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古代傳統教育思想的輝煌和啟示

中國古代傳統教育思想的輝煌和啟示

中國從古代建國以來，我們從歷史上看，自漢朝統一中國之后，在教育制度上，就有了一個很精細很明確的概念，成為我們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的教育哲學--“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梢哉f在全世界其他國家民族尚未發覺文明之前，中國人已經十分重視教育：深知唯有教育才能解決人自身以及人類社會的一切問題，才能夠幫助人類自己安樂和平；深知教育是強國富民之本，與國家民族之前途密切相關；而小學教育是扎根，教育應從兒童著手，所謂童蒙養正。教育的中心是孔孟教育，一直延續到清朝?？桌戏蜃佑薪虩o類--“教不倦，學不厭”的偉大精神光耀千秋。那么，我們首先要問教育是什么？在中國孔孟傳統教育理念中，教育就是生命、人生的價值，人生的意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天地萬物、與宇宙的關系?，F在，讓我們超越時空，從《禮記》上領略中國古代的教育場面和讀書之樂：童子七歲的時候，離開父母跟著老師，只有節日，才能回家看看父母。跟著老師學什么呢？學灑掃應對。換一句話說，他所學的是生活教育。他在學校里面能夠侍奉老師、侍奉學長，回家去自然就會孝順父母，尊敬兄弟姊妹，這是倫理道德的教育。除此之外，就是背誦重要的經典。老師選出來教他讀，督促他背誦，一遍一遍去背，一天要背幾十遍、上百遍。諸位想想這目的何在？是不讓學生胡思亂想。小孩不給他事情做，他會胡思亂想，用這種方法訓練他的智慧。整個小學從七歲到十二歲，都不講解義理，就是叫他背誦，背得滾瓜爛熟，他心里沒有妄想，只記誦許多圣哲的智慧結晶。十三歲入太學，太學授課就是講解研討。太學里的老師教學，不一定是在講堂里面，擺著書本坐在講臺上。那時候學生少，一個老師大概只帶十幾、二十個人，這樣小班，老師也都是專家，對于學問，他一生專攻某一經論，他專講授這個科目，老師往往帶著學生游山玩水，領略大好山川，旅行授課，“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旅游歸來，他的課程也講授完畢。為什么呢？課程典籍老師背得很熟，學生也背得很熟，講課不需要帶課本，講到第幾頁、第幾行、第幾個字，大家都知道。每一面十行，一行二十個字，沒有空格；不管哪個地方刻書，都是這個規矩。所以上課不帶書，老師帶著學生去玩，帶著酒、帶著菜，學生替老師拉車，服侍老師，教學是那么自在快樂。所有要修學的課程都在小學完成背誦，以后就不要再用書本了?，F在諸如國學大師南懷謹，他到七十多歲寫文章，引經據典，隨手拈來，這都是他小時候背的。而現在讀書的情形卻太苦了！從幼兒園開始到小學、中學、高中，課業較為沉重。而所學的也僅僅是技藝和謀生之道。而在孔孟的教育中，德行第一，學問第二、技藝和謀生之道是最末的。我們今天把教學的重點喪失掉了，所教的僅是技術，是皮毛，不是根本。生命的價值、人生的意義喪失掉了，哀哉可悲！民國以來，學校廢棄了中國兩千多年所行的制度，一味采取西方的教學法。一味強調培養創造力、創新思維。試問一個小學生，乃至一個初中生，技藝、知識、經驗都十分有限，你叫他去創新、創造，他沒有一定的根基，他造什么？外國人對兒童很愛護，無微不至，小孩是隨心所欲，想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兒童時代享福。中年在社會上奮斗，苦苦掙扎。由于東西方人觀念不同，老年的時候住在養老院很可憐，孤獨寂寞，極少能與后代享受天倫之樂。所謂老年人的墳墓，中年人的戰場，兒童的天堂。我們中國人則和他們相反，童年時代父母師長管教很嚴，規規矩矩，教給孝悌忠信，培植培福的根；中年時代服務國家、造福社會；晚年時代享清福、頤養天年。人生的境界逐步提升，止于至善，這是較為圓滿的人生規律。值得強調的是我們中國古圣先賢把教育的理念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中國的文字，是全世界任何國家、民族都不能夠比擬的。中國的文字是智慧的符號，這符號表達的意趣非常濃厚，這個 「孝」字可以說代表了整個的教育，從小把這個觀念灌輸給小孩子。這「孝」字，上面是「老」字，下面是「子」字。中間沒有代溝，不但父子是一體，父親上面還有父親，一直追到無始；兒子再往下還有兒子，人生代代無窮矣；過去無始，未來無終，是一個整體。西方沒有這觀念，西方人父子有代溝；所以外國人問中國人為什么祭祖先？幾千年前的祖先，你認識嗎？你知道嗎？你們為什么要祭他？他永遠無法理解。但是儒家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社會和睦、四海一家、天下太平。今天每個人都希望世界和平，和平要從那里做起？要從這基礎上做起。離開這個基礎，和平只是口號，絕對不能成為事實。儒家的教育致力于孝道的發揚光大。橫的一面是兄弟、朋友、朋友的朋友，如是推展出五倫五常，「倫」是「倫理」。“夫婦“，這是講人與人的關系，最小 的一個圈?！甘摇?，指同住一個房間。室外面是家，家有“父子”，有“兄弟”。家外面 是社會，社會有“君臣，有“朋友”。從前「團結」這兩個字在中國用不上的，因為五倫就是團結！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一個國家、一個 民族，是一個整體，還喊什么團結呢？人與人之間，有名份，有義務，所以五倫就有十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誠友信、君敬臣忠他有他本分的責任，他有他應盡的義務?！叭?、義、禮、智、信” 這五常是基本的道德理念。英國著名的哲學家、歷史學家湯恩比博士在20世紀70年代就指出：現代，乃至未來，能夠拯救和構建人類精神生活的，惟有中國的孔孟教育……臺灣學者、被譽為“中華經典推廣讀誦第一人”的王財貴先生說：最高級的教材是“四書”，第二級是“五經”，第三級是唐詩、宋詞、古文……今天，我們借古鑒今的意義何在？許多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對于固有的文化應當繼承恢復，取其精華。對于中國古圣先賢的教訓應當再認識、再肯定。古人的智慧、思想、才藝、經驗經過幾千年的濃縮沉淀，是真理，是智慧。教育是國家、民族、社會強盛之本。在教育上，作為“萬世師表”的孔子直到今天受人推崇，而且在新的歷史時代，他的教育思想，教學方法仍然有許多可取之處。我們應當繼承發揚，讓優秀的文化為新的時代做出新的貢獻。

第二篇：從《弟子規》中分析中國古代傳統教育思想

從《弟子規》中分析中國古代傳統教育思想

摘 要： 《弟子規》是清代一部有關教育學的著作，書中體現出來的教育思想是儒家思想，對我們在中國傳統教育方面的深入研究和探討有著重要意義。同時《弟子規》讓我們對現代教育的缺失有一個很好的認識和反省，對我們如何傳承中華文明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關鍵詞： 《弟子規》 傳統教育 現代教育

《弟子規》原名《訓蒙文》，由清朝學者李毓秀根據宋朝著名理學家、教育家朱熹的《童蒙須知》編寫，文章模仿《三字經》的格式，三字一句，淺顯易懂，蘊含儒學哲理，是中國古代私塾中教育學生的重要啟蒙用書?！兜茏右帯分畜w現的教育思想是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它以“弟子規，圣人訓，首孝悌，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余力，則學文”為開篇總綱，引用和借鑒儒家思想的代表作《論語?學而》中的“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這一段孔子的啟蒙教育理論?！兜茏右帯敷w現了中國古代以儒學思想為核心的典型中國式教育，規范中國知識分子應具備的道德基準。本文將從孝悌、仁義、學識這幾個部分對《弟子規》中的傳統教育思想進行分析和研究。

一、以孝弟為先，遵守孝道為核心的傳統教育思想

《弟子規》以首孝悌，入則孝，出則悌開篇，對學子進行啟蒙教育，完全符合中國傳統家庭的教子之方。在儒家思想占據傳統主導地位的古代中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作為衡量一個人的道德基準。而孝悌則排在首位，說明中國人崇尚孝道，用“百行孝為先”對一個人的品德做首要考量。《論語》有關孝的講解是懂得孝弟的人很少會犯上作亂。儒學教育即所謂的培養君子的教育，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那么孝弟就是仁義之本。把孝視為施行“仁愛”的根本和“忠義”的前提。因此《弟子規》中對將成為讀書人的入學兒童的首條規范就是尊敬父母，即“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父母教，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岸瑒t溫，夏則清；晨則省，昏則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業無變”。“親愛我，孝何難，親惡我，孝方賢。諫不入，悅復諫；號泣隨，撻無怨。親有疾，藥先嘗。晝夜侍，不離床”。而像二十四孝中漢文帝親嘗湯藥、黃香扇枕溫衾、虞舜孝感動天地等一個個具體感人的故事在這些看似教條卻蘊含豐富做人道理的話語中體現出來。

中國古代教育是仕途經濟，因此學生的教育也是以培養科舉進仕、揚名立萬的政治人物為主?！缎⒔洝氛J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說明孝是天經地義之事，孝可以治國，孝可以忠君，孝可以立身成名。《孝經》提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渡袝芬蔡岬健靶⒑跷┬ⅲ延谛值?，施于有政”。古人認為以孝為基礎處理好家庭關系，才能保證今后人生目標的正確確立和事業有成。用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盡匹夫之責，做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鬃訉π⒌慕忉屖牵荷轮远Y；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中國是由“禮”維系的一個民族，禮是中國人思想觀念的集中體現，代表作品是禮記。孝與禮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禮記》中記載“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論語》中也寫道“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父母惟其疾之憂”，所以《弟子規》中有“身有傷，貽親憂；德有傷，貽親羞。喪盡禮，祭盡誠；事死者，如事生”。而“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財物輕，怨何生？或飲食，或坐走。長者先，幼者后。長者立，幼勿坐；長者坐，命乃坐。尊長前，聲要低；低不聞，卻非宜。近必趨，退必遲，問起對，視勿移。事諸父，如事父；事諸兄，如事兄”。更是詳細具體地從各個禮儀規則角度對學生見到長輩時必須遵守的禮節進行勸誡和規范。

二、信義與仁愛的思想

1.以誠信為本，崇尚信義。

儒學思想中五常以仁義禮智信為主要道德標準，《大學》說：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中庸》里也提到“誠者，物之始終。不稱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墩撜Z》中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行為規范的培養以禮為行為準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受這種儒家道德思想的影響，古人對信義的推崇是毋庸置疑的。俗話說：“黃金如糞土，信義值千金?！惫首怨乓詠?，志士仁人為信義殺身成仁者不計其數。

《弟子規》以“謹而信”對學子們的言行舉止加以規范。正如《論語》中所說的“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恭近于禮，遠恥辱也”?！熬炊鵁o失，恭而有禮”?！兜茏右帯分幸浴安綇娜荩⒍苏?；揖深圓，拜恭敬。執虛器，如執盈；入虛室，如有人”要求學生的行為必須合乎“禮”的道德規范，做到恭敬有禮，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中孔子對君子的行為準則的要求是“言必行，行必果。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兜茏右帯穼W生在誠實和講信用方面的規定是“凡出言，信為先；詐與妄，奚可焉？說話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瘫≌Z，污穢詞，市井氣，切戒之。未見真，勿輕言；知未的，勿輕傳。事非宜，勿輕諾；茍輕諾，進退錯”。合乎圣人訓導的“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的君子行為?！墩撜Z》中提倡“君子訥于言而敏于行”?！暗缆犕菊f，德之棄也”。因此《弟子規》勸解學生說讀書人不可閑言穢語，沾染市井俚俗之氣。“彼說長，此說短，不關己，莫閑管。見人善，即思齊；縱去遠，以漸齊。見人惡，即內?。挥袆t改，無加警”。同時在為人處事和如何做人方面知道“聞過怒，聞譽樂，損友來，益友卻。聞譽恐，聞過欣，直諒士，漸相親”。不可相互攀比，應崇尚德學才藝，“唯德學，唯才藝，不如人，當自勵。若衣服，若飲食，不如人，勿生戚”。知錯能改，勇于承認過錯，“無心非，名為錯；有心非，名為惡。過能改，歸于無；倘掩飾，增一辜”。這些美好的道德品質在《弟子規》的教育理論中都做了詳細描述。

2.仁愛思想。

孔子講仁，孟子講義。儒家提倡仁者愛人，仁愛思想是中國古代道德教育的主題思想?！兜茏右帯氛J為“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正是所謂的泛愛眾的思想。而“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吧葡鄤?，德皆建；過不規，道兩虧”。則表現出“仁者安仁，知者利人”和“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的思想。像“將加人，先問己；己不欲，即速已。恩欲報，怨欲忘；抱怨短，報恩長”則是表達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觀點?！巴侨?，類不齊，流俗眾，仁者希。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諱，色不媚。能親仁，無限好；德日進，過日少。不親仁，無限害；小人進，百事壞”則是培養學生“親仁”的人生觀，親君子，遠小人，使自己成為仁人君子。儒家認為“仁”必須有恭、寬、信、敏、惠這五種德行。孔子說：“茍志于仁矣，無惡也?！薄翱思簭投Y為仁?！闭f明以“仁義”為基礎培養道德品質是中國傳統教育中對學生教育的最高意境和長遠目標，“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是古代理想完美品格的體現。

三、在道德教育基礎上進行知識教育

《論語》中提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即在道德教育的基礎上進行知識教育。唐朝韓愈在《師說》中對教師的定義是傳道授業解惑也，即老師首先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接下來授業解惑，對中國學生首先進行禮儀倫理教育，其次才是知識教育。學生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兜茏右帯分辛信e“不力行，但學文，長浮華，成何人。但力行，不學文，任己見，昧理真”，很好地辯證學習與實踐思考的關系，即所謂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白x書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方讀此，勿幕彼，此未終，彼勿起。寬為限，緊用功，工夫到，滯塞通。心有疑，隨札記；就人問，求確義”。這些規則向學生介紹許多有用的、很好的學習方法，如“余力學文”，“勤學好問”，“讀書三到”，“不可舍此慕彼”等。儒家學說對中國古代教育的貢獻是巨大的，教育學生學習方法的經典例子至今說來仍然朗朗上口，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爸疄橹?，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懊舳脤W，不恥下問。溫故而知新”?！澳R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芭e一反三，奮發圖強”?！叭诵斜赜形規熝伞?。古人認為讀書是個人修養和品德完善的重要途徑，因此古人將讀書叫做讀圣賢書，讀書人萬萬不可讀雜書、生邪念?！兜茏右帯分姓f道“非圣書，屏勿視，蔽聰明，壞心志。勿自暴，勿自棄，圣與賢，可馴致”。說明“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仁禮”與“學識”合而為一的思想。

《弟子規》中蘊含著中國傳統儒家教育思想，是古代有關中華教育的典型代表。儒家教育思想一直是中國社會的傳統主流，以道德修養、品格完善為要著，使人在修身養性、成為擁有良好道德品質的人格的基礎上學習知識，至今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當今社會由于種種因素，現代教育中出現了許多錯誤的觀念和誤區，因此《弟子規》中體現出的儒家教育的精華思想對現代教育的缺失有重要啟示和借鑒意義?？梢哉f儒家思想在整個思想史上是偉大的，是值得中國人繼續傳承和弘揚的寶貴思想，是中華文明最引以為傲的瑰寶。

參考文獻：

[1]孔子.《忠經孝經》.三秦出版社，2008年1月.[2]孔子.《論語》.中華書局，2006年2月.[3]李毓秀.《弟子規》.三秦出版社，2008年月.[4]金良年，等編.《大學中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末9月.

第三篇：中國古代思想對海綿城市建設的啟示

我國古代雨水利用系統對 海綿城市建設的啟示

王艷芝

北京林業大學人文學院

摘要：中國古代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城市生態系統建設思想，這一思想的基礎為“天人合一”，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古人踐行了許多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方法，從城市的選址、蓄水、排洪、抗旱等多方位的踐行實線非常符合現代的“海綿城市”消納、減速與適應策略。新疆的八卦城、北京的紫禁城、北京北海團城就是這些踐行實踐的杰出代表。學習并傳承中國古人的城市生態系統建設思想，會為海綿城市建設提供更加生態化的思路。

關鍵詞：海綿城市、古代城市生態系統、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我們應該有怎樣的城市生態系統？我們應該怎樣更好的與自然和諧共處？現代文明的工業化、機械化以及伴隨而來的城市化在給我們帶來物質便利的同時，也形成了以鋼筋混凝土結構為主導的分割化的城市結構，以瀝青板油馬路為基礎的城市交通系統，以地下管道為基礎的地下排水系統。但是，這種現代化的城市生態系統在面臨大自然的考驗時，卻時常表現出其生態系統的脆弱性。在厄爾尼諾影響下，我國近年來各大城市都出現了大范圍、高強度、持續久的強降雨。于是我們能看到各大城市“雨中看海”的壯觀景象。西安看海、沈陽看海、就連首都北京也會面臨看海的局面。這不由得讓我們開始反思，我們應該有怎樣更合理的城市生態系統，我們怎樣可以和自然更加和諧的相處。有學者睿智提出了海綿城市的理念，海綿城市是建立在反思工業化城市建設模式基礎上的新概念，反對片面強調用單一目標的工程技術來解決諸如雨澇、干旱、地下水下降、水體污染、生物棲息地消失、城市綠地缺乏等問題，而是強調用人水共生的理念，用系統的方法和整合的生態技術，來解決城市中突出的各種與水相關的問題。在具體規劃設計和工程上，“海綿”的哲學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策略：消納、減速與適應。[1]有學者把目光投向了國外城市生態系統的先進經驗，如張毅川采用文獻分析法，對Web of Science、Elsevier、Springer、Taylor 等世界知名數據庫和出版社數據進行分析，認為，國外的雨水資源利用在雨水采集系統、技術應用、風險評價、社會學研究、低影響開發與最佳管理實踐等領域取得了豐富的成果。[2] 在這里，我想把目光投向中國古代城市生態系統，看看中國顯著們是怎樣思考并踐行的。并且反思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系統中的思想對今天海綿城市建設有何啟示。

中國古代人民也飽受洪水、暴雨侵擾，據《元史》記載，至元二十八年（1291）七月己未，“雨壞都城，發兵二萬人筑之”，57年后的至正八年五月，“京師大霖雨，京城崩圯”。據《明英宗實錄》記載：景泰五年（1454）七月，京師霖雨，九門城垣塌決者甚多。萬歷三十五年（1607）閏六月，順天府大雨如注，晝夜不止，經二旬。雨潦浸貫城，長安街水深五尺，洼者深至丈余，各衙門皆成巨浸。在與自然災害做斗爭的過程中，古代中國人的很多智慧值得學習。(一）依勢而建

縱觀中國傳統聚落的演變，我們不難看出，出于便捷性和安全性的原因，均質單一的平原地區和丘陵地區都不是理想的聚居場所。聚落分布往往顯示出“邊緣效應”的特征，而背山面水的臨水高地往往是理想的城市選址地點，這不僅遵循了“水用足”和“溝防省”的實用主義規劃理念，同時，也與“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理想環境模式相吻合，即背倚連綿山脈為屏；前臨平原，兩側水流曲折回環，水質清晰，流匯于面前；左右護山環抱，山上林木蔥郁。在新疆特里斯，有一座神奇的城市叫八卦城，這座城的中心花園呈現為太極的“陰陽”圖形，并且向外輻射八條主街，每條主街長1200米，每隔360米左右設一條連接八條主街的環路，由中心向外依次共設四條環路。一環八條街，二環十六條街，三環三十二條街，四環六十四條街。并且，街道按八卦方位形成六十四卦。其一心居中、軸軸遞進、環環相扣、路路相通的放射性格局, 與周邊的山勢水勢巧妙結合, 符合古典的勘輿理論, 呈放射狀圓形, 街道布局如神奇迷宮, 路路相通、街街相連, 是現今世界上唯一一座保存良好、卦丈完整、規模最大的八卦城。特克斯縣城的選址, 能充分體現我國傳統的選址和規劃布局經典理論。[3]它按照勘察風水的整體系統原則、依山傍水原則、觀形察勢原則、地質檢查原則、水質分析原則、適中居中原則、順乘生氣原則等, 特克斯縣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坡度為千分之六。特克斯人借天工之利，修建明渠，既可引水美化城市，又可用于排水防止內澇。依次在特克斯河流域進行覓龍、察砂、觀水、點穴, 使特克斯坐北朝南, 背靠烏孫山(龍山、玄武),前迎特克斯河(水龍), 特克斯河南岸的“ 阿特恰比斯’,(哈薩克語意為賽馬場)是一個高高的平臺, 土地肥沃、水草茂盛、地域開闊, 與群山相連形成一字形的書案山。

紫禁城建造之初，對排水系統進行了精準測量、精密設計和精細施工。京城北依燕山、東臨渤海，地形北高南低，因此水向東南流。紫禁城的地面順應北京地區地理環境，整體走勢亦呈北高南低、中間高兩邊低，而且略有坡度。其中紫禁城北門神武門地平標高46.05米，南門午門地平標高44.28米，南北地平高差約2米，這一坡降為自然排水創造了有利條件，使積水能緩慢排泄。

贛州是一座依水而建的城市，根據城市地勢西南高、東北低的地形特點建設“ 福壽溝”，贛州最大的貢獻是發明水窗、能在汛賺止江水倒灌。[4]排水口附近的管道呈現多層斷面，將坡度增加到普通管道的4 倍，水水將坡度增加到普通管道的4 倍，這樣就形成了足夠的水壓借江水之力將閘門關閉。

（二）透水鋪裝

與現代化工業文明大量使用瀝青鋪設板油路面不同，古代城市建設過程中非常注意使用透水材料，并進行透水鋪裝。瀝青鋪設板油路面滲水性能差，遇到大雨暴雨不能短時間內吸納，只能借助于排水管道系統，很容易形成大雨滿城的狀況。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總在城市中看海的一個重要原因。

大面積鋪設透水地面是如今世界上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城市采用的防洪措施，在我國歷史上,較早時期就出現了透水鋪地的做法。傳統的園林、廟宇、宅院、街道的鋪裝大都具有透水性。比如故宮、天壇、頤和園等古園林的多處地面都具有透水性。故宮的室外場地多用與土壤相通的磚石鋪設而成，這些磚石之間的縫隙大。一旦下雨，磚石之間的隙縫便可將雨水直接吸收入地。在典型的園林路面鋪裝結構中,面層一般利用堅固耐磨的磚石材料以承受荷載和外界自然條件的影響,其基層一般用碎石、灰土或各種礦物廢渣筑成,并保證具有一定的強度,面層通常用圖案進行各部分之間的拼接鋪裝,既達到了美觀的目的又能使地面具有透水性。[4] 幾十年來，紫禁城內大量地面鋪裝改為水泥地面和瀝青路面，不利于排水和滲水。故宮博物院從2015年開始逐步將院內的水泥地面和瀝青路面改為磚石材料的傳統建筑材料，不但使景觀環境得到改善，更使排水和滲水功能得到加強。透水鋪裝材料本身的多孔隙特性，為其過濾凈化雨水、存蓄滯留雨水、消納周邊雨水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三）雨水宣泄

以故宮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為例，前三殿建在8.13米高的三層臺基上，臺基四周欄桿的底部，有排放雨水的孔洞；每根望柱下還有一個雕琢精美的石龍頭，名曰“螭首”，其口內為鑿通的圓孔，也是輔助排水的孔道。每逢雨天，雨水從1142個排水孔噴出，呈現“千龍噴水”景觀，逐層下落，流到院內，使得臺面無積水。臺基四周設有石槽排水溝。

（（四）雨水滲透利用

北海公園內的明代團城高出地面十多米,在其上面卻生長著郁郁蔥蔥的百年老樹。原因就在于整個團城的建筑中大量運用青磚鋪設著一條條留有縫隙的透水網絡,青磚的下部用谷殼和貝殼渣拌著土壤作為墊層,從而使整個網絡具有很強的透氣和吸水性。下雨時,雨水可以全部通過磚面和磚縫滲入土壤中,為團城上的樹木生長提供了充足的水源。[5] 團城并沒有北京古建筑中常見的排水明溝，也沒有像正陽門箭樓、鼓樓、萬里長城及北海白塔等處城墻一樣，設置泄水石槽（吐水嘴），而是在地面上采用干鋪倒梯形青磚和深埋滲排涵洞的做法，起到良好節水、存水效果。團城每塊地磚的四周立面，都不是垂直的而是傾斜的，磚呈倒梯形，磚與磚之間也并無灰漿粘合，為古樹創造了良好的根部透氣和接受降雨的條件。磚鋪裝后形成了一道道高10厘米、底寬2厘米左右、斷面成三角形的空的通道，而且縱橫交叉。通道的上端透過磚與磚之間的狹窄縫隙與地面相通，雨水和空氣很容易進到通道中來。磚的下面有一層很厚的灰土與磚黏結，既能承載和穩定上面的磚塊又能很好地使土壤透水透氣?；彝料率呛谏姆饰滞粒瑑群F骨、螺殼等物，為古樹供應養料。專家測定，這些磚燒制年代最早為公元1411年（明永樂年間），最晚為公元1821年（清道光年間）。實驗證實，這種設計確能起到“城外雨水四溢，城上全盤吸收”的效果。

（六）對當代海綿城市建設的啟示

水為生命之源，及時有效利用大自然饋贈的雨水，在洪澇災害的時候防患未然，在干旱的時候及時反饋利用，這些機制、原理不僅對中國古代先民具有重要生存意義，對現代民眾的生存生態化、可持續化也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也非常符合“海綿城市”的現代生態城市理念。

海綿城市的消納、減速與適應，強調“源頭消納滯蓄、過程減速消能、末端彈性適應”的基本模式；這個模式與常規的水利工程和雨洪管理策略的集中快排、嚴防死守等工程策略完全相反。消納、減速與適應構成的生態防洪和雨洪管理工程模式，將當代生態防洪理念與中國本土智慧相結合，系統解決洪澇問題。中國古代雨水利用、城市防洪排澇、都充分展示了古代中國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哲學智慧，讓自然水系與城市水系有機融合，這些哲學智慧和雨水利用技術必將對未來中國的海綿城市建設提供更為廣闊的智力支持。

參考文獻：

1.俞孔堅.海綿城市的三大關鍵策略：消納、減速與適應[J].南方建筑，2015（3）：4-7.2.張毅川，王江萍.國外雨水資源利用研究對我國“海綿城市”研究的啟示[J].資源與環境,2015(10):1220-1225.3.李穎超.特里斯八卦城,新疆人文地理[J].2015（1）：1-8 4.relica.中國一千年前的海綿城市[J].房地產導刊，2015（9）：56.5.魏澤崧，汪霞.我國古代雨水利用對當代海綿城市建設的啟示[J].華中建筑，2016(5):132-136.

第四篇：中國古代改革及其啟示.

中國古代改革及其啟示(1)

摘要：中國古代改革、變法眾多，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變法成功者,國家富足，軍隊強大,成為當時的強國；變法失敗者,國家都走向衰微,以致滅亡。無論成敗每次改革都有激烈的斗爭，這無數次革新與變法實踐表明，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今天改革開放是時代的主旋律，學習古代改革史，總結改革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其中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多有益的啟示。關鍵詞：古代改革；規律；啟示

一、中國古代改革或變法的類型

中國古代歷史上革新與變法無數，主要可以分為如下幾種類型：一是奴隸社會內部富國強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等。二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化政治改革，如商鞅變法、李悝變法等。三是少數民族為漢化而進行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耶律阿保機改革、清初皇太極改革等。四是封建統治者為挽救統治危機而調整統治政策的改革，如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等。五是開國的相對賢明君主對統治政策的調整和改正：漢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等對統治政策的調整。

二、改革或變法成敗的規律 一場改革的成敗，通常有四個決定性的因素。

（一）改革是否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

改革是否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是最根本的因素。當政治、經濟制度不能保證國家實施有效管理，從而違背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時候，就要改變這種制度，也就是對上層建筑中的某些老化腐朽的環節進行必要的調整，更新和改造，并相應的對生產關系中的某些環節做局部的調整，更新和改造就成為必然的趨勢。因而，改革與變法實際上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矛盾運動的結果。否則，改革雖能藉強力強制頒行，但最終行而不遠。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順應了當時那種民族大融合的歷史發展趨勢，公元485年頒布均田令，實行漢化政策。改革促進了北方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加速了北方少數民族封建化進程，促進了北方民族融合?？梢哉f是歷史上比較成功的改革之一。但是，歷史上的王莽改制卻是和歷史發展趨勢背道而馳。王莽改制以“王田私屬，不許買賣”的策略對當時土地兼并劇烈、人民淪為奴婢、階級矛盾激化的時弊開了一劑對癥藥方，而結局適得其反，即是因為當時的歷史事實已雄辯地證明封建土地私有制是能促進封建經濟走向初步繁榮、推動當時的生產力向前發展的，“王田制”則是一種歷史的反動，必然為歷史的進步所唾棄。

（二）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力量對比

有些改革雖然也符合歷史發展趨勢，但由于頑固派勢力過于強大而導致夭亡，如宋朝的王安石變法即為典型例子。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青苗法、募役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王安石變法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卻被廢除，因為新法觸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反對而最終失敗。為了維護整個地主階級長遠利益而改革,免不了要觸犯某些官僚地主的利益, 他們必然站出來反對改革。當宋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針砭天下弊政時, 一些元老重臣就起來反對。唐介說, 王安石不可大任,“若使為相, 恐多變更”富弼、韓琦、司馬光等也反對起用王安石。王安石執政后, 在宋神宗支持下, 先后制定和頒行了一系列新法, 更引起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激烈反對。幾乎每頒行一項新法, 都要遭到保守勢力的阻撓和反對。在政治上, 他們指責變法派不守“祖宗之法”,甚至說當時發生的天災也是實行新法所招致。在學術思想上, 指責王安石“背儒崇法”。總之, 保守勢力對王安石主持的新法, 處處攻擊非難, 致使決心勵精圖治的宋神宗也動搖了, 變法派內部也分裂了。

(三)有無觸動當時的政治基礎

封建社會的政治基礎是地主階級，北魏孝文帝在不觸動各族地主階級利益的前提下推行改革雖遭遇頑固勢力阻撓卻最終成功。而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等均因觸動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致失敗。

（四）改革在王朝所處的時期

一般而言，王朝初期的改革往往易于成功，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很多王朝的建立者都經歷過農民戰爭的洗禮，而農民戰爭又基本動搖或摧毀了舊秩序，“建章立制”的阻力較小。例如漢高祖劉邦，通過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發展了經濟，通過和親匈奴政策改善了民族關系。二是王朝初期的統治者大多親歷戰亂，深諳民生疾苦，易于吸取前朝滅亡的經驗教訓，調整統治政策以穩定社會、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亡的教訓，調整統治政策，善于納諫，知人善任，加強同少數民族的關系，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再就是王朝初期，皇權都比較強大，成為改革的堅強后盾。漢武帝劉徹加強皇權，解決王國問題，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派張騫出使西域，發展同西域少數民族的關系。

然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則頻頻“流產”，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對“舊制”進行局部修補。其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點： 一是王朝中后期，頑固勢力日積月累、十分強大，改革的阻力極大，難以深入。例如慶歷新政：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改革時弊，嚴格官吏升遷考核制度；限制官僚子弟親友通過恩蔭做官；加強各級長官的保舉和選派；嚴肅中央政令，取信于民。新政觸犯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遭到他們的阻撓，改革措施僅一年左右即被廢止。還有就是清朝的戊戌變法，守舊派勢力強大，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不在維新派手中，而緊握在以西太后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幾位掌實權的顯赫人物恭親王、慶親王，剛毅幾乎無例外地守舊。維新派只少數幾個人，而且在朝中沒有實權，最終以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發動戊戌政變，廢除了新法，戊戌變法失敗。

二是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往往著眼于

緩和矛盾，穩定政局，只能是對“舊制”的局部修補，改革的幅度較小，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由來已久的統治危機。例如自萬歷元年(公元1573年)以后，張居正從整頓吏治開始，逐步推行以振興明王朝統治為目標的全面改革措施。張居正的改革并不是徹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16世紀的地主階級經過漫長的歲月，已經邁過它的黃金時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的歷程，使得統治階級的眼光愈來愈趨向保守，即便像張居正這樣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這個階級局限，提不出遠大的政治理想 張居正以近民便俗為改革的依據，是超群出眾的見解。但他在接受國事委托時又表示:“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备叨荣潛P“政必法祖”的精神，給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變法，“法祖”是反對改革的旗號，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譽青史，但這旗號到張居正手里卻變成新政的法寶。雖然張居正改革起到了使明王朝“起衰振隳，綱紀修明，海內殷阜”的作用。甚至明末有人說他是“救時宰相”，這是褒獎，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時者救得了一時，救不了一世。那發生在衰老機體上驀然一現的迥光，并不能招還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滅了。最后是王朝中后期，皇權相對衰落，中央集權式微，起不到強有力的保證作用。元英宗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漢族封建文化。十八歲登基的他眼看元朝就要走進歷史的死胡同，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挽救尚未病入膏肓的朝廷。他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廣泛起用漢族地主官員和儒士；發布《振舉臺綱制》，要求推舉賢能，選拔人才；罷徽政院及冗官冗職，精簡機構，節制財用，行助役法并減輕徭役；頒行《大元通制》，以加強法制，推行漢法；清除鐵木迭兒余黨，查處他們的貪贓枉法事件。在這一系列雷霆手段的重擊下，元朝似乎朝野上下煥然一新。這些措施理所當然的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貴族的反對，但年輕的皇帝對此并沒有足夠的警惕。至治三年八月，元英宗由上都啟程返京，途中宿營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這時，蓄謀已久的鐵木迭兒余黨--御史大夫鐵失突然發動了政變，年輕的皇帝被鐵失一刀殺死，而他蒙漢共治的思想也慘烈的畫上了句號。

三、古代改革給我們的啟示(一)

改革須先從權貴中推行 從中國歷史上改革的情況看,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上層 ,要實行改革 ,必須首先統一上層的認識和立場 ,這就要造成強大的輿論。商鞅變法,與當時保守勢力的代表人物甘龍、杜摯進行了激烈辯論 ,從而宣傳了自己的變法主張。太子犯法 ,商鞅說: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庇谑恰靶唐涓倒域?,黥其師公孫賈。明日 ,秦人皆趨令。”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其阻力也來自上層 ,所以趙武靈王讓王諜告公子成說:“行政先信于貴”,通過做工作,爭取到了他們的支持 ,其法才得以推行全軍。中國自古是個人情味濃厚的國家,人們常常禁不住以情代法。范仲淹大刀闊斧地裁減地方上貪污而又無能的官員,就遭到了一些官員們的反對 ,連曾贊成改革的富弼都說:“你大筆一揮 ,可知就造成一家哭啊!”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 ,比一路人哭怎樣 ?”意謂寧讓庸吏貪官一家哭,也不讓在他們治理下的一路人哭。所以變法的失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權貴們的反對。綜觀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情況，一些人們反對改革的主要動因 ,一是囿于認識,二是羈于利益。囿于認識主要是指其認識落后于形勢的發展,因循守舊,對所謂“祖宗之法”缺乏辯證的分析，羈于利益主要是指其為保護其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而反對變法,其反對變法的理由可以講得冠冕堂皇,骨子里乃為保護其一己之私利而已。二者又是互動的 ,其由于認識短淺而羈于私利,由于羈于私利而認識短淺。變法必然伴隨著一些利益調整 ,權貴們為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往往會竭力反對變法,他們有時也會講很多變法的好處 ,但一旦觸及到自己的利益時,其立場和態度就會發生截然相反的變化。

（二）制定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是否可行 ,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故古人主張,改革必須要有獨智之慮, 即要有獨到的見解和思慮 ,制定出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如商鞅為秦孝公首先制定了先富國強兵 ,奪占黃河和崤山之固 ,后東向以制諸侯 ,最后成帝王之業的宏偉規劃,取得孝公的支持后,開始變法。宋代王安石的《言事書》、《上時政疏》,亦是其施行變法的綱領。清代康有為的“公車上書”等也是當時改革的綱領性文件。總之,有無高明而可行的方案 ,是改革能否施行以至成敗的前提,這就必須進行深入調查,充分論證,精心思慮,反復推敲 ,努力使方案趨于完善,步驟合于形勢。

（三）最高統治者必須具有將改革 進行到底的決心

改革是一項極為復雜的工程 ,中間難免出現矛盾、曲折和反復。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改革的決心如何,往往是改革成敗的關鍵。管仲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得到了齊桓公的支持,他自己又掌握了國相大權。商鞅變法之所以取得成功,關鍵性原因也是取得了秦孝公的支持，而其最后被殺 ,也是因為最高統治者易人,他失去了“靠山”。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取得成功 ,也是因為他本人就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他雄材大略,變法態度堅決,又取得了一些重臣的支持。因此 ,頑固的保守勢力在他面前最終都敗下陣來。至于宋朝王安石變法之敗,清代康、梁維新之亡,都與最高統治者的態度、權威等有直接的關系。所以商鞅在看出秦孝公真正有變法圖強的決心后 ,才講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范睢對秦王“三問而不敢對”,就因為變法事關重大,而最高統治者的態度又關系著變法成敗。

（四）變法時機的選擇要適宜

《呂氏春秋·察今》中說:“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移時移,變法易矣?！敝v的就是要把握好改革的時機。歷史上的一些成功的改革者,都是順應歷史潮流 ,把握時機 ,適時進行改革的。如商鞅選擇在“諸侯卑秦”,秦孝公感到“丑莫大焉”,決心繼承先人之志,變法圖強,下達求賢令之后 ,西行入秦,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于是決定在秦國實行變法。變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成功。相反 ,歷史上一些王朝的統治者由于缺乏應有的敏銳,盲目驕傲,和平麻痹 ,看不到“世易時移”的新特點,丟掉了改革的機會,導致最后被動挨打。如近代以來,西方經過工業革命后 ,火器有了很大發展 ,在武器裝備上已將清帝國遠遠拋在后面。但醉心于“天朝”、“中心”的清朝君臣們對此麻木不仁,視而不見,一味關著門稱老大。五十年后,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大清帝國的君臣們嘗到了西方“船堅炮利”的厲害,受到了歷史的懲罰,這才手忙腳亂起來。這一歷史事實證實了古人“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不可以持國”訓言的正確。

(五)軍事改革要系統運籌并周密施行

軍事改革是國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歷史上有一些比較單純的軍事改革,例如魏舒的毀車以為行,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等，但是大部分軍事改革都是被納入到整個國家改革之中的,是國家改革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例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等都是如此。從中國歷史上軍事改革的情況看,軍事改革必須系統運籌,周密施行。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討論變法時,都講到“措置得兵”的問題,即是指此。王安石說:“西事稍彌,邊計正當措置。天下困敝,惟為兵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國可以富強。余皆不足議也?！睆娬{了利用和平間隙進行軍事改革的重要意義和基本要求。

（六）改革者要有義無反顧、勇于獻身的精神

從中國歷史上改革的情況看,那些改革的積極倡導者都沒有一個好的結局。這是因為改革必然遭到保守勢力的反對,而這些保守勢力往往都握有重權,他們會利用自己的權力對改革始則反對、繼則扼殺、不行則韜晦,進行打擊報復。所以歷史上很多人對改革望而生畏,隨波逐流者多,敢挽狂瀾者少;講大道理者多,真行實干者少;善始者多,克終者少。但是歷史證明,中國不能沒有這些改革者。沒有了他們,中國就真的失去了希望。他們往往是當時富國強兵的先行者 ,上層建筑的修補者,緩和階級矛盾的調停者 ,在一定意義上說 ,也是歷史前進的推動者。譚嗣同云:“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 ,今日中國未聞有變法而流血者 ,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請自嗣同始。”他被捕后 ,在監獄墻上題詩曰:“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昆侖?！痹谂R刑時又慷慨陳詞 ,大意是為了救國,我愿灑了我的血, 以喚醒千百人站起來繼續進行維新事業。譚嗣同這種為了改革而義無反顧、勇于獻身的精神感天地 ,泣鬼神,是應大力弘揚的。改革者沒有這種精神,其改革大都半途而廢。中國歷史上的改革還有一重要特點,就是人存政在,人去政息。究其原因 ,除了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之外,還有一極為重要原因 ,就是變法堅持時間之長短。變法沒有不建立制度的,但中國是個人治的國家,即使變法建立了新制度 ,人們也可照樣將其廢除。習慣勢力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變法實施時間一長,人們習慣,后人再改也就難了。商鞅變法,“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數”,“行之十年,秦民大悅”,新法實行時間長了, 人們習慣了,后人再想改就難了。但新法長期不改 ,也會變成“舊法”。只有不斷變革,社會才會進步。這就是《易傳》所謂的“生生不息”。我國的先人們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告訴我們: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變易是永恒的,不變是相對的。治國、理軍必須遵循這一客觀規律,適時進行改革,切不可墨守成規,求穩怕亂,反對變革?？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第五篇：中國古代社會福利思想

中國古代社會福利思想

[摘要]中國傳統的福利思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現實性。天子的“德政”和民間的“宗法”制度是傳福利制度的兩大基礎。在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福利制度時，不能忽視自身傳統所提供的獨特視角及有效經驗。

關鍵詞:中國傳統社會；宗法制度；德政；宗法；宗族

隨著工業化社會的到來，西方國家普遍建立相應的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體系。我國在改革開放后，也積極推進社會福利政策，并多方位借鑒和引進西方的福利思想與措施。在反觀西方的同時，我們也應注意發揚中國古代傳統的福利思想與理念。畢竟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悠久，又維系了數千年封建體制的國家。正是因為儒家倡導德政理想，中國歷代政府都以長治久安為目的，始終關心百姓的的社會福利，其中的施政措施及蘊含的社會福利思想至今仍影響著當代中國，并對我國推行社會主義福利政策大有裨益。

一、德政：福利社會的理想

雖然福利的概念是近代從西方引進的，但中國歷代統治者對社會福利的實施由來已久，各派思想家也都紛紛提出了自己的社會福利思想。誠然，維護政權穩定，粉飾太平現象是當政者的現實目的，但借著與傳統天命的貫通，德政作為一種社會理想更有一種超越現實的意義，并始終鞭策著當政者致力于百姓的社會福利。

民國以前，對天的敬畏一直廣泛存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如，《尚書舜典》曾記載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這種“天”是帶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著一切自然的變化與人事的禍福。周人認為人事的一切運作都出于天命，人受命于天，天子稟天命掌管天下，而人也源于天命。周公又進一步對“天”加以概念性的總括。他認為“天命轉移”“惟德是輔”，也就是說天命是以人君的德行為轉移的依據。這樣“德”成了“天”的注解，所謂“敬天”就轉為“明德”，“天”與“德”具有了同一性。因此，天子稟承“天命”即應施行“德政”，否則，便違背天意而終將被棄。

如此，宗教觀念上的敬天推衍出倫理觀念上的明德，上天的意志從而有了明確的倫理內涵，并最終成了民意的終極支持者和最高代表?！渡袝┦摹肪陀小疤煲曌晕颐褚?，天聽自我民聽”的思想，于是，對天命的順從最終便 落足于“保民”稱王。這種民本、德政思想為歷代思想家繼承，從而為社會福利的實施提供了理論基礎。

春秋時期，管子提出了具有強烈民本色彩的社會福利思想。他認為民委君之本，治國之道在于“順民心”，而其首要則在于富民。因為民富則易治，民富則國強，民之貧富關系到社會的治亂與國家之興衰。在管子學派的重民思想中，還有頗為豐富的社會救濟和福利思想?！豆茏游遢o》篇指出:“養長者，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管子入國》篇中，則記載有“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這些福利思想及其舉措非常具體，如“老老”，即指國家設立掌老之官，專門負責老年人的養老事宜。其細節為：凡年紀上七十者，一子不征，每三曰國家贈肉一次；八十以上者，二子不征，每月有饋肉；九十以上者，則全家不征，每天有酒肉供養。再如“恤孤”，即國家設掌孤之官負責孤兒的福利工作。凡領養一名孤兒的家庭，一子無征，領養二名孤兒的家庭二子無征，若領養三民孤兒，則全家不征。掌孤之官要經常過問孤兒的狀況，“必知其飲食饑寒，身之月脊勝而哀憐之”。[1] 孔子出于“為政以德”的思想，稱管子所行之政為德政。在他心中，德政的典范為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能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與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也，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盵2]這里的大道即為天道，其在人間的流行便是大同理想：一個人際融合，經濟互助的社會，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合法權益都受到保障，從幼及老，乃至鰥寡孤獨廢疾者，都有所養。

孟子對德政作了更為具體闡述，他認為君王應該推其本身的“不忍心”之心，施行“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對弱勢群體的關顧和救助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面。他認為仁政應以此為先：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3]此外，孟子認為，使人民保持一定的私人財產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因而，他提出“制民之產”，并以西周的井田制為范本，構建了一個“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鄉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和睦”[4]的小農經濟的藍圖。

此外，墨子的社會福利思想也很豐富，他指出“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食”[5]，并希望能夠予以切實可行的救濟。在這些民本、德政思想的影響下，歷代政府都以振災濟困為己任，并建立起日益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如漢代設常平倉平抑物價、備荒振恤，隋代“民間寄納在官”的義倉則在政府的監督下直接承擔著地方的振恤責任。以后，養濟院、慈幼局、漏澤源等社會救濟與撫恤事業紛紛成立。

可以說，管子、孔子、孟子、墨子等古代思想家很早為我們建構了福利社會的雛形，并不同程度地影響著我國歷代的社會福利措施。尤其是大同思想對我國后來的社會福利思想及實踐有著極大的影響。

二、宗法：福利社會的渠道

現代社會是以行政手段通過各級地方政府向社會推行具體社會福利措施，為了有效地福利資源的分配，又設立專門機構來提供有效服務。于是，一系列的社會福利機構因而誕生。在中國古代社會里，福利資源流通的渠道有一套有效而便利的方式，即中國宗法社會特有的宗族制度。宗法制度從西周建立以來，一直綿延至今。作為一種基層組織，它在中國古代社會保障體系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前文已述，遠古以來中國人一直存在著對天的敬畏，這種天是具有意志的人格神，也是天地萬物、宇宙生民的源出者。《泰誓》上宣稱“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稟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這里以天地為萬物之“父母 ”，強調一種源出于親情的關系，這種關系尤其是對人而言，因為人為“萬物之靈”，是天地中最為尊貴的。這種以天為人父母的天人觀，到殷周時期進一步發展為天帝—天子—庶民的三級關系。殷人主要以“帝”來稱謂上神，出于對 “帝”威望的借重，在廩辛、康廳以后的卜辭里，開始出現對死去的人王稱“帝”的記錄，從而有了人帝與天帝之分。西周代商之后，正式確立了嫡長子的傳承制度。人帝被視為天帝的嫡長子，即天子，秉承天命管理被視為天帝庶子的下民。

周公建制時，把天帝—天子—庶民三級的人倫關系加以泛化，由此形成了后世所說的宗法制：周天子作為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長子繼承，百世不變；庶子受封為大夫或諸侯，相對于周王而為小宗，在其封內又為大宗；他的庶子又受封為卿大夫，相對于諸侯為小宗，在其宗族中又為大宗。如此逐層遞推，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個以周天子為中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系統。

雖然西周血緣性的分封制以后由秦朝地方性的郡縣制取代，但宗法意識卻深深根植于中華大地，中國民間的基層組織，仍隨處可見聚族而居的鄉民。他們以男性血緣關系為主，基本上一個自然村落的村民都同姓，并擁有共同的祖先。在民國以前，這些自然村落都實施著宗族內部的自我管理。這些宗族組織是政府與百姓之間的紐帶，一方面承接著大部分地方性行政自制功能，一方面，又維系著宗族內部的社會福利與教育事業?？梢?，宗族是中國傳統社會福利實施的直接網絡，在封建社會福利與保障體系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首先，整個社會的福利網絡是以宏大的宗族為基礎，宗族如一個大家庭管理著人們日常的行為，也起著強大的經濟保障功能。政府一般只到縣級，基層的組織是宗族。政府的救濟活動通過宗族很便利的實施下去。第二，在水旱災害來臨時，宗族內部協同抗災，這是個體力量所難以達致的。同時，宗族自身為貧苦無依者施行救濟。第三，族田族產的收入除用于祭祀先祖外，還用于文化教育與福利事業。第四，彼此間的守望相助以親情維系，為社會福利體系提供了第一道網絡。

自西周以后宗法意識深深地浸透于中華文化的血脈之中，其后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的性質基本上由此確立。古代中國并據此建立了日益完善的保障體系，把整個社會置于一個溫馨的大家庭中，由此自近及遠地擴散社會保障系統。家是個體生命最終與最基本的保障，而中國傳統社會中，國是擴大的家，家是縮小的國，這種國家觀奠定了傳統福利思想的基調，同時也規范了傳統社會福利實施的渠道。

三、評鑒：中國福利化的當下思考

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及貧困者的救助是人類有史以來始終存在的重要話題，各國對此都有很多經驗流傳下來，在傳統社會中，家庭是實施社會保障的最直接渠道。中國傳統便流傳養子防老的觀念。雖然中國封建社會崇尚的理想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但實際存在于民間的仍主要是核心家庭。在核心家庭中，父母與子女在代際間存在一種互惠關系，父母在子女年幼時撫養照料他們；及其年老，子女反哺，在感情、經濟上支持、贍養父母。子女，尤其是兒子，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便意味著一種年老保障。因為在當時的社會，人力直接代表生產力；子女越多，經濟越有保障，得到贍養的機會與可能性也越大。

家庭是社會的組織細胞。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總是要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反映。同時社會各個家庭生活的情況如何，對整個社會生活又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所以通過協調家庭關系，進而協調社會關系，以致于使國家、社會生活形成和諧穩定的格局。中國人極早便窺見這一道理，所以，在遠古就從天人關系中體悟出人倫之道，并以此來建構整個社會，使得國與家成為一體。如此，社會福利以親情、血緣關系來維系，家庭之間的互濟是最直接而普遍的社會保障網絡，即便是政府也以民之父母的身份施以救濟，而整個社會則以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為指歸。可見，對家庭與家族的注重構成中國傳統福利思想的特色，這一思想傳統使得平民階層之間的矛盾內部化，同時對內部關系的維系與調控便成為一切施政的主要綱領。中國歷代政府都以民之父母自視，對社會大家庭的穩定與成員的福利十分關注。所以，很早就有較完備的福利思想與相關政策。如《周禮》中就載有“荒征十二策”以應災禍，前文所述管子提出的“九惠之政”對貧困殘弱者的救濟已細致入微。正是這一點保障中國封建社會具有超強的穩定性，能綿延數千年并影響至今。

當然，中國封建社會的“賑濟制度”、“養恤制度”的弊病也不少。比如，主持養恤者的營私舞弊，施粥的范圍有局限性和災民集中易流行疾病等[7]。此外，中國傳統的社會福利思想也過于注重社會成員間的均貧富，對整個社會效益的提高注重不夠。從歷代思想家的主張可以看出，他們的理想往往是以實行“小國寡民”、“耕者有其田”、“老者有所養”為目標。政府施行的救濟以宗族為依托在便利的同時，也導致區域自治自足，地方保護色彩較濃厚。進入工業社會后，西方國家紛紛建立起各種社會保障制度，有北歐、英國的福利國家型，也有美國式的純粹社會保險型，以及德國、日本的社會保障型和新加坡、智利式的公辦自我保障型。在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經濟保障問題時，現代社會考慮的因素也較全面，既有出于道德準則上的原因，認為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是一種天經地義的事；又有出于發展經濟的一些理論，如：分配理論，注重資源調配中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同時，從政府的角度考慮，直接關注的是社會穩定；但也不忘從更高一層涵義上考慮，把社會保障的發展作為我們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指標。

中國傳統的社會福利思想與現代福利思想相比，顯得相當狹隘，我們要建立現代化的福利保障體系，向西方模式的借鑒與援引是必不可少的，這也是經濟市場化所要走的必由之路。但我們需注意，所謂現代的福利理念（實際上也就是西方的福利理念）也有其自身弊?。杭锤＠蔀檎撤矫媛毮?，缺乏整體性。此外，過于強調政府行為，也極易產生對受助者的侵權；同時也容易忽略對弱勢群體精神的照顧和支持。尤其是對于受助者來說后者往往是更為關鍵的問題。

作為西方社會保障發展史重要一環的《濟貧法》，便充分體現出單純政府行為的弊端性，同時其自身缺陷也為后人所詬病。如保障水平十分低下，“貧民習藝所”的生活條件十分困苦，其手段過于強制，忽略了受助者的人權與尊嚴。恩格斯曾批評《濟貧法》阻礙工業發展，鼓勵人輕率結婚，促使人口增長，抵消人口增長對工資的影響。他還認為此制度作為全國性的制度，使有些人不事生產，破壞家庭的聯系，經常阻礙資本的積累，耗費現存的資本，并使納稅人破產。就此而言，中國傳統的福利思想便有其合理性與現實性。它注重發揮家庭、家族血親關系的特有功能，同時從人性自然的親情關系入手去培養社會關懷與救助，使得相關的福利思想與措施切近而平易的貫徹下去。既調節了基層社會—即宗族內部的關系，又增強了民眾對政府的認同與歸依；既有宏觀的大同理想與德政管理，又有微觀的個體修為和人倫關懷。這些都曾經有效地發揮它的社會保障與穩定功能，在整體社會風氣的關注與改善上也頗有成效。我們今天要建構現代化的社會福利與保障體系，不能忽視自身傳統所提供的獨特視角及其有效經驗。參考文獻 ［1］《管子·入國》 ［2］《禮記·禮運篇》 ［3］《孟子·梁惠王下》 ［4］《孟子·滕文公上》 ［5］《墨子·非樂上》 ［6］《白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