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1明代思想概況

明代思想

一 明代思想概況

1.明代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

每一種思想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為了探求每一種思想原理出現的原因，我們必須研究在每個世紀中，人們的需求、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由一切生存條件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系，這是研究歷代思想必須注意的問題。

朱元璋在元末大起義中，從一個義軍的戰士升晉為大元帥，并建立了一支有紀律，有戰斗力的武裝隊伍，經過南征北戰，終于推翻了元朝的統治，于公元1368年在南京建立了明王朝。他在攻克元朝大都以后，逐漸統一了中國。

明王朝的建立，朱元璋看到元貴族無度搜刮，肆意敲剝和常年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沉重災難，轉而采取與民“安養生息”的政策。他認識到，如果過分壓榨農民，便會激起重新暴動。他說：“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否則“弦急則斷，民急則亂”。他在告誡各級官吏不得橫征暴斂，貪贓枉法，肆意擾民。他認為“天下初定，百姓財力困乏，好比小鳥不可拔羽毛，新樹不可搖根，當今要政，在于安養生息。”為了使農民能夠生活下去，他便下令農民歸耕，允許農民開墾土地，免除三年稅租。還大興屯田，組織無田農民進行民屯，組織兵士搞軍屯。還注意興修水利工程。這些對于盡快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起了重要作用。

因此，在朱元璋統治三十多年中，明政府推行了某些適應生產的措施，經過廣大勞動人民的辛苦努力，而使農業、手工藝、商業都有了發展。當時全國各地的倉儲都極為充裕，據《明史?食貨志》記載：“是時，字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足見，當時政府儲備糧食較多。，到了明成祖、明仁宗時，社會生產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在政治方上，朱元璋總結了漢代以來歷代封建王朝衰亡的教訓，采用嚴刑峻法，嚴懲濫殺的辦法來加強自己的專制統治。他認為對自己有威脅的文臣武將，都是禍患，予以鏟除。即使那些輔佐他開國有功的文臣武將，也很少有誰能夠善終保全。朱元璋極力加強對封建專制統治，他的后代，繼承了他的衣缽，大搞宦官專權，特務統治，黨同伐異。整個明朝的政治，都是腐朽黑暗，明英宗統治以后，明朝便逐漸走上了衰敗的道路。

早在名宣統統治時期（1426-1435年），封建官僚地主、貴族、藩王、王室、皇帝就大量兼并農民的土地，如江南蘇州地區的官田占田畝總數的14/15，民田只占1/15。明英宗統治之后（1436-1449,1457-1464），腐朽本質愈加暴露，土地兼并空前激烈，皇帝帶頭圈地，在京內各地設置皇莊，掠奪土地。公元1502年，全國官田占田畝總數的七分之一。孝宗時，境內有皇莊5處，占地一萬兩千八百余頃。武宗時統治時期（1506-1521年），皇莊竟增至三百多處。除了皇帝之外，還有藩王，勛親、宦官及“權豪之人”、“勢要之家”等都大肆“強奪田畝”，霸占民田。如憲宗時期的宦官汪直占田兩萬余頃，武宗時期的宦官谷大用占田萬頃。外戚王源占田2200余頃。激烈的土地兼并，使大量農民失去土地，淪為佃農。在江南：是“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

隨著土地兼并的加劇，則是地租和賦稅的加重，以及各種徭役的增多，許多地區的農民辛勤勞動的果實，卻不夠繳納租稅，不少農民是“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除了均瑤、里甲和各種雜役外，官吏還任意加派，致使“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閑人戶亦令出銀，故一里之中，甲無一戶之閑，十年之內，人無一歲之息，甚至一家當三五役，一戶逼三四處”。在各種租稅、徭役和高利貸的打擊下，廣大勞動者已經無油水可以榨取了。在這種情勢下，雖然有張居正等政治家的改革主張和改革措施，一時緩和了當時的矛盾，但由于明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和來自塞北蒙古的貴族統治集團的不斷侵擾，而使明朝統治步入了頹勢。

明朝統治者為了維護其封建專制的統治，除了加強政治統治外，朱元璋還通過學校和科舉兩條途徑來培養和選拔統治人才。在京師設置了國子監，國子監的生員在官員的子弟中招收，由地方學校舉薦。國子監授課的內容，主要是朱元璋自己撰寫的《御制大誥》，再有就是《大明律令》、《四書》、《五經》，劉向的《說苑》等。除了《御制大誥》外，朱元璋還寫了《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等。內中列舉了所殺官民的罪狀，警告官民不要輕舉妄動，犯上作亂，要求廣大百姓老老實實納田賦、出差役，服從統治，任其壓迫。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下令：“今后科舉歲貢生員，俱以《大誥》出題試之。”禮部給國子監正官下文，要求嚴厲監督國子監諸生熟讀講解《大誥》，違抗者以違抗皇帝的圣令處罰。同時，欽定《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為必讀書目。朱元璋當面告諭國子博士：“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各級科舉考試，都在規定的學習范圍內出題，答卷只能根據指定的經書和注解做文章，并要用故人的語氣來寫，這種文章逐漸成為固定的格式，即八股文。這種以八股文為標準的取士制度，成為做官為宦的唯一途徑。八股取士的制度和方法，就是要求人們服服帖帖的按照皇家規定的條條框框去做事，不準學人有自己的見解和新穎的內容，其目的是加強思想文化專制統治和為明朝培養統治人才。2．明代思想的淵源及其發展概況：

明朝建立后，最高統治者為了加強思想統治，而大力提倡程朱理學，并把它奉為法定的官方哲學思想。

由北宋興起的理學，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這種哲學化的儒學，集中了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特點，對維護封建專制極為有用，經過宋、元、明時期的不斷發展，到了明朝，則成為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

明代統治者以“以理學開國”，使理學居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統治地位，因此，使學者非孔孟之書不讀，非程朱之學不講。明太祖洪武年間，解縉上萬言書，請奏休書，以關（指張載，張家居關中，世稱橫渠先生，張載之學稱關學），閩（指朱熹，朱熹曾講學于福建考亭，故稱閩學，又稱“考亭派“）、濂(指周敦頤，因其原居道州營道濂溪，世稱濂溪先生，為宋代理學之祖)、洛（指程頤、程顥，因其家居洛陽，世稱其學為洛學），上接唐、虞、夏、商、周、孔，作為治國之端，明朝開國伊始，并沒有把儒家思想和理學作為官方的統治思想，解縉的建議正是針對這個情況提出的。解縉認為，周、程、張、朱之書，濂、洛、關、閩之學，則是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學，而為太平制作之一端，故應將唐虞三代至周孔，下及濂、洛、關、閩之學書，“隨事類別，勒成一經”，作為統治思想。解縉的建議實為明代編纂、匯集理學著作的開端。

到了明成祖永樂十二年（1414年），胡廣等人奉命編纂了《五經大全》、《四書大全》，集合了宋元以來若干儒家學說，于此同時，又命胡廣等人編纂了《性理大全》。該書所采宋儒之說一百二十家，多為宋代理學家。其中自成卷帙（zhi）的有：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一卷，《通書》二卷，張載的《西銘》一卷，《正蒙》二卷，邵雍的《皇極經卷》七卷，朱熹的《易學啟蒙》四卷，《家禮》四卷，蔡元定的《律呂新書》，蔡沈的《洪范皇極內篇》二卷，采集諸家言論，分為：理氣、鬼神、理性、道統、圣賢、諸儒、學、諸子、歷代、君道、詩、文等十二個部分。明朝編纂的《五經大全》、《四書大全》、《理性大全》，并頒行天下，旨在“倡明六經之道，繼承先圣之統”，使“人皆由于正路”，“學不惑于他歧”，“家孔孟而戶程朱”、“佩道德而服仁義”。明成祖在三部《大全》的御制序和胡廣等人的進書表里的這些話，說明了他們的編纂目的。三部《大全》的頒行，標志著理學統治地位的正式確立。

從此以后，明代的理學家不僅繼承宋代理學家的思想，而且非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明代理學直接繼承宋代理學，故稱宋明理學。明代統治者則以孔孟、程朱之是非為是非，來強化其封建思想文化的統治。從明初“以理學開國”，到明成祖命胡廣等儒臣編成三部《大全》，確立了理學的統治地位后，人們對理學的篤信、尊崇，不能懷疑，非議。明朝統治者不許人民在文章的字里行間有自己的見解和理學不相符的觀點。如果發現有與理學相異者，就要招致殺身之禍，以至株連九族。明王朝制造了許多起文字獄，杖殺了許多有見識的學人。永樂二年（1404年），江西饒州朱季友，因上書“專詆周、程、張、朱之說”，而被“聲張杖譴”，盡毀其家所著書。《明史》卷六《成祖本紀》載：“秋七月壬戌，鄱陽民進書毀先賢，杖之，毀其書”，說的也是朱季友被杖責，毀其書之事。

由于明王朝的思想文化的專制統治，而造成思想僵化、學術停滯、思想懶惰，人才空乏。人們規行矩步，篤信程朱。

明初的理學家有：宋濂、劉基、方孝孺、曹端、薛瑄、吳與弼等，他們的思想主旨都是宗理學的。在明代開國初期一百多年的歷史中，由于三部《大全》的欽定頒行，統治者的提倡強化，理學家的加工闡揚，而使理學占據統治地位。

理學雖然在獨霸明代論壇，但由于其遠人事而尚天道，尚空疏而不務實際，而使得不少知識分子為了功名利祿，只能死背周、程、張、朱之書，空談天理性命之學，對已經世致用，利濟蒼生之學，卻不甚了了，面對這種思想統治局面，許多思想家對理學產生了異議，發生額懷疑。

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內憂外患的加劇，政治危機的加深，而使得明王朝陷入衰敗的境地。對此，王守仁則有清醒的認識。他說：“今 天下波頹風靡，為日已久，何異于病革臨絕之時。”他認為，明朝已病入膏肓，行將斷氣，哎這種形勢下，如果在繼續“篤信程朱”、“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肯定不能玩就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他說“今夫天下不治，由于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于學術之不明”，因此他主張“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之治”。王守仁把“天下之不治”歸于“學術之不明”，“士風之衰薄”，即看成是程朱理學的舒服，為了治天下，明學術，變士風，王守仁以“心學”取代程朱理學。因此，使得心學在明代中期以后得以復興和發展。應該說明代心學的發展得益于陳獻章，由于陳獻章的開端，其后王守仁的集大成，而形成心學學派的主觀唯心主義與程、朱理學學派的客觀唯心主義抗衡。

其實明代心學，由陳獻章繼承陸九淵的心學而其開端，由王守仁而集大成，所以說陳獻章的心學是上承陸九淵，下啟王守仁的中間環節，王守仁則使心學形成了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并與理學分庭抗衡禮。

在理學的衰頹、心學復興的同時，則是唯物主義思想的發展，有一批唯物主義哲學家，他們在批評程朱理學、陸王心學未流“近世好高迂腐之儒”謬論的同時，繼承了中國古代的元氣本體論的哲學傳統，闡發了元氣一元論的思想，并與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并存而立，這邊是明代的氣學思潮，這一派的哲學家則由羅欽順、王廷相開其端，吳廷翰、呂坤等繼其后，從而使明代思想呈現出多色紛呈，紛繁復雜的思想局面。

第二篇：明代洪澤湖治理思想之研究(中國水利)

明代洪澤湖治理思想之研究

吳曉兵

（江蘇省洪澤湖水利工程管理處，江蘇 洪澤 223100）摘 要：1128年黃河奪淮以后，由于歷代對黃河采取北堵南疏的治理方針，黃河河床逐步南移，至明萬歷年間，洪澤湖逐步形成。隋唐以來，歷代對大運河漕運依賴度不斷增加，洪澤湖處于黃河、淮河、運河的交匯之處，因此，對洪澤湖的治理和開發也多有變化。本文以明代對洪澤湖治理思想為中心，研究了洪澤湖治理思想的形成、發展和實踐，以期對當今的洪澤湖管理和保護提供借鑒。

關鍵詞

明代；洪澤湖；蓄清刷黃；黃河；漕運 概述

湖泊是水資源的重要載體，是自然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調蓄洪水、提供水源、水產養殖以及提供生物棲息地、維護生態多樣性、凈化水質、調節氣候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強湖泊管理保護，維護湖泊健康可持續發展，直接關系到流域居民的生產生活，關系到區域及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是水利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

江蘇省作為全國率先開展湖泊管理與保護的省份，自2008年開展這項工作以來，不斷強化洪澤湖管理，建立健全洪澤湖管理與保護制度，大力打擊非法圈圩和非法采砂，為維護洪澤湖健康生命，促進地區社會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并且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洪澤湖的形成雖然有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但是在明代以前，洪澤湖無論從湖泊的面積、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以及受關注程度等方面來看，都不是十分顯要，直到明代中葉后期，由于黃河的南流、淮河的失尾以及漕運的中斷，洪澤湖的地位和作用才顯得越來越重要，因此，明代是洪澤湖迅速形成和發展的重要階段，這個時期洪澤湖大堤初具規模，洪澤湖面積迅速擴大。由于受到黃河泛濫、運河漕運等因素的影響，這段時期對洪澤湖的治理也進入一個鼎盛時期。由于明代對黃河、淮河以及洪澤湖的成功治理，使得黃河在270多年間順暢入海，直至1855年銅瓦廂決口北歸。洪澤湖概況

2.1洪澤湖名稱由來。隋大業十二年（616年），隋煬帝游江都，途經破釜塘，時久旱逢雨，破釜塘擴大，遂更名為洪澤浦，“洪澤湖”三個字到明代后期才出現。從康熙十八年（1679年）始修的《明史》和清《嘉慶重修一統志》記載，才有洪澤湖正式的統一名稱，而洪澤湖作為這一區域諸湖的總稱才被確定下來。

2.2洪澤湖概況。洪澤湖是我國第四大淡水湖，處于淮河中下游結合部，淮河河床的組成部分，位于江蘇省西部，蘇北平原中部西側，淮安、宿遷兩市境內，地理位置在北緯33°06’—33°40’，東經118°10’—118°52’之間，一般蓄水面積為1497平方千米（據2005年《江蘇省洪澤湖保護規劃》）。

進入洪澤湖的河道主要在洪澤湖上游，主要有：淮河、漴潼河、濉河、安河和維橋河，這些河流大多分布于湖的西部，此外還有懷洪新河、池河、新汴河、濉河、徐洪河、老汴河等，匯水面積為15.8萬平方公里，其中淮河流入量占流入總量的70%以上。淮河入江水道為洪澤湖的主要泄洪通道，湖水60%-70%由三河閘工程下泄，經入江水道流入長江。另有淮沭新河、入海水道和蘇北灌溉總渠，分別經由二河閘、二河新閘和高良澗進水閘排泄洪水。明代以前洪澤湖形成及治理開發概況

3.1宋以前洪澤湖基本情況及治理開發。自古以來，洪澤湖地區由于自然條件優越，宜農宜漁，有著悠久的治理和發展歷史，但是對于洪澤湖的治理，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國時期。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典農校尉陳登筑破釜塘，并筑捍淮堰30里（今洪澤湖大堤之北段），以障富陵之水，可以說是開洪澤湖治理開發之濫觴。

3.2宋元時期洪澤湖基本情況及治理開發。北宋年間，自末口至汴口，在淮河南岸，先后開鑿了沙河、洪澤新河和龜山運河作為漕運河道。此時，在淮河南岸分布著眾多的小湖泊，主要有萬家湖、泥墩湖、富陵湖、破釜塘以及白水塘等，這些小湖泊即為洪澤湖的前身。為防止陂塘威脅漕運，宋代在洪澤湖地區的屯墾規模大為縮減。到了元代，由于建都大都（現在的北京），先后開鑿通惠河和會通河，漕運改道，洪澤湖區屯田開發再度興起，最大面積達353萬畝，創洪澤湖地區古代屯墾的最大規模。明代洪澤湖治理思想之研究

黃河南徙之初，淮河尾閭尚深廣能容，但是淮陰以下淮河水位已經被大幅抬高，而且黃河帶來的大量泥沙在淮河形成沉淀，導致淮河河床逐漸被墊高，這兩個方面的原因對淮河產生頂托，淮河（其實即黃河）出水日益不暢。出水不暢導致黃河決口頻繁，黃河的頻繁決口給明朝的漕運帶來極大影響，而洪澤湖由于處于黃河、淮河和運河的交匯點，因此，到了明代，由于和黃河、運河的復雜關系，洪澤湖治理也被朝廷提上議事日程。

4.1明代影響洪澤湖治理的主要因素。洪澤湖在明代之所以得到重視和治理，是由這幾方面因素決定的。

(1)明代治河的思想。明代治河思想的核心是“保漕”。1368年，明朝建立之初，以應天府（今南京）為南京，以汴梁開封府為北京，以鳳陽為中都。1402年，明成祖朱棣奪得皇位后，并于永樂十九年（1421年）遷都北京。

眾所周知，從西晉末開始，中國南方的經濟發展水平逐步提高，到唐中晚期，南北經濟發展水平基本相同。從唐中晚期至南宋，中國的經濟重心不可逆轉地移到南方。到南宋時，中國南方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遠地超過了北方，成為了中國新的經濟重心。

明代自從遷都北京以后，對漕運尤其依賴，據《明實錄》記載，自1416年起至1625年，每年運往北京的漕糧基本都在400萬石。為維護漕運的需要，明政府于成化七年（1471年）設置了專職的總河，負責河道和運道治理，1578年，更是將總河府衙設置在黃淮交匯附近的淮陰。

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年），朝廷詔劉大夏治河，詔書中說：“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恐妨運道，至誤國計，……”這就指出了，保證漕運是治河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務，是“國計”，這其實也是明清兩代治河的最高指針。(2)黃河奪泗入淮。根據黃河水利委員會《人民黃河》統計，自周定王五年（前602年）至1946年2548年間，黃河較大的改道有26次，其中明朝有7次，占了27%。由于黃河泛濫會阻斷淮安到徐州間運河的漕運，因此，對黃河的治理是保證漕運暢通的重要前提，而由于黃河不斷南侵，洪澤湖也不斷受其泛濫影響，因此，對黃河的治理，一直貫穿明王朝的始終，并給明王朝的政治、經濟帶來十分重大的影響，洪澤湖也在明代時期被納入對黃河治理的重要因素。

(3)泗州及祖陵安危。泗州城位于今江蘇省盱眙縣境內，曾經是歷史上淮河下游的一座重要都市，它處于洪澤湖西岸、大運河由淮河入汴河的南端口岸，具有突出的戰略、交通和經濟位置。

明祖陵位于江蘇省盱眙縣明祖陵鎮，洪澤湖西畔的淮河入湖處，是明朝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之高祖、曾祖的衣冠冢及其祖父的實際葬地。明代對洪澤湖的治理工作經常受到來自朝廷官員及“民間浮言”半公半私的攻擊。最為著名的一次就是1580年，以常三省、李紀、高尚志為代表的泗州籍官員，多次上書朝廷，借泗州水淹之機，大肆渲染，廣播謠言，企圖中傷治河成果，甚至彈劾有關治河官員，但是最終以失敗告終。

(4)朝廷的支持。1570年以后，明代治水功臣潘季馴的治河思想在朝廷內得到越來越多官員的認可，基本達成一致共識：修筑河堤，束水攻沙，主治黃河，運在其中。萬歷六年（1578年）潘季馴第三次治河，向朝廷上了著名的《兩河經略疏》，立即得到了批準。4.2明代洪澤湖治理思想的演變過程。要弄清明代洪澤湖治理思想的演變過程，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明代治水思想的演變過程，因為明代治水思想的演變直接影響了洪澤湖治理思想的形成。據歷史資料分析和自身的分析研究，不妨以隆慶四年（1570年）為界，將明代的治河活動分為前期和后期兩個部分，這個時期的劃分和史學界對明代社會經濟發展時期的劃分是沒有關系的，只是就治水思路而言。

(1)明代前期治河思想——北堵南疏保運道。和歷史上大多數朝代一樣，對黃河和運河的治理占據了明代治水的大部分內容，也占據了《明史﹒河渠志》記載的大部分篇幅。由于洪澤湖處于黃淮運的交匯之處，因此，明代對黃河和運河的治理思想直接影響了對洪澤湖的治理。

從明代歷次治河工作來看，基本上都是遵循一個原則：北岸筑堤堵塞以保護運道，南岸新開、疏浚支河以宣泄洪水，這樣做的結果是運道安全了，但黃河不斷向南泛濫，河床不斷向南移動，距離淮河和洪澤湖越來越近，整個淮北地區的人民更是苦不堪言。

(2)明代后期的治河思想——束水攻沙保通暢。明代后期的治河以潘季馴為代表，思路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成就也最為卓著，這來源于對黃河認識的深化和洪澤湖進入治河者的視線。

隆慶四年（1570年）潘季馴第二次主持治河工作，主要是解決黃淮并溢，運道大堵的問題。這次治河在歷經千難萬險，完成堵口筑堤工作之后，開閘使河水重入故道，此時，潘季馴看到一個令人震撼的現象，河水流到新開的相對狹窄的河道以后，水勢猛漲，流速加快，強大的水力像熱湯化雪一樣，迅速沖開并帶走了兩岸的泥沙，使河道迅速變寬變深，遠比人工疏浚的速度快、效果好。這次的發現令潘季馴激動不已，一個新的治理黃河的思想在逐漸形成。

1570年潘季馴主持治河獲得成功以后，他的治河思想逐漸在朝廷得到認可并獲得支持。1576年起，洪澤湖已經進入治河者的視線，加高洪澤湖大堤的意見也在討論之中。

4.3洪澤湖是明代“保漕”的關鍵。古清口是泗水入淮之口，酈道元《水經注》稱，淮泗之會，所謂泗口也。古泗口，在今淮陰區碼頭鎮和楊莊一帶。黃河奪泗入淮后，淮河成為黃河的支流，淮河入黃之口便稱為清口。其后由于黃河的頂托與高家堰大堤的攔蓄作用，洪澤湖逐漸擴大，淮河與之相合，清口成為洪澤湖洪澤湖（亦即淮水）的主要出口。由于洪澤湖處于黃河與淮河的交匯點，三者之間的關系極為復雜。一者黃河多沙，清口淤塞，將導致漕運受阻，洪澤湖排泄不暢，洪澤湖水位增高，威脅高家堰安全。二者由于黃河河床日益抬高，黃河經常由清口倒灌入湖，導致清口淤塞日趨嚴重，高家堰南段設有減水壩，必要時將向東分流，順運河南流入江，或由射陽湖分注入海；入高家堰潰決或者減水壩失控，將導致漕運阻斷，黃河趁此更大規模倒灌入湖，形成惡性循環。三者如高家堰潰決，洪澤湖不能儲蓄清水，又失去借清水沖刷清口和黃河淤積的作用。如此交互影響，必將導致黃淮形勢的日趨惡化，因此，清口（亦即洪澤湖出口）與高家堰成為明代最為關心的兩處工程。

4.4“蓄清刷黃”是明代洪澤湖治理思想的核心。前面已經論及，歷代對洪澤湖的治理和開發都是以屯田形式進行的，而屯田離不了圍堰的修筑，因此，在明代以前對洪澤湖的屯墾中，在其周圍，尤其是東部地區，就筑有圍堰，其中最為著名的是高家堰。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九月，河道都御史曾鈞、河道都御史連鐄等再治河計劃中提出“將高家堰增筑長堤”，這是高家堰（即洪澤湖大堤）第一次出現在皇家檔案里。

(1)“蓄清刷黃”思想的提出。萬歷初年，黃河決崔鎮而北，淮河決高堰而東，黃淮運交匯處的清口一片淤沙，清口以下的黃淮入海尾閭也被嚴重淤塞。潘季馴經實地勘查后提出堵塞崔鎮決口，大筑黃河兩岸遙堤縷堤，修筑高家堰大堤，攔淮河水盡出清口，流入黃河，以達到沖刷清口的淤沙和下游入海河槽的治理方案。“蓄清刷黃”的思想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借淮水之“勢”來沖沙，二是借淮水之“清”以刷黃。

于是，明萬歷六年（1578年），潘季馴總理河道，提出并堅決實踐“蓄清刷黃”的治理黃、淮、運河的思想，把修筑高家堰作為首要任務，于是便修建了從武家墩至越城的長達60里的高家堰，并將原有土堤改建成石工墻，切斷淮河汊流，抬高水位，迫使淮河出清口，沖刷淤積的泥沙。

(2)“蓄清刷黃”思想符合泥沙運行規律。從河流動力學的觀點來看，用清釋渾的思想是符合泥沙運行規律的。引清水河流入黃河，不僅增大了整個河床的流量，加大了流速，從而提高了河流攜沙能力；同時，由于加入了清水，使整個河流的含沙量相對減小，提高了對河床的沖刷能力。所以，蓄清刷黃的思想被實踐以后，清口及清口以下至云梯關河道的淤積速度大為減緩，黃河近300年時間內無大的決口和改道，運道也因此暢通300年。

(3)“蓄清刷黃”的配套措施。蓄清刷黃的思想得到實踐的檢驗并獲得成功之后，成為明代治河的不二選擇，洪澤湖大堤在不斷得到增高、培厚和加固，洪澤湖水位也逐漸抬高，成為懸在里下河地區人民頭上的一盆水，“倒了高家堰，淮揚兩府不見面”就是對這一狀況的真實寫照。因此，為保證蓄清刷黃思想的貫徹，必須實施配套措施，一來保證蓄清刷黃的效果達到最佳，二來保證洪澤湖大堤東部的淮安、揚州的安全。

a.設置減水壩。明代開始，在洪澤湖東岸的洪澤湖大堤上即設有減水壩，當洪澤湖遇到特大洪水時，清口一旦宣泄不及，洪澤湖水位急劇抬高，會危及洪澤湖大堤的安全，此時就可以由減水壩向東宣泄部分洪水，而一旦洪水消退，就仍然可以使其北注清口。

b.建立報訊制度。根據有關文獻記載，明萬歷年間黃河報訊已經制度化，開始時仿照邊疆軍情的傳遞系統采集上報水情。由于當時黃淮運相互糾結，因此黃河、淮河的汛情須及時傳到淮安清河，以便必要時堵塞運河上的南運口，保住朝廷的經濟命脈漕運通道不被沖毀。后來，潘季馴又提出了一套新的防汛報警方式：河防一旦除險，必須以掛旗、掛燈和敲鑼等方式予以通報，以便下游地區及時作出回應和進行防護。

c.修筑石工墻。明萬歷八年（1580年）始建石工墻，天啟元年（1621年），因風浪襲擊等原因，石工墻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修復時砌石中采用丁順相間的方式，兩塊石間連接用鐵鋦鑲嵌，使石工墻的整體性比萬歷時有了提高。

d.建立防護制度。明代對防護制度特別重視，強調防重于治，建立一套完整的防護制度，做到“日防、夜防、風防、雨防”的“四防”。還動員沿堤群眾參與防守，建立所謂的“官守”和“民守”的“二守”制度，以保護洪澤湖堤防的安全。明代洪澤湖治理思想的啟示

明代洪澤湖治理思想的萌芽、發展和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其中歷經了黃河多次的泛濫成災，運河的多次通斷曲折，幾代治水人的思考實踐，更經歷了千百萬人民的磨難和血淚。今天，當我們再次回首這一段治水風云的時候，我們不僅要感慨，更要有思考和總結。

5.1要樹立實事求是的科學思想。明代治河，由于京師官俸軍食每年有400萬石以上的需要，因此，確保漕運暢通為當時第一要務，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民生只是附屬要求，治河官員只能根據朝廷赦令的要求開展治河工作，由于一味堅持北堵南疏的方針，在“分流”與“束水”中搖擺，在分黃導淮等浮言中猶疑，使得黃河長期泛濫成災，老百姓不堪其苦，這就要求我們今天治水要樹立實事求是的科學思想，要深入治河地點進行調查研究，以正確的思想指導我們的湖泊管理工作。

5.2要保持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明代對洪澤湖之類的過程中，數位官員勇頂壓力，前赴后繼，在各種嚴峻的形勢下，不畏艱險、不辭辛勞，再厥再起，不屈不撓，終于找到了一條適合的治理之路。而我們今天的洪澤湖管理與保護工作正處于關鍵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需求、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以及水利、漁業、航運、發電等部門、行業間的矛盾十分突出，這就要求我們要堅持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積極、穩妥地處理好這些關系和矛盾，全力推進洪澤湖的管理與保護工作，全力維護洪澤湖的健康生命和洪澤湖地區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5.3要采用科學先進的治理技術和成果。從明代對黃河以及洪澤湖治理方法探求的過程中可以看出，一切都是依靠千百年來古老的經驗。治水官員出自用經史子集、詩詞策論等方法選拔出的進士，參考的資料也是歷史上對事實的記錄和經驗的記載。明朝時期，西方科學技術已經得到很大的發展，而明朝政府依然采取閉關鎖國的政策，先進的科學技術得不到在國內應用。傳統經驗對治水的認識是定性的、概念性的，這樣就不能正確、準確地認識自然規律，幾代人如盲人摸象般地進行治水工作。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當今時代，科技迅猛發展，水利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顯示出越來越重要地位的作用，經濟社會要發展，水利要先行，而水利要先行，科技必先行。

作者單位

江蘇省洪澤湖水利工程管理處 作者姓名

吳曉兵 出生年月

1969年9月 性別

男 職稱

高級工程師

主要研究方向

水利史

水文化 身份證號

***03x 單位地址

江蘇省洪澤縣瑞特大道46號 聯系電話

*** 電子郵箱

39631558@qq.com 參考文獻：

[1]洪澤湖志編撰委員會.洪澤湖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2]武繼羽.洪澤湖通志.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2.6.[3]賈征.潘季馴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4.[4]馬雪芹.大河安瀾—潘季馴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7.[5]張含英.明清治河概論.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2014.11.[6]淮安市政協文史委.洪澤縣政協.百里文化長廊洪澤湖大堤.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11.[7]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13.7.

第三篇：傳統中國畫在元代、明代時期的發展概況

傳統中國畫在元代、明代時期的發展概況

中國畫起源古代，象形字，奠基礎；文與畫在當初，無歧異，本是一個意思。.我國夙有書畫同源之說，有人認為伏羲畫卦、蒼頡造字，是為書畫之先河。文字與畫圖初無歧異之分。

元代繪畫在唐，五代，宋的基礎上，有了顯著的發展，特點是取消了畫院制度，文人畫興起，人物畫相對減少。繪畫注重詩書畫的結合，舍形取神，簡逸為上，重視情感的發揮，審美趣味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體現了中國畫的又一次創造性的發展。

元代繪畫中，文人畫占據畫壇主流。因元代未設畫院，除少數專業畫家直接服務于宮廷外，大都是身居高位的士大夫畫家和在野的文人畫家。他們的創作比較自由，多表現自身的生活環境、情趣和理想。山水、枯木、竹石、梅蘭等題材大量出現，直接反映社會生活的人物畫減少。作品強調文學性和筆墨韻味，重視以書法用筆入畫和詩、書、畫的三結合。在創作思想上繼承北宋末年文同、蘇軾、米芾等人的文人畫理論，提倡遺貌求神，以簡逸為上,追求古意和士氣,重視主觀意興的抒發。與宋代院體畫的刻意求工、注重形似大相徑庭，形成鮮明的時代風貌，也有力地推動了后世文人畫的蓬勃發展。

元代文人紛紛隱跡山林，獨善其身，將感情轉嫁山水田園，將抱負寄于松、竹、梅、蘭，借繪畫抒情言志。不問政事，學道參禪，藝術境界滲透出佛道思想。注重書法與畫面的關系，書、詩、畫的結合一時成為風尚。

元代繪畫以山水畫為最盛，其創作思想、藝術追求、風格面貌，均反映了畫壇的主要傾向，影響后世也最深遠。初期的錢選，趙子昂，高克恭等對唐，五代，宋以來的山水畫的繼承和發展進行了認真的探索。中后期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 “元四家”出現。元四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趙孟頫的影響，重筆墨，尚意趣，講究畫與書法、詩文的結合，是元代山水畫的主流。他們多以江南山川風物為題材，畫風、技法各有特色，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意境和藝術語言，都能自成一家：黃公望的畫意超邁蒼秀，疏松蒼逸；倪瓚的畫格簡淡冷寂，荒寒清曠；王蒙的畫韻深秀蒼茫，繁茂渾厚；吳鎮的畫風則沉郁清俊，樸茂溫潤。四家中以黃公望最年長，成就最高，對后世特別是明、清文人畫影響最大，被稱為“元四家之冠”。

元代花鳥畫家愛畫梅、蘭、竹、菊，稱之為“四君子 ”。體現高尚純潔，清新幽閑，孤獨純樸的品格。枯木、竹石、梅蘭等題材的繪畫，隨著文人畫的興盛，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并發生顯著變化。其題材往往寓意高潔、孤傲，寄托畫家的思想情操。藝術上講求自然天趣，不尚雕飾和工麗，提倡以素凈為貴。主要用水墨技法表現。其畫風開啟了后來的水墨寫意花鳥畫的先聲。著名花鳥畫家有錢選、陳琳、王淵、張中等人。他們在繼承宋代院體花鳥畫的基礎上各變其法。錢選變工麗細密為清潤淡雅，晚年更創不假雕飾的水墨寫意和彩色沒骨的畫法。王淵師法黃筌，作品多用水墨法,變工整富麗為簡逸秀淡,是元代成就最突出的花鳥畫大家。陳琳、張中筆法粗簡，突破了宋代院體繪畫一絲不茍的規格。

元代人物畫,遠不如山水、花鳥畫興盛,與前代相比，呈式微狀態。由于尖銳、復雜的民族、階級、社會矛盾，使大多數畫家消極避世，漠視人生。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畫家，主要借山川、枯木、竹石，寄情抒志，疏于表現人事。因此，直接反映現實生活的人物畫極少。值得一提的是主要由民間畫工完成的永樂宮壁畫，藝術水平很高。

元代山水畫家還有商琦，曹知白，朱德潤，唐棣，孫君澤，盛懋，陸廣，馬琬，陳汝言，方從義等，還有工樓臺界畫的王振鵬，李容瑾，夏永，朱玉等。人物畫的畫家有劉貫道，何澄，錢選，趙子昂，任仁發，周朗，顏輝，張渥，衛九鼎，王繹等。花鳥畫以梅蘭竹石為主體的文人畫廣泛流行，講求自然和筆墨情趣。許多山水畫家也兼擅水墨花鳥和梅蘭竹石。著名畫家有錢選，陳琳，王淵，張中，李息齋，趙子昂，柯九思，吳鎮，顧安，倪瓚，張遜，鄒復雷，王冕等。

代表作品：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王蒙《青卞隱居圖》倪瓚《漁莊秋霽圖》吳鎮《漁父圖》方從義《神岳瓊林圖》任仁發《二馬圖》張渥《九歌圖》王冕《墨梅圖》柯九思《清

閣隱居圖》趙孟

《鵲華秋色圖》

明代繪畫

明代是中國古代書畫藝術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這一時期的繪畫，是在沿著宋元傳統的基礎上繼續演變發展。特別是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逐漸穩定，文化藝術變得發達起來，出現了一些以地區為中心的名家與流派。明代文人畫成為畫壇主流，流派眾多，特點鮮明，隊伍龐大。以戴進為代表的浙派，以沈周，文徵明為代表的吳門派，董其昌，趙左的松江派，華亭派，蘇松派，藍瑛的武林派，徐渭開創了水墨寫意花鳥，以及陳老蓮的人物畫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明朝前期主要是三大體系：文人畫，以王履，徐賁，王紱，夏永，謝縉，杜瓊，姚綬等為代表。院體畫，宮廷院畫以王仲玉，周位，郭純，邊景昭，謝環，李在，商喜，倪端，周文靖，石銳，周全，劉俊，繆輔，殷偕，孫隆等為代表。浙派宗南宋院體，以戴進，夏芷等為代表。

明朝中期主要以院體畫家林良，呂紀。江夏派的吳偉。吳門畫派的沈周，唐寅，文徵明等為代表。

明朝后期有以董其昌為代表的華亭派，趙左的蘇凇派，沈士充的云間派，程嘉燧，李流芳，卞文瑜，邵彌的吳門畫派，籃瑛的武林派，項圣謨的嘉興派。人物畫有陳洪綬，寫意花鳥的徐渭，周之冕，孫克弘。明代中葉畫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四人合稱“明四家”。沈周作畫取法于董源、巨然，氣勢雄健，沉著渾厚。文征明學畫于沈周，又自成風格。而沈、文兩位又為“吳門派”宗師。唐寅與文征明同學于沈周之畫法，曾自刻“江南第一風流才子”自詡。善書法，能詩文，繪畫成就最高，人物、花鳥、工筆、寫筆俱佳，尤以仕女畫著名。仇英青綠山水畫以繁富、典雅著稱。亦擅畫人物，筆力剛健，造型準確，對人物精神刻劃自然。畫為文征明所賞識而知名于世。四人中沈周與文征明為文人畫，唐寅與仇英為近院體畫。四人又有師友關系，畫藝各有特點，對后世影響頗大。

明代人物畫：明代人物畫不及山水、花鳥畫興盛，多是山水畫家兼畫人物畫，如戴進、吳偉、沈周、唐寅、仇英等。曾鯨肖像畫影響較大。

明代山水畫：明初，許多山水畫家是浙江人，稱為“浙派”，畫法師承南宋李唐、馬遠、夏圭，代表人物有戴進、吳偉等。“吳門畫派”是指居住在蘇州的畫家，逐漸在畫壇取得了霸主的地位。（蘇州的別名稱吳門）

明代花鳥畫：明代前期邊景昭、林良、呂紀占主導地位。明代花鳥崇高秀雅，強調有“士氣”。墨竹、墨梅風行一時，徐渭成就突出。

代表作品：戴進《南屏雅集詩補圖》吳偉《灞橋風雪圖》文征明《萬壑爭流圖》沈周《空林積雨圖》唐寅《落霞孤鶩圖》仇英《桃園草堂圖》林良《山茶白羽圖》呂紀《梅茶雉雀圖》徐渭《墨葡萄圖》藍瑛《華岳高秋圖》董其昌《秋興八景圖》周臣《柴門送客圖》陳老蓮《蕉林酌酒圖》曾鯨《張卿子像》

第四篇：淺議明代小品文

09級在職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呂美 200954001

1淺談晚明小品文掩蓋下的文人心態

—以優美的文學語言寫出他們不為人知的心靈史

明朝后期出現的清新婉麗、自由靈動的小品文，雖稱不上是中國古代散文園地中的一朵奇葩 ,但亦堪稱是一束幽蘭 ,它仿佛山澗的清泉 ,不事雕琢 ,自然天成 ,筆調淡雅 ,情韻悠遠 ,給人以清新明麗的藝術享受。

小品文不是詩不是詞不曲是，不談韻腳，沒有定式，天資爛漫，無法無天。其最長的不過一千多字，短的只有幾十字，但往往以小見大，一滴水而具滄海味。晚明小品文大都是活潑潑的真情流露，追求“真”“趣”，有性有情，妙然天成，“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文字新鮮自然，靈動活潑，“明白曉暢，語語家常”，行文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絕棄“聱牙之語”、“艱深之辭”。讀此小品文時，心中蕩漾著碧水清波，天是這么藍，草是這么綠，生活本來可以如此簡單和美麗。然而，在晚明那個風雨如晦的時代，文人們的心態是如此的恬淡、清遠嗎？

對于現世生活享受的肯定和追求，從中得到樂趣，本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傳統，然而世俗社會往往以追求物質享受為目的，沒有更高的精神和審美追求；高潔的文人又往往重視對精神世界的向往，鄙視物質享樂。唐宋以后，文人與士大夫意在把這兩者結合起來：在物質享樂的同時，尋求精神的享受，創造了一種以消閑遣興、修心養性為目的的藝術化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到了晚明被發揮得淋漓盡致。而晚明小品則充分地展示了這種理想的生活方式。小品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多布衣、山人，或下層小官吏，多以隱士、逸士、名士自居。一些官位顯赫的人，隱退賦閑時也厭倦了功名事業，寫起表現自我的小品。小品表現的是小人物或大人物失意時的生活、思想、心態、情趣，既然不得志，也無需談什么忠君愛國、功業理想，不必關心國事、政事、大事、時事，也不必寫載道教化之文，只表現個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瑣事和閑情逸致。這種生活又世俗又雅致，是生活情趣與藝術詩情的結合，顯示了一種享受人生的文化氣質和處世態度。閑適，其實也是一種享受。正如屠隆為人們描繪最理想的生活場景是：“樓窺睥睨，窗中隱隱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依精廬，松下時時清梵，人稱非俗非僧。”（《娑羅館清言》）理想的環境是“半村半郭”，清靜，又不清冷；理想的身份是“非俗非僧”，閑適，又不空寂。這種生活方式，可進可退，非常靈活，占盡人間一切

便宜。

晚明政治上腐敗黑暗，閹黨專權，黨爭激烈，綱紀混亂，吏治不整。內憂外患，國事日非。文士們對政治失去熱情，對功名事業感到絕望，為保全性命，于是退居閑處，縱情山水，文酒自娛，躲進個人生活的小天地中，以消磨意志和歲月。晚明小品的一個比較集中的主題便是表現出文人閑適的生活理想。這種生活情趣相當有文人色彩，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同于商賈富豪或仕宦貴人。在平靜幽深的環境中，追求一種富有藝術意味的恬淡、沖遠、澹泊、自然的生活情趣，這種情調的小品在晚明文壇可謂俯拾皆是。因此晚明“小品”成了一種時尚，“小品”意識滲透到文學、藝術以及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是處皆見“小品”。

然而，晚明文人絕不可能過著真正舒泰的世外桃源的生活。明末政治的腐敗黑暗，統治階級內部連續不斷激烈而嚴酷的黨爭，國事日非，加上由于外族入侵，邊患日深，內外交困，因此許多文人對于社會的前景感到失望以至絕望，這個時代籠罩著一種無法解脫的悲劇氣氛。他們悠然的外表掩蓋不了內在的焦灼與困惑。面對不可救藥的時代，再談功業理想、經世致用，便成了自欺欺人的話。他們著書立言也不圖“不朽”，只是“自娛”而已。小品文就此成了晚明文人心態真實而形象的寫照，它們清高、淡遠、蕭散、倜儻，但也反映出晚明文人的浮躁、不安、狂放、壓抑、困惑、焦灼和痛苦，同時不免夾雜著些悲涼絕望的末世氣息。

在晚明小品中很多反映當時文人對現實的逃避和消沉態度，以及力求自我解脫的心態。如陳繼儒的《文娛序》：

往丁卯前，珰網告密，余謂董思翁云：“吾與公此時，不愿為文昌，但愿為天聾地啞，庶幾免于今之世矣。”鄭超宗聞而笑曰：“閉門謝客，但以文自娛，庸何傷？”（《媚幽閣文娛》）這則小品反映出一些晚明文人的“以文自娛”，其實正是為了遠避是非，明哲保身，其中包含了某種對黑暗政治的恐懼。袁宏道也說當時的“吏情物態，日巧一日；文網機阱，日深一日”。（《袁宏道集箋校》卷六《何湘譚》）可以說，明季社會的腐敗、黑暗，使文人對于社會現實產生幻滅感，因此像徐渭和李贄所具有的那種狂狷的精神受到挫折，多數文人逐步失去了對于現實與政治的熱情關切，在這種現實背景下，晚明文人便容易從莊禪之中找

到自我解脫的方法，于是從抗爭轉而避世和玩世，以此來消融個性與社會、理想與現實、心境與環境的強烈沖突。遂使與世對立的抗爭成為與世浮沉的渾沌或遠離塵世的超脫，斗士的狂放演化為名士的清賞，狂悖、憂郁、苦悶、憤慨轉化為逍遙、自適。對現實的幻滅感，也導致游戲人生的風氣。

當修齊治平不再是文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和最大的價值理想，自我的閑適和安逸就成為最為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在晚明文人中，灑脫隨便的多，而執著認真的少。真”，本是晚明小品的特色，但不少晚明小品家筆下的“真”，不是情之所至自然而然的流露，而是唯恐別人不知其“真”，有意去表現、去追求、去夸張，甚至刻意去制造一種“真”的感情。還有一些小品文往往空靈閑適到作者如生活在遠離人寰的世外桃源之中，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當時國家正處于將“天崩地陷”之際，然而在晚明小品文中我們難以嗅到什么血腥味，也甚罕看到什么刀光劍影的。這種閑適情調是兩重性的。一方面，它們把功名利祿視為身外之物，這對某些熱衷功名者來說確是一副清醒劑；但是晚明閑適小品所消解的絕不僅是功名貪欲，連壯志雄心和進取精神也輕易地被佛道的出世避世的精神和虛無主義所消解了。

1584年，傳教士利瑪竇寫信給西班牙稅務司司長羅曼，不解地提到，中國的士人似乎從來不愿將自己的聰明才智用于工作，而只是樂于把時間浪費在彼此交游，“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圖在浪費金錢，彼此拜訪，相互宴請，飲酒作樂，這對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們都很愛好吃喝聲色之樂，且有專門書籍記載彈琴的姿勢，整年有舞蹈和音樂，還有作樂的處所、釣魚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處所等等。隨著時間的推移，利瑪竇所描述的風潮在士大夫當中非但沒有消褪，反而愈演愈烈。作為一個崇尚艱苦工作帶來精神升華的傳教士，一定無法理解中國士人們將交游宴樂視為解脫苦悶的另一種替代。政治壓抑既然無從排解，只有投身于世俗的狂歡。王陽明的“心學”，李贄的“童心說”將士人們最后一絲兼濟天下的責任感卸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性情的放縱，生活的縱樂，以及品行的狂狷。

晚明評判一個人高下的標準，不再是官階的高低，而是交游的廣泛，以及文化上的獨特建樹。袁宏道放蕩不羈，雅致閑適的表象之下，是一個掙扎彷徨的內心，這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一代士人精神轉軌的寫照。《徐文長傳》塑造了一個離經叛道，狂傲不羈的狂狷藝術家形象：“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

至門，或拒不納，是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用斧頭砍破自己的頭顱，用利錐錐進自己的耳朵，常人是決不會這樣做的，袁宏道用略為夸張的筆法寫出了徐渭作為藝術家的狂狷氣質，同時也寫出了在這種貌似瘋狂的行為背后，實際上是對世態人情深深的悲憤和絕望。

除此之外，袁宏道自身的復雜個性和人格在他的文章中也展露無遺。他一方面向往山光水色的超然與自由，一方面留戀都市繁華的聲色與奢華，一方面有著傳統士人的風雅與清高，一方面又融入了市民階層的艷俗與粗鄙。袁宏道在寫給朋友的信中也坦然承認自己這種復雜的心態：“長安沙塵中，無日不念荷葉山喬松古木也。因嘆人生想念，未有了期，當其在荷葉山，唯以一見京師為快。寂寞之時，既想熱鬧；喧囂之場，亦思閑靜。” 既不能舍棄紅塵俗世的快樂，也不能割舍世外清境的閑逸，這種互相矛盾而又絕對真實的人生追求，恰是當時復雜矛盾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晚明小品所表現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悲劇現象，是極為深刻精彩而又極為令人心酸的。

09級在職漢語國際教育碩士 2009540011 呂美

第五篇：明代法律制度

《明代法律制度》本章重要知識點

1.明朝的立法指導思想

答：

（一）重典治國立法思想的確立

第一，元朝覆滅的深刻教訓。

第二，“刑罰世輕世重”是中國的傳統法律思想。

第三，明初復雜的社會形勢迫使朱元璋以“重典治國”。明王朝建立初期，由于年年戰爭的破壞，社會經濟凋敝，農民反抗封建統治的活動此起彼伏，統治階級內部也存在著激烈的斗爭。

（二）重視預防犯罪和法制宣傳

（三）強調“法貴簡當，詩人易曉”，重視以封建禮教約束人民的思想與行動。在這些立法思想的指導下，明朝的法律制度在唐宋基礎上有了新的創新和發展，成為中國封建法制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

2.立法概況及《大明律》的立法成就

（1）立法概況：《大明律》、《明大誥》、《問刑條例》、《明會典》等的制定和編纂。

（2）立法成就：

首先，《大明律》突破了隋唐以來律典依十二篇分編的傳統，首創按朝廷六部的政務范圍分目的的新體例，具有分類貼切、內容集中、條理清晰、文字簡明的特點。

其次，在內容上，《大明律》充分吸取了民初三十年及以前朝代的統治經驗，是一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條例簡于唐律、精神嚴于宋律的封建法典。

3.“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表現。

（1）“輕其輕罪”是指明律相對唐律，在有違倫常教化犯罪處刑上明顯偏輕。

（2）“重其重罪”明律對危害封建國家行為的犯罪處刑普遍比唐律加重。

一、重其所重

（1）加大打擊謀反大逆

凡謀反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

（2）加重打擊反逆盜賊

明律的懲罰重在：

①對犯罪人本人及親屬處刑更重。

②株連范圍廣。

③明律的處罰不分情節。

④還擴大了“十惡”重罪的范圍。

二、輕其所輕

（一）事關禮教之罪減輕

（1）告祖父母、父母者。

（2）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籍異財者。

（二）輕其所輕并非絕對

（1）.關于強奸罪：唐律規定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規定：已成者絞監侯，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2）.關于親屬間強奸罪之罪：強奸同宗無服親屬或同宗無服親屬之妻，唐律僅視為一般強奸罪，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則加重至斬監侯。強奸緦麻以上及緦麻以上親之妻，唐律規定流二千里（折傷者絞），明律規定為斬監侯。

4.明朝刑罰的變化

答：明代除繼續適用封建五刑----笞、杖、徒、流、死刑以外，又設置充軍刑、枷號刑，實行廷杖制度。

（1.）充軍刑

增設充軍刑的最初目的是為了充實邊防，并設有里程規定，后逐漸規定不等的里程。至明末分為極邊、煙瘴、邊遠、邊衛、沿海附近五種，又叫“五軍”，最遠四千里，最近一千里。充軍期限分為“終身”（即本人死之為止）和永遠（即犯罪者本人死亡，子孫親屬須繼續充軍，直到丁盡戶絕為止）。可見充軍刑遠比流刑重得多。明代為了規范充軍刑，專定法條和幾次頒行《充軍條例》。

（2.）枷號

明代的枷號有斷趾枷令，常枷號令、枷項游歷之分。刑期為一月、二月、三月、六月、永遠五種。枷號重量按規定應該是二三十斤，但明代皇帝和宦官為了濫施淫威，常把枷號作為羞辱大臣的懲罰，用重達百斤的大枷枷刑犯人，往往幾天內便置犯人于死地。

（3）．廷杖

所謂廷杖，就是在午門前對大臣施用杖刑，以暴力強迫臣下完全順從皇帝意志的制度。它是明朝皇帝處罰大臣的一種特殊刑罰。明律中并無廷杖的規定，但從朱元璋開始，經常于殿廷之上，由太監監督刑，錦衣衛施杖，對冒犯皇帝的大臣施以笞杖。廷杖可以施加于任何一個大臣，從而表現了前所未有的專制皇帝的淫威。如此以極其殘忍的刑責羞辱朝臣的做法，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聞。

5.嚴法治吏的措施

答：

一、創設“奸黨”罪，嚴禁臣下結黨

朱元璋鑒于歷史結黨造成皇權削弱，內部矛盾，導致國之民亂的教訓，在中國法制史上，首立“奸黨”罪。

明律還嚴禁宦官與后妃、外戚干預朝政，嚴禁內外官交結。

二、重典懲治官吏瀆職和貪贓犯罪

為了強化吏治，明通過一系列行政法規明確官吏的職責權限，對于不能盡職盡責的官吏則給與行政處罰、刑罰制裁。明代重懲貪官治吏的法律規定，集中表現在《大明律》和《明大浩》中。

《大明律》中設置有“貢舉非其人”、“舉用有過官吏”、“擅離職役”、“官員赴任過限”、“無故不超參公座”、“擅勾屬官”、“事應奏不奏”、“官文書稽程”等罪名。

嚴厲懲治貪贓枉法的官吏，是明朝立法的重點。朱元璋詔令：“犯贓者無貸”；所有枉法贓者，不分南北，一律發往北方邊衛充軍；通賄之人也同樣受到徒家于邊的懲罰。

《大明律》沿用唐律原有的“六贓”罪名——監守盜、常人盜、受財枉法、受財不枉法、竊盜與坐贓，于律首置“六贓圖”，依照“凡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的原則，將各種贓罪的具體量刑詳細的加以羅列。

另外，《大明律·刑律》還專設官吏“受贓”專章，用刑也嚴，下列各種贓

罪十一條及其具體刑罰。此外，在其他篇目中也有處罰贓罪的條文。和唐律比較，整個明律條文數量減少了四十條，但贓罪的條文卻比唐律大大增加。

明律對贓罪的量刑也明顯重于唐宋。

明律對負有監察職責的御使等“風憲官”犯贓，更是加重懲罰：“凡風憲官受財及于所按治去處求索借貸人財物，若買賣多取價利及首饋送之類，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

朱元璋在世時，曾親手制定了以懲治官吏贓罪為主要內容的刑事特別法規——《明大誥》，以大量的嚴刑峻法打擊貪官污吏。

6.明朝司法機關

（一）中央司法機關設置的發展變化

明代中央司法機關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合稱“三法司”。

（1）.刑部

明代刑部的組織機構擴大，地位提高，成為中央主審機關。設尚書和左、右侍郎為正副長官，其下設司務廳和十三清吏司，具體掌管中央與各省審判，審核地方徒刑以上重案。同時，代表皇帝去各地錄囚，審理大獄。

（2）.大理寺

大理寺是復核機關,一般不掌管審判，主要負責案件的復核。凡刑部、都察院審判的案件,都必須將案卷和人犯移送大理寺復核。如大理寺認為審判得當，則允許具奏行刑，如認為不妥，可駁回刑部重審。

（3）.都察院

都察院，即原來的御史臺，是中央監察機關，稱為風憲衙門，有權監督刑部與大理寺的審判與復核。洪武十七年為了加強司法鎮壓，還成立了三法司的聯合審判組織。

三法司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機關組成。刑部為中央主審機關，“受天下刑名”。設尚書和左右侍郎為正副長官。下設司務廳和十三清吏司，具體掌管京師與各省案件審判。即審理京師地區徒刑以上（一審）案件，審地方流刑以上案件，又代表皇帝到各地錄囚，審理大獄。凡遇有大獄重囚，均由三法司審理，叫做“三司會審”。會審后作出的判決，必須經皇帝批大理寺為慎刑機關，掌駁正、審讞（復查）、平凡，一般不掌審判。設大理卿一人為長官；設左右二寺分掌京師及各省案件的復核和平反工作。對于刑部和都察院審理的案件加以“駁正”，然后告成于天子而聽之。

都察院：風憲衙門，職掌糾察。具體負責監察彈劾百官，并參與或監督重大案件及懷疑有冤情的案件的審理。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音簽）都御史及百余監察御史。

7.明朝的會審制度

答：三司會審：三司會審是在唐代“三司推事”基礎上發展形成的，凡遇到 疑難案件，由刑部尚書、大理寺卿和都院在都御史三法司長官共同審理，最后由皇帝裁決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