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第八章 明代詩文
第八章 明代詩文
【教學目標】了解明代詩文發展的大致情況;掌握明代重要詩文作家的主要文學觀念和創作成就。
【教學重點】明代詩文的重要派別及其代表性人物;明代詩文的重要作家及其文學觀點。
【教學難點】在較短的時間內,學習數量較大、內容繁多的明代詩文流派、作家,且要掌握其主要觀點和相互之間的關系,這有一定的難度。【學時數】3學時
【考核知識點與考核要求】理清線索,掌握重要文人派別的代表性觀點。【教學實踐】
明代的詩文創作應當說是非常繁榮的,但成就卻并不突出,原因就在于它沒有太大的創新,更多的是對前人的模仿。模仿可以說就是明代詩文的最大特點。
從它的發展來說,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前期,指的是洪武至成化時期。一方面,在政治高壓下,作家的個性遭到扭曲和抑制,情感的自然表現在消亡;另一方面,為封建統治利益服務的文學范式正在形成,一度被拋棄的“文道合一”的主張又重新占了上風,以道德說教、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為主要內容而在藝術上平庸虛假的作品,成為文學的主流。這一時期比較重要的詩人和散文家是高啟、宋濂和臺閣體詩人等。中期,約從弘治至隆慶一段時期。其特點是,文學逐漸擺脫官方政治的束縛,重新走上正常的發展軌道。具體說來,就是要求文學獨立,反對文學成為理學的附庸;認為文學是人的內在需要,而不是載道或政教的工具,同時強調真情。復古主義成為這一時期詩文創作的主流。前后七子、唐宋派是這一時期的代表。后期,自萬歷以后,出現了倡導個性解放,要求擺脫禮教束縛,肯定人的自然欲望,重視表現人的真實情感的思潮,詩文受此影響,產生了一批表現自我的作品。代表作家是公安派、竟陵派。
一、明代詩壇概況
明代重復漢唐舊制,綿延近三百年,正統詩歌創作的氣勢與規模,自非元代可相比擬。明代詩歌最大的特點是流派眾多,風格各異作家作品豐富(《明詩綜》所收多至三千四百余家),并且各以理論相號召,這是歷史正統詩壇難以匹敵之處。明初詩歌以高啟成就最高,學習前人最見功力,并首開明代詩歌復古之風。同時,以“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為代表的“臺閣體”詩風流行,形成了明初詩壇的一股形式主義逆流。不為“臺閣體”詩風所困的有明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詩人于謙。稍后,詩壇出現了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派”正式提供詩學宗唐宗杜,成為明中葉詩風轉變的先兆。明中葉弘治、正德、嘉靖年間,“前后七子”的文學復古運動興起,他們取代“臺閣體”而獨柄文壇百余年,流風所被,遠至明末,成為明代最大的詩歌流派?!扒捌咦印币岳顗絷?、何景明為代表,“后七子”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他們從理論上號召復古,鼓吹“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創作上則主張模擬,主張唯古人是尚。“前后七子”的文學復古主義,對文學發展、文學創作極為不利,給明代正統詩文帶來一個更深刻的危機。明中葉后期,即萬歷時期,“公安三袁”崛起,他們反對前后七子的文學復古主義主張“性靈”文學,要求文學表現作家自我。是為“公安派”。袁氏三兄弟(宗道、宏道、中道)以袁宏道文學成就最為突出。同時,以鐘惺、譚元春為首的“竟陵派”也反對前后七子的擬古,但在詩歌風格的表現上不滿于“公安派”的平易輕巧,主張“幽深孤峭”,更多地從平靜、孤寂的角度表現作家自我,他們共同組成了明中葉后期的文壇主流。明末詩歌,由于政局動蕩,詩風也為之一變,慷慨激昂的詩歌成為此期詩歌的基調。陳子龍、夏完淳等愛國主義作家的創作對明代詩歌作了光輝的總結,被譽為明詩的“殿軍”。
二、明前期詩文
(一)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浦江(今屬浙江)人。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被稱為“開國文臣之首”。他論文有文以明道和輔政翼教的主張。將文看成載道的工具,宣傳倫理道德的手段。這實際上
9人們對高啟的評價都很高,認為他天才高逸,實據明一代詩人之上。他的詩歌創作對振元末纖秾縟麗之習,而返之于古,是有明顯功勞的。
(四)臺閣體、茶陵派
從明成祖到明英宗的幾十年間,詩文的主流是臺閣體。代表人物是三楊,即楊士奇、楊榮、楊溥。他們身居朝廷高位,當時社會政治又無太大的動蕩,所以,他們的作品多反映上層官僚的生活,流連光景,歌詠太平,雅正平和而雍容沖淡,表現出陶醉悠然的滿足心態,體現了上層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審美趣味。
臺閣體之后,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派則更多地重視詩歌的語言藝術,對詩的聲律、音調、結構、用字等有細致的研究。而在散文創作上,則與臺閣體沒有太大的差別。
(五)于謙
永樂、弘治年間詩壇盛行“臺閣體”,此期不為臺閣體詩風所困有自己鮮明的創作特色的詩人,僅于謙一人。于謙(1398——1457年),字廷益,號節庵,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時年二十三歲。歷任山西、河南巡撫,為官清正,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之變”,于謙任兵部尚書,立主抗戰,擁立景帝,擊退瓦刺軍,保全了北京城,功不可沒。景泰八年(1457年),英宗復辟,于謙以“謀逆 罪”處死。萬歷年間,謚忠肅。存《于忠肅集》。于謙的詩,在內容上可分三大類。一是關心民生疾苦,揭露社會矛質,反映現實的篇什。諸如《荒村》對“才翁傭納債,稚子賣輸糧”的課稅的揭露?!短锷嵛獭穼Α翱蓱z憔悴百年身,暮暮朝朝一盂粥”的貧苦百姓的同情,乃至對“牧民者”欺上瞞下的憤慨等。這是作為政治家的于謙對敏銳觀察,二是對軍旅生活的歌詠,其中不泛洋溢著愛國主義的熱情的反侵略的詩篇,如《出塞》表現出的“意氣平吞瓦刺家”的凌云壯志以及《夜坐念邊事》、《從軍五更轉》等。于謙最為人傳誦的是抒寫自己節操,砥礪德行的詩作,如《北風吹》的“冰霜歷盡心不移”,《石灰嶺》的“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以及“詠煤炭”的“鐵石尤存死后心”等,均直抒胸臆,真切感人。于謙詩在藝術上不事雕琢,自然渾成,語言上淺顯平易,明白流暢,不
1嘆,無意于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于言語之外??”(王錫爵《明太仆寺寺丞歸公墓志銘》)。在明代散文中別具一格,他的文章被譽為“明人第一”。對后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雖然歸有光不能以重大題材來反映明代現實,但在復古派把持文壇的混濁氣氛中,他卻能以清新和富有真情實感的文字保持了散文健康的生命,因而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杰出的地位。
四、明后期詩文
(一)公安派與竟陵派
公安派指的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為他們都是湖北公安人,故稱。他們深受李贄“童心說”的影響,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袁宏道《敘小修詩》)。強調文學情感的真實性,反對虛偽。認為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特點,不必擬古,應用自己的語言來表達真情實感。認為“世道既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傊?,強調真實與變化是公安派理論的核心。公安派在文學上反對形式主義和擬古主義,在思想上反對封建禮教和儒家道統。他們的作品也能打破傳統詩文的陳規陋習,抒發個性,清新流暢。但由于不適當地表現自我,忽視社會實踐,故作品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思想貧乏,風格輕佻。其末流更是“沖口而出,不復檢點”,以至“鄙俚大行”,故而又有竟陵派出來加以匡救。公安派中,影響最大、成就最高的是袁宏道。其散文多為游記、書信等,以描寫風景、表現士大夫的情趣為主。往往寫得意境優美,輕松活潑,而且篇幅也不太長,如山間小溪,清澈透亮,惹人喜愛。清初人錢謙益說:“中郎以通明之資??讀書論詩,橫說豎說,心眼明而膽力放。于是乃昌言擊排,大放厥辭??中郎之論出,王、李之云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涂澤之病。其功偉矣?!保ā读谐娂鳌ぴ鼊旌甑馈罚┛梢姡甑涝谖膶W的發展史上是有特殊貢獻的。竟陵派以竟陵(今湖北天門)人鐘惺、譚元春為代表。他們接受了公安派“獨抒性靈”的口號,同時在某些方面又加以修正,如以“深幽孤峭”來糾正公安派的俚俗、淺露、輕率。他
3思考與練習
簡述明代前后七子的復古主張。
第二篇:明代詩文筆記 中國古代文學史
明代詩文
中國文學史
明代詩文整理筆記
第三章 明代前期詩文
時間:明初,明太祖洪武元年至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1368—1487)概況:明代前期指洪武元年至憲宗成化年間,共一百多年。明初詩壇上活躍著以高啟、楊基、袁凱為代表的作家群,他們大都生活在元明交替的時期,經歷元末動蕩的戰亂與明初整飭政策下的高壓統治,不少作品表現了時代的創傷與個人遭際,以及詩人在特殊環境中所產生的憂郁彷徨的心態,格調凝重悲愴;在散文創作領域,宋濂、劉基是兩位較有影響的作家。他們尤以傳記和寓言散文的創作成就著稱。與明初創作態勢相比,明永樂至成化年間,文學的發展步入了低潮,文壇風行的是“臺閣體”。它的盛行,與作家的生活遭際和當時相對安定繁榮的時局等因素有關。成化至弘治年間,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詩派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臺閣體”的創作風氣。
明初詩文作家大多由元入明,經歷了元末大**,對民生疾苦、社會瘡痍有著較深的感觸,寫了一些揭露黑暗、抨擊暴政的作品。如宋濂、劉基的作品即是這樣。但他們在入明之后,文風都趨于保守,對重大社會問題的反映大為削弱,而更關心文學如何為鞏固新王朝服務,強調文學的教化作用。宋濂、劉基和高啟都是一代宗師,他們的創作對明代詩文的影響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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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吳中四杰
高啟與楊基、張羽、徐賁合稱“吳中四杰”,他們在明初都遭受到慘重的打擊,四人都因為政治原因而死,造成了吳中文學的急速凋零,而且使得許多幸存者心懷恐懼,竭力壓制自我以適應新的政治環境。
高啟——書寫時代與個人命運的孤吟者 【生平概況】
吳中最具代表性的詩人是高啟,他也是明初最有成就的詩人,元明兩代最著名的詩人之一。他生活在元明交替之際,不少作品烙上了某些鮮明的時代特征,詩歌風格多種多樣?!咀髌穬热菁疤卣鳌?/p>
高啟的文學思想,主張取法于漢魏晉唐各代。高啟的大部分文學活動是在元末,許多詩歌都體現了這個時代的文學特點。如他的《青丘子歌》直接表達自己的生活志趣,體現了脫離倫理的羈絆、自由發展的個性化要求,體現出強烈的個人主體意識。高啟還有一些詩,表現精神自由遭受摧殘、壓迫的苦悶及自我價值難以實現的痛苦。元明之交,戰火紛起,生活的動蕩,對時局艱難的恐慌不安和個人前途命運的憂慮,使得高啟不少作品流露出孤獨、彷徨、憂郁的情緒。如《孤雁》“呼群云外急,吊影月中殘”。高啟的自由個性與正在形成的高壓環境產生了不可避免的沖突,甚至在他辭官回鄉之后,仍然感受到沉重的精神壓抑和痛苦。此外,高啟詩作中還有不少登覽懷古的作品。
楊基、袁凱詩中的亂世悲音
明代詩文
中國文學史
楊基
【生平概況】
與高啟同時代而被稱為“吳中四杰”之一的楊基也是一位在明初詩壇較有影響的作家。【作品內容及特征】
他有些詩作對自己在當時環境中坎坷的生活遭際有所反映。如他的《憶昔行贈楊仲亨》。作為在生活在元明交替時期的詩人,楊基不少作品還保留著元季詩風艷麗纖巧的痕跡,但也時見佳作,如《新柳》。
袁凱
【生平概況】
袁凱是明初詩人中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作家。他少時因賦《白燕》詩而得名,人稱“袁白燕”。
【作品內容及特征】
袁凱有些詩涉及個人身世遭遇,較有真情實感,如《江上早秋》。這些詩篇抒寫了作者親身的經歷和感受,具有真實生活基礎,讀來感覺真切。
臺閣體與茶陵派
從明永樂到成化年間,相對于明初高啟、楊基、宋濂、劉基等人的創作,文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低谷期。文壇上出現了 “臺閣體”,即以館閣名臣楊士奇、楊溥和楊榮為代表的一種文學創作風格。三楊在政治上廉潔正直,歷事四朝,備受寵信。他們所寫 的詩文內容大都比較平乏,除朝廷詔令奏議外,大多為應制、頌圣或應酬、題贈之作,飽含富貴福澤之氣,多以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為主旨。藝術上追求平正典雅。這種文風由于得到統治者的提倡,故而成為風氣。
【臺閣體的產生與流行的原因】
一是與作家的生活遭際有關。這些館閣重臣身居要職,處境優越,容易產生歌頌圣德、美化生活的創作傾向,同時,相對封閉與狹窄的上層官僚生活,限制了臺閣體作家的生活視野,故應制、唱和之作數量非常之多,內容單調、平乏;
二是當時政治平靜、人事結構穩定、社會呈現出比較安定繁榮的局面的狀況相對應,給臺閣體提供了一種創作的氛圍,作家表現出了陶然悠然的滿足心理; 三是明初實行的高壓政策在當時仍然發揮著威力,明成祖上臺之后,對政治文化的控制更嚴,對士人的思想自由的鉗制也更有力,對文人士大夫的迫害也大為加強。所有這些潛藏在社會安定興盛背后的壓力,多多少少對文人起到了震懾的作用,使他們不敢去正視和表現廣闊的社會生活,抒發個人的思想激情。
總之,臺閣體是一種由壓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發的文學,既缺乏對自我內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對社會生活的關懷,并且缺乏創作的熱情,給文壇帶來了不良的文風,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文學的活力,造成文學萎靡不振的局面。沈德潛等的《明詩別裁集》曾說:“永樂以還,尚臺閣體,諸大老倡之,眾人靡然和之,相習成風,而真詩漸亡也?!?/p>
從成化到弘治年間,臺閣體詩文創作趨向衰落與消退,這一時期對文壇有重要影響的是茶陵詩派。代表人物是李東陽,主要人物有謝鐸、張泰、陸釴、邵寶、魯鐸、石珤等人。李東陽也是朝廷的重臣,在當時的文壇上威望很高。他的理論思想與創作實踐都未能擺脫臺閣體的影響,但他對臺閣體的弊端又有所匡正。他針對臺閣體卑冗委瑣的風氣,提出詩學漢唐的復古主張,宗法杜甫,重視詩法和聲調。他的這些復古論點成為前、后七子擬古派的先導。2 明代詩文
中國文學史
李東陽的有一些詩歌擺脫了臺閣體的影響,風格蒼健,表現出更為廣闊的生活視角,抒寫了作者個人的真實情感,反映了他個人的生活情況與精神狀態,自成一家。
文
宋濂和劉基的散文創作
宋濂
【生平概況】
作為明朝的開國文臣,宋濂在當時文名甚著。其創作主張繼承韓愈、歐陽修等唐宋古文學家“文以明道”的觀點,注重“以道為文”的文道一元論,強調“文”要貫穿“圣賢之道”的內核。這樣做實質上將表現作家對生活個性化體驗和獨特文采創作排斥在體“道”之文以外,從而使他的文學觀念散發出濃烈的衛道氣息。【作品內容及特征】
他的文集中大量充斥著美化、歌頌上層統治者和表彰貞潔婦女的作品,而人物傳記和記事寫景作品,由于注意生活基礎和藝術技巧,富有文學性,不同于明道說教文字。宋濂的記敘散文簡樸明潔,往往不落俗套,特別是有些局部的描繪頗具藝術欣賞價值。如《環翠亭記》。宋濂受正統儒家影響較深,其文風醇正有余,恣肆不足。他的散文既恪守當時的道德規范,又具有較高的語言藝術,所以成為明初散文的典范,后來臺閣體的先聲。
劉基
【生平概況】
劉基也是一位儒者,他的文學思想與宋濂大致相似,其散文創作被人置于與宋濂相并稱的地位。但不同的是,劉基在學術方面涉略較廣,所以思想不那么拘謹,理學家的氣息也較少。
【作品內容及特征】
他的散文風格古樸渾厚,體裁多樣,尤其以寓言體散文最為出色。如名篇《賣柑者言》諷刺統治者“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本質,尖銳深刻,入木三分。作者往往通過寓言故事的形式揭露反省現實生活中的弊端,表達憤世嫉俗的態度和拯救時弊的治世意圖。除寓言散文之外,他的其他散文作品特別是寫景敘事的記敘文也偶有佳作,常能表現出作者的一定的藝術匠心,如《活水源記》。
他的許多詩文作于元末,還沒有受到明初那種高壓環境的壓迫,詩文中表現出對社會政治、民生疾苦的關懷和個人追求事功的欲望。不過,劉基的寓言主要是借故事來說明政治方面的道理。在文學性方面不是很注重的。劉基詩歌的成就也很突出。早期詩歌反映了元末社會**,反映出百姓的疾苦,表現出對弱者的同情和為民請命的志愿。入明之后,詩歌多以悲窮嘆老為主要內容,有些詩作曲折地表達了在朱元璋猜忌壓抑下的苦悶。其詩歌風格多種多樣,《四庫總目》說:“其詩沉郁頓挫,自成一家”。汪端甚至在《明三十家詩選》認為只有元好問和劉基二人的詩歌能繼杜甫之后具有“沉郁”的特點。
明代的八股制義文
明代詩文
中國文學史
【八股文和科舉的關系】
明代的科舉制度是由唐、宋時代科舉體制傳襲而來,并且以興起八股文作為考試規定文體的做法。這造成了八股文在明代的流行。八股文在表現特點上的一個重要體裁特征就是其對偶性。這是吸收先秦詩文以及古代駢文藝術體制的結果。
【八股文的體制與創作特征】
明代洪武至成化、弘治年間,八股文的發展趨于成熟,并出現了一些創作名家,如當時的王鏊、錢福等人便是具有代表性的八股文作家,尤其是王鏊,他的一些名篇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等文比較典型地體現出八股文的一些基本特點。進入正德、嘉靖以后,八股文的創作走向興盛,在眾多的作者中,較有名氣的有歸有光、唐順之、胡友信。明代后期,八股文出現了新的變化,作家往往在八股文中借題議論時政,悲時憫俗,抒發個人胸襟,手法靈活多變,代表人物有趙南星、湯顯祖、陳子龍、黃淳耀等。
【八股文對文學創作的影響】
八股文作為一種特殊文體而存在,它的一些表現手法理論曾對明清兩代的散文、詩歌、乃至小說、戲曲的創作產生過深刻的影響。但從總體上來說,它在內容上要求貫穿“代圣人立說”的宗旨,刻板地闡述所謂圣賢的僵化說教,形式上又有嚴格的限制,加上它以官方規范文體的面目而出現,嚴重束縛了作者的創作自由,給文學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造成萎靡不振的創作風氣
第四章 明代中期的文學復古
時間:憲宗成化到穆宗隆慶年間(1465—1572)
概況:文壇上流派眾多,互相間有融合,也有沖突,文學復古思潮日趨活躍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特征,這期間的主要流派有前后七子和唐宋派。
前七子
【概況】前七子是明代中期出現的一個詩派,他們是李夢陽、何景明、王九思、邊貢、康海、徐禎卿、王廷相七人,是一個以李夢陽為核心代表的文學群體。七人皆為進士,其中康海還是狀元,是中國文學史上整體學歷最高的一個文學流派。他們先后中進士,在京任職,不時聚會,開始詩酒酬和,研討藝文,倡導復古,意氣激奮?!疚膶W觀點】
面對文壇萎弱卑冗的格局,李夢陽等前七子高睨一切,以復古自命,在某種意義上具有重尋文學出路的意味,借助復古手段而欲達到變革的目的,這是前七子文學復古的實質所在。1他們一方面反對臺閣體空洞冗沓的文風,2○強調詩歌的情感特征,反映重大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希望通過對古法的學習,來恢復古典詩歌的審美理想和審美特征。----這些都在強調文學自身價值的基礎上,對傳統的文學觀念與創作大膽提出懷疑,具有某種挑戰性。而所謂“真詩在民間”之說,也反映了以李夢陽為代表的前七子文學觀念由雅向俗轉變的一種特征,散發出濃烈的庶民化氣息。
明代詩文
中國文學史
【弊端】
他們過多地重視古人詩文法度格調,這多多少少束縛了他們的創作手腳,影響了作品中作家情感自由充分地流露。
【前七子的創作題材】 擬古之作
時政題材---在這些作品中,作者或描寫個人生活遭遇,或直言政治弊端與民生憂苦,有較為濃厚的危機感與批判意識。如李夢陽的《述憤》、何景明的《點兵行》。
民間生活---這與李夢陽、何景明等人重視那些反映社會下層生活的民間作品的文學態度相吻合,如何景明的《津巿打魚歌》。一些下層的市井人物也成了前七子文學表現的對象。
后七子
【概況】
至嘉靖中期,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重新在文壇舉起了復古的大旗,聲勢赫然,為眾人所矚目。其成員還有謝榛、吳國倫、宗臣、徐中行、梁有譽。后七子中以王世貞聲望最顯,影響最大。特別是隆慶四年(1570)李攀龍去世后,更是成為文壇宗主。【文學觀點】 從總體上看,后七子的復古主張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夢陽等前七子的文學思想,而比起前七子,后七子在學古過程中對法度格調的講究更趨于強化和具體化。在這一方面,作為后七子復古理論集大成者的王世貞顯得更為突出。他主張詩與文的創作都要重視“法”的準則,而“法”落實到具體作品的辭采、句法、結構上都有具體的講究,強調格調要“本于情實”,重視作家的思想感情在藝術創作中的主導作用。特別是到了晚年,他在反省格調說的流變時,明確地將主格調者分成兩種,一種是“先有它人而后有我”的“用于格者”,另一種是在“先有己”的基礎上學習古人的“用格者”,從而提出了“有真我而后有真詩”的主張。同時,后七子曾對當時在文壇上具有相當影響的唐宋派文人的某些觀點提出了批評,擊中了唐宋派一些作品理氣過重的弱點。【弊端】
后七子創作的弊病在于過分注重對古體的揣度模擬,以至于難脫蹈襲的窠臼?!就跏镭懙某删汀?/p>
后七子中創作量最大的數王世貞,他的詩文集合起來接近四百卷。他的文學影響也遠遠高出后七子中其它人。就創作風格而言,擬古的習氣在他的作品中仍然顯得比較濃厚。不過與李攀龍等人相比,他的一些擬古之作更顯得鍛煉精純、氣味雄厚,或時寓變化,神情四溢,樂府及古體詩更是如此。如《戰城南》。
王世貞絕句體裁的短詩中也有一些清新雋永之作,如《送內弟魏生還里》?!局x榛】
后七子中謝榛也是一位值得留意的人物。謝榛于詩擅長五言近體,注意字句鍛煉及氣韻高古是其詩歌的一大特點。
前后七子文學復古的得失與影響
1首先它們在復古的旗幟下,為文學尋求了一席獨立存在的地位?!?其次,在積極意義---○重視文學獨立地位的基礎上,前后七子增強了對文學本質的理解,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們對舊的文學價值觀念和創作實踐發起了一定的沖擊。
明代詩文
中國文學史
弊端---也是明顯的,他們在復古過程中尋求消除文學舊誤區的辦法,卻又陷入了文學新的誤區——在擬古的圈子中徘徊,一個顯而易見的特征便是他們的文學主張與創作實踐存在著距離,求真寫實的觀念幷未在他們的作品中充分體現出來,為數不少而缺乏真情實感的模擬之作影響了他們的創作水平。
唐宋派
【概況】
嘉靖年間,文壇又有以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為代表的另一文學復古流派——唐宋派。該文學派別將李夢陽、何景明等前七子師法秦漢作為自己反撥的對象,提倡唐宋文風,在當時有著一定的影響。唐宋派雖說在總體上主要推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等唐宋古文名家,各人的趣味則有所不同。【創作特點】
在創作主張上,唐宋派注重文以明道的做法。他們在創作中較多表現作者真實的生活感受,富有感情色彩。
盡管如此,他們創作中一些較為成功的作品倒不是那些注重發明“圣賢之道”的文字,而是富有文學意味的篇章,如唐順之的《任光祿竹溪記》。
歸有光
【生平】
唐宋派文人中文學成就較高的首推歸有光(1506~1571)。歸氏早歲通經史,能作文,在文壇的活動比王、唐稍遲?!旧⑽纳系某删汀?/p>
在散文方面,歸有光既推崇司馬遷《史記》,“得其神理”,又尊尚唐宋諸家,擇取學古對象上比起唐宋派其它文人更顯得寬泛。
歸有光散文的長處在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的瑣事及普通的人物,狀情摹態,細心刻畫,寄寓作者真實的生活感受,富有感情色彩,因此讀來使人感到真切生動,回味無窮。他的《先妣事略》、《見村樓記》、《寒花葬志》、《項脊軒志》等即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第十一章 晚明詩文
時間:萬歷到明亡(1573—1644)的七十余年
概況:晚明詩文無論是文學觀念還是創作傾向,都出現了新特點。當時激進的思想家、文學家李贄,接受了王陽明哲學理論的影響,站在王學左派的思想立場,其帶有抨擊偽道學與重視個性精神的離經叛道的色彩的文學觀念與創作,對晚明文壇產生了啟蒙作用。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在接受李贄學說的同時,提出了以“性靈說”為內核的文學主張,肯定了文學真實地表現人的個性化情感與欲望的重要性。繼公安派之后,以鍾惺、譚元春為首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壇,他們繼承了公安派的某些文學趣味。作為晚明散文創作一大特色的小品文在這一階段越于興盛,它體制短小精練,風格輕靈雋永,反映了晚明時期文人文學趣尚的某種變化。明代末年,社會動蕩不安,以陳子龍等為代表的一些文人,重新舉起復古旗幟,表現國變時艱的作品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李贄
明代詩文
中國文學史
【概況】
李贄是晚明時期杰出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標新立異而對當時文壇產生很大影響的文學家。李贄的思想極具叛逆色彩與反抗精神,他強調個體自身的價值。重視個性與肯定人欲的意見,激進尖銳,對晚明社會反抗傳統價值體系起著啟蒙作用。【文學觀念】
李贄的文學觀念也包含著離經叛道的因素。他在那篇著名的《童心說》中提出文章都必須真實坦率地表露作者內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使文學存真去假,就必須割斷與道學的聯系。這在當時的環境中自有它的進步性與深刻性?!咀髌诽卣鳌?/p>
李贄的作品顯得論點鮮明,立意奇特,直寫自我對生活獨到的見解,抨擊假道學的虛偽面目,直率辛辣,鋒芒畢露,具有挑戰性,如他的《贊劉諧》。
李贄生平還作有不少書札,大多都直述個人生活觀念,以論說犀利,態度分明、文風質直見長,是他文學創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
【概況】
在晚明文學領域,公安派是一個具有相當影響的文學派別,主要人物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其中袁宏道(1568~1610)的影響尤為突出,是公安派的首要人物。因他們是湖北公安人,所以人稱公安派。【文學主張】
“性靈說”是公安派的一個著名口號,提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強調真實表現作者個性化思想情感的重要性。公安派以“性靈說”作為文學主張的內核,在創作上注重有感而發、直寫胸臆。
公安派作家不太喜歡在作品中鋪陳道理,刻意雕琢,他們往往根據生活體驗與個人志趣愛好,抒情寫景,賦事狀物,追求一種清新灑脫、輕逸自如、意趣橫生的創作效果,讀其作品,很少讓人有雍容典雅、刻板凝重之感。【弊端】
隨意輕巧的風格有時也讓公安派走上另一端。一些作品因過于率直淺俗,加上作者不經意的創作態度,不恰當地插入大量俚語俗語,破壞了作品的藝術美感?!酒渌删汀?/p>
除詩歌之外,公安派的散文創作成就也較高,尤其是游記、傳記,多有佳篇。
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
【概況】
繼公安派之后,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壇,幷產生較大的影響。鍾惺、譚元春均為湖北竟陵人,因名竟陵派?!疚膶W觀念】
在文學觀念上,竟陵派受到過公安派的影響,提出重“真詩”,重“性靈”。重視作家個人情性流露的體現,可以說是公安派文學論調的延續?!九c公安派在文學觀念上的的差異】 1竟陵派著重向古人學習○ 明代詩文
中國文學史
2在總體上追求一種幽深奇僻、○孤往獨來的文學審美情趣,同公安派淺率輕直的風格相對立。【積極意義及局限性】
竟陵派提倡學古要學古人的精神,以開導今人心竅,積儲文學底蘊,客觀上對糾正明中期復古派擬古流弊起著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竟陵派偏執地將“幽情單緒”、“孤行靜寄”這種超世絕俗的境界當作文學的全部內蘊,將創作引上奇僻險怪、孤峭幽寒之路,縮小了文學表現的視野,也減弱了在公安派作品中所能看到的那種直面人生與坦露自我的勇氣,顯示出晚明文學思潮中激進活躍精神的衰落。
晚明小品文
【概況】
小品文體制較為短小精練,與“舂容大篇”相區別。體裁上則不拘一格,序、記、跋、傳、銘、贊、尺牘等文體都可適用。在晚明文學發展進程中,小品文的創作占據著一席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時代特色。小品文在晚明時期趨向興盛?!撅L格特點】
1晚明小品文內容題材上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趨于生活化、○個人化,滲透著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調。公安派袁氏三兄弟的作品在這方面具有代表性。如袁宏道的《晚游六橋待月記》。在表現生活化、個人化情調的游賞之作中,張岱(1597~1679)的作品尤顯出色。他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與《郎嬛文集》。
生活化、個人化的特點,也使晚明小品文往往從平常與細瑣處透露出作家體察生活涵義、領悟人生趣味的精旨妙意,情趣盎然。2晚明小品文的另一個特點是率真直露,○注重真情實感,不論是描寫個人日常生活,表達審美感受,還是評議時政,抨擊穢俗,時有胸臆直露之作?!居绊憽?/p>
晚明時期小品作者層出,除上面提到的這些文人之外,像劉侗、祁彪佳、湯顯祖、馮夢龍等人都是當時較有成就的名家。晚明小品文創作對后世產生了很大影響,一直到本世紀二三十年代。
明末文壇 復社和幾社
【宗旨】“復古學” 復社 幾社 【代表人物】 【代表人物】 太倉人張溥、張采等 松江人陳子龍和同邑夏允彝、徐孚遠等
陳子龍 【生平】
陳子龍是復社與幾社文人中的重要代表。陳子龍是明末文學成就較為突出的作家。【文學主張】
注重復古,但幷不主張泥古不化,而是推重在學習古法中貫穿作家個人的真情實感。要求學古與求真相統一。【創作作品】
明代詩文
中國文學史
陳子龍的創作以詩見長,他的一些作品表達了自己建功樹業的志向與壯士失意的胸臆,具有濃烈的感情色彩,如《歲暮作》。處在時代交替之際,面對動蕩的時局,陳子龍還創作了不少感時傷事的作品,如《小車行》、《賣兒行》等篇章,或抨擊權奸誤國,或感嘆時局艱危,大多散發出慷慨激越、沉鬰悲涼的氣息。明亡后,陳子龍寫下了許多反映亡國哀痛的作品,凄愴悲壯,別有意味,《秋日雜感》十首便是代表。
夏完淳 【生平】
明末一位杰出的文人,文學成就主要在詩歌創作方面。【文學創作】
第一階段:前期作品受到過其師陳子龍復古思想的影響,注重模擬,講究音調詞藻。第二階段:明亡后,詩風有所變化,多有悼亡抒志及反映國變時艱的篇章?!都毩忠箍蕖?除詩歌外,夏完淳的文章也有上乘之作,《土室余論》、《獄中上母書》、《遺夫人書》等即是代表。
名詞解釋
吳中四杰
高啟與楊基、張羽、徐賁合稱“吳中四杰”,以比擬“初唐四杰”,在明初詩壇頗具代表性。
臺閣體
臺閣主要指當時的內閣與翰林院,又稱為“館閣”。臺閣體則指以當時館閣名臣楊士奇、楊榮、楊溥等為代表的一種文學創作風格。臺閣體詩文內容大多比較貧乏,多為應制、題贈、酬應而作。
茶陵派
茶陵派以李東陽為主,成員有謝鐸、張泰、陸釴、邵寶、魯鐸、石瑤等人。更多地重視詩歌的語言藝術,對詩的聲律、音調、用字等有細致的研究。較強調對詩文獨立審美精神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臺閣體”及其末流淺弱的詩風。在散文創作上,與臺閣體沒有太大的區別。
八股制義文
明代的科舉制度是由唐、宋時代科舉體制傳襲而來,并且以興起八股文作為考試規定文體的做法。這造成了八股文在明代的流行。八股文在表現特點上的一個重要體裁特征就是其對偶性。
前七子
前七子是明代中期出現的一個詩派,他們是李夢陽、何景明、王九思、邊貢、康海、徐禎卿、王廷相七人,是一個以李夢陽為核心代表的文學群體。
他們一方面反對臺閣體空洞冗沓的文風,強調詩歌的情感特征,反映重大的社會問題; 另一方面,希望通過對古法的學習,來恢復古典詩歌的審美理想和審美特征。明代詩文
中國文學史
后七子
嘉靖中期,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重新在文壇舉起了復古的大旗,聲勢赫然,為眾人所矚目。其成員還有謝榛、吳國倫、宗臣、徐中行、梁有譽。后七子的復古主張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夢陽等前七子的文學思想,而比起前七子,后七子在學古過程中對法度格調的講究更趨于強化和具體化。
唐宋派
嘉靖年間,文壇又有以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為代表的另一文學復古流派——唐宋派。該文學派別將李夢陽、何景明等前七子師法秦漢作為自己反撥的對象,提倡唐宋文風,在當時有著一定的影響。
公安派
晚明文學領域,公安派是一個具有相當影響的文學派別,主要人物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其中袁宏道(1568~1610)的影響尤為突出,是公安派的首要人物。因他們是湖北公安人,所以人稱公安派。
公安三袁
公安派的主要人物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
性靈說
“性靈說”是公安派的一個著名口號,提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強調真實表現作者個性化思想情感的重要性。公安派以“性靈說”作為文學主張的內核,在創作上注重有感而發、直寫胸臆。
竟陵派
繼公安派之后,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壇,幷產生較大的影響。鍾惺、譚元春均為湖北竟陵人,因名竟陵派。
復社、幾社
崇禎初年,太倉人張溥、張采等發起帶有政治團體性質的文社——復社。與此同時,松江人陳子龍和同邑夏允彝、徐孚遠等創建幾社,與復社彼此呼應。這是兩個在當時有較大影響的文人團體,以“復古學”為宗旨,企圖從文化上復興傳統精神,挽救明朝政府的危亡。
第三篇:中國古代文學史.大二下學期復習資料【明代詩文-清代戲劇】)
中國古代文學史.大二下學期【明代詩文-清代戲劇】)
一、填空 明初
1、浙東 宋濂:字景濂,號潛溪,“屢推為開國文臣之首”,作品《送東陽馬生序》 《王冕傳》
劉基:字伯溫,寓言體散文集《郁離子》、雜文《賣柑者言》
2、吳中 高啟:字季迪,號槎軒,自號青丘子 七言歌行《青丘子歌》
吳中四子:高啟、楊基、徐賁、張羽
3、閩
高棅:編選《唐詩品匯》
4、袁凱:因《白燕》詩得名“袁白燕” 明中葉
1、臺閣體主要代表詩人:楊士奇、楊榮、楊溥
2、于謙:字廷益,號節庵,錢塘人,經歷“土木堡”慘敗,《石灰吟》
3、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 《懷麓堂詩話》 懷麓堂 茶陵詩派領袖
4、前七子 李夢陽:字獻吉,號空同子
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
5、后七子 李攀龍:字于鱗,號滄溟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
6、楊慎:字用修,號升庵 《升庵詩話》
7、唐宋派 歸有光:字熙甫,號項脊生,人稱震川先生,著有《震川集》
茅坤:字順甫,號鹿門,編選出《唐宋八大家文鈔》
8、徐渭:字文長,號天池山人,雜劇《四聲猿》
9、李贄:號卓吾,溫陵居士
10、三袁 袁宗道:字伯修,號石浦
袁宏道:字中郎,號石公
袁中道:字小修,號鳧隱居士 明末
1、明后期詩人:陳子龍(明末詩壇盟主),夏完淳
2、張岱:號陶庵,明末小品文最后一位大家,著有《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代表作《西
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 清初
1、明入清:
殉節詩人:陳子龍,夏完淳
仕清詩人:“江左三大家”錢謙益:字牧齋,號絳云老人 絳云樓
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梅村體 《圓圓曲》
龔鼎孳
遺民詩人:黃宗羲:字太沖,世稱梨洲先生,《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總結明代學術思想概貌)
顧炎武:字忠清、寧人,稱亭林先生,《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音學五書》提出經世
致用思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口號
王夫之:字而農,號姜齋,船山先生,《楚辭通釋》,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集大成者
吳嘉紀:反映蘇北地區鹽民生活《海潮嘆》
屈大均:以屈原后裔自居
2、清朝:國朝六大家:南施北宋:施潤章,宋琬
南朱北王: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
王士禛,號阮亭,漁洋山人
南查北趙:查慎行,趙執信 清中葉
1、鄭燮:字克柔,號板橋
2、趙翼:字云崧,號甌北,《甌北詩話》 清末
1、前:龔自珍:號定庵,《己亥雜詩》,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標志著古典文學時代的終結和近代文學紀元開端的人物,熱烈呼喚“風雷”,開一代詩風
2、后:黃遵憲:字公度,《人境廬詩草》 清散文
1、侯方域:字朝宗,《桃花扇》主人公
2、姚鼐:字姬傳,號惜抱,《惜抱軒文集》,選編《古文辭類纂》近代
1、中國近代第一個革命文學團體:南社
2、蘇曼殊:身著袈裟而情緣不斷 擬話本:“三言”:馮夢龍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
“二拍”: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
四大譴責小說:李寶嘉:《官場現形記》
劉鶚:《老殘游記》
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曾樸:《孽海花》
戲劇
1、《玉茗堂四夢》:又《臨川四夢》,即《牡丹亭》、《紫釵記》、《南柯記》、《邯鄲記》
2、李玉:“一人永占”,即《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
二、名詞解釋 名詞解釋
1、郁離子
劉基寓言體散文的代表,內容深奧復雜,風格以譏刺諷喻為主。《郁離子》吸收先秦諸子寓言汪洋恣肆,縱橫捭闔的風格,吸收柳宗元寓言鋒利簡潔的特點,既短小精悍、活潑犀利,又古樸深刻,余味曲包,在虛實相間里,寓豐富的哲理于形象的描繪之中。
2、前七子
弘治、正德年間,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的文學群體,成員有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他們貶斥溺于理學、喪失真趣的詩學風氣,力圖扭轉當時臺閣體、茶陵派的萎弱文學。提出文學應當重視真情表現,提高民間創作地位?!俺晕谋厍貪h,詩必盛唐”,以復古形式強調文學自身價值,恢復意象神韻兼具的古典審美理想。但由于過分重視法度格調,有時也陷入刻意仿古、缺少美感的泥沼中。
3、后七子
嘉靖、隆慶時期,李攀龍、王世貞為首,包括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等后七子繼起,在復古主張上承接前七子,強化對法度格調的講究。其詩歌理論有謝榛首發,李攀龍、王世貞將復古理論推向極端,使之具體化、系統化。與前七子相較,雖多有自省,但仍有模仿重復之弊。
4、唐宋派
嘉靖間,出現的以反撥前七子為主要目標的散文流派。成員有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主張恢復唐宋時期以理學為主導的文道合一傳統,反對前七子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所造成的文學與道統的疏隔及其模擬之弊。
5、童心說
明李贄的文學主張。他把文學作為宣揚反傳統、肯定個性精神的社會思想的工具,把代表人赤子真心的“童心”作為文學創作和評價的最高準則,這種進步文學觀打破了前后七子的復古理論禁錮,是制約晚明文學革新的重要杠桿。
6、公安派
晚明反擬古主義思潮中聲勢最浩大的公安派,領袖及最主要成員為“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因三人為湖北公安人而得名。他們繼承了李贄的童心說,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主張,反對理學在文學領域的束縛,提倡表達真情實感,但同時也使文字過于直率淺俗。
7、竟陵派
晚明以鐘惺、譚元春,為代表的詩派,因二人為湖北竟陵派人得名。他們在理論上接受公安派“獨抒性靈”的口號,主張“有真情,方有真詩”。在復古問題上,提倡要學古人之精神,積蓄文學底蘊。創作上追求“幽深孤峭”的詩境。但他們詩中用怪子、押險韻,把不同的句式湊在一起,破壞語言自然之美,將創作引向奇僻險怪之路,作品顯得佶屈聱牙,顯示了晚明文學思潮中激進活越精神的衰落。
8、梅村體
吳偉業的歌行體敘事詩采用長篇敘事的體例,注重使典用事的技巧和平仄協調的聲律,語言華美佚麗,結構布局波瀾起伏。這是他在繼承中唐元白長慶體體式的基礎上吸收初唐四杰的用典之法和晚唐溫、李詩的詞藻風韻,并且融入明代傳奇的戲劇性而自創的一格,后人取吳偉業之號稱之為“梅村體”。梅村體敘事詩約百余首,《圓圓曲》為其代表。
9、格調說
乾隆時期,沈德潛繼承了明代七子“格高調逸”的理論,輪詩主格調。所謂“格調”指詩歌的格律、聲調,用唐詩的格調去表現封建政治和倫理思想。他力主恢復儒家溫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詩教傳統,提出“詩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倫,匡政治,感神明”的口號,使詩歌為封建統治服務。
10、肌理說
清詩人翁方綱既不滿王士禎“神韻說”之空泛,又不滿沈德潛“格調說”的食古不化,提出肌理說加以匡正。所謂肌理說包括以儒家經典為基礎的“義理”和結構辭章方面的“文理”,實際上是要求以學問為根底,以考據來充實詩歌內容,達到義理與文理的統一。
11、性靈說
乾隆時期,袁枚提出“性靈說”與沈德潛“格調說”相抗衡。他主張尊重人的自然本性,認為寫實要抒寫人的真性情;詩藝上要有創造,并在繼承傳統中求創新;在審美上主張風趣。袁枚的性靈說繼承了公安派的“獨抒性靈”又加以發展,表現力反傳統、反理學、求創新的特點,在當時詩壇反響很大。趙翼、蔣士銓與袁枚并稱“乾隆三大家”,前者成為性靈派副將,后者成為性靈派同盟軍。
12、陽羨詞派
以陳維崧為領袖的詞派。因陳維崧是江蘇宜興人,宜興古地名稱“”陽羨,所以這一詞派稱為陽羨派。主要師法蘇、辛,尤其接近辛棄疾豪蒼涼的詞風,兼“跋扈”、“清揚”兩種特色,而以前者為主。成員還有曹貞吉、蔣士銓等。
13、常州詞派
清代嘉慶時期常州人張惠言與其弟張琦以及周濟等人而形成的詞派。張惠言從內容質實的角度主張恢復風騷傳統,強調比興寄托,表現個人生活和遭遇的曲折吐露。在當時風行,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常州詞派。
14、桐城文派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因該派代表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稱為“桐城派”。思想上尊崇程朱理學,以先秦兩漢和唐宋八家為楷模,強調以嚴整之文,明封建綱常之道,在文章體制和做法上有細致規則的系統化的散文理論。方苞文論核心是“義法”,“義”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劉大櫆承上啟下。姚鼐對前人學說融合總結使之具體化,他強調義理、考證、辭章三者兼備,提出“八要”將三者落實,又將文風歸結為“陽剛”“陰柔”兩種。他不僅發展了桐城派散文理論,還在自己周圍形成了龐大桐城派體系,有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四大弟子”。
三、分析論述
1、歸有光的散文特點
生死離別的情感經歷使他將描寫生活瑣事的題材引入載道的古文體制,在平淡瑣細中寄寓滄桑之感,開拓出言情記感散文的新天地。
歸有光善于以抒情筆調敘事,以疏放的結構、質樸的語言,表現對日常生活趣味的深細體味。
如《項脊軒志》一文借“百年老屋”的幾經興廢,追憶親切的家庭瑣事、瑣談,表達了人亡物在、三世變遷的感慨,以及懷念骨肉之親的深厚感情,筆墨疏淡而情韻綿遠。
2、《三國志演義》的藝術成就(敘事特色)
①虛實結合,據史演義?!度龂狙萘x》雖敘述歷史,但更是小說。它的成功之處是據于史而不拘泥于史。正如章學誠說的“七分實事,三分虛構”。如,“怒鞭督郵”史實為劉備,小說為張飛,這對于塑造兩人性格各得其宜,即所謂“虛實結合”,又如斬華雄歷史上是孫堅,改為關羽。這是小說創作的手法,有利于人物的塑造,情節的發展。
②辮狀編結,突出主干。三個國家,三條線索,如發辮之三股,在編結過程中,或二聯斗一,或二斗一觀,總有主線存在。作者并沒有平均用力,從對仁政明君的渴望和對忠智義勇的頌揚的主題來看,以蜀漢為主線,以代表忠智的諸葛亮為中心人物,以代表義勇的關羽為重要人物。曹魏次之,孫吳又次之。
③戰爭謀略,各盡其宜。四十多場戰役,百余場戰爭。小說描寫戰爭的時間之久、次數之多、規模之大,在古今文學中極為罕見。僅赤壁一役,就用了反激計、離間計、苦肉計、詐降計、驕兵計、連環計、火攻計、埋伏計等等。所以三國間的爭斗,既是人的爭斗,又是智的爭斗。
④人物眾多,個性鮮明?!俺鰣龆ǜ瘛钡男愿窈愣ㄊ恰度龂萘x》人物塑造的特色,這雖然有益于性格的鮮明,但卻缺少發展,過分強調和夸張使人物失真。如劉備長厚似偽,諸葛亮智多近妖等等。
⑤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度龂狙萘x》的語言頗有特色,為淺近文言文體,雅致、洗練,與歷史氛圍極為合拍,與后來的長篇小說相比,可謂獨樹一幟。
3、《三國志演義》對于“忠、義、智、勇”的體現 ①智慧和忠誠主要通過諸葛亮的主導性格來演繹。
他尚未出山就能“隆中對策”,預知三分天下;出山后,“博望燒屯,白河用水”,智謀先聲奪人。在赤壁之戰中正確確定聯孫拒曹的方針,接著舌戰群儒,說服孫權,草船借箭,借東風,智算華容道,趁機借荊州,其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他的忠誠一方面體現在了對劉備乃至劉禪的忠誠,從未有不二之心,另一方面體現在它對國家和事業的忠誠,她對劉禪的庸愚敢于直諫而上《出師表》,對自己的失誤敢于自責而去丞相之位,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②義勇則是通過慣于來展現的。
土山被圍,他因受命保護劉備家眷,與曹操“約法三章”,是信諾之義。不肯與劉備的二位夫人共處一室,秉燭達旦于戶外,是君臣兄弟之義。華容道上“捉放曹”是知恩圖報之義。
關羽的勇不是常人之勇,而是神勇,極寫克敵之易,總是“手起刀落,斬于馬下”。如溫酒斬華雄,過五關、斬六將,單刀赴會等。后來愈加神化,民間稱之為“武圣人”。
4、《水滸傳》怎樣表現忠義的
①《水滸傳》最早的版本名稱是《忠義水滸傳》,小說的主題即為忠義,是一曲忠義的悲歌。
②小說的主題“忠義”是通過小說的第一主人公宋江表現出來的。在小說的前半部分,他的身上著重體現“義”,他時時處處仗義疏財,濟困扶危,私放朝廷欽犯晁蓋,把第一把交椅讓給盧俊義。他的忠主要集中表現在后半部分,是指忠君報國,改聚義廳為忠義堂,為接受招安做準備。
③通過對“不忠不義”人物的描寫,展現梁山好漢不同的遭遇,被官府、惡霸逼迫到走投無路只能投奔梁山,揭露了上至朝廷,下至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草菅人命、巧取豪奪、強搶民女的罪行,反映出階級矛盾不斷激化,下層百姓紛紛走向反抗道路的必然性,暗示了梁山好漢走向悲劇的原因。
④反映了明中葉以后,離開土地的商人農民由原來的宗族關系轉變為以“忠義”為聯系紐帶的社會需要。⑤表達了長期壓制下的底層百姓渴望擺脫羈絆、束縛、企求自由、率性生活的理想。
5、《水滸傳》的敘事藝術
①結構上呈現連環鉤鎖、百川入海的特點,以第71回“梁山英雄排座次”為界,上半部分以各路英雄“逼上梁山”為線索,依次連環扣結地敘述各路英雄的不同遭遇,殊途同歸于梁山水泊大聚義的故事;下半部分則以梁山義軍迎擊官軍、接受招安、平定方臘等事件為單元。
②人物形象方面:《水滸傳》最大的藝術貢獻是創造了超群絕倫的英雄群像,以及為后來的創作提供了一系列成功的藝術手段。
A、多層次描寫人物。武松之勇義而精細,魯智深之威猛而細實,李逵之蠻猛而率真······這些人物在中國古典文學殿堂里排成了形象各異的群英譜。
B、相似之人的相異之處。如魯達粗鹵是性急,史進粗鹵是少年任氣,李逵粗鹵是蠻,武松粗鹵是豪杰不受拘束,阮小七粗鹵是悲憤無說處,焦挺粗鹵是氣質不好。C、傳奇性與真實性相結合。
D、人物性格是發展的。如林沖從惡勢力最初加害于他到最后逼上梁山乃至火并王倫,就經歷了性格從忍到狠的轉變。
6、昆腔躍居榜首的原因
南戲在南方各地經歷了從明初到嘉靖近二百年的流傳演變,興起了弋陽、余姚、海鹽、昆山四大聲腔。昆腔在明中后期一躍雄踞劇壇榜首,在理論上得力于魏良輔為首的一批戲曲音樂家多年精心研習和改革,實踐方面又由于戲曲家梁辰魚創作了《浣紗記》劇本,使之有所附麗,得以傳播普及,發揚光大。
7、杜麗娘的形象分析
《牡丹亭》通過對杜麗娘為“情”而不顧生死的追求歷程的秒回,鮮明地表達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的愛情觀。杜麗娘就是一個受限于身份教養,卻大膽追求愛情,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的女性叛逆者形象。
①苦于幽閨,樂于夢境:《驚夢》中杜麗娘青春意識覺醒。作為“情”的化身,她對愛情的追求,首先來自于生命的自然沖動,來源于“欲”的追求,但由“欲”到“情”的渴望和無法如愿的冷酷現實,使她只能在夢中和虛幻的情人幽會。
②因情而死,為情再生:杜麗娘“慕色而亡”后,其幽魂仍在幻想世界里,繼續追求理想愛情。柳夢梅上京趕考,機緣巧合下拾得杜麗娘畫像,深情呼喚下,終能人鬼相會,后夢梅挖墓開棺,麗娘起死回生,二人結為夫婦。
③捍衛愛情,勇于抗爭:金鑾殿上,杜麗娘大膽為爭取來的愛情辯解,最后,以柳夢梅高中狀元后奉皇帝圣旨完婚的喜劇形式結局。
8、聊齋志異的思想內容
①反映社會現實、贊揚被壓迫者的反抗:《席方平》敘述了一個剛直之士席方平到陰間為父受羊氏殘害而告狀深淵的故事。(陰間隱射陽世);《夢狼》則是隱喻官吏即虎狼、百姓即魚肉的社會現實。《促織》不僅抨擊各級官吏欺壓百姓,更把矛頭直指皇帝(以歷史針砭現實)。
②揭露、嘲諷科舉制度:《司文郎》以盲僧的幾聞文章,諷刺考官的昏庸無能;《賈奉雉》以賈奉雉用狗屁不通的文章高中來諷刺考官昏聵和科場腐敗。
③抨擊封建禮教,頌揚純真愛情:a、鼓吹“真心”、“至情”:《阿寶》贊頌了孫子楚的癡情;b、宣揚“知己之愛”:《瑞云》瑞云與賀生相戀,瑞云絕俗,不重財勢,賀生鐘情,忠于“知己”,未以貌取人。④教育意義:例如《畫皮》教育我們不能被外表所迷惑,《嶗山道士》暗喻學習不能淺嘗輒止,一孔之見只能四處碰壁。
9、《聊齋志異》的文體特色
亦虛亦實,有長有短。如魯迅對其評價“以傳奇法,而以志怪”,意思是用唐傳奇搜奇記逸曲折騰挪的手法記述狐神鬼怪的故事,另外一層意思是《聊齋志異》500篇中的多有短制,有類筆記小說乃至筆記。
10、《儒林外史》的敘事結構藝術
①魯迅對其概括是:“唯全書無主干,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云長篇,頗同短制。”《儒林外史》沒有結構線索,通常由前一個人物“遇”著后一個人物,前一件事情“連”到后一個事情;而后一個人物與后一件事情一旦進入敘事過程,則前一個人物與前一件事情就不再理會了。②“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雖然故事之間沒有明顯聯系,但是大多圍繞一個主題:功名富貴。除首尾外,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2-30回,描寫的是科舉制度下的文人圖譜,第二部分是31-46回,以修祭泰伯祠為主要事件,展現理想文士如杜少卿的探求,第三部分是47-55回描寫的是理想探求破滅后,四位“市井奇人”的發現。
11、《長生殿》的結構藝術
①前半部分是現實主義的描寫,后半部分是浪漫主義的虛構,寫唐明皇和楊貴妃一個在人間,一個在天上,刻骨相思,后在月宮團圓,呈現出“人”字形結構。
②以“釵盒情緣”為線索:為突出李、楊愛情主線及其性格特征,戲劇將一對金釵,一只鈿盒作為愛情表證物貫穿始終,并隨著劇情的發展和人物命運的變化由合到分(密室相贈,定下情緣。馬嵬坡兵變,楊貴妃慘死,金釵鈿盒作為信物隨葬)、由分到合(蓬萊仙子將楊貴妃的一只金釵和一扇鈿盒托道士轉交唐明皇,重申前盟),很好地體現了“釵盒情緣”的思想主旨。
12、《桃花扇》的戲劇構思
①劇作通過復社名士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愛情故事反映南明王朝旋立旋亡的歷史,“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
②一宮扇貫穿全劇,宮扇既是候、李二人定情信物,又是二人和離的象征,這一過程與政治聯系起來。在塑造人物和推動劇情發展上起了重要的點睛作用。
③以中介人物為正邪雙方紐帶:一方是復社文人,一方是卑鄙無恥的閹黨余孽,一邊是候、李愛情,一邊是弘光王朝的鬧劇。巧妙地用楊龍友的雙重身份和雙重性格聯系起來。
④結局不落生旦團圓的俗套:二人雙雙入道,宣告美好愛情以悲劇告終,給人以哲理性的思考。
13、黛玉和寶釵的形象
黛玉和寶釵在作者的構思里是“兩峰對峙,雙水分流,各極其妙,莫能上下”的人物,她們美麗,聰明,清純,靈秀得令須眉俗物自慚形穢,這是她們的共性,不過她們又有各自鮮明的個性。黛玉孤高自許,我行我素,從不矯飾,以自己的本真冷對周圍環境,保持自己的尊嚴。寶釵安分隨時,裝愚守拙,深藏不露,以逢迎保護自己的安全。林黛玉有“質本潔來還潔去,強于污淖陷泥溝”的倔強;薛寶釵則有“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的靈活。黛玉敢露“半卷湘簾半掩門”的棱角與“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的野氣;寶釵則是:“珍重芳姿晝掩門的矜持”與“淡極始知花更艷”的機巧。他們在作者的筆下是不同類型美的極致。但他們最大的相同點卻是悲劇結局,即“木石前盟”的悲劇和“金玉姻緣”的悲劇。黛玉和寶玉死別如果是身不由己,那么寶釵和寶玉的生離就顯得寶釵悲劇更甚了。
14、鳳姐和探春的形象
她們在賈府的男主子后繼乏人的態勢下相繼出場,非凡的才干是她們的共性。王熙鳳心眼活、手段多,既精明干練,也利欲熏心。她毒設相思局,弄權鐵檻寺,無所顧忌;月錢翻出利息銀,借劍除去尤二姐,積惡漸多,最后冰山既溶,大廈遂傾。探春建言建立大觀園詩社;賈母因賈赦逼娶鴛鴦責怪邢夫人,以至鳳姐也只得緘口,獨探春的分析消除了賈母的怒氣,體現了其見識不凡;大觀園興利除弊使人幾乎見到賈府復興的希望,然而她對胞弟賈環的無情,對生母趙姨娘令哭,也使人不寒而栗;維護綱紀正統的盡心竭力讓人難以接受。她們倆都是作為正面人物竭力描寫刻畫的,鳳姐的結局只能是自食其果,“哭向金陵事更哀”;探春的結局體現了作者給予的唯一的憐惜與寬容,但仍是“千里東風一夢遙”,遠嫁海外的藩王,將“骨肉家園,齊來拋散”,仍不失悲劇下場。
15、賈寶玉
賈寶玉是作者的投影。寶玉前身是女媧補天唯一棄用之石,于是悲憤道“無才可去補蒼天!”他“潦倒不通時務,頑愚怕讀文章”;但他雜學旁收,“歪”才滿腹;他不愿做官為宦,卻愿為妹妹買小玩意兒。作為名門望族的后代,且被父祖以及整個階級寄予厚望的人來說,這是“不肖”,因此,寶玉是那個社會和本階級的“多余的人”。他從有才被棄,補天無路,到自甘沉淪,憤世嫉俗。最后,看書吧,紅樓夢部分重要的是舉例啦~
第四篇:明代農民起義
明代的農民起義
第一節明初的農民起義
明初從洪武到宣德的七十年間,是明朝政治較為清明、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的時期。元末農民大起義,不僅以改朝換代而告結束,而且沖刷了元末社會的痼疾,為社會生產的發展創造了前提。與此同時,借助農民起義的力量而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也為革除元末弊政,安定社會作了不少的努力,從而緩解了緊張的社會矛盾。然而未經農民起義掃蕩的地區,地主豪強與廣大農民的尖銳矛盾,卻并未因為明朝的建國而緩和,反而由于戰亂對經濟的破壞,地方官吏的胡作非為、橫征暴奪而更加激化,農民的負擔并未減輕。在這種情況下,各地無法生存的貧苦農民,不斷舉行武裝起義。這些起義遍布于大江南北,發生在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廣、四川、陜西、山東和浙江等地。起義規模都不大,有的只有幾十人、幾百人、幾千人,多的也有幾萬人、幾十萬人,但卻此伏彼起,連綿不斷,次數不下四百次。白蓮教起義的余波白蓮教在下層人民中有著廣泛的影響。元朝末年,以白蓮教為號召,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紅巾軍大起義。即使到明朝建國之初,在白蓮教活動的地區,人民也多次利用白蓮教組織發動起義。
江西、湖廣地區,在元末農民起義時,一直是徐壽輝、陳友諒割據政權的管轄地區。因此,這里受白蓮教的影響特別深。明朝初年,這里的白蓮教起義不斷。洪武六年(1373)正月,蘄州人王玉二聚眾燒香密謀起義。同年六月,羅田縣人王佛兒,自稱彌勒佛降生,鼓動民眾起義。洪武十二年七月,陳友諒舊部荊州孫諒等曾謀起義。洪武十九年,福建將樂僧彭玉琳到新淦,自稱為彌勒佛大師,燒香聚眾作白蓮會,并與當地居民楊文、曾尚敬等共同密謀起義。彭玉琳稱晉王,置官屬,建元天定。洪武二十年,袁州宜春縣民李某自稱彌勒佛,發九十九等紙號,用“龍鳳”印璽,置日月袍、綠羅掌扇令旗等準備起義。第二年袁州府萍鄉縣民又用彌勒教宣傳群眾。這些起義有的在組織中,有的在發動后不久,即被明朝政府鎮壓。
四川、陜西在元末也是白蓮教盛行的地區。洪武十二年(1379)四月,四川眉縣(今四川眉山)“妖人”①彭普貴聚眾起義,殺死知縣顏師圣。起義者聲勢日振,先后占領十四州縣,屢敗四川都指揮普亮,明朝調遣四川威茂平羌將軍丁玉,率軍鎮壓。七月間,起義失敗。洪武十四年又有四川廣安① 據湯綱、南炳文《明史》考證:所謂“妖人”可能系指彭普貴以彌勒教或白蓮會來鼓動群眾。州(今四川廣安)人以彌勒佛“惑眾”,被捕斬。陜西階州(今甘肅武都)人金剛奴,自洪武初年就活動于沔縣(今陜西勉縣)西部地區,以佛法“惑眾”。洪武二十五年,陜西又有徽州(今甘肅徽縣)“妖人”聚眾起義①。洪武三十年,沔縣人高福興、田九成等聚眾起義,并與沔縣西部金剛奴領導的起義部眾合并到一起,眾至千余人。高福興自稱彌勒佛下世,田九成稱漢明皇帝,建年號龍鳳,金剛奴號為四天王。起義軍攻破山寨,殺死官軍,又攻入略陽,殺知縣呂昌,復攻入徽州(今甘肅徽縣)、文縣。明政府派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統率四川、陜西都司明軍數萬人前去鎮壓。九月,起義軍主力部隊失敗,高福興被捕犧牲,其部眾三千人被俘。余部在金剛奴和仇占兒率領下一直堅持到永樂七年(1409)。這次起義前后持續達二三十年之久。
河北、山東也是白蓮教活躍地區。永樂十六年(1418)五月,順天府昌平縣民劉化聚眾起義,自稱是彌勒佛下世,真定、容城以至山西洪洞等地百姓紛紛加入,“皆受戒約,遂相聚為亂”②。山東地區早在洪武三年(1370),青州(今山東益都)人孫古樸即聚眾起義,自號“黃巾”,襲擊莒州(今山東莒縣),殺同知牟魯。不久即遭鎮壓。永樂十八年二月,青州地區又爆發了唐賽兒領導的農民起義。唐賽兒是蒲臺縣農民林三的妻子,她用白蓮教組織群眾,自稱佛母,在山東益都、諸州、安州、莒州、即墨、壽光諸縣活動。唐賽兒起義后,占領了益都卸石棚寨,打死了前來鎮壓的明青州衛指揮高鳳,起義軍聲勢更為高漲。山東布、按三司連忙向明朝告急,三月,成祖即派安遠侯柳升、都指揮劉忠率領京軍前往鎮壓,圍攻 1 卸石棚寨,唐賽兒率眾于夜間襲擊明軍突圍,都指揮劉忠戰死。與此同時,起義軍別部賓鴻軍攻下莒州、即墨,約萬余人圍攻安丘,在山東沿海備倭的都指揮衛青率騎兵來戰,起義軍二千人被殺。與此同時,明鰲山衛指揮王貴也在諸城獲勝,起義軍被殺甚眾。唐賽兒起義不到一月即遭鎮壓失敗。成祖因未能捕獲唐賽兒而驚恐不安,他懷疑唐賽兒削發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就“命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師,面訊”①,既而“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后幾萬人”②,可終究沒有查出唐賽兒的下落。唐賽兒起義是明初規模最大的一次起義,影響深遠。
地方性的農民起義
① 《明史》卷一三○《耿炳文傳》。
② 《明太宗實錄》卷二○○,永樂十六年五月辛亥。
① 李樂:《見聞雜記》卷一;《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三《平山東盜》;《明書》卷一六一《唐賽兒傳》;《明史》卷一五八《段民傳》。
② 李樂:《見聞雜記》卷一;《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三《平山東盜》;《明書》卷一六一《唐賽兒傳》;《明史》卷一五八《段民傳》。
明初農民起義雖然遍及全國十來個省份,從黃河兩岸到珠江流域,都有起義者的足跡,但這些起義多局限于某一地區,有的只限于一個縣或幾個縣。
廣東地區。洪武五年(1372)潮州民有千余人起義,占領揭陽、潮陽兩縣,后被潮陽衛明軍鎮壓。洪武十二年,潮州海陽縣朱得原又聚眾起義。洪武十四年,海陽縣民千余人又起義反抗,直到洪武二十一年海陽縣民還在曾水蔭等率領下攻打州縣。在廣東,明初起義規模較大的是洪武十四年廣州人曹真和蘇文卿聯合山區里的單志道、李子文等人發動的起義。起義者據險立寨,有眾數萬人,戰船一千八百余艘,占領了番禺、鹿步、清遠大羅山等處,又攻打東莞、南海及肇慶、翁源諸縣,聲勢浩大,多次擊敗南雄侯趙庸步騎舟師的進剿,后廣東參政閻鈍、千戶張惠率軍來援,才鎮壓了這次起義。第二年,廣東又有首領號稱“鏟平王”的起義,眾至數萬人,明廷派趙庸鎮壓了這次起義。
廣西地區。洪武三年(1370),陽山縣十萬山寨人民聚眾起義,反對明朝統治,被南寧衛明軍所鎮壓。洪武五年,南寧衛指揮僉事左君弼強征農民當兵,激起三千多人的反抗。洪武八年,廣西桂平縣大藤峽地區的瑤族、壯族人民,因不堪忍受當地官府的橫征暴斂而起義,被柳州衛明軍所鎮壓。到洪武二十八年,瑤壯族人民又聚集數萬人,以更吾、蓮花、大藤等寨為據點,向都康、向武、上林等地發展。明政府派征南將軍楊文與廣西都指揮使韓觀率軍鎮壓了這次起義。洪熙元年(1425)思恩縣覃公旺與河池縣罩公新聯合忻城莫山洞韋萬黃等起義;直到宣德年間,起義者還在活動。
福建地區。洪武三年(1370),泉州惠安縣民陳同聚眾起義,進攻永安、德化和安溪三縣,曾擊敗泉州衛軍,后被駙馬都尉王恭軍鎮壓。洪武五年,同安縣民吳毛狄聚眾起義,占據了縣城。洪武十年,泉州民任鈞顯起義,攻占安溪縣,“奪縣印而去”①。洪武十二年,漳州府龍巖縣民江志賢聚眾數千人起義。洪武十四年,福安縣民聚眾八千余人起義,同年龍巖縣民起義,自立官署,進攻龍溪縣。
江西地區。洪武十六年(1383),永新、龍泉人民揭竿而起,起義領袖自稱順天王,曾打敗江西都指揮同知戴宗仁率領的明軍,起義堅持到第二年三月,才被申國公征南副將軍鄧鎮所鎮壓。洪武二十二年,贛州農民夏三舉行起義,眾至數萬人,并與湖廣地區農民相聯絡,聲勢浩大。明朝特派東川侯胡海為總兵官,普定侯陳桓為左副將軍,靖寧侯葉昇為右副將軍,率領三萬三千五百人前往鎮壓,起義被平定。宣德六年(1431)永新縣艾長胞聚眾起義,抗拒官府,殺死官吏。宣德九年,永豐縣民夏九旭率眾三千起義,在大盤山立營扎寨。夏九旭犧牲后,起義部眾由曾子良領導,并聚集永豐、新① 《明太祖實錄》卷一一一,洪武十年夏四月。
淦、安樂三縣農民三萬余人,再次占據大盤山,自稱永順王,聲勢頗為壯觀。湖廣地區。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湖廣五開(今貴州黎平縣)民吳奤兒發動起義,明靖州衛指揮僉事過興率三百人前去鎮壓,被起義軍打敗,過興父子被殺。十一月,明朝以辰州衛指揮楊仲名為總兵官率軍前往圍剿,起義軍作戰失利,吳奤兒在人民的掩護下得以逃脫,回到家鄉秘密活動,積聚力量。到洪武十八年六月再次起兵,“稱鏟平王,古州十二長官司悉應之,號二十萬”①。明廷聞訊大震,急派信國公湯和為征蠻將軍,江夏侯周德興、都督同知湯醴為副,會合楚王的護衛隊,號稱二十萬大軍,將起義鎮壓。永樂七年(1409),李法良在湘潭發動起義。成祖即位后,在北京修建皇宮,所用木料多采自南方各省。永樂四年,吏部侍郎師逵在湖南役使十萬民工入山采木,使不少人喪生。李法良起義后,應役伐木的民工紛紛參加。起義軍轉戰至江西安福縣,遭到明軍堵截,再至吉水,被明軍鎮壓。
浙江地區。洪武八年(1375),青田民葉保五聚眾暴動,處州衛與溫州衛聯合派兵鎮壓才平息下去。洪武十四年十月,衢州、處州、溫州三府吳達
三、葉丁香聚眾起義,攻城略地,眾至四千余人。明廷命延安侯唐勝宗、都督僉事張德率兵往剿,吳達
三、葉丁香戰敗被俘,起義失敗。永樂二十二年(1424),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周叔光、王均亮聚眾兩千余人起義。宣德六年(1431),浙江麗水、青田陳才等率眾二百余人起義,“被甲持刀,建旗鳴鼓,往來旁近諸縣”①。
四川地區。宣德二年(1427)四月,松潘爆發人民大起義,眾至“五萬余人,攻圍松潘衛城,轉攻威茂、疊溪等處”②。并南下搗毀綿竹官署,威震成都。明廷命都指揮僉事韓整、高隆并敘南衛指揮吳玉調集京師、陜西、貴州、四川等省兵力往剿。但宣德六年松潘又發生起義。十月,明朝以都督陳懷為總兵官,遣都指揮邢安率兵圍攻,都指揮趙寧率兵往援,鎮壓起義。邢安、趙寧皆戰死③。
① 談遷:《國榷》卷八,洪武十八年六月辛卯。
① 《明宣宗實錄》卷七五,宣德六年春正月庚辰。
② 談遷:《國榷》卷二○,宣德二年四月丙戌。
③ 《國榷》卷二一,宣德六年十月甲辰。
第二節明中期的農民起義
在明初社會經濟恢復和發展過程中,一些社會問題和矛盾日益顯露。洪武時,太祖屢屢頒詔天下獎勵農民墾荒,然而當田地墾辟后,富民兼并土地現象隨之發生。到洪武末年,據戶部奏報,浙江等九布政司和直隸府州占田七頃以上的富民就有一萬四千余戶①。到明中葉,土地兼并日益加劇,“而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勛戚、中官莊田為甚”②。由于土地的集中及賦役、地租的苛重,使破產失業的流民大量出現,社會矛盾也因之尖銳起來。在明中期延續一百多年的時間里,農民起義連綿不斷,不僅起義的次數多,涉及的地區廣泛,幾乎遍及全國各個省區,而且往往是一個高潮平息不久,又有新的高潮到來,高潮之間間隔也很短,其中以正統、成化、正德時期最為集中。
正統年間浙閩農民起義明代銀礦的開采為官府所壟斷。英宗即位后,多次申令禁止民間開挖,并劃定封禁山區,派重兵駐守。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處的仙霞嶺,即是禁區之一。但受生活驅迫的人民,仍冒險進山“盜礦”,官府派兵剿捕,很容易激起礦工的武裝反抗。
正統七年(1442),浙江慶元人葉宗留與王能、鄭祥
四、蒼大頭等聚眾千人,進入仙霞嶺地區開采銀礦,遭到官府的追逐,遂于正統十年舉行起義,進攻江西的永豐,明朝調集南昌前衛,廣、鉛二所官軍及六縣民壯,前去鎮壓,結果被起義軍打得大敗。后永豐知縣鄧容入山招撫,王能等三十五人投降,又幫助官軍誘殺了鄭祥
四、蒼大頭等三百余人。葉宗留率余眾逃出,轉移到處州(今浙江麗水)、云和、政和等地,繼續開采銀礦,聚眾至數百人。正統十二年九月再次起義,攻占政和縣城,復還慶元,召得千余人,活動在江西、浙江、福 3 建三省交界地區,勢力發展到數萬人,并派兵進占三省交通要道車盤嶺,以致“行旅斷絕”①,官府一籌莫展。
正統十三年(1448)二月,福建佃農鄧茂七率眾在沙縣暴動。鄧茂七原為江西建昌人,佃農出身,初名鄧云,后至福建寧化,改名茂七。福建的地主除了向佃戶征取田租外,還強迫佃戶逢年過節時向地主交納雞鴨等“冬牲”。福建御史柳華整頓里甲組織,將各鄉編組,設置總甲、小甲統領,鄧茂七被任為總甲。于是他便利用總甲的合法身份,號召農民不向地主送“冬牲”,不向地主送租谷,地主告到縣衙,縣里派出巡檢來捕,鄧茂七殺了弓兵聚眾起義。知縣率三百名軍兵前來鎮壓,鄧茂七起義軍又把他們打得大敗,并殺了巡檢和知縣。附近州縣人民積極響應,不數日,眾至數萬人。起義者進攻上杭、汀州、光澤,順流下邵武、順昌,攻占了二十余縣。尤溪爐主蔣福成號召“爐丁”及村落貧民起義,有眾萬余人,攻占了尤溪縣城。而后與鄧茂七起義軍會合,占領了沙縣,并在這里建立農民政權,鄧茂七自號“鏟平王”。
① 《明太祖實錄》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夏四月癸巳。
②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一》。
① 高岱:《鴻猷錄》卷十《平處州寇》。
鄧茂七起義后,“東南大震”②。明廷即命都御史張楷監軍,以都督劉得新、陳榮任總兵、副總兵前去鎮壓,途經浙江時,與葉宗留起義軍相遇。正統十三年(1448)十一月,葉宗留率眾與明軍奮戰,不幸中流矢死。部眾由葉希八率領,繼續打擊明軍,聲勢漸振,發展到數萬人,并與福建鄧茂七起義軍互為聲援,此入彼出,使明軍兩面應戰。在福建,鄧茂七也積極向外發展勢力,分遣別將由德化、永春、安溪進攻泉州,鄧茂七率部攻打建寧。八閩之地,數月之間,幾乎為起義軍席卷。起義者擴充到八十余萬人。
閩浙農民起義軍勢力的不斷發展,使朝廷驚恐萬狀,于是正統十四年(1449)正月,明朝增派寧陽侯陳懋為征南將軍兼總兵,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為左右副總兵,刑部尚書金濂總督軍務,太監曹吉祥監軍,率京營及江西、浙江諸處大軍前往鎮壓。二月,鄧茂七親自率兵進攻延平郡城,不意陷入官軍埋伏,明軍突起合法,農民軍遭到挫敗,鄧茂七中箭身亡。鄧茂七的侄兒鄧伯孫及其妻廖氏率余部繼續堅持戰斗,最后戰敗被殺。轉戰于浙江境內的葉希八迫于壓力降明。
除了這兩次大規模的起義外,正統年間廣東還發生了黃蕭養領導的起義。黃蕭養是廣東南??h人,他被明政府以“盜賊”的罪名關在廣州監獄。正統十三年(1448)九月,黃蕭養與獄中難友集體越獄成功,遂舉行起義,“赴之者如歸市”①,旬月間勢力發展至萬余人。次年六月,黃蕭養率部分水陸兩路圍攻廣州城,長達三個月之久。后居住在山區的苗、瑤等少數民族也參加了黃蕭養的起義。為了鎮壓這支起義軍,明朝調動了兩廣和江西數省的軍隊前往。景泰元年(1450)二月,在大洲之戰中,黃蕭養中箭身亡,其部下或被剿或被撫,一萬名將士遭到屠殺。余部堅持斗爭到成化年間才被鎮壓。
②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六《福建六》。
① 毛奇齡:《后鑒錄》卷八;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七《黃盜》。
① 項忠:《報捷疏》,《明經世文編》卷四六。
成化年間荊襄流民起義荊襄地區位于湖廣、河南、陜西、四川四省交界處,“川陵延蔓,環數千里,山深地廣”①。長期以來,許多失去土地的農民流亡到這里墾荒開礦,官府難以禁止。成化時,這里流民的數量已達一百五十萬人以上②。為了加強對流民的管轄,明政府曾于天順八年(1464)特增設湖廣布政司參議一員,專門負責處置荊、襄、南陽三府流民事宜。正當明政府進一步加強控制時,成化元年(1465),河南西華人劉通(又名劉千斤)、石龍(又名石和尚)在湖廣房縣領導流民起義。劉通自稱漢王,年號德勝,分設將軍、元帥等 4 官職,附近流民紛紛響應,眾至四萬人③。明政府急派工部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以及湖廣總兵李震等督軍征討。成化二年,總兵李震率兵進山圍剿,起義軍在梅溪附近大敗李震軍,殺死都指揮以下軍官三十八人。白圭見李震戰敗,急調京營及江西、四川諸路兵馬,從南漳、遠安、房縣、谷城四路攻擊。劉通、石龍力戰不支,被俘犧牲。
劉通、石龍所領導的流民起義失敗后,流民仍源源不斷地進入荊襄山區。成化六年(1470),劉通的部下河南新鄭人李原(又名李胡子)、小王洪等再次發動起義。李原于這年十一月稱太平王,“往來南漳、內鄉、渭南,號召饑民至數萬人”④。明政府派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荊襄軍務,與湖廣總兵李震發京營兵及神槍火器營前往鎮壓。項忠到襄陽后,又增調永順、保靖土兵,共二十五萬,分八路進攻起義軍①。同時遣人入山招誘流民出山復業,削弱了起義軍的力量。成化七年李原在竹山遭到明軍襲擊,戰敗被俘。小王洪率眾五百轉至均州(今湖北均縣),也被明軍所俘。項忠對起義軍和流民進行了血腥的屠殺,“兵入,盡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貴者,又多道死,棄尸江滸。議者謂忠此役,實多濫殺”②。然而,項忠的濫殺并未解決荊襄的流民問題,失業的農民“入山就食,勢不可止”③。到成化十二年,荊襄地區的流民又聚集到幾十萬人之多。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建議借鑒東晉時僑置郡縣的辦法,處置荊襄的流民。明政府采納了這一建策,派都御史原杰經略鄖陽,開設鄖陽府,領七縣,撫輯流民。荊襄地區的流民,暫時得到安撫。
正德年間各地農民起義正德年間,武宗的荒怠和劉瑾的擅權,使社會矛盾不斷激化,農民的武裝反抗斗爭在較廣泛的范圍內發展起來,其中較集中的有河北、四川、江西三個地區,而聲勢最大、影響最大的是劉
六、劉七領導的河北農民起義軍。
② 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一上《項忠傳》。
③ 《明史》卷一六二《白圭傳》。
④ 毛奇齡:《后鑒錄》卷一。
① 《明史》卷一七八《項忠傳》。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八《平鄖陽盜》。
③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八《平鄖陽盜》。
四川農民起義。正德三年(1508)冬,四川保寧人劉烈率當地民眾起義,進攻陜西漢中等地。次年,劉烈為亂兵所殺。正德四年十二月,保寧人藍廷瑞、鄢本恕和廖惠發動起義。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鄢本恕稱“刮地王”,廖惠稱“掃地王”,各地民眾紛紛揭竿而起,眾至十萬,置四十八總管,勢力擴展到陜西、湖廣地區①。正德五年初,明政府派刑部尚書洪鐘總督四川、陜西、湖廣、河南四省軍務,會合四川巡撫林俊,并調集石柱等地少數民族土兵前往鎮壓。廖惠攻克通江后,在撤往龍灘河的戰斗中被俘。藍廷瑞和鄢本恕轉至漢中,正德六年初,被陜西明軍逼回四川。在東鄉被明軍圍困,藍廷瑞和鄢本恕被俘,起義軍大部瓦解,“四出奔逸山谷”②。余眾在廖麻子領導下,與曹甫、方四領導的另一支起義軍聯合,繼續戰斗。曹甫是四川江津人,方四是仁壽人,他們于正德六年起義。兩支起義軍轉戰四川、陜西、貴州等地,直到正德九年才被鎮壓下去。
河北劉
六、劉七起義。河北地區是明朝的近畿,密邇京師,皇室和勛貴廣置莊田,農民的土地多被侵占。同時,河北地區受馬政之害尤烈。明初,沿襲元制,僉派今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地區的農民充當養馬戶,喂養種馬,繳納馬駒,后又令北京附近州縣改養寄養馬,養馬戶負擔很重,時稱“江南之患糧為最,河北之患馬為最”③。于是,喪失土地而無法生活的農民,往往聚集起來,騎馬馳騁在平原曠野上,劫富濟貧,明統治者稱他們為“響馬盜”。武宗正德時,為了安定京畿重地,正德四年(1509)九月,明廷派出捕盜御史,“分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毅于天津,薛鳳鳴于淮揚,專事捕盜”①,弄得人心惶惶。終于在正德五年十月,文安人劉
六、劉七在霸州率眾起義。他們共推著名的響馬交河人“楊虎為 5 首”②。京畿以南的固安、永清、文安等縣“諸窮民響應之,旬日有眾數千人,屢敗官兵”③。不久,文安生員趙鐩和他的兩個弟弟也率五百人響應起義。
正德六年(1511)春,起義軍由河北攻入山東,又由山東攻京畿,眾至數萬人。他們兵分兩路:一路由劉
六、劉
七、齊彥名率領,一路由楊虎、劉惠、趙鐩率領。兩路時分時合,往來接應,數月之間,“破邑數百,縱橫數千里,所過若無人”④。起義軍所過之處,人民“樂于供給,糧草器械皆因于民,棄家從亂者比比皆是”⑤。威震于河北、山東、河南等地,勢力所及達于北直隸、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湖廣以至江西。這年八月,兩支起義軍聯合進逼京師,遭到明軍的阻擊,于是轉而南下。九月,楊虎一路起義軍破滄州,進至山東,山東諸郡縣多為起義軍所破。明朝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加派京營軍,并增調宣府、大同、綏遠邊兵,前往鎮壓。楊虎軍突破明軍包圍,南向進攻徐州不克。十一月至宿遷渡小黃河(黃河故道),楊虎不幸落水身亡。
① 《明史》卷一八七《洪鐘傳》。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六《平蜀盜》。
③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五《北直隸·大名府田賦志》。
① 《明史》卷一八七《陸完傳》。
② 《明史》卷一八七《陸完傳》。
③ 高岱:《鴻猷錄》卷十二《平河北寇》。
④ 《明史》卷一八七《馬中錫傳》。
⑤ 《明武宗實錄》卷七四,正德六年夏四月壬寅。
楊虎死后,眾推劉惠為首、趙鐩為副,繼續戰斗。劉惠率軍進入南直隸霍丘(今屬安徽),大敗明軍?!爱斒菚r,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⑥,人民紛紛參加起義,共推劉惠為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為副元帥,下設前、后、左、右、中五個都督,分二十八營,各樹大旗為號。旗上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他們轉戰河南、湖廣等地,威震全國。正德七年(1512),趙鐩在江夏被俘,押送京師處死。劉惠轉至河南南召,兵敗,縱火自焚。
劉
六、劉七率領的起義軍,于正德六年(1511)秋,自河北進入山東,連戰連捷。次年,他們再由山東攻入河北,進抵香河、寶坻、玉田諸縣,轉攻武清,屢敗明軍,對京師構成嚴重威脅。明朝發重兵堵截,劉
六、劉七率眾南下湖廣。由于劉惠、趙鐩所率起義軍已被明軍鎮壓,劉
六、劉七孤軍奮戰。后劉六在黃州團鳳鎮兵敗,與其子投水自殺。劉七和齊彥名率眾順江而下直至南通,活躍在九江、安慶到南通的長江沿岸,“凡三過南京,往來如入無人之境”①。這年八月,起義軍在南通戰敗,劉七中箭投水自殺,齊彥名英勇戰死,幾百名起義軍將士壯烈犧牲。
江西農民起義。正德五年(1510)前后,江西各地爆發了農民起義。其中撫州東鄉有王鈺
五、徐仰
三、傅杰一領導的農民起義,饒州姚源洞(今江西萬年縣境)有汪澄
二、王浩
八、殷勇十領導的農民起義,瑞州華林山(今江西高安縣境)有羅光權、陳福一領導的農民起義,贛州大帽山(今江西尋烏縣南)有何積欽領導的農民起義,靖安縣越王嶺瑪瑙寨有胡雷二領導的農民起義②。他們在山谷間據險立寨,遙相呼應,聲勢甚盛。正德六年二月,明廷派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調動南方數省軍隊前往鎮壓。在明軍的脅迫下,上述幾支農民起義被先后鎮壓。但到正德十二年,在江西南部與福建、廣東交界的山區,農民的反抗斗爭又趨于活躍?!笆紕t占耕民田,后遂攻打州縣”①,“圍攻城池,敵殺官兵”②。明廷派遣右僉都御史王守仁為南贛巡撫,提督軍務,前去鎮壓。到正德十三年,南贛的幾支農民起義先后被鎮壓。
⑥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盜》。
①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盜》。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八《平南贛盜》。
① 《王陽明全集》卷一《添設和平縣治疏》。
② 《王陽明全集》卷九《攻治盜賊二策疏》。
嘉靖年間的農民起義嘉靖時,進入明中葉以來逐漸發展的社會矛盾仍在發展,財政窘困,差徭日繁,激起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和反抗。早在嘉靖初,就有農民武裝起義發生,尤其是嘉靖中期以后,更為頻繁??傆嫴幌滤奈迨?,而且地區很廣,幾乎涉及所有省區,起義者除農民外,還有鹽徒、礦工和散兵游勇。有的規模很大,人數達數萬,甚至十余萬。規模較大的有:嘉靖元年(1522)十一月,山東礦工王堂在青州顏神鎮起義,轉戰東昌、兗州二府,進入河南和北直隸地區。次年正月,殺河南明指揮趙太等三十余員,官軍八百余人。二月,起義者遭到明軍鎮壓。
嘉靖七年(1528)二月,山西潞城縣陳卿起兵,屢敗明軍進剿,累獲戰捷,“千里內如暴風卷浪”③。十月,明廷調集山西、河南、山東、北直隸四省官軍鎮壓,起義失敗。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七月,河南柘城師尚詔聚眾數千起義,攻克歸德府(今河南商丘)及柘城、鹿邑。八月,攻太康縣。九月,攻打宿州,計劃東下取鳳陽,兵敗于五河縣。這次起義前后凡“四十余日,破府
一、縣八,殺戮十余萬”①,震動三省。
嘉靖四十年(1561)九月,廣東饒平縣人張璉領導的起義軍也活躍起來。他最初參加了鄭八的起義,鄭八死后,他與蕭雪峰分領其眾,轉戰福建、江西間。嘉靖四十一年二月,提督兩廣侍郎張臬奏請調狼兵十萬,與福建、江西官軍會同鎮壓。五月,張璉與蕭雪峰戰敗被俘,起義軍三萬余人被遣散。
③ 毛奇齡:《后鑒錄》卷三。
① 《明史》卷二○五《曹邦輔傳》。
第三節明末農民大起義
天啟、崇禎間,隨著明朝政治的日益腐敗,經濟剝削的苛重,社會矛盾益趨激化,各地農民起義再度興起,最終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統治,為一個新的皇朝的誕生,鋪平了道路。
徐鴻儒、于弘志的白蓮教起義明末以秘密宗教組織的民眾反抗斗爭,迅速發展。萬歷年間,薊州人王森傳播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教徒遍布北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四川等省。萬歷四十二年(1614),王森在京師傳教時被捕,死于獄中。之后,其弟子巨野人徐鴻儒繼續組織白蓮教,信徒不下二百萬。天啟二年(1622),他聯合景州(今河北景縣)于弘志、曹州(今山東曹縣)張世佩等,圖謀起義,并約定中秋起兵。但因計劃泄露,遂于五月先期發動。當地農民“多攜持婦子,牽牛駕車,裹糧橐飯,爭趨赴之”①。徐鴻儒自稱中興福烈帝,改年號為大乘興勝元年。起義軍很快攻克了鄆城、鄒縣、滕縣、嶧縣,“眾至數萬”②,屢敗官軍。其時,于弘志在河北武邑、棗強、衡水等地起兵響應。又有劉永明聚眾二萬人,不久與徐鴻儒隊伍匯合,起義聲勢大振。他們計劃“南通徐淮、陳、潁、蘄、黃,中截糧運,北達神京,為帝為王”③。經過半年多的戰斗,十一月,徐鴻儒被部下出賣,在鄒縣被捕押至京城殺害。徐鴻儒起義被鎮壓下去。
陜北農民起義的崛起明末的農民大起義是從陜西開始的。天啟七年(1627),陜北災荒嚴重,澄城縣知縣張斗耀不顧人民死活,“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④。二月十五日,白水王二率饑民沖進縣衙,殺死知縣。之后,各地農民、饑民紛紛響應。崇禎元年(1628),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掛、安塞高迎祥、漢南王大梁等,相繼舉起義旗。其后,陜西三邊固原、延綏的饑兵也紛紛嘩變。那些被裁減而無法生活的驛卒,也揭竿而起。從崇禎元年至三年間,各地暴動此伏彼起,勢若燎原烈火。最初,各支農民起義雖發展迅速,但彼此之間缺乏聯系,一般都各自為戰。崇禎三年以后,農民起義已波及到陜西幾十個縣,甚至還擴展到山西,參 7 加起義的人數也越來越多,并且各部漸有了“小并為大”①的聯合趨勢。
① 清康熙《剡城縣志》卷九。
② 《明史》卷二五七《趙彥傳》。
③ 王一中:《靖匪錄》。
④ 文秉:《烈皇小識》卷二。
農民起義的發展,引起了明廷的重視。于是,明廷在軍事剿殺的同時,采納了陜西三邊總督楊鶴的招撫建議,對起義農民開展誘降活動。一時間,陜西境內的起義農民相繼接受招安。但是,明廷的招撫政策只不過是伺機鎮壓農民起義的一個手段,并不是真正地為民眾著想。因此,許多受招撫的起義首領如王左掛、苗登云等慘遭殺害。這就迫使受招安的農民再次起義。楊鶴的主撫政策也以失敗告終。明廷于是改變策略,專派陜西三邊總督洪承疇前往圍剿。留在陜西境內的農民起義隊伍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余部亦紛紛進入山西。崇禎四年(1631)六月,活躍在山西的王嘉胤在河曲被圍長達六個月后,在陽城為部下所殺。之后,王自用聯合了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馬守應等“三十六營,號二十萬”②。明廷感到問題嚴重,遂調集重兵在山西加緊圍剿。崇禎六年夏,王自用在河南濟源中箭身亡③。王自用犧牲后,各路起義軍擁推高迎祥為首領,并于這年冬季,從豫北渡黃河南下,連陷澠池、伊陽、盧氏三縣,進入河南中部和西部,在河南、陜西、四川、湖廣等省區交界地帶開展活動。
明廷為了遏止農民軍的攻勢,于崇禎七年(1637)春,命延綏巡撫陳奇瑜任陜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總督,駐鄖陽巡撫盧象昇與之配合,以五省兵力圍剿農民軍。農民軍連遭重創,張獻忠等奔向商雒,李自成則被包圍在漢中興安的車箱峽。李自成采取偽降手段,擺脫了困境,并立即反戈出擊,聲威大振。陳奇瑜被削職逮問。十一月,明廷提升洪承疇繼任總督山西、陜西、河南、湖廣、四川五省軍務。洪承疇調集重兵,分兵四路向農民軍合圍,準備聚殲高迎祥等。結果起義軍避實就虛,挺進湖廣、河南。崇禎八年正月,農民軍在河南再次聯合,號稱十三家七十二營,“有二三十萬之多”①。十五日,農民軍進抵鳳陽,放火燒毀了明皇陵和龍興寺,“事聞,帝素服哭,遣官告廟,逮漕運都御史楊一鵬棄市,以朱大典代之,大征兵討賊”②。從崇禎八年底到九年上半年,明軍與高迎祥的農民軍主力展開了激烈的追逐戰。明廷任湖廣巡撫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等處軍務,“詔(洪)承疇督關中,象昇督關外”③。九年正月,高迎祥東下安徽,圍攻滁州,旋又進入河南,撤回陜西。七月中旬,高迎祥率部至盩厔縣黑水峪,不幸陷入陜西巡撫孫傳庭的埋伏,激戰四日,戰敗被俘犧牲,“余眾殲散殆盡”④。高迎祥死后,西北農民軍一度處于低潮,但不久,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兩大農民軍在西北崛起。
① 彭遵泗:《蜀碧》卷一。
② 《綏寇紀略》卷一。
③ 據湯綱、南炳文《明史》(下冊)考證,王自用之死有三說:死于濟源;病死;為鄧王已射殺。見第1145頁。
① 彭孫貽:《平寇志》卷一。
②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
③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
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張獻忠,字秉吾,號敬軒,陜西延安柳樹澗人,出生于萬歷三十四年(1606),父務農兼小販,家境貧寒。幼年時,他曾讀過書,青年時落魄無依,常受欺壓。崇禎三年(1630)四月,張獻忠在延安府米脂縣率十八寨之眾投奔王嘉胤,號稱八大王。崇禎四年六月,王嘉胤被部下殺害,張獻忠一度就撫于總督洪承疇,次年再起,“叛入山西”①,他與其他農民軍首領共推王自用為盟主。張獻忠作戰勇敢,“臨戰輒先登,于是眾服其 8 勇”②。崇禎六年冬,在明軍的壓迫下,張獻忠進入河南,轉戰陜西、河南、湖廣、四川等地。
崇禎八年(1635)正月,起義軍十三家大會滎陽。張獻忠隨高迎祥連破河南、江北諸縣,進入安徽,克潁州,破鳳陽,燒毀了皇陵。之后,張獻忠獨自率眾東下廬州、舒城,經湖廣回到陜西。這年冬天,張獻忠又再次出潼關入河南。崇禎九年,張獻忠轉戰在陜西、河南、湖廣一帶。是年七月,高迎祥被俘犧牲,李自成亦連連受挫,張獻忠部遂成為明朝鎮壓的重點。崇禎十年,張獻忠聯合老回回馬守應等,從河南進入湖廣,向襄陽發起進攻,湖廣震動。次年春,兵部尚書熊文燦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陜西、湖廣、四川軍務,主張招撫農民軍。在孤立無援、明軍云集的形勢下,正月初九日,張獻忠在谷城向熊文燦投降。至此,農民起義進入低潮。
張獻忠受撫后,始終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人不散隊,械不去身”③,加緊操練,積蓄力量。這同時也給了明廷一個暫時喘息、調整的機會。為徹底消滅這支起義軍,明朝兵部尚書楊嗣昌制定出“四正六隅十面網”的圍剿計劃。所謂“四正”是陜西、河南、湖廣、鳳陽,“六隅”則是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合“四正六隅”為十面羅網,各有側重,協同配合,“隨賊所向,專任剿殺”①。
④ 孫傳庭:《鑒勞錄》。
① 《明史》卷三○九《張獻忠傳》。
② 康熙《陜西通志》卷三一《雜記·盜賊附》。
③ 康熙《吳橋縣志》卷七《藝文》,范景文:《撫剿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張疏》。① 楊山松:《孤兒吁天錄》卷二。
崇禎十二年(1639)四月,楊嗣昌認為時機成熟,遂與總理五省軍務的熊文燦密謀,調集陜西、四川邊兵,企圖一舉消滅張獻忠。張獻忠遂先發制人,五月于谷城再起。熊文燦以招撫失敗,被逮下獄處死。楊嗣昌被迫“自請督師”②,趕赴襄陽,以左良玉為主力剿殺?,旇揭灰?,張獻忠大敗,遂采用“以走致敵”的策略,奮戰入川。崇禎十四年,張獻忠又揮師東出湖廣,一路乘勝直下,二月初占領了襄陽,殺死襄王朱翊銘和貴陽王朱常法,“發銀五十萬以賑饑民”③。楊嗣昌被迫自殺身亡。明朝改派陜西三邊總督丁啟睿督師追剿張獻忠。張獻忠在河南信陽戰敗,率部由豫東入安徽。到崇禎十六年時,張獻忠馳騁于鄂、皖之間。
崇禎十六年(1643)五月二十九日,張獻忠攻占武昌,沉楚王華奎于西湖,“盡取宮中金銀各百萬,輦載數百車不盡”④,賑濟饑民。張獻忠占領武昌后,改武昌為都城,正式建立大西政權,鑄西王之寶,自稱“大西王”。所設官制有中央六部、五府,京城設五城兵馬司;地方有巡撫、守道、巡道、學道、知府,知府以下設了二十一個州縣的官員,并且開科取士,招攬人才。是年冬,張獻忠幾乎占據了整個湖南,進而向江西發展。崇禎十七年西進四川。這年六月,一舉攻克了重慶,處死了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撫陳士奇、重慶知府王行儉等。八月,攻克了成都,蜀王朱至澍及王妃投井自殺。十一月,張獻忠以成都為西京,改王稱帝,國號大西,定年號為大順,鑄造大順通寶,設六部五軍都督府等官。大西政權在其轄區進行嚴格的政治控制,整頓吏治,錄用明降官和知識分子,注意團結少數民族。沒收官紳財產,實行三年免征的賦稅政策,并向富商大賈征收錢糧。這些措施,取得了民眾的信賴。與李自成領導的起義軍遙相呼應。
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李自成,陜西米脂縣人,出身于農民家庭。幼時曾為僧,做過牧羊奴。
成年后,充當驛卒,有勇有謀,“能得眾”①。崇禎三年(1630),李自成在米脂起義,投不沾泥義軍。次年,陜西農民軍大部進入山西,推王自用為盟主。李自成與其侄李過。“往從迎祥,與獻忠等合,號闖將”②。六年五月,王自用死后,“其黨歸闖將,無復稱其號” 9 ③,李自成的隊伍得到了發展。次年春,李自成在漢中車箱峽以詐降奇襲明軍總督陳奇瑜的合圍,聲名始著。崇禎八年下半年,李自成率部轉戰關中,有眾三四萬人。崇禎十一年潼關之戰后,“自成盡亡其卒,獨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潰圍”④,遁入商雒山中,處境十分艱難。
② 《明史》卷三○九《張獻忠傳》。
③ 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七《張獻忠陷襄陽》。
④ 彭孫貽:《平寇志》卷六。
① 鄭廉:《豫變紀略》卷二。
② 康熙《延綏鎮志》卷五《李自成傳》。
③ 戴笠:《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六。
④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
崇禎十三年,張獻忠谷城再起粉碎楊嗣昌軍事圍攻之際,李自成率部“出商洛,入豫”⑤。其時河南久旱,饑民爭相投附,勢復大振,很快發展到十余萬人。這時,一些失意的知識分子如寶豐縣舉人牛金星、永城算卜者宋獻策、杞縣人李信也加入農民起義軍。他們為李自成出謀劃策,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很有見識的政策。他們針對當時民眾的迫切要求,提出了“均田免糧”口號,主張免除不合理的賦稅負擔和加派,把地主侵占的土地還給無地耕種的農民。這對起義軍其后的發展,無疑發揮了重大作用。
崇禎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農民軍攻克了洛陽,活捉并殺死了福王朱常洵,沒收福王府中的金銀財貨和糧食物資,發布告示大賑饑民。由是“遠近饑民荷旗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①。與此同時,他們還在豫西三府四十余州縣之內,“撫流亡,通商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②,深得民眾的擁護。
李自成攻克洛陽后,企圖乘勝進攻開封,但明軍嚴守開封,三次圍攻均遭失敗。崇禎十五年(1642)底,李自成率四十萬大軍由河南揮戈南下湖廣。次年正月,農民軍攻克承天(今湖北鐘祥),二月攻克襄陽,改襄陽為襄京,建立政權機構。李自成自稱“奉天倡義大元帥”,設丞相一人,以牛金星任之。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政府,分理政務。在地方上,于要地設防御史,以下府設府尹,州設州牧,縣設縣令。在軍事上,元帥之下有將軍,依次為:權將軍、制將軍、果毅將軍、威武將軍。當時征戰各地的主力部隊分中權親軍、左、右、前、后五營,以正副權將軍提督五營軍事,共設二十二將。同年六月,張獻忠在武昌建立政權,李自成曾派人前去祝賀,張獻忠亦以重金回報。雙方相約互為聲援。
李自成奪取襄陽后,明朝在中原已無精兵可與農民軍作戰。崇禎帝急于消滅起義軍,只好調動陜西的孫傳庭部出關進剿李自成。崇禎十六年(1643)五月,孫傳庭總督河南、四川軍務,不久又進兵部尚書,加督山西、湖廣、貴州及南北軍務。孫傳庭遂以副總兵高杰為中軍,四川總兵秦翼明出商雒為犄角,以延綏、寧夏總兵王定、官撫民為后勁,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為前鋒,會集河南。李自成利用孫傳庭部孤軍深入后援不繼的弱點,首先在河南汝州切斷明軍糧道,明軍軍心大亂,郟縣一戰,明軍師饑自潰。自成“縱鐵騎踐之,傳庭大敗”①。十月,李自成乘勝追擊,在潼關擊斃兵部尚書孫傳庭,連破華陰、渭南、華、商、臨潼,進攻西安。十月十一日,李自成攻占西安城,活捉秦王朱存樞,殺死陜西巡撫馮師孔。接著,分兵攻取陜西三邊,所至風靡。至此,湖廣西北部、河南大部及陜西三邊,都在李自成控制之下。
⑤ 鄭廉:《豫變紀略》卷三。
① 鄭廉:《豫變紀略》卷三。
② 張岱:《石匱書后集》卷六三《盜賊列傳》。
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
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改元永昌,造甲申歷。封劉宗敏、田見秀等以下功臣為五等爵,更定官制,改內閣為天佑殿,設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以牛金星為之,宋獻策為軍師,以下設六部政府尚書、侍郎,分理政務。地方上設省節度使、巡按直指使以及道防御史、府尹、州牧、縣令等。
西安政權建立后,崇禎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率大軍東渡黃河,經由山西攻奪北京。所過之地,嚴禁搶掠,實行“平買平賣”、“公平交易”等政策。一路勢如破竹,“所過七十余州縣,無不開門迎降”①。三月初一日破寧武關,七日下大同,八日至宣府,十四日抵居庸關,十七日進圍北京,十八日入彰儀門進據外城。崇禎帝見大勢已去,自縊于煤山(今景山)。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順軍占領了北京。
李自成起義軍進入北京后,在北京短短的四十余天里,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鞏固已取得的勝利成果。
穩定北京的社會秩序,嚴明軍紀,禁止擾民。他下令“商賈仍令開市不閉,軍士掠殺者斬,最輕者亦斷手砍足”②。李自成進入北京后,始終粗衣糲食,保持農民本色,不時“問民疾苦”③。
健全政權機構,完善各項制度。大順軍進入北京后,按照西安所擬定的官制,健全了各種機構,提高武官的地位,大順文官俱聽武官節制。制定《永昌儀注》,“條記官制、補服、朝見儀節,以及各官往來禮柬之類皆具”④。接管地方。大順軍進入北京后,占有了河南、山東、山西、陜西及北直隸的大部分地區,以及甘肅、青海、寧夏、湖廣、江蘇、安徽等省的部分地區。為恢復地方秩序,李自成及時派出了一批地方官,接管地方州縣,“所至無違者”⑤。
甄別錄用明朝降官。大順軍入京后,充實和加強政權建設。除以農民軍將領為核心骨干外,也錄用了相當數量的明朝中下級官員。責令在京的明朝官員到指定地點進行登記,凡三品以上,不予錄用;四品以下,酌情錄用。首批選用九十六人,后又陸續錄用。為求取人才,大順政權還開科取士。設置“比餉鎮撫司”,繼續實行追贓助餉,以大將劉宗敏主持。官吏一律按照品級高低定出銀數多寡。
① 趙士錦:《甲申紀事》。
② 陳濟生:《再生紀略》。
③ 彭孫貽:《平寇志》卷十。
④ 談遷:《國榷》卷一○○。
⑤ 李天根:《爝火錄》卷三。
大順軍進入北京后,對守衛山海關的吳三桂也進行了爭取,令其父吳驤作書招引,并派降將唐通攜白銀四萬兩前去勸降。但是,野心勃勃的吳三桂,以父受追贓拷索,愛妾被掠為借口,不惜勾引清兵,向農民軍反撲。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軍六萬東征,二十一日抵山海關,與吳三桂展開激戰,不料清騎兵突然襲擊,戰斗失利,撤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舉行即位典禮,“追尊七代皆為帝后,立妻高氏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①。三十日,農民軍撤出北京。七月,李自成經由山西,進入西安。永昌二年(1645,清順治二年),李自成迫于清軍追擊轉入湖廣。同年四月,年僅三十九歲的李自成遇害于湖北通山縣九宮山。
明末農民大起義是中國歷史上一次空前規模的農民大起義,最終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統治。它歷時十八年,規模大,勢力所及達到全國十六個省區。參加人員廣泛,以農民為主體,包括各個社會階層。并提出了“均田免糧”、“平買平賣”的口號,反映了農民平等平均的思想。另外,農民軍在軍事組織、指揮,戰略和戰術方面,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附表明世系表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
第五篇:明代法律制度
《明代法律制度》本章重要知識點
1.明朝的立法指導思想
答:
(一)重典治國立法思想的確立
第一,元朝覆滅的深刻教訓。
第二,“刑罰世輕世重”是中國的傳統法律思想。
第三,明初復雜的社會形勢迫使朱元璋以“重典治國”。明王朝建立初期,由于年年戰爭的破壞,社會經濟凋敝,農民反抗封建統治的活動此起彼伏,統治階級內部也存在著激烈的斗爭。
(二)重視預防犯罪和法制宣傳
(三)強調“法貴簡當,詩人易曉”,重視以封建禮教約束人民的思想與行動。在這些立法思想的指導下,明朝的法律制度在唐宋基礎上有了新的創新和發展,成為中國封建法制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
2.立法概況及《大明律》的立法成就
(1)立法概況:《大明律》、《明大誥》、《問刑條例》、《明會典》等的制定和編纂。
(2)立法成就:
首先,《大明律》突破了隋唐以來律典依十二篇分編的傳統,首創按朝廷六部的政務范圍分目的的新體例,具有分類貼切、內容集中、條理清晰、文字簡明的特點。
其次,在內容上,《大明律》充分吸取了民初三十年及以前朝代的統治經驗,是一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條例簡于唐律、精神嚴于宋律的封建法典。
3.“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表現。
(1)“輕其輕罪”是指明律相對唐律,在有違倫常教化犯罪處刑上明顯偏輕。
(2)“重其重罪”明律對危害封建國家行為的犯罪處刑普遍比唐律加重。
一、重其所重
(1)加大打擊謀反大逆
凡謀反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
(2)加重打擊反逆盜賊
明律的懲罰重在:
①對犯罪人本人及親屬處刑更重。
②株連范圍廣。
③明律的處罰不分情節。
④還擴大了“十惡”重罪的范圍。
二、輕其所輕
(一)事關禮教之罪減輕
(1)告祖父母、父母者。
(2)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籍異財者。
(二)輕其所輕并非絕對
(1).關于強奸罪:唐律規定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規定:已成者絞監侯,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2).關于親屬間強奸罪之罪:強奸同宗無服親屬或同宗無服親屬之妻,唐律僅視為一般強奸罪,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則加重至斬監侯。強奸緦麻以上及緦麻以上親之妻,唐律規定流二千里(折傷者絞),明律規定為斬監侯。
4.明朝刑罰的變化
答:明代除繼續適用封建五刑----笞、杖、徒、流、死刑以外,又設置充軍刑、枷號刑,實行廷杖制度。
(1.)充軍刑
增設充軍刑的最初目的是為了充實邊防,并設有里程規定,后逐漸規定不等的里程。至明末分為極邊、煙瘴、邊遠、邊衛、沿海附近五種,又叫“五軍”,最遠四千里,最近一千里。充軍期限分為“終身”(即本人死之為止)和永遠(即犯罪者本人死亡,子孫親屬須繼續充軍,直到丁盡戶絕為止)。可見充軍刑遠比流刑重得多。明代為了規范充軍刑,專定法條和幾次頒行《充軍條例》。
(2.)枷號
明代的枷號有斷趾枷令,常枷號令、枷項游歷之分。刑期為一月、二月、三月、六月、永遠五種。枷號重量按規定應該是二三十斤,但明代皇帝和宦官為了濫施淫威,常把枷號作為羞辱大臣的懲罰,用重達百斤的大枷枷刑犯人,往往幾天內便置犯人于死地。
(3).廷杖
所謂廷杖,就是在午門前對大臣施用杖刑,以暴力強迫臣下完全順從皇帝意志的制度。它是明朝皇帝處罰大臣的一種特殊刑罰。明律中并無廷杖的規定,但從朱元璋開始,經常于殿廷之上,由太監監督刑,錦衣衛施杖,對冒犯皇帝的大臣施以笞杖。廷杖可以施加于任何一個大臣,從而表現了前所未有的專制皇帝的淫威。如此以極其殘忍的刑責羞辱朝臣的做法,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聞。
5.嚴法治吏的措施
答:
一、創設“奸黨”罪,嚴禁臣下結黨
朱元璋鑒于歷史結黨造成皇權削弱,內部矛盾,導致國之民亂的教訓,在中國法制史上,首立“奸黨”罪。
明律還嚴禁宦官與后妃、外戚干預朝政,嚴禁內外官交結。
二、重典懲治官吏瀆職和貪贓犯罪
為了強化吏治,明通過一系列行政法規明確官吏的職責權限,對于不能盡職盡責的官吏則給與行政處罰、刑罰制裁。明代重懲貪官治吏的法律規定,集中表現在《大明律》和《明大浩》中。
《大明律》中設置有“貢舉非其人”、“舉用有過官吏”、“擅離職役”、“官員赴任過限”、“無故不超參公座”、“擅勾屬官”、“事應奏不奏”、“官文書稽程”等罪名。
嚴厲懲治貪贓枉法的官吏,是明朝立法的重點。朱元璋詔令:“犯贓者無貸”;所有枉法贓者,不分南北,一律發往北方邊衛充軍;通賄之人也同樣受到徒家于邊的懲罰。
《大明律》沿用唐律原有的“六贓”罪名——監守盜、常人盜、受財枉法、受財不枉法、竊盜與坐贓,于律首置“六贓圖”,依照“凡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的原則,將各種贓罪的具體量刑詳細的加以羅列。
另外,《大明律·刑律》還專設官吏“受贓”專章,用刑也嚴,下列各種贓
罪十一條及其具體刑罰。此外,在其他篇目中也有處罰贓罪的條文。和唐律比較,整個明律條文數量減少了四十條,但贓罪的條文卻比唐律大大增加。
明律對贓罪的量刑也明顯重于唐宋。
明律對負有監察職責的御使等“風憲官”犯贓,更是加重懲罰:“凡風憲官受財及于所按治去處求索借貸人財物,若買賣多取價利及首饋送之類,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p>
朱元璋在世時,曾親手制定了以懲治官吏贓罪為主要內容的刑事特別法規——《明大誥》,以大量的嚴刑峻法打擊貪官污吏。
6.明朝司法機關
(一)中央司法機關設置的發展變化
明代中央司法機關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合稱“三法司”。
(1).刑部
明代刑部的組織機構擴大,地位提高,成為中央主審機關。設尚書和左、右侍郎為正副長官,其下設司務廳和十三清吏司,具體掌管中央與各省審判,審核地方徒刑以上重案。同時,代表皇帝去各地錄囚,審理大獄。
(2).大理寺
大理寺是復核機關,一般不掌管審判,主要負責案件的復核。凡刑部、都察院審判的案件,都必須將案卷和人犯移送大理寺復核。如大理寺認為審判得當,則允許具奏行刑,如認為不妥,可駁回刑部重審。
(3).都察院
都察院,即原來的御史臺,是中央監察機關,稱為風憲衙門,有權監督刑部與大理寺的審判與復核。洪武十七年為了加強司法鎮壓,還成立了三法司的聯合審判組織。
三法司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機關組成。刑部為中央主審機關,“受天下刑名”。設尚書和左右侍郎為正副長官。下設司務廳和十三清吏司,具體掌管京師與各省案件審判。即審理京師地區徒刑以上(一審)案件,審地方流刑以上案件,又代表皇帝到各地錄囚,審理大獄。凡遇有大獄重囚,均由三法司審理,叫做“三司會審”。會審后作出的判決,必須經皇帝批大理寺為慎刑機關,掌駁正、審讞(復查)、平凡,一般不掌審判。設大理卿一人為長官;設左右二寺分掌京師及各省案件的復核和平反工作。對于刑部和都察院審理的案件加以“駁正”,然后告成于天子而聽之。
都察院:風憲衙門,職掌糾察。具體負責監察彈劾百官,并參與或監督重大案件及懷疑有冤情的案件的審理。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音簽)都御史及百余監察御史。
7.明朝的會審制度
答:三司會審:三司會審是在唐代“三司推事”基礎上發展形成的,凡遇到 疑難案件,由刑部尚書、大理寺卿和都院在都御史三法司長官共同審理,最后由皇帝裁決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