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古代誠信觀念的演變及對當代大學生誠信教育的啟示

古代誠信觀念的演變及對當代大學生誠信教育的啟示

（西南大學國防生選拔培養辦公室：郭亮）①

摘 要：中國古代誠信觀在先秦時期萌芽確立，鞏固發展于秦漢時期，宋明兩代被延伸拓展，明末至清得以經世致用。挖掘傳統誠信觀中有價值的道德因素和內在的倫理精神，為提高當代大學生道德修養，加強誠信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關鍵詞：古代誠信觀 演變 誠信教育 啟示

誠信是中國道德的基本規范和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中國的倫理體系中歷來都倍受推崇，甚至被奉為圭皋。中國的誠信觀源遠流長，作為一種價值理念伴隨著歷史進程的推移不斷得到豐富發展。認真梳理中國傳統誠信觀的演變，可以充分挖掘古代誠信教育中有價值的道德因素，為我們今天克服誠信危機，重塑大學生誠信美德提供寶貴的思想文化資源。

一、的演變古代誠信觀念

（一）、萌芽確立：先秦時期

上古時代和夏商周時期，就已經萌芽了樸素的誠信觀，到了春秋戰國，中國古代的誠信觀念基本得以確立。在當時除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提倡重視誠信外，其它諸子百家也都意識到誠信的重要性，并對誠信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和系統的闡釋，此時的誠信觀也由以前的感性意識上升為理性的思考。在各家思想互相碰撞與交流中，古代誠信觀的框架得以搭建。

中國古代最早的歷史文獻《尚書》中已有“誠”的出現，《尚書·太甲下》中記載：“神無常享，享于克誠”，這里的誠主要是指對鬼神的虔誠，具有濃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而到了《周易》中，“誠”被看做是個體安身立命的根基，已具有道德本體論的含義。《周易·乾》中提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這就是說真正的君子應該在誠的基礎上把提高道德修養和建功立業結合起來。春秋以前對誠信的文字記載不是非常豐富，但卻是古代誠信觀念產生的起源，并為中國傳統誠信觀的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誠信”問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儒、道、法、默諸家都有論述，而闡釋最豐的當數儒家。在孔子的思想中，誠信被看作是立國之基、為人之本、交友之道。《論語·顏淵》記載，其大弟子子貢曾向孔子求教為政之法。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把信放在治國的首位，體現了孔子提倡的誠信政治價值。孔子還反復告誡弟子“言必信，行必果”（《論語·子路》），“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論語·學而》），“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孟子在孔子誠信觀的 ① 作者信息：郭亮，男，2007年7月參加工作，講師，國防生選拔培養辦公室工作，手機：*** 基礎上，將誠信列為人倫道德的重要規范，提出了五倫說，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騰文公上》）。其五倫說概括出了古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確立了“信”為處理人際交往中的一條基本原則。此外，孟子還給出了思誠的命題，《孟子·離婁上》記載：“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他把誠看成是天的本性和自然界的規律，“思誠”則是做人的方法和訣竅，對“誠”做出了本體意義和道德意義上的規定。荀子順著孔孟誠信思想的客觀方向，作了大跨度的邁進，對誠信道德做了較為全面的闡述。他認為，誠信是個體必須具備的基本品質，也是統治者的治世之道，強調社會各行業都必須以誠信為本。《荀子·不茍》中說：“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致誠則無它事矣”，荀子把誠看成是人生最高境界和個人道德修養的主要原則，并且還強調：“誠者，君子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修身》）。相對于儒家的誠信觀，道家追求的誠信更側重于“真”、“信”兩方面，認為人類最根本道德就是真樸之德。老子要求人們“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老子·六十三章》）。強調即使對不守信的人，也要信任他，這樣才可以使人守信。這反映了老子對真實、誠信的追求。莊子則提倡順乎自然，真實不欺的誠信品德。所謂“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莊子·漁夫》。莊子把“本真”看做是精誠的最高境界，不精不誠，就不能感動人，對誠信有了新的理解。墨家則始終把誠信作為評價人的一條重要道德標準，推崇忠信之士。墨子說：“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法家雖然主張以法治國，但卻非常看重道德規范中“誠信”的功能。商鞅把“信”與“法”、“權”并列，共同認為是治理國家的三條綱領：“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商君書·修權》）。法家學說集大成者韓非提出“巧詐不如拙誠”《韓非子·說林上》，認為誠是處事之方法，并進一步指出：“小信則大信立，故明主積于信”（《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以此告誡君主治國要取信于人。

通過先秦諸圣賢的論述，“誠”與“信”逐漸在中國的傳統倫理體系中成為核心內容之一，古代誠信思想也在這個時期基本得以確立。

（二）鞏固發展：秦漢時期

隨著漢代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綱領，儒家的誠信思想更加得以繼承和發揚。“信德”被統治者欽定為“五常”之一，納入治理國家的重要內容，使得“信”逐漸成為滲透于社會生活各領域的重要道德準則，對中國封建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漢武帝時期，出于政治需要，董仲舒建立了一整套周密的“三綱五常”封建倫理思想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信”與“仁、義、禮、智”一起一同概括為“五常之道”。“夫仁、誼（義）、禮、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修飭也，王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春秋繁露·舉賢良對策之一》）。嚴格地講，董仲舒所提倡的信，與先秦諸子所講之信是有區別的。他的信是單向的，重在強調臣對君的信，以便于君對臣的管理，從而鞏固封建中 央集權統治，作為臣民必須：“至忠厚言，以事其君”，而且這種信必須以“禮”對其進行規范，所謂“好為大夫者，宜厚期忠信，敦其禮儀”。盡管董仲舒的倫理思想帶有單向性，但他將信作為五常之一，加強了誠信道德在中國傳統道德規范中的地位。從此以后，信作為五常之一，既體現了封建社會中人們的社會關系，如臣對君誠；又規范了人們的道德行為，如朋友之間守信等。在這方面，董仲舒對當時社會誠信道德的建設是有很大貢獻的。

秦漢是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確立和鞏固時期，儒家思想開始正式成為統治思想。由于儒家思想最適宜維護封建統治，所以自此以后它就成了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主流。特別是董仲舒倡導的“三綱五常”，更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接受和推崇，作為五常之一的“信”，也由此而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的心理之中，對后世產生著無可估量的影響。

（三）延伸拓展：宋明兩代 自漢代以后，各朝對誠信的論述都因襲不斷，到了宋明時期隨著理學的復興，誠信再次被大家所重視。理學家們把對“誠”的理解進了延伸拓展，上升到一種哲理化的層面。他們認為誠是天理的本然，是天人合一的基礎，是人身心內外合一的根源。

宋明理學的開創者周敦頤建立了以誠為中心的思想體系，《通書》第一章記載：“天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在這里，誠被認為是萬物的開始，同時他將宇宙觀中的誠同道德觀中的誠統一結合了起來。周敦頤還特別強調以誠為本的道德本體論，認為：“誠者，圣人之本”（《通書·誠上》）；“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通書·誠下》）。在他看來，仁義禮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皆以誠為基礎。而另一著名的理學家朱熹則認為“誠”是宇宙天理的本然，人們的所作所為必須合乎天理。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說：“誠者，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誠”是“天理”的組成部分，客觀世界是本然存在的，“誠”也是本然存在的。他還說：“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的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己之心，能不違于物乎？若未盡己之心，而有違于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朱子語類·第二十一》）這里朱子特別強調了忠信在做人之道中的作用，把忠信看做是為人處世的木之本、水之源。

宋明理學對“誠”的闡釋，體現了一種天地一體的思想，誠的意義超越了生命個體的約束，獲得一種合乎天道的境界，是一種形而上的誠的存在。

（四）經世致用：明末至清

由于經濟的發展，商業繁榮，特別是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的出現，明末至清時期的誠信觀明顯帶有經世致用的思想痕跡。

王夫之指出：“夫誠者，實有者也”，“誠，以言其實有者爾”（《四書訓義·中庸三》）。“誠”在王夫之那里首先是作為實有的概念，指人們尊重客觀規律的態 度。在他看來，誠是主體人對客體事物的認知和把握，他在《四書訓義·大學》中指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四目，既是修身的前提亦是修身的次序。實際上，在商業經濟發達的清代，受誠信道德的影響，商人經商過程中也非常注重標榜誠信。清初商人孫緒燮“廢學而奮于賈，嘗病市道詐偽，曰：信義人所棄，自我得之，則富貴也”。于是，“人爭恭之交易者，不重千金，而重翁一言”。明清最強大的晉商和徽商在總結自己的經營之道時，也都把誠信放在首位。徽商吳南坡表示，“寧奉法而折閱，不飾智以求贏”，“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終不以五尺童子飾價為欺。”主張誠信為本，堅守以義取利，是徽商一以貫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獲得了良好的市場信譽。從根本意義上說，將誠信作為經商從賈的道德規范，正是徽商獲得成功的要訣所在。隨著時代的變遷，中國傳統誠信觀到清代普遍的得到實用化。

千百年來，中華民族視誠信為自身的行為規范和道德修養，使誠信成為安身立業、社會交往、治國安邦之根本。在傳統道德體系中，誠信之德成為中國傳統倫理的結合點，與封建道德的其他規范相互貫通并居于核心地位。作為一種“善德”誠信始終為社會各階層所推崇，歷代思想家都不斷挖掘和提升它；統治者出于穩定江山社稷的迫切政治需要，也不斷強化它，使之以封建綱常的形式居于社會道德的主導地位；在社會大眾層面，崇尚明禮誠信逐步成為一種文化傳統，內化為我們民族的一種精神特質。這就使誠信之德在中國封建社會實際上成為維系社會秩序必不可少的道德之網的“網上扭結”，其教化功能、調節功能和導向功能綿延千年而不衰。

二、古代誠信觀對當代大學生誠信教育的價值 在當今的大學生中，相當程度上存在誠信缺失的現象。求職作假、考試舞弊、貸款不還、論文抄襲等行為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嚴重阻礙了大學生的全面發展，誠信危機成為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普遍性問題。在探究解決方法時，我應當不能忽略從傳統道德資源中尋求先哲智慧，著力挖掘傳統誠信觀中有價值的道德因素和內在的倫理精神，為提高大學生道德修養，加強誠信建設提供寶貴的借鑒。

（一）追求“內誠于心”的誠信理念。

古人把講誠信作為自己為人處事的內心向往和追求，把誠信道德規范內化為 自我良心的自覺，視之為終身為奮斗的目標，因此，具有很強的自律性和穩定性。先哲重視修身立業，并把修身放在首位。《易經》云：“君子進德修業”，告誡人們做人要有德有為，而有德是有為的前提。《禮記·大學》記載：“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這里把“意誠”放在了提綱挈領的位置，是心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講誠信是內心的自律覺悟，不是什么外在動機的需要。而在現今很多大學生的眼里，誠信思想中的功利化因素嚴重，他們將講誠信作為一種工具，使講誠信成為一種有條件的接受，而不是一種自覺自為的行為。價值取向的功利化目標使部分大學生在道德行為上的自我意識比較明顯，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日益突出，在涉及到自身利益時，常常以犧牲道德原則為代價，其直接結果便是使失信行為的發生變 得理所當然。從這個意義上講，古代的誠信觀是具有可借鑒的現代價值的。當代大學生只有把講誠信作為自己自覺的行為，才可能達到“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思想境界，才能經得住外在事務的誘惑，才能真正成為講誠信的人，有道德的人。

（二）借鑒傳統誠信觀中的踐行方法。

中國古代誠信教育中特別注重實踐的作用。《禮記·淄衣》中說：“聽其言 觀其行”，“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孔子強調的是必須踐行誠信，誠實守信不能僅停留在口頭上，而要體現在行動中。在《論語》一書中更是隨處可見孔子對身體力行的要求。例如“敏于事而慎于言”，“先行其言而后從之”，“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等等。古代的誠信教育告訴我們一定要引導大學生從點滴小事開始就得樹立誠信理念。在實踐中讓大學生體會誠信、理解誠信、自覺的遵守誠信。如此，誠信也才可能內化為廣大學子的自覺行為。

（三）加強傳統文化教育，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質

我們在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規、規章制度用來約束大學生失信行為的同時，應當同時注重對他們進行人文素質教育，培養大學生的高尚人格。人格是做人的根本，也是誠信穩固的保障。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誠信的內容極其豐富，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著作中對誠信就有非常深刻的論述，其它一些歷史書籍，家訓家規中也隨處可見誠信內容。培養大學生的誠信意識主要來源于個體內心的道德理念，以及社會良好的人文生態環境。只要每一個人的人文素養提高了，誠信的重塑將不再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因此，我們應當注重用中國傳統文化來提高大家的誠信素質，從而幫助學子們樹立誠信品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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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淺談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演變與當代啟示研究背景與意義

淺談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演變與當代啟示研究背景與意義

我們不難發現，持續了1300年之久的科舉制，曾經閃耀過璀璨的光芒。在科舉制消逝了近百年 的今天，我們仍能感受到科舉時代所積淀的傳統文化之無處不在。在經歷了盲目而激烈的批判之后，科舉制又 漸漸為世人所慎思、所吸納。作為中國古代一種大規模的國家考試，科舉以選拔優秀人才擔任政府官職為鵠的，對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產生過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從教育的角 度看，由于深受“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影響，封建時代辦學的目的是“儲才以應科目”，足見科舉對教育的影 響之大。科舉廢除已近百年，其對教育的影響卻彌漫并積淀為現實基因的一部分。探討科舉制下考試與教育的 關系，有利于我們今天的教育考試改革鑒古知今、趨利避害。

科舉制度是指朝廷允許普通人士和官員自愿向官府報名，然后經過分科考試，依照成績從中選取人才和授給官職的一種制度。

科舉在中國古代總的來說是弊大于利的。

從制度的角度來說，科舉制度確實是中國古代的偉大發明。

一、科舉的積極作用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體現在文化方面。

首先，科舉制度使得中國的文化精華得到傳承。作為考試內容，讀書人最重要的就是學習知識，而在當時最重要的就是學習古代文化知識。一個書生沒有飽讀文化思想的精華所在何談治國之道。這樣一來，中國文化就延綿不絕的傳承下去。

其次，科舉也不斷發展和豐富著中國文化，如果沒有科舉制度也就沒有，中國古代的燦爛的文化。如詩、詞、歌、賦的發展與繁榮；唐小說的興起與發展。如此說來，科舉制度對于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確實有著不可輕視的作用

二、從科舉制度對社會以及封建統治的作用來看。

科舉制度是為了選拔官員而設立的。這樣的一種選官模式，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任用官員的主觀作用，體現出了任人唯才、唯賢，淡化了世族、門第的影響。形式上給幾乎每一個人提供了可以進入仕途的均等機會，而且確實使大批中小地主及知識分子進入到封建國家統治機構中來，為封建統治階級拓寬了政治基礎，提高社會的行政效率。

三、從個人角度來看

科舉作為社會上入仕為官的唯一重要途徑，很大程度上激發了人們的求知欲望。想要在科舉考試中取得好成績，擁有淵博的知識是必須的。一個出身普通家庭的人想要進入朝廷，高榜題名，然后升官晉爵，光宗耀祖，飛黃騰達，全家富貴，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科舉考試。

由此看，科舉制度的實行在古代是積極的作用是主要的。但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特別是在封建社會下,科舉制度的弊端也日益突現。

一、由于統治者改變考試內容使科舉成為束縛知識分子思想的枷鎖。八股取士，原來用意我想可能是，用固定的格式寫，便于考官評分，以示“公平”。后來卻成了統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壓抑了那些本來不擅長科舉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識分子，無法在學術上思想上進行創新。從而導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停滯不前。甚至產生像孔乙己那樣的科舉犧牲者。

二、科舉制度也產生了家庭悲劇。由于科舉制度及第者享有豐富的優待的榮譽，而且科舉也是普通人出頭的重要途徑，因此經常會有貧士高中之后拋妻棄子的悲劇發生。

三、科舉制度導致官場腐敗。隨著歷史車輪的推進，出現了科舉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親師的教育又造成了師門關系的盛行。這樣造成了嚴重的師門裙帶關系現象。這些師門關系在官場中互相拉幫結派，并且官官相護。這就不利于國家建設一個公正公平公開的社會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場的黑暗和社會的混亂。

四、科舉制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文化心理，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念。科舉成為最吸引人的事業，讀書成了最有意義和價值的活動，科舉及第與否成為人生極喜極悲的重大因素。相信陳世美的丑名是無人不知曉了，雖然這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當事人的思想價值觀，和責任感，但是科舉畢竟給了它這樣一塊生存的土壤。

由此，就科舉制度的消極作用來說并不主要是制度本身的錯誤，應該承認科舉是一項好的選官，選才制度。就制度本身而言，科舉不愧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杰作，在中國歷史上起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如同傳統文化的其他精華一樣，科舉制度的積極部分值得我們繼承和發展。淺談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利弊，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才是我們的目的。

第三篇：中國古代教學智慧對當代語文教學的啟示

中國古代教學智慧對當代語文教學的啟示

Implica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wisdom of contemporary teaching of language teaching

【摘 要】中國傳統教學智慧是歷經數代人的生命體驗和生活經驗，最能夠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體現其巨大適應性和優越性的文化成果。中國當代語文教學存在著一定的功利化、片面社會化和低效化，欲解決中國當前存在的教育問題，可以從古代傳統教學中汲取經驗，用以指導當代語文教學。

【關鍵詞】教學；當代語文；傳統教學；啟示

【Abstract】Contemporary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here is a certain utilitarian, one-sided socialization and inefficient technology, we can solve these problems to seek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 Chinese teaching.Chinese ancient traditional teaching in the various teaching ideas can give us inspiration in teaching.【Key words】teaching；contemporary language；traditional teaching；revelation

蔡元培先生就教育問題曾指出：“教育應該采用歐美之長，孔墨教授之精神。”① 在現代教育的發展過程中，“歐美之長”已經入駐中國，形成了豐富的教學理論體系。但在百年的教學發展中，“孔墨教授之精神”卻拋諸腦后。“孔墨教授精神”是蔡元培老先生對中國古代傳統教學思想的一種代表性說法，也就是說中國現代教學應該從中國古代教學中汲取優秀思想精華以指導現代教學的發展。但隨著中國近代社會體制的落后和外來思想的沖擊，以及隨后的“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的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許多優秀的思想精華被排除在現代教學體制之外。伴隨現代教育教學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和中華傳統文化的再次崛起，中國古代教學思想的優秀再次展現在我們面前。

我國的語文教育有著幾千年的悠久歷史。1949年至今的語文教育我習慣稱之為當代語文教育。在現在我國多數省份私塾之風漸漸興起，這向我們展示了現代教學的部分缺失和中國傳統教學中存在值得現代教學重新重視的內容。本文將在中國古代的教育中提取智慧精華，啟示當代語文教學，以建立全面和諧發展的教學觀念。

一、中國當代語文教學存在的問題

總的來說，中國的教育事業綿延幾千年，已經成為一個十分穩定的活動。但是中國學生受教育后的綜合素質在全世界排名的話，卻無法得到一個靠前的位置。中國受教育的學生總人數在全世界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人均素質估計應該是排在全世界倒數的。自從解放以后到現在的六十多年時間，中國的素質教育，進步并不大。所以，中國的教育現狀在某些方面是非常令人擔憂的。

漢語是中國人的母語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基礎，因此語文作為一門承載母語的學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當代教學中仍存在著一定問題。

（一）語文教學目的與教學原則功利化

所謂功利，就是說主體為滿足自身需要并運用一定的手段所獲取的物質利益。② 而這里所說的教學目的與教學原則功利化指教學所追求的是眼前的功效和利益。具體表現為教學過程中以應試教育為主，追求升學率，就業率，并以百分比的方式作為教學結果的表現方式。語文教學活動對比其他學科，應更加注重人文性，更傾向于對學生的人格進行正確培養。而功利化的表現使語文教學活動流向世俗，破壞了語文本身的人文精神。

（二）語文教學內容與師生觀念片面社會化

社會化就是由自然人到社會人的轉變過程，是通過社會接觸將自己的行為、準則向社會普遍標準靠攏，形成符合社會發展的行為規范和活動準則。在教學開展的過程中，物質社會化和道德社會化產生不平衡的發展，使學生的社會化發展片面進行，表現為教學內容為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偏向社會技術的傳授，而在道德素質的培養上，因與社會物質生活接軌較少而被忽視。語文學科的內容是文本與精神相統一的，是主觀與客觀相 ①錢永生.孔墨教授之精神與大學教育[J].大學教育科學，2006，(4)，77.②楊光欽.大學的功利與功利的大學[J].遼寧教育研究，2004,(1)，18.結合的，是充滿人文關懷的。但社會化是許多精神內被忽視，僅僅是對文本驚醒形式化的解讀。

在師生觀念上，當代社會師生觀念受西方文化影響，認為師生關系應該是一種自由與平等的，認為教師所授不必全部接受，應有個人觀念，但有時這種追求社會平等關系趨于片面，忽視了學生思想的不成熟性和社會的復雜性，使教學活動無法順利展開。

（三）語文教學過程與教學結果低效化

效率指在單位時間內完成的工作數量。而這里所說的低效，就是指在教學單位時間內，即學生在校期間，由于教學過程不當導致所達到的教學水平無法滿足社會一般需求。具體表現為教學過程中教師單方面灌輸知識，學生被動接受，師生雙向互動成為擺設，以及完成教學任務后學生高分低能、“仲永”現象①、博而不精、高學歷犯罪形象、人才向外流失等。

二、中國古代教學智慧與當代語文教學

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歐美之長已進入中國百余年，其思想已經形成一定體系。取長補短固然是好，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與其向外尋求，不如回歸本源。

中華文化五千年，教育事業也同樣發展了五千年，這五千年的發展同樣提供給我們豐富的教學經驗，只是被我們忽視了而已。欲解決當代語文教育中存在的這些問題，經歷重重考驗的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其實已有了許多經驗。即蔡元培老先生所說的“孔墨教授之精神”。在五千年歷史長河中，傳統各家各派關于教學的思想浩如煙海，從中我們尋求智慧，用以對現代教學進行指導。

（一）教學目的——德才兼備

縱觀中國歷史，儒家的教學目的是“君子”，即“仁”“義”“禮”“智”“信”皆具的人；魏晉時期對教學目標的闡釋是“得意忘言”、“窮理盡性”、“越名教而知自然”；南宋時期則有“培養德才兼備，文物相資，博學多才的人才”的說法。由此我們看出，盡管時代流派有所不同，但在教學目的上，都有一個共通之處，即“德才兼備”。只有德才兼備的人才能成為國之棟梁。

對比現代教學目的的功利化，中國古代教學目的不是短時間內的效益，而是需要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使受教者成為德才兼備的、對社會發展帶來長久利益的賢才。

“德”在許慎的《說文解字》記載：“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內得于心。”段玉裁進一步解釋到：“內得于心，身心自得也；外得于人，謂惠澤使人得之也。”“才”，不僅指人所具有的知識和技能，更包括將這些知識和技能利用起來，解決現實中的問題的能力。

《左傳》中寫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在中國的倫理觀點上,講求“立德”、“立功”、“立言”，這里立德為首。《中庸》總綱中也提到“尊德性而道問 ① 具體內容參見王安石的作品《傷仲永》

學”。這都表現了中國傳統教學以倫理道德為最高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決定了德才兼備應“以德為本，由才成德”，二者是辯證統一的。孔子在《論語?里仁》中說道，一個人若能自處在仁義中，那就是獲得了最高的美德若是不能達到仁的地步，那就不能說獲得了智慧。在《八佾》中也認為，一個人沒有仁的心，就算有禮的意識和奏樂的技能也是沒用的。這都說明了以德為本的觀點。同時，“未知，焉得仁”的觀點又說明學生會在掌握廣博的知識、智能良好發展后進一步夠陶冶情操，提高道德品質。

事實上，我們無法準確分別德與才孰輕孰重、孰先孰后，但可以肯定的是，道德培養與才能提升在學校教學中不可有所偏頗，從以上分析中，我們不難了解，“德才”所展現出的教學目標，是古人對學生堅定的意志、勤學好問等非認知因素的培養和重視，以及將認知因素與非認知因素的共同發展作為預期目標而前進。

由此可見，傳統教學目標的索要培養的全面發展的人，是既具有豐富的到的認知，又具有良好的道德情感，還具有完善的道德行為，并由德成才，由仁而知的人。這種教學目的觀是人文性與功利性的完美結合，是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的完美體現。語文教學更是需要確立德才兼備的教學目標，在教學中滲透德育思想，將學生培養成為思想積極向上的對社會有力的人。

（二）教學原則——講求實用

教學原則是在教學活動中，根據一定的教育目的和教學任務，遵循教學過程的基本規律而制定的對教學的基本要求，是指導教學活動的一般原理。在現代教學追求就業率升學率的功利化教學原則下，許多教學原則被教育者忽略，造成學生的教學結果產生落差。重新把握教學原則是教學工作成功開展的重要條件。

中國傳統的教育原則具有豐富性、形式多樣，在教學活動中雖未明確提出教學原則這一明確概念，但就其發展表現過程，可以概括為“講求實用”。其中，“因材施教”、“啟發誘導”、“循序漸進”、“溫故知新”四大教學原則是我們最為值得借鑒的方面。

1.“因材施教”的教學原則

中國教育家孔老夫子在因材施教方面堪稱楷模。孔子重“知人”，他根據學生所表現出的個性差異采取不同的教學措施。在《論語》中，孔子對不同的學生采取分科教學：對顏淵、閔子騫、冉伯牛等重視德行教育；宰我、子貢則注重語言口才方面的培養；子游、子夏著重向文學方面靠攏；對冉有和季路則注重仕途政事的說教。《學記》中總結“多、寡、易、止”①四種不良的學習心理，對此提出“長善而救失”，意思是說師者要能夠發現學子的錯誤，并對學生的錯誤進行指導和糾正，重視因材施教，能將缺點轉化為優點。②

2.“啟發誘導”的教學原則

孟子提出“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縱之”，表明教學活動中教師是啟發教學成功的保證。朱熹提出“指引者，師之功也”，即教師的作用不是教而是導，①指在學習過程中貪多、求少、認為知識簡單和半途而廢

②代新杰.學記中的學生觀發微.[J].《蘭臺世界》.遼寧教育研究所，2012,(3)，45.不是授而是引。①

3.“循序漸進”的教學原則

顏回贊孔子“循循然善誘人”，這里的“循循”就是循序而有步驟的施教。學記中用“學箕”、“學裘”等具體事例來說明學生應由淺到深、由易到難。孟子用水流比喻教學積漸而進的過程。朱熹總結前人，明確提出了“循序漸進”的概念。

4.“溫故知新”的教學原則

所謂“溫故”就是再次學習已經知道的知識。但是知道不等于理解,理解不一定會運用,因此在“溫故”的過程中,會隨著閱歷的增加，再次理解，達到“知新”，即得到不曾體會到的新的知識。

語文教學具有靈活性，文本內容的深度與教師的授課是息息相關的。在授課中，教師應用切實而有效的教學原則使教學活動順利展開。中國傳統教學原則符合了學生的個性心理差異、思維發展心理，認知過程的客觀規律。是從學生本身的角度思考問題，而不是站在社會效率上思考。這種講求實用的教學原則，并未將學生置于同一起跑線和同一終點線上，而是考慮了學生本身的實際情況，明確學生的個體差異，再確定符合學生發展的教學目標，為學生的長遠發展進行了認真的思索，保障學生有效地進行學習和發展。

（三）教學內容——事理結合

教學內容是學與教相互作用過程中有意傳遞的主要信息。是教學活動的承載部分。教學內容社會化會因社會生活的需要，偏向技術傳授，忽視教學內容的整體性。中國悠久的教學歷史孕育了豐富的關于教學內容的觀點。《論語?述而》記載“四教”為“文”、“行”、“忠”、“信”，同時，孔子又根據分科設教原則，從倫理道德和知識文化方面設定教學內容，整理古代典籍，進行裁取改訂，莊子稱其為《六經》②，并成為此后社會教育的基本教材。中國古代教育家顏之推在教學內容上主張“德藝同厚”，“德”就是傳統的道德教育。“藝”是社會生治中要學習的應用于實踐的知識和技藝。因此為弟子開設了包括了百家、雜藝、農事等方面的課程。朱熹在設立“四書五經”的教材的同時，根據兒童的身心發展特征設“教之以事”的小學和“教之以禮”的大學。從以上的教育家的教學內容的設置來看，我們可以總結出中國古代教育家的教育內容的特點“事理結合”，這正是當代語文教學所缺乏的。

何為“事”，孔老夫子的“六書”可以稱為“事”，顏之推的雜藝、農事等課程可以理解為“事”；何為“理”，“六書”可以稱為“理”，顏之推開設的“百家”可以稱為“理”。客觀上看，“事”的內涵可以概括為外顯的行為、操作，以實踐為手段和目的的教學內容；“理”可以理解為內隱的理論、道理、規律，是以明自然規律和人心變化為目的的教學內容。

由此可見，“事理結合”這一教學內容觀中事的內容和理的內容在內容上相互補充，在數量上相互均衡，地位上同等重要，不可偏廢。在語文教學中，要將這種教學內容觀 ①吳邵蘭.從朱子讀書法看朱熹的教學論思想及其借鑒價值.[J].韶關學院學報，2006,(7)，164.②具體指《詩》、《書》、《禮》、《易》、《樂》、《春秋》,后《樂》失傳，稱“五經”

真正落實到教學實踐中，語文教學也應該通過生活實踐去體會“事”的存在，進而在課堂上更加深刻的理解“理”的教學內容。

（四）師生觀念——教學相長

師生觀是教師與學生的地位、任務及其相互關系等方面的總體看法和整體認知。上文所述的平等的師生觀念并非予以否定，東子也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柳宗元更是提出了“教以為師”的觀點，都說明了師生之間互為師友的觀點，承認平等的師生關系，打這種平等絕非現代師生所講的片面社會化的平等，在中國傳統教育中，對此有著更準確的表述，即“教學相長”。

中國傳統教學活動中，“教學相長”作為一種傳統的師生觀，有著其深刻的道理。在《禮記?學記》中明確提出“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是說教師在教的過程中發現不足，使教的過程成為學的過程，不斷地學習、充實、完善、提高。在此之前，孔子在教學活動中便主張“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在為學生解答疑惑時，共同進行學問切磋，肯定“后生可畏”。鼓勵學生“當仁不讓于師”。

語文教學活動在所有教學活動中是最具交流性的，無論是學生與文本的交流，還是學生與教師的交流，都是通過互相“傾聽”各自的思想，互相切磋，從而共同進步。因此這對從師者要求非常高，教師要有全面扎實的知識儲備，又要有良好的道德修養和尊重、熱愛學生的意識，還要有利于啟發誘導的教學語言，更重要的是要有“學而不厭”的自學精神。只有這樣，教師才能憑借豐富的只是旁征博引，激發學生求知動機，使學生“親其師”、“樂其學”、“信其道”。是學生積極配合，主動求教，進而發現學生的新奇思想，實現共同進步。

（五）教學過程——知行合一

教學過程，教師根據社會要求和學生身心發展的特點，在一定的教學條件下，指導學生的過程。①對比當代語文教學活動中的以課堂學習為主，一味灌輸書本知識的教學過程，中國古代教育提倡的是“知行合一”的教學過程。“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爾奚以為？”表達了即使學的知識再多，不做亦無濟于事。因此孔子主張的“學”是面向“用”的，以學獲知，以用成行，達到“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行乎動靜”的結果。也就是說，在學的過程中，通過感官接受感性的認識，再通過思考得出一定規律，上升成為理性認識，但是僅僅有認識還不夠，需要通過直接的實踐活動是學以致用。

無論是自然現象還是社會文化，無一不是“知”的對象，這些內容，總的可以歸納為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這些經驗最后都要應用于實踐，即“行”上，進而用“行”來檢驗知的理性。

對于學生來說，其認識雖然有一定的直接經驗，但更多地表現為接受式的學習，接收和掌握書本知識和間接經驗是學生學習的主要任務，因此是一個“知先行后”的教學過程，這一過程不可避免。但在知先行后的前提下，傳統教育者便更加注重“行”的過 ①李朝輝.教學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67.5

程。

語文教學活動中，語文的人文性使得很多的教學活動停留在思想的體會上，而學生的直接經驗又不足以深刻體味作家作品的思想內涵，這便需要師者透徹分析文本，創造合理情景，使學生在情境中體驗“行”的樂趣，或者安排學生利用其它時間刻意的去感受一定的事件，在學生的心理中留下一定的親身體會，再通過文本和作家思想進行升華，成為人生體悟。

（六）教學結果——成圣成賢

學生受到教育后最終是需要為社會服務，需要通過社會的選拔。在當代社會，人才是社會所需要的，看重的是學生的書面成績，而中國古代人才選拔是不僅僅看成績的優劣，更看重德行高低。無論是察舉制還是九品中正制，乃至被批判的科舉制，最后考察任用都需要觀其品質，考察被任用者在生活所在地的日常表現。只有確定了人才的德行，確認了人才是賢才，才會委以重任。師者向社會舉薦人才同樣首重學生的人品，繼而看才能。

三、結語

語文教學是學生接受古圣先賢優秀思想的捷徑。語文課堂不應該僅僅注重形式知識，而是應該在思想上多下功夫，打下學生學習技能的道德基礎，才能夠為社會培養有德有才的棟梁。

中國傳統教學智慧是在歷經數代人的生命體驗和生活經驗之后，人類發展的過程中體現了其巨大適應性和優越性的文化成果。當前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的“素質教育”，其基本理念很多都是來自對傳統教學智慧的繼承和創新。這些傳統教學智慧對當代語文教學的發展都深有啟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學會生存》中說：“人類要發展，一方面要面向未來，另一方面要回到人類的源頭，向我們的先輩吸取智慧。”①的確，教育也是同理，理想的教育應該是繼承本國文化的教育，傳統文化的智慧對重新尋回語文教育的自我是十分必要的。

①尤玉秋.在地理教學中實施國學教育[J].遼寧師專學報，2009，(9)，77.6

參 考 文 獻

[1] 張傳燧.中國教學論史綱[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2] 李朝輝.教學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3] 夏鳳琴.教育心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4] 喬丙辰.中國古代學習思想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5] 張燕嬰.中華經典藏書:論語[M].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7

第四篇：五四運動對當代大學生的啟示

五四運動對當代大學生的啟示

1919年5月4日，一支新生的社會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掀起了一場偉大的五四愛國主義運動，在五四運動中，當代青年所呈現出來的精神是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精神，無私奉獻的高度社會責任感，宣傳民主科學的進步精神，把握時代命運的偉大精神。他們的行為是為了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他們的行為是為了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了國家的繁榮和富強，而最終目的是為了振興中華民族。

這些已經過去95年了，五四運動本身早已成為了歷史。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告訴我們：物質決定意識，一切要從實際出發。既然國家的宏觀形勢已經改變，那么我們就不能死守著95年前的斗爭方式去表達愛國情感。但縱觀當今青年，卻造就了“非主流”，“啃老族”、“月光族”等鮮明特征的當代青年，一些愛國和民族主義者的青年漸行漸遠，而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只是揮霍著時間，虛度年華。談到自己內心的感受時，最多的是對現實的困惑，迷茫，空虛。是社會的問題？還是人的問題？而當談到關于愛國的時候，多數人的反應則是冷漠淡薄，更不用談關心國家命運，但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多問題呢？

我認為這是社會環境與大學生自身各方面的綜合的原因，與當時五四時期的社會現狀相比，當今社會，人民安居樂業。人們往往就考慮自身的利益，僅僅關注自身發展這個“小我”，忘記了關注社會這個“大我”。而大學生所最關心的問題也就局限為自身的基本利益有沒有得到實現。學生只是社會的軟弱階層，作為一個階級其自身不僅在政治上是軟弱無能的，而且也缺乏社會的或經濟的力量。越來越多的大學生，但為什么青年越來越少？歷史浩浩蕩蕩，然而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心靈狀態卻固執地停留在原處，沒能走出悲憤而迷茫的荒漠。

“少年強，則國強”。作為新世紀的一代人有責任將五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中。首先應把五四精神融入自身的發展中，要有自己的思想，要改變單純接受性的學習習慣，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相結合，通過對五四運動的精神回顧，承擔起當代大學生的歷史使命；要不斷提高自己的思想高度，不要出現信仰迷茫，要堅定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信念。應認真的學習科學文化知識，作為當代青年，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應該抓住現在的大好時機，努力學習，掌握知識，掌握各種技能，而我們作為學生是為了更好的建設我們的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都是一樣的。我們都是為了祖國的強大，民族的自強而努力學習。其次，要具有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愛國主義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愛國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振興中華民族。最后，應積極投身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我們應積極熱心與于國家的大事，提高自己的民族責任心。對社會的不公正現象不能抱有麻木的心態，應學習五四青年的愛憎分明的精神狀態，進行科學批判。我們在面對有些事件時，要謹防盲目排外的民族主義思潮的出現，警惕狹隘的民族主義。中國作為一個擁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大國，應該具有大國心態，應當具有寬廣發展的眼光。因此我們應當在不忘歷史的基礎上愛國，分清哪些是國外對我國的敵視，哪些是我們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陋習。用真才實學為祖國貢獻一份力量才是愛國主義在當代學生中的體現，更是五四運動精神在當代環境下的宗旨。五四運動事件本身已不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們對五四運動精神的而理解與實踐！去其形式，保留本質！那就是五四運動留給我們當代人最好的啟示。

第五篇：毛澤東思想對當代大學生的啟示

毛澤東思想對當代大學生的啟示 作為科學體系的毛澤東思想，以獨創性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什么，精髓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所在，因而大學生學好實事求是思想，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根本，我們應從中受到啟示，從而實現自我價值。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精髓，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核心。實事求是是我國的傳統文化，在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任務的同時，提出了“實事求是”這一態度來提倡馬克思主義，并在會議上指出：“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因為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而這一理論在我們大學生中，也是會起一定積極作用的。我認為“實事求是”即求真務實，能使我們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持好的工作作風，更進一步的積極作用是，“實事求是”能使我們大學生生活更加充實更加團結，對實現理想越加信心！所以，實事求是與大學生是應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我們應該認真學習實事求是精神。

1.一切從實際出發

我們想問題、辦事情、作決策，都必須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而不能脫離這一實際。因為在當代大學生涯中，大學生活是十分豐富多彩的，那么在這五彩繽紛的生活里，怎樣與毛澤東的“實事求是”聯系在一起呢？我認為，首先在學習上得實事求是。上課的時候，求真務實，該專心聽課的時候就要集中精神，這樣你才能學有所成，才能知道老師上課所講的內容是什么，同時，在老師所提出的你所不懂得知識的時候，也可以大膽地去提出疑問。實事求是，把問題真實地解決開來。另外，作業也要“實事求是”，作業是檢驗我們所學知識的一個小小的測試，如果是抄襲的作業，那絕對談不上實事求是！我們在大學應當培養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這是大學學習的意義。

2.理論聯系實際

這個概念要求我們既要重視用理論指導實踐，又要重視實踐對理論的一些基礎性的作用。在實踐中，就應該果斷，看準了，就要大膽的去嘗試和闖蕩。我們要看準問題和正確地總結、積累經驗，還必須要有科學地理論指導，對于問題的判斷應從實際真實作為出發點。理論聯系實際，一切要客觀地評價，包括評價自己也要聯系實際情況。

3.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

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這是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驗證條件和目的。這一概念中，我們需要大力弘揚與時俱進的精神。當舊理論中與新理論之間產生矛盾時，就要敢于由實踐來賦予原有理論剪裁為新的理論，敢于拋棄不合時宜的舊觀念，以實踐的發展來推進理論發展。我們大學生就應該受到啟示：平時我們對新事物吸收的同時，要理性地思考一下，這里是否真的正確，是否合時代的發展。世界要變革，一切不好的都要改革，只有符合時代的發展，順應時代的發展，才能與時俱進，才能使國家發展得更美好！才能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質，加快發展社會的事業，進而地解決溫飽問題，全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使人們的明天更美好！

4.結語

我們大學生是青年中的佼佼者，我們有自己的優勢和獨特的性格，同時也是青年生氣勃勃時期，我們富有創新精神。我們肩上扛著的歷史責任是光榮的！最重要的是，我們大學生使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新世紀的接班人。我們在學校期間，應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條件和有益的資源來全面提高自身修養，加強鞏固學業的基礎。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有目標。我們在大學這一個大舞臺上，應展開全面的學習，各方面都應有所了解，積極地參與學院的各項力所能及的活動，用知識來鞏固自己、武裝自己，從中要多吸取教訓，大方面的積累更多的經驗，等到步入社會工作以后，在各自承擔的角色和崗位上刻苦鍛煉、積極培養興趣愛好、頑強地拼搏，只要堅持到底就是勝利，這樣才能成為各行、各業的骨干和中堅力量。學習“實事求是”，對我們美好理想的設想和追求具有永恒的價值。我相信，我們大學生只要領悟了這一真諦，我們祖國的偉大理想將會實現，祖國的明天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