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中國的民族自治政策

論中國的民族自治政策摘要

民族區域自治是在國家統一領導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馬列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理論與中華民族問題的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我國解決民族問題的一項根本政治制度，它具有極大的優越性,是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一把鑰匙。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施以來，民族自治地方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在21世紀,我們仍然要繼續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動搖,然而經歷了豐富實踐經驗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任需不斷的發展和完善.在新世紀如何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對于加強我國的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保持社會穩定,加快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促進社會進步,加快民族地區實現小康的步伐,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繁榮,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主要論述了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性質和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如何保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關鍵詞

民族自治性質重要性 保持完善

正文

（一）、我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性質和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必要性 我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既是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又是中國共產黨處理民族問題所確立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中國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民族國家，中國的歷史發展與民族分布格局決定了解決中華民族問題的基本制度只能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而不能是其他制度。中華民族的分布格局突出表現為三個特點：第一，漢族占全國總人口的92％，絕大多數民族地區都有漢族居住。有的民族地區，漢族人口占大多數，如在內蒙古自治區，漢族人口占80％以上；寧夏回族自治區和廣西壯族自治區，漢族人口占2／3。內蒙古鄂倫春自治旗，浙江景寧畬族自治縣，漢族人口均在91％以上。第二，同一個民族分布在許多不同的省區。比如回族，寧夏的回族只占全國回族人口的17．9％，82．1％分布在全國大多數縣市；藏族人口46％集中在西藏，54％主要分布在青海、甘肅、四川和云南；滿族分布在全國許多地區。第三，同一個地區居住許多不同的民族。全國少數民族最集中的西藏地區，除了藏族外，還居住有漢族、回族、門巴族、珞巴族等民族。目前(至2000年底)，我國已經建立的5個自治區、30個自治州、119個自治縣是根據我國民族分布的特點，按照少數民族人口數量，聚居區域大小，分別建立的自治區、自治州和自治縣(旗)三級行政機構。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解決中華民族問題，中國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國聯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我們認為這個制度比較好，適合中國的情況。”

同時，民族區域自治是一種政治體制，通過這一政治體制，吸引少數民族人民參加管理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事務活動，在民主的基礎上鞏固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團結，促進了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和進步。正如江澤民在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這種制度把國家的集中統一與少數民族聚

居地區的區域自治有機結合在一起，是完全適合我國國情的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制度，是我們黨和各民族人民的一個偉大創舉。”

我國民族區域自治還是中國共產黨處理民族問題所確立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確定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策。1954年制定及修正頒布的《憲法》，再次確認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并且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之初根據《共同綱領》推行民族區域自治的經驗，明確規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層次和自治機關的自治權。1984年制定、頒布的《民族區域自治法》，是實施《憲法》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它明確規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的自治權和上級國家機關對民族自治地方的職責，正確規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民族自治地方內的民族關系，標志著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進一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軌道。在1984年，阿沛·阿旺晉美對民族區域自治法的頒布就作過如下評價：這個法制體現了全國各族人民的一致愿望和共同利益，是我國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對于完善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保障少數民族行使自治權利，加速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對維護國家的統一，發展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都將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二）保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經歷了一個發展和完善的過程。1947年我國建立了第一個省級少數民族自治地方——內蒙古自治區。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確定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策。1954年制度及修正頒布的《憲法》，再次確認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并且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之初根據《共同綱領》推行民族區域自治的經驗，明確規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層次和自治機關的自治權。1984年制定、頒布的《民族區域自治法》，是實施《憲法》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它明確規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的自治權和上級國家機關對民族自治地方的職責，正確規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民族自治地方內的民族關系，標志著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進一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軌道。2001年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通過的 《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決定》，對解決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實際問題，作出了許多重要的規定，這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的重大舉措。從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發展與完善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完善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進步的反映；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得以健康發展、永葆活力的重要保證。

在社會的完善和發展過程中，政治制度的加強和完善帶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義。鄧小平同志在論及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政治發展的經驗教訓時曾作過十分深刻的總結：“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制度是一種社會規范，一旦形成，必然成為政治行為的約束者，將在全社會范圍內發揮作用。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頒布、實行二十年以來，在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利、政治權利，促進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鞏固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維護國家的統一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因此，積極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對少數民族權益的保障與民族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目前，我國的民族法制在立法、執法、宣傳

法律等方面還存在一些不完善之處。如：現行的民族法律法規大都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制定的，有時代的局限性，特別是經濟方面，不能完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對民族自治地方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享有的經濟管理權限和自主權的規定不夠明確。因而，需要根據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的時代特點進行修改、補充和完善。其次，執法不力。由于有些法律本身在有關問題上規定不詳細，如對違犯民族區域自治法的違法行為怎樣處置，規定不清楚。有些法律條文彈性較大，執行中較難掌握。第三，民族法律法規實施的監督機制不完善。把民族法律法規的立法執法和監督看作是民族工作部門和民族地區的事，缺乏相應的機構負責實施民族法律法規。第四，民族法制宣傳教育不夠廣泛和深入。民族地區地處偏僻邊遠地區，舊有傳統觀念和社會習慣影響較深，法律意識比較淡薄。

加上民族地區地理語言文字等因素及普法經費困難等原因，阻礙民族地區的政治文明建設。因此，我們必須采取措施完善民族區域自治，促進政治文明建設。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促進政治文明建設，必須做好處理好四個問題。

第一是必須建立健全民族法律制度。完善民族法律制度既是鞏固和完善了族區域自治的一項基本內容，也是它的一條基本途徑。阿沛·阿旺晉美在《加強立法工作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平等自治權利》一文中指出，加強立法工作以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是我們國家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的一個重要方面。它對鞏固民族團結、鞏固祖國統一、鞏固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政治基礎，無疑有重大的意義。加強民族方面的立法工作是當前一項緊迫而重要的任務。必須認認真真地加強立法工作，切切實實地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平等自治權利。針對民族地區法制的不完善等問題，必須加強民族立法工作，使民族區域自治有法可依。對約束力不夠，可操作性不強并且具有時代局限性的民族法律法規要及時進行修改補充和完善。其次，依法行政，認真執行和遵守民族法；第三，加強民族法實施的監督。強化國家機關的監督，包括國家權力機關、司法機關及行政機關的監督。重視社會監督，包括社會組織社會輿論的監督和人民群眾的監督。第四，加強民族法的宣傳和研究工作，特別是著重加強對領導干部、散雜居地區的民族法普及工作。

第二是必須好處理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的關系。江澤民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任何時候都要正確把握維護國家統一與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關系，國家依法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利，民族自治地方要全面貫徹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并結合本地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必須堅持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維護國家的法制；依法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利；進一步理順中央和上級國家機關與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關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才能保證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繁榮昌盛。

第三是必須重視處理民族關系的兩大法律制度——民族區域自治法和散居少數民族權益保障法。落實散居少數民族權益保障法律制度是完善民族區域自治法律制度的前提。兩個法律在我國現實生活中發揮著調整民族關系，保障各民族合法權益的作用。因為，在我國，隨著社會的日新月異與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少數民族散居于全國各地的趨勢日益明顯。全國近1億的少數民族，有1／4生活在占全國總面積36％的非民族自治地方。許多少數民族并不是都只生活在有相應名稱的民族自治地方。如回族，寧夏的回族只占全國回族人口的17．9％，82．1％分布在全國大多數縣市；藏族人口46％集中在西藏，54％主要分布在青海、甘肅、四川和云南；滿族分布在全國許多地區。散居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關系

問題也日益凸現，民族矛盾與宗教問題的出現也日益頻繁。因此，保護散居少數民族權利的法律制度建設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同等重要的。

第四是必須搞好西部開發。西部大開發是黨中央在世紀之交做出的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解決當代的中華民族問題，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的重大戰略舉措。無論從經濟的角度，還是從社會、政治的角度講，這一戰略舉措是代表中國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戰略工程。因為，我國的少數民族人口86％在西部，5個自治區、27個自治州在西部。西部地區的民族自治地方占西部總面積的86．47％，占全國民族自治地方總面積的96．72％，西部有40多個民族，人口占西部地區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占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四分之三。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是在新的形勢下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新實踐。西部大開發不僅要通過一系列經濟措施與政策調整來加快經濟的發展，同時也要不斷地協調各種關系，解決各類矛盾，以促進西部地區的社會進步。處理好涉及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一系列關系問題，既有利于西部大開發的順利進行，也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的發展和進步。因此，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對西部開發、民族地區的發展以及解決我國民族問題有重要的影響。

總結

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馬列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理論與中華民族問題的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既是是我國解決民族問題的一項根本政治制度，又是中國共產黨處理民族問題所確立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它具有極大的優越性,是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一把鑰匙。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對于加強我國的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保持社會穩定,加快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促進社會進步,加快民族地區實現小康的步伐,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繁榮,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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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立法工作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平等自治權利》

《中華民族》（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中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 》（人民出版社）

《國家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概況叢書》（修訂版）

第二篇：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的政策思考

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的政策思考

——以全國對口支援新疆的政策為例

摘要：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特別是在改革開放30年以來，新疆經濟社會各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績和經驗，但由于新疆的歷史、自然和社會原因，其與東部發達地區之間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中央從新疆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角度出發，召開了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并在會上提出了全國對口支援新疆的決策。本文結合新疆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問題，對這一決策的實施加以思考。

關鍵詞：對口支援新疆跨越式發展政策

一、新疆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經濟發展落后，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

今年來，新疆的經濟社會從縱向上來看，進步大，發展快；但從橫向上看，新疆的經濟社會發展程度與東中西部的差距還是越來越大。與其他地區相比，新疆的經濟發展滯后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新疆的產業結構不合理。從新疆2009年的產業結構來看，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比例為17.8：45.1：37.1，與同期全國三產比例10.6：46.8：42.6相比，第一產業占比較大，第三產業占比較低。而且，第一產業中，種植業比例很大并且種植結構單一，農民收入的不確定因素多。第二產業是以原料及其初加工為主，重工業比重大，加工業比重小，高附加值的產品少，主要依賴于當地的煤炭、石油等，資源的加工性低，對環境的污染較為嚴重，經濟增長難以擺脫依靠大量消耗資源的模式。第三產業中的比例也不合理，基礎設施不健全，導致了新疆旅游業、信息業等行業不發達。

其次，新疆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以天山為界，新疆分為南疆和北疆，北疆經濟明顯要好于南疆，而北疆經濟又主要集中在天山北坡經濟帶。南疆占全疆人口的46.5%左右，但其生產總值只占全疆經濟總值的25%左右，財政收入僅占全疆收入的20.9%。其中以喀什地區、和田地區和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構成的南疆三角洲，人口占全疆人口的30%，GDP比重僅占全疆的9%。南北疆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尤其是少數民族群眾收入較低，這又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從而造成惡性循環。

最后，新疆經濟領域的信息化程度低。都說21世紀是信息的時代，掌握了信息就取得了成功的一半，企業信息化水平與企業發展能力和競爭力是成正比的。

新疆信息化發展的主要問題是：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體系亟待完善, 自主裝備能力急需增強。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的程度不高, 公共服務能力不強, 信息化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信息化水平以及產業規模、應用水平和創新能力等都亟待進一步提高。特別是“數字鴻溝”有所擴大，信息技術應用水平與其他省市相差甚多，并且疆內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群體之間的差距也有擴大趨勢，這就影響了全區經濟協調發展。

（二）人才不足的問題突出

造成新疆發展落后的原因除了天然的區位劣勢和基礎薄弱外，缺少高層次創新型復合型的人才更是重中之重。在新疆的民眾中流傳著寧上內地差學校不去“新西蘭”的思想，這充分說明了新疆的人才流失的嚴重形勢。另外，新疆的人才狀況還存在著以下問題：

一、人才整體質量和層次明顯低于東中部地區，按國內通行的人才競爭力分級標準劃分，0.3以上為強區、0.1—0.3為中等區、0.1以下為弱區，新疆僅為0.0668，新疆無疑是處在人才競爭力的最弱區。

二、人才引進難、留住難、用好難，很多高科技人才都由于新疆的經濟發展水平及環境而寧愿呆在競爭激烈的其他省市也不愿意來到新疆發揮更大的作用，另外，由于選人用人的機制有待改革創新在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方面有一定缺點。

（三）基礎設施建設落后，資源優勢不具有經濟和市場優勢

新疆幅員遼闊，在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與東中部地區相差較大，還需要進一步改善。在能源方面，新疆擁有大儲量的石油、煤炭資源，但有些地方至今電力還嚴重短缺，嚴重制約著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速度和水平，而石油等優勢資源的開發也僅限于原材料的加工或者初級產品，而缺少具有自主研發品牌的深加工產品，所以新疆的能源雖然有儲量優勢，但沒有市場和經濟優勢。在交通方面，新疆目前只有蘭新鐵路和南疆鐵路兩條干線，連接內地和中亞的一條鐵路。干線二級以上公路的比重只有53%，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70%，南北疆之間缺少便捷的告訴公路通道。在水利方面，新疆的農田水利設施建設落后，水平低，大部分地方的農田都靠天吃飯，不確定性大，抗災能力小。

（四）社會不穩定

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宗教，民族和文化因素，新疆社會還不穩定。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在西方反華勢力的推波助瀾下加緊滲透，新疆民族分裂主義活動呈上升態勢，嚴重破壞了民族團結，“三股勢力”在國際恐怖組織的支持下，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這都給新疆的安全與穩定蒙上了一層陰影。社會不穩定因素給各族人民帶來了嚴重的災難。不安定的社會環境阻礙了資本的流入，嚴重制約了新疆經濟的發展，造成新疆局部地區處于貧困狀態，而這種貧困狀態又成為“三股勢力”發展的溫床。久而久之，就會造成惡性循環。因此，長治久安是新疆跨越式發展的保證。

二、全國對口支援新疆政策的提出

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10年5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召開的新疆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了全國對口支援新疆的決策。并于次年3月30日召開了全國對口支援新疆工作會議。會議傳遞出中央通過推進新一輪對口援疆工作加快新疆跨越式發展的信號。根據會議精神，19個援疆省區市將建立起人才、技術、管理、資金等全方位對援疆的有效機制，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置于優先位置，著力幫助各族群眾解決就業、教育、住房等基本民生問題，支持新疆特色優勢產業發展。新一輪對口支援工作期限為2011年至2020年。

這一政策是在“新疆不安全、不穩定、不確定的因素依然存在，維護社會大局穩定的任務異常艱巨繁重”這一背景下提出的。中央采取“5·12”特大地震后的災區重建模式對新疆進行扶持，根據此模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80余個縣，將獲得來自全國19個省市的對口支援。

新一輪援疆工作是在總結過去13年對口援疆工作的基礎上進行的，具有明顯的新的特點：

一是支援范圍廣。在地域上，受援方由過去的新疆10個地州、56個縣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3個師，擴大到新疆12個地州、82個縣市和兵團12個師。在支援省市中，新增了安徽、山西、黑龍江、吉林四省和廣東深圳市。在內容上，包括經濟援疆、干部援疆、人才援疆、教育援疆等，是全方位的對口援疆。

二是力度大。對口援疆實施方案經過了較充分的調研，并與有關省市進行了銜接，作了一些明確規定。特別是對援疆資金作了明確規定，由援疆省市按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的一定比例進行安排。

三是重點突出。特別強調民生優先，并重點支援新疆貧困地區特別是南疆地區，著力解決各族群眾生產生活中最直接、最現實、最緊迫的問題。

四是思路創新。把增強受援地區自我發展能力作為目標和思路，強調“輸血”與“造血”相結合，增強新疆自身的造血功能。強調“硬件”建設與“軟件”建設相結合、資金支持與人才支持相結合、物質支援與文化交流相結合。

五是強調協作。支援省市把對口支援作為自身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受援地區主動配合；中央對新疆的專項資金，在不改變分配渠道、不改變使用方向的前提下，可按照對口支援專項規劃，與支援省市的援助統籌使用，體現了協作原則。

三、對全國對口支援新疆政策的思考

（一）全國對口支援新疆政策的意義

“借鑒兩年來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對口援建的經驗，把作為我國反分裂、反滲透、反恐怖主戰場的新疆經濟社會發展搞上去，把長治久安搞扎實，需要進一步動員組織全國力量，支援新疆、發展新疆。”該權威人士認為此次對口援疆的意義甚至不限于新疆一域，“這既是具體落實中央新時期新疆工作任務的重大措施，也是對口支援政策措施從應急逐步走向制度化的最新實踐，還是西部大開發新階段模式和道路的新探索，更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通過對口支援的充分發揮和直接體現。”

有利于我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由于新疆的地理，歷史等原因，其經濟發展水平落后于內地各省市，只有通過各兄弟省市的幫助和扶持，才能更快的趕上全國平均水平，從而最終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有利于我國各民族的共同繁榮。我國處理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之一是各民族共同繁榮，民族問題之所以產生，除了“三股勢力”的破壞之外，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也會激發民族問題的產生。只有各民族共同繁榮，共同進步，同呼吸共命運，才能實現我國各民族人民的幸福生活。

協調區域發展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我國經濟發展大體上具有兩極分化的劣勢，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較為迅速，發展水平高，而西部地區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一直相對落后。通過全國對口支援新疆這一政策，新疆不僅可以獲得各援疆城市的“硬件”幫助，同時，也可以通過相互的交流，學習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理念，從根本上改變新疆地區經濟發展落后的現狀。

有利于促進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增加就業。全國對口支援新疆不僅帶來了資金，基礎設施的建設，同時也為新疆人民帶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大批的企業投資和新項目的落實，需要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做基本保障，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新疆的就業問題，人民有了工作社會就會穩定，在各民族兄弟姐妹的共同工作下，也會加深民族了解，增強民族感情。

（二）實施該政策需要注意的問題

雖然“汶川模式”中有很多可以汲取的地方，但是，對口援疆需要更多的吸收以往的支援經驗。目前，在全國對口支援新疆的政策方面還有以下五個問題需要注意：

首先，實施對口支援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目前，對口支援和經濟技術協作法律制度存在缺乏協調性、實施過程中存在隨意性和不確定性、援助項目實施效果無法保證等不足。

其次，對口支援的實施、管理體系和激勵機制不健全。一方面不利于激發參與支援工作的不少發達省市的企事業單位及有關人員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無法保證支援工作達到預期目的。例如，有些項目的前期開發程序不規范，有的項目則在簽訂后難以落實，還有不少項目在實施過程中夭折，這些問題導致一定程度上挫傷了雙方的積極性。

再者，缺乏科學、有效的評估機制。例如，在有關對口支援工作中，因政策評估工作缺失，導致一些事實上已經失效的政策目前仍然在實施。同時，現行的對口支援政策監督的廣度和深度還不夠，監督的內容還不完整，缺乏績效監督的內容。

其四，受援方和支援方均存在著一些不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技術經濟研究部前部長郭勵弘認為，在以往的對口支援中，由于缺乏和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的系統規劃，導致“受災地區的基礎設施可能建得很好，卻很難形成產業。”受援方在選擇援助項目時，有“短視”現象，存在著以爭取資金物資為主、以爭取無償支援解決眼前困難為主、單純追求項目數量、存在一定的“面子”工程等問題。同時，支援方對援助工作的思想認識高度不夠，確定援助項目時注重追求自身的利益，援助資金使用效率不高，對援助項目的后期追蹤管理力度不夠等問題。

最后，未能正確處理援助政策實施過程中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很多項目是在政府主導下開展的，難免重蹈計劃經濟的覆轍，資源配置效率低下；有的是政府服務政治大局意識不強，未能充分發揮引導作用，呈現政府“越位”和“缺位”的現象。

針對上述問題，熊文釗認為“當前的對口支援還不是制度性的安排，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應急處理。”因此，他認為需要加快將其納入法制化軌道，轉化為制度性安排，通過一套制度、一套標準和一套程序，以法律形式將對口支援關系固定下來，區分無償援助與有償援助的經濟協作，建立市場化的支援項目的跟蹤協調制度，這是對口支援政策長期有效實施的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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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論朝鮮半島問題及中國正確處理朝鮮半島問題的政策

論朝鮮半島問題及中國正確處理朝鮮半島問題的政策

朝鮮半島處于大陸與海洋的交接部位，是大陸力量與海洋力量相交匯的緩沖帶。它處在“破碎帶”上，起到了控制海洋的作用。朝鮮半島的自然地理特征及特殊的周邊環境帶來的重要地緣戰略意義非常明顯。朝鮮半島問題關乎包括中國、俄羅斯、蒙古、日本以及朝鮮半島的朝鮮和韓國等在內的東北亞各國的安全與穩定，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

朝核問題始于 20 世紀 90 年代初。當時，美國以其衛星照片為依據，懷疑朝鮮有研制核武器的設施，并揚言要對這些設施實行檢查。朝鮮方面則反復聲明沒有制造核武器的打算和能力，同時指責美國在韓國部署核武器威脅它的安全。

1992 年 5 月 25 日，國際原子能機構調查團開始對朝鮮進行核查。1993 年 3 月 12 日，朝鮮因美國和韓國繼續進行“協作精神”聯合演習和國際原子能機構要求檢查其軍事設施，宣布 3 個月后退出 1985 年加入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6 月 2 日 至 11 日，朝美第一次正式會談在紐約舉行，雙方在會談會發表的聯合聲明中保證不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內的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脅，保證朝鮮半島的無核化、和平和安全，互相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支持朝鮮半島和平統一。朝鮮宣布暫不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7 月 14 日 至 19 日，朝美在日內瓦舉行第二次正式會談，朝鮮方面表示將盡快與國際原子能機構進行對話，美方則表示將幫助朝鮮方面造核反應堆。

1994 年 7 月 8 日 至 8 月 12 日，朝美在日內瓦舉行第三次正式會談。雙方在聯合聲明中指出，朝鮮愿意用輕水反應堆代替石墨減速反應堆，而美國承諾向朝方提供一座輕水反應堆，并向朝方提供代替能源。10 月 21 日，朝美在日內瓦簽署關于朝核問題的《框架協議》，根據協議朝鮮愿意凍結其核計劃，美國將負責 10 年內為其建造一座 2000 兆瓦或兩座 1000 兆瓦的輕水反應堆，在輕水反應堆前美國將同其他國家一同向朝方提供重油作為能源補償。2002 年 11 月 14 日，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執行理事會在紐約舉行會議，決定從 12 月起中止向朝鮮提供重油。11 月 29 日，國際原子能機構通過決議，要求朝鮮放棄核計劃，開放 “ 所有相關設施 ”，并接受核查。12 月 22 日，朝鮮宣布已開啟被凍結的核設施并拆除了用于監測的攝像機。

2003 年 1 月 10 日，朝鮮常駐聯合國代表宣布，朝鮮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4 月 23 日 至 25 日，中美朝三方在北京舉行三方會談，8 月 27 日 至 29 日，中國、朝鮮、美國、韓國、日本在北京舉行了第一輪六方會談，從而開啟了至今一共六輪的六方會談。2.1.3 六方會談和朝鮮核問題的現狀

六方會談從第一輪到第六輪取得的成果是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第一輪會談從 2003 年 8 月 27 日 至 29 日，該輪會談取得的成果是朝方表明 無核化是朝鮮的總目標，擁核不是目的。第二輪六方會談是從 2004 年 2 月 25 日 —28 日，該輪會談啟動了實質性的討論各方表示將致力于朝鮮半島無核化，并愿本著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的精神，通過對話和平解決核問題，維護朝鮮半島和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第三輪會談從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３日至２６日，該輪會談取得的成果是各方重申致力于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共同目標，并強調有必要盡早采取實現該目標的第一階段措施。這是建設性和務實的實質性的成果，比前兩輪會談更進了一步。第四輪會談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 2005 年 7 月 26 日 至 8 月 7 日，第二階段是從 2005 年 9 月 13 日 至 9 月 19 日。該輪會談取得的成果是朝方承諾放棄一切核武器和現有核計劃，早日得返《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并回到國際原子能機構保障監督。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第五輪會談從 2007 年 2 月 8 日 至 2 月 13 日，該輪會談取得的成果是朝鮮確定以最終廢棄為目標，關閉并封存寧邊核設施，并邀請國際原子能機構人員重返朝鮮進行雙方同意的一切必要監督和驗證。朝方得到的是相當于 100 萬噸重油的經濟、能源、和人道主義援助。第六輪六方會談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2007 年 3 月 19 日 到 22 日。第二階段從 2007 年 9 月 27 日 到 30 日，該輪會談進一步落實了第五輪會談的成果，將于 2007 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完成對寧邊５兆瓦實驗性反應堆、后處理廠（放射化學實驗室）及核燃料元件制造廠去功能化。

在朝核問題中朝鮮政府的態度，并不像艾哈邁迪·內賈德政府那樣激進和采取強硬的態度，因為朝鮮政府深知采用強硬手段來對抗美國那是不可能的，對自己沒有一點的好處，甚至會被美國像“倒薩”那樣來“倒金”，朝鮮也看到美國在伊拉克泥潭中陷得很深，損失很重，現在又要在處理朝核的同時去處理伊核問題，還要在大山里搜尋本·拉丹，這就給朝鮮從朝核中獲得更多的利益加了一個很重的砝碼，因此朝方盡可能地把六方會談時間拖延，不斷地在談判中索要更多的補償。而除了發展核武器方面的要求，其它方面的所有要求他們基本上都要到了。從中可以看出朝鮮政府是一個聰明的理性的政府，他們懂得什么對自己國家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由于朝鮮半島局勢影響中國東北的發展，挑戰中美關系、影響中國安全，所以中國對朝鮮半島問題十分關注。在朝鮮核問題的處理過程中，中國始終是六方會談的主辦方，中國一直在會談中盡到地主之宜，同時積極地參與斡旋各方，中國盡到的是一個大國應有的義務，表現出的是一個大國的度量。進入21世紀，中國對朝鮮半島政策的基點是“南北并重”，這一政策不僅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而且對國家政治、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中國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上有自己的原則和立場：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和平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堅持朝鮮半島自主實現和平統一；堅持中朝傳統友誼，深化中朝互利合作；推動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系。

朝鮮半島問題是東北亞問題的核心，也是打開東北亞戰略格局的“鑰匙”。我國作為朝鮮半島的鄰國和大國應該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有所作為，應積極提出應對朝鮮半島局勢演變的政策，為促進朝鮮半島的和平進程，促進全世界的和諧發展做出貢獻。

第四篇：論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政策的演變

論中國對外貿易發展

政策的演變

摘要：在世界各國貿易的發展史中，中國獨特的國情，短暫的對外貿易發展歷史，以及如今中國對外貿易世界地位的迅速崛起，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從建國、改革開放到加入WTO至今，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演變也反映了眾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之路，本文旨在通過對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進行分析，以了解真正適合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政策，使之在國際競爭中更具競爭力，更具可持續發展的動力。關鍵詞：中國 對外貿易 政策演變 影響

正文：以幾次大的轉折點為依據，筆者將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分成了四個階段：

一、極端的進口替代階段(1979年以前)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對外貿易處于一種輔助的從屬地位。對外貿易只是國內生產的簡單延伸，只能被動地跟著生產走。

在國家的統一干預下，對外貿易的管理不是價值管理而是外匯實物計劃調控;對外貿易的動機不是追求貿易的比較利益，而是實現互通有無和追求創匯的最大化。這些特征決定了對外貿易戰略必定是極端的進口替代戰略。

建國初期，我國的部門偏向是一種極端的“進口替代”型部門偏向(即在對進口實施較高保護的同時對出口幾乎沒有鼓勵)。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

1、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一時期我國實行的是一種“統治貿易”政策，這種政策是通過高度的集中計劃體制來實現的:①統一計劃管理。由國家計委和外貿部統制對外貿易計劃，包括商品流轉計劃、財務計劃、運輸計劃、包裝計基本建設計劃、勞動工資計劃和教育計劃等。并按行政層次下達、強行。②外貿專營。對私營外貿企業進行所有制改造，最終使國營外貿成為對外貿易的主體。國營外貿企業分為專業外貿總公司(設在北京)業外貿公司(設在各省、市、自治區)兩個層次。

2、較高的進口限制：進口限制政策這一時期我國的進口限制政策主要體現在較高的關稅壁壘水平上。1950年，我國頒布的第一部關稅稅則規定的算術平均關稅達到52.9%，其中農產品稅高達92.3%，工業品稅為47.7%。非關稅壁壘沒有被采用，主要是因為在計劃體制下這些措施根本就不需要。在這種極端的進口替代型部門偏向下，我國的對外貿易是計劃的產物，因此不可能主動發揮對資源的優化配置作用。這一時期我國的進口受到調劑余缺的絕對成本理論的制約，以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為主，借以發展我國的民族工業。進口戰略的總體思想是:凡是國內有生產，并在數量和質量上能夠得到滿足的，應堅持不進口;凡是國內有條件生產，暫時需要進口的，應積極采取措施促進國內發展生產，生產發展起來后應逐步減少進口，把有限的外匯用在最急需的方面，使我們的進口商品的結構更加合理。

絕對成本理論這種觀點說明了國際貿易中自然優勢和獲得優勢帶給一個國家發展的益處，但是倘若一個國家在各種產品生產商都沒有優勢的話，就很難在國際貿易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這樣的指導下，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沒有很好的表現。

在出口產品的結構來看，我國在這一時期同樣處于最初級的地位。該時期我國從總體上推行的是片面重工業化的戰略，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這不僅造成了消費品的生產落后于社會需要，許多商品供不應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且導致了傳統出口產業遲遲得不到發展，對外貿易也不能反映中國的比較優勢。

從表3一1我們可以看到，在1965年的時候，中國最主要的出口產品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和資源密集型產品，而不是反映中國國情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這并不是說明中國的比較優勢在于這類產品上，而是由于當時中國的產業政策是偏向發展重工業，使得勞動相對密集的輕紡產品國內自己都不能滿足，沒有能力再出口。如前所述，由于出口結構的低下，出口產品主要為農副產品和簡單農副產品加工品，因此中國的勞動力比較優勢不可能有較大的發揮。此外，由于農業生產是對資源依賴較大的一種生產，且農產品換匯率低，如果不盡可能多地附加勞動價值，單純以初級產品和粗加工產品換取足量外匯，則國內資源必定會遭到較大損耗。

二、溫和的進口替代階段(1980年一1991年）

改革開放以后，貿易的重要性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到，貿易亦第一次被放到了較高的戰略地位。

貿易的自由化是貿易發展的關鍵。而貿易的自由化是以自由性的貿易體制為

基礎，因此對外貿易體制就必須進行改革。

這一時期我國的部門偏向開始從極端的進口替代向政府干預較強的“中性”轉變(即既有較高的進口保護又有較高的出口鼓勵)，具體體現在2個方面:

1.對外貿易體制的市場化改革、進口限制手段和水平的提高、以及出口鼓勵措施的多樣化。一方面，中央對整個對外貿易的計劃控制有所減弱。以進出口計劃商品的逐步減少為例，在出口商品計劃中，到1988年，受指令性計劃控制的第一類商品下降到21種，受指導性計劃管理的第二類商品下降到91種。另一方面，在計劃控制逐步削減和取消的同時，國有外貿企業的改革也相應展開。1991年，國務院又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外貿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取消出口補貼、在適當增加外貿企業外匯留成的基礎上，讓各類外貿企業自負盈虧;同時改變地區差別的外匯留成辦法，實行按不同大類商品全國統一的外貿留成比例，以創造平等的競爭條件。

2、為了避免國際市場對本國產品的迅速沖擊和繼續保護國內幼稚產業的成長，國家在削弱計劃控制的同時，又運用商業手段加強了對進口的限制。為了鼓勵貿易，國家在較高的進口限制之外，又采取了“抵消性”的鼓勵出口政策作為激勵。從對出口的較高鼓勵方面而言，該時期的中國使用了一系列包括貿易補貼、外匯留存、出口退稅，以及用于出口的進口關稅減免等措施。貿易補貼和外匯留存都是在國內價格改革還沒有到位、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脫節的情況下為彌補外貿企業的虧損而采取的鼓勵出口的手段。除了外貿補貼和外匯留存以外，為了鼓勵出口，我國政府還采用了國際上通行的做法，給予出口企業退還國內征收的間接稅以及用于出口的進口投入品免關稅、進口資本品減關稅的優惠待遇。

這種貿易自由化的形式主要是比較優勢理論的反映，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一國在產品的生產商不需要有絕對優勢，只要有比較優勢，就可以在要素投入不發生改變的條件下通過參與國際分工從貿易中獲取利益，但貿易利益實現的條件是完全的自由貿易”。此時期中國就參與進了國際貿易，開放了市場，并著重出口勞動密集型的產品，發揮出了自己的比較優勢。下圖為中國加工貿易發展

三、邊際出口導向階段(1992年~2001年)

上一階段我國外貿體制的初步開放促進了國內資源的優化配置，使得追求靜

態的貿易利益成為可能。隨著國家對貿易作用認識的不斷提高和加入WTO步伐的日漸加快，人們對市場開放的要求也在提高，對外貿易體改革也就有了進一步深化。與此同時，對動態貿易利益的追求也開始成為可能。

1992年以后，我國的計劃控制已基本取消。國家在自營進出口業務方面已比較放松，允許外商投資企業、一部分國有生產企業、科研院所、以及私營企業經營自己產品的進出口.進口限制政策。從1992年起，中國的進口體制開始進行較大幅度的改革，關稅和非關稅水平都開始明顯下降。關稅和非關稅的變化請看

下圖：

這一時期國家對出口貿易的認識也有了較大的轉變，出口不再以創造更多外匯為其首要目的，而逐漸轉向了促使國內比較優勢的轉變上。促使國內比較優勢的轉變需要培養資本密集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其國際競爭力的培養則需要通過自由貿易所帶來的競爭效應、乘數效應、學習效應來推動。

這一時期國家尋求突破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桎枑，在資本密集型等產業上加足馬力，為了吸引外資和先進技術，不惜以市場換技術。雖然此時我國對貿易重要性的認識已經上升到一定高度，也采取了貿易促進國內產業動態升級的相關措施，但畢竟外貿政策的調整己越來越受到國際因素的制約，而對動態貿易利益的追求短期內又不可能見到效果，因此國內存在的問題仍然是多方面的。例如由于加工貿易的投入品基本上來自進口，出口對國內其他產業的帶動作用不大，乘數效應很小。而且由于加工貿易中漏洞不少，一定程度上易誘使賄賂、貪污和走私等腐敗犯罪行為。為了加強管理，國家出臺了許多措施對加工貿易和關稅減免加強管理，這又導致管理成本提高。所以這一時期的貿易政策雖然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同時也存在著很多問題。

4、出口導向階段(2002年至今)

該時期的貿易戰略在繼承上一階段貿易戰略總體發展方向的基礎上進一步

降低了政府干預。這一時期各項政策的頒布雖然從總體上看基本有利于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但外貿戰略總體思想的片面化仍導致了許多不可忽視的問題。這一時期我國的外貿體制改革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在關稅措施方面，我國的關稅稅率在持續降低。按照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從2002年1月起，總關稅水平降至15.3%，3000多個稅目的稅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農產品平均稅率由18.1%降低到16.8%;工業品平均稅率由n.4%降低到10.3%。從2005年1月起，我國又進一步降低進口關稅，關稅總水平降至9.9%，涉及降稅的共900多個稅目。2002年，我國的進口配額許可證和進口許可證管理的商品種類從26種減少到12種，2003年又進一步減少到8種，取消了摩托車及其關鍵件、照相機及其機身、手表、汽車起重機及其底盤的進口配額許可證管理;取消部分稅號汽車及其關鍵件的進口配額許可證管理。

繼續鼓勵擴大出口的政策。為了抵消加入WTO后貿易壁壘的降低對國內市場造成的沖擊，國家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不久出臺了一系列。以出口退稅政策為例，2002年出口貨物的免、抵、退稅面由2001年的62%增加到100%(即全部自營出口或委托出口業務的生產企業)，退稅總金額達1259億元人民幣，比2001年增加17.1%。出口退稅政策的實施對保持我國對外貿易的穩定增長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我國的出口導向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在中國取得了巨大成績，同時也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出口增長方式粗放；出口商品核心競爭力不強；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面臨嚴峻挑戰；增加了中國陷入“比較優勢陷阱”的風險；人民幣升值壓力巨大；對外貿易發展的高外需和高外資依賴性；對外貿易摩擦加劇等。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和國際國內經濟環境的變化，中國的出口導向貿易發展戰略帶來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大，中國出口導向對外貿易發展戰略面臨調整要求。

加入WTO后就必須完全的自由貿易，我國正在轉型階段，發展過程中因為“中國制造”的低價和特殊的社會生產關系遭遇了很多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我們在對外貿易的過程中也應該注意兩種政策的互相結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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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論中國教育政策

論中國教育政策

摘要：當前正值我國由人力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轉型的關鍵時期，我們是否能夠創設適宜創新人才培養的教育環境，是否能夠創設適宜創新人才成長的社會環境，并通過一大批拔尖創新人才推動社會的跨越式發展，是教育改革乃至社會發展能否取得成效的關鍵！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而實現教育公平公正的開展發展，是三大公平的重要內容。可以這么說，教育乃立國之本！如何培養創新人才，創新人才如何得以順利成長，這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容忽視的重大問題。只有通過教育才能培養出高素質的人才，投入到國民建設的各行各業中去，才能實現國家的繁榮與富強。

關鍵字：教育教育發展素質教育創新公平

中國教育制度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之久，它伴隨著中國走過了每一個朝代時期，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年代有著不完全一樣的教育制度，不同的選拔人才的方法。所謂制度即人才培養與選拔制度，其重要意義不亞于各個時期的任何一個。五千年的中華歷盡了滄桑，中華每個時期的各種不同的教育制度都有它自己的利與弊之所在，因此我們不應從單一的方面去否定或認定任何一種制度，而是應全面的去是審視它去了解它，從而為我們中華民族的教育制度能夠找到更合適的制度而獻我們自己的微薄之力，因中華的復興必須有結構完善制度完整的優秀的人才培養與選拔制度。要想真正的透徹的了解中國的教育制度那么必須從中國的教育的歷史開始，從歷史開始慢慢的向當今了解，最終會有一個完善的思路去審視中國的教育制度，從而從它的本質去發現中國教育制度的利與弊的所在。

我國現在的大學，多數人在進大學之前還是除高中幾門課之外沒有任何學問基礎的，一經大學中數年修習，出校時已具一定的學問根基----這根基不僅是老師教的，其中大半要來自大學里的自學。這種情況在前幾年表現得尤為明顯，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學生缺乏，一入大學門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讀書。現如今大學生分配不易，眾學生兼職，打工，找工作，TOEFLE，GRE，“治藝者甚多而治學者少”。北大清華之類名校學術風氣較其余學校為優，師資基礎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學生不必為前程過于擔憂，能專心治學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但無論如何應看到，明清兩代的這項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現行的大學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學拒之門外，失掉文憑同時失掉深造機會的人來喊冤。因為高考大制度上的這項小制度為中國培養了大量人才，人們對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寬容。現在，這項小制度也漸漸失掉了它的魔力，我們還不應該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嗎？ 試看中國教育目前的幾個重要問題：

（一）基礎教育發展不足。

《義務教育法》已經頒布接近20年，然而在西部等貧困地區，仍然存在大量的失學兒童。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便是國家投入資金的不足。以公共教育經費占GDP 的比例，發達國家在5%甚至7%以上，而中國2001年為3。19%，2002年為3。41%，均未達到國家制定的在2000年達到4%的目標。再看人均公共教育經費就更慘，瑞典為2000美元以上，美、日、德、法等在1000-1500美元，中國僅為9。4美元（據《南方周末》2003年新年特刊）錢少尚不足惜，可嘆的是這一點錢還沒有用在政府理應承擔責任的義務教育上，而是大多用在了本應依賴社會力量舉辦的高等教育上，中國的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生均公共教育經費之比為1：1：23，而美國為1：3：2。目前，中國的公共教育經費92%花在了高教上。用8%的資金去如何保證義務教育？

如此錯誤的投資政策，教育行政部門的短視、無能和好大喜功要負很重要的責任！而在一些入學率尚可的地方，其入學率的實際意義讓人感到懷疑。在以升學為唯一目的的教學目標的指導下，重點中學、重點班級的建設是必然的，即使一個班級里，根據成績老師的態度也會分為三六九等，所以許多學校對于升學無望的學生基本上是放任自流。而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這些學生明顯的感到信任、關愛以及目標的缺失，他們在學校是處于一種“入而不學”的狀態。這樣的入學率，究竟有何作用?

（二）教育的結構性失衡。

在現在的中國技校、農校、師范類學校是人們心目中次一等的學校已是不爭的事實。造成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是人們的觀念，然而造成這一觀念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樣是中國的教育制度。以升學為目標的教育引起學生、家長和學校一味的追求更高的教育、更高層次的學校。這樣，農、技、師范類學校因其不起眼而被忽視；以升學為目標的教育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它使得學校忽視對學生的全面發展的教育，學生缺少大局觀、長遠的眼光，在缺乏足夠的觀察和分析能力的情況下，盲目的產生對農、技、師范類學校的歧視。所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說都知道的話卻不是誰都懂。現在年薪幾十萬難求一名合格的高級技工已不是什么新聞。市場經濟規律驗證了由教育制度所引起的觀念的錯誤。以上兩點一點涉及到國民的平均素質，一點涉及到中國的人才結構，每一點都具有深遠的影響，每一點有都由中國的教育制度而起，而中國教育制度最重大的缺陷之一便是教育行政部門職能的錯位。教育行政部門的改革勢在必行。

（三）目前中國的選拔人才的唯一方式是應試制度。

應試制度，就是以考試的成績來決定一個人的水平,但這樣的方法卻不是很科學。第一,考試考的只是在卷面的技巧,有的人也許并不會什么東西,但卷子里考的很多內容都是他本人會的,這樣考試就不公平,也就是說考試的內容僅僅是含蓋了很小的一個范圍,對那些認真學習的人來說這個考試是不公正的。

第二,考試的信息性。高考前兩個月,很多的學校都在爭取信息題,何為信息題?就是那些高考的時候很可能考的題目,但學校和學校之間的實力以及資金不同,導致很多學校,尤其是普通的高中在這個方面落伍了,他們得到的信息都是其他學校享用后的信息,這樣即使有的人在普通高中中努力學習,那他依舊是不公平的。所以應該杜絕所謂的信息題來源,但從現在來看,不可能!

第三,偶然因素太大。比如在考試的那天,如果狀態不好怎么辦？身體不適怎么辦？但筆試是不能延期的。

總結上面的幾點,中國的應試特點:實力+絕對的運氣+資金+狀態=書呆子的成功。

由于二十一世紀是人類社會最快的一個世紀，故而這個世紀內的制度與現實相適的時間也變得更短。中國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幾十年，弊端已經出現了，并且在日益擴大。何清漣把轉型時期的難以解決歸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但我們在教育方面的問題又豈只一個重理輕文？如果我們每一個人認真的反思之后就會發現現在教育最主要的弊端是政府有關部門對學校主要是對高等學校統得過死，使學校缺乏活力；教育結構上基礎教育薄弱，職業技術教育發展不夠，高等教育內部的科系、層次比例失調；在教育思想、教育內容、教育方法上陳舊落后，不同程度地脫離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需要，落后于當代科學文化的發展。

魯迅曾經感嘆說中國的改革太難，即使是搬張桌子改個爐子幾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來，中國自己是不肯動的。現在包括何清漣所說的問題在內的諸多由教育考試制度引出的問題已經出現，改變是否已經出現？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樣如此。不能認為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市場化改革走過了頭，需要強化傳統的集中權力和行政控制，而是需要擯棄“偽市場化”改革，改變被權力扭曲的教育市場。一百年和二十年教育體制改革的歷程告訴我們，教育體制改革是最重要的教育改革。

從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需求看，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發揮好″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功能，將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方向。由于從競爭性經濟領域中撤退，政府從原來的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轉變成為只當合格的“裁判員”，當前中國的各級政府，應該有條件、有能力，在公共教育事業領域負起越來越大的責任。

從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公共財政制度框架看，政府的教育責任體現出一個特點，就是向促進教育公平傾斜。但是，在中國的一些地區，有意、無意地誤讀或曲解政府教育責任的現象時有發生，主要體現在，簡單比照經濟領域體制改革的做法，借口所謂“教育產業化”、“教育市場化”，而推卸公共財政支持教育公平的義務，放棄對于公辦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事業的法定責任。結果，在許多財政原本拮據的地區，由所謂公共教育轉制后放大的教育資源，并未惠及中低收入階層人群，這與“公共服務型”政府新的建設方向是背道而馳的。今后中國任何公共教育改革的實驗，如果不能有效地增加處境不利地區群體的利益，也至少做到不應使他們原有的利益受損，一旦受損也有相應的修復補償機制，政府必須為此負起足夠的責任。

中國教育發展面臨的一個最關鍵性問題，就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與力度，也就是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領域中的政府責任合理定位問題。政府可以根據不同的教育領域選取不同的作為方式，一是“主動作為”，重點在于全力支付免費的九年義務教育，促進區域內基礎教育均衡發展，確保國防建設和重大工程人才需求，保障弱勢群體基本學習和發展的權利，以教育公平體現社會公平；二是“有所作為”，選擇基礎學科、邊遠艱苦行業、事關公共利益而市場又不好調節的部分教育領域，予以穩定的、有效的扶持；三是“委托作為”，選擇政府該作為但力不從心的教育領域，或為了提高效率，明確委托授權給第三部門或民營機構來做；四是“不須作為”，引入社會參與和必要的競爭機制，政府僅制定規則和進行監管就可以了。而且，政府促進教育公平，也須包括規則和監管公平在內。

縱觀上述，給出教育改革的一點點建議：

教育體制改革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包括在現實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中，如何建立政府與學校的正確關系；在市場化的社會環境中，如何確立政府與市場在發展教育上的不同定位和功能；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中，如何建立、平衡中央與地方管理教育的權限和關系，促進教育的地方化；改善學術與政治的關系，促進學術民主和學術自由，以保障學術研究的高水平和創造性；在各級各類教育中，建立以人為本的管理制度等等。具體的教育制度改革，包括教育行政制度改革，高等學校管理體制改革，公共教育財政制度的建立，基礎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現代學校制度的建立，考試、評價和用人制度改革，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和社會參與制度的建立等等許多方面。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教育行政制度改革。教育行政制度改革，需要按照有限政府、依法行政等行政體制改革的原則，落實《行政許可法》和其他法律、法規，改革高度集中、大一統的教育管理體制，使教育主管部門的行政職能從管理型、計劃型向指導型、服務型轉變。通過政府教育管理權的下放，落實學校辦學自主權，以恢復教育的活力、創造力和多元化，實現學校的自主性和管理的民主化。

中國教育的最大優點是質量比較高，但是最大的缺點創新不足。中國模式的教育高質量，伴隨著創新的低含量，如何平衡兩者的關系需要慎重考慮。中國教育任重道遠，除了繼續擴大規模以外，還要進一步提高質量，要特別重視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

中國如今的應試教育的確存在很多不足之處，需要改善。但立足于我國現在的國情，到目前來說還找不到比應試教育更好的辦法。首先中國人口眾多，不可能學歐美國家那樣。為了為國家選拔優質人才，為了教育的公平公正，應試教育是目前最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