管理和監督政府官員個人財產申報的監督相關。其主要職責是負責中央各部門長官財產申報，并指導其他公務人員的個人財產申報了宜。內閣廉政署直接對總理負責，其署長由總理提名，總統任命。它獨立于政府各部,權力很大，可以調查任何虛報財產和財務狀況的官員，以及陷于?債務麻煩?的官員，包括各部長官。

為了執行《防止貪污法》，新加坡于1962年成立了精干高效的反貪污調查局，由它負責調查和預防政府機關以及企業中的貪污受賄行為。該機構直屬總理公署，由總理直接領導，其官員不屬于公務員，地位、身份、權力有嚴格的法律保障，薪金高于其他部門任職的同級官員。反貪污調查局的局長、副局長以及局長助理由總統直接任命。為了保證反貪污調查局能夠獨立、有效地履行職責，排除各種干擾，該局被賦予充分的獨立辦案權。《防止貪污法》規定，反貪污調查局享有特殊的權力，其中包括無證搜查與強行搜查、對財產進行查封扣押、檢查銀行賬目、要求有關人員提供犯罪證據、要求嫌疑人申報財產,以及限制其轉移財產等。因此，新加坡反貪污調查局大權在握,信息靈通。不管被調查人職位有多高,調查局都無所顧忌。對一切涉嫌官員，不論其名聲多大、地位多高，一概嚴懲不貸，不允許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權。多年來,反貪污調查局對一些高官進行了調查和指控，處理多起政府高級官員貪污受賄案件，樹立了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

（二）高薪養廉政策和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提供了物質基礎和制度保障。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指出：?我們應當首先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國際上反腐倡廉的實踐也表明：要防止腐敗，讓官員可以維持社會中等生活水平是必要的；如果收入太低，以致他們不能維持基本的生計，就必然產生腐敗。新加坡腐敗現象很少，除了法制健全、措施得力之外，與該國所建立的以薪養廉制度也直接相關。新加坡政府認為，低收入是貪污的重要因素，一個收入少的公務員會以輔助收入為理由來辯護其貪污行為。為此,政府有責任確保公務員有高收入，以此來減少貪污。

李光耀在談及這一問題時說，?為黨付出辛勞的黨員必須付給他們可觀的薪水，以俸養廉?，?凡是愿意加入我們黨的，要使他覺得在黨工作很有意義，生活也過得好?。70年代至80年代，新加坡政府就曾經連續四次給公務員加薪20%。1989年后，新加坡公務員工資為世界各國之最。同時，政府每年還通過咨詢機構調查私營企業的工資水平，一旦公務員工資低于私營企業人員時，就給予提高工資，以保證公務員有最高的收入。因此，新加坡政府官員的收入在世界上屬于較高的國家之一。

（三）強調才德兼備的公務員錄用制度

新加坡在公務員錄用上實行嚴格的考核任用機制，杜絕人為影響，防止腐敗現象。國家設有專門的公務員委員會，負責公務員的錄用、任命和獎懲。公務員委員會直屬于總統而獨立于內閣，這就為它嚴格、公平選拔公務員提供了條件。由于每一個公務員在正式被錄用前都要經歷幾道極嚴的選拔程序，在錄用后又需經歷品德考核，因此保證了公務員隊伍的高素質高水平。此外，新加坡在錄用公務員時，特別注重候選人才的道德水平。

歷史經驗表明，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程度與社會的道德水準尤其是公務人員的道德水準息息相關，?道德防線潰散或實破往往就是腐敗的開始。?雖然健全的機構、嚴密的制度和完善的法規都能在防范和遏制腐敗現象中發現重要作用。然而，這些畢竟只是一種外推力,而提高社會大眾和公職人員的道德水準則是根治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帶根本性的內驅力。因此，從長遠的角度看,建立完善的道德體系才是清除腐敗，實現政治昌明的根本環節。新加坡自李光耀執政后，注重以東方傳統文化進行廉政道德教化，提高公職人員和廣大國民的道德水準。

二、新加坡經驗對我國廉政建設的啟示

汲取他國經驗是為了更好的發展我們自己，盡管新加坡同我國政治社會體制不盡相同，然而同樣屬于華人社會，同樣有著濃厚東方傳統的事實，使新加坡的成功秘訣對我們尤其有借鑒意義。

（一）加強反貪專門機構建設。

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我國的反貪職能分設在三個系統，即紀委、監察部門、檢察院的反貪局。三個系統工作角度各不相同，就不贅述了。目前是各級紀委、監察部門合署辦公，是黨務、行政部門行使調查權。而反貪局則在檢察院的領導下開展工作，是法律檢察部門，行使偵察權。能否換一種思路思考問題，將監察部門并入人事部門。因為，監察部門工作對象是干部，干部的教育、管理、處分等與人事部門的職能交叉或重疊。筆者的想法是加強紀委和反貪局的建設。紀委領導班子由同級黨代會和黨員大會選舉產生，但紀委領導和辦事人員的人事關系可上管一級，其工作經費和人員工資、津貼也由上級紀委撥付，以便于同級紀委工作，減少一些干擾。反貪局或各級預防腐敗局在目前有獨立出來的必要，從中央到地方一條線，條條管理，減少來自地方黨委、政法委、檢察院的負面影響。

此外，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經驗,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建立了嚴密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使得公共權力得到了有效的監督。參照新加坡的經驗,我們必須完善監督體系。切實賦予人大相應的監督權力，增加反貪機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完善紀檢監察制度和審計制度，并加強新聞媒體特別是網絡的監督作用。從而最終形成健全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

（二）完善公務員進出機制，強調德才兼備。與新加坡相比，我國的公務員選拔、晉升及正常退出機制尚需健全。我國雖然在2005年制定了《公務員法》，對公務員的選拔，考核，升降，辭職等都作了具體規定。但與反腐敗的現實需要相比，我國公務員的選拔、晉升及正常退出機制仍不夠完善。尚需必須進一步從制度上加以規范，以確保被錄用的公務員既具備較高的綜合素質又能夠經受住種種誘惑和考驗。

此外，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的新加坡,其中華人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在華人社會中儒家傳統一脈相承，經久不息。1990年12月，新加坡政府發表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正式把儒家文化確定為其文化中心、國家意識，并提出了帶儒家文化烙印的五大價值觀，即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各族和諧，家教寬容。可見，由于新加坡本身特殊的地理、社會歷史文化和人口背景，在中西文化的綜合影響下，在兩代領導人的大力倡導下，最終形成了?以法治國，以德育人?為核心的富有新加坡特色的廉政文化。這種強調傳統的文化氛圍同西方現代的政治制度相結合，在公務員選拔過程中的體現，就是強調人才的德才兼備。

（三）合理調整公務員薪金待遇。

新加坡?以俸養廉?制度頗具?盛名?,盡管這一制度的實施有賴于諸多先決條件，例如新加坡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公民素質較高，反腐敗的法制比較健全等，但這一做法是很值得正在加強廉政建設的中國思考和借鑒的。中國正處于工業化進程之中，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很多地區，企業界和外國公司的薪酬比政府公務員的薪酬要高得多，低薪導致很多優秀的公務員被挖走，同時一些部門和公務員也開始?廣開財源?，通過各種形式尋找非正式收入作為補償，出現了許多公私界限模糊的?灰色地帶?，一些腐敗行為于是有了生存空間。因此，應該充分吸取新加坡在反腐敗斗爭中的經驗，通過合理的薪酬來保證公務員隊伍的質量，減少公務員腐敗的機會成本。根據世界銀行的一項跨國調查，一個國家公務員工資相對于私營制造業的工資水平越高，其腐敗的程度越小。這項研究表明，保持公務員具有較高的收入水平對于反腐敗具有重要作用。

高薪養廉作為新加坡廉政建設的一大特色，也同時對我國的廉政建設具有重要啟示意義，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說前一段時期矛盾的焦點主要在于提高公務員薪資待遇，那當前更重要的則是合理調整公務員收入水平，更加側重平等和合理。隨著公務員待遇的普遍提升，以及?鐵飯碗?本身的優厚福利待遇，對于生活水平的不滿已經逐步轉變為對分配不公的不滿，成為今日我國公務員隊伍貪腐的一個重要原因。

總之，在我國社會經濟全面快速發展的今天，如何建立有效且可行的反腐廉政機制，對于維護社會穩定，提高政府的形象和執政能力都有巨大的實踐意義，新加坡，作為有著深厚東方傳統的華人社會在這方面的杰出表現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啟示。去粗取精，有所揚棄的汲取國外先進經驗，將會對我們自身的反腐廉政建設提供重要的幫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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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反腐經驗

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的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段的先鋒隊，它的性質和宗旨決定，反對腐敗，保持廉潔是其一貫主張和應盡天職。在70多年的光輝歷程中，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開展了同黨內出現的腐敗現象的堅決斗爭，并在長期反腐敗斗爭的實踐中經受住了考驗。回顧黨反腐敗的歷史。總結黨反腐敗的經驗教訓，對推進當前反腐敗斗爭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對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實踐中堅持同各種腐敗現象作斗爭。縱觀黨的反腐敗斗爭歷程，大致可分以下幾個階段：

1、我們黨執政以前的反腐敗斗爭

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我們黨雖然在根據地和解放區內建立了政權，有了局部執政的經驗，但總的來說，還處在被壓迫，被圍剿的無權狀態，不具備權錢交易大規模發生的客觀條件，再加上我們黨在主觀上注重從嚴治黨，堅持反對腐敗，所以腐敗現象并不嚴重，廉政建設的任務比較輕，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顯著，建設起了與國統區的腐敗政治形成鮮明對照的解放區廉潔政府。極大地爭取了人心，成為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性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這一時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過加強黨的思想作風建設。克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增強黨員、干部對腐敗現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風即是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規建設，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紀律檢查機關——中央監察委員會。1926年8月4日，又發布了我黨最早的有關反腐敗的文件——《關于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發布了《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26號訓令。1939年，陜甘寧邊區政府頒布了《懲治貪污條例》，規定貪污數目在500元以上者，處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領導廉潔自律。在民主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廣大黨員干部，艱苦樸素，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帶頭作用。

2、建國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們黨成為全國范圍的執政黨，執政黨的地位和和平建設的環境，一方面為我們黨提供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條件，同時也便于我們黨面臨脫離群眾乃至腐化變質的危險。為經受住執政考驗，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我們黨實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強反腐敗法規建設。1952年3月，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制定了《關于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決定》和《關于追繳貪污分子贓物的規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懲治貪污條例》，這一專項懲貪法規在以后多年的反腐敗斗爭中起了重要作用。（2）開展整風，整黨。1950年下半年開展的全黨整風運動，重點是解決各級干部的作風問題。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黨，解決了包括貪污腐敗在內的基層黨組織存在的各種問題。（3）開展“三反”運動。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黨和國家機關內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共查處了有貪污行為的干部120多萬人，其中貪污一千元以上的10萬多人。受到刑事處分的腐敗分子有4萬多人。劉青山、張子善等腐敗分子被處決。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國初期腐敗現象滋長的勢頭，基本上實現了廉潔政治，從而使五十年代的黨風和社會風氣成為黨的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

3、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反腐倡廉

從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們黨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在這一時期，我們黨的執政地位進一步鞏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以及同這種政治體制相適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個別黨員，干部的以權謀私現象和官僚主義作風有所滋長。為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克服消極腐敗現象。黨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黨整風，這一時期為克服官僚主義和不正之風，先后進行了四次大的整黨整風，包括1957年的整風，1958年開展的整黨整社，1961年的農村整風和“四清”運動中的整黨。（2）開展專項反腐敗斗爭。1960年在農村中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新“三反”斗爭，處理了農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貪污等違法亂紀的問題。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貪污和行為”的干部占干部總數的20％之多。有擴大化傾向。1963年2月，中央又決定在縣以上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開展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新五反”運動。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礎上，決定在農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后來發展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實質上變成了一場遍及各個領域的階級斗爭，誤傷了不少干部。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中得出了農村三分之一的領導權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結論。

（3）建立干部定期參加生產勞動制度。1958年2月，中央發出了《關于下放干部進行勞動鍛煉的指示》，出現了干部下放勞動的熱潮，密切了干群關系，但也開始出現形式主義和極端化的做法，從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們黨是重視反腐敗斗爭的，并把反腐敗斗爭做為一件大事來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敗現象的滋長，但由于缺乏經驗，仍然簡單沿用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思想教育防腐，群眾運動反腐的老路子，并從階級斗爭的角度認識和處理黨內的消極腐敗現象，因而存在反腐敗擴大化的傾向。

4、“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澤東的主觀設想來說，是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顯的克服黨內消極腐敗現象的愿望。毛澤東希望通過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徹底揭露黨內的陰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錯誤理論，并過于夸大了陰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眾運動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廉政建設不得不陷入誤區。其基本失誤是：（1）對黨內消極腐敗現象的估計過于嚴重。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認為農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里，工廠企業里一個相當大的多數的領導權不在工人群眾手里，黨內已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種對黨內形勢的嚴重估計，必然會使反腐敗斗爭擴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對消極腐敗現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認為以前那種由黨委領導群眾運動的方式已不能解決問題。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黨委領導的群眾運動。用這種不要黨委領導的“大民主”方式反腐敗，只會助長階級斗爭的擴大化的錯誤，不能達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窮，搞“窮廉法”。腐敗現象的產生有思想、政治、經濟、歷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對腐敗，除了加強思想教育外，還要處理好廉政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大力發展生產力，鏟除腐敗現象滋長的物質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窮。并認為富則修，把富裕當作是腐化的物質基礎，使反腐敗帶有嚴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極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的做法極端化，把它變成了造反派排擠打擊異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來意義。總之，“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一場內亂，而且作為一場反腐敗的實踐也是失敗的。盡管由于擴大化的階級斗爭的高溫高壓的作用，使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等形式的腐敗現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門”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風和組織人事上的不正之風，卻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幫”后，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的反腐倡廉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這一階段，我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極大地發展了社會生產力，為遏制腐敗現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時，對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也會從體制上堵塞腐敗現象滋生的漏洞，因此，從總體上說，改革開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難以避免地會出現一些政策上和法規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影響，使得反腐倡廉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比以前更為艱巨、復雜。在新的時期，我們黨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在繼承發展過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時，摒棄以前的群眾運動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開放條件下廉政建設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強紀律檢查工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和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重新恢復，并成立了各級行政監察機構，對廉政建設起到了促進作用。（2）完善反腐敗立法，1982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犯罪的決定》，是一部懲腐的專項法律。1987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又通過了《關于懲治貪污、受賄罪的補充規定》，標志著我國肅貪法律的完善化。（3）實行“從嚴治黨”的方針，黨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強自身建設的條例和規定，如《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關于禁止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經商辦企業的規定》，等等。（4）開展專項反腐敗斗爭。1982年4月，國務院作出《關于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后，開展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反腐敗斗爭，集中打擊和解決干部索賄受賄，投機倒把，套匯、走私等問題，取得了較大成績。1989年8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合發出《關于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須在限額內自首坦白的公告》，監察部也發出了《關于有貪污受賄行為的國家行政機關人員限期主動交代問題的通告》。這兩個《通告》發出后也開展了一場專項反腐斗爭。

（二）總結我們黨反腐倡廉的歷史經驗，可以看到，我們黨開展反腐敗斗爭，主要遵循的是這樣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眾運動反腐、法制建設懲腐。這實際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項大思路，應該說，這三項大思路，仍然是我們今天反腐倡廉應該遵循和借鑒的。但我們在遵循和借鑒時，應根據歷史的經驗教訓加以揚棄。

第一、不再搞運動，但要發動群眾造聲勢。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在反腐敗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中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強調要相信群眾，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貫徹黨的群眾路線。但在發動群眾的方式問題上，毛澤東簡單沿用了在革命戰爭時期十分有效的發動群眾搞政治運動的方式，事實證明，這種方式確實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把群眾迅速發動起來，造成一種強大的聲勢，從而對腐敗分子和腐敗行為產生明顯的震懾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會主義時期，頻繁而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會帶來一系列消極后果，如助長無政府主義思想，削弱黨的領導，混淆政策界限，挫傷群眾積極性等，造成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歷史經驗證明，依靠群眾運動的方式反腐敗，不是正確的選擇。因此，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歷史經驗時明確提出，當經濟建設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敗現象干擾時，“對待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運動”但反腐敗時不再搞群眾運動，并不等于不要發動群眾參與。作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動員群眾，把群眾發動起來，造成一定聲勢，以達到徹底揭露和打擊一切腐敗現象，教育全體黨員和人民的目的。這就需要運用宣傳教育和嚴格執法等多種手段，啟發群眾的覺悟，把群眾動員起來，造成全社會反腐敗的大氣候，大環境，使腐敗現象無法隱藏，都能得到應有的懲處。

第二，既要從嚴治黨，更要有制度保證。我們黨歷來重視黨的建設。重視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示范帶頭作用。在民主革命時期，正是由于我們黨從嚴治黨，高級干部在廉潔自律方面以身作則，大大推進了黨的廉政建設。現在和今后的反腐敗斗爭，仍然需要加強黨的建設，需要從嚴治黨，需要高級干部的以身示范。但歷史經驗表明，單靠用懲治手段從嚴治黨，從嚴要求高級干部，雖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黨和政府的反腐防變問題，也不能使黨和政府長久地保持清正廉潔形象。要從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敗現象。關鍵是要加強法制和制度建設。許多情況表明，有了比較完善的規章制度，反腐敗斗爭就能夠有章可循；領導者以身作則以及人民群眾對領導人的監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證，因此，反腐敗斗爭必須逐步向法制化軌道：既治標更治本。這就要求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權力約束和監督機制，使憲法監督、司法監督，黨紀監督、行政監督有足夠的權威和效能，每時每刻地發揮作用，對各種腐敗現象予以鐵面無私的查處。第三，既要重視思想教育，也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將治貪與治窮相結合。通過整風、整黨等形式加強黨員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牢固地樹立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蝕的堅固防線，又是保持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時候，加強思想教育防腐的優良傳統都不能丟。但要使反腐敗斗爭取得成效，還必須消除腐敗現象賴以滋生的物質匱乏的經濟條件。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同時，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和服務于這個中心，而不能干擾它，沖擊它，因此，新時期開展反腐敗斗爭，必須使反腐敗斗爭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并把兩者結合起來，才能使反腐敗斗爭不斷向前推進。

第四，既要重視專項斗爭，也要重視經常性工作，努力把階段性戰役和長期斗爭結合起來，縱觀歷史上的反腐敗斗爭，可以看出反腐敗斗爭具有階段性的特點，即經過一段時間腐敗現象有所滋長后，即開展一次階段性戰役，打擊腐敗現象，過一段時間后再開展一次，這說明，腐敗現象具有頑固性的特點，不是一兩個階段性戰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不能畢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敗斗爭既要有緊迫感，要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進行，不斷抓出階段性成果，又要有長期作戰的思想，注重經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間斷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氣，等到腐敗現象嚴重后再來開展反腐敗斗爭。尤其是在日前新舊經濟體制的轉軌時期，經濟生活中存在的某種無序狀態會造成腐敗現象的多發性，為了有效地遏制腐敗現象的蔓延，更要把階段性戰役與長期斗爭結合起來，掌握反腐敗斗爭的主動權。

第五，要把反腐敗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臺結合起來，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設的雙效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反腐倡廉的實踐表明，在新舊體制過渡時期，由于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還沒有形成行政權力，計劃權力對資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開始時不完善，漏洞較多，這就使以發展市場經濟為名搞權錢交易腐敗分子有機可乘。一項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誘發出一些新的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如價格雙軌制下出現“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審批部門出現的大量問題，以及金融、房地產、期貨市場上的一些經濟犯罪現象，表明腐敗發生的熱點部位和表現形式會隨改革進程不斷變化。這就要求我們在出臺新的改革措施時，要根據腐敗現象的動態性特點，同時考慮廉政建設方面可能出現的問題制定對策，制止那些打著改革的旗號搞權錢交易的現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設的雙重效果。

當前，我們黨正在深入持久地開展反腐敗斗爭，我們相信，只要認真吸取反腐敗斗爭的歷史經驗，并依據新時期的歷史條件探討和提出反腐敗和對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極腐敗現象減少到最低限度，不斷取得反腐敗斗爭的勝利。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是我國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我黨在新時期將長期堅持的一項重要工作，黨風廉政制度建設和建立反腐倡廉制度體系是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的重要保證，它是黨和國家制度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時代離不開黨風廉政和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設，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深入開展也離不開制度建設。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逐步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這是黨和國家新時期對我國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工作實踐經驗的總結和理論創新，是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規律認識的深化。把制度建設作為構建懲防體系的核心和根本途徑，預示著制度反腐必將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的戰略性選擇。因而，有必要在此談談黨風廉政制度建設和建立反腐倡廉制度體系。

第四篇：反腐經驗材料

結合實際 扎實工作

努力推進安監系統反腐倡廉建設

市安監局

黨的十七大以來，在市委、政府和市紀委的領導下，我們始終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緊密結合安監工作實際，在外部環境十分復雜、安監任務十分繁重的情況下，通過狠抓黨風廉政建設，保持了全市安監隊伍的良好形象，回顧幾年來的工作，現將主要做法匯報如下：

一、加強領導干部黨性修養，樹立和弘揚優良作風 幾年來，我們始終把加強新時期領導干部黨性修養、樹立和弘揚良好作風當作重點。教育和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和職工在刻苦學習中提高黨性修養，在勤奮工作中增進黨性鍛煉，樹立和弘揚優良作風，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用科學發展觀統領安監工作全局，自覺增強紀律觀念和自律意識，努力推動安監工作向前發展。

（一）牢記宗旨意識，進一步增強做好安全生產工作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安監工作，直接關系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是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我局全體干部職工始終牢記肩上的重任和使命，帶頭落 實責任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安全生產事業中來，想安全發展，謀安全監管，干安全實事，求工作落實。充分認識到安全生產工作中的差距與不足，汲取事故教訓，堅決落實“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方針，樹立和增強“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精神，不斷健全完善體制機制，扎扎實實推進政策治本、源頭治標，深化安全生產專項整治，著力推進長效機制建設。對容易發生事故的地區、部門、行業、企業、部位、環節，反復督促檢查，緊緊盯住不放，一抓到底，嚴防死守，杜絕隱患，努力為焦作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和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創造良好安全生產環境。

（二）增強實踐意識，用科學發展觀統領安全生產工作全局。我們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用科學發展、安全發展統領安全生產工作全局。我們時刻保持清醒頭腦和大局意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持以人為本，把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始終擺在第一位，把安全監管工作時刻放在心上，嚴格執法，嚴格監管，盡職盡責，任勞任怨；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和市委、市政府關于加強安全生產工作的各項決策部署，求真務實，真抓實干，務求實效；緊密結合我市安全生產工作實際，認真研究解決影響安全生產的深層次矛盾和重大現實問題，著力在法制、體制、機制建設上，在監管執法的針對性、時效性上，在安全生產監管隊伍思想、作風建設上，創新辦法、實施新舉措，通過我們的艱苦努力和扎實工作，有效預防和遏制重特大事故發生。

（三）強化紀律意識教育，自覺遵守黨的紀律和廉潔從政的各項規定。利用周五學習等活動，經常教育廣大黨員、干部，自覺遵守和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經濟工作紀律、群眾工作紀律和廉潔從政等各項紀律，強化執行意識，增強執行力。一是教育大家嚴肅政治紀律，確保政令暢通。堅定不移地執行市委、市政府的各項決策部署，不允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發生；對安全生產工作的各項部署要求和措施，必須做到一級抓一級、一級對一級負責，層層抓落實，不允許打折扣、中梗阻的現象發生。二是教育大家樹立“四種” 正確觀念。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自覺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自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蝕；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榮辱觀，自覺抵御各種物質利益的誘惑；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和利益觀，防止權力濫用和權錢交易，防止個人主義發展與膨脹；樹立正確的事業觀和政績觀，認真學習，老實做人，干凈做事，不斷在本職工作崗位和日常監管實踐中增長才干、經受鍛煉、健康成長。

二、緊緊圍繞安全生產監管中心任務，堅定不移抓好反腐倡廉工作，著力提高拒腐防變能力

幾年來，我們始終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嚴格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著力解決 黨員干部在黨性黨風黨紀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為安全生產的穩定提供堅強保證。

（一）突出重點，確保政務公開工作扎實有效。一是制定了政務公開實施方案。根據機關效能工作要求，進一步完善了我局政務公開工作方案，明確了政務公開的范圍、內容、形式、方法、步驟，并制定了責任追究辦法等實施意見。二是建立安全生產服務承諾制度。向社會公開設立了政策咨詢和公共服務、舉報投訴電話，將執法依據、程序、完成時限等通過不同的形式向社會公開，主動接受企業、群眾的監督。三是打造陽光品牌，推進權力公開透明，推行“陽光審批”。凡與安全生產相關的行政許可、行政執法、行政處罰等權力，都進市行政服務中心安監窗口，接受社會監督。

（二）落實有關規定，認真抓好干部廉潔自律工作。根據黨紀、法規，我們修訂了《中共焦作市安監局黨組關于加強領導班子以及成員自身建設的意見》、《焦作市安監系統黨風廉政建設“十五不準”》、《焦作市安監局十項監督管理制度》、《安全監察隊伍管理規定》、《廉政建設制度》、《財務管理制度》等39項規章制度，努力構建我局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并不斷強化干部廉潔自律的工作制度落實。具體落實在：一要管住自己的嘴，不大吃大喝。二是要管住自己的手，不伸手撈錢。三是在領導干部中開展了廉政承諾活動，充分發揮廉潔自律的表率作用。四是在人大代表 或政協會員和企業中聘請了5名政風行風監督員，對黨員干部行政執法和作風建設進行監督。

（三）強化內部監督，推動工作落實。局黨組注重對各項工作部署貫徹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及時發現和解決落實過程中的突出問題，確保安全生產和機關效能建設各項要求落到實處，確保黨風廉政建設的各項要求落到實處。一是突出重點，加強對干部思想作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生活作風的監督。二是要采取措施，加強“三重一大”的監督，嚴格執行干部選拔任用工作制度，嚴格執行財務制度和財經紀律；加強對行政審批、安全執法、事故調查以及安全生產培訓等權力運行的監督，確保權力正確運行。三是要加大力度，確保監督到位。要加強黨內監督，開好民主生活會，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搞好領導班子之間的相互監督；推進黨務、政務、事務公開制度，發揮黨員、干部職工的監督作用。

三、切實加強對反腐倡廉工作的領導，嚴格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保證各項要求落到實處

（一）加強領導、落實責任。局黨組充分認識到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性，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始終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整個工作大局中去謀劃、去推進。堅持“一崗雙責”，嚴格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按照量化分解、責任考核、責任追究等為主 要內容的機制，形成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責任體系。局機關各科室按照要求，抓好職責范圍內各項工作的落實，確保各項要求落到實處。

（二）加強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線。堅持懲防并舉、注重預防，做到思想教育先行，大力開展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線。要以領導干部為重點，以安全執法人員為主體，進一步加強黨風廉政教育；深入開展理想信念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深入開展黨的作風和紀律教育。不斷創新廉政教育的方式方法，把正面教育、案例教育、典型教育、警示教育有機結合起來，把學習理論與學習具體條規結合起來，把個人述職述廉與群眾評議結合起來，引導黨員干部不斷增強廉潔從政意識，打牢反腐倡廉的思想政治基礎，正確行使手中權力，做到嚴格執法、公正執法、廉潔執法。

（三）加強協調、形成合力。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工作涉及面廣，任務艱巨。全局各科室密切配合，增進協調，形成工作合力。各科室自覺把反腐倡廉融入各自的業務工作之中，定期分析容易發生腐敗行為的重點環節和關鍵部位，研究提出預防腐敗的措施，認真抓好落實。

四、健全規章制度，構建長效機制

我們緊密結合安監局的實際，從著力健全規章，構建長效機制出發，進一步清理規了章制度和文件，修訂、完善安全生產監督管理、行政許可與執法、機關運行等方面的規章 制度，大力推進“陽光”工程建設和政務信息公開工作，把權利的運行置于“陽光”監督之中，提高機關工作效率，努力建設和諧文明高效廉潔機關。

在市紀委的關心支持和局黨組的重視領導下，我局黨風廉政建設得到了進一步健全，制度的落實得到有效保證，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工作中仍存在一些薄弱環節，有些地方有待進一步改進，如制度建設還不夠配套，有些制度針對性和操作性還不夠準確、可行等。在今后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工作中，我局將不斷總結經驗，提高認識，強化教育，認真貫徹黨風廉政建設的要求，扎扎實實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工作，促進我市安全生產工作穩定發展。

第五篇：中國古代改革及其啟示.

中國古代改革及其啟示(1)

摘要：中國古代改革、變法眾多，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變法成功者,國家富足，軍隊強大,成為當時的強國；變法失敗者,國家都走向衰微,以致滅亡。無論成敗每次改革都有激烈的斗爭，這無數次革新與變法實踐表明，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今天改革開放是時代的主旋律，學習古代改革史，總結改革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其中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多有益的啟示。關鍵詞：古代改革；規律；啟示

一、中國古代改革或變法的類型

中國古代歷史上革新與變法無數，主要可以分為如下幾種類型：一是奴隸社會內部富國強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等。二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化政治改革，如商鞅變法、李悝變法等。三是少數民族為漢化而進行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耶律阿保機改革、清初皇太極改革等。四是封建統治者為挽救統治危機而調整統治政策的改革，如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等。五是開國的相對賢明君主對統治政策的調整和改正：漢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等對統治政策的調整。

二、改革或變法成敗的規律 一場改革的成敗，通常有四個決定性的因素。

（一）改革是否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

改革是否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是最根本的因素。當政治、經濟制度不能保證國家實施有效管理，從而違背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時候，就要改變這種制度，也就是對上層建筑中的某些老化腐朽的環節進行必要的調整，更新和改造，并相應的對生產關系中的某些環節做局部的調整，更新和改造就成為必然的趨勢。因而，改革與變法實際上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矛盾運動的結果。否則，改革雖能藉強力強制頒行，但最終行而不遠。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順應了當時那種民族大融合的歷史發展趨勢，公元485年頒布均田令，實行漢化政策。改革促進了北方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加速了北方少數民族封建化進程，促進了北方民族融合。可以說是歷史上比較成功的改革之一。但是，歷史上的王莽改制卻是和歷史發展趨勢背道而馳。王莽改制以“王田私屬，不許買賣”的策略對當時土地兼并劇烈、人民淪為奴婢、階級矛盾激化的時弊開了一劑對癥藥方，而結局適得其反，即是因為當時的歷史事實已雄辯地證明封建土地私有制是能促進封建經濟走向初步繁榮、推動當時的生產力向前發展的，“王田制”則是一種歷史的反動，必然為歷史的進步所唾棄。

（二）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力量對比

有些改革雖然也符合歷史發展趨勢，但由于頑固派勢力過于強大而導致夭亡，如宋朝的王安石變法即為典型例子。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青苗法、募役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王安石變法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卻被廢除，因為新法觸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反對而最終失敗。為了維護整個地主階級長遠利益而改革,免不了要觸犯某些官僚地主的利益, 他們必然站出來反對改革。當宋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針砭天下弊政時, 一些元老重臣就起來反對。唐介說, 王安石不可大任,“若使為相, 恐多變更”富弼、韓琦、司馬光等也反對起用王安石。王安石執政后, 在宋神宗支持下, 先后制定和頒行了一系列新法, 更引起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激烈反對。幾乎每頒行一項新法, 都要遭到保守勢力的阻撓和反對。在政治上, 他們指責變法派不守“祖宗之法”,甚至說當時發生的天災也是實行新法所招致。在學術思想上, 指責王安石“背儒崇法”。總之, 保守勢力對王安石主持的新法, 處處攻擊非難, 致使決心勵精圖治的宋神宗也動搖了, 變法派內部也分裂了。

(三)有無觸動當時的政治基礎

封建社會的政治基礎是地主階級，北魏孝文帝在不觸動各族地主階級利益的前提下推行改革雖遭遇頑固勢力阻撓卻最終成功。而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等均因觸動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致失敗。

（四）改革在王朝所處的時期

一般而言，王朝初期的改革往往易于成功，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很多王朝的建立者都經歷過農民戰爭的洗禮，而農民戰爭又基本動搖或摧毀了舊秩序，“建章立制”的阻力較小。例如漢高祖劉邦，通過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發展了經濟，通過和親匈奴政策改善了民族關系。二是王朝初期的統治者大多親歷戰亂，深諳民生疾苦，易于吸取前朝滅亡的經驗教訓，調整統治政策以穩定社會、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亡的教訓，調整統治政策，善于納諫，知人善任，加強同少數民族的關系，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再就是王朝初期，皇權都比較強大，成為改革的堅強后盾。漢武帝劉徹加強皇權，解決王國問題，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派張騫出使西域，發展同西域少數民族的關系。

然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則頻頻“流產”，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對“舊制”進行局部修補。其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點： 一是王朝中后期，頑固勢力日積月累、十分強大，改革的阻力極大，難以深入。例如慶歷新政：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改革時弊，嚴格官吏升遷考核制度；限制官僚子弟親友通過恩蔭做官；加強各級長官的保舉和選派；嚴肅中央政令，取信于民。新政觸犯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遭到他們的阻撓，改革措施僅一年左右即被廢止。還有就是清朝的戊戌變法，守舊派勢力強大，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不在維新派手中，而緊握在以西太后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幾位掌實權的顯赫人物恭親王、慶親王，剛毅幾乎無例外地守舊。維新派只少數幾個人，而且在朝中沒有實權，最終以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發動戊戌政變，廢除了新法，戊戌變法失敗。

二是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往往著眼于

緩和矛盾，穩定政局，只能是對“舊制”的局部修補，改革的幅度較小，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由來已久的統治危機。例如自萬歷元年(公元1573年)以后，張居正從整頓吏治開始，逐步推行以振興明王朝統治為目標的全面改革措施。張居正的改革并不是徹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16世紀的地主階級經過漫長的歲月，已經邁過它的黃金時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的歷程，使得統治階級的眼光愈來愈趨向保守，即便像張居正這樣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這個階級局限，提不出遠大的政治理想 張居正以近民便俗為改革的依據，是超群出眾的見解。但他在接受國事委托時又表示:“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高度贊揚“政必法祖”的精神，給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變法，“法祖”是反對改革的旗號，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譽青史，但這旗號到張居正手里卻變成新政的法寶。雖然張居正改革起到了使明王朝“起衰振隳，綱紀修明，海內殷阜”的作用。甚至明末有人說他是“救時宰相”，這是褒獎，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時者救得了一時，救不了一世。那發生在衰老機體上驀然一現的迥光，并不能招還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滅了。最后是王朝中后期，皇權相對衰落，中央集權式微，起不到強有力的保證作用。元英宗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漢族封建文化。十八歲登基的他眼看元朝就要走進歷史的死胡同，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挽救尚未病入膏肓的朝廷。他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廣泛起用漢族地主官員和儒士；發布《振舉臺綱制》，要求推舉賢能，選拔人才；罷徽政院及冗官冗職，精簡機構，節制財用，行助役法并減輕徭役；頒行《大元通制》，以加強法制，推行漢法；清除鐵木迭兒余黨，查處他們的貪贓枉法事件。在這一系列雷霆手段的重擊下，元朝似乎朝野上下煥然一新。這些措施理所當然的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貴族的反對，但年輕的皇帝對此并沒有足夠的警惕。至治三年八月，元英宗由上都啟程返京，途中宿營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這時，蓄謀已久的鐵木迭兒余黨--御史大夫鐵失突然發動了政變，年輕的皇帝被鐵失一刀殺死，而他蒙漢共治的思想也慘烈的畫上了句號。

三、古代改革給我們的啟示(一)

改革須先從權貴中推行 從中國歷史上改革的情況看,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上層 ,要實行改革 ,必須首先統一上層的認識和立場 ,這就要造成強大的輿論。商鞅變法,與當時保守勢力的代表人物甘龍、杜摯進行了激烈辯論 ,從而宣傳了自己的變法主張。太子犯法 ,商鞅說: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于是“刑其傅公子虔 ,黥其師公孫賈。明日 ,秦人皆趨令。”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其阻力也來自上層 ,所以趙武靈王讓王諜告公子成說:“行政先信于貴”,通過做工作,爭取到了他們的支持 ,其法才得以推行全軍。中國自古是個人情味濃厚的國家,人們常常禁不住以情代法。范仲淹大刀闊斧地裁減地方上貪污而又無能的官員,就遭到了一些官員們的反對 ,連曾贊成改革的富弼都說:“你大筆一揮 ,可知就造成一家哭啊!”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 ,比一路人哭怎樣 ?”意謂寧讓庸吏貪官一家哭,也不讓在他們治理下的一路人哭。所以變法的失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權貴們的反對。綜觀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情況，一些人們反對改革的主要動因 ,一是囿于認識,二是羈于利益。囿于認識主要是指其認識落后于形勢的發展,因循守舊,對所謂“祖宗之法”缺乏辯證的分析，羈于利益主要是指其為保護其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而反對變法,其反對變法的理由可以講得冠冕堂皇,骨子里乃為保護其一己之私利而已。二者又是互動的 ,其由于認識短淺而羈于私利,由于羈于私利而認識短淺。變法必然伴隨著一些利益調整 ,權貴們為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往往會竭力反對變法,他們有時也會講很多變法的好處 ,但一旦觸及到自己的利益時,其立場和態度就會發生截然相反的變化。

（二）制定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是否可行 ,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故古人主張,改革必須要有獨智之慮, 即要有獨到的見解和思慮 ,制定出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如商鞅為秦孝公首先制定了先富國強兵 ,奪占黃河和崤山之固 ,后東向以制諸侯 ,最后成帝王之業的宏偉規劃,取得孝公的支持后,開始變法。宋代王安石的《言事書》、《上時政疏》,亦是其施行變法的綱領。清代康有為的“公車上書”等也是當時改革的綱領性文件。總之,有無高明而可行的方案 ,是改革能否施行以至成敗的前提,這就必須進行深入調查,充分論證,精心思慮,反復推敲 ,努力使方案趨于完善,步驟合于形勢。

（三）最高統治者必須具有將改革 進行到底的決心

改革是一項極為復雜的工程 ,中間難免出現矛盾、曲折和反復。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改革的決心如何,往往是改革成敗的關鍵。管仲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得到了齊桓公的支持,他自己又掌握了國相大權。商鞅變法之所以取得成功,關鍵性原因也是取得了秦孝公的支持，而其最后被殺 ,也是因為最高統治者易人,他失去了“靠山”。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取得成功 ,也是因為他本人就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他雄材大略,變法態度堅決,又取得了一些重臣的支持。因此 ,頑固的保守勢力在他面前最終都敗下陣來。至于宋朝王安石變法之敗,清代康、梁維新之亡,都與最高統治者的態度、權威等有直接的關系。所以商鞅在看出秦孝公真正有變法圖強的決心后 ,才講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范睢對秦王“三問而不敢對”,就因為變法事關重大,而最高統治者的態度又關系著變法成敗。

（四）變法時機的選擇要適宜

《呂氏春秋·察今》中說:“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移時移,變法易矣。”講的就是要把握好改革的時機。歷史上的一些成功的改革者,都是順應歷史潮流 ,把握時機 ,適時進行改革的。如商鞅選擇在“諸侯卑秦”,秦孝公感到“丑莫大焉”,決心繼承先人之志,變法圖強,下達求賢令之后 ,西行入秦,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于是決定在秦國實行變法。變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成功。相反 ,歷史上一些王朝的統治者由于缺乏應有的敏銳,盲目驕傲,和平麻痹 ,看不到“世易時移”的新特點,丟掉了改革的機會,導致最后被動挨打。如近代以來,西方經過工業革命后 ,火器有了很大發展 ,在武器裝備上已將清帝國遠遠拋在后面。但醉心于“天朝”、“中心”的清朝君臣們對此麻木不仁,視而不見,一味關著門稱老大。五十年后,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大清帝國的君臣們嘗到了西方“船堅炮利”的厲害,受到了歷史的懲罰,這才手忙腳亂起來。這一歷史事實證實了古人“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不可以持國”訓言的正確。

(五)軍事改革要系統運籌并周密施行

軍事改革是國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歷史上有一些比較單純的軍事改革,例如魏舒的毀車以為行,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等，但是大部分軍事改革都是被納入到整個國家改革之中的,是國家改革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例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等都是如此。從中國歷史上軍事改革的情況看,軍事改革必須系統運籌,周密施行。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討論變法時,都講到“措置得兵”的問題,即是指此。王安石說:“西事稍彌,邊計正當措置。天下困敝,惟為兵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國可以富強。余皆不足議也。”強調了利用和平間隙進行軍事改革的重要意義和基本要求。

（六）改革者要有義無反顧、勇于獻身的精神

從中國歷史上改革的情況看,那些改革的積極倡導者都沒有一個好的結局。這是因為改革必然遭到保守勢力的反對,而這些保守勢力往往都握有重權,他們會利用自己的權力對改革始則反對、繼則扼殺、不行則韜晦,進行打擊報復。所以歷史上很多人對改革望而生畏,隨波逐流者多,敢挽狂瀾者少;講大道理者多,真行實干者少;善始者多,克終者少。但是歷史證明,中國不能沒有這些改革者。沒有了他們,中國就真的失去了希望。他們往往是當時富國強兵的先行者 ,上層建筑的修補者,緩和階級矛盾的調停者 ,在一定意義上說 ,也是歷史前進的推動者。譚嗣同云:“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 ,今日中國未聞有變法而流血者 ,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請自嗣同始。”他被捕后 ,在監獄墻上題詩曰:“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昆侖。”在臨刑時又慷慨陳詞 ,大意是為了救國,我愿灑了我的血, 以喚醒千百人站起來繼續進行維新事業。譚嗣同這種為了改革而義無反顧、勇于獻身的精神感天地 ,泣鬼神,是應大力弘揚的。改革者沒有這種精神,其改革大都半途而廢。中國歷史上的改革還有一重要特點,就是人存政在,人去政息。究其原因 ,除了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之外,還有一極為重要原因 ,就是變法堅持時間之長短。變法沒有不建立制度的,但中國是個人治的國家,即使變法建立了新制度 ,人們也可照樣將其廢除。習慣勢力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變法實施時間一長,人們習慣,后人再改也就難了。商鞅變法,“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數”,“行之十年,秦民大悅”,新法實行時間長了, 人們習慣了,后人再想改就難了。但新法長期不改 ,也會變成“舊法”。只有不斷變革,社會才會進步。這就是《易傳》所謂的“生生不息”。我國的先人們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告訴我們: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變易是永恒的,不變是相對的。治國、理軍必須遵循這一客觀規律,適時進行改革,切不可墨守成規,求穩怕亂,反對變革。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