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明代定婚制度

明代定婚制度

一、定婚之構成要件

明初，《大明令》起著臨時法規的作用，同時也承認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訂立的關于定婚等嫁娶行為的禮儀規范的法律效力，曾明文規定：“凡民間嫁娶，并依《文公家禮》。”綜合《大明令》、《大明律》及各朝條例中的規定可看出明代法定定婚行為的構成要件有四項：

（一）憑媒而立

與現代婚約必須由男女雙方當事人自行訂立相反，古代中國，作為婚姻關系當事人的男女雙方是不能主張任何權利的：定婚行為首先要由媒人往來兩家通言致意，這是婚姻關系成立的第一要件。《文公家禮》議婚條規定：“議婚，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若女方許諾，“次命媒氏納采、納幣”。定婚各個步驟，都有媒人參與，乃至定婚的婚書仍需“憑媒寫立”，經由媒人簽字、畫押，方有效力。媒人的報酬“謝媒禮”，是當時社會、官方認可的報酬，一般由男方負擔，時人有言：“從來媒人哪有白做的！”媒人往往由利益驅動，欺騙男女雙方，“俊的矜夸，丑的瞞昧”。媒人被男女雙方看作婚姻之造意者，若引起訴訟糾紛，要追究媒人責任，只是其所應承擔的懲罰一般要比主婚人低一等。《大明律》規定：凡媒人知情者，各減凡人一等。司法實踐中，也有媒人負主要責任的案例。明末一案例記：

許謙與陳應綿鄰居相友，許男陳女系指腹為婚，??。今年應綿妻故矣。妻陳氏在時，于今夏許配黃周耀子黃福為室。為媒者，陳朝榮也。

此案中，女方定婚后悔婚，本已經違反法律，應受刑罰；媒人與許謙為鄰，法官推斷其應當知曉許、陳兩家已有婚約，且男方可能不知情，故判決黃周耀出銀二兩五錢，陳朝榮賠銀一兩五錢，共四兩，償還許謙原來的聘禮；陳朝榮作為媒人受到了笞刑。對不知情之男方主婚人只作經濟懲罰；媒人陳朝榮既知陳氏女已與他人定婚，仍為其保媒黃家，按明律屬“嫁娶違律、媒人知情”，故將陳朝榮作為第一責任人，施以刑罰，法官又著陳朝榮部分賠償許家原聘。

（二）由尊長主婚

在古代，婚姻男女雙方（尤其是女方）被看作完全沒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人。長輩，尤其是“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為婚姻成立的要件”。《大明令》規定：凡嫁娶，皆有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余親主婚。從法律上將主婚權賦予了男女雙方的家長。具體到定婚，從締結婚約，到收受聘禮，無不由尊長進行。主人、女氏主人分別指男女主婚人，可見明代定婚過程中主婚人起的作用是絕對的，享受的權利多，承擔的法律責任重。定婚行為違反法律規定，“若由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及外祖父母主婚者，獨坐主婚。余親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為首”。

對于男方沒有“父母之命”締結的婚約，一般不承認其效力，只有在婚姻已成事實的前提下，“卑幼”自主定婚才能得到承認。否則違背尊長意志，堅持自己訂立的婚約，是要受到刑法處罰的。《警世通言》中講了一則故事：王嬌鸞與周廷章私訂終身，立有婚書，并有媒人為證。周歸家鄉，其父已經為其與同鄉魏氏女定婚，周遂背前盟，致使王懷恨自縊身亡。故事反映出在明代社會，法律賦予以父權為代表的尊長代理兒女行使定婚權的權利，“卑幼”個人主張的權利與尊長代為主張相比要小得多，甚至可以完全被否定。

法律雖然統稱父母，一般情況下母親對子女的婚姻是沒有決定權的，只有父親才擁有決定權。這在明代小說中多有反映：京師白孺人欲將女許給兄之子，恐丈

夫阻攔，遂背夫寫下文書，將鈿盒分作兩處，以做憑證。白氏丈夫歸鄉，將女兒許給了同府陳家，白氏雖寫有私約在先，也不敢提出異議。只有在“夫亡（母）攜女適人”的特殊情況下，其女才能“從母主婚”。不過，即使如此也需母親具有一定的經濟能力，才能擁有兒女婚配的發言權，而明代婦女一般是沒有經濟來源的，在封建男權社會中，女性作為主婚人拋頭露面是違背禮法的。《莆陽讞牘》記載的一件案例向我們展示了此項法規具體的施行方法：方養盛病故，遺下四女。妻蔡氏帶四女改嫁鄒征聚。蔡氏有家資二十兩隨帶。“（鄒）征聚內抽出六兩已遣嫁長女矣。所余原備三女日食妝資。”此案符合“夫亡（母）攜女適人”的條件，四女之母蔡氏雖然有財力，主婚人仍是女子的繼父。可見立法的本意不在承認女性尊長的主婚權，而在維護男方利益——使遣嫁他人的女兒不浪費男方的財產，根本目的仍在于維護男性家長支配家中經濟大權的權利。

（三）寫立婚書或收受聘財

婚書即婚約，納征禮（即納聘禮）行后，婚姻關系即算確定，需要用一定的文字形式固定下來，故有婚約。婚約一般由男女雙方家長訂立，內容應寫明男女雙方年齡、行次、聘財，主婚人、媒人分別畫押，兩家各執一紙，以做憑證。《大明律》規定：凡男女定婚之初??務要兩家明白通知，各從所愿，寫立婚書，凡招婿須憑媒妁，明立婚書——將婚書作為定婚的要件之一。但并未規定婚書格式，僅有明人小說中的擬婚約可供參考：

立婚約人金聲，系徽州人。生女朝霞，年十六歲，自幼未曾許聘何人。今有臺州府天臺縣儒生韓子文禮聘為妻，實出兩愿。自受聘后，更無他說。張、李二公與聞斯言。嘉靖元年某月某日

婚書作為婚姻關系訂立的證明，常在民事糾紛和訴訟中被當作主要的書面證據，是地方官判決的主要依據。如上文中立婚約人金聲后因嫌儒生韓子文家貧，欲毀約，韓生提供的證據中婚書即為主要一具，太守依婚約判定“韓氏新姻、彰彰可據”，維持婚約的效力。

同時明律又有：“雖無婚書，曾受聘財亦是”的規定。法律雖然規定嫁娶須寫立婚書，在民間能起決定作用的還有聘財。只要女方接受了男方聘禮，婚約就算定立。有無聘禮以及聘禮多少，往往能決定婚姻關系是否成立。明末寧波府推官李清審理的一件“逼嫁事”可做例證：

袁尚鼎有女二女，鄞民何挺求姻，袁、何二人以紅帖（即婚書——定婚帖）往來，何挺十余年不曾下聘禮，二女二十五歲時孔弘祖聘娶成婚。

何挺告袁尚鼎悔婚，推官判詞中寫道：“不聞挺以聘禮往??顧以一紙空言，必欲責二女為罷舞之孤鸞。” 認定前約無效，承認后婚。可見在整個定婚行為中，聘禮處于關鍵的、核心的地位。

（四）雙方自愿、意思表達一致

一般說來，定婚需男女兩家自愿。這主要是由于明代倡導“門戶婚”——男女雙方需要門當戶對，身份不同的婚姻一般不為世俗所容。“良賤為婚”更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為。在地位平等的情況下，自愿原則才得以載入法律。《大明律》有云：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疾、殘、老幼、庶出、過房、乞養者，務要兩家明白通知，各從所愿，雙方均無異議，才下聘禮，寫立婚書、締結婚約，憑借權勢硬性強娶往往不能達到目的。成祖仁孝皇后去世后，欲得皇后幼妹繼位中宮，因為得不到女方主婚人的首肯而作罷。成祖雖然貴為皇帝卻也強求不得，表明明代定婚制度的雙方自愿原則已被廣為遵守，連具有立法權的皇帝也不例外。違背一方意志的搶奪婚，更是為法律所不容，即使已成事實，也要判決“離異”。昆山

縣祁圭堂弟婦范氏守寡，只有一子一女。祁圭擅做主張欲將侄女許給宋家，范氏不同意，沒有接受宋家的聘禮，接受了陳家的聘禮，宋家串通祁圭等人搶婚。至判決時，范氏女已有身孕三月，法官仍判決離異，“著范氏領歸，俟分娩后，同族長主婚，明屬于陳家”。此案中，女方享有主婚權的人范氏不愿受宋氏之聘，認同雙方自愿訂立的與陳家的婚約，得到法官的認同，說明自愿原則在司法實踐中為法官所遵循。

二、定婚的法律后果及婚約解除的法定事由

婚約一經訂立，便具有法律約束力，婚姻關系即算確定，男女雙方成立為婚姻關系，互相負有結婚的積極義務及不得與第三人定婚之消極義務。男女雙方婚姻關系確定的表現之一是雙方家長以親家相稱。此在明人小說中多有反映。江西贛州府石城縣魯家與顧家兒女自小定婚，雙方家長即“來往間親家相呼”。表現之二是男女被視為夫妻，《醒世恒言》卷三十中，張廷秀與王氏女定婚后即稱對方為“媳婦”。法官的判牘中，也將定婚男女雙方視做夫妻。明末推官祁彪佳《莆陽讞牘》中將定婚類案件定性為“奪妻事”。

法律既然承認定婚男女的未婚夫妻身份，所以民間保媒、聘女一般都避開已經定婚的女子，連皇帝選秀女，都要如此。嘉靖元年，浙江訛傳點秀女，大富商金聲急欲嫁女，路遇貧儒韓子文，許以女嫁之，急言：“但是有人定下的，朝廷就不來點了。”這正是明代社會中國家承認定婚法律效力的生動反映。在實際司法操作中，它也為各級司法部門廣為遵循。宣德年間，唐王第五子選縣民之女為妃，后有民王家訴此女已經受了他家的聘禮。經核實后，唐王只得另外為兒子擇妻。

定婚雖具有強大的法律效力，但明律中也規定了在一定條件下解除婚約的法定事由，婚約的解除可產生兩方面的效力：身份上的，雙方解除未婚夫妻身份；財產上的，主觀上有過錯的一方應負賠償對方經濟損失的責任。明律規定婚約解除的法定事由可分為兩類：

（一）自然因素

男女定婚后，因故身亡，婚約自動解除。至于聘禮的歸屬，一般情況下，“若已定婚，未及成親而男女或有身故者，不追財禮”。地方官在實際審案中也會考慮家庭經濟狀況酌情處理。如：

生員方汪之子聘林漢臣之女，據林漢臣及臣之叔宗潘稱，止受聘金六兩。今方汪之子死，莆例無盡還之理。

于是縣官判女方還銀一兩，推官祁彪佳考慮方汪家境貧寒，兒子還未下葬，而女方尚有再嫁他人的可能，又斷給男方三兩。在這場民事訴訟中，法官的判詞中并未提及律條，引用的只是地方習慣，判決結果證明明代甚至整個中國古代的法官“并不是刻板地適用法律”，他們具有“寧愿使判決合乎情理的司法判決風格”。

（二）人為因素

1.男方無故不娶及逃亡不還者

成化年間條例規定：“定婚五年無故不娶及夫逃亡過三年不還者，并聽告官改嫁”，又“聘定與人，其夫逃故并買賣在外，年久不回者，許令照例改嫁”。因婚娶費用大，導致民間“聘定于數年而不能備數，以至婚姻失時者往往有之”。如上文江西贛州府魯男、顧女自小定婚，后男方家道中落，數年不能畢姻，以致后來引發命案。加上“逃亡不還”的流民現象從明中葉起大規模出現，至明末仍存，這使婚約解除的案件頻頻發生。如莆陽府陳旺聘定同府林延慶侄女，聘銀七兩。林趁陳逃亡在外，將女又許配黃家，得聘銀七兩。陳旺的叔叔代為申訴。推

官判女方返還原聘。并另賠償男方六兩。判詞中并未言及男方“出外”年限，推測應不滿三年，所以才能追還聘禮。2.男女或有犯奸盜

明律在此方面語焉不詳，只規定“男女有犯奸盜者不用此律（不在追不追聘禮之律）”，故律學家補充解釋道：“男女定婚未曾過門，私下有犯奸盜、通奸”者，“義不可復合，聽其別娶別嫁，不用悔親之律”。注律者只是私家著述，并不為官府認可，沒有法律效力，但反映了明人對此問題的一般看法。

三、違約婚姻

明律規定違約行為可分為兩類：其一，欺詐婚姻；其二，為定婚后的違約行為即男女悔親行為。二者均按照過錯主義原則追究過錯方責任。

（一）定婚中的欺詐行為及其法律調整

訂婚中的欺詐行為，明人稱為“妄冒”，即違反婚約以假男可假女冒充。《大明律》規定：女家妄冒，杖八十，男家可追還聘禮；男家妄冒者，加一等。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離異。

明代有一怪風俗：京師專門有人家，嫁婦女為外家人妻妾，初看時以美貌的女子相看，臨娶時以丑女調換，名曰“戳包兒”。甚至有以幼男詐為女子嫁人為婦者，成化間就有這樣一件案例，為男方覺察，送到官府。事實上，此條律文在施行中，往往重事實婚，已成婚者，多將錯就錯。這類案件被文人演繹成了一段又一段的佳話。馮夢龍一則小說記有書生錢生借住表兄家中，因兄貌丑，代往相親、迎親，因雨滯留洞房，表兄告到官府。縣令判錢生與女成婚。此為男方妄冒引起訴訟在當時司法實踐中處理的現實反映。

（二）男方解聘

如果女方無過錯男方解除婚約，一般不能收回聘禮，且法律要追究男方悔婚之罪（杖八十）。究其原因不外乎聘財的歸屬問題：男方悔婚，聘財落入女方之手，女方家長又可將女另許他人，以一女得兩份聘禮，女方自然不會有異議，同時也可算作對男方毀約行為的懲罰。但是司法實踐中，案例多為男方悔約另娶后，反于女方“再婚”后訴諸官府，告女方悔婚。而法官審理案件時，只依據律條“女方悔婚再嫁他人者，歸前夫”。景泰年間就有一例：都督呂毅男瑛與指揮使葛覃妹定婚，后瑛調職山海衛，別娶他女成婚。葛覃無奈在妹妹三十歲以上時將其嫁與一南京千戶，已生兒育女。呂于是告葛氏悔婚，兩家打了多年的官司。此案中雖然原告呂瑛悔婚在先，但法官并沒有追究其悔婚的責任。排除此案司法運作中的非正常因素，可以推斷：男家悔婚另娶不一定受到法律的制裁，反可以憑婚約導致后婚無效。

（三）女方解聘

如果男方沒有悔約，而女方欲解聘，應首先征得對方同意，由男方寫立“休書”，并退還男方聘禮，才算正式解除婚約。或可直接退還聘禮，但如未索要休書，無文書可據，往往引起糾紛。萬歷年間吏部侍郎趙用賢女兒曾與御史吳之彥男定婚，后因二者政見不同，吳與趙絕婚，趙遂封還原聘禮，吳御史接受后沒有索要休書。后此事成為黨爭事由，輔臣就此責備趙“絕婚輕易”。可見女方欲解除婚約必須依照規定的程式進行。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女方貪圖聘財，悔約、一女兩聘的案例非常常見。明律根據兩種不同情況分別加以調整；未成婚的，杖70，已成婚的，杖80。后來與女方定婚的，知情與同罪，財禮入宮，不知者不追還財禮。至于女子歸屬，法律規定：女歸前夫，前夫不愿者從后夫，但要倍追財禮給還前夫。

明清律學家對法規中女子歸屬問題頗有異議，薛允升認為：“此條便覺混淆不清”，認為“無應行離異之文”，應“仍許后夫為婿”，“謂已成婚者，亦應追歸前夫，則不近情理矣”，反映了明清時期對此類案件的基本看法。實際上地方官在審案時，一般依據“未成婚者歸前夫，已成婚者歸后夫”的原則。明末寧波府推官李清即據此斷案，案情如下：

沈應用年暮無嗣，以宗侄沈之龍為嗣，以養女樓氏許婚。沈應用死后，其妻轉將女許給胡家，得聘禮十二兩。

李清認為樓氏固“有主羅敷”，幸與胡男未及成婚，故為樓沈二人主婚，并還胡氏聘禮十二兩。此案關鍵在于樓氏女“幸黃花未折”——后婚并未成事實，所以維持前約。

若男女已成婚則按照從“后夫”處理，案例如下：千戶黃春將侄女黃三許彭謙侄彭俊。成化十六年十二月黃三與李華備禮成婚。被彭家告發。沈陽中衛審結如下：

所犯合依男女定婚之初若再許他人已成婚者律，杖八十？彭俊執稱不愿黃氏為婚，另行娶妻。

于李華名下，倍追財錢銀三兩給還彭俊收領，將黃氏斷給李華。與李清審理“姻變事”相比，此案適用法律更為準確。

綜上所述，明代定婚制度總體而言是對唐代以來封建社會婚姻立法成果的繼承，但是其中的某些構成要件如寫立婚書、雙方自愿意思表達一致等原則與近代資產階級倡導的婚姻契約原則、意思表達一致等在形式上至少是相符的。同時，相對唐律中的規定而言，違法所受懲罰的刑等要低一等，反映了封建社會末期對人身關系束縛的松懈，符合近代“從身份到契約”的法律發展方向。故筆者認為明代定婚法律規定中的進步因素可以視為中國近代婚姻立法的萌芽，也表明中國古代的婚姻立法在緩慢地、自覺地朝著近代婚姻立法前進。

第二篇：淺論明代監察制度

淺論明代監察制度

我國監察制度源遠流長,最早可溯源于殷商和西周。從秦代開始,正式置御史府,秦漢以后形成制度。魏晉以后,制度日臻完備,至隋唐時期,監察制度開始法律化、定型化,日趨成熟。宋元時期,監察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到了明朝,隨著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日益向極端的君主專制方向發展,封建監察制度也更為完備和嚴密,為明朝統治樹起了一根支柱。明朝監察監督機制有其獨特之處,但亦因時代存在許多局限性。

一 演變

明朝的監察制度，大體上包括了御史制度、言諫制度、地方監察制度、法律制度等，這些制度大都由前代沿襲而來，到明代逐步完善。明代統治者總結了歷史上歷代治理國家的經驗，尤其是吸取了元朝滅亡的教訓，對于官吏的監督與糾察、強化“天子耳目”的作用有著深刻的認識。使明代的監察制度經歷了一系列的演變。

其一，御史制度上的創新。明初曾一度效仿元制設御史臺，掌監察，之下亦效元制設殿中司和察院，成為國家三大府中尤為重要的。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撤銷御使臺，正是創設督察院，兩年后又對其內部機構設置進行了調整，從而完成了臺、察合一的制度創新。建文帝明世祖等后繼者也進行了相應的改革。都察院是專門負責維持封建國家機關以及官吏綱紀的部門，“職責糾劾百官，辯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1]成為全國最高監察機關，總攬全國監察事務。它是正二品衙門，其主要工作人員是各種御史。主官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其下有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1111都御史各兩人（正五品），以地區劃分的十三道御史若干人（正七品）。他們按地區和業務分工，負責對全國各方面的監察工作，權力甚大，無所不監。因此在人選和任用上，明朝極其慎重，要求也非常嚴格。督察院的御史是最直接維護朝廷封建統治利益的人物，所以他們的職級雖然較低，但權力很大，這強化了中央對百官的監察權力，旨在使各衙門不能獨斷、加強皇權，促成了明王朝高度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之制度的建立。

其二，言諫制度上的發展。1367年，朱元璋承襲宋元舊制設給事中，洪武六年始分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六科給事中初設，至洪武二十四年以后逐漸定型，這成為明代監察制度的一個重要發展。假如說，督察院的御史著重監察全國官吏和一般機關，那么六科則是對六部的業務進行對口監察，二者不相統屬，可互相彈劾。每科各設都給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給事中各一人（從七品），給事中四至十人不等，其職責是“常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2]因為六部是全國最高的行政管理部門，所以六科一對它們的監察作為主要職責，對封建地主政權來說是有其必要性的。六科給事中的威權與御史相近，但其專門化的業務監察，要求工作尚在進行當中便發現并糾正其可能的危害，消滅可能造成的損失。當然，明朝對其人選也是要求很嚴格的，按規定，一般是“在各衙門辦事進士及歷俸二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縣三年考滿到部者”。[3]同時明朝也很關注給事中的考核，七品小官，其升降都要由皇帝來定度。可見，明朝大量設置臺諫官，一方面是為了維護皇權以防止權臣跋扈，另一方面則為了加強中央與地方的聯系，以便于對內外百官行使皇帝的權力。

其三，地方監察制度的完善。明代地方行政層級工分三級，監察機構也與此相對應。朱元璋稱帝前就在全國13個行政區內分設按察司，并在其下設41個按察分四。按察司為地方最高監察機構，相對于都監察院又稱“外臺”，雖隸屬于中央的督察院，但其行事有一定的自主權。洪武二十四年敕“懿文太子巡撫陜西”[4]，始創巡撫之制。宣宗時期派遣巡撫“巡行天下，安撫軍民”，已成定制。這些巡視地方的監察官員若兼領其他專項事務，則稱總督提督等。到明中期前后，因某種需要，這些特殊的官名已發展為固定官職，如憲宗五年（1469 1

年）始設兩廣總督；宣宗宣德年間在關中、江南等地專攝巡撫，都成定制。這樣，總督巡撫監察專項事務的制度得以完善。主要由按察司督撫及監察御史出巡地方（巡按御史）等互不統屬但相輔相成，形成縱橫交錯、組織嚴密的地方監察體系。

其四，法律制度上的貢獻。從朱元璋開始，明朝歷代統治者制定并完善了監察法規，為一部正式的監察法規的出臺奠定了基礎。公元1439年正式頒布了《憲綱條例》，對監督官的地位、職權、選用、監督對象及行使權力的方式和監察紀律作了詳細的規定，成為明代有深遠影響的監察法規，并為弘治時《大明會典》的出臺打下了堅定的基礎。“重典吏下”、“明刑弼教”的法律制度成為明代監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上是明朝監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再加上“考滿、考察相輔而行”的考核制度，廠衛秘密監察的特務制度等，共同構成了明暗結合的監察網。這樣，督察院、十三道監察御史、六科各司其職，又互相糾察，再加上監察法規的輔佐，使明朝的監察制度十分嚴密。

二、獨特之處

明朝監察制度健全,地位突出,監察內容非常廣泛,與明以前的各朝代監察制度相比有其獨特之處。主要表現在:1.監察權相對獨立 我國監察權相對獨立,由來已久,到了明朝,其獨立性更強。明朝十三道監察御史形式上要受都察院的節制,但行使職權時,往往可以撇開它而獨立行動,直接受皇帝節制;六科給事中更是獨立一署,直接就六部事務向皇帝上奏。同時,御史的委任權屬皇帝,而不是吏部。這就保證了御史在行使權力時不受干擾,而具有權威。2.監察范圍廣泛,權大威重 明朝上至官府,下至民間,無一不在監察之中。監察權的監察范圍很廣泛,行政、司法、軍政、警政、財政、教育、考試及一切朝令和祭祀的典禮,都要受到監察。最突出表現在:(1)監察范圍涉及思想和學術領域;(2)擁有很大的司法權,明朝六科給事中輪值時握有一定的案件終審權,巡按御史亦可直接查處違法失職官吏;(3)對官吏的陟黜任免有相當大的法定議定權。另外,明朝監察御史都有“風聞彈奏”和“大事奏裁、小事立斷”[5]的特權,因此,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彈奏懲治官員。3.位卑權重,祿薄賞厚 明朝監察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秩低,僅為七品、從七品之職,有些甚至是秩僅九品的芝麻官,但他們上至規諫君主,奏劾勛戚舊臣,下至黎民百姓,均在其糾彈范圍之內。監察官員的地位很微妙,位卑但賞厚,御史工作有成績,則可以超擢為三品組織按察使。明朝顧炎武對此有所評價:“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6]。事實是,位卑則吝惜官位之念輕而敢于斗爭;權重則執行任務不受阻礙而易于立功;賞厚則立功之心切而勇于奮進。故此明朝御史都能行其職權,不避權貴。4.監察制度嚴格,不避權貴親屬 明朝監察制度嚴格,監察監督官員多能秉公執法,對貪官污吏,懲處甚嚴,有些甚至剝皮示眾。對于皇親國戚,亦不寬容。宣德時,直隸巡按白圭彈劾武定候郭鉉縱容家人搶占民田、拆毀民居、掠奪天津、屯田千畝一事,郭鉉雖獲寬宥,其家人卻受到嚴厲懲處。更難能可貴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不避權貴親屬,堅持實行“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原則。附馬都尉歐陽倫,是朱元璋女兒安慶公主的丈夫,洪武末年,他幾次遣家人違禁販運私茶,“所至絳騷,雖大吏不敢問。有家奴周保者尤橫,輒呼有司科民車至數十輛。過河橋巡檢司擅捶辱司吏,吏不勘,以聞”[7]。朱元璋不以至親曲宥,下令賜歐陽倫死,周保等伏誅。

5.慎重人選 明朝監察官員位卑權重,因而吏部、都察院,甚至皇帝對其人選非常重視,除有嚴格的選任、考課、簽轉制度規定外,對監察官員本身亦有嚴格要求,如清廉耿介、剛正不阿、富有學識、熟諳法令,能表率官常,識達大體等等。明朝言官大多由學識淵博者充任,這保證了監察官員較高的素質。因此,他們能對朝廷大事和皇帝的過失,多所匡正。6.對監察官員規定嚴格紀律并制定互監制度 監察官員權力很大,在其行使職權時,并有法律保障。但也并非任其無限發展,而是有所制約。《大明會典·卷二零九》對所有監察官員都有數條規定,內容多為“紀律”與“處務”方面。如禁囑托,“凡都察院官及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吏人等,不許于各衙門囑托公事。違者如常人加三等,有贓者,從重論。”核公文:“凡監察御史,行過文卷,從都察

院磨勘。按察分司行過文卷,聽總司磨勘。如有遲錯,即便舉正,中間果有枉問事理,應請旨者,且實奏聞。”糾不當:“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巡歷去處,所問公事,有擬斷不當者,監察御史、按察總司,隨即改正。當該吏典,罪之如律。仍將原問御史及分司官,擬斷不當事理,具奏,得旨方許取問。”察善惡:“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巡歷去處,所聞有司等官,守法廉公,廉能昭著,隨即舉聞。若奸貪廢事,蠹政害民者,即便拿問,其應請旨者,具實奏聞。若知善不舉,見惡不拿,杖一百,發煙瘴地面安置,有贓從重論。”[8]7.特務監察的出現 歷代封建皇帝都不同程度地任用特務,秘行伺察,以加強對官吏的控制和人民的統治。但是,把特務監察組織作為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始自明朝。這種暗訪的監察形式的出現,標志著明朝專制主義統治的極端發展。監察制度至此,機構完備,上下相維,左右交錯,明暗并行,全國人民都處于一張以皇帝為總綱的監察網之中。

三、評價

明朝監察制度是在總結歷代監察制度的基礎上,發展并完善的。它無論在組織機構、官員的設置,還是職權范圍等方面,都進一步完備、系統、嚴密、簡便和規范。這一嚴密的監察制度一方面加強了對各級官僚機構全面的行政監督，有利于社會秩序相對安定；一方面直接參預并予以監控官吏的選拔、簡任、考察等方面，對于整肅吏治、提高官員素質有重要作用；而且，言諫官諫天子、糾朝廷，也樹立了秉公辦事的典范。然而,由于整個封建政體的腐朽,監察制度本身也無一例外地弊端叢生,這使其具有更大程度上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如下:1.皇權高于一切 我國長期的封建制度,其建立與發展與皇權膨脹息息相關。明朝監察制度的發展與完善,即是明朝中央集權的產物。這樣,明朝監察制度本身只可以附庸皇權為最高原則,監督和制約皇權以下的官吏,很難從根本上觸及皇帝。明朝御史和言官的職權、任免、考察、黜陟,都取決于皇帝的個人意志,其權力來自皇權。他們直接對皇帝負責,正所謂“御史糾彈,皆承密旨”[9]。遇到開明的君主,監察機關有時尚可成為“糾百官罪惡之司”。即便明君,亦往往憑個人好惡恩怨親疏阻止監察工作的正常運行。如果遇到昏君奸臣當道,時局動蕩,法制敗壞,監察機關則往往成為包庇貪官污吏和制造罪惡之司了。嘉靖皇帝就曾多次駁回御史、給事中的彈劾,對嚴氏父子一味袒護。正德皇帝時,宦官劉瑾專擅朝政,殘害百姓,長期逍遙法外。萬歷時張居正控制下的監察官員從來只糾察對張居正不利的人,這樣使得監察機關的工作大打折扣。至于在皇權專斷之下,正直敢監的監察官遭殺身之禍的情況更比比皆是。嘉靖三年,群臣因諫諍大禮事件,廷杖豐熙等134人,被廷杖死者16人之多。明代前期,皇帝開明,言路稍寬,監察官能較好地直言糾劾,因此升遷多而貶謫極少。到了中后期,由于皇帝昏庸,宦官干政,廠衛猖獗,閣臣傾軋,黨爭紛起,監察權不斷削弱。雖然他們仍能恪盡職守,但大多數慘遭誣陷入獄、貶謫。正因為監察制度以“為君盡忠”為宗旨,因此監察制度的作用大小,都取決于皇帝的開明程度。2.御史職權過大 明朝御史“代天子巡狩”[2],權力極大。與地方承宣布政使平列,威福尤過之,每至府縣,官吏晉見時,須行跪拜禮。這不僅干擾了地方行政機關職能的發揮,而且為御史濫用職權、貪污受賄提供了條件。另外,監察官范圍涉及到了思想學術領域,加強文化專制主義,大興文字之獄,使得社會噤若寒蟬,萬馬齊喑,讀書人只得俯首聽命,無所作為;而且對于思想言行的監察也損害了監察制度本身的嚴肅性、確定性和規范性。更有甚者,明朝御史有“風聞言事”的特權,這雖然對一些御史有某些督促和鼓勵作用,但卻對另一些御史不負責任地攻擊他人提供了法律保障。這樣一來,冤濫無辜,生靈涂炭的情況時有發生。明成祖時,御史陳瑾劾治建文死難臣子,株連數百余家,許多御史皆掩泣,而陳瑾卻說“不治此獄,則吾輩無名”,其無法無天可見一斑。這種特權使監察工作失去嚴肅性。明代學者邱浚對此曾進行評論:“風聞言事,此豈治朝盛道之事哉!??茍不察其有無虛實,一聞入言,即形之奏牘,置之憲典,嗚呼!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哉!”3.以附庸皇權為己任的監察制度無法擺脫自身腐化的趨勢 不法的監察官員貪污納賄,威福任情,嚴重影響著監察機關職能的發揮。這種情況在明

中葉后,表現得尤為突出,許多監察官員常有考察不實,敷衍塞責,舉劾不公,攀附權貴、巧取豪奪、搜刮民脂民膏之事發生,到崇禎年間,吏治敗壞到了極點。大臣梁廷棟曾奏稱:“朝覲、考滿、行取、推升,少者費五六千金。合海內計之,國家選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數百萬。巡按查盤、訪緝、饋遺、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天下計之,國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萬。”[10]這種情況使得監察官根本不可能有效地完成其監察任務。4.監察官員參與朋黨派系之爭 隨著明朝封建政治的腐敗,統治集團中經常出現黨爭。嘉靖以后,門戶朋黨之爭尤其激烈,監察官員也都卷入了這些政治斗爭,充當黨同伐異的鷹犬。天啟年間,東林黨與閹黨之間大規模的“京察”、“大計”之爭,幾乎把全國所有的官員都卷進去了。監察官員的卷入,不僅使監察機構的作用流于形式,言官重于空談、輕于實政,而且加速了整個封建官僚集團腐敗的程度。后來有些監察官員成為黨派的骨干,更擴大了黨爭規模。明中葉后,隨著監察機構的積重難返,整個官僚肌體嚴重腐爛,最后走向滅亡。

四、小 結

在明朝二百多年的統治中,日漸完備的監察制度對明朝政治系統進行監控調節,平衡政治、經濟諸方面關系,保證龐大的官僚政治機器能夠按照封建制度的運行軌道運轉,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監察權相對獨立;監察范圍廣,權大威重;位卑權重,祿薄賞厚、監察制度嚴格,不避權貴親屬;對監察官員規定嚴格紀律并制定互監制度等特點,對于今天發展完善我們的監察制度,依然可資借鑒。然而,明朝的監察制度的弊端也是明顯的。如監察御史組織上屬于都察院，卻不受都御史節制，而是直接對皇帝負責，這就嗇了都御史監督百官的難度。另外，地方上既有提刑按察司，而同時又有巡按、巡撫之職，使得在執行監察工作時，必然出現相互項撞或互相推諉的現象。還有，明朝的監察法規雖然不少，可是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機構如東廠、西廠、錦衣衛等，根本不受監察機構的節制，也不把監察法規放在眼里。這些人既是皇帝的寵信，自可無法無天，橫行天下，致使一些監察官員反而成了這些特務機關的鷹犬，使監察法規的效用遭到更大程度的破壞，終于出現政治腐敗的局面,皇權高于一切等制度的致命缺陷,使得明朝的監察制度舉步維艱,很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最后,隨著明朝整個封建統治肌體的腐朽而走向滅亡。

第三篇：定婚協議書

訂婚協議書

甲方：

身份證號碼：

乙方：

身份證號碼：

鑒于：

1.甲方為中華人們共和國享有永久居留權的合法成年男性公民，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以下簡稱“婚姻法”）規定符合結婚法定條件；

2.乙方為中華人們共和國享有永久居留權的合法成年女性公民，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并根據婚姻法規定符合結婚法定條件；

3.乙方承諾在未來三年內合適時機與甲方根據婚姻法以及本協議約定的條件程序與甲方結成合法夫妻，甲方同意乙方承諾并給予乙方無保留的等同承諾。

為了實現上述甲乙雙方結為合法夫妻之目的，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本著男女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則雙方經過友好協商，根據婚姻法以及相關法律規定，在沒有第三人干涉的條件下訂立本協議，以資鼓勵兩位年輕的協議當事人。

第一條 關于訂婚

1.本協議簽署行為，即視為甲乙雙方訂婚行為，本協議生效后，甲乙雙方即為未婚夫妻，甲乙方有權在本協議生效后任何時間書面通知對方行使結婚權利，對方應予以充分有效的配合

3.本協議生效后，甲乙雙方不得以諸如婚姻自由、父母反對等任何理由悔婚；

4.本協議第一條第1款約定的取得結婚證明特指經過合法程序，甲乙雙方取得有關部門婚姻登記機關頒發的合法結婚證明，諸如在人大西門購買虛假結婚證行為不在本協議約定的范圍之內，對方無配合之義務。

第二條 關于結婚

1.甲乙雙方依據本協議第一條約定行使結婚權利，應以書面通知形式予以對方充分的通知并給予對方以充分履行時間；

2.甲乙雙方任何一方接到對方書面通知后，應在接到通知后六十日內將結婚登記的完備手續備齊，并親自與另一方取得民政機構的合法婚姻證書；

3.甲乙雙方取得婚姻證書后即為履行本協議義務，不受婚典形式等約束，關于婚典舉行的方式、地點以及費用標準由甲乙雙方另行協議約定；

4.甲乙方依據本協議之履行義務結為合法夫妻后，依照婚姻法規定享有權利，乙方另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護法》規定的關于婦女的其他合法權利；

5.甲乙雙方婚后生活中應本著相親相愛、互相尊重共同進步的原則生活，均負有共同營造浪漫溫馨社會主義現代家庭之義務。

第三條 甲方承諾

1.甲方為依據中國法律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之公民，并在本協議簽署前未與他人簽署過類似協議以及與任何第三方有過類似安排；

2.甲方已經取得簽署本協議簽署一切必要之授權，保證本協議簽署為本人真是意思表示，并未有被對方以及任何第三方脅迫等違背真實意識表示之情形；

3.甲方承諾本協議簽署之后，繼續盡最大努力照顧呵護乙方，不得有半點怠慢之跡象以及行為，不得對任何第三方有情感關系之跡象以及行為；

4.甲方承諾嚴格履行本協議項下約定之義務。

第四條 乙方承諾

1.乙方為依據中國法律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之公民，并在本協議簽署前未與他人簽署過

類似協議以及與任何第三方有過類似安排；

2.乙方已經取得簽署本協議簽署一切必要之授權，保證本協議簽署為本人真是意思表示，并未有被對方以及任何第三方脅迫等違背真實意識表示之情形；

3.乙方承諾本協議簽署之后，繼續盡最大努力接受甲方呵護及殷勤，不得有任何刁蠻、不

可理喻等行為，甲方過錯或照顧不周情形除外，亦不得對任何第三方有情感關系之跡象以及

行為；

4.乙方承諾嚴格履行本協議項下約定之義務。

第五條 違約責任

1.甲乙雙方違反本協議約定，即視為違約，應承擔違約責任，違約方在違約情形出現后，應負責守約方今后的一切生活開支；

2.承諾作為甲方履行擔保人，在甲方出現違約情形時，負有教誨、威脅甲方繼續履行義務

并對甲方應支付的違約金的支付承擔連帶責任；

3.承諾作為乙方履行擔保人，在乙方出現違約情形時，負有規勸、誘騙乙方繼續履行義務

并對乙方應支付的違約金的支付承擔連帶責任。

第六條 爭議解決

甲乙雙方若遇無法協商解決的分歧，任何一方均可提起仲裁或者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

訴訟，乙方同時有權向居委會婚姻家庭協調辦公室或婦聯等相關部門進行申訴。

第七條 后續立法

除非國家法律、法規有明文規定或甲乙雙方用書面明確表示，后繼立法對本合同無追溯力。

第八條 協議的解除

本協議在以下情形予以解除：

1.甲乙雙方協商一致并書面予以確認的；

2.甲乙任何一方在對方未行使結婚權利前，喪失民事行為能力的；

3.甲乙雙方出現婚姻法規定的不予結婚的情形的。

第九條 本協議未盡事宜，由雙方另行簽署補充協議約定，補充協議視為本協議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條 本協議一式兩份，雙方當事人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一條 本協議自雙方當事人簽署后生效。甲方：

乙方:

簽約日期：2010年月日

第四篇：試述明代漕運制度變革

試述明代漕運制度的變革

摘要：漕運，是指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內陸交通運輸系統，主要是指由南向北，通過京杭運河運送官糧、軍糧以及重要的大宗物資到達封建王朝統治中心的系統性工程，包括開發運河、制造船只、征收官糧、軍糧等，廣義的漕運還包括海運。漕運萌芽于秦漢，興盛于唐宋，而明代則是漕運管理制度變革較為頻繁的時代，對于研究漕運制度沿襲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明清時期是漕運高度發展、制度漸趨完備的時期，明代漕運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明朝對漕政管理極為重視，建立了從朝廷到州縣的管理機構，“行漕法規”也得到健全和完善，產生了支運、兌運和直達制度。

關鍵詞：明代漕運；陳瑄；制度變革

一、明代漕運變革的背景

明初的漕運，一開始就置于武將領導的軍事系統中。明開國金陵，貢賦由長江抵達京師，既近且易。然而，退居漠北的蒙元殘余勢力始終是明帝國的心頭大患，加上遼東苦寒，地曠人稀，就地取食委實不易。明太祖為經營北方，將南方的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往北方前線，便繼續沿用了元代行之有效的海運。于是“海運餉北平，遼東為定制”。從洪武元年北伐開始的全國性大規模漕運，到洪武三十年軍屯興起，遼東糧餉盈余而暫時中止，洪武年間的漕糧海運可謂連綿不絕。當然，朱元璋對于武人督漕也并非完全沒有顧慮。洪武中，嘗置京畿都漕運司，設文官為漕運使，但旋即而罷。永樂四年，開始海陸兼運。永樂九年，會通河浚通，以元代大運河為主體的南北漕運要道重新暢通起來，海運開始衰落。永樂十二年閏九月，海運遂正式被廢棄。此后直至明亡，盡管還有小規模零星的海運存在，但明代漕運進入以大運河為主導的篇章已是不爭的事實。

[1]

二、明代漕運制度變革的原因

古代運河的一項主要功能就是政府組織轉運糧食，以滿足國家正常的行政開支和皇室消費，這就是通常意義上的漕運。因此，大運河在古代又被稱為漕河。明朝政府將元代改造取直后的京杭大運河進一步疏通，通過構筑山東境內號稱“水脊”的南旺分水工程，使京杭運河具有了真正意義上貫通南北的航運價值。此后，京杭大運河成為明清政府經濟流通和政治統治賴以維系的交通生命線。為了確保這條生命線的暢通無阻，明清歷代王朝幾乎是不計成本地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給以保障。其中一個重要表現，便是對運河事務管理的漸趨 [1]《明史·食貨志》。規范和加強。隨著京杭大運河的南北貫通，運河航道治理 維護的重要性在某種程度上比漕運本身更顯重要且更加棘手。因此，明清政府改變了以前由水政部門管理或由 漕運官員兼理河務的現狀，專門設置了直屬中央的京杭大運河地方管理機構——漕運總督。

三、明代漕運制度變革的奠基人——陳瑄

明清時期是漕運高度發展、制度漸趨完備的時期,而對明代漕運貢獻最大者當屬陳瑄。陳瑄以武將出身,總統漕運三十余年,為第一任漕運總兵官。他在任期間所做的通河、鑿渠、運糧、建倉、置舍等工作,奠定了明清漕運的基石。

陳瑄(1365-1433年),字彥純,今安徽合肥人。其先祖為元末明初農民起義軍的領袖陳友諒。父陳聞死后,瑄襲其職。陳瑄英勇善戰,公元1402年,“太宗文皇帝舉兵靖內難至江北,公知天命有歸,即率舟師迎濟”[,使成祖得以順利渡江打下南京。成祖念其功勞甚重,“封

2]平江伯,食祿一千石,賜誥券,世襲指揮使”。初期,明王朝曾經設立過漕運史,可是后來取消了。直至永樂元年,成祖仿照元代海運萬戶府舊制,設總兵、副總兵統領官軍督海運。因海運路途遙遠,且有倭寇海盜搶掠,必須有大批士兵隨船護衛，所以就由武官督查海運，同時，陳瑄因其赫赫戰功與關鍵時刻的迎降,得到了成祖的信任,加之在擔任成都右衛指揮同知時,曾修理過都江堰,具有一定的治水經驗,因此成為第一任漕運總兵官的最佳人選。

陳瑄在職期間做了一系列對明朝漕運有壯舉的事情。逢宋禮治理會通河成功，朝廷商議罷免海運，仍以陳瑄負責漕運。陳瑄建議造兩千余小船，初步運輸兩百萬石，之后達到五百萬石，使得整個國家解決糧用。當時江南漕運須經水道抵達淮安，然后靠岸卸糧，改陸路經過大壩，再裝船經淮河抵達運河，其過程花費巨大資金。而此時，黃河已奪淮河河道，運河也受到黃河淤泥影響。三河河水混入洪澤湖，水流不明，漕運極不安全。陳瑄遍訪鄉間父老后，于永樂十三年，上疏建議自淮安西側的管家湖起，開鑿二十里河渠為清江浦，使得湖水進入淮河，并筑堤十五里以提高船只運輸能力，且修筑四個大閘以適時泄洪，此省去大量經費與危險。此后，他又主持疏浚徐州至濟寧的河道，又修筑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的長堤，并鑿開泰州白塔河直通長江。此外還在高郵修建湖堤，并在湖堤內修建四十里水渠。從淮河至臨清千里長的運河上，建閘四十七處，并在徐州、臨清、通州皆設置糧倉，以便于轉運。在考慮到漕運船只擱淺情況，其從淮安至通州中設置五百六十八處觀察點，并派遣官兵駐扎以引導船只避免擱淺。此外又在運河旁鑿井，以方便行人。其在任三十年，所規劃的運河改造方案及其治理，“精密宏遠，舉無遺策”。

[4]

[3]

四、變革后的明代漕運制度

明代漕運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明朝對漕政管理極為重視，建立了從朝廷到州縣的管 [2]楊文敏集(卷25)[M].[3](清)張廷玉.明史(卷79,卷85,卷86,卷89,卷149)[M].北京:中華書局,1974.[4] 《明史·卷一百五十三·列傳第四十一》：慮漕舟膠淺，自淮至通州置舍五百六十八，舍置卒，導舟避淺。復緣河堤鑿井樹木，以便行人。凡所規劃，精密宏遠，身理漕河者三十年，舉無遺策。理機構，“行漕法規”也得到健全和完善，產生了支運、兌運和直達制度。

明初，置京畿都漕運司，設漕運使掌管。后廢漕運使，置漕運府總兵官。景泰二年(1451年)始設漕運總督，與總兵官、參將等同理漕政。明永樂十三年(1416年)以前，漕運由糧長和里長等民役完成。會通河重修之后，漕糧遠距離運抵北京，“民解”難以完成，于是明朝采用了支運法，由民戶和軍隊相結合運糧。規定各地農戶將稅糧就近運到運河沿岸的淮安、徐州、臨清、德州等糧倉，再南編定的官軍分段沿河接運到通州。明宣德年問，因民役運糧耽誤農時，同時軍隊運糧又多空舟往返。宣德五年(1431年)，又推行了兌運法。即規定各地農戶將稅糧各自運到所在的州縣府，兌交給那里駐守衛所軍隊，由軍隊再沿運河一直運到通州。兌運法的實施，使官運的路程南移，民運的路程相應縮短。明成化七年(1472年)，又進一步推行直達法，規定由負責漕運的官軍直到河南漕糧府州縣碼頭領兌，直接運到通州，即由運軍赴江南、南京附近的水次交兌，農民不必親自赴淮、徐等倉交納但軍運路程延長農民需要付給運軍的加耗運費亦有相應增加。從此漕運由民運轉變為軍運，官軍運糧則成了南糧北運的主力。縱觀明代漕運制度的演變，民運部分日益減少，而軍運漕糧占主導地位，并最終取代了民運。

五、變革的進步和危機

明代漕運制度相比其他朝代而言是有很多改進之處的。首先，兌運法的實行，是明代漕運制度最重要的一次改革，它不僅奠定了明代遭運制度“定制”的基礎，而且對江南地區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兌運法的推行，在東南地區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據史料記載，宜德末期以后的二十多年間，東南地區“歲豐人和，訖可小康”，“東南數大郡，小民不知兇荒，兩稅未嘗逋負。”東南地區激化了的社會矛盾得到緩和，原來走向崩潰的社會經濟逐漸復蘇，逋負嚴重的情況也消失了。兌運法在當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直達法是明代漕運方式不斷改進的產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可以說是比較完善的一種漕運方式。它基本上免除了農民的運輸之勞，又與軍有利，“軍既加耗，又給輕赍銀為洪閘盤撥之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事”堪稱軍民兩便。

同樣的，在帶有益處的同時仍舊存在著一些弊端。運行這樣一種漕運制度所需的費用是很高的。首先，漕糧本是賦稅的一種，但不論是民運還是軍運，它的運輸成本都相當高。對于民運而言，農民在交付漕糧的過程中不但要自己承擔運輸的費用，還要花去大量的時間，對于遠離北京的地區而言可能是一整年或者更多的時間。軍運的比例越來越大以后，農民在時間上有所節省，但付出的運費可能超出了漕糧本身，尤其是明代后來出現了名目繁多的加耗，使這一負擔越發沉重。就是說，無論怎樣，明朝政府為了獲得400萬石漕糧，必須花費甚至超過這一數目的運費，這是非常不經濟的。這筆運費除去被盤剝掉的行政費用，主要用于支付龐大的運軍和漕船開支。宣德以后，明代的漕運官軍維持在12萬人上下，漕船則 [5]鮑彥邦在《明代漕糧制度》第55～60頁中對這些加耗進行了研究。

[5]保持一萬一千艘以上的數字。這與每年400萬石漕糧的定額下，規定的四百料淺船用軍十名的情況基本吻合。然而，漕船的使用有一定年限，還有在途中損壞的情況，即使以每十年更新一次計，明政府每年也都要修造大量的漕船。這就需要大量的木材等物料。而且由于運河并不總是有水能夠通航，所以運軍必須在規定的時間中完成運糧的任務，加上兌糧和修理運船，就使他們長年被束縛于漕運這項工作之中，很少還能負擔軍事職責。所以，明代的漕運制度不僅費用驚人，而且還消耗了國家大量的軍事實力和自然資源。

[6] 小結：明朝的漕運和前朝相比，不得不說有著非常大的進步。無論是官職、運輸方式或者是結構系統都有著無可比擬的超越性和進步意義。雖然，漕運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弊病，但是就實際情況來看，漕運還是適應當時的實際情況的，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著無可代替的作用。

[6] 參考鮑彥邦《明代運軍的編制、任務及其簽補制度》，《明代漕運研究》，第144—160頁，特別是第144—147.

第五篇：明代官員的休假制度

明代官員的休假制度

明代官員的休假制度既是當時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又是社會生活的組成部分。明代官員的假期包括：例假、賜假、事假和病假。

官員的例假即法定的休息日，包括法定的假日和節日。法定的假日也稱為休沐。《明史·選舉志》載，庶吉士五日一休沐，假如他們要在休息日出行的話，還有太監和衛士隨從服侍。就明代的休假制度而言，庶吉士似乎是一個特權階層，除此之外，尚沒有史料能表明其他的階層也有五天一休沐的待遇。國子監的學生每月初一和十五休假，如《明史·選舉志》中所說，“惟朔望給假”。皇太子和諸王們同樣是朔望給假，其余的時間都要堅持讀書寫字。明以前，有些朝代實行旬假制度，官員們十天休假一次。旬假制度對明代也有影響，《明會要》卷44記載，明宣宗曾仿照古制，在每年歲首的時候，許百官旬休。法定的節日也是國家規定的休息日。據萬歷《明會典》卷80“節假”條載，明代有元旦、冬至和元宵三大法定節日。元旦從初一開始，文武百官放假五天，冬至節從當日開始，放假三天。永樂七年（1409）春，成祖朱棣定元宵節從正月十一日開始，為期十天。元宵節放假的規定從此開始，并成為定制。法定的節日和假日里，官員們一般都要休息，特殊情形下，他們仍要辦公。比如明成祖朱棣定元宵節假十天，同時又規定遇外官進京考察的年份，吏部、都察院和吏科相關人員都不能休假。弘治三年（1490），全國處處災荒，明孝宗命文武百官修身反省，取消第二年元宵燈節，像這樣因為異常或災荒而取消元宵燈節的情況在明代多有發生。

皇帝賜假沒有定制，完全是一種優恤和恩寵。洪武年間，朱元璋體諒鎮守皇城城門的衛士日夜勞苦，準許那些父母俱病、家無余丁的衛士們回家侍養，等父母病愈后仍進京鎮守城門。《皇明詔令》卷9記載，宣德年間，“寰宇肅清，時和歲豐”，宣宗曾五次在法定的節日之外賜假給文武大臣。兩次在冬至節三日假期外，賜假七天，共給假十天。三次在元宵節十日假期之外賜假，其中宣德九年（1434）元宵節假長達一個月。皇帝還經常賜假給一些得寵的大臣。張居正回鄉探母，返京后，萬歷皇帝對他百般慰勞，賜假十天讓他休息調整。張在朝廷的地位無人能及，因此所受恩寵也無人能及。

明代官員事假的范圍很廣泛，省親、祭祖、遷葬、治親生父母喪、送老親、送幼子以及完婚等都可作為事假的事由。通過萬歷《明會典》卷5“給假”條可看出，明代的事假制度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有一個不斷演變發展的過程。請假手續：洪武年間，內外官吏欲請假省親遷葬的，都要自行備文上奏，由皇帝定奪。此后的兩百多年間，明代官員請事假的手續基本如此。到隆慶五年（1571），南北兩京請事假省親、送子、遷葬的官員，改由本衙門的掌印官“勘實代奏”，方能準假。隨后又規定在掌印官中無人代奏的情況下，準許官員自行上奏。在此之后，請假手續再無大的更改。

資歷限定：明初，官員請事假并不注重資歷。宣德元年（1426），規定外官九年考滿到部聽選的，可以請假省親遷葬，升遷就任新的官職以后即不許，官員請事假開始有了資歷的限定。成化年間，對官員的事假資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京官離家十年的方許省祭；兩京文職官員中離家六年的，準請假省親。嘉靖后期，對官員請假遷葬也提出了須在三年考滿之后的資歷要求。

事假期限及違限處罰：明初，對官員請事假的期限以及違限的處罰并沒有統一而具體的規定，官員得到皇帝準假后，由吏部根據路程遠近來限定時間，違限日久不回的官員，送官府審問。到弘治年間，對官員的事假期限及違限的處罰有了具體規定：兩京給假回鄉省祭的官員，除往返路程外，準許在家兩個月。違限一年以上，停俸五個月，一年半以上，送交官府審問。“官吏監生妻故，送幼子還鄉”，經查實后，許在家兩個月，違限半年以上的，送官府審問。嘉靖時議準，遷葬官員違限三年以上者革職。

丁憂：文武百官請假為父母守喪，稱丁憂。丁憂不同于其他事假，一般沒有附帶條件，也沒有資歷的限定。丁憂的期限達二十七個月，不計閏月。有些官員父母去世，但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接替他的工作，皇帝就會“奪情”，特批他在任守制。但奪情是違背封建禮教的，因此常常會引起非議。萬歷《明會典》卷11“丁憂”條專門記載了丁憂的種種規定。

明代官員的病假制度分類之細致、手續之繁瑣、防范之嚴密都是前所未有的，萬歷《明會典》卷13“事故”條對此有詳細敘述。首先，針對不同的職務和職位做了細致的分類。明政府對京官、御史、五城兵馬司官員、進士、外官等分別實行不同的規范，他們所享有的病假權利也是完全不同的。

京官：明政府在建立之初，就明確了京官患病休假的權利，京官患病經查實之后，一般都能準假。

御史：明初舊例，在京的各衙門官員患病，都可以回原籍調治。天順初，英宗下旨：今后御史再不許養病、省親。此后，其他官員生病可以回鄉休養，御史患病的，只能留在京師自行請醫調治，不能請假回家養病，他們的病假權利基本被剝奪了。御史在京任職，大多沒有親人跟隨，患病之后無人請醫送藥，不少人因而病死。到成化年間，情況越發嚴重，湖廣道監察御史李麟、龔謙，河南道御史伍驥，都因患病不能回鄉，或者缺少醫藥費用，或者無親人照料，導致身亡。成化初，政府終于允許御史患病可以還籍調理，但只限于“久病”之人，御史病假權利只是部分地得到恢復。

五城兵馬司官員：按舊例，五城兵馬司官員患病，只準退休，不許請假。到隆慶五年（1571），準五城兵馬司官員養病，此時明王朝已建立二百多年了。

進士：進士患病，弘治時令在京調理，兩個月后仍不愈，經太醫院診斷后，由各辦事衙門官員會同辦事進士和醫士提供擔保，許請假回鄉調理。萬歷初，令患病進士在京調理三月，如果真病，由各辦事衙門掌印官親自驗實，才能準假。

外官：外官患病請假的權利有如曇花一現。洪武間令在外大小官員不許養病。成化六年（1470），奏準外官稱老病的，只能辭職。嘉靖二十三年（1544），奏準外官在任患病，可以回籍休養。萬歷三年（1575）再次規定，外官有病的照舊例辭職，外官患病休假的權利前后只維持了三十年。

其次，請病假的手續十分繁瑣。明代官員請病假的手續有三個重要步驟，即上奏、查驗和保結。患病官員首先要向皇帝上奏病情，請休病假，然后由有關部門核實病情，有時是先查實病情，后向皇帝上奏，有的還要由同鄉官和（或）同僚官提供擔保。當然不同的人員請病假的手續也有所不同。

京官告病：嘉靖年間規定由吏部查驗核實，隆慶時改為先呈送本衙門掌印官，經查勘屬實后，由同鄉和同僚官共同擔保，方準上奏。

各邊督撫、兵備等官患病：不許自奏，由巡按御史勘明轉奏。

御史養病：御史養病的權利于成化年間得到認可，到嘉靖年間，其請假手續多次反復。先是，巡按并別差御史，如果患病不支，不許自行上奏，由地方官員具實奏聞。后又規定巡按御史告病，必須回道自行具奏，由巡撫官員代奏的不準假。不久又改為御史在差患病，由巡撫或巡按官員代奏的，仍然準許回籍調理。萬歷時令巡按御史養病，由巡撫官代奏的，必須由都察院查勘屬實后，方準上奏。

最后，嚴厲禁止官員詐病混假和病愈不赴任。明代官員常常以休病假為借口，企圖獲得較高的職位或是逃避不愿就任的職務。《典故紀聞》卷17記載，嘉靖初有人指出，讀書人多沽名釣譽，以退為進，“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職業不舉，或因事權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輒假托養病致仕”，都是為“異日拔擢計”，并且“往往卒遂其所欲”。針對這種現象，明政府從事先預防和事后處罰兩個方面采取了強硬的措施。

事先預防：成化初奏準內外文武官員患病三個月以上，即日停發俸糧，等復職之后才能繼續領取。萬歷年間，明政府又規定京官請病假次數達到三次，就只許告休，不再準假。雖然對那些確屬久病不愈的官員，以上措施難免不公，然而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減少了借病混假、不辦理公務的現象。

事后處罰：即使政府嚴厲禁止，官員借病混假的行為仍然無法杜絕，因此事后處罰的規定也很重要。嘉靖年間，官員借病混假的現象特別嚴重，明世宗不得不親自過問，處罰的力度也一再加大。嘉靖初年，世宗下旨：大小官員凡是借故養親、養病在家坐等超升而不愿就職，都要革去職位，不許起用。后來干脆實行追問連帶責任的辦法，京官托故詐病，和病愈不肯赴任的，連同當初提供擔保的官員，都要罷職。除京官外，各處御史患病請假的，“或系推避，就令致仕”。隆慶時又規定，各邊督撫、兵備等官托病避難的，由該科和巡按御史參奏處治。

綜上所述，明代官員的休假制度十分完備，特別是事假和病假制度，既保障了官員的權利，同時也有效地減少了不法行為的發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