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古代家訓對現代教育的啟示[精選]

中國古代家訓智慧對現代教育的啟示

林鶯

1988年，70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聚首巴黎探討人類社會發展的問題時，曾得出結論：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500年前，到中國的孔子那里去尋找智慧。

我個人理解，這個孔子，他其實是個泛指，并不單單是孔子這個人，或者是孔子的思想，而是我們中國古代綿延幾千年的傳統和文明，是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智慧，其中，就包含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中國古代家訓智慧。

那么，先來簡單了解下，什么是家訓？家訓的訓，指的是教導，訓誡，家訓，就是一個家族或一個家庭教育的主要內容，是家族的長輩教育子弟或家族成員，父母教育孩子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家訓的內容十分寬泛，包括言行舉止、修身、處世、交友、家庭生活、乃至出仕從政、建功立業等等。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正規的、有文字記載的家訓是西周初年周公的《戒子伯禽》。周公殷殷告誡代其治理封地魯國的兒子伯禽說：“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

周公的意思是說，我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又身兼輔助天子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輕賤的了.可是,我還(常常)洗一次頭發,要多次停下來,握著自己已散的頭發,接待賓客,吃一頓飯,要多次停下來,接待賓客,還惟恐(因怠慢)失去人才.他說這個的意思是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告誡兒子，到了魯國后，一定不能因為自己是國君，就慢待了士人和民眾，要像自己一樣愛才、惜才、尊重人才。

同樣，還有個父親教育孩子的故事，這個父親也很有名，大家一般將他當老師，當圣人，但他同時也是個父親，這位父親就是我們常說的“萬世師表”——孔圣人。孔子對學生很和藹，對兒子很嚴肅。他兒子也很有名，孔鯉，字伯魚，因為出生時，魯君送了一條大鯉魚來作為賀禮，所以叫孔鯉，字伯魚。孔子對這個兒子很嚴格，《論語》里記載，有一天孔子站在庭院里，他的兒子孔鯉“趨而過庭”，什么叫“趨”呢，“趨”就是小步快走，是表示恭敬的動作，在上級面前、在長輩面前你走路要“趨”，低著頭，很快很快地這樣走過去，這叫“趨”。那么孔鯉看見父親孔子站在庭院里面，于是低著頭“趨”，孔子說：“站住，學詩了嗎？”“沒有”。“不學詩無以言（你不學詩你怎么能正確的說話）？”“是”，“退而學詩。”又一天，孔子又站在庭院里，孔鯉又“趨而過庭”，孔子說：“站住，學禮了嗎？”“還沒有”。“不學禮無以立？（不學禮怎么能在社會立足）”“是”，“退而學禮。”這是偉大的教育家孔子對孔鯉的教育，也是一個普通的父親對兒子的教育，這段記載也被視為中國古代家庭教育中的典范之一。孔子說的“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則成了古代早期家訓的典型內容。

但“家訓”這兩個字正式得名并被后世廣泛認可并流傳下來是在南北朝時期，顏之推，寫了《顏氏家訓》，“家訓”才正式得名。

以后，大量以家訓為主要內容的文本文獻開始出現，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帝范》、司馬光的《家范》等，都是標準的家訓作品。還有許多家書、尺牘，里邊涉及有教育子女家人內容的，學術界也一概將其視作“家訓”。

中國家訓，不僅承載著豐富的教育智慧，也承載著華夏文明獨特的歷史智慧和人生智慧。

這些浩如煙海的家訓，我們當然不可能盡覽，只能選擇其中的一些精華，以求窺一斑而見全豹。

首先來看看《顏氏家訓》。《顏氏家訓》可以說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被稱為“古今家1 訓的鼻祖”。作者顏之推是南北朝時期的人，出生于江蘇南京，是魏晉南北朝儒家文化尤其是家訓文化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后人，也出了許多大家，比如唐代大學者顏師古就是他的孫子，后代還有個非常有名的顏真卿，大書法家。

《顏氏家訓》中關于修身、處世、治家、勉學、為官等方面的思想內涵非常豐富，還有許多在當時看來非常有遠見的觀點。比如說，《顏氏家訓》認為：第一，教育要從小抓起，顏之推特別提到要重視胎教。現在我們科學發達了，對胎教都比較重視，但大家想，顏之推，那是魏晉南北朝，公元531年，差不多1500年前的古人啊，有這樣的遠見卓識，太不容易了！第二，顏之推提倡“禮為教本”，要以忠孝仁義作為人生準則，為人不能貪慕名利，要做實事。他還用一句話告誡后代：“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這個對我們現代家庭教育，我個人覺得具有有很強的借鑒意義。“遺子千金，不如教子一技。”父母長輩，留給子女、后代再多金錢財富，而不教會他們通過正當途徑賺取金錢的本領，就等于給了孩子一個漏筐，所有留下的好東西都會從筐的縫隙中溜走，最后等待他們的就是無盡的慌張，甚至是慢慢走向犯罪的機會。我曾在網上看到這樣一則新聞，“敗家高帥富，挎愛馬仕包打劫超市”，說的是一個富二代，因為生意敗落，妻子離婚，又迷上賭博，敗光了所有家產，只好在成都街頭流浪。在饑餓難耐，走投無路時，心一橫搶劫了超市。被捕后警察發現其身上穿戴的奢侈品均為正品，但就是這樣一個身穿高檔品牌的25歲青年，面對生活的坎坷，脫離了富裕的生活便失去生活方向，連最基本的糊口都不能自給自足，最終走上犯罪道路。我們要告訴孩子，父母總有離去的一天，人生，最終只有靠自己。作為父母，不能認為留足夠的財富給孩子就夠了，一定要教子一技，教他真正實用的本領，好為他在將來自立于世、自求發展打好基礎，那才是真正的愛。

再來看看皇族的家訓，唐太宗的《帝范》。《帝范》共十二篇，是唐太宗親自寫了，賜給太子李治的。

《帝范》第一篇先講《君體》，主要包括為君之德性。其中寫道“非威德無以致遠，非慈厚無以懷民”，意思是君王沒有威信和德行，就不能使遠方四夷之人歸附；君王沒有仁慈的胸懷和寬厚的品質，就不能使百姓感受到恩典，治理天下，必須威德并用。

這句話既是對皇子治國的教導，其實也是一個為人處世的方法，同時，對我們家長教育孩子、老師教育學生也有啟示。

這里也有個故事，唐太宗時期，有個功臣，尉遲恭，不但驍勇善戰，立下赫赫戰功，還幾次對太宗有救命之恩。特別是玄武門之變時，李世民的坐騎受到了驚嚇，帶著李世民奔入玄武門旁邊的樹林，李世民又被林中的樹枝掛住，從馬上摔下，倒在地上，一時爬不起來。他的對手，也是兄弟李元吉迅速趕到，奪過弓來，準備勒死李世民，就在這時尉遲恭躍馬奔來大聲一喝，把李元吉嚇得趕緊放手逃跑，但尉遲恭快馬追上他，放箭將他射死了。要不是尉遲恭這一喝，李世民可能當場斃命，歷史就要改寫了。所以，對尉遲恭，唐太宗自然是給了格外的恩寵。但這樣一來，這個尉遲恭呢，就有點張揚、膨脹起來。一次，唐太宗舉行宴會，請了些老臣和宗室至親，因為有個人坐在他的上頭，尉遲恭就很不服氣，認為此人功勞不及自己，沒資格坐在自己上面。坐在尉遲恭下頭的任城王李道宗出來好意勸解，沒想到尉遲恭不領情，掄起拳頭對著李道宗一頓狂扁，不一會就把李道宗打得滿臉烏青，最嚴重的是，眼睛都幾乎被揍瞎了。這個李道宗也不是閑人，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弟，他還有個女兒，特別有名，就是文成公主。李世民當然很不高興。把尉遲恭叫去，說，我昨晚讀史書，看到漢高祖劉邦誅殺功臣的事，原來我以為高祖不對，所謂“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今天想想，我覺得韓信，彭越，他們也有該死之處啊”這話，說的尉遲恭腿直打斗，史書記載，此后，他天天在家里練仙丹打坐，安享晚年，再也不鬧事了。這個就是寬嚴有度，恩威兼施。

此外，唐太宗還告誡皇子們要多讀史書，以史為鑒，并且要從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中學2 會判斷是非、得到啟示。唐太宗本人也正是這么做的——

有一天，唐太宗就與大臣們聊，說是昨晚挑燈夜讀，讀到《晉書》，里面有一則晉武帝和大臣何曾的故事。

晉武帝司馬炎是西晉開國皇帝，前期能厲行節儉，虛心納諫，用人唯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后期，則熱衷于安逸享樂，生活上極盡奢華，大臣何曾看出了其中的危機，有一天下朝后就神色憂慮。兒子何劭看到后很納悶，就問父親，怎么回事？何曾就將自己對皇上的擔憂告訴了兒子并對他說，你呢，還可以免于殺身之禍，但是，他指指孫兒輩，像他們這代恐怕就危險了。果然，西晉王朝只延續了短短幾十年，先是“八王之亂”，然后“五胡亂華”，國家陷入了長時期的動蕩和戰亂，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啊？何曾的孫子果然跟他預言的那樣在亂世中遭酷刑所殺。

唐太宗說完此事，讓大家議論，發表看法。大家都紛紛夸何曾有遠見，是個聰明人。但唐太宗卻臉色一沉：我覺得何曾是個不忠不孝的罪人！

大家一聽，都愣住了。

“作為臣子，對君主要恪盡忠心，時時刻刻為國家安危和發展考慮，匡正君主的惡行，協力治理好國家。何曾作為朝廷要員，地位高，責任重，既然看到了問題，理應據實相告，直言規勸。可他呢，怕得罪君王，退朝回家發發議論，實在是不忠不孝。”說到這里，唐太宗話鋒一轉，“我聽說你們有些人在背后議論魏征，說他提意見出風頭，我看他不是。他敢于直諫，那是幫助我防微杜漸，不至于讓國家發展誤入歧途，是真正的良臣！”

從此后，再也沒有人在背后議論魏征了，更多地大臣也像魏征一樣，發現問題，也向唐太宗直言勸諫。也正是在魏征等一大批忠臣、直臣、賢臣的幫助下，唐太宗開創了“貞觀之治”。唐太宗從史書中讀出了智慧，所以，他也教育自己的孩子多讀史書，還要多思考。

再來看看五代十國時期的《錢氏家訓》這部家訓是錢氏的先祖吳越國王錢镠（liú）留給子孫的精神遺產。里邊有句話 “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必謀之；利在一時固謀也，利在萬世者更謀之。”當年，溫家寶總理在會見臺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最高顧問錢復時，曾引述過。

江南錢氏，堪稱千年望族，歷朝歷代皆有俊杰，很多狀元，無數進士。宋末畫家錢選，明代學者錢德洪、畫家錢谷、詩人錢謙益，清代藏書家錢曾、學者錢塘、訓詁學家錢大昭、畫家錢杜、篆刻家錢松均系錢門。近現代更是人才“井噴”，出了錢鐘書、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錢其琛、錢文鐘，錢永健等“一諾獎、二外交家、三科學家、四國學大師、五全國政協副主席、十八兩院院士”，當代國內外僅科學院院士以上錢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位，分布于世界五十多個國家。

《錢氏家訓》分個人篇、家庭篇、社會篇和國家篇。個人篇開篇即語：“心術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當無愧于圣賢！”認為人是天地之間的產物，我們每個人的內心都要堂堂正正無愧于天地，言行舉止要符合圣賢的標準。家族篇開篇即語：“內外六閭整潔，尊卑次序謹嚴！”讓我們看到家庭的細節對于優良人格的形成有多重要。家長把家里打理得次序井然，后輩自然會從小養成做事有條理的習慣，最終才能有辦大事的基本能力。社會篇開篇即言：“信交朋友，惠普鄉鄰。恤寡矜孤，敬老懷幼。”在社會交往中，誠信是第一要務。在鄉鄰問題的處理上，謙讓與人方便是首先要做到的。對于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更要負起責任，有能力就要帶頭撫恤。國家篇開篇即言：“執法如山，守身如玉。愛民如子，去蠹 [dù]如仇。”在國家層面，普通人更多的是在集體層面上，我們要懂得用嚴明律法來規范人們的行為，懂得社會的準則，潔身自好。愛民（對優秀的員工要如同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對于社會（集體）的蛀蟲（蠹），則要堅決剔除。由此可見，《錢氏家訓》主張忠孝傳家，愛國恤民，化家為國。它不只是錢氏后人的行為準則，更是留給每個中國人的寶貴精神遺產，是我們每一3 個中國家庭都應該認真學習的成長訓言。

包拯，包青天，大家很熟悉。包拯一生，身居高位，廉潔無私，痛恨貪官污吏，到了晚年，擔心后人會出不肖之徒，于是在家中立了一塊石碑，鐫刻著著名的《誡廉家訓》，嚴厲警戒后人：凡是包氏后代子孫有貪污受賄者，活著不得進家門，死后不得葬入祖墳。不遵從此訓令者，一概不是包氏子孫。如此言簡意重的包公家訓讓人肅然起敬，發人深省。事實證明，包拯的子孫確實沒有違背如此嚴厲的訓誡，歷代未聽聞有貪污犯法之人。

最后，我想給大家介紹的是我個人覺得中國古代最全面、最精辟、也是我個人覺得最優秀最有借鑒意義的一本家訓讀物：《曾國藩家書》。

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睜眼看世界”并積極實踐的第一人。我們以前在教科書中學到的是“林則徐，是中國近代史上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事實上，林則徐雖然睜眼看了世界，但他對西方依然有許多的誤解與偏見。比如，林則徐認為西方人“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故只長于海戰，一登岸就“一仆不能復起”可任大家宰割。因為西方人穿的高筒皮靴，他就以為西方人的膝蓋是不能彎曲的，只能依靠堅船利炮，在海上作戰，一上岸，就會倒地，束手就擒。他還認為，西方人喜歡中國的茶葉，那是因為他們平時都是吃牛羊肉或牛羊肉磨的粉，如果不喝茶，就會便秘而死。

曾國藩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也就是說他是站在林則徐這些前輩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他不但是看了世界，還進行了實踐，眼到心到，行動到。其直接結果，就是其洋務意識的產生。在曾國藩的倡議下，建造了中國第一艘輪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學堂，印刷翻譯了第一批西方書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學生。

曾國藩還說過一句話：“險遠之路，身往驗之；艱苦之境，身親嘗之。” 就是說不論艱難險阻，都要親身體驗，親自品嘗。有“行”有“知”，方為知行合一！比如他要搞洋務運動，要向西方科技文明學習，就要首先了解西方社會的狀況。但限于時代的原因，曾國藩很難做到實地考察，于是他找到了一個著名的替身--號稱中國留學生之父的容閎。容閎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在西方大學取得學士學位的留學生，他的巨幅畫像至今還被供放在美國耶魯大學的校史陳列室里。容閎畢業后放棄美國優厚的生活條件與環境，歷盡千辛萬苦回到國內，力圖教育救國。他跟曾國藩初次見面，兩人都被對方的精神、信仰與氣質所打動。曾國藩對所謂的美利堅知之甚少，卻在一面之緣之后即掏出68000兩白銀之巨資交給容閎，請他幫忙到美國走一趟，替自己考察現代軍工企業的設置情況，并委托容閎全權購買能建立完整軍工企業所需的原生機械。此前，清政府從未派人去過美國，絕大多數國人也并不知道美國在哪里，是一個什么樣的地方。可曾國藩就是這么信任容閎，親自把容閎送到江邊碼頭，親自把容閎送上船，然后看著孤帆遠影碧空盡，就好像自己親自踏上了遠赴美國的航程。歷時整整兩年之后，容閎費盡千辛萬苦，帶著他從美國購買的100臺能夠生產機器的原生機械回來了。就是在這100臺機器的基礎上，曾國藩著手組建了中國近代史第一個標準的近代化企業--江南制造局。

曾國藩家書中，我重點想講講“誠信”，他在《交友》篇中，告誡兒子：“凡與人交際，當求其誠信之素孚。”這里，是將誠信這個品格作為擇友和與朋友相交的一個首要條件和準則。交朋友，要交誠信的人，與朋友交往，也要做到誠信。誠實守信，是為人處事的基本準則，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

季札，春秋時代吳國的公子，博學多才，品行高尚。一次，他奉國君的旨意出使各諸侯國，途徑徐國時，受到徐國國君的熱情款待。兩人談古論今，意氣相投。宴席上，品著美酒佳肴，聽著優雅的音樂，季札一時性起，就起身抽出佩劍以助酒興，并對徐國國君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謝。

這把佩劍非比尋常，劍鞘上雕刻著蛟龍戲珠的圖案，鑲嵌有上等的寶石，燈光下閃爍著4 奪目的光芒。劍鋒則是用上好的鋼打磨而成，寒光閃閃，格外鋒利。在季札手中，劍被揮得銀光萬道，威力無窮。徐國的國君被這把佩劍深深地吸引住了，卻不好意思表達出來，只是不住地朝它觀望。季札心知其意，無奈出使諸國，寶劍是身份的象征之一，不能相贈，于是就在內心暗想道：等我完成了出使的任務之后，一定要回來將這把佩劍送給徐國國君。

怎料世事無常，等到季札出使返回，又經過徐國時，徐國國君卻在不久前暴病身亡了。

季札懷著沉痛的心情來到徐國國君的墓前，內心有說不出的悲戚與感傷。他望著蒼涼的天空，把那把長長的劍，掛在了樹上，心中默默地禱念著：“我知道您喜歡這把佩劍，只是當時不便相贈，如今我出使歸來，任務完成，可以將它贈予您了。”跟在一旁的隨從非常疑惑地問他：“徐國國君已經過世了，您將這把劍懸在這里，又有什么用呢？”季札說：“徐君非常喜歡這把劍，在離開徐國之前，我曾在心里許下諾言，回來時要將這把劍送給他。君子講求的是誠信與道義，怎么能夠因為他的過世，而背棄為人應有的信與義呢？”后人為紀念此事，在季札掛劍處修建了 “季子掛劍臺”。

司馬光，大家都聽過他小時候砸缸的故事，非常聰明。那是他六歲時的故事。司馬光七歲，還有件事，有一天他跟姐姐在父親的書房里玩。玩著玩著，開始砸核桃來吃，砸開了硬殼，取出里面的核桃仁，放到嘴里，可是剛嚼了幾下，就覺得核桃仁又苦又澀，于是吐了出來。姐姐對他說：“你瞧，核桃仁外面有一層薄皮，把這層薄皮剝掉，就不苦了。”司馬光點了點頭，就照姐姐說的去剝皮，誰知怎么也剝不下來。姐姐幫了一陣忙，也沒剝下來，正好有個小伙伴來叫，就走開了。這時候，有個使喚丫頭來給主人加開水，看到司馬光正干著急，就叫司馬光把核桃仁放在茶杯里，倒上開水泡一會兒再剝。果然，很容易就把核桃仁的皮剝掉了。過了一會兒，姐姐回來了，看到桌上放著白白的核桃仁，很驚奇，就問司馬光：“小弟，這怎么剝出來的？是誰想的好辦法？”司馬光挺得意地說：“我！”還把用開水泡核桃仁的方法告訴了姐姐。姐姐很開心，這小弟太聰明了，去年砸缸救人，今年想出這么巧妙的辦法剝核桃仁，真是神童啊。這時候，司馬光的父親走過來了，十分嚴厲地對司馬光說：“這是你想出來的辦法嗎？明明不是你，為什么要說謊？你這么小就不老實，以后還有人相信你嗎？” 司馬光挨了批評，知道撒謊是壞事，老老實實承認了錯誤，從此以后再也不撒謊。后來，宋史中記載，司馬光最大的品行就是誠，被人推崇，被青史記載。

國外，對這個誠信更加看重，有個德國留學生，成績很好，在德國讀到了研究生畢業，然后就想留在德國就業，找工作。但是找了很多企業、公司，都不要他。于是，退而求其次，找了中等企業去應聘，誰知人家也不要他。德國，大家知道，很多都是技工，他是研究生，高學歷啊？難道是因為中國國籍受到歧視嗎？不是的！后來，有個企業老板跟他說了實話：“年輕人啊，你知道嗎？信用記錄顯示，你曾經有三次坐公共交通沒有買票！”

所以，這個誠信非常重要。曾國藩將這個寫進家書，作為家訓，教導自己的孩子！另外，曾國藩對于孩子的學習興趣和職業取向的態度，也有值得我們現代家長借鑒的地方。曾國藩認為，一個人一生快不快樂，不在于做多大的官，賺多少錢，而在于你有沒有找到心靈的歸宿。所以他多次說：“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愿為大官。但愿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

曾國藩本人是個標準的儒生，和大多數古代知識分子一樣，是通過科舉考試出頭的。他的兩個兒子，大兒子曾紀澤，中國近代外交史上的領軍人物；二兒子曾紀鴻，出色的物理學家、數學家，可惜后來英年早逝。這兩個孩子，從小也是學的經史子集，當時的封建社會，儒生要施展抱負只有“華山一條路”，即參加科舉考試。但曾紀澤，第一次進城趕考就落榜了。老爹曾國藩得知后，打算寫信勉勵他，不要灰心，繼續努力。誰知，老家傳來消息，說曾紀澤打算從此放棄科學考試。族中長輩對此都甚覺驚奇，覺得這孩子瘋了，大家都認為曾國藩要是知道這個消息肯定要氣壞了。哪知，曾國藩卻很平靜，寫信問兒子，為什么要放棄科舉考試，自己心中真實的想法是什么？曾紀澤跟父親說，科舉考試內容僵化，都是在故紙5 堆中自欺欺人，不如學點實實在在有用的東西將來可以報效國家。現在西方列強入侵，國家飽受內憂外患，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摒棄夜郎自大的心理，承認差距，奮起直追，我想學點西方社會學與語言學。對兒子如此清晰的思路與遠見卓識，曾國藩大加贊賞并全力支持。不僅同意兒子放棄科舉考試，還親自為曾紀澤找老師，請當時一些了解西方文化的科學家和社會學家來教育他。后來，曾紀澤終成晚清著名外交家，跟郭嵩燾兩個人成了中國外交史上開風氣之先河者，出任英法大使期間，其深厚的文化修養得到了西方各國的交口稱贊。俄國侵占我國新疆伊犁時，在已經簽訂前期賣國條約的情況下，他孤身一人憤然請纓，在彼得堡跟俄國人唇槍舌劍斗智斗勇，終于憑借高超的外交智慧將伊犁要了回來。此事，被世界各國評論者稱為“人類外交史上的奇跡”.次子曾紀鴻，緊跟哥哥，他當時還小，還沒到參加考試的年齡，卻也學哥哥的樣，跟父親說：我也不考了，我要學物理學、數學。這些學科，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還很陌生，曾國藩自己也不了解，但他還是支持兒子的興趣。曾紀鴻后來成了中國近代著名的數學家。他將圓周率值計算到了100位的數碼，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曾國藩家書中還說：“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凌人，預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氣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孫。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處人，則荊棘少矣。”

孔子教育弟子，其中最要緊的是仁，仁，莫過于“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這幾句話。曾國藩也是這樣說并這樣做的，他的家訓對其子孫后世的影響十分深遠。讀書與做人，實質是相容并包的。通觀曾國藩的一生，其言傳身教對于曾氏家族的兒孫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續發展都奠定了扎實基礎，值得今人借鑒。

吸收中國古代家訓智慧，用于現代的教育，愿我們和我們的孩子都能做到立德為先、修身齊家、志存高遠、腳踏實地，幸福生活！

從傳統再回到現代，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使得孩子成了現代中國家庭的中心。對孩子的成長來說，家庭教育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青春期，是身體和思想迅速成長和定型的時期，這個時期，教育和引導的好與壞，將直接影響孩子的人生。

那么，這個敏感時期的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覺得首先是幫孩子樹立一個正確的價值追求。

人生是一段艱難的旅程！什么東西才能真正支撐我們走一輩子呢？鈔票？不行！錢可以買到床，但買不到睡眠；可以買到婚姻，卻買不到愛情；可以解決物質問題，但不能解決精神問題。朋友圈？也不行！不知道什么時候你就被取消關注了。親情？友情？愛情？當然這些很好，但沒有人可以陪你走一輩子，而且也沒有人可以替你走你的人生路。能支撐我們走一輩子的東西唯有一樣，它就叫做“價值追求”。

現在的孩子心理普遍很脆弱，我們不止一次地聽到哪里哪里的學校，這其中有中學也有大學，有個學生跳樓了。回想下中國古代，何曾聽說過有這樣的事？古代的年輕人、知識分子絕不會這樣，基本上就沒有自殺的，絕不會動不動就去自殺。

說到這里，有人可能會質疑，屈原，第一個就是自殺的，還給我們帶來了一個端午長假！請問屈原怎么死的？”“自殺的。”“怎么自殺的？”“跳水自殺的。”“跳的什么水？”“跳的汨羅江。”“汨羅江在哪里？”“湖南。”“屈原哪里人？”“湖北人。”問題來了，湖北人要死，為什么要跑到湖南去跳江呢？湖北沒有江嗎？湖北號稱“千湖之國”，要死不死在自個家門口，死到別人家門口，惡心人家去嗎？那么屈原為什么要跳江呢？原因很簡單，郢都被攻破了，楚國滅國了，屈原被流放到沅湘之際，寫完《哀郢》與《懷沙》后才沉江以明志。這叫6 什么？這叫“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這是為了一個更高的價值觀去死。不要說屈原了，“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田橫在秦末自立為齊王.劉邦統一中國后,田橫帶領五百多人逃入海島.劉邦招降說: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耳.田橫來到離洛陽三十里處,終覺向劉邦稱臣為恥,自刎而死.島上五百人,聽說田橫已死,也都自殺.五百人可以集體橫刀自刎。大宋亡后，崖山之役，十萬可以集體跳海自盡。更不要說大明亡后，江南一城一城的知識分子集體自盡殉國。這叫什么？這叫為了一個價值追求，為了一個價值觀而舍身取義！

但是，在個人生活中，面對再大的坎坷，再大的磨難，屈原怎么說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孟子怎么說的——“雖千萬人，吾往矣！”莊子怎么說的——“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這些都是古人的名言，其實用現代的話來說更容易理解，那就是——“天空飄來五個字，那都不是事兒！”為什么呢？因為內心有強大的價值支撐。這種價值支撐什么時候最容易獲得呢？無數的仁人志士告訴我們，它在青春期最容易獲得。

整整一百多年前，有一個17歲的年輕人，他叫蔣志清，考進了寧波的箭金書院，在這里他遇到了一個叫做顧清廉的老師。在這里他跟著顧老師讀到三本書，他后來在日記里提到，這三本書奠定了他整個人生的價值追求。第一本書，鄒容的《革命軍》，樹立了他的革命理想；第二本書，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從此他就變成了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所謂“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第三本書，王陽明的《傳奇錄》，奠定了他作為一個儒家知識分子的終身理想。這個17歲的年輕人后來有一個名字叫做蔣中正。

在蔣志清同學之后，又有一個比他小5歲的年輕人，叫毛學任，字詠芝，考入了長沙第一師范學堂，遇到了著名的楊昌濟老師。楊老師問他：“你這名字，不錯哦，誰取的？”毛學任說：“我自己取的，因為我崇拜的偶像是國學大師梁任公，梁啟超。”楊老師聽了點頭說：“梁任公確乎一代楷模，但我們湖南也有先賢值得你學習啊！”于是就送了兩本書給這個年輕的毛學任同學。一本《曾文正公文集》，一本《胡文忠公文集》，作者是晚清實學的兩位大師——曾國藩與胡林翼，也都是湖南人。后來毛學任太喜歡這兩個人了，說了一句名言——“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另外，則把自己的名字改掉了，不叫字詠芝了，因為胡林翼字潤芝，他就把自己字改成了“潤之”，后來大家都叫他毛潤之。

其實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我發現大多都發生在十七八歲，十八九歲。比如說，兩千四百年前，有一個叫仲由的同學。據司馬遷描述，他大概原來是混黑社會的，性格比較沖動。但在十八歲的時候拜在孔仲尼老師的門下，從此他脫胎換骨，由仲由變成了孔門大弟子——子路。

同時，在西方，在雅典，一個十八歲的年輕人，名叫阿里斯托勒斯，因為聽了一個叫蘇格拉底的老師的演講，感覺太深刻了，深刻到蘇格拉沒有底兒了！于是他決定放棄自己摔跤手的生涯，請注意，他原來是一個體育特長生啊，他當時在摔跤界已經有個外號叫“寬”，說明已經闖出了名頭。可他毅然決然放棄了職業生涯，拜入蘇格拉底老師門下。這個決定對于他個人來說還不算巨大，對于整個人類文明史來說才是意義極其重大，因為“阿寬”的綽號只是意譯，它的音譯叫做“柏拉圖”。

還有一位梁卓如同學，十七歲的時候高中舉人，有著大好前程，可十八歲的時候，因為來到一所學校，聽了一位叫康南海老師的課，便毅然放棄了科舉考試，拜入了康南海門下。后來這對師生以“康梁”并稱，這個梁卓如同學就是后來的國學大師梁啟超。

通過以上事例，我們不難看出，青春期是一個人性格定型和人生觀世界觀樹立的關鍵時期，因此，這個時期的家庭教育更是比其他任何一個時期更關鍵，更重要。

《曾國藩家書》中提到，“蓋世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這句話對我們教育孩子有相當深刻的意義。學生的主要任務是讀書，但同時要通過讀書讓孩子們7 樹立崇高的精神信仰，并用這個精神信仰來規范自己的行為。曾國藩的教育思想都來源于傳統文化，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社會文明的前提和根基。吸收中國古代家訓智慧，用于現代的教育，讓我們的孩子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努力做到立德為先、修身齊家、志存高遠、腳踏實地，健健康康地成長吧！

第二篇：中國古代十大家訓

中國古代的十大家訓

家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家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中國歷史上對個人的修身、齊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是國家更加富強的必不可少的一點。

遠古時代，人類社會經歷了氏族、家族、家庭的變遷，然而，這些都是形成一個國家的基石。

在國家不安定和國法不明確之際，家訓即可發揮穩定社會秩序的力量。因為，家族為了維持必要的法制制度，就擬定一定的行為規范來約束家族中人，這便是家法家訓的最早起源。

一、周公的《誡伯禽書》

“一飯三吐哺”

周成王親政后，營造新都洛邑，大封諸侯。他將魯地封給周公之子伯禽。周公告誡兒子說：“你不要因為受封于魯國就怠慢、輕視人才。我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又身兼輔佐皇上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輕賤的了。

可是，一次沐浴，要多次停下來，握著自己已散的頭發，接待賓客，吃一頓飯，要多次停下來，唯恐因怠慢而失去人才。我聽說，德行寬裕卻恭敬待人，就會得到榮耀;土地廣大卻克勤克儉，就沒有危險;祿位尊盛卻謙卑自守，就能常保富貴;人眾兵強卻心懷敬畏，就能常勝不敗;聰明睿智卻總認為自己愚鈍無知，就是明哲之士;博聞強記卻自覺淺陋，那是真正的聰明。這六點都是謙虛謹慎的美德。即使貴為天子，之所以富有四海，也是因為遵循了這些品德。不知謙遜從而招致身死國喪，桀紂就是這樣的例子。你怎能不慎重呢?”伯禽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沒過幾年就把魯國治理成民風純樸、務本重農、崇教敬學的禮儀之邦。有道是“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周公對兒子的諄諄教誨，可謂良苦用心。

二、司馬談的《命子遷》

“此孝之大者”

司馬談學富五車，所以他后來做了漢武帝的太史令，通稱太史公，掌管天時星歷，還職掌記錄，搜集并保存典籍文獻。這個職位是武帝新設的官職，可以說是武帝為司馬談“量身定制”的。

因此，司馬談對武帝感恩戴德又盡職盡責。由于責任心極強，司馬談在臨死的時候，拉著兒子司馬遷的手，邊哭邊囑咐，這就是司馬談的《命子遷》。司馬談希望自己死后，司馬遷能繼承他的事業，更不要忘記撰寫史書，并認為這是“大孝”，“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 他感到自孔子死后的四百多年間，諸侯兼并，史記斷絕，當今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等的事跡，作為一名太史而不能盡到寫作的職責，內心十分惶懼不安。所以他熱切希望司馬遷能完成他未竟的大業。

司馬遷不負父親之命訓，最終寫出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名垂青史。有人說，沒有司馬談的《命子遷》，就沒有司馬遷的《史記》。此話信然。

三、諸葛亮的《誡子書》和《誡外甥書》

“非淡泊無以明志”

諸葛亮46歲才得子諸葛瞻。他很喜歡這個兒子，希望兒子將來成為國家棟梁。諸葛亮有兩個姐姐，二姐所生子叫龐渙，深得諸葛亮喜愛。諸葛亮常年征戰，政務纏身，但仍不忘教誨兒輩。

他寫給諸葛瞻和龐渙的兩封家書，被稱為《誡子書》和《誡外甥書》。《誡子書》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誡外甥書》曰：“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疑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于美趣，何患于不濟。若志不強毅，意氣不慷慨，徒碌碌滯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竄伏不庸，不免于下流。”

從兩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對兒子和外甥的要求是一致的。《誡子書》和《誡外甥書》是古代家訓中的名篇，闡述修身養性、治學做人道理，讀來發人深省。

四、《顏氏家訓》

“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

顏之推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處世哲學、思想學識，寫成《顏氏家訓》一書訓誡子孫。全書共有七卷計二十篇，各篇內容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但主要是以傳統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講如何修身、治家、處世、為學等。

如他提倡學習，反對不學無術;認為學習應以讀書為主，又要注意工農商賈等方面的知識;主張“學貴能行”，反對空談高論，不務實際等。書中許多名句一直廣為流傳，如：“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與瞑目而無見者也。”“父子之間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矣。”“生不可不惜，不可茍惜。”等等。

歷代對《顏氏家訓》非常推崇，甚至認為“古今家訓，以此為祖”，反復刊刻，雖歷經千余年而不佚。

五、唐太宗的《誡皇屬》 “每餐一食，則念耕夫”

帝王家訓占有特殊位置，其代表作之一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誡皇屬》。太宗非常注重對皇子們的教育，經常告誡后代，應當遵守道德規范，加強道德修養，掌握治國之道。在《誡皇屬》中，唐太宗以自己勤勉政事為例，告誡“生于富貴，長自深宮”的皇屬克制自己，珍惜財物，不可奢侈，每穿一件衣服、吃一頓飯，都不要忘記蠶婦農夫的辛勤。

在聽聞決斷的時候，不要先入為主，任憑自己的喜怒，要謙虛、善于聽取不同意見，不要因為別人有短處就鄙視他們，也不要因為自己有優點就恃才而驕，要把敢于反對你的人當作老師，把逢迎你的人視為賊子。只有這樣才能夠永久富貴，貞正吉祥。太宗對皇屬都有如此嚴格要求，“貞觀之治”的出現就自然而然了。

六、包拯家訓

“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

包拯以公廉著稱，剛直不阿，執法如山。他在晚年為子孫后代制定了一條家訓，云：“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豎于堂屋東壁，以詔后世。”又十四字。

“珙”者即包拯的兒子包珙。包拯的這則家訓是他生前對子孫的告誡，并讓其子包珙刊石，豎于堂屋東壁，以照后世。這寥寥三十七字，凝聚著包公的一身正氣、兩袖清風，雖千載之下，亦足為世人風范。包拯的家訓，既是他對后人的訓誡，也是他一生的品格寫照。

七、歐陽修的《誨學說》

“玉不琢，不成器”

歐陽修4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母親對他的教育很嚴格。為節減開支，母親用蘆葦、木炭作筆，在土地或沙地上教歐陽修認字。歐陽修在家訓中希望兒子能繼續養成讀書的習慣，并從書中學會做人的道理。

于是他在教導二兒子歐陽奕努力學習時寫下《誨學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然玉之為物，有不變之常德，雖不琢以為器，而猶不害為玉也。人之性，因物則遷，不學，則舍君子而為小人，可不念哉?”歐陽修以“玉”喻“人”，誨學有道，可謂金玉良言。

八、《袁氏世范》

“小人為惡不必諫”

袁采為人才德并佳，時人贊稱“德足而行成，學博而文富”。在任樂清縣令時，他感慨當年子思在百姓中宣傳中庸之道的做法，于是撰寫《袁氏世范》一書用來踐行倫理教育。《袁氏世范》深入淺出，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所以又稱《俗訓》。書中有許多句子十分精彩，如“小人當敬遠”“厚于責己而薄責人”“小人為惡不必諫”“家成于憂懼破于怠忽”“黨人不善知自警”等等。《袁氏世范》很快便成為私塾學校的訓蒙課本。歷代士大夫都十分推崇該書，奉為至寶。

《袁氏世范》是中國家訓史上與《顏氏家訓》相提并論的一部，真正做到了“垂諸后世”。

九、《朱子家訓》

朱柏廬(1627—1698)，明末清初江蘇昆山縣人。著名理學家、教育家。“毋臨渴而掘井”朱柏廬的父親在守昆山城抵御清軍時遇難。朱柏廬侍奉老母，撫育弟妹，播遷流離，備極艱辛。

他始終未入仕，一生教授鄉里。他潛心治學，以程、朱理學為本，提倡知行并進，躬行實踐。他與顧炎武堅辭不應康熙朝的博學鴻儒科，與徐枋、楊無咎號稱“吳中三高士”。

《朱子家訓》全文五百余字，內容簡明賅備，文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問世以來，不脛而走，成為有清一代家喻戶曉、膾炙人口的教子治家的經典家訓。其中一些警句，如“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等，在今天仍然具有教育意義。

《朱子家訓》全文雖只有506字，卻集儒家做人處世方法之大成。

十、《弟子規》

李毓秀(1647-1729)，字子潛，號采三。清初著名學者、教育家。“凡是人皆須愛”李毓秀科舉不中后，就致力于治學。他根據傳統對童蒙的要求，結合自己的教書實踐，寫成了《訓蒙文》，后來經過賈存仁修訂，改名《弟子規》。

《弟子規》清代后期廣為流傳，幾乎與《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響。《弟子規》看似一本不顯眼的小書，實際上匯集了中國至圣先賢的大智慧。

第三篇：中國古代十大經典家訓分析

中國古代十大經典家訓(圖)

運用家訓教誡家人、子弟在我國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端蒙養、重家教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在我國古代家庭教育的實施過程中，“家訓”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倫理思想特別強調修身、齊家與治國、平天下的密切聯系，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為目的的家訓，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并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寶庫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從先秦到明清，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家訓可謂汗牛充棟。現遴選出十份家訓，既具有很廣泛的代表性，又是經典中的經典，與讀者一起來賞析。

壹

《誡伯禽書》

【作者】

周公旦（約公元前1100年），姓姬名旦，稱為周公。相傳他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被尊為儒學奠基人。

“一飯三吐哺”

周成王親政后，營造新都洛邑，大封諸侯。他將魯地封給周公之子伯禽。

周公告誡兒子說:“你不要因為受封于魯國就怠慢、輕視人才。我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又身兼輔佐皇上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輕賤的了。可是，一次沐浴，要多次停下來，握著自己已散的頭發，接待賓客，吃一頓飯，要多次停下來，唯恐因怠慢而失去人才。我聽說，德行寬裕卻恭敬待人，就會得到榮耀；土地廣大卻克勤克儉，就沒有危險；祿位尊盛卻謙卑自守，就能常保富貴；人眾兵強卻心懷敬畏，就能常勝不敗；聰明睿智卻總認為自己愚鈍無知，就是明哲之士；博聞強記卻自覺淺陋，那是真正的聰明。這六點都是謙虛謹慎的美德。即使貴為天子，之所以富有四海，也是因為遵循了這些品德。不知謙遜從而招致身死國喪，桀紂就是這樣的例子。你怎能不慎重呢？”

伯禽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沒過幾年就把魯國治理成民風純樸、務本重農、崇教敬學的禮儀之邦。

【圈點】

有道是“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周公對兒子的諄諄教誨，可謂良苦用心。

貳

《命子遷》

【作者】

司馬談（？—前110），西漢夏陽（今陜西韓城）人，子司馬遷。漢武帝時任太史令。

“此孝之大者”

司馬談學富五車，所以他后來做了漢武帝的太史令，通稱太史公，掌管天時星歷，還職掌記錄，搜集并保存典籍文獻。這個職位是武帝新設的官職，可以說是武帝為司馬談“量身定制”的。因此，司馬談對武帝感恩戴德又盡職盡責。由于責任心極強，司馬談在臨死的時候，拉著兒子司馬遷的手，邊哭邊囑咐，這就是司馬談的《命子遷》。司馬談希望自己死后，司馬遷能繼承他的事業，更不要忘記撰寫史書，并認為這是“大孝”，“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他感到自孔子死后的四百多年間，諸侯兼并，史記斷絕，當今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等的事跡，作為一名太史而不能盡到寫作的職責，內心十分惶懼不安。所以他熱切希望司馬遷能完成他未竟的大業。司馬遷不負父親之命訓，最終寫出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名垂青史。

【圈點】

有人說，沒有司馬談的《命子遷》，就沒有司馬遷的《史記》。此話信然。

叁

《誡子書》《誡外甥書》

【作者】

諸葛亮（181-234），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民間傳說中著名的智慧人物。

“非淡泊無以明志”

諸葛亮46歲才得子諸葛瞻。他很喜歡這個兒子，希望兒子將來成為國家棟梁。諸葛亮有兩個姐姐，二姐所生子叫龐渙，深得諸葛亮喜愛。諸葛亮常年征戰，政務纏身，但仍不忘教誨兒輩。他寫給諸葛瞻和龐渙的兩封家書，被稱為《誡子書》和《誡外甥書》。

《誡子書》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誡外甥書》曰:“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疑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于美趣，何患于不濟。若志不強毅，意氣不慷慨，徒碌碌滯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竄伏不庸，不免于下流。”

從兩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對兒子和外甥的要求是一致的。

【圈點】

《誡子書》和《誡外甥書》是古代家訓中的名篇，闡述修身養性、治學做人道理，讀來發人深省。

肆

《顏氏家訓》

【作者】

顏之推（531—591），祖籍瑯琊臨沂，先世隨東晉渡江。他經歷南北兩朝，洞悉南學北學的短長。

“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

顏之推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處世哲學、思想學識，寫成《顏氏家訓》一書訓誡子孫。全書共有七卷計二十篇，各篇內容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但主要是以傳統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講如何修身、治家、處世、為學等。如他提倡學習，反對不學無術；認為學習應以讀書為主，又要注意工農商賈等方面的知識；主張“學貴能行”，反對空談高論，不務實際等。書中許多名句一直廣為流傳，如:“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與瞑目而無見者也。”“父子之間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矣。”“生不可不惜，不可茍惜。”等等。

【圈點】

歷代對《顏氏家訓》非常推崇，甚至認為“古今家訓，以此為祖”，反復刊刻，雖歷經千余年而不佚。

伍

《誡皇屬》

【作者】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唐朝第二位皇帝，在位時以文治天下，虛心納諫。

“每餐一食，則念耕夫”

帝王家訓占有特殊位置，其代表作之一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誡皇屬》。太宗非常注重對皇子們的教育，經常告誡后代，應當遵守道德規范，加強道德修養，掌握治國之道。

在《誡皇屬》中，唐太宗以自己勤勉政事為例，告誡“生于富貴，長自深宮”的皇屬克制自己，珍惜財物，不可奢侈，每穿一件衣服、吃一頓飯，都不要忘記蠶婦農夫的辛勤。在聽聞決斷的時候，不要先入為主，任憑自己的喜怒，要謙虛、善于聽取不同意見，不要因為別人有短處就鄙視他們，也不要因為自己有優點就恃才而驕，要把敢于反對你的人當作老師，把逢迎你的人視為賊子。只有這樣才能夠永久富貴，貞正吉祥。

【圈點】

太宗對皇屬都有如此嚴格要求，“貞觀之治”的出現就自然而然了。陸

《包拯家訓》

【作者】

包拯（999—1062），北宋名臣,做官以斷獄英明剛直而著稱于世，有“包公”“包青天”之美譽。

“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

包拯以公廉著稱，剛直不阿，執法如山。他在晚年為子孫后代制定了一條家訓，云:“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豎于堂屋東壁，以詔后世。”又十四字。“珙”者即包拯的兒子包珙。

包拯的這則家訓是他生前對子孫的告誡，并讓其子包珙刊石，豎于堂屋東壁，以照后世。這寥寥三十七字，凝聚著包公的一身正氣、兩袖清風，雖千載之下，亦足為世人風范。

【圈點】

包拯的家訓，既是他對后人的訓誡，也是他一生的品格寫照。

柒

《誨學說》

【作者】

歐陽修（1007-1072），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玉不琢，不成器”

歐陽修4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母親對他的教育很嚴格。為節減開支，母親用蘆葦、木炭作筆，在土地或沙地上教歐陽修認字。歐陽修在家訓中希望兒子能繼續養成讀書的習慣，并從書中學會做人的道理。于是他在教導二兒子歐陽奕努力學習時寫下《誨學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然玉之為物，有不變之常德，雖不琢以為器，而猶不害為玉也。人之性，因物則遷，不學，則舍君子而為小人，可不念哉？”

【圈點】

歐陽修以“玉”喻“人”，誨學有道，可謂金玉良言。

捌

《袁氏世范》

作者

袁采，生年不詳，卒于1195年，1163年進士，后官至監登聞鼓院，類似負責信訪接待，為官剛正。

“小人為惡不必諫”

袁采為人才德并佳，時人贊稱“德足而行成，學博而文富”。在任樂清縣令時，他感慨當年子思在百姓中宣傳中庸之道的做法，于是撰寫《袁氏世范》一書用來踐行倫理教育。

《袁氏世范》深入淺出，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所以又稱《俗訓》。

書中有許多句子十分精彩，如“小人當敬遠”“厚于責己而薄責人”“小人為惡不必諫”“家成于憂懼破于怠忽”“黨人不善知自警”等等。

《袁氏世范》很快便成為私塾學校的訓蒙課本。歷代士大夫都十分推崇該書，奉為至寶。

【圈點】

《袁氏世范》是中國家訓史上與《顏氏家訓》相提并論的一部,真正做到了“垂諸后世”。

玖

《朱子家訓》

【作者】

朱柏廬（1627—1698），明末清初江蘇昆山縣人。著名理學家、教育家。

“毋臨渴而掘井”

朱柏廬的父親在守昆山城抵御清軍時遇難。朱柏廬侍奉老母，撫育弟妹，播遷流離，備極艱辛。他始終未入仕，一生教授鄉里。他潛心治學，以程、朱理學為本，提倡知行并進，躬行實踐。他與顧炎武堅辭不應康熙朝的博學鴻儒科，與徐枋、楊無咎號稱“吳中三高士”。

《朱子家訓》全文五百余字，內容簡明賅備，文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問世以來，不脛而走，成為有清一代家喻戶曉、膾炙人口的教子治家的經典家訓。其中一些警句，如“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等，在今天仍然具有教育意義。

【圈點】

《朱子家訓》全文雖只有506字，卻集儒家做人處世方法之大成。

拾

《弟子規》

作者

李毓秀（1647-1729），字子潛，號采三。清初著名學者、教育家。

“凡是人皆須愛”

李毓秀科舉不中后，就致力于治學。他根據傳統對童蒙的要求，結合自己的教書實踐，寫成了《訓蒙文》，后來經過賈存仁修訂，改名《弟子規》。

《弟子規》清代后期廣為流傳，幾乎與《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響。

【圈點】

《弟子規》看似一本不顯眼的小書，實際上匯集了中國至圣先賢的大智慧。

第四篇：中國古代改革及其啟示.

中國古代改革及其啟示(1)

摘要：中國古代改革、變法眾多，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變法成功者,國家富足，軍隊強大,成為當時的強國；變法失敗者,國家都走向衰微,以致滅亡。無論成敗每次改革都有激烈的斗爭，這無數次革新與變法實踐表明，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今天改革開放是時代的主旋律，學習古代改革史，總結改革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其中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多有益的啟示。關鍵詞：古代改革；規律；啟示

一、中國古代改革或變法的類型

中國古代歷史上革新與變法無數，主要可以分為如下幾種類型：一是奴隸社會內部富國強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等。二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化政治改革，如商鞅變法、李悝變法等。三是少數民族為漢化而進行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耶律阿保機改革、清初皇太極改革等。四是封建統治者為挽救統治危機而調整統治政策的改革，如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等。五是開國的相對賢明君主對統治政策的調整和改正：漢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等對統治政策的調整。

二、改革或變法成敗的規律 一場改革的成敗，通常有四個決定性的因素。

（一）改革是否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

改革是否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是最根本的因素。當政治、經濟制度不能保證國家實施有效管理，從而違背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時候，就要改變這種制度，也就是對上層建筑中的某些老化腐朽的環節進行必要的調整，更新和改造，并相應的對生產關系中的某些環節做局部的調整，更新和改造就成為必然的趨勢。因而，改革與變法實際上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矛盾運動的結果。否則，改革雖能藉強力強制頒行，但最終行而不遠。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順應了當時那種民族大融合的歷史發展趨勢，公元485年頒布均田令，實行漢化政策。改革促進了北方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加速了北方少數民族封建化進程，促進了北方民族融合。可以說是歷史上比較成功的改革之一。但是，歷史上的王莽改制卻是和歷史發展趨勢背道而馳。王莽改制以“王田私屬，不許買賣”的策略對當時土地兼并劇烈、人民淪為奴婢、階級矛盾激化的時弊開了一劑對癥藥方，而結局適得其反，即是因為當時的歷史事實已雄辯地證明封建土地私有制是能促進封建經濟走向初步繁榮、推動當時的生產力向前發展的，“王田制”則是一種歷史的反動，必然為歷史的進步所唾棄。

（二）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力量對比

有些改革雖然也符合歷史發展趨勢，但由于頑固派勢力過于強大而導致夭亡，如宋朝的王安石變法即為典型例子。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青苗法、募役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王安石變法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卻被廢除，因為新法觸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反對而最終失敗。為了維護整個地主階級長遠利益而改革,免不了要觸犯某些官僚地主的利益, 他們必然站出來反對改革。當宋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針砭天下弊政時, 一些元老重臣就起來反對。唐介說, 王安石不可大任,“若使為相, 恐多變更”富弼、韓琦、司馬光等也反對起用王安石。王安石執政后, 在宋神宗支持下, 先后制定和頒行了一系列新法, 更引起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激烈反對。幾乎每頒行一項新法, 都要遭到保守勢力的阻撓和反對。在政治上, 他們指責變法派不守“祖宗之法”,甚至說當時發生的天災也是實行新法所招致。在學術思想上, 指責王安石“背儒崇法”。總之, 保守勢力對王安石主持的新法, 處處攻擊非難, 致使決心勵精圖治的宋神宗也動搖了, 變法派內部也分裂了。

(三)有無觸動當時的政治基礎

封建社會的政治基礎是地主階級，北魏孝文帝在不觸動各族地主階級利益的前提下推行改革雖遭遇頑固勢力阻撓卻最終成功。而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等均因觸動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致失敗。

（四）改革在王朝所處的時期

一般而言，王朝初期的改革往往易于成功，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很多王朝的建立者都經歷過農民戰爭的洗禮，而農民戰爭又基本動搖或摧毀了舊秩序，“建章立制”的阻力較小。例如漢高祖劉邦，通過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發展了經濟，通過和親匈奴政策改善了民族關系。二是王朝初期的統治者大多親歷戰亂，深諳民生疾苦，易于吸取前朝滅亡的經驗教訓，調整統治政策以穩定社會、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亡的教訓，調整統治政策，善于納諫，知人善任，加強同少數民族的關系，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再就是王朝初期，皇權都比較強大，成為改革的堅強后盾。漢武帝劉徹加強皇權，解決王國問題，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派張騫出使西域，發展同西域少數民族的關系。

然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則頻頻“流產”，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對“舊制”進行局部修補。其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點： 一是王朝中后期，頑固勢力日積月累、十分強大，改革的阻力極大，難以深入。例如慶歷新政：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改革時弊，嚴格官吏升遷考核制度；限制官僚子弟親友通過恩蔭做官；加強各級長官的保舉和選派；嚴肅中央政令，取信于民。新政觸犯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遭到他們的阻撓，改革措施僅一年左右即被廢止。還有就是清朝的戊戌變法，守舊派勢力強大，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不在維新派手中，而緊握在以西太后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幾位掌實權的顯赫人物恭親王、慶親王，剛毅幾乎無例外地守舊。維新派只少數幾個人，而且在朝中沒有實權，最終以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發動戊戌政變，廢除了新法，戊戌變法失敗。

二是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往往著眼于

緩和矛盾，穩定政局，只能是對“舊制”的局部修補，改革的幅度較小，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由來已久的統治危機。例如自萬歷元年(公元1573年)以后，張居正從整頓吏治開始，逐步推行以振興明王朝統治為目標的全面改革措施。張居正的改革并不是徹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16世紀的地主階級經過漫長的歲月，已經邁過它的黃金時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的歷程，使得統治階級的眼光愈來愈趨向保守，即便像張居正這樣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這個階級局限，提不出遠大的政治理想 張居正以近民便俗為改革的依據，是超群出眾的見解。但他在接受國事委托時又表示:“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高度贊揚“政必法祖”的精神，給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變法，“法祖”是反對改革的旗號，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譽青史，但這旗號到張居正手里卻變成新政的法寶。雖然張居正改革起到了使明王朝“起衰振隳，綱紀修明，海內殷阜”的作用。甚至明末有人說他是“救時宰相”，這是褒獎，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時者救得了一時，救不了一世。那發生在衰老機體上驀然一現的迥光，并不能招還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滅了。最后是王朝中后期，皇權相對衰落，中央集權式微，起不到強有力的保證作用。元英宗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漢族封建文化。十八歲登基的他眼看元朝就要走進歷史的死胡同，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挽救尚未病入膏肓的朝廷。他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廣泛起用漢族地主官員和儒士；發布《振舉臺綱制》，要求推舉賢能，選拔人才；罷徽政院及冗官冗職，精簡機構，節制財用，行助役法并減輕徭役；頒行《大元通制》，以加強法制，推行漢法；清除鐵木迭兒余黨，查處他們的貪贓枉法事件。在這一系列雷霆手段的重擊下，元朝似乎朝野上下煥然一新。這些措施理所當然的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貴族的反對，但年輕的皇帝對此并沒有足夠的警惕。至治三年八月，元英宗由上都啟程返京，途中宿營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這時，蓄謀已久的鐵木迭兒余黨--御史大夫鐵失突然發動了政變，年輕的皇帝被鐵失一刀殺死，而他蒙漢共治的思想也慘烈的畫上了句號。

三、古代改革給我們的啟示(一)

改革須先從權貴中推行 從中國歷史上改革的情況看,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上層 ,要實行改革 ,必須首先統一上層的認識和立場 ,這就要造成強大的輿論。商鞅變法,與當時保守勢力的代表人物甘龍、杜摯進行了激烈辯論 ,從而宣傳了自己的變法主張。太子犯法 ,商鞅說: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于是“刑其傅公子虔 ,黥其師公孫賈。明日 ,秦人皆趨令。”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其阻力也來自上層 ,所以趙武靈王讓王諜告公子成說:“行政先信于貴”,通過做工作,爭取到了他們的支持 ,其法才得以推行全軍。中國自古是個人情味濃厚的國家,人們常常禁不住以情代法。范仲淹大刀闊斧地裁減地方上貪污而又無能的官員,就遭到了一些官員們的反對 ,連曾贊成改革的富弼都說:“你大筆一揮 ,可知就造成一家哭啊!”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 ,比一路人哭怎樣 ?”意謂寧讓庸吏貪官一家哭,也不讓在他們治理下的一路人哭。所以變法的失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權貴們的反對。綜觀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情況，一些人們反對改革的主要動因 ,一是囿于認識,二是羈于利益。囿于認識主要是指其認識落后于形勢的發展,因循守舊,對所謂“祖宗之法”缺乏辯證的分析，羈于利益主要是指其為保護其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而反對變法,其反對變法的理由可以講得冠冕堂皇,骨子里乃為保護其一己之私利而已。二者又是互動的 ,其由于認識短淺而羈于私利,由于羈于私利而認識短淺。變法必然伴隨著一些利益調整 ,權貴們為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往往會竭力反對變法,他們有時也會講很多變法的好處 ,但一旦觸及到自己的利益時,其立場和態度就會發生截然相反的變化。

（二）制定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是否可行 ,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故古人主張,改革必須要有獨智之慮, 即要有獨到的見解和思慮 ,制定出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如商鞅為秦孝公首先制定了先富國強兵 ,奪占黃河和崤山之固 ,后東向以制諸侯 ,最后成帝王之業的宏偉規劃,取得孝公的支持后,開始變法。宋代王安石的《言事書》、《上時政疏》,亦是其施行變法的綱領。清代康有為的“公車上書”等也是當時改革的綱領性文件。總之,有無高明而可行的方案 ,是改革能否施行以至成敗的前提,這就必須進行深入調查,充分論證,精心思慮,反復推敲 ,努力使方案趨于完善,步驟合于形勢。

（三）最高統治者必須具有將改革 進行到底的決心

改革是一項極為復雜的工程 ,中間難免出現矛盾、曲折和反復。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改革的決心如何,往往是改革成敗的關鍵。管仲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得到了齊桓公的支持,他自己又掌握了國相大權。商鞅變法之所以取得成功,關鍵性原因也是取得了秦孝公的支持，而其最后被殺 ,也是因為最高統治者易人,他失去了“靠山”。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取得成功 ,也是因為他本人就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他雄材大略,變法態度堅決,又取得了一些重臣的支持。因此 ,頑固的保守勢力在他面前最終都敗下陣來。至于宋朝王安石變法之敗,清代康、梁維新之亡,都與最高統治者的態度、權威等有直接的關系。所以商鞅在看出秦孝公真正有變法圖強的決心后 ,才講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范睢對秦王“三問而不敢對”,就因為變法事關重大,而最高統治者的態度又關系著變法成敗。

（四）變法時機的選擇要適宜

《呂氏春秋·察今》中說:“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移時移,變法易矣。”講的就是要把握好改革的時機。歷史上的一些成功的改革者,都是順應歷史潮流 ,把握時機 ,適時進行改革的。如商鞅選擇在“諸侯卑秦”,秦孝公感到“丑莫大焉”,決心繼承先人之志,變法圖強,下達求賢令之后 ,西行入秦,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于是決定在秦國實行變法。變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成功。相反 ,歷史上一些王朝的統治者由于缺乏應有的敏銳,盲目驕傲,和平麻痹 ,看不到“世易時移”的新特點,丟掉了改革的機會,導致最后被動挨打。如近代以來,西方經過工業革命后 ,火器有了很大發展 ,在武器裝備上已將清帝國遠遠拋在后面。但醉心于“天朝”、“中心”的清朝君臣們對此麻木不仁,視而不見,一味關著門稱老大。五十年后,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大清帝國的君臣們嘗到了西方“船堅炮利”的厲害,受到了歷史的懲罰,這才手忙腳亂起來。這一歷史事實證實了古人“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不可以持國”訓言的正確。

(五)軍事改革要系統運籌并周密施行

軍事改革是國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歷史上有一些比較單純的軍事改革,例如魏舒的毀車以為行,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等，但是大部分軍事改革都是被納入到整個國家改革之中的,是國家改革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例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等都是如此。從中國歷史上軍事改革的情況看,軍事改革必須系統運籌,周密施行。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討論變法時,都講到“措置得兵”的問題,即是指此。王安石說:“西事稍彌,邊計正當措置。天下困敝,惟為兵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國可以富強。余皆不足議也。”強調了利用和平間隙進行軍事改革的重要意義和基本要求。

（六）改革者要有義無反顧、勇于獻身的精神

從中國歷史上改革的情況看,那些改革的積極倡導者都沒有一個好的結局。這是因為改革必然遭到保守勢力的反對,而這些保守勢力往往都握有重權,他們會利用自己的權力對改革始則反對、繼則扼殺、不行則韜晦,進行打擊報復。所以歷史上很多人對改革望而生畏,隨波逐流者多,敢挽狂瀾者少;講大道理者多,真行實干者少;善始者多,克終者少。但是歷史證明,中國不能沒有這些改革者。沒有了他們,中國就真的失去了希望。他們往往是當時富國強兵的先行者 ,上層建筑的修補者,緩和階級矛盾的調停者 ,在一定意義上說 ,也是歷史前進的推動者。譚嗣同云:“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 ,今日中國未聞有變法而流血者 ,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請自嗣同始。”他被捕后 ,在監獄墻上題詩曰:“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昆侖。”在臨刑時又慷慨陳詞 ,大意是為了救國,我愿灑了我的血, 以喚醒千百人站起來繼續進行維新事業。譚嗣同這種為了改革而義無反顧、勇于獻身的精神感天地 ,泣鬼神,是應大力弘揚的。改革者沒有這種精神,其改革大都半途而廢。中國歷史上的改革還有一重要特點,就是人存政在,人去政息。究其原因 ,除了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之外,還有一極為重要原因 ,就是變法堅持時間之長短。變法沒有不建立制度的,但中國是個人治的國家,即使變法建立了新制度 ,人們也可照樣將其廢除。習慣勢力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變法實施時間一長,人們習慣,后人再改也就難了。商鞅變法,“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數”,“行之十年,秦民大悅”,新法實行時間長了, 人們習慣了,后人再想改就難了。但新法長期不改 ,也會變成“舊法”。只有不斷變革,社會才會進步。這就是《易傳》所謂的“生生不息”。我國的先人們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告訴我們: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變易是永恒的,不變是相對的。治國、理軍必須遵循這一客觀規律,適時進行改革,切不可墨守成規,求穩怕亂,反對變革。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第五篇：淺析中國古代行政監察制度及其對現今的啟示

行政監察學期末論文

淺析中國古代行政監察制度及其對現今的啟示

行政監察學期末論文

摘要：我國的行政監察制度有著悠久的歷史，了解我國古代的行政監察文化，研究其利弊得失和經驗教訓，對于健全和完善我國現有的行政監察制度具有一定的參考借鑒意義。本文通過梳理我國古代行政監察制度的發展演變過程，歸納總結規律和共同特征，并且結合我國目前監察制度的現狀，探討如何取古代行政監察制度之精華，去其糟粕，使其更好地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關鍵詞：行政監察制度

演變特點

監察效能

監察方式

行政監察學期末論文

如何實現國家的良好治理？戰國思想家韓非子說“明君治吏不治民”?，說明官吏的管理對國家的治理有很大的影響，甚至是決定性的。行政監察制度作為一種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以及國家行政機關任命的其他人員的行政活動及行政行為所進行的監督監察的制度，在促進廉政建設，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和現實意義。目前我國的行政監察制度存在很多問題和缺陷，反觀我國古代的統治者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逐漸建立和完善了一套行政監察制度，在維護皇權和加強統治秩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當中有我們值得借鑒和完善的，下面就從古代行政監察制度的發展過程及其特點來總結歸納借鑒意義和啟示。

一：我國古代行政監察制度主要的發展階段及其特點

（一）萌芽階段——先秦時期

先秦時期并沒有形成行政監察制度，但是這一時期監察意識出現。“周公使管叔監殷”?即是說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滅商后，商紂王之子武庚被封在商都，統治殷遺民，商王的京畿被劃分為三個地區，分別由武王弟霍叔、蔡叔、管叔統治，以監視武庚，謂之“三監”。這也許就是最早的監察意識，但那時主要是監國而非監吏?。

我國歷史上產生的第一代監察官員，在《周官》中稱“御史”，同時，在青銅器銘文中也有“中御史”和“三有司”的記載。在商代，懲治國家官員的職務犯罪，主要有“三風十愆罪”、“聽贓罪”和法官的“五過”罪。這一時期的監察制度盡管還在萌芽階段，但是在監察這方面的嘗試開了歷史先河，激勵了以后朝代的繼續探索和完善。

（二）形成階段——秦漢時期

秦始皇統一七國，建立起大一統的封建專制的帝國以后，就在中央政權內部建立了與行政機關和軍事機關并列的監察機構。

秦漢時時在中央設御史府，長官是御史大夫，但其基本職責是“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既是便于協助丞相處理政務，又是對丞相的監督。其屬官分成兩個部分，一是以御史丞為首，統領御史在御史府中協助御史大夫辦理政務； ??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孟子·公孫丑》 ? 《中國古代行政制度史》

李孔懷

第1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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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御史中丞為首，負責監督官吏，接受百官奏事并且按規章彈劾官員。

在地方上，秦在郡一級設有守、尉、監，三者之間既有分工，又互相監督。漢代基本因循此制，后改長官負責制，層層監督下屬是長官的主要職責之一。這樣州、郡、縣分別在本級長官的領導下，形成相對獨立而對本級長官負責的監察體系。為了加強對地方的控制，漢武帝把全國劃為13部（州）監察區，各部設刺史，以“六條”監察郡國，年終回京匯報。

特點：主要是有中央和地方之分、監察和行政尚未分開。

（三）魏晉南北朝——發展階段

魏晉時，御史臺逐漸脫離從屬地位，成為完全獨立的部門，直接由皇帝控制。

在中央，御史依其監察的主要事務一分為三：治書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侍御史。治書侍御史監察百官，舉劾不法，并組織領導侍御史。侍御史除了糾察不法外，還是御史臺的日常事務負責人。殿中侍御史一般居殿中糾察非法，凡百官朝班秩序，舉止言行，都是監察的對象。

中央對地方的監察，主要是采取不定期和不定官職的遣吏巡察。御史應命出巡，稱為“臺使”，負責品評地方官員的善惡，糾察冤獄，傷民勞民不法之事。

特點：御史臺逐漸從行政機關脫離，稱為獨立的監察機關；形成了中央監察機構的初步統一；御史“聞風奏事”的制度形成，諫官系統開始規范。

（四）隋唐——成熟階段

隋唐設御史臺、司隸臺、謁者臺，分別負責內外監察，御史臺總領監察之職，三院監察官員品階不同，職責有別，構成一個嚴密的監察系統。地方則分為十五道監察區，形成比較嚴密的監察網。

同時，唐代監察制度的日趨完善不僅表現在傳統的御史監察體制的完備，更在于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諫官系統。這樣就更加完善了只監察官吏而皇帝被排除在外的局面，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特點：御史權力擴大，并享有部分司法權；形成“臺諫并立”的局面。

（五）明清——嚴密階段

明代將御史臺改為都察院，是專門負責維持封建國家機關以及官吏綱紀的部門，“職責糾劾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明代地方設十三道監察區（明末增加為十五道），負責各道監察的官員為監察御史，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獨立進行糾舉彈劾之權。明代還將地方分區監察和中央按系統監察相結合，專設六科給事中——吏、戶、禮、兵、刑、工六科給事中?，當時被合稱為“科道之官”。

?? 《明史·職官志》

蔡放波：《中國行政制度史》，中國科學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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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監察機構沿襲明代，又有所發展。值得一提的是，清廷還對還以皇帝的名義制定了我國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監察法典《欽定臺規》，對都察院的體制任務工作規程等都作了具體的規定。至此，我國古代監察系統達到了高度的統一和嚴密。

特點：改變了唐以來監察機構“臺諫”并列、明代“科道”分立的體制，實現監察組織的空前完整和統一。

二：我國古代行政監察制度的發展趨勢及其整體特點

（一）監察逐漸與行政分離

秦漢時期御史大夫執掌監察，同時又是丞相的副職，受丞相統治。而丞相府的司直也是中央一級監察官員，不僅剝奪了御史大夫的監察權，同時御史大夫本身也是監察的對象。這種監察機構及其官員受行政掣肘的情況，反映了監察機構還未成為獨立于行政的政治實體。東漢時御史臺雖然已經成為國家的專門監察機構，但還只是相對地獨立行使監察權。

唐代監察制度從行政中分離出來的傾向明顯加強，御史臺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監察機構。其內部分工明確，職責分明，臺院、殿院、察院各司其職，且又統一于一臺。體制嚴密的三院一臺系統克服了漢以來監察機構的重疊，監察官員名目繁多、職權不清、統屬紊亂的情況。

明代監察制度從行政中分離出來的主要表現在打破了唐宋以來御史臺三院的分工。都察院上升為“三大院”之一，其職總理朝廷內外上下監察事宜，并統管中央、地方、行政、司法及軍事等監察工作。

經過這樣的完善，監察權逐漸與行政權分離，獨立行使其監察職能，不受或少受行政的干預，從而提高了監察的效能和獨立公正性。

（二）形成自上而下的垂直監察領導體系

自魏晉御史臺脫離少府后，中央監察機構獨立成為監察機關，地方監察機構一般也不隸屬于地方衙門，而是直接受皇帝或者中央監察機關領導。

如明清時期六科給事中重點是加強對六部的行政業務監察是直接受皇帝統治而不附屬任何機構的獨立監察體系。地方監察御史與地方一級行政長官地位平等。都察院、六科給事中和十五道監察御史均職掌獨立，互不統屬，并分別向皇帝負責。

這種監察體制有利于監察機構獨立地行使監察權，排除同級或者上級行政長官的干預，為監察職能充分發揮掃除了障礙。

（三）權重責輕

漢刺史一來形成以卑臨尊、秩卑權重的傳統，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發揮監察官的作用。

明十三道監察御史雖然是七品小官，但是他們巡察轄道，考察官吏，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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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天子巡狩的巡按。巡按到地方后不僅可對省級以下的所有地方官員進行監察，而且可監察身為布政使和按察使的“藩服大臣”。布政使為一省的最高行政長官，從二品，按察使為最高司法、監察官，正三品。一個七品的巡按使卻能對從二品和正三品的封疆大臣進行監察，正是統治者運用位卑權重，以小制大、以下監上的統治術。“御史論劾三司方面及有司，五品以上指實參糾，六品以下貪酷顯著者即便拿問”?就表明了這一點。

監官位卑權重，一方面便于皇帝管理，肯聽從皇帝命令，乖乖服從皇帝：另一方面監官地位低下，使其無法形成強大的反抗力量，只能專心為皇帝服務。

（四）注重監察官的選任

歷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監察官員的選拔和任用。在選任方式上，針對歷代“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的弊端，自宋代以后，中央一級監察官多為帝王親定，皇帝直接主掌任用權；而地方監察官則實行“臺官自選制”，從而使包括宰相在內的各級行政長官置身于御史監察之下。

此外，統治者對于監察官員的任職資格限制很嚴。不僅要求監察官有剛正不阿的品質、豐富的為官經驗和優異的政績，還要求監察官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宋代就曾規定未經兩任縣令者不得充任御史，明代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規定御史必得科舉出身，否則不選。

這樣做的積極意義就在于有利于保證監察官既有較高文化素質，又有較豐富的治民從政經驗。這對監察工作的實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五）強調回避制度

早在漢代就已經實施了地域回避制度，規定刺史均不能是本籍人，后有實行“三互法”，即規定自身本籍、婚姻之家的對方之籍以及兩州人士的對方之籍相互換籍為官，不得相互異地從監。宋代的宰相不僅沒有薦舉御史的權利，而且規定凡是宰相的親戚故友，以及被宰相舉薦為官者均不能出任監察御史。

明代的回避制度有兩種：一是故地回避，凡是巡回監察之處系原籍，或者曾為任官、寓居處所，必須回避。二是仇嫌回避。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處理公事，中間有仇嫌之人，準許提出回避。明代還規定了“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

通過這些嚴密的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杜絕了裙帶關系、地域血緣親疏關系給監察事務帶來的干擾，避免了監察官相互之間的行私舞弊和袒護包庇。

（六）權利直接來自皇帝，作用的發揮與皇帝的個人素質和昏庸能力緊密相關

可以說，古代的監察機構是維護皇帝專制統治的工具，是皇權的附屬品，皇帝往往不受監督，其加強監察制度的完善最終是為了自己的集權統治，從這個意義來說監察制度并沒有完全獨立和行使監察職權，其效果限于皇帝的個人裁決，而且監察機構部穩定，常常因皇帝的個人決策改變，減弱了監察制度的實際 ? 《萬歷會典》卷二一0《出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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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

我國古代行政監察制度在調整統治集團內部的利益關系和維系統治階層的穩定性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同時，對于古代官吏的管理、監督方面的貢獻，促進了行政管理的高效性以及官員清廉自律，從而實現更好的國家治理。但是，也存在很多的問題，比如發展到后期的東廠西廠、錦衣衛等監察異化的問題。對于我們當代的行政監察制度有很大的借鑒和吸取教訓的意義。三：古代行政監察制度對于當代監察制度的現實啟示及其解決措施

（一）保證監察的獨立性

目前我國的監察和行政不分，監察機關受行政機關影響較大，不能獨立地行使監察權。主要表現為一定程度的黨政不分，使執政黨的外部監督在一定程度上演變為類似于行政監督的內部監督，且都附屬于行政機關，降低了行政監督的獨立性。另一方面，現有的雙重領導體制也是造成監察無法獨立于行政的原因。一級的監察機關是行政監督的主體，但是由于其要受到本級政府的領導和上級監察機關的雙重領導，而客觀上由于人員編制、財政預算等一系列問題受制于同級行政機關，俗話說“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這種受制于人的領導體制使得行政監察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因而在監督同級政府時感到力不從心，有畏難情緒；上級監察機關又鞭長莫及，造成監察漏洞。

監察受到行政的干預，而監察的主要對象又恰恰是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這樣監察的效能可想而知。為此，應該加強立法．通過立法形式明確各監督主體的權限、職責、地位及活動范圍、方式、程序等，理順權責關系，惟有如此，才能明確各主體之間及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責任、權利和義務關系，才能建立起切實有效的責任追究制，才能保證行政責任的正確實現和追究?。

（二）完善監察人員的選撥和任用制度

古代歷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監察官員的選拔和任用，除了選撥方式多樣化，對于監察人員自身的素質和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

目前，我們的監察機關人員多是通過公務員考試錄用的，沒有一定的高標準。因此，對于選撥任用監察官員，要繼續完善錄用制度和考核方式。不僅要對人員的執政能力工作能力進行考核，對監察人員的個人品質也要加入考核范圍。監察人員的個人品質代表著監察機關的整體形象，對監察工作的良好進行也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對于監察官員的考核要全面且考核標準要更高。

再者，對于監察人員的考核，要采取多層次全方位的考核，爭取能力素質較好者得到重用，同時也激勵監察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引導監察人員樹立正確的監察思想，培養監察人員的公正、無私品質。

監察隊伍的整體形象關系到監察工作的有效進行和監察機關的形象，關系到 ? 溫龍行．我國行政監督的疏漏及其對策[J]，政法論壇．2003(1):04-05

行政監察學期末論文

大眾對監察機關的信任程度，要加強自身隊伍的建設。

（三）完善監察法律體系

古代“以條問事”，使得監察功能獲取源自法律的權威力量得以發揮。現今我國沒有完整統一專門性的行政監察法律法規?。我國雖已相繼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監察機關審理政紀案件的暫行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實施條例》等多部相關法律法規，但是規定得較為原則，具體操作性不強。應盡快推出一系列的配套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實施細則等作為其必要補充，對監察官員的選拔任用、監察機關的職責權能、監察活動的程序紀律等方面都做出具體詳細的規定。從而使行政監察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切實保證行政監察職能的充分發揮。要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為行政監察制度的運行設計好一套行之有效的、權威的法律體系，保障行政監察的有效運行。

（四）多種監督方式結合并用

古代采取常駐的監察機構和自上而下的巡察制度結合進行監督，大大提高了監察的效率。

目前我國監察方式單一，多為被動監督，且事后監督，這種落后的監察方式使得行政監察的效能大大減低，監察機構職權沒有充分發揮，使得行政活動濫用職權、不規范、違法現象多發，不利于廉政建設。應該采取多層次，多方位的監察機制，引進先進的監察手段和技術，比如電子監察，引入群眾參與機制與監察機制相結合等。

（五）加強行政監察的透明度

古代的回避制度的實行是為監察公正做保障。回避制度的實行，在一定程度上杜絕了裙帶關系、地域血緣親疏關系給監察事務帶來的干擾，避免了監察官相互之間的行私舞弊和袒護包庇。在現代需要借鑒，也是廉政建設的一個方面。利益問題往往影響監察工作的進行，因此對于有利益摻雜的事務，在進行監察時應該采用一定的回避程序來規避腐敗出現的可能性。

不僅在監察機關內部實行有利于監察獨立公正的制度，外部的監督必不可少。行政機關有監察部門監督，那么監察機關又由誰監督呢？當然是公眾的監督了。但是，目前監察機關政務不透明，信息不公開，公眾難以行使有效的監督權力，因此監察機關需要透明行政，在陽光下行使權力，接受社會的監督，從而提升其真正的作用和價值。

結語

我國古代的行政監察制度經過各朝各代的探索實踐，不斷完善和改進，有其獨特的先進性。在監察機構的設置、監察官員的選任、監察職權的規定、監察方 ? 《行政監察學》杜興洋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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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監察學期末論文

式的運用等方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教訓，對我國建立科學合理、完善有效的現代行政監察體系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我們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其更好地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參考文獻：

《行政監察學》

杜興洋

主編

《中國古代行政制度史》

李孔懷

著

《中國行政制度史》

蔡放波

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我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借鑒意義》

陳實

理論學刊，2002，11 《古代官制通史》

張晉

主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中國皇帝制度》

徐連達、朱子彥等

廣東教育出版社 《中國古代政府機構設置沿革》

袁剛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中國行政效能監察——理論、模式與方法》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我國古代行政監察制度探析》

敬志杰、謝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