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古代的考核制度及啟示[定稿]

中國古代的考核制度及啟示

摘 要：本文通過對中國古代的人事考核制度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即人事考核制度的萌生期（先秦）、確立形成期(秦漢)、迭變期(三國兩晉南北朝)、完備期(隋唐)、發展期(宋元)、集大成期(明清)的闡述，以及對古代考核制度的成功經驗和實踐中所暴露出的缺陷的具體分析，得出了可以借鑒和吸收的有益的歷史經驗教訓，而且對當前的公務員考核制度的改革不無啟迪。

關鍵字：古代官吏 考核 制度 啟示

考核，歷史上稱作考課、考察，不僅使我國古代官吏管理制度，也是現代公務員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客觀、全面地評價人，是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起點。大至一個國家，小到某個部門、組織，要詳細地掌握其人力資源狀況，就必須對其每個成員的素質和績效進行科學、全面的考核。通過考核，可以使上級和被考核者自己了解其一定時期內的工作績效，找出工作成績與計劃目標之間的差距，獲得對素質和績效的反饋，激勵被考核者克服困難，奮發學習，做出成績，進一步發掘自身的素質和潛力。考核結果是公務員晉升、降職、辭退和獎懲最有說服力的依據。考核還有助于領導和人事部門掌握被考核者的優缺點，改進人事工作，以最合適的人從事最合適的工作，發揮最大的效用。人事考核制度的產生和發展

考績制度是中國古代管理管理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考績，就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和秩序，對官吏的功過與政績進行考察或考核，從而分別等第，以定黜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古人對考績的稱謂不盡相同，如考課、考核、考校、考功，雖稱謂不同，但就其基本內容而言，都不外乎包括以下幾個方面：考績標準、考績程序、獎懲辦法。中國古代考績制度作為一種經常性的制度，是在封建社會確立以后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縱貫其形成演變歷史，大體上可劃分為幾個既相互區別又相互連貫的階段。

1.1 人事考核制度的萌生期（先秦）

我國對官吏進行考核的實踐由來已久。據史書記載，早在原始社會末期，堯舜做部落聯盟首領時就已經有了考績的做法，即每三年考核一次部落首領的能力與業績，每考核三次作為一個周期，根據這三次的考核結果對被考核者進行升降性的調整。“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名，庶績庶熙，此分三苗”,但具體做法不詳。

從公元前21世紀夏朝建立到春秋時代為止，因受宗法政治的支配，國家實行親貴合一的組織原則。夏、商、周“三代”，國家因任設職，量能授官，對官吏要進行考核。據《尚書·立政》記載，夏有六年一巡守之說，主要用“三宅”之法考選官吏。商朝又在“三宅”的基礎上提出“克用三宅三俊”之法考察官吏，職官就任后多為三載一考。至若西周考課，在夏商“三宅”、“三俊”考核的基礎上提出“三有宅心”、“三有俊心”作為考核官吏政績的標準。“三宅”、“三俊”是對才能的考察，“宅心”、“俊心”是從德行方面考核。這奠定了中國古代人事考核的基礎，但尚未形成考核制度。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人事考核制度也不斷完善，強調以實際政績對官吏進行考核，并以此作為賞罰的依據。除了這種臨時措施之外，戰國時較為普遍的考核方式是“上計”制度的出現。這種制度要求地方長官于每年年終，將本轄區戶口，墾田，賦稅，庫藏，以及發生盜賊和監獄在押犯人等情況 1的數字寫在木簡上，匯編成冊，成為“上計”，上報朝廷，接受君主的檢查考核，君主根據其政績優劣，論功行賞。可見，“上計”是述職在新形勢下的繼承和發展。中國古代人事考核理論在儒、法、道、墨等各家的大力創導、研究和宣傳鼓動下已初具雛形。如《左傳》載有“書勞”的制度，國王根據“見功而興賞，因能而授官”的原則任免和考核官吏。李悝、商鞅等人變法，奉行“食有勞而祿有功”之策，秦孝公納商鞅之策，以“軍功”與“耕織”為課吏之法。到戰國時，出現了主要以賦入多少作為考核標準的“上計”制度，但此時上計的具體標準和方法還不完善，尚未產生專職的考核機構，作為一種比較規范意義上的考核制度還沒有建立。

1.2 人事考核制度的確立形成期(秦漢)

秦朝統一六國后，為全國官吏考核制度的制定和推廣創造了有利條件，國家對各級官吏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考核。一是從自身思想進行考核，秦朝制定考核官吏的法律，具體規定官吏必須遵守的“五善”和必須放置的“五失”，作為考核官吏的內容和標準。二是從治績要求進行考核，主要采用上計制度，上計的具體辦法，由縣上計于郡，再由郡上計于朝廷，每年各縣令按要求將轄區內戶口增減，賦稅多少，徭役征派，刑獄災害和治安好壞等情況上報郡守，丞相，最后由皇帝根據考核結果采取獎懲措施，初步形成從地方到中央的層層考核體系。上計的具體內容則是治民、勸功、訣訟、檢奸、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等，較之戰國時期更為全面、豐富。秦代的人事考核制度仍以上計為主，對郡縣的考核除通過上計制度外，有時還由中央直接派員考課。

漢承秦制，兩漢時的官吏考核制度主要是課計制，即考課和上計。上計是指地方各州、郡長官向中央匯報自己的政績，考課則是指上級有關機構根據上計的政績對下級官吏進行的考核。考課和上計是考核系統中同時進行的方向相反的兩個流程。兩漢時期的考核在程序化、規范化等方面較秦朝都有所發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規模。考核的內容和組織機構也更加嚴密，成為一項重要的官吏管理制度。此時人事考核理論則得到較大發展。如思想家王充在其《論衡》中、王符在其《潛夫論》中，對官吏的重要性及考核的原則、方法、重點等提出了獨到見解，對后世考核制度的建設，尤其對中國古代人事考核理論的完備具有重要影響。這樣，秦及西漢丞相考課制、秦漢郡國考課制、東漢三公考課制，構成了秦漢人事考核制度的主要框架，漢元帝時《考課課吏法》正式頒發，可視為中國古代官吏考核制度最終確立的標志，我國古代官吏的考核制度也在此時基本確立。

1.3 人事考核制度的迭變期(三國兩晉南北朝)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人事考核制度，基本上承襲漢代，但是，與兩漢相較，又有其自身的特點。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統治的需要，考核的對象逐步由地方官吏擴大到中央官吏，出現了專門負責考核的機構，如吏部考功司，表現出考課權下移的趨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曹魏劉勛受明帝之命制定官吏考課法七十二條，但是由于受當時條件所限未能全部實施。晉朝考核郡縣以下述五項內容為據：一曰正身，二曰勤民，三曰扶孤，四曰孜本，五曰修人。北魏孝文帝改革，整頓吏治是一項重要內容，孝文帝規定：官吏考核三年一次；六品以下，由尚書負責考核，五品以上，由皇帝和公卿考核；優劣分三等，北魏通過整頓吏治，改變了“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兩輛”的狀況，促進了北方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加快了民族的融合過程。總的來說，三國兩晉南北朝實行中央、州、郡、縣四級行政建制，上承秦漢，下啟唐宋。大凡唐宋人事考核之制均可從三國兩晉南北朝中找到它的淵源，故不知曉三國兩晉南北朝的人事考核制度，亦就難以透徹地理解唐宋人事考核之制。但三國兩晉南北朝的人事考核制度因官制變化更替

而表現出一種波浪式變化的特征，即人事考核制度運演不正常，時行時停、時緊時松，有時甚至長期廢馳。直到北魏后期，新的人事考核制度才重新建構。

1.4 人事考核制度臻于完備期(隋唐)

隋朝考核官吏由吏部主持，九品以上的地方官，每年考核一次，并要在年終到中央“朝集”，即匯報工作。隋朝雖統一了全國，但內外戰爭頻繁，社會動蕩，在考核制度上無所建樹。

到了唐代，考核制度有了很大發展，更加嚴密和健全完備。唐朝十分重視對官吏的考核，建朝不久即著手制定考績法。考課法規定，吏部設考功郎中和考功員外郎各一人，負責對京官四品以下官吏的考核。京官三品以上，都督、刺史、都尉、節度使，觀察使的考績，實行以奏“功過狀”的辦法，由皇帝親自審查復核。考核內容和標準主要是“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這是對所有官吏政治道德修養的一般要求。“二十七罪”是對各部門官吏提出的具體要求：考核結果分九等，沒有品級的“流外官”分四等;根據考核劃分的等次分別給予升降賞罰。

1.5 人事考核制度的進一步發展期(宋元)

宋元時期在主要承繼唐與后周舊制的基礎上，其人事考核機構在建置和施行細則上更趨完備，并且根據封建社會向后期發展過渡的歷史癹特征，即人事考核制度運演不正常，時行時停、時緊時松，有時甚至長期廢馳。直到北魏后期，新的人事考核制度才重新建構。

1.4 人事考核制度臻于完備期(隋唐)

隋朝考核官吏由吏部主持，九品以上的地方官，每年考核一次，并要在年終到中央“朝集”，即匯報工作。隋朝雖統一了全國，但內外戰爭頻繁，社會動蕩，在考核制度上無所建樹。

到了唐代，考核制度有了很大發展，更加嚴密和健全完備。唐朝十分重視對官吏的考核，建朝不久即著手制定考績法。考課法規定，吏部設考功郎中和考功員外郎各一人，負責對京官四品冗官冗員嚴重、機構重疊、政出多門，故官吏考課難于徹底進行。但是宋代的課法直接影響到遼、金、西夏及元朝，形成了以宋代考核制度為主體的多元考課體系。

1.6 人事考核制度的集大成期(明清)

在明清這兩個王朝近500年的歷史中，統治者總結歷代王朝隆興敗亡之教訓，十分重視官吏的考核工作。明代考核的規模超過以往歷代，考核的立法既簡約又嚴明，考核的標準是在全面總結和借鑒歷代考核制度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它一方面刪繁就簡，使考核標準更加貼近現實，操作性、可行性更強；另一方面增加了一些前代所不曾有的，如明代考核分為“考滿”、“考察”、“考成”三種，考核內容更加完善。同時，鑒于封建社會晚期吏治日趨腐敗的狀況，清代在考核標準上則偏重于懲辦腐朽，如“四格八法”之制，較之明代考課更加規范化、標準化。中國古代人事考核制度經過歷代統治階級的修訂、補充和發展，到明清時期進一步通過《明會典》、《清會典》等從法律上確立下來。古代考核制度的作用與存在的問題

我國官吏考核制度自堯舜開始，延續數千年歷史，雖然受階級性和當時歷史條件下科學理論發展水平的限制，考核的體制和內容在當今看來很難稱得上完美，但從中我們仍能發現先哲智慧的火花，從而為我們現在設計適應時代新發展的公務員績效考核指標體系提供借鑒。同時，古代官吏考核實踐中所暴露出的缺

陷也值得我們警醒。

2.1 考核內容全面，既考察顯性的經濟和社會指標，也注重對官吏道德才能的評判

自我國官吏考核制度萌芽伊始，歷代統治者都把農林開墾、賦役征收、人口增加、社會治安等作為主要的考核指標，以此為導向，督促官吏勵精圖治，推動社會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例如，戰國時期較為普遍的考核方法“上計”制度，所謂“計”，就是“計書”，即統計冊，這種制度要求地方官年終將轄區內戶口、墾田、賦稅等情況的數字寫在木簡上，匯編成冊，上報朝廷，接受考核，君主根據其政績優劣，論功行賞。[1]而且官吏的“善”——道德、品行、才干、能力、潛質也都得到了足夠的重視。例如，西周的大比就已經把德行道義作為兩項考核內容之一，而不涉及土地和收入。此外，還有秦朝的“五善五失”，唐宋的“四善”等。

2.2 考核對象逐步合理分類，不僅中央朝廷的官吏要接受考核，而且對地方官和京官采用了不同的考核體系

隋唐以前，官吏考核的對象主要是地方諸侯和郡縣長官。而自唐朝開始，中央和地方官吏不論職位高低、出身門第都要經過考核，又設京官考和外官考、給事中和中書舍人，分別執行、監督對京官和地方官的考核。對于考核指標，唐制規定以“四善二十七最”為標準，“二十七最”就是根據各個部門工作的不同性質和要求對官吏的能力提出的不同要求。到了宋代，更是對京官、縣令和轉運史、知州等三類官吏采用了考核程序、指標都不相同的考核制度。

2.3 考核機構專業化

在我國封建社會初期，行政職能沒有充分分化，對官吏的考核一直混雜在普通的行政活動中。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只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監督的派生性工作。因此，當時的官吏考核一般由行政首腦兼行其職。到了唐代出現了最早的專門考核機構——吏部考功司，標志著官吏考核機構專業化的開始。宋代設審官院、考課院和監司負責不同類別官吏的考核，明代由吏部尚書和御史臺督御史會同有關部門行使京察和外察之職。

2.4 考核過程注重公正公開

西周的大比，秦漢時的上計制度都是根據下屬被考核者的自陳來考核其政績，而在如何保證上計之政績的真實性，防止在考核過程中徇私舞弊、排擠異己等環節缺乏相應的制度保障。到了唐代開始設給事中、中書舍人，分別監督京官考、外官考、號監中外官考使。考核結果當眾宣讀，公開議其優劣。宋代對京官的考核稱為磨勘，意為檢查復核，以防止申報不實或獎懲升降不妥。

2.5 制度嚴密，功能完善

我國古代官吏的考核有一套較為嚴密而完整的制度。在時間上一般為一年一考，三年一大考。考核組織健全，有的為吏部，有的為專設機構。考核工作有嚴格的程序，一般是分級分類考核，皇帝考四品以上重臣，吏部考四品以下官吏，各部門主管考其下屬，從而構成縱橫有序的考核網絡。

官吏考核是官吏管理的基礎性工作，具有多種功能。從宏觀上說，是帝王通過考核來約束政府管理的行政行為，督促他們盡職盡責，防止違法行為，導向社會風范，激勵各級官吏努力工作，達到社會長治久安的目的。從歷史的實踐來看，凡是重視考核的朝代，都注意發揮考核的調節功能，管理官吏，治理國家，進而出現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太平盛世。從微觀上說，如果官吏考核系統內部的功能是齊備的，那么獎懲功能制衡功能就能得到充分發揮。獎勵功能從考核制度已

產生付諸實施，而制衡功能一方面體現在考核執行權和最終審查控制之下。考核的執行權在吏部或專門指派的官吏，審定在皇帝手中，這樣可以避免考核活動中的不公正現象。古代考核制度的啟示

鑒古而知今，通過對古代官吏考核制度豐富內容的了解和成功經驗的分析總結，可以給我國當前公務員考核制度的實施提供不少有益的啟迪。

3.1 加深對考核制度重要性的認識，提高考核主體的素質

翻開中國古代浩瀚的典籍，歷代名君賢相在“官吏清則海宇平”上是趨于共識，明白吏治清濁與否，關乎社稷安危。而吏治的清明與否，又與人事考核制度的貫徹執行密切相關。即便有因時而立之良法，若無素質精良的主考官員(考核的主體)依照法規、制度去貫徹實施，那么亦只會“徒法不足以自行”。故欲使考核準確有效，必以提高考核主體的素質為首要條件。

3.2 考核指導思想上，要倡導開放式考核

切實改變那種“家長制”的神秘化、封閉式的考核，糾正那種“考核史組織人事部門的事，與我無關”的錯誤觀念，增加考核工作的透明度和群眾參與程度。在唐朝職官考課中，值得稱道之處在于職官考課的公開，按“考課令”的規定，召集全部應考官員，舉行考課大會，當眾逐一宣讀個人的考狀，廣泛議論其功過高下，行能優劣，務令被考者心悅誠服，給予評語，加以宣布，上報審定。對于被考者來說，按標準對其考核，再由眾人當其面進行討論后再下結論，這種制度具有很高的透明度和較濃厚的民主色彩，既做到對被考者有較為客觀標準的評價，又對其積極性有很大的調動作用，同時增加了民主性和參與程度，這顯然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3.3 堅持德才兼備的考核原則

縱覽歷代之考核，我們不難發現：獎勵功績、德才兼備是我國古代考核獎懲官吏的重要的基本原則。一般而言，歷代統治者在考核官吏能力、勤怠和政績的同時，十分重視對官吏道德品質的考評。不僅對業務不熟練，能力不及的官吏要黜陟，而且對于道德品質不好的官吏更是毫不留情地進行懲處。每次考核官吏，統治者總要強調德才兼考，并把對德行的考察放在首位。這對后世乃至今天的人事的考核制度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當然，我國古代對官吏提出的“德”與“才”這兩方面的具體要求，都是從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前提出發的，與我們今天所說的“德”與“才”的含義是絕然不同的，但是德才兼備的考核原則直到今天依舊是可以借鑒的。

3.4 注意考核指標的導向作用

考核的指標就是公務員在一定時期內其工作應該達到的目標，是公務員行為的指南針，目標指引行為，是一個人努力奮斗，自我引導的準繩，當然也是考核的依據。目標的指引作用主要體現在目標的性質、高度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行為的方法、性質和行為主體的努力程度。考核指標的內容設計體現了政府的價值取向和對公務員工作的期望與要求。宋朝以年資為重要依據的磨勘制的施行，最終導致了官吏因循守舊、不思進取、論資排輩，以資歷而非功績晉升的局面。科學合理的考核指標可以推動公務員工作體制的全面創新，提高公務員素質，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

3.5 考核指標的可量化性和可操作性

設計了政績考核指標最終要落實到實際的考核操作中。考核結果是對公務員

工作的全面反映，我國歷代的官吏考核雖然也對考核結果劃分等次，但還只是一種定性考核，多以稱職、合格、不稱職簡單劃分，最多也只是唐代的官吏考核劃分為九個等級。新《公務員法》第六章第三十六條僅僅規定“考核的結果分為優秀、稱職、基本稱職和不稱職四個等次”。從而使得考核只是停留在形式上，缺乏實際參考價值，結果比較簡單和機械，不能全面體現被考核者的素質、績效。變定性考核為定量考核，以科學可行的考核指標體系為基礎的考核分數，既是對公務員工作績效、素質潛力的準確評定，也體現了公務員群體中的個體差異，起到獎勵優秀、督促后進的作用，更可以避免考核中的長官意志、獨斷專橫等不正之風。

第二篇：中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

中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

中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

為官總是要講究政績。考核在中國古代也稱為考績、考課、考校或考功，其含義就是國家依照所頒布的法令和行政計劃，在一定的年限內，對各級官吏進行考核，并依其不同表現，區別不同等級，予以升降賞罰。因此考課不僅是國家對官吏實施獎懲、升降、俸祿的主要依據，也是激勵官吏奮發向上的有效措施，是提高國家機關行政效率的杠桿，是我國古代整頓、改善吏治，懲惡揚善的一項重要措施，與各朝政治以致盛衰興亡都有著直接關系。

據史籍記載，在中國古代原始社會，黃帝時設置了百官，堯、舜時就有了考課制度。據《尚書·舜典》記載，舜提出了“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的考核制度。

商代中期就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制。商朝的職官就任以后，就要進行考績，一般三年實行一次，主要從政務、管理、法紀三個方面著手，對在任職官的從政能力、行政水平進行鑒定，并在考績的過程中發現人才，破格錄用。對在任官員的違法犯罪行為，商朝設立了刑獄官，制定官刑給予懲戒。

進入西周以后，在官吏考核方面實行天子巡狩、諸侯述職和大比三項制度。西周的考核主要是以“八法治官府”、“六計課群吏”。《周禮》中明確記載了西周考核和檢查各級機構和部門的措施：八法是對組織機構的考核，六計是對政府官員的考察。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官吏考核制度也不斷完善，強調以實際政績對官吏進行考核，并以此作為賞懲的依據。春秋時期對官吏的考核制度大致可分為年終“會政致事”和“三年大比”兩種。考核的內容，主要是“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眾寡、六畜、兵器”。戰國時期對官吏的考核制度已較為完整，以便提高行政效率和作為官吏升遷的依據。

到了戰國后期，以秦為代表的考課制度開始出現，主要有“上計制度”，“法官法吏制度”和《為吏之道》。“上計制度”是國家通過預、決算的方式來考核地方官吏，以此控制地方行政。“法官治吏制度”目的旨在使“吏不敢非法遇民”、使“民不敢犯法”。上述規定，反映了秦對官吏考核制度是相當完備的，通過考核，加強了不同職務的官吏崗位責任制，檢驗了官吏的工作能力，對不稱職的庸官能夠及時淘汰，從而保證了行政管理效能的提高。

漢承秦制，秦之后的西漢和東漢王朝，不僅繼承了秦王朝初創的考核制度，而且根據這一制度在許多方面加以改革、完善，使之發展并逐漸趨于定型。西漢時期對官吏的考課，主要有“上計制度”、“監察制度”和“選舉考課合二而一”的“仕進制度”。三者相結合為一個整體，維系著當時的官僚體系。而且還有比較固定的程序規則和機構。

魏晉時期由于戰亂頻繁，正常的考課無法進行，于是改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詔考課百司。東晉南北朝，考課與任期相結合，以三年為小滿，六年為秩滿。其中考核卓有成效的要數北魏。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整頓吏治是一項重要內容。北周則以“清身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民、恤獄訟、均賦役”六條為考核內容。可見，這一時期已開始對官吏進行多角度的考核。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較前朝日臻完善。伴隨著科舉制的形成，官吏的考核制度也有了很大發展，日趨成型，各項程序和技術指標更加嚴密和健全完備。其標志和內容主要體現在考核機構的確立、考核標準相對精確化、考核方式的程序化及統治集團對考核黜陟的自如運用和靈活掌握。唐朝官吏系統考評體制的完善性，為古代中國之首。

宋代很重視考核官吏，考核標準基本上沿用唐的“四善”和“二十七最”，但在機構設置和權力分配上都有所變化。較能體現宋朝官吏考課制度特點的，一為考課法，二為磨勘法。由于宋代的官吏考核制度基本上論資排輩晉升，導致官員大多因循守舊，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滿足于到期升遷。這是造成宋代“冗官”的原因之一。

在元代，所有政府官吏的考滿時限和升遷出職路線等管理，都由中央政府作出統一規定，這在中國古代政治史上尚屬首次，表明中國官吏考核制度又向前推進一步。

明洪武年間，制定了百官考核之法，共分為考滿與考察兩種，二者相輔相成，均由吏部與都察院共同負責，亦以八法衡量。處罰分為致仕、降調、閑住、為民四等。明初，考課制度得以較認真嚴格地進行。但明中葉以后，考課制度逐漸流于形式，百弊叢生。

清朝基本上沿襲明朝考核制度，進一步簡化為京察、大計兩項。考核內容標準為“四格”、“八法”。所謂“四格”，即守、政、才、年。所謂“八法”，系指貪、酷、罷軟無力、不謹、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八者，與明制同。但官場上的腐敗形勢逐漸積重難返，縱使考核制度如何完善嚴密也不能挽救清王朝走向衰敗。

中國古代統治者對考課內容的確定十分重視，在整個中國古代官吏考核史上，歷代王朝都十分注重將德與績兩者結合起來綜合考核。考核內容既注意全面性，又突出重點；既考察顯性的經濟和社會指標，也注重對官吏道德才能的評判。古代的考核實踐始終建立在德績結合的功績制基礎上，自宋以后將資歷考核補充進來，最終形成了以德績為主，年資補充的考核特點。借古鑒今，我們在改革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評價制度時，應改變過去過分強調GDP的做法，不僅要看經濟指標，更要看社會效益指標，注重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素質和潛力的考核。

古代的考課機關又稱考功院或考課院。它起于西周，至唐逐漸建立專司機構，并實行責守責任制，至明清，考課的機構及職責已經基本實現法律化，是有效進行官吏考核工作的組織保證。當前我國的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評價也必須設置專門權威的考核機構，加強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評價的制度建設，否則，考核會流于形式，勞而無功。

我國古代考核官吏的標準和內容還有一個顯著特點是根據官吏不同的職務和不同的職事采用不同的考核體系，這體現了分類管理的思想。除按職務分工外，對所有的官吏還有統一的標準，就是所謂清正、治行、勤謹、廉能等對官吏的基本要求。而我國現行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評價機制卻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工作內容、個人能力等的差異，沒有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不同職務和工作性質進行科學的分析，沒有制定出明確的職位說明書，評價缺乏層次性，考核內容未分類別。

同時，古代官吏考核實踐中所暴露出的缺陷也值得我們警醒。例如，只唯上、不唯實，導致官僚作風；考核指標雖然全面但所占比重不合理等。這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阻止我國封建社會后期繼續發展的桎梏。但是，大凡對官吏的考核，無論其效果如何，目的都大同小異，必然是管理隊伍的優化、廉政、高效，即便是這些制度、方法的消極因素也可以作為反面教訓引起我們對歷史的反思，吸取教訓，為我們今天的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評價機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借鑒。

第三篇：中國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特點與啟示（范文）

中國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特點與啟示

內容摘要：中國古代考核機制推行縱橫有序、層層考核的制度，在兩千余年的發展中形成了一套完整且嚴密的制度體系。中國古代考核機制中考核內容合理全面、考核標準實績與品德并重，在實施過程中與監察、獎懲、退休制度相結合形成一個協調一致的用人機制，通過強化考核結果的運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選賢任能、獎勤罰懶、澄清吏治的作用。中國古代官吏考核機制中制度的設置及運作機理仍可以為現代領導干部考評機制的完善提供本土資源的借鑒。

關鍵詞：古代考核機制 特點 啟示

政績考核制度在古代稱為考課，也稱考核、考績、考查，是指在特定的時間由專門的人員和機構對在職官吏的政績、功過和德行進行考核。考核是各個朝代獎勤罰懶、選賢用能、改善吏治的重要制度措施，通過考核，分出優劣加以獎懲黜陟，也是歷代統治階層約束內部成員的基本手段。

一、古代考核機制的特點

早在三代時候已經有考核機制的雛形，戰國以來，初具規模，秦漢以降，歷代不斷加以完善，在兩千多年的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嚴密且運作有效的考核機制。

第一，考核內容合理、完整、系統

傳統考核制度在內容上規定上，將責權一致的考核原則制度化，包括：按照職務分工制定考核的內容和標準、考核對象進行分類，考核人員和機構的實行責任制和專業化，考核期限明文規定。

首先，按照職務分工制定考核標準和內容。考核的內容從實績上講，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對各級行政主官的考核，另一類是對其他擔任專門業務官吏的考核。對各級行政主官的考核重點一般集中在民生與穩定上，對教育也十分重視。對專門業務官吏的考核，其考核的內容則根據不同的職事制定不同的標準。如唐朝的“二十七最”，宋代的監司七事考，金代的十七最 等都是考核不同職務官員的依據和標準。

其次，考核的對象實行分類。考核對象涉及到京官與外官，文官與武官，高級官與中低級官等的分類。隋唐以前，官吏考核的對象主要是地方諸侯和郡縣長官，自唐朝開始，中央和地方官吏不論職位高低都要經過考核，又分京官考和外官考。宋代三品以上由皇帝和宰臣裁決，五品以上的文官由宰職負責，五品以上的武官由樞密院負責。明清之際，京官、外官仍分別考核，對京官的考核稱為“京察”，每六年一次;對外官的考核稱為“大計”，每三年一次。

此外，考核期限基本與任期制相結合。歷代對于考核期限的規定不盡一致，如秦漢實行有一年一考，三年一次總評定;唐代實行一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宋代時候，定為一年一考，三年一大考;明清則實行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考滿。

再次，考核人員和機構實行責任制和專業化。兩漢時期，由皇帝考核三公，三公考核郡國守相，郡國守相考核縣令長，縣令長考核鄉三老等，實行分級負責，層層考核的體制。此外，中央政府部門還按職能向全國實行單項考核。唐代出現了專門考核機構——吏部考功司，標志著官吏考核機構專業化的開始。宋代設審官院、考課院和監司負責不同類別官吏的考核。明清由主要由吏部負責，由都察院協同工作，還有六科給事中負責監督，徇私者按保舉連坐法予以處分。

第二，考核標準實績與品德并重

歷代的政績考核準都既重實績也重品德。從實績上講，如前文考核內容中所述，根據官吏不同職務而分別制定，雖然不同朝代都會根據本朝的具體情況有所更改變化，但總體上都是按照權責一致的原則進行具有針對性的考核。除了按照職務分工制定的對實績考核的標準外，所有的官吏還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即道德品行的標準。考核的標準從品德上講，主要概括為官吏的“善”，即為官的道德、品行、修養，這些都受到執政者集團的重視，體現在制度化的考核指標中。在隋以前，按照清正、治行、勤謹、廉能等進行評價;唐宋則是“四善”，即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不懈;明清的德行標準則為清、勤、慎。

儒家文化認為官吏們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對執政產生巨大的影響，如果官吏自身端正、恪盡職守，廉潔奉公，老百姓看在眼里，自然信服，官吏所做的事情才能得到百姓的認同。“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吏不畏我嚴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生明，廉生威。”(《清稗?官箴》)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官員的道德品行所產生的影響力比制度法令的約束更為重要，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荀子?君道》)并不完全沒有道理。制度是人制定的，也要依靠人來執行，制定制度的人如果率先破壞制度，那么再嚴密的制度也會失去作用。此外，官員的道德品行也關系到對政權是否具有忠誠感，沒有忠誠感，即使再有才能，也會隨時成為亂臣奸佞，“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余而德不足”。([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周紀一》)

毋庸置疑，官員的德行對于政治和行政都至關重要，于是“德行”就成為重要的考核指標。對那些德行有虧、操守不佳、聲名狼藉者給予嚴肅乃至嚴厲的處分，革職或永不敘用;對失察和隱藏不報的上級給予一定的連帶處分。

第三，考核制度與相關制度配套實施

考核制度作為職官管理制度中的一項制度，它與相關制度如監督制度、獎懲制度、致仕制度等相互配合，形成一個協調一致的人事機制。

其一，歷代都規定考核制度中應有監察部門的人員參加，對考核公正與否和考核機關及人員是否枉法考核進行監督，考核制度與監察制度相結合。“監察能力的發展是作為組織的國家所創建的行政力量的基礎。”對于考核不公事件或被監察人員指控的官員，職位高者由皇帝直接派人予以核實，如果發現枉法考核，考核的部門和人員要受到嚴厲處分。唐代設給事中、中書舍人，分別監督京官、外官的考核，被稱為“監中外官考使”。宋代對考核的官吏還有進行磨勘，意為檢查復核，以防止申報不實或獎懲升降不妥。明清對考核中監察制度的配套實施尤為重視，在考核的過程中有六科及十三道御史參與官吏考核，而且在考核完了之后，還有科道官進行“拾遺”。所謂考察拾遺，即對應當考核黜陟的官員沒有黜陟的進行彈 2 劾。任何官員只要在監察過程中被糾察出來，必然會受到處分，皇帝也不能干涉。

其二，考核的目的在于通過懲惡揚善，澄清吏治，考核制度需要同獎懲制度相結合。在考核中對成績優異者給以升職遷官的獎勵，這是對官員最為重要的一項獎勵，也最為官員所看重。對于成績優良者，大體上主要有口頭或行文褒獎、加俸增秩、遣使勞慰、賞賜物品等形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數種共同使用。獎和罰同樣重要，歷代都對處分措施有嚴格規定。一般說來，處分是按照申誡、鞭杖、罰金、降秩、降職、罷官、判刑、抄家、處死等順序，由輕到重地執行，有時還數罪并罰。考核中對那些不稱職的官吏都要受到處分，而且受到處分的人數比例較大。利馬竇在中國傳教時觀察到并記錄下來明代考核外官的情形：“我自己親眼看到，即使皇上也不敢更改這次公開調查的審查官們所作的決定。受到懲罰的人絕不是少數或低級官。在1607年舉行的那次普查(對外官的考核)之后，我們看到對四千名官員作出了判決;我說?看到?，是因為所涉及的名單刊為單行本發行全國。”

其三，針對考核中因老、病等原因不再適合任職的官吏，采取強制退休的措施，考核制度與退休制度結合。首先，考核制度與退休制度的結合，拓寬了退出的渠道，加速新老官員的新陳代謝。由于在職官員可以通過種種途徑獲得實惠，在職與退休的待遇相差甚遠，官員即使年老體衰也很少主動申請退休;而患病不能任職的官員自己不申報，吏部也很難知曉，以致使許多官員戀職不退，造成庸官冗員滿朝堂的機構臃腫和低效。于是在退出機制中加入了剛性的制度規定——考核退休，即強令老、病等不適合繼續供職的官員退休。其次，退休前的考核將官員的政績優劣與退休待遇密切聯系在一起，對于那些兢兢業業，恪盡職守的官員在退休后給予較高的待遇。明代規定，對于九年考滿無過者，退休時給予升兩級退休的待遇。再次，考核制度與退休制度的結合，在官員退出官僚系統時增加一層防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官員退休前的腐敗。

第四，考核結果嚴格執行

考核制度和機制建立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加以切實執行，盡可能的消除人為干擾因素，嚴格按照考核結果實行賞罰。古代考核制度給予官員不同的政治、經濟待遇，不但關系到官員的個人的榮辱，也關系到家族的命運，因此使大小官員有所顧忌、較為重視。

凡是勵精圖治的歷史時期，必然要整頓吏制，而嚴格認真的執行考核制度就是整頓吏制的最重要的方式。《明史》在論考察的成效時指出：“京察之歲，大臣自陳。去留既定，而居官有遺行者，給事、御史糾劾，謂之拾遺。拾遺所攻擊，無獲免者。弘、正、嘉、隆間，士大夫廉恥自重，以掛察典為終身之玷”。法國人魁奈曾這樣評述清朝的考核制度：“被稱作?考吏肅?(K?ao liszu)的檢查官員們一絲不茍地進行調查研究，甚至面對行皇帝和皇親貴戚也無所畏懼。……這些檢察官的權力相當大，而且與他們的權力相適應，他們有著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連皇帝本人在他的行為觸犯了國家法律和規定時，也不能免于受到他們的批評。……如果法庭或審判機構對于他們在控告中所提出的正當理由，企圖采取回避的態度，他們就會再次提出這個控告，沒有什么能夠使他們轉變思想，放棄控告。

二、古代考核機制的啟示

古代考核機制在傳統社會中不斷發展、演變和完善，盡管在皇權體制中其功效的發揮受到限制，特別是在吏治敗壞時制度也被人為扭曲，但是不能忽視古代考核機制在兩千多年的 3 政治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吏治經驗，其制度精神和運作機理仍具有啟示意義。

第一，確定合理的考核內容，使責權一致的原則制度化

要保證考核客觀公正，其考核內容必須確定、恰當，如果考核內容不適當，考核過程再嚴密也不能得出公正的結論。不同職務的官吏所授予的權力和承當的職責是不同的，要制定合理的、具有針對性的、可操作的考核項目，確保權責一致，循名責實的考核。

首先，按照職務分工制定考核標準和內容，有利于區分不同職權下所應擔負的具體職責。古代考核制度將各級行政主官和擔任專門業務官吏進行分類，分別制定具有針對性的考核條例，然后再按照名實一致、權責一致的原則進行考核，具有合理性。

其次，對考核對象的分類使考核更具有可操作性。在古代考核對象分為京官與外官，文官與武官，高級官與中低級官等不同類別，這種分類別、分層次的考核在時間以及人力、物力、財力分配上更為合理和有序。為了使考核制度更具權威性，地方考核要先從高級官吏開始，這些重要的主官經過考核，“賢者留，否者黜”，讓后再讓經過考核篩選出來的賢能官吏考核下屬，所謂正人先正己，使考核更具公信力。

再次，與任期制相結合的定期的考核，不僅是確保制度穩定、持續的內在要求，同時也讓官員對自己的行為產生預期，行為的預期性能有效的增強整個政治組織體的有序和生機。

此外，考核人員和機構要實行責任制和專業化。制度明文規定享有考核權的人員和機構，明確職責范圍，落實考核責任，如有考核不實或徇私枉法的要對考核結果負責任。

第二，將德才兼備內化為制度標準，明確用人導向

考核標準體現著一個組織的價值取向，建立什么樣的“考核標準”，意味著一個組織鼓勵自己的成員做什么樣的人，一套好的考核標準，應當在“實績”和“德行”之間安排好恰當的比例。

德才兼備是歷代的用人標準，傳統政績考核制度將官員任職后的實績與官德結合起來考察，將德才兼備內化為制度用人的價值取向，歷史經驗證明是正確的。然而在追求社會快速發展的時候，實踐中也存在重視實績而忽略官德的問題，或官德標準虛置。事實上，執政者的德行直接影響到政治興衰和人心相背，執政者的品質、信仰和心理活動，必然反映到政治上;政治和社會等方面的壓力，又直接影響執政者的品質、信仰和心理活動。在這種情況下，人和政治密不可分，交互作用。

特別是在社會的改革和變革期，需要權威的凝聚，執政者的品德和人格魅力至關重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更應該被制度化。美國管理專家米契爾?拉伯福認為，世界上最偉大、最簡單然而也最易被人忽略的管理原則就是：你想要什么，就該鼓勵什么。人們常犯的一個錯誤是：心里想的、嘴上說的是要A，行動上卻有意無意地獎勵B而懲罰A，而且還在困惑為什么會得到B。如果行政體中標榜用人要德才兼備，然而現實中卻是小人得勢、老實人受委屈，這樣會鼓勵人的僥幸心理，投機取巧，甚至急功近利、不擇手段。

第三，考核制度需要同相關制度配套實施，形成一個協調一致的人事機制

在制度研究中不難發現，任何一項制度，都不能是孤立存在的，各項制度之間只有互相配合，才能形成一個有機體。

首先，考核制度與監察制度相結合。考核事關官員的切身利益，其升遷和黜陟不僅決定著官員政治命運也影響著整個吏治，需要慎重對待考核權。從政治學的角度看，權力具有自我膨脹和擴張的能力，有權力的人總是傾向于濫用權力，絕對的權力意味著絕對的腐敗，所以，必須要對權力進行限制和約束，于是考核過程中加入監督制度，對考核公正與否和考核機關及人員是否枉法考核進行監督，以約束考核權并保證考核權相對公正行使。

其次，考核制度與獎懲制度相結合。考核本身不是目的，考核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識別和使用官員，所以，考核制度要與獎懲制度相結合，發揮懲惡揚善、獎勤罰懶、嚴肅政紀法紀的作用。歷代在獎勵的過程中，有的旌表鄉里，有的大張旗鼓，有的通告全國，盡力宣揚以使這種褒獎清官能臣的勸善的功能發揮出最大的效能。考核制度與獎懲制度結合，其揚善的作用明顯，懲惡的功效也不能忽視，特別是包括通過免職和降職而導致的官員聲望、地位和各種利益的喪失。

再次，考核制度與退休制度相結合。考核制度中對于那些因“老”、“病”等原因不再適合任職的官員，要清理出官僚隊伍，而對于那些兢兢業業、一生勤于政事的官吏要在退休時給予獎勵，同時，實行退休前考核，防止退休前腐敗。

第四，考核結果依法嚴格執行，樹立制度權威

絕不能為了考核而考核，而是要通過考核，有獎有懲，達到鼓勵先進，鞭策后進，懲處腐敗，改善吏治的目的。考核結果依法嚴格執行，即“賞罰兌現”，關系到整個考核制度和機制的存亡，如果不認真執行，最后一道程序搞不好，就會逐節回饋到前面的各個環節，產生重大影響，甚至導致整個考核制度和機制毀滅。

強化考核結果的運用，樹立制度權威。在考核之后，必須根據考核的結果，及時對品德優秀而政績優異的官吏進行獎勵，對品德敗壞而政績低劣的官吏進行懲罰，否則，考核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公正合理的考核制度是對官吏進行獎懲的重要前提，而嚴格執行獎懲則是對官吏進行考核的必要動力，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嚴格執行考核結果是樹立制度權威的根本。賞所以勸善，罰所以禁惡，考核公平，賞罰得當，不但賢能之人受到表彰，還應該使他們得到應有的重視;而且不肖之人受到制裁，更應該使他們得到應得的鄙夷。這樣才能使賢者為之昂揚，不肖者為之奪氣，使更多的人相信制度，進而維護制度的尊嚴

第四篇：中國古代改革及其啟示.

中國古代改革及其啟示(1)

摘要：中國古代改革、變法眾多，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變法成功者,國家富足，軍隊強大,成為當時的強國；變法失敗者,國家都走向衰微,以致滅亡。無論成敗每次改革都有激烈的斗爭，這無數次革新與變法實踐表明，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今天改革開放是時代的主旋律，學習古代改革史，總結改革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其中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多有益的啟示。關鍵詞：古代改革；規律；啟示

一、中國古代改革或變法的類型

中國古代歷史上革新與變法無數，主要可以分為如下幾種類型：一是奴隸社會內部富國強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等。二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化政治改革，如商鞅變法、李悝變法等。三是少數民族為漢化而進行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耶律阿保機改革、清初皇太極改革等。四是封建統治者為挽救統治危機而調整統治政策的改革，如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等。五是開國的相對賢明君主對統治政策的調整和改正：漢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等對統治政策的調整。

二、改革或變法成敗的規律 一場改革的成敗，通常有四個決定性的因素。

（一）改革是否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

改革是否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是最根本的因素。當政治、經濟制度不能保證國家實施有效管理，從而違背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時候，就要改變這種制度，也就是對上層建筑中的某些老化腐朽的環節進行必要的調整，更新和改造，并相應的對生產關系中的某些環節做局部的調整，更新和改造就成為必然的趨勢。因而，改革與變法實際上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矛盾運動的結果。否則，改革雖能藉強力強制頒行，但最終行而不遠。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順應了當時那種民族大融合的歷史發展趨勢，公元485年頒布均田令，實行漢化政策。改革促進了北方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加速了北方少數民族封建化進程，促進了北方民族融合。可以說是歷史上比較成功的改革之一。但是，歷史上的王莽改制卻是和歷史發展趨勢背道而馳。王莽改制以“王田私屬，不許買賣”的策略對當時土地兼并劇烈、人民淪為奴婢、階級矛盾激化的時弊開了一劑對癥藥方，而結局適得其反，即是因為當時的歷史事實已雄辯地證明封建土地私有制是能促進封建經濟走向初步繁榮、推動當時的生產力向前發展的，“王田制”則是一種歷史的反動，必然為歷史的進步所唾棄。

（二）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力量對比

有些改革雖然也符合歷史發展趨勢，但由于頑固派勢力過于強大而導致夭亡，如宋朝的王安石變法即為典型例子。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青苗法、募役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王安石變法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卻被廢除，因為新法觸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反對而最終失敗。為了維護整個地主階級長遠利益而改革,免不了要觸犯某些官僚地主的利益, 他們必然站出來反對改革。當宋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針砭天下弊政時, 一些元老重臣就起來反對。唐介說, 王安石不可大任,“若使為相, 恐多變更”富弼、韓琦、司馬光等也反對起用王安石。王安石執政后, 在宋神宗支持下, 先后制定和頒行了一系列新法, 更引起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激烈反對。幾乎每頒行一項新法, 都要遭到保守勢力的阻撓和反對。在政治上, 他們指責變法派不守“祖宗之法”,甚至說當時發生的天災也是實行新法所招致。在學術思想上, 指責王安石“背儒崇法”。總之, 保守勢力對王安石主持的新法, 處處攻擊非難, 致使決心勵精圖治的宋神宗也動搖了, 變法派內部也分裂了。

(三)有無觸動當時的政治基礎

封建社會的政治基礎是地主階級，北魏孝文帝在不觸動各族地主階級利益的前提下推行改革雖遭遇頑固勢力阻撓卻最終成功。而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等均因觸動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致失敗。

（四）改革在王朝所處的時期

一般而言，王朝初期的改革往往易于成功，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很多王朝的建立者都經歷過農民戰爭的洗禮，而農民戰爭又基本動搖或摧毀了舊秩序，“建章立制”的阻力較小。例如漢高祖劉邦，通過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發展了經濟，通過和親匈奴政策改善了民族關系。二是王朝初期的統治者大多親歷戰亂，深諳民生疾苦，易于吸取前朝滅亡的經驗教訓，調整統治政策以穩定社會、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亡的教訓，調整統治政策，善于納諫，知人善任，加強同少數民族的關系，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再就是王朝初期，皇權都比較強大，成為改革的堅強后盾。漢武帝劉徹加強皇權，解決王國問題，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派張騫出使西域，發展同西域少數民族的關系。

然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則頻頻“流產”，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對“舊制”進行局部修補。其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點： 一是王朝中后期，頑固勢力日積月累、十分強大，改革的阻力極大，難以深入。例如慶歷新政：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改革時弊，嚴格官吏升遷考核制度；限制官僚子弟親友通過恩蔭做官；加強各級長官的保舉和選派；嚴肅中央政令，取信于民。新政觸犯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遭到他們的阻撓，改革措施僅一年左右即被廢止。還有就是清朝的戊戌變法，守舊派勢力強大，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不在維新派手中，而緊握在以西太后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幾位掌實權的顯赫人物恭親王、慶親王，剛毅幾乎無例外地守舊。維新派只少數幾個人，而且在朝中沒有實權，最終以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發動戊戌政變，廢除了新法，戊戌變法失敗。

二是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往往著眼于

緩和矛盾，穩定政局，只能是對“舊制”的局部修補，改革的幅度較小，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由來已久的統治危機。例如自萬歷元年(公元1573年)以后，張居正從整頓吏治開始，逐步推行以振興明王朝統治為目標的全面改革措施。張居正的改革并不是徹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16世紀的地主階級經過漫長的歲月，已經邁過它的黃金時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的歷程，使得統治階級的眼光愈來愈趨向保守，即便像張居正這樣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這個階級局限，提不出遠大的政治理想 張居正以近民便俗為改革的依據，是超群出眾的見解。但他在接受國事委托時又表示:“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高度贊揚“政必法祖”的精神，給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變法，“法祖”是反對改革的旗號，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譽青史，但這旗號到張居正手里卻變成新政的法寶。雖然張居正改革起到了使明王朝“起衰振隳，綱紀修明，海內殷阜”的作用。甚至明末有人說他是“救時宰相”，這是褒獎，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時者救得了一時，救不了一世。那發生在衰老機體上驀然一現的迥光，并不能招還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滅了。最后是王朝中后期，皇權相對衰落，中央集權式微，起不到強有力的保證作用。元英宗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漢族封建文化。十八歲登基的他眼看元朝就要走進歷史的死胡同，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挽救尚未病入膏肓的朝廷。他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廣泛起用漢族地主官員和儒士；發布《振舉臺綱制》，要求推舉賢能，選拔人才；罷徽政院及冗官冗職，精簡機構，節制財用，行助役法并減輕徭役；頒行《大元通制》，以加強法制，推行漢法；清除鐵木迭兒余黨，查處他們的貪贓枉法事件。在這一系列雷霆手段的重擊下，元朝似乎朝野上下煥然一新。這些措施理所當然的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貴族的反對，但年輕的皇帝對此并沒有足夠的警惕。至治三年八月，元英宗由上都啟程返京，途中宿營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這時，蓄謀已久的鐵木迭兒余黨--御史大夫鐵失突然發動了政變，年輕的皇帝被鐵失一刀殺死，而他蒙漢共治的思想也慘烈的畫上了句號。

三、古代改革給我們的啟示(一)

改革須先從權貴中推行 從中國歷史上改革的情況看,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上層 ,要實行改革 ,必須首先統一上層的認識和立場 ,這就要造成強大的輿論。商鞅變法,與當時保守勢力的代表人物甘龍、杜摯進行了激烈辯論 ,從而宣傳了自己的變法主張。太子犯法 ,商鞅說: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于是“刑其傅公子虔 ,黥其師公孫賈。明日 ,秦人皆趨令。”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其阻力也來自上層 ,所以趙武靈王讓王諜告公子成說:“行政先信于貴”,通過做工作,爭取到了他們的支持 ,其法才得以推行全軍。中國自古是個人情味濃厚的國家,人們常常禁不住以情代法。范仲淹大刀闊斧地裁減地方上貪污而又無能的官員,就遭到了一些官員們的反對 ,連曾贊成改革的富弼都說:“你大筆一揮 ,可知就造成一家哭啊!”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 ,比一路人哭怎樣 ?”意謂寧讓庸吏貪官一家哭,也不讓在他們治理下的一路人哭。所以變法的失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權貴們的反對。綜觀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情況，一些人們反對改革的主要動因 ,一是囿于認識,二是羈于利益。囿于認識主要是指其認識落后于形勢的發展,因循守舊,對所謂“祖宗之法”缺乏辯證的分析，羈于利益主要是指其為保護其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而反對變法,其反對變法的理由可以講得冠冕堂皇,骨子里乃為保護其一己之私利而已。二者又是互動的 ,其由于認識短淺而羈于私利,由于羈于私利而認識短淺。變法必然伴隨著一些利益調整 ,權貴們為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往往會竭力反對變法,他們有時也會講很多變法的好處 ,但一旦觸及到自己的利益時,其立場和態度就會發生截然相反的變化。

（二）制定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是否可行 ,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故古人主張,改革必須要有獨智之慮, 即要有獨到的見解和思慮 ,制定出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如商鞅為秦孝公首先制定了先富國強兵 ,奪占黃河和崤山之固 ,后東向以制諸侯 ,最后成帝王之業的宏偉規劃,取得孝公的支持后,開始變法。宋代王安石的《言事書》、《上時政疏》,亦是其施行變法的綱領。清代康有為的“公車上書”等也是當時改革的綱領性文件。總之,有無高明而可行的方案 ,是改革能否施行以至成敗的前提,這就必須進行深入調查,充分論證,精心思慮,反復推敲 ,努力使方案趨于完善,步驟合于形勢。

（三）最高統治者必須具有將改革 進行到底的決心

改革是一項極為復雜的工程 ,中間難免出現矛盾、曲折和反復。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改革的決心如何,往往是改革成敗的關鍵。管仲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得到了齊桓公的支持,他自己又掌握了國相大權。商鞅變法之所以取得成功,關鍵性原因也是取得了秦孝公的支持，而其最后被殺 ,也是因為最高統治者易人,他失去了“靠山”。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取得成功 ,也是因為他本人就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他雄材大略,變法態度堅決,又取得了一些重臣的支持。因此 ,頑固的保守勢力在他面前最終都敗下陣來。至于宋朝王安石變法之敗,清代康、梁維新之亡,都與最高統治者的態度、權威等有直接的關系。所以商鞅在看出秦孝公真正有變法圖強的決心后 ,才講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范睢對秦王“三問而不敢對”,就因為變法事關重大,而最高統治者的態度又關系著變法成敗。

（四）變法時機的選擇要適宜

《呂氏春秋·察今》中說:“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移時移,變法易矣。”講的就是要把握好改革的時機。歷史上的一些成功的改革者,都是順應歷史潮流 ,把握時機 ,適時進行改革的。如商鞅選擇在“諸侯卑秦”,秦孝公感到“丑莫大焉”,決心繼承先人之志,變法圖強,下達求賢令之后 ,西行入秦,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于是決定在秦國實行變法。變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成功。相反 ,歷史上一些王朝的統治者由于缺乏應有的敏銳,盲目驕傲,和平麻痹 ,看不到“世易時移”的新特點,丟掉了改革的機會,導致最后被動挨打。如近代以來,西方經過工業革命后 ,火器有了很大發展 ,在武器裝備上已將清帝國遠遠拋在后面。但醉心于“天朝”、“中心”的清朝君臣們對此麻木不仁,視而不見,一味關著門稱老大。五十年后,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大清帝國的君臣們嘗到了西方“船堅炮利”的厲害,受到了歷史的懲罰,這才手忙腳亂起來。這一歷史事實證實了古人“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不可以持國”訓言的正確。

(五)軍事改革要系統運籌并周密施行

軍事改革是國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歷史上有一些比較單純的軍事改革,例如魏舒的毀車以為行,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等，但是大部分軍事改革都是被納入到整個國家改革之中的,是國家改革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例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等都是如此。從中國歷史上軍事改革的情況看,軍事改革必須系統運籌,周密施行。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討論變法時,都講到“措置得兵”的問題,即是指此。王安石說:“西事稍彌,邊計正當措置。天下困敝,惟為兵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國可以富強。余皆不足議也。”強調了利用和平間隙進行軍事改革的重要意義和基本要求。

（六）改革者要有義無反顧、勇于獻身的精神

從中國歷史上改革的情況看,那些改革的積極倡導者都沒有一個好的結局。這是因為改革必然遭到保守勢力的反對,而這些保守勢力往往都握有重權,他們會利用自己的權力對改革始則反對、繼則扼殺、不行則韜晦,進行打擊報復。所以歷史上很多人對改革望而生畏,隨波逐流者多,敢挽狂瀾者少;講大道理者多,真行實干者少;善始者多,克終者少。但是歷史證明,中國不能沒有這些改革者。沒有了他們,中國就真的失去了希望。他們往往是當時富國強兵的先行者 ,上層建筑的修補者,緩和階級矛盾的調停者 ,在一定意義上說 ,也是歷史前進的推動者。譚嗣同云:“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 ,今日中國未聞有變法而流血者 ,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請自嗣同始。”他被捕后 ,在監獄墻上題詩曰:“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昆侖。”在臨刑時又慷慨陳詞 ,大意是為了救國,我愿灑了我的血, 以喚醒千百人站起來繼續進行維新事業。譚嗣同這種為了改革而義無反顧、勇于獻身的精神感天地 ,泣鬼神,是應大力弘揚的。改革者沒有這種精神,其改革大都半途而廢。中國歷史上的改革還有一重要特點,就是人存政在,人去政息。究其原因 ,除了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之外,還有一極為重要原因 ,就是變法堅持時間之長短。變法沒有不建立制度的,但中國是個人治的國家,即使變法建立了新制度 ,人們也可照樣將其廢除。習慣勢力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變法實施時間一長,人們習慣,后人再改也就難了。商鞅變法,“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數”,“行之十年,秦民大悅”,新法實行時間長了, 人們習慣了,后人再想改就難了。但新法長期不改 ,也會變成“舊法”。只有不斷變革,社會才會進步。這就是《易傳》所謂的“生生不息”。我國的先人們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告訴我們: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變易是永恒的,不變是相對的。治國、理軍必須遵循這一客觀規律,適時進行改革,切不可墨守成規,求穩怕亂,反對變革。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第五篇：中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及其借鑒意義

中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及其借鑒意義

摘要：通過對古代官員考核制度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即萌芽、確立形成時期（戰國、秦漢）、逐步發展時期（魏晉南北朝）、進一步完備（隋唐）、逐步完善（宋元）、集大成時期（明清）的闡述，以及對這些時期的考核方式進行總結分析，得出了一些經驗教訓用于借鑒，對當前的官員考核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啟迪。關鍵詞：中國古代；官員；考核；借鑒

一、我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的概述

考核，古代稱之為考課，也稱考績、考查，是對在職官員政績和功過的考核，通過考核分出優劣，加以獎懲。考核是我國古代各個朝代選賢任能、賞善罰惡、獎勤罰懶、評價官員品行、政績和年勞的重要制度措施，也是歷代統治集團約束內部成員的基本手段。

我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歷史悠久，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考核對象擴大化、考核管理機構統一化、考核標準兼容化、考核方式多樣化。古代官員考核制度從產生、發展到完善，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為歷代統治者集中王權、鞏固自己的統治提供了保障；但它也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再加上封建帝制的腐敗，往往只能空有其表，最終隨著王朝的覆滅而滅亡。因此，我們要用辯證的眼光來看待它，它雖然存在諸多弊端，但也有好的東西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二、我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的產生、發展和完善

（一）戰國、秦漢時期的官員考核制度

戰國時期，各國都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考核制度。秦國以考課嚴謹、賞罰分明的措施在當時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秦始皇采用了韓非子的“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政治主張，也就是說，國君只要把官吏管理好了，老百姓也就管理好了。秦滅六國以后，繼續沿用原來的制度，并把它推行全國。秦朝實行一年一考，三年一次總評定的辦法。除了每年定期的地方對中央的上計制度外，還有對諸曹官吏結合具體職司進行的定期和不定期的考核，并按照考核的結果，給予獎賞或懲罰。

漢朝對官員考核，主要是考核其政績，所謂“政績”，即官員的政治能力所要達到的效果。漢朝承襲秦朝的考核制度，實行一年一考。考核由尚書負責，交皇帝批準。此外尚書考核列卿，御史中丞考核刺史，丞相、三公、刺史考核郡國守相，郡國守相考核縣令長、丞、尉，縣令長考核鄉三老。在橫向上實行分級負責，縱向上實行層層考核。另外各級官員由本門負責人事工作的功曹負責考核，交由該管府主要長官核準。除此之外，中央政府還按照職能對各級官府實行單項考核，并由列卿負責，有時由列卿的副職分赴各地進行考核。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官員考核制度

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員的考核制度逐漸形成定期、有內容、有獎懲、梯次分明、分工明確的較為完善的考核體系。魏晉南北朝在尚書臺設考公郎為專職的中央考核官員。魏晉時，由于戰爭紛紛，正常的考核無法進行，于是改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詔考百司。東晉南朝，官員的考核與任期相結合，以三年為“小滿”，六年為“秩滿”。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實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并與官員任用相結合，按年月暫定任用后，年資成為考核的重要依據之一。魏晉南北朝還形成了與門閥制度相適應的考核制度，并將中央朝官納入考核體系，并制定考課法，改變了過去偏重地方考課的傾向。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考核標準包括官員的品行、政績和年勞；在中央和地方分置相應的考核管理機構。中央通過設置“考功曹”，對文武長官的考核進行管理；中央開府長官和州郡縣長官設置有功曹，對本府官員進行管理。在考核制度上形成了較為完善的運行機制；在考核等第的劃分沿用漢制九等法。

從魏晉到隋，官員任期出現較大變動，考核年限逐漸由“三年一考”轉向“一年一考”。魏晉南北朝時期通過自上而下的巡行制度，遣使四方，糾彈、考課、黜陟地方官。上計制度和巡行制度既是考核信息收集的手段，也是考核制度的重要方式。

（三）隋唐時期的官員考核制度 隋朝加強中央集權，剝奪地方官員自辟僚屬權，將天下百官及其僚屬的考課收歸尚書考功曹（司）統一管理，從而實現長官考課和屬吏考課管理機構的一體化。

隋唐時期，官員的考核制度進一步完備，并且由尚書省吏部考公司具體掌握官員的考課。宰相等高級官員的考核，則由皇帝掌握。從唐初制定的考課法來看，其考課的范圍很廣，包括所有在任各部門、各地區文武職事官及九品以上的流外官，每年都要進行一次考核，稱之為“小考”。每隔四年（有的三年或五年）又舉行一次“大考”。唐朝政府制定了具體的考核標準，對各級官員實行全面考核。以流內官來說，就有“四善”、“二十七最”的說法，可見其考核之細。唐代考課由下而上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先由中央各官署和地方長官對所屬官員進行考核。應考人如對所定等第不服允許申訴；第二步，是報尚書省復考。復考中如發現等第評定不當，掌考官可以駁回或改定。復試結果須奏報皇帝，其考狀則由吏部存檔，以作為官吏升降任免依據。

（四）宋元時期的官員考核制度 宋代考績的種類，一種是“磨勘”，指審核、推究。由朝廷指定特別官員或官署匯總百官的功績和過錯用于考核，類似唐朝的校考。另一種是“歷紙”，即考狀，類似于政績檔案。由百司長官在平時記錄，把部屬的成績作為衡量考核的依據，類似于唐朝的司考。在京的朝官由審官院負責考核，地方各級政府官員由考課院負責審核。開國初期沿襲唐制的“四善”而分列為三個等級：政績優異者為上，職務粗理者為中，臨事弛慢者為下。考績過后，也有獎懲。

元代官員考核由吏部掌管。對官員的考核也有自己獨特的法律規定，考核機構也非常完備。主要考核辦法為“五事三等考課升殿法”。戶口增、田野闊、訴訟減、盜賊息、賦役平，為考課“五事”。考課結果為“三等”：凡五事全備者為上選，三事成者為中選，五事具不舉者黜。為保證考課質量又規定御史臺要嚴格檢核。由于元朝“官”、“吏”并用，因而考核也分職官、吏官兩類。其考核主要采用計年法，即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吏，根據職務規定其任職期限。

（五）明清時期的官員考核制度

明代之考課，由吏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河南道御史及吏部考公司郎中負責。明代對官員的考核分“考滿”、“考察”兩種。“考滿”三年一次。兩年叫“初考”，六年叫“再考”，九年叫“通考”。按照所任職責考核升降。考核名目有上中下三等，即“稱職”、“平常”、“不稱職”。九年之內，有兩考稱職，一考平常算“稱職”；有兩考稱職一考不稱職，或兩考平常一考稱職或者稱職、平常、不稱職各一考者都算“平常”；有兩考平常，一考不稱職者算“不稱職”。“考察”分八法：即貪、酷、浮躁、不及、老、病、罷軟、不謹。考京官叫“京察”，考外官叫“大計”。四品以上的京官自己鑒定，由皇上裁決；五品以下老、病者致仕（退休），浮燥、不及者降調，罷軟、不謹者閑住，貪、酷者貶官為民。對于外官，州、縣官按目統計成績上報知府，府每年考察一次，上報布政司，第三年由巡撫巡按通核各官事狀，造冊報送，最后由中央考功部門作結論，這就是“大計”。

清代沿襲了明代的考滿與考察制度。由各部（衙）門的長官評定，視該人是否稱職以后，分別決定去官或留職，以表示獎懲。一年一考，三考為滿，考滿為算。考察者每三年考績一次，凡天下官吏都要參加，執行國家黜陟的規章。清代考核官員名義上由吏部負責，但實際上考察大權分散于各級長官手中，吏部僅負責辦理手續而已。

三、我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的借鑒意義

（一）堅持德才兼備的原則。縱觀歷代的考核，我們都能發現德才兼備是我國古代考核官員的基本原則。對不熟悉業務、能力不足的官員進行黜陟，道德品質不好的官員更是進行懲處。這對現今的官員選拔有很大的影響。

（二）考核程序和考核方式的規范化。我國古代的官員考核制度創造出了很多對于現今仍有很大影響的考核程序和方法，包括考核對象范圍的確定、考核管理機構的統一、考核運行機制的系統化、具體的考核辦法以及考核標準的核定等等。這些考核程序的寶貴經驗和具體做法對現今都很有價值。

（三）建立完善的官員考核法規體系。在我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中，考核法規一直都是作為考核官員的一項重要的考核標準。考核法規的制訂和不斷完善，不僅有助于考核工作的標準化、規范化，而且有助于增強考核的權威性。我們在建立官員考核制度，增強官員合理合法使用手中權力的過程中，更需要借鑒這一寶貴經驗，不斷完善官員考核的法律法規。

（四）構建有效的官員考核監督機制。為了防止官員徇私舞弊，爭取公平公正的考核，充分發揮考核的積極作用，很多朝代都很重視考核監察機制的構建。如皇帝親自參與考核、派遣高級官員對考核工作或地方官員進行監督、魏晉的侍御史課第曹參與考課的過程，対涉及官員的經濟政績的監察，建立和完善了“勾檢”等。都對當今的考核監察機制的建立有借鑒意義。

（五）獎勤懲懶、獎廉懲貪、賞罰分明。歷代賢明的君主和良臣對官員的清廉和腐敗、勤奮和懶惰都制訂了不同程度的獎懲辦法。一是將清廉與否作為考核官員的重要原則之一，二是采取加官進爵。精神鼓勵等方式，激勵官員上進。同時又采取嚴厲的法律措施懲辦貪官污吏。這些舉措有利于官員行政效率的提高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在現今依舊有很大的借鑒意義。參考文獻

蔡放波.中國行政制度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