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傳統廉政文化的經驗與啟示
中國傳統廉政文化的經驗與啟示
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歷朝歷代在反腐倡廉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其中以清官情結為代表的傳統廉政文化，對當代社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廉政建設進一步深化，有著重要的啟示。
文化與廉政文化
目前學術界關于文化的定義，概其種類，有164種說法。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將文化當作名詞來進行界定的。但筆者以為，文化還有一個重要層面，即動詞，取“文而化之”之義。最早的記載見于《易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經·賁》）。這是“文化”概念得以發端的源頭。在早期文字中，“文”通皺紋的“紋”，意指人在年幼之時雖無皺紋，但也不具備相應的知識、智慧、經驗、教訓；隨著年齡增長、閱歷豐富，逐漸有了相應的知識、智慧、經驗、教訓，同時也有了皺紋。故“人文”就是指人類社會知識、智慧、經驗、教訓的積累，再用這樣的積累去教化天下，天下之人也因此而發生了變化，便是“文化”。文化的重要意義不僅僅在于有了種種“文”的積淀，更在于用它去教化人，并使之發生相應的變化。可見，將“文化”一詞作為動詞來對待和理解，實具有鞭辟入里之功效，可以幫助人們更深刻地認識文化的真諦。
傳統中國社會，民眾期盼清官、擁戴清官，官員集團亦以做清官作為道德指引，國家也出臺相應的政策制度，在選拔和考核環節加大道德評價的比重，從而形成一種社會認同，出現一種清官情結，進而成為傳統廉政文化中最具說服力的內容。縱觀歷史，各朝各代的清官可謂層出不窮，所以歷代正史中常常會為之立傳，《循吏傳》便是其例。眾人熟知的包公、海瑞、于成龍等，更是其中的典范。
以清官情結為代表的傳統廉政文化，就是要用在清官政治的實踐中積累的知識、智慧、經驗、教訓，去教化天下，使人們的思想認識隨之產生變化，從而全面提高官員集團的道德修養和工作能力，推動政治清明和法制進步。
傳統廉政文化的經驗
以清官情結為代表的傳統廉政文化，在長期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智慧。換言之，乃是在追求做清官的價值導向之下，逐漸凝練出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文化品格，成為引導更多官員向清官的目標漸行漸近的成功經驗。
（一）清廉：對待財富的品格 《廣雅》中解釋：“廉，清也。”即要求人對待財富要保持廉潔自律的心態，無論是對待物質財富，還是精神榮譽這種種利益，不能有貪心。這樣的文化品格，剛好和貪官相對應。
宋朝的包拯，是位著名的清官，他一生克己奉公、剛正廉潔。因擔心自己死后，會有子孫后代憑借著自己的威望，去貪贓枉法，特意立下遺囑，告誡后人說：我的后世子孫，為官者若貪贓枉法，便要將他從族譜上除名，死后不準葬入祖墳，還要將其丑惡“事跡”刻成碑文，立于堂屋東墻以警示后人。
明朝海瑞，在當縣令時，要靠挖野菜才能吃飽，母親過生日，他只能買兩斤肉去賀壽，結果這事都被當成“稀罕事”傳到總督胡宗憲那里（《明史·海瑞傳》）。清朝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龍在赴任途中，居然要以蘿卜充饑，僅有一襲官衣蔽體。
“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上述這些官員，身上有著一種共同的品質，那就是對待財富能保持廉潔的態度。可以說，為官清廉是傳統廉政文化的第一層要求。
然而“趨利避害”是人之本性，人都會有追逐利益財富的欲望。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中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由簡樸變得奢華，容易，因為這是在放縱欲望；由奢華變得簡樸，困難，因為這需要克制欲望。作為官員，手握實權、占據資源，面臨的誘惑遠高于常人，真正要做到克制私欲、廉潔不貪，并非易事。正因如此，故而歷代特別重視廉政文化的教化。
第一，將清廉作為高尚的品德來塑造。《增廣賢文》有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作為官員本應有高于常人的道德修養，故孟子就極力主張：“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離婁上》）東漢名臣楊震，高升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后漢書·楊震傳》）。
楊震在“暮夜無知”的私密環境，能扛住金錢的誘惑，正是一種高尚品德在起作用。儒家強調“慎獨”功夫，是一種道德修養的途徑。《禮記·中庸》中說：“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即便在別人看不到的環境中也應當有所警惕，在別人聽不見的情況下也應當有所敬畏。任何時候都能堅定自己的信念，自覺按一定的道德準則去行動。
第二，將清廉作為人生智慧來追求，《道德經》第九章說：“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對待財富榮譽，需要保持正確的態度，追求過度，或許會給自己帶來災禍；反之，淡泊名利卻能讓人一生平安。楚漢戰爭時期，蕭何、韓信和張良為劉邦爭霸成功立下汗馬功勞，史稱“漢初三杰”。然而這三人后來的命運卻截然不同。
蕭何在爭霸戰爭期間，為劉邦搞后方建設，提供源源不斷的兵源和糧草。因此在論功行賞時，他排名第一，封酂侯，賞賜大量金銀財寶，還給他特殊榮譽：“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后來，劉邦帶兵出去平定諸侯王叛亂，蕭何留守關中。劉邦不放心他，經常派使者回來慰問蕭何。有一次，干脆給他配備了一支五百人的衛隊。蕭何的謀士對他分析說：“君滅族不久矣！”（《史記·蕭相國世家》）您來關中十余年，威信太高，皇上給您配備衛隊，是不放心您。如果再繼續發展下去，便會功高震主，招致災禍。于是蕭何將自己以前得的賞賜全部捐作軍費，并主動降低自己的威信，從而保得平安。這就印證了“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的那句話。
韓信“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史記·高祖本紀》），是個常勝將軍，因此也很高傲。大漢統一后，被封為楚王，“行縣邑，陳兵出入”（《史記·淮陰侯列傳》），到縣鄉視察工作，居然要排兵布陣前往，把場面搞得很大。有人告他謀反，劉邦趁機就把他抓了起來，降級為淮陰侯，到公元前196年，韓信被誅滅三族，享年36歲。印證了“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那句話。
張良是劉邦最得力的軍師，史稱他“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史記·高祖本紀》）。他淡泊名利，劉邦封漢王時，給他賞賜兩斗金銀珠寶，他分文未取；打敗項羽后，封他為齊侯，他也不要，只要了個小小的留侯，在今天微山湖一帶。57歲退隱山林，一輩子平平安安、善始善終。在歷代開國功臣中，能得善終的不多，張良是其中的典型。這就印證了“功成身退，天之道”那句話。
通過比較可知，對財富榮譽看得太重，雖然能富貴一時，往往后果不好；反之，能做到淡泊名利，雖然生活平淡，卻是能給人帶來一生平安的智慧。
總而言之，傳統廉政文化中“清廉”的文化品格，要求領導干部克制貪欲，這既是一種道德操守，更是一種人生智慧。
（二）清明：對待工作的品格
《周禮·天官·小宰》對“廉”作如是解：“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廉能”指遇事能夠明察，有解決困難的能力，故又有“廉明”的說法。有些官員，雖然能做到不貪不腐，顯得清廉，卻疏于職事、怠政懶政，自然算不得清官。故以清官情結為代表的傳統廉政文化，要求官員對待工作事務要做到清明。遇到工作上的困難、棘手的案件，要迎難而上，發揮聰明才智，做到明察秋毫、明辨是非，還老百姓以清明世界，樹領導干部以清明形象。清明的文化品格可和“昏官”相對。
歷代衙門正堂上，往往會懸掛一個牌匾：“明鏡高懸。”來源于《西京雜記》卷三中所記載的“秦鏡”，有的官員為了標榜自己的清明，就在公堂上掛起“秦鏡高懸”的匾額。由于人們對“秦鏡”的典故不太熟悉，后來就將“秦鏡”改為“明鏡”。這種設置表明，歷代統治者對各級官吏清明的能力有著很高的期望值。唐朝考核官吏，有一條法律規定：“清慎明著”。即為官清明的升官；不清明的降級。正是有了這些要求，所以歷史上涌現出眾多為官清明的典型。人們熟悉的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他們都以辦案如神著稱，被老百姓稱為神探，其實這都是為官清明的文化品格的表現。如何才能做到為官清明？
首先，要有一顆為民辦事的公心。
《荀子·不茍》篇里有句話叫“公生明”。這句話又被后來的官箴所援用：“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則吏不敢慢，公則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該碑文現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館。個人以為，“公生明”就是要求領導干部首先要有一顆公心，然后遇事才能產生明察。古人所謂“以天下為己任”“天下為公”；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毛澤東同志倡導的“為人民服務”；黨的十八大報告要求“清廉、為民、務實”，都是要求領導干部要有一顆公心，一顆為民之心。只有這樣，才能開動腦筋、克服困難，明辨是非。
唐朝咸通（860—874）初年，江陰縣令趙和是個著名清官。與江陰縣隔江相鄰的淮陰縣發生一樁案件。“東鄰”農民向“西鄰”農民借錢萬緡，同時以“莊券”（即地契）做抵押。后來，東鄰農民先還八千緡錢給西鄰農民，沒有打收條。再后來，東鄰歸還剩下的兩千緡時，西鄰農民矢口否認已還八千緡的事實，且拒不歸還地契。東鄰無奈，只好訴諸公堂，然因“既無保證，又無文籍”“訴與州縣，皆不能直”。無奈轉而求助于江陰縣令趙和。和曰：“縣政甚卑，且復逾境，何計奉雪！”意思是自己是江陰縣令，管不了淮陰縣的案件，否則便是超越管轄權。東鄰泣曰：“此不得理，無由自申。”
趙和見東鄰冤屈難伸，便為他苦思對策。依照大唐法律，凡在江中犯罪，兩邊的縣都有管轄權。江陰與淮陰隔一條江，為了受理東莊農民的案件，趙和給淮陰縣去了一紙公文，說本縣在江中破獲一起“寇江”（江洋大盜）案，同案犯供認，貴縣有個西鄰農民也參與了此案，望貴縣協助緝拿，押送本縣聽審。淮陰縣衙旋即將西鄰農民押送江陰縣。趙和審問西鄰為何參與“寇江”，西鄰否認。又令其如實申報家中財產，西鄰為解脫自己與“寇江”的干系，答曰：“稻若干斛，莊人某人者；綢絹若干匹，家機所出者；錢若干緡，東鄰贖契者。”趙和見西鄰說出實情，再叫出東鄰對質，西鄰只好承認還錢的事實，問題遂得妥善解決。（《棠陰比事》下篇）
趙和作為江陰縣令，本無義務為東鄰申冤，但他心里裝著一顆為民做主的公心，所以才會采用巧妙的方法智斷此案，留下千古美名。
其次，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為官清明，除了要有“為民”的態度之外，還要有超強的能力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遇到困難，要開動腦筋，多想辦法，甚至加班加點，“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如此才能真正做到為官清明。
在傳統社會，我們的祖先摸索出一套解決疑難問題、審理棘手案件的系統方法，叫作“五聽”，又叫“五聲聽獄訟”。具體操作辦法為：“觀其言辭，不直則煩。觀其顏色，不直則赧。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觀其聽聆，不直則惑。觀其眸子，不直則眊。”（《周禮·秋官·小司寇》）即通過觀察言辭、臉色、呼吸、聽聆、眼神這五個方面來判斷真偽，發現真相。這樣的方法，對我們今天有效地開展工作仍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清正：對待壓力的品格 《廣雅》曰：“廉，稜也。”意指正直、剛直、品行方正，故而常有“廉直”的說法。傳統社會以清官情結為代表的廉政文化之第三層含義，就是要培養官員廉直的操守，對待人為壓力，要有正直、正氣、剛正的品格，要講原則，做到剛直不阿、公正執法。清正的文化品格正好和“庸官”相對。
東漢初年，69歲的董宣做了洛陽縣令，在辦理一樁“蒼頭白日殺人”案時遇到了極大的壓力。當時的“蒼頭”，代指家奴。該案兇手是湖陽公主劉黃的蒼頭，而劉黃正是當朝皇帝劉秀的親姐姐，權勢炙手可熱。此蒼頭光天化日之下殺人，躲在公主府，沒人敢去抓捕。董宣不顧壓力，帶著十幾個獄卒，在公主的車隊中發現蒼頭，正欲緝拿，遭到湖陽公主的強力阻攔。沒想到董宣竟然“以刀畫地”，強行攔住車隊，將兇手緝拿下車，就地正法。那場面令人蕩氣回腸，大快人心！（《后漢書·董宣傳》）
董宣身上所展現的，正是傳統廉政文化中“清正”的文化品格。歷史上，民間關于“南瑞北拯”的說法，更是這方面的典范。北拯指的是包拯，南瑞則指海瑞。傳說包拯擔任開封府尹，有三口鍘刀：龍頭鍘專鍘皇親國戚、鳳子龍孫；虎頭鍘專鍘貪官污吏、禍國奸臣；狗頭鍘專鍘土豪劣紳、惡霸無賴。該說法雖見于文學作品《三俠五義》，不能作為信史，但包拯公正執法、不畏權貴的品質則是婦孺皆知。海瑞任戶部主事時，眼看嘉靖皇帝不理朝政，整日沉迷于長生方術，嚴嵩父子把持朝政，禍國殃民；官場昏暗不堪，民不聊生，遂準備好棺材，與家人一一告別，冒死上書：“嘉靖者，言家家皆凈而無財用也。”（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建議嘉靖皇帝下臺。被激怒的嘉靖皇帝將其下獄，直到穆宗繼位的時候，海瑞才得以釋放并官復原職。
清正的文化品格雖然為世人所贊揚，然而要真正做到這一點，是很困難的。一方面，是因為人的本性。
人生在世，難免有各種各樣的欲望，物欲、色欲、權勢欲、名利欲，如此等等，原本無可厚非。但是，凡事總要有個尺度。只有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才能做到清正。欲望多了，往往被迷住心竅，難以做到剛正。有這么一個故事，在一樁案件中，原告為了打贏官司，給縣太爺送了五兩銀子；被告為了打贏官司，給縣太爺送了十兩銀子。開庭審理時，原告一說話，縣太爺就說：“你不老實，給我大刑伺候。”原告心想，我給他送了禮，怎么還要打我呢？于是舉手叉開五指說：“老爺，我可是有理（禮）的呀！”一語雙關，意思是我可是給你送了五兩銀子的禮的，怎么還打我呀！沒想到縣太爺也伸開五指，先用手心指著原告，再翻一下掌，用手背指著被告，說：“你有理（禮），他比你更有理（禮）。給我打！”暗含的意思就是你才送五兩為禮，人家可比你翻了一倍。這個縣官為物欲所奴役，自然也做不到公正。一個領導干部被這樣的欲或那樣的欲所控制，就難以做到清正。
另一方面，是因為社會關系。
人是社會意義上的人，不是孤家寡人，有著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有道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牽一發而動全身”。遇到問題，你想公正辦理，別人往往會通過你的同學、親友，甚至家人來說情。在各種關系的牽制之下，有的人就難以擺正自己的心態了；如果完全不顧這種種社會關系，恐怕在社會上乃至家庭中，就難以被人認同。
比如海瑞在出任南京右都御史時，老朋友何以尚前去拜見。這是何許人也？前面提到海瑞因得罪嘉靖皇帝而被打入死牢，何以尚上書為他求情，因此被打了一百板子，并關進監獄。可見兩人關系非同一般。結果海瑞接見他時，把他座位安排在一個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以示自己公正無私。何以尚看到如此場面，覺得海瑞這哥兒們太不近情理，氣得當場離去，并發誓說：“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要想做到清正，老朋友都容不得你，況其他人乎！
如何才能做到清正？“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這是林則徐任兩廣總督，查禁鴉片時在自己的府衙寫的一副對聯。我認為領導干部就是要有這種“無欲則剛”的態度，才能做到清正。“無欲則剛”源于儒家經典。“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論語·公冶長第五》）人的欲望太多，是很難做到剛強正直的。
古人說：“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海瑞敢于批評皇帝，那是把求生之欲看淡了，才有這份勇氣；董宣面臨湖陽公主的干涉，寧愿不要烏紗帽，也要頂住壓力、堅持原則，那是把權勢之欲看淡了，才有這份擔當。一個人只有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才能像孟子說的那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有了這樣的大丈夫人格，才能錘煉出為官清正的文化品格。
包拯
傳統廉政文化的成因與啟示 在中國歷史上，以清官情結為代表的廉政文化，是受什么思想影響而形成的呢？對我們今天的廉政建設又有哪些有益的啟示？
（一）傳統廉政文化的思想成因
春秋戰國時期，思想活躍，文化繁榮。諸子百家，各領風騷。說是百家，其實主要有十幾家，比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縱橫家、兵家等等。其中儒、法兩家的思想，對后世政治法制建設影響最大。那么，在這兩家之中，清官文化主要是受了哪家思想而形成的呢？
兩家的區別，主要在于對“人與法”誰最重要的問題意見不同。
法家認為，治國安邦，法最重要，人的作用微不足道。提倡“垂法而治”“以法而治”；只要法律制定好了，官員們只要有“中人之智”（《慎子逸文》），就能把國家治理好。這是法家代表人物慎到的觀點。
儒家認為，治理國家，法固然重要，但法需要靠人來運行，“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離婁上》），所以人最重要，提倡“為政在人”（《禮記·中庸》），強調人在政治法治實踐中的作用。既然人在政治法治實踐中最重要，所以不能選道德品質很一般的“中人”出來做官，而要“舉賢才”，要選個人修養好、品格高的人出來做官。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儒家“舉賢才”的思想成為歷朝歷代選拔官吏的重要原則。
一方面，國家制定的政策，要選拔道德高尚的清廉、清明、清正的人出來做官。漢武帝推出“舉孝廉”的制度，就是要選拔孝順父母和廉潔自律的人出來做官。還多次出臺了舉“賢良方正”的政策，就是選拔品行剛正的人出來做官。
另一方面，民眾知道有這樣的政策、制度，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官，無不都希望提升自己的品德，從而進入仕途。
還有一方面，做官的人也知道，只能不斷錘煉自己的道德修養，在清廉、清明、清正等品格上進一步提升，才能升官。
于是，“做好官”“做清官”成了眾多人的共同追求，清官情結逐漸成為一種文化認同。漢朝有清吏、清白吏、循吏等概念，大約在南北朝時期，就有了清官這一準確概念。到了唐朝，清官的文化要素系統地轉化為法律制度。比如唐朝考察官吏的標準叫作“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品德方面的要求，“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才能政績的要求。考核標準為：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可見官吏考核時，品德方面的標準是最重要的，體現了“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原則。在四善中，第二善就包括“清廉”“清明”的文化要素，第三善就是“清正”的文化要素。
當文化轉化為法律制度后，法律制度又會反過來極大地推動文化的傳播。所以唐宋以后，清官情結越來越濃郁，每個時代都有典型的清官代表，其故事更是家喻戶曉，廉政文化得以深入到社會各階層。
通過梳理可見，以清官情結為代表的傳統廉政文化，主要是受儒家“為政在人”思想的影響而形成的。
（二）傳統廉政文化的現實啟示 以清官情結為代表的傳統廉政文化，對進一步完善現實的用人政策，推動廉政建設也很有啟發作用。
《禮記·曲禮》中有“臨財毋茍得，臨難毋茍免”。這句話后來直接演化為“為吏之道”，也就是做官的標準：“臨財見利，勿取茍富；臨難見死，勿取茍免。”遇到財富榮譽，不要茍且得到；遇到困難壓力，也不能茍且逃避。“毋茍得”是一種名利觀，指的就是“清廉”的文化品格；“毋茍免”是一種困難觀，指的就是“清明”“清正”的文化品格。
其實考察一個官員很簡單，不必用一些假大空的指標來考察，關鍵就看他對財富榮譽和困難災難是什么態度。對待財富榮譽有“茍得”之心的人，對待困難壓力有“茍免”之心的人，一定要慎用，甚至不用。用這樣的方法來選拔干部，既簡單易行，又能提高干部隊伍的德行才能。
綜上所述，以清官情結為代表的傳統廉政文化，主要包括三重品格：對待財富榮譽要“清廉”，對待工作中的困難要“清明”，對待人為壓力要“清正”。這些文化元素，對于推進我們今天的廉政建設，是極具借鑒意義的。
第二篇：中國傳統廉政文化的經驗與啟示
中國傳統廉政文化的經驗與啟示
龍大軒 1965年生人，法學博士。現為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博導，任《現代法學》副主編，中國法律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會執行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
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歷朝歷代在反腐倡廉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其中以清官情結為代表的傳統廉政文化，對當代社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廉政建設進一步深化，有著重要的啟示。
文化與廉政文化
目前學術界關于文化的定義，概其種類，有164種說法。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將文化當作名詞來進行界定的。但筆者以為，文化還有一個重要層面，即動詞，取“文而化之”之義。最早的記載見于《易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經·賁》）。這是“文化”概念得以發端的源頭。在早期文字中，“文”通皺紋的“紋”，意指人在年幼之時雖無皺紋，但也不具備相應的知識、智慧、經驗、教訓；隨著年齡增長、閱歷豐富，逐漸有了相應的知識、智慧、經驗、教訓，同時也有了皺紋。故“人文”就是指人類社會知識、智慧、經驗、教訓的積累，再用這樣的積累去教化天下，天下之人也因此而發生了變化，便是“文化”。文化的重要意義不僅僅在于有了種種“文”的積淀，更在于用它去教化人，并使之發生相應的變化。可見，將“文化”一詞作為動詞來對待和理解，實具有鞭辟入里之功效，可以幫助人們更深刻地認識文化的真諦。
傳統中國社會，民眾期盼清官、擁戴清官，官員集團亦以做清官作為道德指引，國家也出臺相應的政策制度，在選拔和考核環節加大道德評價的比重，從而形成一種社會認同，出現一種清官情結，進而成為傳統廉政文化中最具說服力的內容。縱觀歷史，各朝各代的清官可謂層出不窮，所以歷代正史中常常會為之立傳，《循吏傳》便是其例。眾人熟知的包公、海瑞、于成龍等，更是其中的典范。
以清官情結為代表的傳統廉政文化，就是要用在清官政治的實踐中積累的知識、智慧、經驗、教訓，去教化天下，使人們的思想認識隨之產生變化，從而全面提高官員集團的道德修養和工作能力，推動政治清明和法制進步。
傳統廉政文化的經驗
以清官情結為代表的傳統廉政文化，在長期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智慧。換言之，乃是在追求做清官的價值導向之下，逐漸凝練出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文化品格，成為引導更多官員向清官的目標漸行漸近的成功經驗。
（一）清廉：對待財富的品格
《廣雅》中解釋：“廉，清也。”即要求人對待財富要保持廉潔自律的心態，無論是對待物質財富，還是精神榮譽這種種利益，不能有貪心。這樣的文化品格，剛好和貪官相對應。
宋朝的包拯，是位著名的清官，他一生克己奉公、剛正廉潔。因擔心自己死后，會有子孫后代憑借著自己的威望，去貪贓枉法，特意立下遺囑，告誡后人說：我的后世子孫，為官者若貪贓枉法，便要將他從族譜上除名，死后不準葬入祖墳，還要將其丑惡“事跡”刻成碑文，立于堂屋東墻以警示后人。
明朝海瑞，在當縣令時，要靠挖野菜才能吃飽，母親過生日，他只能買兩斤肉去賀壽，結果這事都被當成“稀罕事”傳到總督胡宗憲那里（《明史·海瑞傳》）。清朝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龍在赴任途中，居然要以蘿卜充饑，僅有一襲官衣蔽體。
“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上述這些官員，身上有著一種共同的品質，那就是對待財富能保持廉潔的態度。可以說，為官清廉是傳統廉政文化的第一層要求。
然而“趨利避害”是人之本性，人都會有追逐利益財富的欲望。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中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由簡樸變得奢華，容易，因為這是在放縱欲望；由奢華變得簡樸，困難，因為這需要克制欲望。作為官員，手握實權、占據資源，面臨的誘惑遠高于常人，真正要做到克制私欲、廉潔不貪，并非易事。正因如此，故而歷代特別重視廉政文化的教化。
第一，將清廉作為高尚的品德來塑造。《增廣賢文》有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作為官員本應有高于常人的道德修養，故孟子就極力主張：“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離婁上》）東漢名臣楊震，高升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后漢書·楊震傳》）。
楊震在“暮夜無知”的私密環境，能扛住金錢的誘惑，正是一種高尚品德在起作用。儒家強調“慎獨”功夫，是一種道德修養的途徑。《禮記·中庸》中說：“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即便在別人看不到的環境中也應當有所警惕，在別人聽不見的情況下也應當有所敬畏。任何時候都能堅定自己的信念，自覺按一定的道德準則去行動。
第二，將清廉作為人生智慧來追求，《道德經》第九章說：“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對待財富榮譽，需要保持正確的態度，追求過度，或許會給自己帶來災禍；反之，淡泊名利卻能讓人一生平安。楚漢戰爭時期，蕭何、韓信和張良為劉邦爭霸成功立下汗馬功勞，史稱“漢初三杰”。然而這三人后來的命運卻截然不同。
蕭何在爭霸戰爭期間，為劉邦搞后方建設，提供源源不斷的兵源和糧草。因此在論功行賞時，他排名第一，封酂侯，賞賜大量金銀財寶，還給他特殊榮譽：“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后來，劉邦帶兵出去平定諸侯王叛亂，蕭何留守關中。劉邦不放心他，經常派使者回來慰問蕭何。有一次，干脆給他配備了一支五百人的衛隊。蕭何的謀士對他分析說：“君滅族不久矣！”（《史記·蕭相國世家》）您來關中十余年，威信太高，皇上給您配備衛隊，是不放心您。如果再繼續發展下去，便會功高震主，招致災禍。于是蕭何將自己以前得的賞賜全部捐作軍費，并主動降低自己的威信，從而保得平安。這就印證了“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的那句話。
韓信“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史記·高祖本紀》），是個常勝將軍，因此也很高傲。大漢統一后，被封為楚王，“行縣邑，陳兵出入”（《史記·淮陰侯列傳》），到縣鄉視察工作，居然要排兵布陣前往，把場面搞得很大。有人告他謀反，劉邦趁機就把他抓了起來，降級為淮陰侯，到公元前196年，韓信被誅滅三族，享年36歲。印證了“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那句話。
張良是劉邦最得力的軍師，史稱他“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史記·高祖本紀》）。他淡泊名利，劉邦封漢王時，給他賞賜兩斗金銀珠寶，他分文未取；打敗項羽后，封他為齊侯，他也不要，只要了個小小的留侯，在今天微山湖一帶。57歲退隱山林，一輩子平平安安、善始善終。在歷代開國功臣中，能得善終的不多，張良是其中的典型。這就印證了“功成身退，天之道”那句話。
通過比較可知，對財富榮譽看得太重，雖然能富貴一時，往往后果不好；反之，能做到淡泊名利，雖然生活平淡，卻是能給人帶來一生平安的智慧。
總而言之，傳統廉政文化中“清廉”的文化品格，要求領導干部克制貪欲，這既是一種道德操守，更是一種人生智慧。
（二）清明：對待工作的品格
《周禮·天官·小宰》對“廉”作如是解：“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廉能”指遇事能夠明察，有解決困難的能力，故又有“廉明”的說法。有些官員，雖然能做到不貪不腐，顯得清廉，卻疏于職事、怠政懶政，自然算不得清官。故以清官情結為代表的傳統廉政文化，要求官員對待工作事務要做到清明。遇到工作上的困難、棘手的案件，要迎難而上，發揮聰明才智，做到明察秋毫、明辨是非，還老百姓以清明世界，樹領導干部以清明形象。清明的文化品格可和“昏官”相對。
歷代衙門正堂上，往往會懸掛一個牌匾：“明鏡高懸。”來源于《西京雜記》卷三中所記載的“秦鏡”，有的官員為了標榜自己的清明，就在公堂上掛起“秦鏡高懸”的匾額。由于人們對“秦鏡”的典故不太熟悉，后來就將“秦鏡”改為“明鏡”。這種設置表明，歷代統治者對各級官吏清明的能力有著很高的期望值。唐朝考核官吏，有一條法律規定：“清慎明著”。即為官清明的升官；不清明的降級。正是有了這些要求，所以歷史上涌現出眾多為官清明的典型。人們熟悉的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他們都以辦案如神著稱，被老百姓稱為神探，其實這都是為官清明的文化品格的表現。如何才能做到為官清明？
首先，要有一顆為民辦事的公心。
《荀子·不茍》篇里有句話叫“公生明”。這句話又被后來的官箴所援用：“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則吏不敢慢，公則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該碑文現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館。個人以為，“公生明”就是要求領導干部首先要有一顆公心，然后遇事才能產生明察。古人所謂“以天下為己任”“天下為公”；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毛澤東同志倡導的“為人民服務”；黨的十八大報告要求“清廉、為民、務實”，都是要求領導干部要有一顆公心，一顆為民之心。只有這樣，才能開動腦筋、克服困難，明辨是非。
唐朝咸通（860—874）初年，江陰縣令趙和是個著名清官。與江陰縣隔江相鄰的淮陰縣發生一樁案件。“東鄰”農民向“西鄰”農民借錢萬緡，同時以“莊券”（即地契）做抵押。后來，東鄰農民先還八千緡錢給西鄰農民，沒有打收條。再后來，東鄰歸還剩下的兩千緡時，西鄰農民矢口否認已還八千緡的事實，且拒不歸還地契。東鄰無奈，只好訴諸公堂，然因“既無保證，又無文籍”“訴與州縣，皆不能直”。無奈轉而求助于江陰縣令趙和。和曰：“縣政甚卑，且復逾境，何計奉雪！”意思是自己是江陰縣令，管不了淮陰縣的案件，否則便是超越管轄權。東鄰泣曰：“此不得理，無由自申。”
趙和見東鄰冤屈難伸，便為他苦思對策。依照大唐法律，凡在江中犯罪，兩邊的縣都有管轄權。江陰與淮陰隔一條江，為了受理東莊農民的案件，趙和給淮陰縣去了一紙公文，說本縣在江中破獲一起“寇江”（江洋大盜）案，同案犯供認，貴縣有個西鄰農民也參與了此案，望貴縣協助緝拿，押送本縣聽審。淮陰縣衙旋即將西鄰農民押送江陰縣。趙和審問西鄰為何參與“寇江”，西鄰否認。又令其如實申報家中財產，西鄰為解脫自己與“寇江”的干系，答曰：“稻若干斛，莊人某人者；綢絹若干匹，家機所出者；錢若干緡，東鄰贖契者。”趙和見西鄰說出實情，再叫出東鄰對質，西鄰只好承認還錢的事實，問題遂得妥善解決。（《棠陰比事》下篇）
趙和作為江陰縣令，本無義務為東鄰申冤，但他心里裝著一顆為民做主的公心，所以才會采用巧妙的方法智斷此案，留下千古美名。
其次，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為官清明，除了要有“為民”的態度之外，還要有超強的能力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遇到困難，要開動腦筋，多想辦法，甚至加班加點，“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如此才能真正做到為官清明。
在傳統社會，我們的祖先摸索出一套解決疑難問題、審理棘手案件的系統方法，叫作“五聽”，又叫“五聲聽獄訟”。具體操作辦法為：“觀其言辭，不直則煩。觀其顏色，不直則赧。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觀其聽聆，不直則惑。觀其眸子，不直則眊。”（《周禮·秋官·小司寇》）即通過觀察言辭、臉色、呼吸、聽聆、眼神這五個方面來判斷真偽，發現真相。這樣的方法，對我們今天有效地開展工作仍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清正：對待壓力的品格
《廣雅》曰：“廉，稜也。”意指正直、剛直、品行方正，故而常有“廉直”的說法。傳統社會以清官情結為代表的廉政文化之第三層含義，就是要培養官員廉直的操守，對待人為壓力，要有正直、正氣、剛正的品格，要講原則，做到剛直不阿、公正執法。清正的文化品格正好和“庸官”相對。
東漢初年，69歲的董宣做了洛陽縣令，在辦理一樁“蒼頭白日殺人”案時遇到了極大的壓力。當時的“蒼頭”，代指家奴。該案兇手是湖陽公主劉黃的蒼頭，而劉黃正是當朝皇帝劉秀的親姐姐，權勢炙手可熱。此蒼頭光天化日之下殺人，躲在公主府，沒人敢去抓捕。董宣不顧壓力，帶著十幾個獄卒，在公主的車隊中發現蒼頭，正欲緝拿，遭到湖陽公主的強力阻攔。沒想到董宣竟然“以刀畫地”，強行攔住車隊，將兇手緝拿下車，就地正法。那場面令人蕩氣回腸，大快人心！（《后漢書·董宣傳》）
董宣身上所展現的，正是傳統廉政文化中“清正”的文化品格。歷史上，民間關于“南瑞北拯”的說法，更是這方面的典范。北拯指的是包拯，南瑞則指海瑞。傳說包拯擔任開封府尹，有三口鍘刀：龍頭鍘專鍘皇親國戚、鳳子龍孫；虎頭鍘專鍘貪官污吏、禍國奸臣；狗頭鍘專鍘土豪劣紳、惡霸無賴。該說法雖見于文學作品《三俠五義》，不能作為信史，但包拯公正執法、不畏權貴的品質則是婦孺皆知。海瑞任戶部主事時，眼看嘉靖皇帝不理朝政，整日沉迷于長生方術，嚴嵩父子把持朝政，禍國殃民；官場昏暗不堪，民不聊生，遂準備好棺材，與家人一一告別，冒死上書：“嘉靖者，言家家皆凈而無財用也。”（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建議嘉靖皇帝下臺。被激怒的嘉靖皇帝將其下獄，直到穆宗繼位的時候，海瑞才得以釋放并官復原職。
清正的文化品格雖然為世人所贊揚，然而要真正做到這一點，是很困難的。
一方面，是因為人的本性。
人生在世，難免有各種各樣的欲望，物欲、色欲、權勢欲、名利欲，如此等等，原本無可厚非。但是，凡事總要有個尺度。只有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才能做到清正。欲望多了，往往被迷住心竅，難以做到剛正。有這么一個故事，在一樁案件中，原告為了打贏官司，給縣太爺送了五兩銀子；被告為了打贏官司，給縣太爺送了十兩銀子。開庭審理時，原告一說話，縣太爺就說：“你不老實，給我大刑伺候。”原告心想，我給他送了禮，怎么還要打我呢？于是舉手叉開五指說：“老爺，我可是有理（禮）的呀！”一語雙關，意思是我可是給你送了五兩銀子的禮的，怎么還打我呀！沒想到縣太爺也伸開五指，先用手心指著原告，再翻一下掌，用手背指著被告，說：“你有理（禮），他比你更有理（禮）。給我打！”暗含的意思就是你才送五兩為禮，人家可比你翻了一倍。這個縣官為物欲所奴役，自然也做不到公正。一個領導干部被這樣的欲或那樣的欲所控制，就難以做到清正。
另一方面，是因為社會關系。
人是社會意義上的人，不是孤家寡人，有著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有道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牽一發而動全身”。遇到問題，你想公正辦理，別人往往會通過你的同學、親友，甚至家人來說情。在各種關系的牽制之下，有的人就難以擺正自己的心態了；如果完全不顧這種種社會關系，恐怕在社會上乃至家庭中，就難以被人認同。
比如海瑞在出任南京右都御史時，老朋友何以尚前去拜見。這是何許人也？前面提到海瑞因得罪嘉靖皇帝而被打入死牢，何以尚上書為他求情，因此被打了一百板子，并關進監獄。可見兩人關系非同一般。結果海瑞接見他時，把他座位安排在一個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以示自己公正無私。何以尚看到如此場面，覺得海瑞這哥兒們太不近情理，氣得當場離去，并發誓說：“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要想做到清正，老朋友都容不得你，況其他人乎！
如何才能做到清正？“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這是林則徐任兩廣總督，查禁鴉片時在自己的府衙寫的一副對聯。我認為領導干部就是要有這種“無欲則剛”的態度，才能做到清正。“無欲則剛”源于儒家經典。“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論語·公冶長第五》）人的欲望太多，是很難做到剛強正直的。
古人說：“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海瑞敢于批評皇帝，那是把求生之欲看淡了，才有這份勇氣；董宣面臨湖陽公主的干涉，寧愿不要烏紗帽，也要頂住壓力、堅持原則，那是把權勢之欲看淡了，才有這份擔當。一個人只有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才能像孟子說的那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有了這樣的大丈夫人格，才能錘煉出為官清正的文化品格。
傳統廉政文化的成因與啟示
在中國歷史上，以清官情結為代表的廉政文化，是受什么思想影響而形成的呢？對我們今天的廉政建設又有哪些有益的啟示？
（一）傳統廉政文化的思想成因
春秋戰國時期，思想活躍，文化繁榮。諸子百家，各領風騷。說是百家，其實主要有十幾家，比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縱橫家、兵家等等。其中儒、法兩家的思想，對后世政治法制建設影響最大。那么，在這兩家之中，清官文化主要是受了哪家思想而形成的呢？
兩家的區別，主要在于對“人與法”誰最重要的問題意見不同。
法家認為，治國安邦，法最重要，人的作用微不足道。提倡“垂法而治”“以法而治”；只要法律制定好了，官員們只要有“中人之智”（《慎子逸文》），就能把國家治理好。這是法家代表人物慎到的觀點。
儒家認為，治理國家，法固然重要，但法需要靠人來運行，“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離婁上》），所以人最重要，提倡“為政在人”（《禮記·中庸》），強調人在政治法治實踐中的作用。既然人在政治法治實踐中最重要，所以不能選道德品質很一般的“中人”出來做官，而要“舉賢才”，要選個人修養好、品格高的人出來做官。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儒家“舉賢才”的思想成為歷朝歷代選拔官吏的重要原則。
一方面，國家制定的政策，要選拔道德高尚的清廉、清明、清正的人出來做官。漢武帝推出“舉孝廉”的制度，就是要選拔孝順父母和廉潔自律的人出來做官。還多次出臺了舉“賢良方正”的政策，就是選拔品行剛正的人出來做官。
另一方面，民眾知道有這樣的政策、制度，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官，無不都希望提升自己的品德，從而進入仕途。
還有一方面，做官的人也知道，只能不斷錘煉自己的道德修養，在清廉、清明、清正等品格上進一步提升，才能升官。
于是，“做好官”“做清官”成了眾多人的共同追求，清官情結逐漸成為一種文化認同。漢朝有清吏、清白吏、循吏等概念，大約在南北朝時期，就有了清官這一準確概念。到了唐朝，清官的文化要素系統地轉化為法律制度。比如唐朝考察官吏的標準叫作“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品德方面的要求，“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才能政績的要求。考核標準為：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可見官吏考核時，品德方面的標準是最重要的，體現了“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原則。在四善中，第二善就包括“清廉”“清明”的文化要素，第三善就是“清正”的文化要素。
當文化轉化為法律制度后，法律制度又會反過來極大地推動文化的傳播。所以唐宋以后，清官情結越來越濃郁，每個時代都有典型的清官代表，其故事更是家喻戶曉，廉政文化得以深入到社會各階層。
通過梳理可見，以清官情結為代表的傳統廉政文化，主要是受儒家“為政在人”思想的影響而形成的。
（二）傳統廉政文化的現實啟示
以清官情結為代表的傳統廉政文化，對進一步完善現實的用人政策，推動廉政建設也很有啟發作用。
《禮記·曲禮》中有“臨財毋茍得，臨難毋茍免”。這句話后來直接演化為“為吏之道”，也就是做官的標準：“臨財見利，勿取茍富；臨難見死，勿取茍免。”遇到財富榮譽，不要茍且得到；遇到困難壓力，也不能茍且逃避。“毋茍得”是一種名利觀，指的就是“清廉”的文化品格；“毋茍免”是一種困難觀，指的就是“清明”“清正”的文化品格。
其實考察一個官員很簡單，不必用一些假大空的指標來考察，關鍵就看他對財富榮譽和困難災難是什么態度。對待財富榮譽有“茍得”之心的人，對待困難壓力有“茍免”之心的人，一定要慎用，甚至不用。用這樣的方法來選拔干部，既簡單易行，又能提高干部隊伍的德行才能。
綜上所述，以清官情結為代表的傳統廉政文化，主要包括三重品格：對待財富榮譽要“清廉”，對待工作中的困難要“清明”，對待人為壓力要“清正”。這些文化元素，對于推進我們今天的廉政建設，是極具借鑒意義的。
來源：光明日報
第三篇：廉政文化經驗材料
大力弘揚廉政文化促進廉政文化建設
XXX區紀委監察局
（2010年4月）
近年來，XXX區積極尋求廉政文化與廉政建設的結合點，努力探索加強廉政文化建設的有效途徑和方法，在教育的內容、載體、領域等方面進行了大膽的實踐探索，不斷增強教育的吸引力、說服力和感染力，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明確思路，加強領導，把建設廉政文化作為構建懲防體系的重要工作來抓
1、加強領導，健全機制。區委、區政府高度重視廉政文化建設，將廉政文化建設作為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列入全區文化建設的大格局之中，納入重要議事日程加以關注和支持，2009年，區委、區政府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廉政文化建設的實施意見》，成立了區委書記XXX為組長的馬村區廉政文化建設領導小組，明確了領導機制，進行了責任分工，為廉政文化建設創造良好條件，確保廉政文化建設的順利開展、有效推進。各級各部門也分別成立了領導小組，明確了分管領導具體抓，專人負責，形成了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工作局面。區委書記李XXX，區委常委、區紀委書記XXX等領導同志十分關注全區的廉政文化建設，多次過問、察看廉政文化建設進展情況，并針對存在問題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區紀委充分發揮黨風廉政宣傳教育聯席會議制度的作用，加強對廉政文化建設的組織協調，認真謀劃，突出重點，統籌兼顧，精心組織。
2、強化責任，嚴格要求。區委、區政府堅持把廉政文化建設作為反腐倡廉的一項基礎性工作，作為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重要內容，列入黨委和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采取切實有效措施，認真抓好貫徹落實。區紀委、區委宣傳部不等不靠，主動承擔起牽頭責任，積極發揮組織協調作用，形成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紀委協調督辦，紀委、組織和宣傳部門通力協作，文化、教育、新聞、黨校、共青團、婦聯、機關工委、工會、民政、農業等有關部門各負其責、各展所長，群眾廣泛參與，整體聯動，上下互動的工作機制。同時，我區建立健全廉政文化建設的目標管理、考核評價和激勵機制，細化目標，量化管理，變“軟任務”為“硬任務”，形成一套完整、科學、操作性強的目標管理體系。并把廉政文化建設納入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考核，實行重分值調控，作為評價各級黨政領導班子政績的依據，進一步增強各級黨委、政府抓廉政文化建設的責任意識。
二、突出重點，拓展領域，營造濃厚的廉政文化氛圍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加強廉政文化建設，形成拒腐防變教育長效機制。”中央紀委在十七大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制定關于加強廉政文化建設的意見，推動廉政文化進社區、家庭、學校、企業和農村，增強全社會反腐倡廉意識。”因此，我區進一步開拓視野，豐富反腐倡廉宣傳教育的內容，拓展領域，延伸觸角，堅持反腐倡廉宣傳教育與校園文化、企業文化、農村文化、機關文化、家庭文化、社區文化建設相結合，重點開展了廉政文化“六進”（即：進社區、進家庭、進學校、進企業、進農村、進機關）活動。
1、廉政文化進機關，打造廉政機關。我們在全區政府機關中廣泛開展了以反腐倡廉為主題，以多種文化活動為載體，以打造為民務實、清廉高效的和諧機關為目標的廉政文化進機關活動，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一是制作廉政文化標牌，營造良好環境。XXX國稅局在樓梯、走廊等醒目位置懸掛32塊廉政文化標牌，為中層以上干部制作16個廉政臺簽，增強了大家加強廉政文化建設的積極性和責任感。二是構建廉政網站，推動廉政文化建設。在安陽城鄉、北辦、教育局等試點單位建設了廉政網站，充分利用區、鄉二級廉政教育網絡，設計制作了廉政文化建設主題網頁，開設廉政文化建設論壇，并在全區征集廉政警示格言。三是結合單位特點，創造性開展活動。區XXX為全院53名領導干部及干警制作了“親情助廉”警示卡，印制了富有親情味的廉政警示格言，及時提醒身處特殊崗位的干部要經受住各種考驗誘惑。馬村XXX印制了廉政文化監督卡，讓廣大群眾和納稅人監督全局干部，確保機關廉潔高效。四是實行了廉政文化作品會前欣賞制度。在全區性會議以及鄉科級單位全體人員會議會前10至15分鐘，利用多媒體顯示屏、CD等現代傳媒設施，播出格言、漫畫、歌曲等反腐倡廉作品，供與會人員欣賞學習，擴大廉政文化的覆蓋面。通過各單位的共同努力，全區
機關廉政文化建設取得了良好效果，形成了濃厚的輿論宣傳氛圍，黨員干部受到了深刻的反腐倡廉教育。
2、廉政文化進學校，從小樹立廉政觀。我區堅持采取“七個一”措施，扎實開展廉政文化進學校活動。一是每季度組織教師進行一次以廉政文化為主要內容的學習教育，充分利用周三師德教育和政治學習，學習《實施綱要》，學習黨政紀條規，增強全體教師的廉政意識。二是每兩個月上一堂廉政教育專題課，每學期組織對學生開展一次以反腐倡廉為主題的思想道德教育，把廉政文化納入課堂教學，增強廉政教育的經常性和規范性。三是每學期組織教師、學生觀看一次反腐倡廉電教片，并組織討論，撰寫觀后感，通過現代化手段開展廉政文化教育。四是開展一次廉政警句、格言征集活動，在校園制作警句和格言宣傳牌，營造廉政文化氛圍，提高潛移默化的教育效果。五是全區各校圖書館設立一個“廉政圖書專柜”，每個教室建立一個“廉政文化角”，并充分利用墻報、黑板報、教育園地等建設“廉政文化教育園地”，方便師生閱覽廉政書籍，學習廉政知識。六是每學期組織一次以廉政文化為主題的班團隊活動，把廉政教育融入學生班團隊活動，讓學生在活動中自覺學習廉政知識。七是每學期開展一次以廉政文化為主題的課外活動，通過組織書畫比賽、講故事比賽、漫畫比賽、演講比賽、兒歌創作比賽等形式，增強校園廉潔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3、廉政文化進社區，人人把好廉政關。為了使更多的人感受到廉政文化，讓廉政教育滲透到領導干部的八小時外，滲透到尋常百姓中，使廉政教育真正能入情入理、入腦入心，取得實實在在的效果，我們探索在廉政文化進社區方面，因地適宜地開展了一系列的活動。一是組建一支社區廉政文化建設志愿者隊伍。組織轄區內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離退休干部建立一支廉政文化宣傳服務隊，宣傳反腐倡廉形勢政策，宣傳廉政文化建設開展情況。XXX街道辦事處組建了一支老媽媽廉政宣傳隊，每周都要深入家戶、走進繁華街區，利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向社區居民宣傳廉政文化，增強社區居民廉政意識。二是建設一個廉政文化示范社區。通過繪制廉政宣傳漫畫、刊登廉政文章、編排廉政文藝節目等形式，建設一個廉政文化示范社區，以點帶面，在整個辦事處居民群眾中間扎實開展廉政教育XXX街道辦事處在人口較為集中的XXX社區繪制了20余幅反腐漫畫，形成強有力的陣地開展宣傳活動。三是開展一系列黨員創建活動。開展黨員示范樓、黨員示范苑、黨員示范崗等創建活動，組織每名社區黨員主動投身社區服務工作，在文明創建、愛心幫困、義務服務等活動中發揮主導作用，形成黨員帶頭、全民參與的良好氛圍。四是舉行一次廉政文化競賽活動。開展演講、書法、繪畫警言征集等社區廉政文化主題比賽，鼓勵社區群眾積極創作、積極參與，大力營造廉政文化氛圍。XXX辦事處正在積極籌備6個家庭共同參與的廉政文化家庭知識競賽。五是制作一個廉政文化精品電教片。組織學有所長的社區居民自己動手開展廉政文化電教作品創建活動。XXX辦事處結合轄區教師較多的特點，將現代化教育手段融入廉政文化建設，制作出多媒體計算機輔助廉政教育片，寓廉政文化教育于生動形式之中、于娛樂活動之中，讓廉政教育更具有人性化、親和力。
4、廉政文化進農村，倡導社會新風。農村是黨風廉政教育的一個相對薄弱點，以多種形式傳播廉政文化，增強廉政文化的滲透力、感染力和影響力，顯得尤為重要、尤為緊迫。為此，我們在廉政文化進農村中，我們要求全區各村要加強廉政文化硬件建設，待王鎮的東孔莊、張弓等村在干部群眾經常聚集的村委大院懸掛了多幅格言警句，營造良好的廉政文化氛圍。同時，將廉政文化與農村干部教育培訓、村務公開、村紀檢小組建設等活動結合起來，增強廉政文化建設在農村的生命力。區紀委近年來先后分兩次對全區190余名農村干部進行廉政教育培訓，培訓專設了廉政文化課程，變生硬說教為娓娓道來，增強農村干部接受廉政教育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去年，區紀委分批對三個涉農街道辦事處的紀檢小組成員進行業務培訓，要求紀檢小組在加強對農村重大事務監督的基礎上，還要當好廉政文化宣傳員，在本村扎實開展黨風廉政教育活動，增強廉政文化的社會效應。
此外，在廉政文化進企業活動中，我們在企業的職工文化園地中專門建立了廉政文化園地，供職工借閱，并重點地對各企業領導班子成員和重點崗位工作人員進行反腐倡廉專題教育。在廉政文化進家庭活動中，我們發放了反腐倡廉公開信、倡議書，舉行了廉政文化家庭知識競賽，切實從源頭上防治了腐敗。
三、創新載體，注重效果，增強廉政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我區在開展廉政文化建設過程中，緊緊圍繞“為民、務實、清廉”這個主題，不斷挖掘資源、創新
方法，設計各種富有地方特色的教育載體，把紀律教育學習與地方文化資源緊密結合起來，開展了一系列豐富多彩、活潑有趣的教育學習活動，我們開展了正反典型教育，開展了反腐倡廉歌曲、廉政對聯、廉政警句、格言制作比賽；召開學習構建懲防體系實施綱要、加強農村紀檢小組建設研討會；舉辦以“倡導廉政文化、促進廉潔從政”為主要內容的演講比賽、征文比賽、反腐倡廉書畫展等活動。在全區黨員干部中開展“兩個綱要”知識測試；開通了XXX紀檢監察網站，開展網上征集廉政公益廣告詞活動等，為嚴肅、理性的教育注入了活力與感性，不斷增強教育的針對性、生動性、科學性和實效性，確保了廉政教育富于親和力、吸引力、滲透力，使廣大干部群眾樂于和易于接受，使廉潔理念、廉政意識真正入腦入心。
通過實踐和摸索，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廉政文化具有廣泛而深厚的群眾基礎，具有永恒而無窮的獨特魅力，它應該成為我們黨風廉政建設的一筆寶貴精神財富。大量的事實也讓我們進一步領悟到，廉政文化建設是一項長期的任務。針對XXX的實際，對下一步如何建設廉政文化，努力在全區營造尊廉崇廉的良好社會氛圍，提點幾點粗淺的看法：
（一）進一步發揮各種文化陣地和藝術形式的作用。這是在全社會培育廉政文化的基本方法和途徑。充分利用廣播、電視等各種媒體和學校、社區等各種陣地，講廉政事、唱廉政歌、寫廉政書、拍廉政片、倡廉政風。要讓廉政教育進校園、進社區、進企業、進農村、進機關、進家庭，從娃娃抓起，從每一位公民抓起，不斷擴大廉政文化的覆蓋面。無論采取哪一種形式，廉政宣傳教育都要貼近群眾、貼近實際、貼近生活，寓教于理、寓教于文、寓教于樂，富于親和力、吸引力、滲透力，使廣大干部群眾樂于和易于接受，使廉潔理念、廉政意識入腦入心。
（二）進一步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構建好廉政信息平臺。運用互聯網，通過有效的信息交流，解惑釋疑，引導廣大網民關心、理解和支持黨風廉政建設的大政方針，樹立正確的廉政理念；運用手機短信，快速傳遞傳播廉政信息，有針對性、個性化地進行宣傳教育。借用先進的技術手段，增強廉政宣傳教育的直觀性、靈活性、全面性、有效性，是廉政文化建設與時俱進的必然要求，也是反腐倡廉工作加大科技含量的具體體現。
（三）進一步發揮先進典型人物的榜樣和示范作用。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任長霞、梁雨潤、張建國等楷模，體現著時代精神，閃爍著廉潔奉公光彩。大力宣傳這些典型，有助于在全社會弘揚正氣，引導黨員干部向他們看齊，增強用先進典型激勵自己、對照自己、警示自己的自覺性，從而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先進典型的樹立、宣傳，對廉政文化的培育可以起到有力的促進作用和導向作用。
（四）進一步建立完善廉政測評機制。設計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成效評價體系，建立定期走訪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行風監督員、特邀監察員制度。結合部門和行業特點，制訂科學的測評辦法，對部門和行業風氣定期進行調查、測評。對一些專項的廉政教育活動也要進行測評，根據活動的次數、知曉度、認知度、理解程度等，評估宣傳教育的效果。廉政測評，不僅可以吸引社會各界和廣大人民群眾更加關心廉政建設，參與廉政建設，支持廉政建設，弘揚廉政的社會氛圍，量化方式本身也是一種最直觀、最便捷、最科學的方式，大力倡導這種方式，對深入推進反腐倡廉工作和搞好廉政文化建設，都是十分有意義的。
第四篇：廉政文化經驗
從探索特點規律入手
一、加強領導
二、創新載體
三、注重結合
發揮先進典型人物的榜樣和示范作用。既以孔繁森、鄭培民、任長霞、梁雨潤等先進人物為楷模，又充分挖掘、積極提煉在日常工作及“金稅三期”工程中涌現的廉政勤政先進典型事跡。通過廣泛地宣傳學習，發揮先進典型和榜樣群體在地稅廉政文化建設中的精神輻射、帶動作用，正面影響引導干部人生觀、價值觀的正確形成和鞏固；從而振奮精神，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在地稅系統形成學先進、趕先進，爭一流、創一流的濃厚文化氛圍。
四、突出特色
第五篇：中國傳統廉政文化的現代價值與實踐意義
中國傳統廉政文化的現代價值與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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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學文學院吳潔
［摘要］中國傳統廉政文化作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豐富的內涵，對中國各個時期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的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是當今廉政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我們應當推動反貪立法，不斷健全廉政制度；多設監控渠道，不斷強化監督機制；加強官德建設，不斷增強執政能力。
［關鍵詞］傳統廉政文化；現代價值；實踐意義
一
中國古代廉政文化作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豐富的內涵。“廉”在古漢語中是指堂屋的側面，清代文字學家朱駿聲用通俗的語言對這一含義做出了明確表達：“堂之側邊曰廉，故從廣”［1］。由于“堂之側邊”的特點是平直、方正、有棱角，因而“廉”又做正直、方正、干凈、節儉等道德含義之解，從古至今，“廉”都表達著人們對待財利的一種正確態度，其基本要義是不取不義之財、不貪不義之利；而“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2］，即正直公道的基本原則是治理一方的基本前提。因此我們可以將廉政理解為一種源于傳統清廉觀的為政之德和政治氛圍，而廉政文化，則正是以廉政為根本內容的文化傳統、文化形態與文化精神，并與之形成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國傳統廉政文化內容豐富、源遠流長，對當時的社會制度和風氣都產生了行之有效的促進，并對中國各個時期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的進程產生過重要影響。
原始社會末期，生產力極端低下，氏族和部落首領還沒有什么特權意識，卻有著強烈的為民父母的原始公仆意識，他們不僅廣泛聽取民眾意見，而且以戒言、銘言誨人律己。堯曾有過有“堯戒”：“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址”，［3］認為繼承人必須有極好的德行，必須能經受住各種艱難困苦的考驗而不后退，因為日后他是千萬臣民的公仆，而不是高壓于人上的至尊。舜也曾告誡他的臣子要清明正直，并每三年對公職人員進行一次考核，清正廉明的就升遷，否則就降級。上述可謂中國廉政思想文化的最初萌芽，說明“廉”作為一種朦朧的為政道德活動，已經在原始社會末期出現。
“廉”作為一種文化意識的覺醒，是在階級社會產生以后，伴隨著私有制的產生及貪賄現象的盛行應運而生的。商朝提出重民用德，不任用貪財聚貨的人，而任用努力為臣民生財造富的人。周朝清醒的認識到夏商滅亡的原因在于暴政壓迫和貪污腐化，倡導勤政廉政，并采取了保民、任賢和勤政等措施，認為一個明智的統治者應當盡力接觸小民，了解他們的疾苦，滿足他們的合理要求，這種勤政思想在今天看來仍是十分可貴的。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伴隨著社會大變動和文化大繁榮，廉政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管仲在《管子?霸言》中明確提出了“以民為本”的論點，認為既然人情是欲利而避害的，為政者必須能順民所欲，滿足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使人民得到快樂、富貴、安定。孔子、孟子等這一時期的儒學大家也是廉政思想的積極倡導者，并實踐著廉政文化。孔子認為，為政者欲把政治搞好，就要自身廉潔，不以權謀私，為民做出榜樣。孟子則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4］，認為人民才是國家中最可貴的，人民是政權之本，而國君的地位完全次于人民，并且還提出了給民以恒產,施教化，救濟窮人等具體措施。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半封建社會中，由于階級社會的本質所限，社會戰亂不止，衰世
長而盛世短，貪污腐敗現象在歷朝歷代的官場中長期盛行，但真正的清官、廉吏和博學志士依然堅守著清廉之志，不斷發揚著優秀的廉政文化傳統。
戰國時期的商鞅認為國家的法令應當統一，并使其家喻戶曉，這樣違法亂制的舉動就無處藏身，官吏也就不敢枉法為邪了。西漢的賈誼創立了自己的民本思想體系，認為“廉”是為人為官都應具有的一種道德品質，為政者必須注意自己的品行，作為國君要做到“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仇”［5］。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曾是一位仕途并不如意的政治家，但他卻在充分了解民族和封建官僚機構種種弊端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去貪致廉的措施，如舉賢進能、量才授職、厚祿均俸、養廉去貪，并實行不速遷、不久次的任官政策，這些政策在理論和實踐上對現今的反腐倡廉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范仲淹在國家內憂外患之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6］，雖屢遭貶黜，仍然奮進不息，其一生為政清明、勤勞奉公，個人生活也十分節儉，他未給子孫留下什么遺產，卻給中華民族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的廉政思想和實踐在當時有著明顯的進步性，諸如精簡機構、抑制僥幸、裁減冗官冗費在今天仍有著現實意義。而宋代的歐陽修則提出“廉”應當是為官者應具備的根本道德品質，如果因為利欲熏心而不能保持廉德，那么也就喪失了其從政的個人品質。明朝的海瑞一生宦海浮沉、坎坷不平，但卻為官清廉、秉公執法、為民伸冤，深受百姓擁戴，被譽為“海青天”，他認為要徹底扭轉官場中的貪污腐化之風，在提倡廉潔奉公的同時應大力嚴懲貪官，對貪贓枉法者處以重刑，同時鼓勵百姓對貪贓官吏放膽來告，并且能在權貴面前嚴格依律秉公執法，這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在封建社會是十分可貴的。
二
縱觀我國古代的傳統廉政文化，從仁義廉恥的從政道德到節儉重民的優秀品德，從舉賢任能的用人之道到克己奉公的修身之志，從公正無私的執法態度到心憂天下的鴻鵠之志，我們不難看出其深刻內涵和重要影響。作為彌足珍貴的思想和文化資源，中國傳統廉政文化為當今廉政文化建設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支持，對當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和構建現代和諧社會有著重要的現實價值。
1、中國傳統廉政文化是當今廉政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首先，傳統廉政文化經過歷代人們的探索、加工和改造，在不斷與貪污腐敗現象的斗爭中發展、深化，形成了帶有普遍性指導意義的內容，許多已融入到現代思想文化中、滲透到各個行業領域。中國古代民貴君輕、勤政廉政等思想文化已為人們所熟知和倡導，成為當今的廉政文化建設的堅實基礎和思想源泉。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很好地繼承了傳統的民本思想，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宗旨一以貫之，并不斷發揚光大。因此，傳統廉政文化是當今廉政文化建設的根基所在。
其次，在我國，傳統文化在人們心中的影響根深蒂固，有著強大的習慣力量，而作為傳統文化重要內容的傳統廉政文化蘊含著豐富的傳統美德和民族精神，更是對人們產生了深遠影響。正是“愛民厚生”等傳統廉政思想引導、激勵人們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自覺地牢固樹立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價值觀，堅定為人民服務的信念。因此，傳統廉政文化也是當今廉政文化建設不斷深入開展的潛在動力。
此外，中國傳統的廉政文化盡管有著豐富的內容，但也不全是精華，也有著消極的方面，如傳統的廉政文化中有許多針對官員的廉政建設思想，但卻缺少對專制君主廉政勤政方面的監督，各種廉政思想、措施的出發點往往是維護封建專制統治，而人民僅被視作統治的對象和權力斗爭的工具，就連民本思想的出發點也是為了緩和階級矛盾，穩固封建統治。對這些糟粕，我們在丟棄的同時也應了解其歷史原因和階級局限性，并加以總結，從而不斷提
升當今廉政文化建設的水平。
2、中國傳統廉政文化對當前的反腐倡廉工作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首先，傳統的廉政文化為當前反腐倡廉工作的開展提供了精神動力。中國傳統廉政文化在人們的思想意識和行為規范之中有著巨大的影響，深得民心，傳統廉政文化的長期熏陶和真實的歷史教訓，使得人們充分認識到：官員的廉潔勤慎與否，歷來是關系到國家治亂興衰的關鍵所在，反腐倡廉應當是當前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工作，與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因此只要我們在全社會加大宣傳力度，通過多種形式弘揚傳統廉政文化，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必能贏得人民群眾對我們反腐倡廉工作的支持。
其次，傳統的廉政文化為當前反腐倡廉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智力支持。我國的傳統廉政文化源遠流長、內涵豐富，其中意義深刻的廉政思想和卓有成效的廉政制度都很值得我們在當前的反腐倡廉工作中加以借鑒和運用。比如加強廉政制度建設的思想和多層次監察的意識，以及設官分職、激勵勤政的官僚制度等傳統廉政文化中的精華所在之處，對我們當前的反腐倡廉工作的開展很有借鑒意義。
最后，傳統廉政文化為當前反腐倡廉工作的開展提供了豐富的形式。幾千年來，在我國廉政文化不斷發展和進步的過程中，形成了多種教導方法和灌輸方式，并深得群眾的喜愛，比如格言、傳說、戲曲、詩歌、小說等形式，在豐富群眾文化生活的同時又宣傳了廉政思想，震懾了貪官污吏，起到了潤物細無聲的作用，很值得我們今天研究借鑒。此外，我國古代傳統文化中所注重的一些人倫道德和修身原則，如淡薄寡欲、見利思義、克己奉公、勤政愛民等，都可以運用到當前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工作中去。
3、中國傳統廉政文化對我國的官德建設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首先，傳統廉政文化有利于清廉價值觀的形成。“公仆意識”是我國傳統廉政文化的重要內容，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是當代清廉價值觀的核心內容，是領導干部最大的官德。在官德建設中大力弘揚中國優秀傳統廉政文化，培養領導干部的“公仆意識”，可以增強其為人民服務的信念，從而遏制消極腐化觀念及其行為的發生與泛濫。抵制消極腐朽文化對人的侵蝕，有利于清廉價值觀的形成。作為領導干部，只有在心目中確立了廉政文化的主體地位，才能樹立清廉的價值觀，自覺反對和抵制腐敗誘惑。
其次，傳統廉政文化有利于增強官員的自我約束能力。任何一種文化都具有約束、規范、引導人們思想行為的作用，我國優秀的傳統廉政文化不但包含著古代廉吏的高尚品格和浩然正氣，還包含了種種廉政制度規范，其一旦根植于官員的心中，將起到法律制度和空洞的廉政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充分發揮傳統廉政文化潛在的熏陶、引導、滲透作用，才能感化、優化黨員干部的從政行為，使其樹立不愿腐敗的思想觀念，不斷增強自我約束力。最后，傳統廉政文化有利于遏制腐敗風氣的蔓延。幾千年來，中國的傳統廉政文化所包含的精神理念、價值觀、道德觀、道德準則一直按照自身的傳播規律和渠道，深深地影響著社會成員，潛移默化地熏陶著人們，直到今天，包含著清廉價值觀等諸多內涵的優秀的傳統廉政文化仍然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并以此來指導自己的生活、評價周圍的人和事，從而在全社會形成了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圍，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貪污腐敗等不良風氣的蔓延。
三
古人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我們在深入了解中國傳統廉政文化的內涵和價值的同時，也應充分發揮其現實作用，在實踐中加以繼承和發揚，進一步推動我國廉政事業的發展。
1、推動反貪立法，不斷健全廉政制度
在皇權支配一切的中國古代社會，統治者十分重視通過制定重法嚴肅官紀，從《秦律》
開始，就規定了詳細的以懲治瀆職和貪污腐敗為主要內容的法規，對各級官吏的違法行為都用法律的形式明確規定了以輕罪重罰為特色的懲罰標準；兩漢時期有《刺史六條》、《三互法》等專門的監察法規，分門別類地針對各種貪賄行為予以懲治；在明代，更是出臺了懲治貪污的特別刑事法規《大誥》。這些法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員貪欲的膨脹，保證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目前我國的腐敗案件呈高發態勢，立法上雖然在《刑法》第八章中對貪污腐敗犯罪做出了相對嚴厲的懲治規定，但卻缺少有關的程序法保障，給證據采集、案件偵查、法庭審理帶來不便，從而導致了辦案效率低下，警示教育作用甚微。因此，我國亟待出臺一套較完整的懲治貪污腐敗犯罪的專門法規，對此類違法犯罪行為的認定及辦案程序做出比較周全、縝密、具體的規定，明確區分罪與非罪，從嚴規定有罪標準和處罰措施，從而才能有效地威懾隱形犯罪和預謀犯罪；另一方面，專門法的制定也能夠方便人民群眾了解和舉報腐敗罪行，有利于執法機構及時立案查處。
2、多設監控渠道，不斷強化監督機制
近年來，眾多政府監督部門的高官、反貪局長的紛紛落馬，給我們敲響了警鐘，誰來監督監督者成為了社會關注的焦點。完整的監察機構和完備的監督體系是不可或缺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就此依賴監察機構，尤其是在我國現行體制下，對監察機構、監督者的監督不可或缺。從我國由古至今幾千年的反貪實踐來看，人民群眾無疑是最公正、最稱職、最積極的監督者，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貪官污吏的斑斑劣跡絕不可能逃過民眾雪亮的眼睛。歷史上無數貪污腐敗的大案都是在人民的檢舉揭發下敗露的。兩漢時期就有授權民眾進京告發地方官吏橫行不法的“言變事”制度，甚至把民間輿論即所謂的民謠作為陡黜官吏的依據之一。因此，我們應將人民群眾的監督納入到現有的監督體系中來，不僅要鼓勵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監督工作，而且要通過法律對相關程序加以明確，在保證人民行使監督權力的同時保障好監督者的人身安全。目前在我國檢察系統試行的人民監督員制度便是很好的監督形式，并且也取得了良好成效。此外，我們還應加強立法、行政、司法等各自相對獨立的監督機構之間的合作，實行互相監督、協作辦案，加大監督力度，提高監督質量，從而形成較嚴密的廉政監督體系。
3、加強官德建設，不斷增強執政能力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指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一個政黨越是長期執政，反腐倡廉的任務就越艱巨，越要堅定不移地反對腐敗，就越要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只有懲治腐敗，才能深得民心，黨才能長期執政，國才能長治久安；而唯有加強官德建設，培養領導干部清正廉潔的高尚品德，才能從根本上反腐倡廉，不斷增強黨的執政能力。在當前新的歷史條件下，胡錦濤同志將黨的領導干部所應具備的清正廉潔的高尚品德集中概括為“三常”警句，即要求黨的領導干部“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7］，在繼承中國優秀傳統廉政文化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了官德建設的內涵。常修為政之德，就是要求領導干部在市場經濟的復雜形勢下，自覺用黨紀國法來約束自己，加強政德修養。修政德歷來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孔子認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8］，充分表明了官員的為政之德對人民、對國家的重要性。常思貪欲之害，就是要求黨的領導干部時刻保持應有的警惕性，抵制各種誘惑。早在宋代，清官包拯就對貪欲之害有著深刻認識，認為廉潔的官吏是人民的表率，而貪贓的官吏則是人民的盜賊。當前，腐敗之風在各級領導干部中有所抬頭，若任其發展不加節制，勢必會使人民喪失對我黨長期執政的信心，甚至會威脅到國家的存亡。因此，廣大領導干部只有在心中常敲警鐘，才能保持清正廉潔的高尚品德。常懷律己之心，就是要求黨的領導干部常懷廉潔之心。“律己廉為首，立世德為先”是古人對為官者在律己方面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群眾對黨的領導干部執政能力的要求。只有以身作則，廉潔自律，才能真正做到清正廉潔，才能在執政過程中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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