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明代法律制度

《明代法律制度》本章重要知識點

1.明朝的立法指導思想

答：

（一）重典治國立法思想的確立

第一，元朝覆滅的深刻教訓。

第二，“刑罰世輕世重”是中國的傳統法律思想。

第三，明初復雜的社會形勢迫使朱元璋以“重典治國”。明王朝建立初期，由于年年戰爭的破壞，社會經濟凋敝，農民反抗封建統治的活動此起彼伏，統治階級內部也存在著激烈的斗爭。

（二）重視預防犯罪和法制宣傳

（三）強調“法貴簡當，詩人易曉”，重視以封建禮教約束人民的思想與行動。在這些立法思想的指導下，明朝的法律制度在唐宋基礎上有了新的創新和發展，成為中國封建法制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

2.立法概況及《大明律》的立法成就

（1）立法概況：《大明律》、《明大誥》、《問刑條例》、《明會典》等的制定和編纂。

（2）立法成就：

首先，《大明律》突破了隋唐以來律典依十二篇分編的傳統，首創按朝廷六部的政務范圍分目的的新體例，具有分類貼切、內容集中、條理清晰、文字簡明的特點。

其次，在內容上，《大明律》充分吸取了民初三十年及以前朝代的統治經驗，是一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條例簡于唐律、精神嚴于宋律的封建法典。

3.“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表現。

（1）“輕其輕罪”是指明律相對唐律，在有違倫常教化犯罪處刑上明顯偏輕。

（2）“重其重罪”明律對危害封建國家行為的犯罪處刑普遍比唐律加重。

一、重其所重

（1）加大打擊謀反大逆

凡謀反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

（2）加重打擊反逆盜賊

明律的懲罰重在：

①對犯罪人本人及親屬處刑更重。

②株連范圍廣。

③明律的處罰不分情節。

④還擴大了“十惡”重罪的范圍。

二、輕其所輕

（一）事關禮教之罪減輕

（1）告祖父母、父母者。

（2）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籍異財者。

（二）輕其所輕并非絕對

（1）.關于強奸罪：唐律規定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規定：已成者絞監侯，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2）.關于親屬間強奸罪之罪：強奸同宗無服親屬或同宗無服親屬之妻，唐律僅視為一般強奸罪，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則加重至斬監侯。強奸緦麻以上及緦麻以上親之妻，唐律規定流二千里（折傷者絞），明律規定為斬監侯。

4.明朝刑罰的變化

答：明代除繼續適用封建五刑----笞、杖、徒、流、死刑以外，又設置充軍刑、枷號刑，實行廷杖制度。

（1.）充軍刑

增設充軍刑的最初目的是為了充實邊防，并設有里程規定，后逐漸規定不等的里程。至明末分為極邊、煙瘴、邊遠、邊衛、沿海附近五種，又叫“五軍”，最遠四千里，最近一千里。充軍期限分為“終身”（即本人死之為止）和永遠（即犯罪者本人死亡，子孫親屬須繼續充軍，直到丁盡戶絕為止）。可見充軍刑遠比流刑重得多。明代為了規范充軍刑，專定法條和幾次頒行《充軍條例》。

（2.）枷號

明代的枷號有斷趾枷令，常枷號令、枷項游歷之分。刑期為一月、二月、三月、六月、永遠五種。枷號重量按規定應該是二三十斤，但明代皇帝和宦官為了濫施淫威，常把枷號作為羞辱大臣的懲罰，用重達百斤的大枷枷刑犯人，往往幾天內便置犯人于死地。

（3）．廷杖

所謂廷杖，就是在午門前對大臣施用杖刑，以暴力強迫臣下完全順從皇帝意志的制度。它是明朝皇帝處罰大臣的一種特殊刑罰。明律中并無廷杖的規定，但從朱元璋開始，經常于殿廷之上，由太監監督刑，錦衣衛施杖，對冒犯皇帝的大臣施以笞杖。廷杖可以施加于任何一個大臣，從而表現了前所未有的專制皇帝的淫威。如此以極其殘忍的刑責羞辱朝臣的做法，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聞。

5.嚴法治吏的措施

答：

一、創設“奸黨”罪，嚴禁臣下結黨

朱元璋鑒于歷史結黨造成皇權削弱，內部矛盾，導致國之民亂的教訓，在中國法制史上，首立“奸黨”罪。

明律還嚴禁宦官與后妃、外戚干預朝政，嚴禁內外官交結。

二、重典懲治官吏瀆職和貪贓犯罪

為了強化吏治，明通過一系列行政法規明確官吏的職責權限，對于不能盡職盡責的官吏則給與行政處罰、刑罰制裁。明代重懲貪官治吏的法律規定，集中表現在《大明律》和《明大浩》中。

《大明律》中設置有“貢舉非其人”、“舉用有過官吏”、“擅離職役”、“官員赴任過限”、“無故不超參公座”、“擅勾屬官”、“事應奏不奏”、“官文書稽程”等罪名。

嚴厲懲治貪贓枉法的官吏，是明朝立法的重點。朱元璋詔令：“犯贓者無貸”；所有枉法贓者，不分南北，一律發往北方邊衛充軍；通賄之人也同樣受到徒家于邊的懲罰。

《大明律》沿用唐律原有的“六贓”罪名——監守盜、常人盜、受財枉法、受財不枉法、竊盜與坐贓，于律首置“六贓圖”，依照“凡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的原則，將各種贓罪的具體量刑詳細的加以羅列。

另外，《大明律·刑律》還專設官吏“受贓”專章，用刑也嚴，下列各種贓

罪十一條及其具體刑罰。此外，在其他篇目中也有處罰贓罪的條文。和唐律比較，整個明律條文數量減少了四十條，但贓罪的條文卻比唐律大大增加。

明律對贓罪的量刑也明顯重于唐宋。

明律對負有監察職責的御使等“風憲官”犯贓，更是加重懲罰：“凡風憲官受財及于所按治去處求索借貸人財物，若買賣多取價利及首饋送之類，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

朱元璋在世時，曾親手制定了以懲治官吏贓罪為主要內容的刑事特別法規——《明大誥》，以大量的嚴刑峻法打擊貪官污吏。

6.明朝司法機關

（一）中央司法機關設置的發展變化

明代中央司法機關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合稱“三法司”。

（1）.刑部

明代刑部的組織機構擴大，地位提高，成為中央主審機關。設尚書和左、右侍郎為正副長官，其下設司務廳和十三清吏司，具體掌管中央與各省審判，審核地方徒刑以上重案。同時，代表皇帝去各地錄囚，審理大獄。

（2）.大理寺

大理寺是復核機關,一般不掌管審判，主要負責案件的復核。凡刑部、都察院審判的案件,都必須將案卷和人犯移送大理寺復核。如大理寺認為審判得當，則允許具奏行刑，如認為不妥，可駁回刑部重審。

（3）.都察院

都察院，即原來的御史臺，是中央監察機關，稱為風憲衙門，有權監督刑部與大理寺的審判與復核。洪武十七年為了加強司法鎮壓，還成立了三法司的聯合審判組織。

三法司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機關組成。刑部為中央主審機關，“受天下刑名”。設尚書和左右侍郎為正副長官。下設司務廳和十三清吏司，具體掌管京師與各省案件審判。即審理京師地區徒刑以上（一審）案件，審地方流刑以上案件，又代表皇帝到各地錄囚，審理大獄。凡遇有大獄重囚，均由三法司審理，叫做“三司會審”。會審后作出的判決，必須經皇帝批大理寺為慎刑機關，掌駁正、審讞（復查）、平凡，一般不掌審判。設大理卿一人為長官；設左右二寺分掌京師及各省案件的復核和平反工作。對于刑部和都察院審理的案件加以“駁正”，然后告成于天子而聽之。

都察院：風憲衙門，職掌糾察。具體負責監察彈劾百官，并參與或監督重大案件及懷疑有冤情的案件的審理。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音簽）都御史及百余監察御史。

7.明朝的會審制度

答：三司會審：三司會審是在唐代“三司推事”基礎上發展形成的，凡遇到 疑難案件，由刑部尚書、大理寺卿和都院在都御史三法司長官共同審理，最后由皇帝裁決的制度。

第二篇：淺議明代小品文

09級在職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呂美 200954001

1淺談晚明小品文掩蓋下的文人心態

—以優美的文學語言寫出他們不為人知的心靈史

明朝后期出現的清新婉麗、自由靈動的小品文，雖稱不上是中國古代散文園地中的一朵奇葩 ,但亦堪稱是一束幽蘭 ,它仿佛山澗的清泉 ,不事雕琢 ,自然天成 ,筆調淡雅 ,情韻悠遠 ,給人以清新明麗的藝術享受。

小品文不是詩不是詞不曲是，不談韻腳，沒有定式，天資爛漫，無法無天。其最長的不過一千多字，短的只有幾十字，但往往以小見大，一滴水而具滄海味。晚明小品文大都是活潑潑的真情流露，追求“真”“趣”，有性有情，妙然天成，“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文字新鮮自然，靈動活潑，“明白曉暢，語語家常”，行文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絕棄“聱牙之語”、“艱深之辭”。讀此小品文時，心中蕩漾著碧水清波，天是這么藍，草是這么綠，生活本來可以如此簡單和美麗。然而，在晚明那個風雨如晦的時代，文人們的心態是如此的恬淡、清遠嗎？

對于現世生活享受的肯定和追求，從中得到樂趣，本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傳統，然而世俗社會往往以追求物質享受為目的，沒有更高的精神和審美追求；高潔的文人又往往重視對精神世界的向往，鄙視物質享樂。唐宋以后，文人與士大夫意在把這兩者結合起來：在物質享樂的同時，尋求精神的享受，創造了一種以消閑遣興、修心養性為目的的藝術化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到了晚明被發揮得淋漓盡致。而晚明小品則充分地展示了這種理想的生活方式。小品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多布衣、山人，或下層小官吏，多以隱士、逸士、名士自居。一些官位顯赫的人，隱退賦閑時也厭倦了功名事業，寫起表現自我的小品。小品表現的是小人物或大人物失意時的生活、思想、心態、情趣，既然不得志，也無需談什么忠君愛國、功業理想，不必關心國事、政事、大事、時事，也不必寫載道教化之文，只表現個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瑣事和閑情逸致。這種生活又世俗又雅致，是生活情趣與藝術詩情的結合，顯示了一種享受人生的文化氣質和處世態度。閑適，其實也是一種享受。正如屠隆為人們描繪最理想的生活場景是：“樓窺睥睨，窗中隱隱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依精廬，松下時時清梵，人稱非俗非僧。”（《娑羅館清言》）理想的環境是“半村半郭”，清靜，又不清冷；理想的身份是“非俗非僧”，閑適，又不空寂。這種生活方式，可進可退，非常靈活，占盡人間一切

便宜。

晚明政治上腐敗黑暗，閹黨專權，黨爭激烈，綱紀混亂，吏治不整。內憂外患，國事日非。文士們對政治失去熱情，對功名事業感到絕望，為保全性命，于是退居閑處，縱情山水，文酒自娛，躲進個人生活的小天地中，以消磨意志和歲月。晚明小品的一個比較集中的主題便是表現出文人閑適的生活理想。這種生活情趣相當有文人色彩，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同于商賈富豪或仕宦貴人。在平靜幽深的環境中，追求一種富有藝術意味的恬淡、沖遠、澹泊、自然的生活情趣，這種情調的小品在晚明文壇可謂俯拾皆是。因此晚明“小品”成了一種時尚，“小品”意識滲透到文學、藝術以及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是處皆見“小品”。

然而，晚明文人絕不可能過著真正舒泰的世外桃源的生活。明末政治的腐敗黑暗，統治階級內部連續不斷激烈而嚴酷的黨爭，國事日非，加上由于外族入侵，邊患日深，內外交困，因此許多文人對于社會的前景感到失望以至絕望，這個時代籠罩著一種無法解脫的悲劇氣氛。他們悠然的外表掩蓋不了內在的焦灼與困惑。面對不可救藥的時代，再談功業理想、經世致用，便成了自欺欺人的話。他們著書立言也不圖“不朽”，只是“自娛”而已。小品文就此成了晚明文人心態真實而形象的寫照，它們清高、淡遠、蕭散、倜儻，但也反映出晚明文人的浮躁、不安、狂放、壓抑、困惑、焦灼和痛苦，同時不免夾雜著些悲涼絕望的末世氣息。

在晚明小品中很多反映當時文人對現實的逃避和消沉態度，以及力求自我解脫的心態。如陳繼儒的《文娛序》：

往丁卯前，珰網告密，余謂董思翁云：“吾與公此時，不愿為文昌，但愿為天聾地啞，庶幾免于今之世矣。”鄭超宗聞而笑曰：“閉門謝客，但以文自娛，庸何傷？”（《媚幽閣文娛》）這則小品反映出一些晚明文人的“以文自娛”，其實正是為了遠避是非，明哲保身，其中包含了某種對黑暗政治的恐懼。袁宏道也說當時的“吏情物態，日巧一日；文網機阱，日深一日”。（《袁宏道集箋校》卷六《何湘譚》）可以說，明季社會的腐敗、黑暗，使文人對于社會現實產生幻滅感，因此像徐渭和李贄所具有的那種狂狷的精神受到挫折，多數文人逐步失去了對于現實與政治的熱情關切，在這種現實背景下，晚明文人便容易從莊禪之中找

到自我解脫的方法，于是從抗爭轉而避世和玩世，以此來消融個性與社會、理想與現實、心境與環境的強烈沖突。遂使與世對立的抗爭成為與世浮沉的渾沌或遠離塵世的超脫，斗士的狂放演化為名士的清賞，狂悖、憂郁、苦悶、憤慨轉化為逍遙、自適。對現實的幻滅感，也導致游戲人生的風氣。

當修齊治平不再是文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和最大的價值理想，自我的閑適和安逸就成為最為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在晚明文人中，灑脫隨便的多，而執著認真的少。真”，本是晚明小品的特色，但不少晚明小品家筆下的“真”，不是情之所至自然而然的流露，而是唯恐別人不知其“真”，有意去表現、去追求、去夸張，甚至刻意去制造一種“真”的感情。還有一些小品文往往空靈閑適到作者如生活在遠離人寰的世外桃源之中，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當時國家正處于將“天崩地陷”之際，然而在晚明小品文中我們難以嗅到什么血腥味，也甚罕看到什么刀光劍影的。這種閑適情調是兩重性的。一方面，它們把功名利祿視為身外之物，這對某些熱衷功名者來說確是一副清醒劑；但是晚明閑適小品所消解的絕不僅是功名貪欲，連壯志雄心和進取精神也輕易地被佛道的出世避世的精神和虛無主義所消解了。

1584年，傳教士利瑪竇寫信給西班牙稅務司司長羅曼，不解地提到，中國的士人似乎從來不愿將自己的聰明才智用于工作，而只是樂于把時間浪費在彼此交游，“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圖在浪費金錢，彼此拜訪，相互宴請，飲酒作樂，這對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們都很愛好吃喝聲色之樂，且有專門書籍記載彈琴的姿勢，整年有舞蹈和音樂，還有作樂的處所、釣魚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處所等等。隨著時間的推移，利瑪竇所描述的風潮在士大夫當中非但沒有消褪，反而愈演愈烈。作為一個崇尚艱苦工作帶來精神升華的傳教士，一定無法理解中國士人們將交游宴樂視為解脫苦悶的另一種替代。政治壓抑既然無從排解，只有投身于世俗的狂歡。王陽明的“心學”，李贄的“童心說”將士人們最后一絲兼濟天下的責任感卸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性情的放縱，生活的縱樂，以及品行的狂狷。

晚明評判一個人高下的標準，不再是官階的高低，而是交游的廣泛，以及文化上的獨特建樹。袁宏道放蕩不羈，雅致閑適的表象之下，是一個掙扎彷徨的內心，這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一代士人精神轉軌的寫照。《徐文長傳》塑造了一個離經叛道，狂傲不羈的狂狷藝術家形象：“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

至門，或拒不納，是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用斧頭砍破自己的頭顱，用利錐錐進自己的耳朵，常人是決不會這樣做的，袁宏道用略為夸張的筆法寫出了徐渭作為藝術家的狂狷氣質，同時也寫出了在這種貌似瘋狂的行為背后，實際上是對世態人情深深的悲憤和絕望。

除此之外，袁宏道自身的復雜個性和人格在他的文章中也展露無遺。他一方面向往山光水色的超然與自由，一方面留戀都市繁華的聲色與奢華，一方面有著傳統士人的風雅與清高，一方面又融入了市民階層的艷俗與粗鄙。袁宏道在寫給朋友的信中也坦然承認自己這種復雜的心態：“長安沙塵中，無日不念荷葉山喬松古木也。因嘆人生想念，未有了期，當其在荷葉山，唯以一見京師為快。寂寞之時，既想熱鬧；喧囂之場，亦思閑靜。” 既不能舍棄紅塵俗世的快樂，也不能割舍世外清境的閑逸，這種互相矛盾而又絕對真實的人生追求，恰是當時復雜矛盾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晚明小品所表現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悲劇現象，是極為深刻精彩而又極為令人心酸的。

09級在職漢語國際教育碩士 2009540011 呂美

第三篇：明代農民起義

明代的農民起義

第一節明初的農民起義

明初從洪武到宣德的七十年間，是明朝政治較為清明、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的時期。元末農民大起義，不僅以改朝換代而告結束，而且沖刷了元末社會的痼疾，為社會生產的發展創造了前提。與此同時，借助農民起義的力量而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也為革除元末弊政，安定社會作了不少的努力，從而緩解了緊張的社會矛盾。然而未經農民起義掃蕩的地區，地主豪強與廣大農民的尖銳矛盾，卻并未因為明朝的建國而緩和，反而由于戰亂對經濟的破壞，地方官吏的胡作非為、橫征暴奪而更加激化，農民的負擔并未減輕。在這種情況下，各地無法生存的貧苦農民，不斷舉行武裝起義。這些起義遍布于大江南北，發生在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廣、四川、陜西、山東和浙江等地。起義規模都不大，有的只有幾十人、幾百人、幾千人，多的也有幾萬人、幾十萬人，但卻此伏彼起，連綿不斷，次數不下四百次。白蓮教起義的余波白蓮教在下層人民中有著廣泛的影響。元朝末年，以白蓮教為號召，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紅巾軍大起義。即使到明朝建國之初，在白蓮教活動的地區，人民也多次利用白蓮教組織發動起義。

江西、湖廣地區，在元末農民起義時，一直是徐壽輝、陳友諒割據政權的管轄地區。因此，這里受白蓮教的影響特別深。明朝初年，這里的白蓮教起義不斷。洪武六年（1373）正月，蘄州人王玉二聚眾燒香密謀起義。同年六月，羅田縣人王佛兒，自稱彌勒佛降生，鼓動民眾起義。洪武十二年七月，陳友諒舊部荊州孫諒等曾謀起義。洪武十九年，福建將樂僧彭玉琳到新淦，自稱為彌勒佛大師，燒香聚眾作白蓮會，并與當地居民楊文、曾尚敬等共同密謀起義。彭玉琳稱晉王，置官屬，建元天定。洪武二十年，袁州宜春縣民李某自稱彌勒佛，發九十九等紙號，用“龍鳳”印璽，置日月袍、綠羅掌扇令旗等準備起義。第二年袁州府萍鄉縣民又用彌勒教宣傳群眾。這些起義有的在組織中，有的在發動后不久，即被明朝政府鎮壓。

四川、陜西在元末也是白蓮教盛行的地區。洪武十二年（1379）四月，四川眉縣（今四川眉山）“妖人”①彭普貴聚眾起義，殺死知縣顏師圣。起義者聲勢日振，先后占領十四州縣，屢敗四川都指揮普亮，明朝調遣四川威茂平羌將軍丁玉，率軍鎮壓。七月間，起義失敗。洪武十四年又有四川廣安① 據湯綱、南炳文《明史》考證：所謂“妖人”可能系指彭普貴以彌勒教或白蓮會來鼓動群眾。州（今四川廣安）人以彌勒佛“惑眾”，被捕斬。陜西階州（今甘肅武都）人金剛奴，自洪武初年就活動于沔縣（今陜西勉縣）西部地區，以佛法“惑眾”。洪武二十五年，陜西又有徽州（今甘肅徽縣）“妖人”聚眾起義①。洪武三十年，沔縣人高福興、田九成等聚眾起義，并與沔縣西部金剛奴領導的起義部眾合并到一起，眾至千余人。高福興自稱彌勒佛下世，田九成稱漢明皇帝，建年號龍鳳，金剛奴號為四天王。起義軍攻破山寨，殺死官軍，又攻入略陽，殺知縣呂昌，復攻入徽州（今甘肅徽縣）、文縣。明政府派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統率四川、陜西都司明軍數萬人前去鎮壓。九月，起義軍主力部隊失敗，高福興被捕犧牲，其部眾三千人被俘。余部在金剛奴和仇占兒率領下一直堅持到永樂七年（1409）。這次起義前后持續達二三十年之久。

河北、山東也是白蓮教活躍地區。永樂十六年（1418）五月，順天府昌平縣民劉化聚眾起義，自稱是彌勒佛下世，真定、容城以至山西洪洞等地百姓紛紛加入，“皆受戒約，遂相聚為亂”②。山東地區早在洪武三年（1370），青州（今山東益都）人孫古樸即聚眾起義，自號“黃巾”，襲擊莒州（今山東莒縣），殺同知牟魯。不久即遭鎮壓。永樂十八年二月，青州地區又爆發了唐賽兒領導的農民起義。唐賽兒是蒲臺縣農民林三的妻子，她用白蓮教組織群眾，自稱佛母，在山東益都、諸州、安州、莒州、即墨、壽光諸縣活動。唐賽兒起義后，占領了益都卸石棚寨，打死了前來鎮壓的明青州衛指揮高鳳，起義軍聲勢更為高漲。山東布、按三司連忙向明朝告急，三月，成祖即派安遠侯柳升、都指揮劉忠率領京軍前往鎮壓，圍攻 1 卸石棚寨，唐賽兒率眾于夜間襲擊明軍突圍，都指揮劉忠戰死。與此同時，起義軍別部賓鴻軍攻下莒州、即墨，約萬余人圍攻安丘，在山東沿海備倭的都指揮衛青率騎兵來戰，起義軍二千人被殺。與此同時，明鰲山衛指揮王貴也在諸城獲勝，起義軍被殺甚眾。唐賽兒起義不到一月即遭鎮壓失敗。成祖因未能捕獲唐賽兒而驚恐不安，他懷疑唐賽兒削發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就“命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師，面訊”①，既而“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后幾萬人”②，可終究沒有查出唐賽兒的下落。唐賽兒起義是明初規模最大的一次起義，影響深遠。

地方性的農民起義

① 《明史》卷一三○《耿炳文傳》。

② 《明太宗實錄》卷二○○，永樂十六年五月辛亥。

① 李樂：《見聞雜記》卷一；《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三《平山東盜》；《明書》卷一六一《唐賽兒傳》；《明史》卷一五八《段民傳》。

② 李樂：《見聞雜記》卷一；《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三《平山東盜》；《明書》卷一六一《唐賽兒傳》；《明史》卷一五八《段民傳》。

明初農民起義雖然遍及全國十來個省份，從黃河兩岸到珠江流域，都有起義者的足跡，但這些起義多局限于某一地區，有的只限于一個縣或幾個縣。

廣東地區。洪武五年（1372）潮州民有千余人起義，占領揭陽、潮陽兩縣，后被潮陽衛明軍鎮壓。洪武十二年，潮州海陽縣朱得原又聚眾起義。洪武十四年，海陽縣民千余人又起義反抗，直到洪武二十一年海陽縣民還在曾水蔭等率領下攻打州縣。在廣東，明初起義規模較大的是洪武十四年廣州人曹真和蘇文卿聯合山區里的單志道、李子文等人發動的起義。起義者據險立寨，有眾數萬人，戰船一千八百余艘，占領了番禺、鹿步、清遠大羅山等處，又攻打東莞、南海及肇慶、翁源諸縣，聲勢浩大，多次擊敗南雄侯趙庸步騎舟師的進剿，后廣東參政閻鈍、千戶張惠率軍來援，才鎮壓了這次起義。第二年，廣東又有首領號稱“鏟平王”的起義，眾至數萬人，明廷派趙庸鎮壓了這次起義。

廣西地區。洪武三年（1370），陽山縣十萬山寨人民聚眾起義，反對明朝統治，被南寧衛明軍所鎮壓。洪武五年，南寧衛指揮僉事左君弼強征農民當兵，激起三千多人的反抗。洪武八年，廣西桂平縣大藤峽地區的瑤族、壯族人民，因不堪忍受當地官府的橫征暴斂而起義，被柳州衛明軍所鎮壓。到洪武二十八年，瑤壯族人民又聚集數萬人，以更吾、蓮花、大藤等寨為據點，向都康、向武、上林等地發展。明政府派征南將軍楊文與廣西都指揮使韓觀率軍鎮壓了這次起義。洪熙元年（1425）思恩縣覃公旺與河池縣罩公新聯合忻城莫山洞韋萬黃等起義；直到宣德年間，起義者還在活動。

福建地區。洪武三年（1370），泉州惠安縣民陳同聚眾起義，進攻永安、德化和安溪三縣，曾擊敗泉州衛軍，后被駙馬都尉王恭軍鎮壓。洪武五年，同安縣民吳毛狄聚眾起義，占據了縣城。洪武十年，泉州民任鈞顯起義，攻占安溪縣，“奪縣印而去”①。洪武十二年，漳州府龍巖縣民江志賢聚眾數千人起義。洪武十四年，福安縣民聚眾八千余人起義，同年龍巖縣民起義，自立官署，進攻龍溪縣。

江西地區。洪武十六年（1383），永新、龍泉人民揭竿而起，起義領袖自稱順天王，曾打敗江西都指揮同知戴宗仁率領的明軍，起義堅持到第二年三月，才被申國公征南副將軍鄧鎮所鎮壓。洪武二十二年，贛州農民夏三舉行起義，眾至數萬人，并與湖廣地區農民相聯絡，聲勢浩大。明朝特派東川侯胡海為總兵官，普定侯陳桓為左副將軍，靖寧侯葉昇為右副將軍，率領三萬三千五百人前往鎮壓，起義被平定。宣德六年（1431）永新縣艾長胞聚眾起義，抗拒官府，殺死官吏。宣德九年，永豐縣民夏九旭率眾三千起義，在大盤山立營扎寨。夏九旭犧牲后，起義部眾由曾子良領導，并聚集永豐、新① 《明太祖實錄》卷一一一，洪武十年夏四月。

淦、安樂三縣農民三萬余人，再次占據大盤山，自稱永順王，聲勢頗為壯觀。湖廣地區。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湖廣五開（今貴州黎平縣）民吳奤兒發動起義，明靖州衛指揮僉事過興率三百人前去鎮壓，被起義軍打敗，過興父子被殺。十一月，明朝以辰州衛指揮楊仲名為總兵官率軍前往圍剿，起義軍作戰失利，吳奤兒在人民的掩護下得以逃脫，回到家鄉秘密活動，積聚力量。到洪武十八年六月再次起兵，“稱鏟平王，古州十二長官司悉應之，號二十萬”①。明廷聞訊大震，急派信國公湯和為征蠻將軍，江夏侯周德興、都督同知湯醴為副，會合楚王的護衛隊，號稱二十萬大軍，將起義鎮壓。永樂七年（1409），李法良在湘潭發動起義。成祖即位后，在北京修建皇宮，所用木料多采自南方各省。永樂四年，吏部侍郎師逵在湖南役使十萬民工入山采木，使不少人喪生。李法良起義后，應役伐木的民工紛紛參加。起義軍轉戰至江西安福縣，遭到明軍堵截，再至吉水，被明軍鎮壓。

浙江地區。洪武八年（1375），青田民葉保五聚眾暴動，處州衛與溫州衛聯合派兵鎮壓才平息下去。洪武十四年十月，衢州、處州、溫州三府吳達

三、葉丁香聚眾起義，攻城略地，眾至四千余人。明廷命延安侯唐勝宗、都督僉事張德率兵往剿，吳達

三、葉丁香戰敗被俘，起義失敗。永樂二十二年（1424），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周叔光、王均亮聚眾兩千余人起義。宣德六年（1431），浙江麗水、青田陳才等率眾二百余人起義，“被甲持刀，建旗鳴鼓，往來旁近諸縣”①。

四川地區。宣德二年（1427）四月，松潘爆發人民大起義，眾至“五萬余人，攻圍松潘衛城，轉攻威茂、疊溪等處”②。并南下搗毀綿竹官署，威震成都。明廷命都指揮僉事韓整、高隆并敘南衛指揮吳玉調集京師、陜西、貴州、四川等省兵力往剿。但宣德六年松潘又發生起義。十月，明朝以都督陳懷為總兵官，遣都指揮邢安率兵圍攻，都指揮趙寧率兵往援，鎮壓起義。邢安、趙寧皆戰死③。

① 談遷：《國榷》卷八，洪武十八年六月辛卯。

① 《明宣宗實錄》卷七五，宣德六年春正月庚辰。

② 談遷：《國榷》卷二○，宣德二年四月丙戌。

③ 《國榷》卷二一，宣德六年十月甲辰。

第二節明中期的農民起義

在明初社會經濟恢復和發展過程中，一些社會問題和矛盾日益顯露。洪武時，太祖屢屢頒詔天下獎勵農民墾荒，然而當田地墾辟后，富民兼并土地現象隨之發生。到洪武末年，據戶部奏報，浙江等九布政司和直隸府州占田七頃以上的富民就有一萬四千余戶①。到明中葉，土地兼并日益加劇，“而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勛戚、中官莊田為甚”②。由于土地的集中及賦役、地租的苛重，使破產失業的流民大量出現，社會矛盾也因之尖銳起來。在明中期延續一百多年的時間里，農民起義連綿不斷，不僅起義的次數多，涉及的地區廣泛，幾乎遍及全國各個省區，而且往往是一個高潮平息不久，又有新的高潮到來，高潮之間間隔也很短，其中以正統、成化、正德時期最為集中。

正統年間浙閩農民起義明代銀礦的開采為官府所壟斷。英宗即位后，多次申令禁止民間開挖，并劃定封禁山區，派重兵駐守。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處的仙霞嶺，即是禁區之一。但受生活驅迫的人民，仍冒險進山“盜礦”，官府派兵剿捕，很容易激起礦工的武裝反抗。

正統七年（1442），浙江慶元人葉宗留與王能、鄭祥

四、蒼大頭等聚眾千人，進入仙霞嶺地區開采銀礦，遭到官府的追逐，遂于正統十年舉行起義，進攻江西的永豐，明朝調集南昌前衛，廣、鉛二所官軍及六縣民壯，前去鎮壓，結果被起義軍打得大敗。后永豐知縣鄧容入山招撫，王能等三十五人投降，又幫助官軍誘殺了鄭祥

四、蒼大頭等三百余人。葉宗留率余眾逃出，轉移到處州（今浙江麗水）、云和、政和等地，繼續開采銀礦，聚眾至數百人。正統十二年九月再次起義，攻占政和縣城，復還慶元，召得千余人，活動在江西、浙江、福 3 建三省交界地區，勢力發展到數萬人，并派兵進占三省交通要道車盤嶺，以致“行旅斷絕”①，官府一籌莫展。

正統十三年（1448）二月，福建佃農鄧茂七率眾在沙縣暴動。鄧茂七原為江西建昌人，佃農出身，初名鄧云，后至福建寧化，改名茂七。福建的地主除了向佃戶征取田租外，還強迫佃戶逢年過節時向地主交納雞鴨等“冬牲”。福建御史柳華整頓里甲組織，將各鄉編組，設置總甲、小甲統領，鄧茂七被任為總甲。于是他便利用總甲的合法身份，號召農民不向地主送“冬牲”，不向地主送租谷，地主告到縣衙，縣里派出巡檢來捕，鄧茂七殺了弓兵聚眾起義。知縣率三百名軍兵前來鎮壓，鄧茂七起義軍又把他們打得大敗，并殺了巡檢和知縣。附近州縣人民積極響應，不數日，眾至數萬人。起義者進攻上杭、汀州、光澤，順流下邵武、順昌，攻占了二十余縣。尤溪爐主蔣福成號召“爐丁”及村落貧民起義，有眾萬余人，攻占了尤溪縣城。而后與鄧茂七起義軍會合，占領了沙縣，并在這里建立農民政權，鄧茂七自號“鏟平王”。

① 《明太祖實錄》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夏四月癸巳。

②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一》。

① 高岱：《鴻猷錄》卷十《平處州寇》。

鄧茂七起義后，“東南大震”②。明廷即命都御史張楷監軍，以都督劉得新、陳榮任總兵、副總兵前去鎮壓，途經浙江時，與葉宗留起義軍相遇。正統十三年（1448）十一月，葉宗留率眾與明軍奮戰，不幸中流矢死。部眾由葉希八率領，繼續打擊明軍，聲勢漸振，發展到數萬人，并與福建鄧茂七起義軍互為聲援，此入彼出，使明軍兩面應戰。在福建，鄧茂七也積極向外發展勢力，分遣別將由德化、永春、安溪進攻泉州，鄧茂七率部攻打建寧。八閩之地，數月之間，幾乎為起義軍席卷。起義者擴充到八十余萬人。

閩浙農民起義軍勢力的不斷發展，使朝廷驚恐萬狀，于是正統十四年（1449）正月，明朝增派寧陽侯陳懋為征南將軍兼總兵，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為左右副總兵，刑部尚書金濂總督軍務，太監曹吉祥監軍，率京營及江西、浙江諸處大軍前往鎮壓。二月，鄧茂七親自率兵進攻延平郡城，不意陷入官軍埋伏，明軍突起合法，農民軍遭到挫敗，鄧茂七中箭身亡。鄧茂七的侄兒鄧伯孫及其妻廖氏率余部繼續堅持戰斗，最后戰敗被殺。轉戰于浙江境內的葉希八迫于壓力降明。

除了這兩次大規模的起義外，正統年間廣東還發生了黃蕭養領導的起義。黃蕭養是廣東南海縣人，他被明政府以“盜賊”的罪名關在廣州監獄。正統十三年（1448）九月，黃蕭養與獄中難友集體越獄成功，遂舉行起義，“赴之者如歸市”①，旬月間勢力發展至萬余人。次年六月，黃蕭養率部分水陸兩路圍攻廣州城，長達三個月之久。后居住在山區的苗、瑤等少數民族也參加了黃蕭養的起義。為了鎮壓這支起義軍，明朝調動了兩廣和江西數省的軍隊前往。景泰元年（1450）二月，在大洲之戰中，黃蕭養中箭身亡，其部下或被剿或被撫，一萬名將士遭到屠殺。余部堅持斗爭到成化年間才被鎮壓。

②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六《福建六》。

① 毛奇齡：《后鑒錄》卷八；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七《黃盜》。

① 項忠：《報捷疏》，《明經世文編》卷四六。

成化年間荊襄流民起義荊襄地區位于湖廣、河南、陜西、四川四省交界處，“川陵延蔓，環數千里，山深地廣”①。長期以來，許多失去土地的農民流亡到這里墾荒開礦，官府難以禁止。成化時，這里流民的數量已達一百五十萬人以上②。為了加強對流民的管轄，明政府曾于天順八年（1464）特增設湖廣布政司參議一員，專門負責處置荊、襄、南陽三府流民事宜。正當明政府進一步加強控制時，成化元年（1465），河南西華人劉通（又名劉千斤）、石龍（又名石和尚）在湖廣房縣領導流民起義。劉通自稱漢王，年號德勝，分設將軍、元帥等 4 官職，附近流民紛紛響應，眾至四萬人③。明政府急派工部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以及湖廣總兵李震等督軍征討。成化二年，總兵李震率兵進山圍剿，起義軍在梅溪附近大敗李震軍，殺死都指揮以下軍官三十八人。白圭見李震戰敗，急調京營及江西、四川諸路兵馬，從南漳、遠安、房縣、谷城四路攻擊。劉通、石龍力戰不支，被俘犧牲。

劉通、石龍所領導的流民起義失敗后，流民仍源源不斷地進入荊襄山區。成化六年（1470），劉通的部下河南新鄭人李原（又名李胡子）、小王洪等再次發動起義。李原于這年十一月稱太平王，“往來南漳、內鄉、渭南，號召饑民至數萬人”④。明政府派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荊襄軍務，與湖廣總兵李震發京營兵及神槍火器營前往鎮壓。項忠到襄陽后，又增調永順、保靖土兵，共二十五萬，分八路進攻起義軍①。同時遣人入山招誘流民出山復業，削弱了起義軍的力量。成化七年李原在竹山遭到明軍襲擊，戰敗被俘。小王洪率眾五百轉至均州（今湖北均縣），也被明軍所俘。項忠對起義軍和流民進行了血腥的屠殺，“兵入，盡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貴者，又多道死，棄尸江滸。議者謂忠此役，實多濫殺”②。然而，項忠的濫殺并未解決荊襄的流民問題，失業的農民“入山就食，勢不可止”③。到成化十二年，荊襄地區的流民又聚集到幾十萬人之多。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建議借鑒東晉時僑置郡縣的辦法，處置荊襄的流民。明政府采納了這一建策，派都御史原杰經略鄖陽，開設鄖陽府，領七縣，撫輯流民。荊襄地區的流民，暫時得到安撫。

正德年間各地農民起義正德年間，武宗的荒怠和劉瑾的擅權，使社會矛盾不斷激化，農民的武裝反抗斗爭在較廣泛的范圍內發展起來，其中較集中的有河北、四川、江西三個地區，而聲勢最大、影響最大的是劉

六、劉七領導的河北農民起義軍。

② 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一上《項忠傳》。

③ 《明史》卷一六二《白圭傳》。

④ 毛奇齡：《后鑒錄》卷一。

① 《明史》卷一七八《項忠傳》。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八《平鄖陽盜》。

③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八《平鄖陽盜》。

四川農民起義。正德三年（1508）冬，四川保寧人劉烈率當地民眾起義，進攻陜西漢中等地。次年，劉烈為亂兵所殺。正德四年十二月，保寧人藍廷瑞、鄢本恕和廖惠發動起義。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鄢本恕稱“刮地王”，廖惠稱“掃地王”，各地民眾紛紛揭竿而起，眾至十萬，置四十八總管，勢力擴展到陜西、湖廣地區①。正德五年初，明政府派刑部尚書洪鐘總督四川、陜西、湖廣、河南四省軍務，會合四川巡撫林俊，并調集石柱等地少數民族土兵前往鎮壓。廖惠攻克通江后，在撤往龍灘河的戰斗中被俘。藍廷瑞和鄢本恕轉至漢中，正德六年初，被陜西明軍逼回四川。在東鄉被明軍圍困，藍廷瑞和鄢本恕被俘，起義軍大部瓦解，“四出奔逸山谷”②。余眾在廖麻子領導下，與曹甫、方四領導的另一支起義軍聯合，繼續戰斗。曹甫是四川江津人，方四是仁壽人，他們于正德六年起義。兩支起義軍轉戰四川、陜西、貴州等地，直到正德九年才被鎮壓下去。

河北劉

六、劉七起義。河北地區是明朝的近畿，密邇京師，皇室和勛貴廣置莊田，農民的土地多被侵占。同時，河北地區受馬政之害尤烈。明初，沿襲元制，僉派今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地區的農民充當養馬戶，喂養種馬，繳納馬駒，后又令北京附近州縣改養寄養馬，養馬戶負擔很重，時稱“江南之患糧為最，河北之患馬為最”③。于是，喪失土地而無法生活的農民，往往聚集起來，騎馬馳騁在平原曠野上，劫富濟貧，明統治者稱他們為“響馬盜”。武宗正德時，為了安定京畿重地，正德四年（1509）九月，明廷派出捕盜御史，“分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毅于天津，薛鳳鳴于淮揚，專事捕盜”①，弄得人心惶惶。終于在正德五年十月，文安人劉

六、劉七在霸州率眾起義。他們共推著名的響馬交河人“楊虎為 5 首”②。京畿以南的固安、永清、文安等縣“諸窮民響應之，旬日有眾數千人，屢敗官兵”③。不久，文安生員趙鐩和他的兩個弟弟也率五百人響應起義。

正德六年（1511）春，起義軍由河北攻入山東，又由山東攻京畿，眾至數萬人。他們兵分兩路：一路由劉

六、劉

七、齊彥名率領，一路由楊虎、劉惠、趙鐩率領。兩路時分時合，往來接應，數月之間，“破邑數百，縱橫數千里，所過若無人”④。起義軍所過之處，人民“樂于供給，糧草器械皆因于民，棄家從亂者比比皆是”⑤。威震于河北、山東、河南等地，勢力所及達于北直隸、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湖廣以至江西。這年八月，兩支起義軍聯合進逼京師，遭到明軍的阻擊，于是轉而南下。九月，楊虎一路起義軍破滄州，進至山東，山東諸郡縣多為起義軍所破。明朝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加派京營軍，并增調宣府、大同、綏遠邊兵，前往鎮壓。楊虎軍突破明軍包圍，南向進攻徐州不克。十一月至宿遷渡小黃河（黃河故道），楊虎不幸落水身亡。

① 《明史》卷一八七《洪鐘傳》。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六《平蜀盜》。

③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五《北直隸·大名府田賦志》。

① 《明史》卷一八七《陸完傳》。

② 《明史》卷一八七《陸完傳》。

③ 高岱：《鴻猷錄》卷十二《平河北寇》。

④ 《明史》卷一八七《馬中錫傳》。

⑤ 《明武宗實錄》卷七四，正德六年夏四月壬寅。

楊虎死后，眾推劉惠為首、趙鐩為副，繼續戰斗。劉惠率軍進入南直隸霍丘（今屬安徽），大敗明軍。“當是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⑥，人民紛紛參加起義，共推劉惠為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為副元帥，下設前、后、左、右、中五個都督，分二十八營，各樹大旗為號。旗上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他們轉戰河南、湖廣等地，威震全國。正德七年（1512），趙鐩在江夏被俘，押送京師處死。劉惠轉至河南南召，兵敗，縱火自焚。

劉

六、劉七率領的起義軍，于正德六年（1511）秋，自河北進入山東，連戰連捷。次年，他們再由山東攻入河北，進抵香河、寶坻、玉田諸縣，轉攻武清，屢敗明軍，對京師構成嚴重威脅。明朝發重兵堵截，劉

六、劉七率眾南下湖廣。由于劉惠、趙鐩所率起義軍已被明軍鎮壓，劉

六、劉七孤軍奮戰。后劉六在黃州團鳳鎮兵敗，與其子投水自殺。劉七和齊彥名率眾順江而下直至南通，活躍在九江、安慶到南通的長江沿岸，“凡三過南京，往來如入無人之境”①。這年八月，起義軍在南通戰敗，劉七中箭投水自殺，齊彥名英勇戰死，幾百名起義軍將士壯烈犧牲。

江西農民起義。正德五年（1510）前后，江西各地爆發了農民起義。其中撫州東鄉有王鈺

五、徐仰

三、傅杰一領導的農民起義，饒州姚源洞（今江西萬年縣境）有汪澄

二、王浩

八、殷勇十領導的農民起義，瑞州華林山（今江西高安縣境）有羅光權、陳福一領導的農民起義，贛州大帽山（今江西尋烏縣南）有何積欽領導的農民起義，靖安縣越王嶺瑪瑙寨有胡雷二領導的農民起義②。他們在山谷間據險立寨，遙相呼應，聲勢甚盛。正德六年二月，明廷派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調動南方數省軍隊前往鎮壓。在明軍的脅迫下，上述幾支農民起義被先后鎮壓。但到正德十二年，在江西南部與福建、廣東交界的山區，農民的反抗斗爭又趨于活躍。“始則占耕民田，后遂攻打州縣”①，“圍攻城池，敵殺官兵”②。明廷派遣右僉都御史王守仁為南贛巡撫，提督軍務，前去鎮壓。到正德十三年，南贛的幾支農民起義先后被鎮壓。

⑥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盜》。

①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盜》。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八《平南贛盜》。

① 《王陽明全集》卷一《添設和平縣治疏》。

② 《王陽明全集》卷九《攻治盜賊二策疏》。

嘉靖年間的農民起義嘉靖時，進入明中葉以來逐漸發展的社會矛盾仍在發展，財政窘困，差徭日繁，激起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和反抗。早在嘉靖初，就有農民武裝起義發生，尤其是嘉靖中期以后，更為頻繁。總計不下四五十次，而且地區很廣，幾乎涉及所有省區，起義者除農民外，還有鹽徒、礦工和散兵游勇。有的規模很大，人數達數萬，甚至十余萬。規模較大的有：嘉靖元年（1522）十一月，山東礦工王堂在青州顏神鎮起義，轉戰東昌、兗州二府，進入河南和北直隸地區。次年正月，殺河南明指揮趙太等三十余員，官軍八百余人。二月，起義者遭到明軍鎮壓。

嘉靖七年（1528）二月，山西潞城縣陳卿起兵，屢敗明軍進剿，累獲戰捷，“千里內如暴風卷浪”③。十月，明廷調集山西、河南、山東、北直隸四省官軍鎮壓，起義失敗。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七月，河南柘城師尚詔聚眾數千起義，攻克歸德府（今河南商丘）及柘城、鹿邑。八月，攻太康縣。九月，攻打宿州，計劃東下取鳳陽，兵敗于五河縣。這次起義前后凡“四十余日，破府

一、縣八，殺戮十余萬”①，震動三省。

嘉靖四十年（1561）九月，廣東饒平縣人張璉領導的起義軍也活躍起來。他最初參加了鄭八的起義，鄭八死后，他與蕭雪峰分領其眾，轉戰福建、江西間。嘉靖四十一年二月，提督兩廣侍郎張臬奏請調狼兵十萬，與福建、江西官軍會同鎮壓。五月，張璉與蕭雪峰戰敗被俘，起義軍三萬余人被遣散。

③ 毛奇齡：《后鑒錄》卷三。

① 《明史》卷二○五《曹邦輔傳》。

第三節明末農民大起義

天啟、崇禎間，隨著明朝政治的日益腐敗，經濟剝削的苛重，社會矛盾益趨激化，各地農民起義再度興起，最終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統治，為一個新的皇朝的誕生，鋪平了道路。

徐鴻儒、于弘志的白蓮教起義明末以秘密宗教組織的民眾反抗斗爭，迅速發展。萬歷年間，薊州人王森傳播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教徒遍布北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四川等省。萬歷四十二年（1614），王森在京師傳教時被捕，死于獄中。之后，其弟子巨野人徐鴻儒繼續組織白蓮教，信徒不下二百萬。天啟二年（1622），他聯合景州（今河北景縣）于弘志、曹州（今山東曹縣）張世佩等，圖謀起義，并約定中秋起兵。但因計劃泄露，遂于五月先期發動。當地農民“多攜持婦子，牽牛駕車，裹糧橐飯，爭趨赴之”①。徐鴻儒自稱中興福烈帝，改年號為大乘興勝元年。起義軍很快攻克了鄆城、鄒縣、滕縣、嶧縣，“眾至數萬”②，屢敗官軍。其時，于弘志在河北武邑、棗強、衡水等地起兵響應。又有劉永明聚眾二萬人，不久與徐鴻儒隊伍匯合，起義聲勢大振。他們計劃“南通徐淮、陳、潁、蘄、黃，中截糧運，北達神京，為帝為王”③。經過半年多的戰斗，十一月，徐鴻儒被部下出賣，在鄒縣被捕押至京城殺害。徐鴻儒起義被鎮壓下去。

陜北農民起義的崛起明末的農民大起義是從陜西開始的。天啟七年（1627），陜北災荒嚴重，澄城縣知縣張斗耀不顧人民死活，“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④。二月十五日，白水王二率饑民沖進縣衙，殺死知縣。之后，各地農民、饑民紛紛響應。崇禎元年（1628），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掛、安塞高迎祥、漢南王大梁等，相繼舉起義旗。其后，陜西三邊固原、延綏的饑兵也紛紛嘩變。那些被裁減而無法生活的驛卒，也揭竿而起。從崇禎元年至三年間，各地暴動此伏彼起，勢若燎原烈火。最初，各支農民起義雖發展迅速，但彼此之間缺乏聯系，一般都各自為戰。崇禎三年以后，農民起義已波及到陜西幾十個縣，甚至還擴展到山西，參 7 加起義的人數也越來越多，并且各部漸有了“小并為大”①的聯合趨勢。

① 清康熙《剡城縣志》卷九。

② 《明史》卷二五七《趙彥傳》。

③ 王一中：《靖匪錄》。

④ 文秉：《烈皇小識》卷二。

農民起義的發展，引起了明廷的重視。于是，明廷在軍事剿殺的同時，采納了陜西三邊總督楊鶴的招撫建議，對起義農民開展誘降活動。一時間，陜西境內的起義農民相繼接受招安。但是，明廷的招撫政策只不過是伺機鎮壓農民起義的一個手段，并不是真正地為民眾著想。因此，許多受招撫的起義首領如王左掛、苗登云等慘遭殺害。這就迫使受招安的農民再次起義。楊鶴的主撫政策也以失敗告終。明廷于是改變策略，專派陜西三邊總督洪承疇前往圍剿。留在陜西境內的農民起義隊伍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余部亦紛紛進入山西。崇禎四年（1631）六月，活躍在山西的王嘉胤在河曲被圍長達六個月后，在陽城為部下所殺。之后，王自用聯合了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馬守應等“三十六營，號二十萬”②。明廷感到問題嚴重，遂調集重兵在山西加緊圍剿。崇禎六年夏，王自用在河南濟源中箭身亡③。王自用犧牲后，各路起義軍擁推高迎祥為首領，并于這年冬季，從豫北渡黃河南下，連陷澠池、伊陽、盧氏三縣，進入河南中部和西部，在河南、陜西、四川、湖廣等省區交界地帶開展活動。

明廷為了遏止農民軍的攻勢，于崇禎七年（1637）春，命延綏巡撫陳奇瑜任陜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總督，駐鄖陽巡撫盧象昇與之配合，以五省兵力圍剿農民軍。農民軍連遭重創，張獻忠等奔向商雒，李自成則被包圍在漢中興安的車箱峽。李自成采取偽降手段，擺脫了困境，并立即反戈出擊，聲威大振。陳奇瑜被削職逮問。十一月，明廷提升洪承疇繼任總督山西、陜西、河南、湖廣、四川五省軍務。洪承疇調集重兵，分兵四路向農民軍合圍，準備聚殲高迎祥等。結果起義軍避實就虛，挺進湖廣、河南。崇禎八年正月，農民軍在河南再次聯合，號稱十三家七十二營，“有二三十萬之多”①。十五日，農民軍進抵鳳陽，放火燒毀了明皇陵和龍興寺，“事聞，帝素服哭，遣官告廟，逮漕運都御史楊一鵬棄市，以朱大典代之，大征兵討賊”②。從崇禎八年底到九年上半年，明軍與高迎祥的農民軍主力展開了激烈的追逐戰。明廷任湖廣巡撫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等處軍務，“詔（洪）承疇督關中，象昇督關外”③。九年正月，高迎祥東下安徽，圍攻滁州，旋又進入河南，撤回陜西。七月中旬，高迎祥率部至盩厔縣黑水峪，不幸陷入陜西巡撫孫傳庭的埋伏，激戰四日，戰敗被俘犧牲，“余眾殲散殆盡”④。高迎祥死后，西北農民軍一度處于低潮，但不久，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兩大農民軍在西北崛起。

① 彭遵泗：《蜀碧》卷一。

② 《綏寇紀略》卷一。

③ 據湯綱、南炳文《明史》（下冊）考證，王自用之死有三說：死于濟源；病死；為鄧王已射殺。見第1145頁。

① 彭孫貽：《平寇志》卷一。

②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

③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

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張獻忠，字秉吾，號敬軒，陜西延安柳樹澗人，出生于萬歷三十四年（1606），父務農兼小販，家境貧寒。幼年時，他曾讀過書，青年時落魄無依，常受欺壓。崇禎三年（1630）四月，張獻忠在延安府米脂縣率十八寨之眾投奔王嘉胤，號稱八大王。崇禎四年六月，王嘉胤被部下殺害，張獻忠一度就撫于總督洪承疇，次年再起，“叛入山西”①，他與其他農民軍首領共推王自用為盟主。張獻忠作戰勇敢，“臨戰輒先登，于是眾服其 8 勇”②。崇禎六年冬，在明軍的壓迫下，張獻忠進入河南，轉戰陜西、河南、湖廣、四川等地。

崇禎八年（1635）正月，起義軍十三家大會滎陽。張獻忠隨高迎祥連破河南、江北諸縣，進入安徽，克潁州，破鳳陽，燒毀了皇陵。之后，張獻忠獨自率眾東下廬州、舒城，經湖廣回到陜西。這年冬天，張獻忠又再次出潼關入河南。崇禎九年，張獻忠轉戰在陜西、河南、湖廣一帶。是年七月，高迎祥被俘犧牲，李自成亦連連受挫，張獻忠部遂成為明朝鎮壓的重點。崇禎十年，張獻忠聯合老回回馬守應等，從河南進入湖廣，向襄陽發起進攻，湖廣震動。次年春，兵部尚書熊文燦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陜西、湖廣、四川軍務，主張招撫農民軍。在孤立無援、明軍云集的形勢下，正月初九日，張獻忠在谷城向熊文燦投降。至此，農民起義進入低潮。

張獻忠受撫后，始終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人不散隊，械不去身”③，加緊操練，積蓄力量。這同時也給了明廷一個暫時喘息、調整的機會。為徹底消滅這支起義軍，明朝兵部尚書楊嗣昌制定出“四正六隅十面網”的圍剿計劃。所謂“四正”是陜西、河南、湖廣、鳳陽，“六隅”則是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合“四正六隅”為十面羅網，各有側重，協同配合，“隨賊所向，專任剿殺”①。

④ 孫傳庭：《鑒勞錄》。

① 《明史》卷三○九《張獻忠傳》。

② 康熙《陜西通志》卷三一《雜記·盜賊附》。

③ 康熙《吳橋縣志》卷七《藝文》，范景文：《撫剿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張疏》。① 楊山松：《孤兒吁天錄》卷二。

崇禎十二年（1639）四月，楊嗣昌認為時機成熟，遂與總理五省軍務的熊文燦密謀，調集陜西、四川邊兵，企圖一舉消滅張獻忠。張獻忠遂先發制人，五月于谷城再起。熊文燦以招撫失敗，被逮下獄處死。楊嗣昌被迫“自請督師”②，趕赴襄陽，以左良玉為主力剿殺。瑪瑙山一役，張獻忠大敗，遂采用“以走致敵”的策略，奮戰入川。崇禎十四年，張獻忠又揮師東出湖廣，一路乘勝直下，二月初占領了襄陽，殺死襄王朱翊銘和貴陽王朱常法，“發銀五十萬以賑饑民”③。楊嗣昌被迫自殺身亡。明朝改派陜西三邊總督丁啟睿督師追剿張獻忠。張獻忠在河南信陽戰敗，率部由豫東入安徽。到崇禎十六年時，張獻忠馳騁于鄂、皖之間。

崇禎十六年（1643）五月二十九日，張獻忠攻占武昌，沉楚王華奎于西湖，“盡取宮中金銀各百萬，輦載數百車不盡”④，賑濟饑民。張獻忠占領武昌后，改武昌為都城，正式建立大西政權，鑄西王之寶，自稱“大西王”。所設官制有中央六部、五府，京城設五城兵馬司；地方有巡撫、守道、巡道、學道、知府，知府以下設了二十一個州縣的官員，并且開科取士，招攬人才。是年冬，張獻忠幾乎占據了整個湖南，進而向江西發展。崇禎十七年西進四川。這年六月，一舉攻克了重慶，處死了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撫陳士奇、重慶知府王行儉等。八月，攻克了成都，蜀王朱至澍及王妃投井自殺。十一月，張獻忠以成都為西京，改王稱帝，國號大西，定年號為大順，鑄造大順通寶，設六部五軍都督府等官。大西政權在其轄區進行嚴格的政治控制，整頓吏治，錄用明降官和知識分子，注意團結少數民族。沒收官紳財產，實行三年免征的賦稅政策，并向富商大賈征收錢糧。這些措施，取得了民眾的信賴。與李自成領導的起義軍遙相呼應。

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李自成，陜西米脂縣人，出身于農民家庭。幼時曾為僧，做過牧羊奴。

成年后，充當驛卒，有勇有謀，“能得眾”①。崇禎三年（1630），李自成在米脂起義，投不沾泥義軍。次年，陜西農民軍大部進入山西，推王自用為盟主。李自成與其侄李過。“往從迎祥，與獻忠等合，號闖將”②。六年五月，王自用死后，“其黨歸闖將，無復稱其號” 9 ③，李自成的隊伍得到了發展。次年春，李自成在漢中車箱峽以詐降奇襲明軍總督陳奇瑜的合圍，聲名始著。崇禎八年下半年，李自成率部轉戰關中，有眾三四萬人。崇禎十一年潼關之戰后，“自成盡亡其卒，獨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潰圍”④，遁入商雒山中，處境十分艱難。

② 《明史》卷三○九《張獻忠傳》。

③ 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七《張獻忠陷襄陽》。

④ 彭孫貽：《平寇志》卷六。

① 鄭廉：《豫變紀略》卷二。

② 康熙《延綏鎮志》卷五《李自成傳》。

③ 戴笠：《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六。

④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

崇禎十三年，張獻忠谷城再起粉碎楊嗣昌軍事圍攻之際，李自成率部“出商洛，入豫”⑤。其時河南久旱，饑民爭相投附，勢復大振，很快發展到十余萬人。這時，一些失意的知識分子如寶豐縣舉人牛金星、永城算卜者宋獻策、杞縣人李信也加入農民起義軍。他們為李自成出謀劃策，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很有見識的政策。他們針對當時民眾的迫切要求，提出了“均田免糧”口號，主張免除不合理的賦稅負擔和加派，把地主侵占的土地還給無地耕種的農民。這對起義軍其后的發展，無疑發揮了重大作用。

崇禎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農民軍攻克了洛陽，活捉并殺死了福王朱常洵，沒收福王府中的金銀財貨和糧食物資，發布告示大賑饑民。由是“遠近饑民荷旗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①。與此同時，他們還在豫西三府四十余州縣之內，“撫流亡，通商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②，深得民眾的擁護。

李自成攻克洛陽后，企圖乘勝進攻開封，但明軍嚴守開封，三次圍攻均遭失敗。崇禎十五年（1642）底，李自成率四十萬大軍由河南揮戈南下湖廣。次年正月，農民軍攻克承天（今湖北鐘祥），二月攻克襄陽，改襄陽為襄京，建立政權機構。李自成自稱“奉天倡義大元帥”，設丞相一人，以牛金星任之。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政府，分理政務。在地方上，于要地設防御史，以下府設府尹，州設州牧，縣設縣令。在軍事上，元帥之下有將軍，依次為：權將軍、制將軍、果毅將軍、威武將軍。當時征戰各地的主力部隊分中權親軍、左、右、前、后五營，以正副權將軍提督五營軍事，共設二十二將。同年六月，張獻忠在武昌建立政權，李自成曾派人前去祝賀，張獻忠亦以重金回報。雙方相約互為聲援。

李自成奪取襄陽后，明朝在中原已無精兵可與農民軍作戰。崇禎帝急于消滅起義軍，只好調動陜西的孫傳庭部出關進剿李自成。崇禎十六年（1643）五月，孫傳庭總督河南、四川軍務，不久又進兵部尚書，加督山西、湖廣、貴州及南北軍務。孫傳庭遂以副總兵高杰為中軍，四川總兵秦翼明出商雒為犄角，以延綏、寧夏總兵王定、官撫民為后勁，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為前鋒，會集河南。李自成利用孫傳庭部孤軍深入后援不繼的弱點，首先在河南汝州切斷明軍糧道，明軍軍心大亂，郟縣一戰，明軍師饑自潰。自成“縱鐵騎踐之，傳庭大敗”①。十月，李自成乘勝追擊，在潼關擊斃兵部尚書孫傳庭，連破華陰、渭南、華、商、臨潼，進攻西安。十月十一日，李自成攻占西安城，活捉秦王朱存樞，殺死陜西巡撫馮師孔。接著，分兵攻取陜西三邊，所至風靡。至此，湖廣西北部、河南大部及陜西三邊，都在李自成控制之下。

⑤ 鄭廉：《豫變紀略》卷三。

① 鄭廉：《豫變紀略》卷三。

② 張岱：《石匱書后集》卷六三《盜賊列傳》。

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

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改元永昌，造甲申歷。封劉宗敏、田見秀等以下功臣為五等爵，更定官制，改內閣為天佑殿，設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以牛金星為之，宋獻策為軍師，以下設六部政府尚書、侍郎，分理政務。地方上設省節度使、巡按直指使以及道防御史、府尹、州牧、縣令等。

西安政權建立后，崇禎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率大軍東渡黃河，經由山西攻奪北京。所過之地，嚴禁搶掠，實行“平買平賣”、“公平交易”等政策。一路勢如破竹，“所過七十余州縣，無不開門迎降”①。三月初一日破寧武關，七日下大同，八日至宣府，十四日抵居庸關，十七日進圍北京，十八日入彰儀門進據外城。崇禎帝見大勢已去，自縊于煤山（今景山）。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順軍占領了北京。

李自成起義軍進入北京后，在北京短短的四十余天里，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鞏固已取得的勝利成果。

穩定北京的社會秩序，嚴明軍紀，禁止擾民。他下令“商賈仍令開市不閉，軍士掠殺者斬，最輕者亦斷手砍足”②。李自成進入北京后，始終粗衣糲食，保持農民本色，不時“問民疾苦”③。

健全政權機構，完善各項制度。大順軍進入北京后，按照西安所擬定的官制，健全了各種機構，提高武官的地位，大順文官俱聽武官節制。制定《永昌儀注》，“條記官制、補服、朝見儀節，以及各官往來禮柬之類皆具”④。接管地方。大順軍進入北京后，占有了河南、山東、山西、陜西及北直隸的大部分地區，以及甘肅、青海、寧夏、湖廣、江蘇、安徽等省的部分地區。為恢復地方秩序，李自成及時派出了一批地方官，接管地方州縣，“所至無違者”⑤。

甄別錄用明朝降官。大順軍入京后，充實和加強政權建設。除以農民軍將領為核心骨干外，也錄用了相當數量的明朝中下級官員。責令在京的明朝官員到指定地點進行登記，凡三品以上，不予錄用；四品以下，酌情錄用。首批選用九十六人，后又陸續錄用。為求取人才，大順政權還開科取士。設置“比餉鎮撫司”，繼續實行追贓助餉，以大將劉宗敏主持。官吏一律按照品級高低定出銀數多寡。

① 趙士錦：《甲申紀事》。

② 陳濟生：《再生紀略》。

③ 彭孫貽：《平寇志》卷十。

④ 談遷：《國榷》卷一○○。

⑤ 李天根：《爝火錄》卷三。

大順軍進入北京后，對守衛山海關的吳三桂也進行了爭取，令其父吳驤作書招引，并派降將唐通攜白銀四萬兩前去勸降。但是，野心勃勃的吳三桂，以父受追贓拷索，愛妾被掠為借口，不惜勾引清兵，向農民軍反撲。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軍六萬東征，二十一日抵山海關，與吳三桂展開激戰，不料清騎兵突然襲擊，戰斗失利，撤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舉行即位典禮，“追尊七代皆為帝后，立妻高氏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①。三十日，農民軍撤出北京。七月，李自成經由山西，進入西安。永昌二年（1645，清順治二年），李自成迫于清軍追擊轉入湖廣。同年四月，年僅三十九歲的李自成遇害于湖北通山縣九宮山。

明末農民大起義是中國歷史上一次空前規模的農民大起義，最終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統治。它歷時十八年，規模大，勢力所及達到全國十六個省區。參加人員廣泛，以農民為主體，包括各個社會階層。并提出了“均田免糧”、“平買平賣”的口號，反映了農民平等平均的思想。另外，農民軍在軍事組織、指揮，戰略和戰術方面，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附表明世系表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

第四篇：淺論明代監察制度

淺論明代監察制度

我國監察制度源遠流長,最早可溯源于殷商和西周。從秦代開始,正式置御史府,秦漢以后形成制度。魏晉以后,制度日臻完備,至隋唐時期,監察制度開始法律化、定型化,日趨成熟。宋元時期,監察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到了明朝,隨著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日益向極端的君主專制方向發展,封建監察制度也更為完備和嚴密,為明朝統治樹起了一根支柱。明朝監察監督機制有其獨特之處,但亦因時代存在許多局限性。

一 演變

明朝的監察制度，大體上包括了御史制度、言諫制度、地方監察制度、法律制度等，這些制度大都由前代沿襲而來，到明代逐步完善。明代統治者總結了歷史上歷代治理國家的經驗，尤其是吸取了元朝滅亡的教訓，對于官吏的監督與糾察、強化“天子耳目”的作用有著深刻的認識。使明代的監察制度經歷了一系列的演變。

其一，御史制度上的創新。明初曾一度效仿元制設御史臺，掌監察，之下亦效元制設殿中司和察院，成為國家三大府中尤為重要的。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撤銷御使臺，正是創設督察院，兩年后又對其內部機構設置進行了調整，從而完成了臺、察合一的制度創新。建文帝明世祖等后繼者也進行了相應的改革。都察院是專門負責維持封建國家機關以及官吏綱紀的部門，“職責糾劾百官，辯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1]成為全國最高監察機關，總攬全國監察事務。它是正二品衙門，其主要工作人員是各種御史。主官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其下有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1111都御史各兩人（正五品），以地區劃分的十三道御史若干人（正七品）。他們按地區和業務分工，負責對全國各方面的監察工作，權力甚大，無所不監。因此在人選和任用上，明朝極其慎重，要求也非常嚴格。督察院的御史是最直接維護朝廷封建統治利益的人物，所以他們的職級雖然較低，但權力很大，這強化了中央對百官的監察權力，旨在使各衙門不能獨斷、加強皇權，促成了明王朝高度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之制度的建立。

其二，言諫制度上的發展。1367年，朱元璋承襲宋元舊制設給事中，洪武六年始分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六科給事中初設，至洪武二十四年以后逐漸定型，這成為明代監察制度的一個重要發展。假如說，督察院的御史著重監察全國官吏和一般機關，那么六科則是對六部的業務進行對口監察，二者不相統屬，可互相彈劾。每科各設都給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給事中各一人（從七品），給事中四至十人不等，其職責是“常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2]因為六部是全國最高的行政管理部門，所以六科一對它們的監察作為主要職責，對封建地主政權來說是有其必要性的。六科給事中的威權與御史相近，但其專門化的業務監察，要求工作尚在進行當中便發現并糾正其可能的危害，消滅可能造成的損失。當然，明朝對其人選也是要求很嚴格的，按規定，一般是“在各衙門辦事進士及歷俸二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縣三年考滿到部者”。[3]同時明朝也很關注給事中的考核，七品小官，其升降都要由皇帝來定度。可見，明朝大量設置臺諫官，一方面是為了維護皇權以防止權臣跋扈，另一方面則為了加強中央與地方的聯系，以便于對內外百官行使皇帝的權力。

其三，地方監察制度的完善。明代地方行政層級工分三級，監察機構也與此相對應。朱元璋稱帝前就在全國13個行政區內分設按察司，并在其下設41個按察分四。按察司為地方最高監察機構，相對于都監察院又稱“外臺”，雖隸屬于中央的督察院，但其行事有一定的自主權。洪武二十四年敕“懿文太子巡撫陜西”[4]，始創巡撫之制。宣宗時期派遣巡撫“巡行天下，安撫軍民”，已成定制。這些巡視地方的監察官員若兼領其他專項事務，則稱總督提督等。到明中期前后，因某種需要，這些特殊的官名已發展為固定官職，如憲宗五年（1469 1

年）始設兩廣總督；宣宗宣德年間在關中、江南等地專攝巡撫，都成定制。這樣，總督巡撫監察專項事務的制度得以完善。主要由按察司督撫及監察御史出巡地方（巡按御史）等互不統屬但相輔相成，形成縱橫交錯、組織嚴密的地方監察體系。

其四，法律制度上的貢獻。從朱元璋開始，明朝歷代統治者制定并完善了監察法規，為一部正式的監察法規的出臺奠定了基礎。公元1439年正式頒布了《憲綱條例》，對監督官的地位、職權、選用、監督對象及行使權力的方式和監察紀律作了詳細的規定，成為明代有深遠影響的監察法規，并為弘治時《大明會典》的出臺打下了堅定的基礎。“重典吏下”、“明刑弼教”的法律制度成為明代監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上是明朝監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再加上“考滿、考察相輔而行”的考核制度，廠衛秘密監察的特務制度等，共同構成了明暗結合的監察網。這樣，督察院、十三道監察御史、六科各司其職，又互相糾察，再加上監察法規的輔佐，使明朝的監察制度十分嚴密。

二、獨特之處

明朝監察制度健全,地位突出,監察內容非常廣泛,與明以前的各朝代監察制度相比有其獨特之處。主要表現在:1.監察權相對獨立 我國監察權相對獨立,由來已久,到了明朝,其獨立性更強。明朝十三道監察御史形式上要受都察院的節制,但行使職權時,往往可以撇開它而獨立行動,直接受皇帝節制;六科給事中更是獨立一署,直接就六部事務向皇帝上奏。同時,御史的委任權屬皇帝,而不是吏部。這就保證了御史在行使權力時不受干擾,而具有權威。2.監察范圍廣泛,權大威重 明朝上至官府,下至民間,無一不在監察之中。監察權的監察范圍很廣泛,行政、司法、軍政、警政、財政、教育、考試及一切朝令和祭祀的典禮,都要受到監察。最突出表現在:(1)監察范圍涉及思想和學術領域;(2)擁有很大的司法權,明朝六科給事中輪值時握有一定的案件終審權,巡按御史亦可直接查處違法失職官吏;(3)對官吏的陟黜任免有相當大的法定議定權。另外,明朝監察御史都有“風聞彈奏”和“大事奏裁、小事立斷”[5]的特權,因此,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彈奏懲治官員。3.位卑權重,祿薄賞厚 明朝監察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秩低,僅為七品、從七品之職,有些甚至是秩僅九品的芝麻官,但他們上至規諫君主,奏劾勛戚舊臣,下至黎民百姓,均在其糾彈范圍之內。監察官員的地位很微妙,位卑但賞厚,御史工作有成績,則可以超擢為三品組織按察使。明朝顧炎武對此有所評價:“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6]。事實是,位卑則吝惜官位之念輕而敢于斗爭;權重則執行任務不受阻礙而易于立功;賞厚則立功之心切而勇于奮進。故此明朝御史都能行其職權,不避權貴。4.監察制度嚴格,不避權貴親屬 明朝監察制度嚴格,監察監督官員多能秉公執法,對貪官污吏,懲處甚嚴,有些甚至剝皮示眾。對于皇親國戚,亦不寬容。宣德時,直隸巡按白圭彈劾武定候郭鉉縱容家人搶占民田、拆毀民居、掠奪天津、屯田千畝一事,郭鉉雖獲寬宥,其家人卻受到嚴厲懲處。更難能可貴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不避權貴親屬,堅持實行“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原則。附馬都尉歐陽倫,是朱元璋女兒安慶公主的丈夫,洪武末年,他幾次遣家人違禁販運私茶,“所至絳騷,雖大吏不敢問。有家奴周保者尤橫,輒呼有司科民車至數十輛。過河橋巡檢司擅捶辱司吏,吏不勘,以聞”[7]。朱元璋不以至親曲宥,下令賜歐陽倫死,周保等伏誅。

5.慎重人選 明朝監察官員位卑權重,因而吏部、都察院,甚至皇帝對其人選非常重視,除有嚴格的選任、考課、簽轉制度規定外,對監察官員本身亦有嚴格要求,如清廉耿介、剛正不阿、富有學識、熟諳法令,能表率官常,識達大體等等。明朝言官大多由學識淵博者充任,這保證了監察官員較高的素質。因此,他們能對朝廷大事和皇帝的過失,多所匡正。6.對監察官員規定嚴格紀律并制定互監制度 監察官員權力很大,在其行使職權時,并有法律保障。但也并非任其無限發展,而是有所制約。《大明會典·卷二零九》對所有監察官員都有數條規定,內容多為“紀律”與“處務”方面。如禁囑托,“凡都察院官及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吏人等,不許于各衙門囑托公事。違者如常人加三等,有贓者,從重論。”核公文:“凡監察御史,行過文卷,從都察

院磨勘。按察分司行過文卷,聽總司磨勘。如有遲錯,即便舉正,中間果有枉問事理,應請旨者,且實奏聞。”糾不當:“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巡歷去處,所問公事,有擬斷不當者,監察御史、按察總司,隨即改正。當該吏典,罪之如律。仍將原問御史及分司官,擬斷不當事理,具奏,得旨方許取問。”察善惡:“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巡歷去處,所聞有司等官,守法廉公,廉能昭著,隨即舉聞。若奸貪廢事,蠹政害民者,即便拿問,其應請旨者,具實奏聞。若知善不舉,見惡不拿,杖一百,發煙瘴地面安置,有贓從重論。”[8]7.特務監察的出現 歷代封建皇帝都不同程度地任用特務,秘行伺察,以加強對官吏的控制和人民的統治。但是,把特務監察組織作為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始自明朝。這種暗訪的監察形式的出現,標志著明朝專制主義統治的極端發展。監察制度至此,機構完備,上下相維,左右交錯,明暗并行,全國人民都處于一張以皇帝為總綱的監察網之中。

三、評價

明朝監察制度是在總結歷代監察制度的基礎上,發展并完善的。它無論在組織機構、官員的設置,還是職權范圍等方面,都進一步完備、系統、嚴密、簡便和規范。這一嚴密的監察制度一方面加強了對各級官僚機構全面的行政監督，有利于社會秩序相對安定；一方面直接參預并予以監控官吏的選拔、簡任、考察等方面，對于整肅吏治、提高官員素質有重要作用；而且，言諫官諫天子、糾朝廷，也樹立了秉公辦事的典范。然而,由于整個封建政體的腐朽,監察制度本身也無一例外地弊端叢生,這使其具有更大程度上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如下:1.皇權高于一切 我國長期的封建制度,其建立與發展與皇權膨脹息息相關。明朝監察制度的發展與完善,即是明朝中央集權的產物。這樣,明朝監察制度本身只可以附庸皇權為最高原則,監督和制約皇權以下的官吏,很難從根本上觸及皇帝。明朝御史和言官的職權、任免、考察、黜陟,都取決于皇帝的個人意志,其權力來自皇權。他們直接對皇帝負責,正所謂“御史糾彈,皆承密旨”[9]。遇到開明的君主,監察機關有時尚可成為“糾百官罪惡之司”。即便明君,亦往往憑個人好惡恩怨親疏阻止監察工作的正常運行。如果遇到昏君奸臣當道,時局動蕩,法制敗壞,監察機關則往往成為包庇貪官污吏和制造罪惡之司了。嘉靖皇帝就曾多次駁回御史、給事中的彈劾,對嚴氏父子一味袒護。正德皇帝時,宦官劉瑾專擅朝政,殘害百姓,長期逍遙法外。萬歷時張居正控制下的監察官員從來只糾察對張居正不利的人,這樣使得監察機關的工作大打折扣。至于在皇權專斷之下,正直敢監的監察官遭殺身之禍的情況更比比皆是。嘉靖三年,群臣因諫諍大禮事件,廷杖豐熙等134人,被廷杖死者16人之多。明代前期,皇帝開明,言路稍寬,監察官能較好地直言糾劾,因此升遷多而貶謫極少。到了中后期,由于皇帝昏庸,宦官干政,廠衛猖獗,閣臣傾軋,黨爭紛起,監察權不斷削弱。雖然他們仍能恪盡職守,但大多數慘遭誣陷入獄、貶謫。正因為監察制度以“為君盡忠”為宗旨,因此監察制度的作用大小,都取決于皇帝的開明程度。2.御史職權過大 明朝御史“代天子巡狩”[2],權力極大。與地方承宣布政使平列,威福尤過之,每至府縣,官吏晉見時,須行跪拜禮。這不僅干擾了地方行政機關職能的發揮,而且為御史濫用職權、貪污受賄提供了條件。另外,監察官范圍涉及到了思想學術領域,加強文化專制主義,大興文字之獄,使得社會噤若寒蟬,萬馬齊喑,讀書人只得俯首聽命,無所作為;而且對于思想言行的監察也損害了監察制度本身的嚴肅性、確定性和規范性。更有甚者,明朝御史有“風聞言事”的特權,這雖然對一些御史有某些督促和鼓勵作用,但卻對另一些御史不負責任地攻擊他人提供了法律保障。這樣一來,冤濫無辜,生靈涂炭的情況時有發生。明成祖時,御史陳瑾劾治建文死難臣子,株連數百余家,許多御史皆掩泣,而陳瑾卻說“不治此獄,則吾輩無名”,其無法無天可見一斑。這種特權使監察工作失去嚴肅性。明代學者邱浚對此曾進行評論:“風聞言事,此豈治朝盛道之事哉!??茍不察其有無虛實,一聞入言,即形之奏牘,置之憲典,嗚呼!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哉!”3.以附庸皇權為己任的監察制度無法擺脫自身腐化的趨勢 不法的監察官員貪污納賄,威福任情,嚴重影響著監察機關職能的發揮。這種情況在明

中葉后,表現得尤為突出,許多監察官員常有考察不實,敷衍塞責,舉劾不公,攀附權貴、巧取豪奪、搜刮民脂民膏之事發生,到崇禎年間,吏治敗壞到了極點。大臣梁廷棟曾奏稱:“朝覲、考滿、行取、推升,少者費五六千金。合海內計之,國家選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數百萬。巡按查盤、訪緝、饋遺、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天下計之,國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萬。”[10]這種情況使得監察官根本不可能有效地完成其監察任務。4.監察官員參與朋黨派系之爭 隨著明朝封建政治的腐敗,統治集團中經常出現黨爭。嘉靖以后,門戶朋黨之爭尤其激烈,監察官員也都卷入了這些政治斗爭,充當黨同伐異的鷹犬。天啟年間,東林黨與閹黨之間大規模的“京察”、“大計”之爭,幾乎把全國所有的官員都卷進去了。監察官員的卷入,不僅使監察機構的作用流于形式,言官重于空談、輕于實政,而且加速了整個封建官僚集團腐敗的程度。后來有些監察官員成為黨派的骨干,更擴大了黨爭規模。明中葉后,隨著監察機構的積重難返,整個官僚肌體嚴重腐爛,最后走向滅亡。

四、小 結

在明朝二百多年的統治中,日漸完備的監察制度對明朝政治系統進行監控調節,平衡政治、經濟諸方面關系,保證龐大的官僚政治機器能夠按照封建制度的運行軌道運轉,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監察權相對獨立;監察范圍廣,權大威重;位卑權重,祿薄賞厚、監察制度嚴格,不避權貴親屬;對監察官員規定嚴格紀律并制定互監制度等特點,對于今天發展完善我們的監察制度,依然可資借鑒。然而,明朝的監察制度的弊端也是明顯的。如監察御史組織上屬于都察院，卻不受都御史節制，而是直接對皇帝負責，這就嗇了都御史監督百官的難度。另外，地方上既有提刑按察司，而同時又有巡按、巡撫之職，使得在執行監察工作時，必然出現相互項撞或互相推諉的現象。還有，明朝的監察法規雖然不少，可是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機構如東廠、西廠、錦衣衛等，根本不受監察機構的節制，也不把監察法規放在眼里。這些人既是皇帝的寵信，自可無法無天，橫行天下，致使一些監察官員反而成了這些特務機關的鷹犬，使監察法規的效用遭到更大程度的破壞，終于出現政治腐敗的局面,皇權高于一切等制度的致命缺陷,使得明朝的監察制度舉步維艱,很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最后,隨著明朝整個封建統治肌體的腐朽而走向滅亡。

第五篇：明代定婚制度

明代定婚制度

一、定婚之構成要件

明初，《大明令》起著臨時法規的作用，同時也承認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訂立的關于定婚等嫁娶行為的禮儀規范的法律效力，曾明文規定：“凡民間嫁娶，并依《文公家禮》。”綜合《大明令》、《大明律》及各朝條例中的規定可看出明代法定定婚行為的構成要件有四項：

（一）憑媒而立

與現代婚約必須由男女雙方當事人自行訂立相反，古代中國，作為婚姻關系當事人的男女雙方是不能主張任何權利的：定婚行為首先要由媒人往來兩家通言致意，這是婚姻關系成立的第一要件。《文公家禮》議婚條規定：“議婚，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若女方許諾，“次命媒氏納采、納幣”。定婚各個步驟，都有媒人參與，乃至定婚的婚書仍需“憑媒寫立”，經由媒人簽字、畫押，方有效力。媒人的報酬“謝媒禮”，是當時社會、官方認可的報酬，一般由男方負擔，時人有言：“從來媒人哪有白做的！”媒人往往由利益驅動，欺騙男女雙方，“俊的矜夸，丑的瞞昧”。媒人被男女雙方看作婚姻之造意者，若引起訴訟糾紛，要追究媒人責任，只是其所應承擔的懲罰一般要比主婚人低一等。《大明律》規定：凡媒人知情者，各減凡人一等。司法實踐中，也有媒人負主要責任的案例。明末一案例記：

許謙與陳應綿鄰居相友，許男陳女系指腹為婚，??。今年應綿妻故矣。妻陳氏在時，于今夏許配黃周耀子黃福為室。為媒者，陳朝榮也。

此案中，女方定婚后悔婚，本已經違反法律，應受刑罰；媒人與許謙為鄰，法官推斷其應當知曉許、陳兩家已有婚約，且男方可能不知情，故判決黃周耀出銀二兩五錢，陳朝榮賠銀一兩五錢，共四兩，償還許謙原來的聘禮；陳朝榮作為媒人受到了笞刑。對不知情之男方主婚人只作經濟懲罰；媒人陳朝榮既知陳氏女已與他人定婚，仍為其保媒黃家，按明律屬“嫁娶違律、媒人知情”，故將陳朝榮作為第一責任人，施以刑罰，法官又著陳朝榮部分賠償許家原聘。

（二）由尊長主婚

在古代，婚姻男女雙方（尤其是女方）被看作完全沒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人。長輩，尤其是“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為婚姻成立的要件”。《大明令》規定：凡嫁娶，皆有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余親主婚。從法律上將主婚權賦予了男女雙方的家長。具體到定婚，從締結婚約，到收受聘禮，無不由尊長進行。主人、女氏主人分別指男女主婚人，可見明代定婚過程中主婚人起的作用是絕對的，享受的權利多，承擔的法律責任重。定婚行為違反法律規定，“若由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及外祖父母主婚者，獨坐主婚。余親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為首”。

對于男方沒有“父母之命”締結的婚約，一般不承認其效力，只有在婚姻已成事實的前提下，“卑幼”自主定婚才能得到承認。否則違背尊長意志，堅持自己訂立的婚約，是要受到刑法處罰的。《警世通言》中講了一則故事：王嬌鸞與周廷章私訂終身，立有婚書，并有媒人為證。周歸家鄉，其父已經為其與同鄉魏氏女定婚，周遂背前盟，致使王懷恨自縊身亡。故事反映出在明代社會，法律賦予以父權為代表的尊長代理兒女行使定婚權的權利，“卑幼”個人主張的權利與尊長代為主張相比要小得多，甚至可以完全被否定。

法律雖然統稱父母，一般情況下母親對子女的婚姻是沒有決定權的，只有父親才擁有決定權。這在明代小說中多有反映：京師白孺人欲將女許給兄之子，恐丈

夫阻攔，遂背夫寫下文書，將鈿盒分作兩處，以做憑證。白氏丈夫歸鄉，將女兒許給了同府陳家，白氏雖寫有私約在先，也不敢提出異議。只有在“夫亡（母）攜女適人”的特殊情況下，其女才能“從母主婚”。不過，即使如此也需母親具有一定的經濟能力，才能擁有兒女婚配的發言權，而明代婦女一般是沒有經濟來源的，在封建男權社會中，女性作為主婚人拋頭露面是違背禮法的。《莆陽讞牘》記載的一件案例向我們展示了此項法規具體的施行方法：方養盛病故，遺下四女。妻蔡氏帶四女改嫁鄒征聚。蔡氏有家資二十兩隨帶。“（鄒）征聚內抽出六兩已遣嫁長女矣。所余原備三女日食妝資。”此案符合“夫亡（母）攜女適人”的條件，四女之母蔡氏雖然有財力，主婚人仍是女子的繼父。可見立法的本意不在承認女性尊長的主婚權，而在維護男方利益——使遣嫁他人的女兒不浪費男方的財產，根本目的仍在于維護男性家長支配家中經濟大權的權利。

（三）寫立婚書或收受聘財

婚書即婚約，納征禮（即納聘禮）行后，婚姻關系即算確定，需要用一定的文字形式固定下來，故有婚約。婚約一般由男女雙方家長訂立，內容應寫明男女雙方年齡、行次、聘財，主婚人、媒人分別畫押，兩家各執一紙，以做憑證。《大明律》規定：凡男女定婚之初??務要兩家明白通知，各從所愿，寫立婚書，凡招婿須憑媒妁，明立婚書——將婚書作為定婚的要件之一。但并未規定婚書格式，僅有明人小說中的擬婚約可供參考：

立婚約人金聲，系徽州人。生女朝霞，年十六歲，自幼未曾許聘何人。今有臺州府天臺縣儒生韓子文禮聘為妻，實出兩愿。自受聘后，更無他說。張、李二公與聞斯言。嘉靖元年某月某日

婚書作為婚姻關系訂立的證明，常在民事糾紛和訴訟中被當作主要的書面證據，是地方官判決的主要依據。如上文中立婚約人金聲后因嫌儒生韓子文家貧，欲毀約，韓生提供的證據中婚書即為主要一具，太守依婚約判定“韓氏新姻、彰彰可據”，維持婚約的效力。

同時明律又有：“雖無婚書，曾受聘財亦是”的規定。法律雖然規定嫁娶須寫立婚書，在民間能起決定作用的還有聘財。只要女方接受了男方聘禮，婚約就算定立。有無聘禮以及聘禮多少，往往能決定婚姻關系是否成立。明末寧波府推官李清審理的一件“逼嫁事”可做例證：

袁尚鼎有女二女，鄞民何挺求姻，袁、何二人以紅帖（即婚書——定婚帖）往來，何挺十余年不曾下聘禮，二女二十五歲時孔弘祖聘娶成婚。

何挺告袁尚鼎悔婚，推官判詞中寫道：“不聞挺以聘禮往??顧以一紙空言，必欲責二女為罷舞之孤鸞。” 認定前約無效，承認后婚。可見在整個定婚行為中，聘禮處于關鍵的、核心的地位。

（四）雙方自愿、意思表達一致

一般說來，定婚需男女兩家自愿。這主要是由于明代倡導“門戶婚”——男女雙方需要門當戶對，身份不同的婚姻一般不為世俗所容。“良賤為婚”更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為。在地位平等的情況下，自愿原則才得以載入法律。《大明律》有云：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疾、殘、老幼、庶出、過房、乞養者，務要兩家明白通知，各從所愿，雙方均無異議，才下聘禮，寫立婚書、締結婚約，憑借權勢硬性強娶往往不能達到目的。成祖仁孝皇后去世后，欲得皇后幼妹繼位中宮，因為得不到女方主婚人的首肯而作罷。成祖雖然貴為皇帝卻也強求不得，表明明代定婚制度的雙方自愿原則已被廣為遵守，連具有立法權的皇帝也不例外。違背一方意志的搶奪婚，更是為法律所不容，即使已成事實，也要判決“離異”。昆山

縣祁圭堂弟婦范氏守寡，只有一子一女。祁圭擅做主張欲將侄女許給宋家，范氏不同意，沒有接受宋家的聘禮，接受了陳家的聘禮，宋家串通祁圭等人搶婚。至判決時，范氏女已有身孕三月，法官仍判決離異，“著范氏領歸，俟分娩后，同族長主婚，明屬于陳家”。此案中，女方享有主婚權的人范氏不愿受宋氏之聘，認同雙方自愿訂立的與陳家的婚約，得到法官的認同，說明自愿原則在司法實踐中為法官所遵循。

二、定婚的法律后果及婚約解除的法定事由

婚約一經訂立，便具有法律約束力，婚姻關系即算確定，男女雙方成立為婚姻關系，互相負有結婚的積極義務及不得與第三人定婚之消極義務。男女雙方婚姻關系確定的表現之一是雙方家長以親家相稱。此在明人小說中多有反映。江西贛州府石城縣魯家與顧家兒女自小定婚，雙方家長即“來往間親家相呼”。表現之二是男女被視為夫妻，《醒世恒言》卷三十中，張廷秀與王氏女定婚后即稱對方為“媳婦”。法官的判牘中，也將定婚男女雙方視做夫妻。明末推官祁彪佳《莆陽讞牘》中將定婚類案件定性為“奪妻事”。

法律既然承認定婚男女的未婚夫妻身份，所以民間保媒、聘女一般都避開已經定婚的女子，連皇帝選秀女，都要如此。嘉靖元年，浙江訛傳點秀女，大富商金聲急欲嫁女，路遇貧儒韓子文，許以女嫁之，急言：“但是有人定下的，朝廷就不來點了。”這正是明代社會中國家承認定婚法律效力的生動反映。在實際司法操作中，它也為各級司法部門廣為遵循。宣德年間，唐王第五子選縣民之女為妃，后有民王家訴此女已經受了他家的聘禮。經核實后，唐王只得另外為兒子擇妻。

定婚雖具有強大的法律效力，但明律中也規定了在一定條件下解除婚約的法定事由，婚約的解除可產生兩方面的效力：身份上的，雙方解除未婚夫妻身份；財產上的，主觀上有過錯的一方應負賠償對方經濟損失的責任。明律規定婚約解除的法定事由可分為兩類：

（一）自然因素

男女定婚后，因故身亡，婚約自動解除。至于聘禮的歸屬，一般情況下，“若已定婚，未及成親而男女或有身故者，不追財禮”。地方官在實際審案中也會考慮家庭經濟狀況酌情處理。如：

生員方汪之子聘林漢臣之女，據林漢臣及臣之叔宗潘稱，止受聘金六兩。今方汪之子死，莆例無盡還之理。

于是縣官判女方還銀一兩，推官祁彪佳考慮方汪家境貧寒，兒子還未下葬，而女方尚有再嫁他人的可能，又斷給男方三兩。在這場民事訴訟中，法官的判詞中并未提及律條，引用的只是地方習慣，判決結果證明明代甚至整個中國古代的法官“并不是刻板地適用法律”，他們具有“寧愿使判決合乎情理的司法判決風格”。

（二）人為因素

1.男方無故不娶及逃亡不還者

成化年間條例規定：“定婚五年無故不娶及夫逃亡過三年不還者，并聽告官改嫁”，又“聘定與人，其夫逃故并買賣在外，年久不回者，許令照例改嫁”。因婚娶費用大，導致民間“聘定于數年而不能備數，以至婚姻失時者往往有之”。如上文江西贛州府魯男、顧女自小定婚，后男方家道中落，數年不能畢姻，以致后來引發命案。加上“逃亡不還”的流民現象從明中葉起大規模出現，至明末仍存，這使婚約解除的案件頻頻發生。如莆陽府陳旺聘定同府林延慶侄女，聘銀七兩。林趁陳逃亡在外，將女又許配黃家，得聘銀七兩。陳旺的叔叔代為申訴。推

官判女方返還原聘。并另賠償男方六兩。判詞中并未言及男方“出外”年限，推測應不滿三年，所以才能追還聘禮。2.男女或有犯奸盜

明律在此方面語焉不詳，只規定“男女有犯奸盜者不用此律（不在追不追聘禮之律）”，故律學家補充解釋道：“男女定婚未曾過門，私下有犯奸盜、通奸”者，“義不可復合，聽其別娶別嫁，不用悔親之律”。注律者只是私家著述，并不為官府認可，沒有法律效力，但反映了明人對此問題的一般看法。

三、違約婚姻

明律規定違約行為可分為兩類：其一，欺詐婚姻；其二，為定婚后的違約行為即男女悔親行為。二者均按照過錯主義原則追究過錯方責任。

（一）定婚中的欺詐行為及其法律調整

訂婚中的欺詐行為，明人稱為“妄冒”，即違反婚約以假男可假女冒充。《大明律》規定：女家妄冒，杖八十，男家可追還聘禮；男家妄冒者，加一等。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離異。

明代有一怪風俗：京師專門有人家，嫁婦女為外家人妻妾，初看時以美貌的女子相看，臨娶時以丑女調換，名曰“戳包兒”。甚至有以幼男詐為女子嫁人為婦者，成化間就有這樣一件案例，為男方覺察，送到官府。事實上，此條律文在施行中，往往重事實婚，已成婚者，多將錯就錯。這類案件被文人演繹成了一段又一段的佳話。馮夢龍一則小說記有書生錢生借住表兄家中，因兄貌丑，代往相親、迎親，因雨滯留洞房，表兄告到官府。縣令判錢生與女成婚。此為男方妄冒引起訴訟在當時司法實踐中處理的現實反映。

（二）男方解聘

如果女方無過錯男方解除婚約，一般不能收回聘禮，且法律要追究男方悔婚之罪（杖八十）。究其原因不外乎聘財的歸屬問題：男方悔婚，聘財落入女方之手，女方家長又可將女另許他人，以一女得兩份聘禮，女方自然不會有異議，同時也可算作對男方毀約行為的懲罰。但是司法實踐中，案例多為男方悔約另娶后，反于女方“再婚”后訴諸官府，告女方悔婚。而法官審理案件時，只依據律條“女方悔婚再嫁他人者，歸前夫”。景泰年間就有一例：都督呂毅男瑛與指揮使葛覃妹定婚，后瑛調職山海衛，別娶他女成婚。葛覃無奈在妹妹三十歲以上時將其嫁與一南京千戶，已生兒育女。呂于是告葛氏悔婚，兩家打了多年的官司。此案中雖然原告呂瑛悔婚在先，但法官并沒有追究其悔婚的責任。排除此案司法運作中的非正常因素，可以推斷：男家悔婚另娶不一定受到法律的制裁，反可以憑婚約導致后婚無效。

（三）女方解聘

如果男方沒有悔約，而女方欲解聘，應首先征得對方同意，由男方寫立“休書”，并退還男方聘禮，才算正式解除婚約。或可直接退還聘禮，但如未索要休書，無文書可據，往往引起糾紛。萬歷年間吏部侍郎趙用賢女兒曾與御史吳之彥男定婚，后因二者政見不同，吳與趙絕婚，趙遂封還原聘禮，吳御史接受后沒有索要休書。后此事成為黨爭事由，輔臣就此責備趙“絕婚輕易”。可見女方欲解除婚約必須依照規定的程式進行。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女方貪圖聘財，悔約、一女兩聘的案例非常常見。明律根據兩種不同情況分別加以調整；未成婚的，杖70，已成婚的，杖80。后來與女方定婚的，知情與同罪，財禮入宮，不知者不追還財禮。至于女子歸屬，法律規定：女歸前夫，前夫不愿者從后夫，但要倍追財禮給還前夫。

明清律學家對法規中女子歸屬問題頗有異議，薛允升認為：“此條便覺混淆不清”，認為“無應行離異之文”，應“仍許后夫為婿”，“謂已成婚者，亦應追歸前夫，則不近情理矣”，反映了明清時期對此類案件的基本看法。實際上地方官在審案時，一般依據“未成婚者歸前夫，已成婚者歸后夫”的原則。明末寧波府推官李清即據此斷案，案情如下：

沈應用年暮無嗣，以宗侄沈之龍為嗣，以養女樓氏許婚。沈應用死后，其妻轉將女許給胡家，得聘禮十二兩。

李清認為樓氏固“有主羅敷”，幸與胡男未及成婚，故為樓沈二人主婚，并還胡氏聘禮十二兩。此案關鍵在于樓氏女“幸黃花未折”——后婚并未成事實，所以維持前約。

若男女已成婚則按照從“后夫”處理，案例如下：千戶黃春將侄女黃三許彭謙侄彭俊。成化十六年十二月黃三與李華備禮成婚。被彭家告發。沈陽中衛審結如下：

所犯合依男女定婚之初若再許他人已成婚者律，杖八十？彭俊執稱不愿黃氏為婚，另行娶妻。

于李華名下，倍追財錢銀三兩給還彭俊收領，將黃氏斷給李華。與李清審理“姻變事”相比，此案適用法律更為準確。

綜上所述，明代定婚制度總體而言是對唐代以來封建社會婚姻立法成果的繼承，但是其中的某些構成要件如寫立婚書、雙方自愿意思表達一致等原則與近代資產階級倡導的婚姻契約原則、意思表達一致等在形式上至少是相符的。同時，相對唐律中的規定而言，違法所受懲罰的刑等要低一等，反映了封建社會末期對人身關系束縛的松懈，符合近代“從身份到契約”的法律發展方向。故筆者認為明代定婚法律規定中的進步因素可以視為中國近代婚姻立法的萌芽，也表明中國古代的婚姻立法在緩慢地、自覺地朝著近代婚姻立法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