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明代文學教案專題

一、社會概況

1、政治概況

明代文學教案

第一章：概說

中央集權，八股取士，特務政治，宦官干政，權臣執柄，黨派之爭。

2、經濟概況

工商業發展，市民壯大，新的讀者群，文學的商業化，市民趣味。

3、文化概況

王學左派的興起，禪宗思想的滲透，張揚個性的思潮，對人欲的肯定。

二、文學概況

1、小說

從講史話本演變成長篇通俗小說，章回小說的形成，小說話本的整理，擬話本的出現，明初、明中葉、明末三次創作高潮的興起。

2、戲劇

從南戲到傳奇戲，明雜劇對元雜劇的改造，傳奇戲創作的高潮，戲曲流派的產生，戲曲作品的整理，地方戲的流行。

3、詩文

流派紛呈，復古與創新，晚明小品，散曲與民歌。

第二章：《三國演義》

第一節：《三國演義》的成書過程和作者、版本

一、成書過程

《三國演義》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章回體歷史小說，也是歷史演義類小說中成就最高、影響最為深遠的一部杰作。其成書經歷了一個群體創作的漫長過程，除陳壽的《三國志》及裴松之的注文之外，還有民間流傳，詩文吟詠，野史雜史，筆記雜錄，說話藝人講唱，戲曲舞臺搬演，形成了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三國故事素材。羅貫中“據正史，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高儒《列書志》)，經過匠心獨運的藝術構思，創作成《三國演義，這部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長篇歷史小說。

二、作者簡介 羅貫中的生平，目前所知甚少。明人賈仲名《錄鬼簿續編》稱：“羅貫中，大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1364)復會，竟不知所終。”其籍貫除山西太原說外，尚有東原(山東東平)、錢塘(浙江杭州)、廬陵(江西吉安)諸說。明王圻《稗文匯編》稱羅貫中為“有志圖王者”。大約生活于元末明初，相傳曾投身于反元斗爭，為張士誠幕僚，后來則致力于小說戲曲創作，現存雜劇《宋太祖龍虎風云會》。小說除《三國演義》外，還有《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三遂平妖傳》，據說還是《水滸傳》的撰寫者之一。

三、版本簡介

現存《三國演義》的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壬午(1522)的《三國志通俗演義》，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后學羅貫中編次”，卷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予的序和嘉靖壬午修髯子的引，全書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則。此后又出現多種翻刻本，雖在文字、卷數上有所增刪，但變化不大，其中影響較大的是《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不分卷。清康熙年間毛綸、毛宗崗父子在“李卓吾評本”基礎上整理回目，修正文辭，削除論贊，增刪或改寫情節，并作了二十余萬言的評語。經毛氏修改后，尊劉貶曹的傾向較前突出，人物性格較前鮮明，文字較前流暢，評語在小說理論上亦有建樹。此本遂成為最通行的本子。今存最早“毛本”為康熙刊本，六十卷一百二十回。

第二節：《三國演義》的思想傾向和主要人物形象分析

一、思想傾向

《三國演義》記事起于漢靈帝建寧二年(169)，終于晉武帝大康元年(280)。主要描寫魏、蜀、吳三個統治集團之間的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尤其把曹操與劉備兩大集團之間的斗爭作為主要矛盾來展開，寫曹操則著力揭露他的奸險狡詐、殘暴害民，寫劉備別著力于歌頌他的誠信天下，仁厚愛民。作者在儒家民本思想和正統觀念指導下，通過生動的藝術描寫，較為全面、真實、深刻地揭示了社會紛亂的原因和各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和爭斗，譴責了統治者的殘暴和丑惡，寄托了作者與人民大眾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在戰亂中的災難和痛苦。小說有較明顯的“尊劉貶曹”傾向，但歷史現實與作者向往的思想發生了尖銳的矛盾。代表仁義、勇武和智慧的劉備集團失敗了，作者以悲愴的筆調寫三國歸晉的結局，使全書籠罩了濃重的悲壯氣氛。這種悲愴筆調和悲壯氣氛使小說具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

二、人物分析

《三國演義》塑造了一系列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據統計，全書共描寫了1230個人物，有名有姓者約千人，其中，被毛宗崗稱為“三絕”的諸葛亮、曹操、關羽是小說 所刻畫的眾多藝術形象中最成功的人物。

1、諸葛亮

諸葛亮形象是作者在民間傳說的基礎上，按自己的審美理想塑造的一個忠貞智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的藝術典型。他不僅有遠大的政治抱負，還有經天緯地之才，知識淵博，才華出眾，精通軍事、政治，通曉天文、地理，是智慧的化身。他有感于劉備的知遇之恩，而竭忠盡智，為蜀漢的事業奮斗一生。蜀漢的興衰，三國間的重大政治軍事斗爭幾乎都與他有密切的關系。出山之始，就制定了據蜀聯吳抗魏的戰略；赤壁之戰，他孤身赴吳，身臨險境，貫徹了聯吳抗魏的戰略思想；又乘勝智取荊襄，進軍益州，輔佐劉備建立蜀漢政權。白帝托孤后，他顧命輔幼主，獨撐危局。內修政事，鞏固后方，六出祁山，誓復漢室，“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以生命實踐了自己對蜀漢集團的忠貞。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為理想、事業而義無反顧的犧牲精神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獻身精神，在諸葛亮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體現。

2、曹操

曹操形象是一個既兇殘奸詐又有雄才大略的政治野心家和軍事家的藝術典型。他陰險殘忍，虛偽奸詐，信奉“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員我”的極端利己主義哲學。小說從正統觀念出發，通過逼獻帝，殺伏后，稱魏王，加九錫等情節，突出其欺君罔上。又通過殺呂伯奢全家，借王壁之頭以撫軍心，借擾亂軍心之罪名殺死楊修，以及割發代首、夢中殺人等情節多方面地描寫他的殘忍奸詐。小說在揭露和批判他的惡德的同時，又充分表現了他作為一個奸雄的才智與膽略，他具有卓然超越于董卓、袁紹等人之上的政治遠見和政治氣度。他借迎獻帝而遷都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造成政治上居高臨下的極大優勢；他善于收買人心，籠絡部屬，在自己的周圍聚集了一大群卓有才干的謀臣戰將；他深通兵法，善于用兵，施謀用策，以弱勝強，先后消滅了除劉備、孫權以外的大小軍閥，統一了大半個中國。作為一個“古今來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把歷代統治者所積累的權術中精妙入微處繼承下來，并用以左右朝政，擴展勢力，把封建社會的秩序、法則和道德一概置于自己的駕馭之中，以實現自己圖王霸業的政治野心。

3、關羽

關羽不但勇武過人，而且義重如山。作者以崇敬的感情寫關羽威武而儒雅的形貌神態，更以夸張的筆調寫關羽輝煌的業績。他溫酒斬華雄，殺顏良誅文丑，過五關斬六將，單刀赴會，水淹七軍，可謂勇猛剛烈，所向無敵，睥睨一切，威震天下。但作為“義絕”的關羽形象，其魅力主要來自于他的道義人格。他始而隨劉備，不畏艱險；繼而降漢不降曹，掛印封金，千里來奔；最后拒絕勸降，從容就義，完成了道德的自我完善。小說 也不回避關羽性格的某些弱點，他的驍勇中包含著驕橫，坦蕩中滋生著自負，往往虛榮偏執，一意孤行。敗走麥城的悲劇結局，正是他剛而自矜的性格弱點發展到頂點的結果。

第三節：《三國演義》的藝術成就。

一、戰爭描寫

《三國演義》緊緊圍繞各政治集團軍事斗爭而展開。小說以龐大的結構和雄偉壯闊的場面，全方位描寫了富有時代特征的多次戰爭。小說不僅寫戰場的廝殺，更揭示戰爭的政治實質，表現戰爭過程中各集團的矛盾關系，力量的對比和消長，以及矛盾的轉化，把軍事斗爭和政治斗爭相結合，斗勇與斗智相交替，從戰爭中揭示人物性格，表現作品的思想傾向。

二、史實與虛構

作為一部歷史小說，《三國演義》在遵守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將歷史、傳說與想象融為一體，在大致把握一種“七實三虛”的比例上，將適當的虛構依附于作為主體的史實，在遵從時間、地點、人物及重大事件不隨意改變歷史真實的前提下，適量地采用移花接木、捏合敷衍、夸張渲染等方式進行虛構，因而更有利于表現人物性格，更合情合理，真切動人。

第四節：《三國演義》的影響

《三國演義》是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章回體小說，它在思想蘊涵、人物塑造、情節結構、敘事方法、丈學語言等多方面的巨大成功，開創了白話小說的新紀元，極具民族特色的章回體結構模式由此確立，它表明小說家結撰龐偉闊大之長篇的藝術功力已經成熟。它作為第一部最好的歷史演義，啟動了一系列歷史演義小說的創作。其影響早已遠播海外，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歡迎。它所蘊含的政治學、軍事學、倫理學、人才學，管理學、心理學、歷史學、文化學、文學、美學等多方面的價值，正在被認識和開掘，從而發揮出它在現代競爭社會中所可能產生的復雜文化功用。

課外重點閱讀片斷：

“官渡之戰”、“青梅煮酒論英雄”、“三顧茅廬”、“赤壁之戰”、“失街亭”。

第三章《水滸傳》

第一節《水滸傳》的成書經過、作者和版本簡介

一、成書經過

《水滸傳》是以北宋末年宋江等起義軍為題材的英雄傳奇小說。其內容不是憑空虛構，而是有歷史依據的。據《宋史》中《徽宗本紀》及《張叔夜傳》、《侯蒙傳》記載，起義發生于北宋徽宗宣和年間，起義軍曾流動于淮南、京東、河朔、楚、海州等地。結 局說法不一，或謂宋江確曾受過招安，或謂宋江被擒殺。至于是否參加過征討方臘，尚無定論。南宋時，宋江故事已成為藝人講唱的重要內容，宋末的講史話本《大宋宣和遺事》涉及水滸故事的部分，雖非常簡略，但已勾畫出了水滸故事的大體輪廓。元代雜劇中的水滸戲現存目三十一種，實際現存作品僅六種，從其中透露的信息看，已與《水滸傳》的故事規模較為接近。《水滸傳》正是在有關梁山起義的民間傳說、話本、雜劇等藝術成果的基礎上融合取舍的結晶，同時也是作家精心構思的創作。

二、作者問題

關于《水滸傳》的作者，高儒《百川書志》、郎瑛《七修類稿》均謂“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而施耐庵的生平事跡，尚無可靠材料。有關文獻，或語焉不詳，或彼此矛盾。江蘇興化縣白駒場(現屬大豐縣)發現《興化縣續志》所載明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稱施耐庵生于元貞丙申歲(1296)，卒于洪武庚戌歲(1370)，“為至順辛未進士，曾官錢塘二載，以不合當道權貴，棄官歸里，閉門著述，追溯舊聞，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終。”對《墓志》的真偽，尚存爭議。后來出土的《施讓地卷》、《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施氏長門譜》等文獻也涉及“施耐庵”，但這些材料本身的真實性還不能確認。

三、版本簡介

《水滸傳》的版本很多，通常分為繁本和簡本兩個系統。簡本有萬歷雙峰堂刊本《水滸志傳評林》二十五卷，雄飛館《英雄譜》本《水滸傳》二十卷一百十回，聚德堂刊《漢宋奇書》本一百十五回等。屬繁本的有明萬歷十七年(1589)天都外臣序本《忠義水滸傳》一百卷一百回(現存為清代康熙年間補刊本)，萬歷三十八年(1610)容與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卷一百回，萬歷年間袁無涯刊《新鐫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傳》一百廿回等。明崇禎年間金圣嘆刊《貫華堂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將原書七十一回以后招安投降的內容全部刪去，改第一回為“楔子”。該本保留了《水滸傳》的精華，而金圣嘆的潤飾加工，更為《水滸傳》增色不少，所寫的序文、讀法和評語，對作品作了精辟的評論和深入的分析。因此，“金本”問世后，流傳廣泛，成為最通行的版本。從明朝末年至1950年近三百五十馀年中，人們閱讀的主要是“金本”。

第二節《水滸傳》主要思想內容

《水滸傳》是一部正面表現封建社會農民起義的偉大作品。小說通過宋江領導的梁山泊農民起義全過程的描繪，展現了北宋末年政治腐敗、奸臣當道、民不聊生的社會面貌，深刻地揭示了農民起義的社會根源，生動的故事情節無可辯駁地表明了亂自上作、官逼民反。作品所揭露的封建統治勢力，上至宰相、太尉、知府、中書，下至貪官污吏、豪紳惡霸，如高大尉、梁中書、慕容知府、鎮關西、蔣門神、毛太公、西門慶之流，他們或則權傾朝野營私誤國，或則依權仗勢暴斂橫征，或則貪財鬻獄草菅人命，或則兇殘霸道，魚肉鄉里，將人民群眾乃至下層官吏逼迫到生命維艱的境地，萬不得已，人們才揭竿而起，嘯聚山林。在眾多事例中，高俅對林沖的迫害最具典型意義。小說真實地反映了農民起義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由個人反抗復仇到大規模的武裝起義的發展歷程。最初梁山英雄們是個人的懲惡除暴，救困扶危，隨后是小規模的劫富濟貧，占山為王，最后各路英雄齊聚梁山，與官府和地方豪紳武裝對抗。三打祝家莊，踏平曾頭市，攻打高唐州，智取大名府，直至兩贏童貫，三敗高俅，成為具有強大戰斗力的完全成熟的起義軍。小說七十回以后，主要描寫了梁山好漢接受招安，以及征遼、平方臘的過程。由于宋江等人的極力主張，加之朝廷內“清官”的百般拉攏，梁山好漢們在排座次后不久，便走上了歸順朝廷的道路。在征方臘的戰役中，108條好漢“十損七八”，“大功”告成后，又被朝廷幾乎趕盡殺絕，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就這樣以慘痛的悲劇而告結束。

第三節《水滸傳》主要人物形象分析

一、宋江

宋江是一個性格較具復雜性的藝術典型。在他身上，既有反抗性，又有妥協性，以致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從內心世界到外部行動都充滿了矛盾和斗爭。他身為刀筆小吏，卻又結交江湖好漢；他仗義疏財，不滿現實，卻又遵守法度，堅持忠孝，遲遲不肯上梁山造反。直到潯陽樓題反詩，被梁山好漢從法場救出后，才走上梁山。但其性格的內在矛盾依然存在：一方面他以其政治才能和組織才能，發展和壯大了梁山事業；另一方面其性格內涵中的妥協性又逐步上升，最終接受招安，葬送了粱山事業，自己也誤飲毒酒，慘遭毒害。總之，宋江就是這樣一個具有二重性格的悲劇典型。

二、其他人物

《水滸傳》成功地塑造了為數眾多的藝術形象，其中堪稱血肉豐滿、個性鮮明的典型人物不下一二十個，如宋江的領袖才能，吳用的神機妙算，魯智深的豪爽俠義，李逵的粗莽憨直，武松的神勇剛烈，林沖的堅毅驍勇，石秀的英雄孤膽，燕青的伶俐機敏，以及西門慶的驕橫，蔣門神的兇悍，毛太公的霸道，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四節《水滸傳》的藝術成就

一、寫人藝術

《水滸傳》塑造人物，注意人物性格的內在合理性，注重人物的身份地位、生活閱歷對性格的規定作用，林沖的八十萬禁軍教頭的身份與他的隱忍退讓、委曲求全而又驍 勇兇猛、敢作敢為的性格高度和諧。《水滸傳》的人物塑造，克服了以往作品人物性格單一化的不足，比較注意在人物個性的獨特性和多樣性上下功夫，做到“同而不同處有辨”，因而個性有別，風采各異，正如金圣嘆所評：“《水滸傳，只是寫人粗鹵處，使有許多寫法，如魯達粗鹵是性急，史進粗鹵是少年任氣，李逵粗鹵是蠻，武松粗鹵是豪杰不受羈勒，阮小七粗鹵是悲憤無說處，焦挺粗鹵是氣質不好。”《水滸傳》還初步克服了人物性格靜態化、凝固化、定型化的缺陷，比較注重從復雜多變的現實出發，按照生活邏輯寫出人物性格的發展變化，如上梁山之前的林沖、武松、楊志、宋江等都有自己的性格發展過程。

二、結構藝術

《水滸傳》的藝術成就還表現在它富有民族特色的情節結構。古代小說受說話藝術的影響，非常強調故事性，《水滸傳》可謂達到極致。小說引人入勝的情節隨處可見，如風雪山神廟、智取生辰綱、醉打蔣門神、血濺鴛鴦樓、三打祝家莊、智取大名府等等，生動曲折，緊張激烈，給人以驚心動魄、妙趣橫生的感受，令人愛不釋手。《水滸傳》的結構藝術也很獨特，是一種線型連環式結構。小說以梁山起義的發生發展為主線，將一組組情節按照內容的需要連接起來，每組情節有頭有尾，自成一統，成為相對獨立的情節單元，若干情節單元有機地連綴起來，構成一個龐大的故事系列。如果把各組情節看做完整的“環”，那么全書就好像一條環環相扣的“鏈”，這種連環式結構，既使主要人物形象不失其完整性和連續性，又使全書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三、語言藝術

《水滸傳》是我國第一部用通俗白話寫作的長篇小說。其語言基本屬于口語化的文學語言，是由作者在人民群眾日常口語的基礎上加工提煉而成的。這種語言形象生動，明快洗練，富于藝術表現力。無論繪景狀物，還是敘事寫人，往往是寥寥數筆，就使描寫對象活靈活現，維妙維肖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人物語言也富于個性化，“一樣人，便還他一樣說話”(金圣嘆《讀法》)。人物性格中有什么特性，在語言上就有明顯的表現，既不雷同，也不張冠李戴，言如其人，恰如其分。

課外重點閱讀片斷：

“拳打鎮關西”、“風雪山神廟”、“智到生辰綱”、“景陽岡”、“三打祝家莊”。

第四章《西游記》

第一節《西游記》的成書過程和作者問題

一、成書過程 《西游記》是中國文學史上成就最高的神魔小說。小說所寫的玄奘取經原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唐貞觀三年，僧玄奘只身赴天竺取經，歷時十七載，跋涉數萬里，取回佛經六百五十七部。玄奘奉詔口述所見，弟子辯機等輯成《大唐西域記》。其后，弟子慧之等撰寫《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已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南宋時有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已出現神通廣大的猴行者和脖掛枯骨的深沙神，至此，取經故事已被神話化。元代有平話《西游記》，今已失佚，《永樂大典》存有殘篇“魏征夢斬涇河龍”，朝鮮《樸通事諺解》尚存“車遲國斗圣”。從中可以看到，西游記的內容與人物均已定型。此外，金元時的院本、雜劇、南戲，均有搬演取經故事者，且故事輪廓和主要人物亦接近今本《西游記》。這些對吳承恩的創作均有直接影響。

二、作者問題

作者吳承恩(15007～15827)，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府山陽(今江蘇淮安)人。少有文名，屢困場屋，中年后才補歲貢，因母老家貧，屈就長興縣丞，后曾補荊府紀善，旋歸里。《西游記》寫作年代不可考，一般認為是作者晚年所作。此外，吳承恩尚有《射陽先生存稿》四卷傳世，另有傳奇小說集《禹鼎志》，今佚。另，吳承恩是否為《西游記》作者，至今仍有異議。

第二節《西游記》的主題及主要人物形象

一、主題

《西游記》故事可分為三個部分，一至七回寫孫悟空出世及大鬧天宮；八至十二回寫唐僧來歷及取經緣起；十三至一百回寫西天取經，經歷了八十一難，包括四十一個故事，為全書的主體。

《西游記》原本來自宗教故事，但在作品中，取經神話的內涵和目的實際上被抽象成了崇高神圣的理想和正義光明的事業，唐僧師徒為此而排除千難萬險、降妖伏怪的過程十分具體生動，作品的客觀主題便成了一曲為實現崇高理想而不屈不撓，勇往直前，不迭目的誓不罷休的頌歌。這一主題是通過形象的塑造體現的。當然，《西游記》在幾百年流傳及創作過程中，宗教色彩雖逐步淡化，但以取經故事為主要情節的基本框架，卻不可能改變。因此，小說中存在著宗教與世俗的矛盾、宣揚宗教與批判揶揄宗教的矛盾和三教合一與揚佛抑道的矛盾。

二、主要人物形象

關于孫悟空形象的來源，從作品的實際描寫看，孫悟空從性格到心態，無不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審美理想和價值觀念。當然，隨著中外文化的不斷交流，深受佛教濡染的作者從佛經故事中借鑒也是可能的。藐視權威，要求平等，反抗束縛，追求自由和個性解 放的叛逆精神，是孫悟空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在他身上凝聚著災難深重的古代勞動人民征服自然，擺脫束縛，反抗壓迫，要求平等，掌握自身命運的強烈愿望。孫悟空的叛逆性格在“大鬧天宮”中得到了最鮮明最集中的反映。“大鬧天宮”是孫悟空對現存秩序和權威的反抗，西天取經則是他對邪惡勢力的斗爭。在取經途中，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遭遇了不計其數的妖魔鬼怪，它們為非作歹，阻撓取經，殘害蒼生。孫悟空嫉惡如仇，不畏強暴，勇于斗爭，善于斗爭以及見義勇為、聰明機警、正直無私、堅定樂觀等英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和完善。在取經途中，孫悟空常蒙受極大委屈，遭到折磨甚至被驅逐，但一得知師父蒙難，便捐棄前嫌，全力救助，體現了不計恩怨得失、忍辱負重、顧全大局的無私品質。總之，孫悟空是一個凝聚著民族精神的神話英雄，《西游記》是一曲民族精神的英雄頌歌。

第三節《西游記》的藝術成就

一、寓莊于諧

寓莊于諧的游戲之筆，是《西游記》最鮮明的藝術個性和最突出的藝術成就。與一般小說游戲筆墨偶一為之的寫法不同，吳承恩將游戲筆墨運用于小說的情節構思、場景設置、形象塑造和敘述描寫即全部內容和形式之中。游戲筆墨常常使敘述的故事荒唐而有情思，帶有濃厚的幽默感和喜劇色彩。小說常常信手拈采，插科打諢，對人情世態極盡揶揄嘲諷之能事，滑稽之中每多刺世泄憤之感，諧趣之中飽含諷刺之意。吳承恩寓莊于諧、善謔善諷的藝術個性，在《西游記》的情節構思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

二、神話人物的塑造

在形象塑造上，《西游記》用游戲筆墨集形象、人性、神性和動物性于一體，“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西游記》的主要人物大都有定型的性格，然后通過虛幻的情節、幻想的環境多側面、多層次地渲染、強化和豐富其性格。這些各具性格的形象既是動物，又是人，更是神怪，是人獸同形與人神同性的結合，既有動物的外表和生理特性，又有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還有神怪的法術和魔力。如孫悟空是猴子，是神靈，又是活生生的人，既有主宰命運的理想抱負，又有七十二般變化的神通，而這一切又無不融合了機靈乖巧、敏捷愛動的猴性特征。豬八戒有豬的外形，他的貪吃好睡、愚蠢呆板、懶惰自私等都符合豬的習性，甚至連他的三十六般變化也只限于一些蠢笨模樣，如變山、變土墩、變大樹，變石頭、變胖大漢，叫他變小姑娘，頭勉強變了，“只是肚子胖大，郎伉不像”。如此游戲筆墨淡化了宗教的神秘性，強化了形象的人情味和世俗氣息，使其生動有趣，真實可信。

三、情節構思 在情節構思上，《西游記》游戲筆墨的特點是“述變幻恍惚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小說繼承和發揚古代文學浪漫主義傳統，戲筆與幻筆相兼，展開豐富的想象，縱橫馳騁于人間天上、地府龍宮，在這個奇詭絢麗的藝術世界里，既有現實的真實感，又有神魔世界的奇異感和生動感。在這些談詭的幻想背后，隱現出古代人民征服自然、戰勝敵人的企盼。

課外重點閱讀片斷：

“大鬧天宮”、“三打白骨精”、“三調芭蕉扇”、“車遲國斗圣”。

第五章《金瓶梅》和其他章回小說

第一節《東周列國志》與歷史演義小說

《三國演義》之外，明代的歷史演義小說不絕如縷，如《東周列國志》、《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英烈傳》、《東西兩晉志傳》、《續英烈傳》、《隋煬帝艷史》、《開辟衍繹通俗志傳》、《有夏志傳》、《有商志傳》、《樂田演義》、《梁武帝西來演義》等，水平普遍不高。只有《東周列國志》稍強一些，其中有些片斷可與《三國演義》媲美。

第二節《北宋志傳》與英雄傳奇小說

《水滸傳》而外，明代的英雄傳奇小說也方興未艾，如《南宋志傳》、《北宋志傳》、《于少保萃忠全傳》、《楊家府演義》、《禪真逸史》、《禪真后史》、《隋史遺文》等，藝術水平普遍高于同期歷史演義小說。其中，《隋史遺文》水平相比較更高一些。

第三節《封神演義》與神魔怪異小說

在《西游記》出現的同時或稍后，神魔怪異小說的創作也如同異軍突起，其主要作品有《封神演義》、《天妃濟世出身傳》、《五顯靈光大帝華光天王傳》、《北方真武祖師玄田上帝出身志傳》、《八仙出處東游記》、《西游記傳》、《南海觀音菩薩出身修行傳》、《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韓湘子全傳》、《掃魅敦倫東度記》、《西游補》等。其中，以《封神演義》和《西游補》的 思想內涵最為深刻。

第四節《金瓶梅》及其在小說史上的地位

一、《金瓶梅》的思想價值

《金瓶梅》是產生于明代隆慶、萬歷年間的一部章回小說，作者蘭陵笑笑生。全書一百回，最早的版本為萬歷四十五年（1617）的《金瓶梅詞話》。

《金瓶梅》由《水滸傳》中“武松殺嫂”一段節外生枝而蔚為大國，全書以暴發戶商人西門慶為核心，展開了對世態人情的描寫。然而，《金瓶梅》寫世情不在于一般的 描摹，而是著意在暴露。它的暴露，不但有廣度，而且能在普遍的聯系中把矛頭集中到封建的統治集團和新興的商人勢力，從而觸到了當時社會的基本矛盾，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征，因而顯得具有相當的深度。小說的主人公西門慶，本是一個小商人，他憑著“近來發跡有錢”，靠勾結衙門，不法經商，拼命斂財，財越積越多；又憑借金錢來賄賂官場，打通關節，官越攀越高。于是，他在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世界里，肆無忌憚地淫人妻女，貪贓枉法，殺人害命，無惡不作，卻又能步步高升，稱霸一方。從這里可以看到，被金錢銹蝕了的封建官僚機器已經徹底腐爛了。

二、《金瓶梅》的藝術成就

《金瓶梅》比之《三國》、《水滸》等從“說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小說，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也邁進了新的一步。這首先表現在小說描寫的重心開始從講故事向寫人物轉移。小說中的故事從傳奇趨向平凡；節奏放慢，在相對穩定的時空環境和敘事角度中精雕細刻一些人物的心理和細節。寫李瓶兒病危、死亡到出葬，竟用了兩回半近三萬字的篇幅，僅臨終一段就寫了一萬馀字，把西門慶、李瓶兒及潘金蓮等眾妻妾的感情世界刻畫得細致入微。小說中寫了不少平淡無奇的瑣事，與情節的開展沒有多大關系，只是為了寫心，為了刻畫性格。《金瓶梅》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另一大進步是注意多色調、立體化地刻畫人物的性格。

《金瓶梅》的結構方式是網狀的，每一故事在直線推進時又常常將時間順序打破，作橫向穿插以拓展空間。《金瓶梅》的語言在口語化、俚俗化方面作出了可貴的嘗試。全書大量吸收了市井中流行的方言、行話、諺語、歇后語、俏皮話等等，熔鑄成一篇市井文字。

三、《金瓶梅》的歷史地位

第一，<金瓶梅)是章回小說中第一部擺脫了取材于歷史傳說與神異傳說的傳統，而以現實生活中的平凡人物和市井家庭的日常生活為題材，由文人單獨創作的長篇小說。《金瓶梅》以前的章回小說，它們的成書過程一般都經歷了四個階段：①歷史真實，②民間流傳，③話本、戲劇的演述，④文人整理、加工、再創造。《三國》、《水滸》、《西游》，概莫能外，其他作品亦大都如此。而《金瓶梅》則一無歷史事實作根據，二無民間流傳為基礎，三無話本、戲劇的演述可堪借鑒；它只是借助于《水滸傳》中武松兄弟與潘金蓮、西門慶之間的故事作引子，節外生枝，將次要人物變成主要人物，并以現實生活為依據，從而衍成洋洋百回的長篇巨制。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并不存在一個由民眾創作到文人加工的過程，而是由文人單獨完成的作品。這些，恰恰標志著章回小說發展過程中在作者與題材問題上的一個根本轉變。第二，《金瓶梅》的作者已不再是簡單地用黑白兩色來觀察世界、反映世界，從而也打破了它以前的章回小說把人物塞進“正面”或“反面”的框子里去的做法，而是力圖從眾多側面去觀察和反映多姿多彩的生活，尋求一種更為高級、更為復雜的方式去塑造活生生的雜色的人，力圖讓這些人物從“他們時代的五臟六腑中孕育出來”。(巴爾札克《人間喜劇序言》)這給以后的章回小說創作以極次的啟示力。

第三，《金瓶梅》對現實生活的描寫較之以前的作品更為細膩、逼真。作者慣用白描手法來寫世情，刻畫人物毫發畢現、深入骨髓，頗能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去追魂攝魄，而后又不動聲色地讓人物通過各自的言行來表現其內心世界。作者極少出面直接對書中人物進行評判，而是給讀者留下一個廣闊的審美空間，讓讀者自己去認識書中的人物。這種寫法，較之以前小說中多用夸張、渲染、粗線條勾勒或由作者出面大加評議的寫法，無疑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同時，也代表著章回小說作者在如何反映生活這一問題的認識上的一個根本轉變。

第四，《金瓶梅》一方面繼承了《水滸傳》等小說的現實主義傳統，頗能反映現實生活的本質，并為《紅樓夢》等現實主義小說的巔峰的形成作出了示范、打下了基礎，在章回小說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進程中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里程碑。另一方面，它又無可避免地帶有它那一歷史階段的時代風氣的熏染，有不少淫穢之筆。那些對男女性欲的赤裸裸的描寫，固然也反映了人類生活的一個層，面和當時社會風氣的一個方面，有的地方或許還有利于人物塑造和情節推移；但過分地、毫無節制地展示性交生活，這種自然主義的筆墨，也對后世許多章回小說產生了不良影響，容易造成一種在低級趣味的泥潭中的迷失與陷落。

附錄一：使用教材及主要參考書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

朱東潤主編《中國歷史代文學作品選》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

胡 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

趙景深《中國小說叢考》

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

毛宗崗評點《三國演義》

朱一玄、劉毓忱《三國演義資料匯編》

施耐庵《水滸傳》

金圣嘆評點《水滸傳》 朱一玄、劉毓忱《水滸傳資料匯編》

吳承恩《西游記》

劉修業、劉懷玉《吳承恩詩文集箋校》

蘇 興《吳承恩年譜》

朱一玄、劉毓忱《西游記資料匯編》

許仲琳《封神演義》

馮夢龍、蔡元放《東周列國志》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

張竹坡評點《金瓶梅》

朱一玄《金瓶梅資料匯編》

熊大木《北宋志傳》

董 說《西游補》

西周生《醒世姻緣傳》

馮夢龍《古今小說》（《喻世明言》）

馮夢龍《警世通言》

馮夢龍《醒世恒言》

凌濛初《拍案驚奇》

凌濛初《二刻拍驚奇》

譚正璧《三言二拍資料》

毛 晉《六十種曲》

徐 渭《四聲猿》

錢南揚、徐朔方《湯顯祖集》

毛效同《湯顯祖研究資料匯編》

沈德潛《明詩別裁集》

錢謙益《列朝詩集》

朱彝尊《明詩綜》

謝伯陽《全明散曲》

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民歌時調集》

劉世德《明代散文選注》

施蟄存《晚明二十家小品》

方銘《明清散文選析》

第二篇：《明代移民》教案

蘭亭小學地方課程集體備課記錄

年級

五

主備人

劉小云

參加人員

五年級地校老師

內容

我的家鄉第五冊第一單元

課題：《明代移民》

參

加

人

員

建

議

1.通過介紹我們的祖先的來歷，培養學生的口語交際能力，例如勇于發言，積極參與討論，善于與人溝通的能力。

2.通過調查訪問、觀察等形式了解我們當地移民的傳說和故事

3.在合作、自主、探究的學習過程中，培養學生查找資料、訪談、資料研究、合作交往的能力。

4.通過了解大槐樹的故事，進一步萌發對家鄉的熱愛之情，從小關心家鄉的發展，為家鄉的發展獻計出力。

5.通過網上收集本村遷址的歷史，了解家鄉的變遷。

6.學習我們先輩在移民后的勤勞美德，滲透我校“真善美”生態課堂理念

《明代移民》教案

教學目標：

1、了解大槐樹的傳說

2、了解腳指甲復形的傳說

3、學習我們先輩在移民后的勤勞美德

4、滲透我校“真善美”生態課堂理念

課前準備：

1、學生了解我們當地移民的傳說和故事

2、網上收集本村遷址的歷史

教學過程：

一、導入

1、交流課前學生了解我們當地移民的傳說和故事，和網上收集本村遷址的歷史。

2、讀歌謠，你是怎樣理解歌謠意思的?

二、自學課文，了解了大槐樹的傳說和腳指甲復形的傳說故事。

2、毛貴起義：

3、自學大槐樹的傳說試著講給同學

4、腳指甲復形的傳說故事試著講給同學聽

三、課后作業：

1、把大槐樹的傳說和腳指甲復形的傳說故事回家講給家人聽。

2、咨詢家中姓氏的歷史或者了解家譜的歷史淵源。

第三篇：中國古代文學史第四卷第七編 明代文學

中國古代文學史第四卷

第七編

明代文學

緒論

1、手工業和城市商業的繁榮使市民階層擴大。市民階層人數眾多，人員復雜，包括商人、作坊主、手工業工人、自由手工業者、藝人、妓女、隸役、各類城市貧民和一般的文人士子等。

2、文人的市民化和市民化讀者群的形成，自然的改變了文學作品的面貌。市民的生活，市民的情趣，市民的形象在明代的詩、文、小說、戲曲中越來越顯得舉足輕重。

3、作品內容市民化的同時，人們的藝術趣味也趨向世俗化，時興著一種“世俗之趣”。這種藝術趣味的基本特點，就是題材重日常瑣事，表現多率真自然，語言尚俚俗明白，效果求怡心娛目。

4、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文人的市民化和市民化讀者群的膨脹，不可避免使文學創作商品化。

5、四大奇書：《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詞話》。

6、王學左派（泰州學派）：思想家王守仁進一步發展了宋代陸九淵的“心學”，打破了程朱理學的僵化統治，沖擊了圣經賢傳的神圣地位，在客觀上了突出了人在道德實踐中的主觀能動性。此后，心學亦稱王學，流布天下，形成多種派別。其中，泰州學派又稱王學左派，從王艮、徐樾、顏鈞、羅汝芳，到何心隱、李贄，越來越具有離經叛道的傾向。他們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主張人際間地位平等，追求個性的自然發展。

7、章回小說：中國古代長篇小說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體裁。章回小說是在宋元講史等話本的基礎上發展，到明代定型的。它的特色是分章敘事，分回標目，每回故事相對獨立，段落整齊，但又前后勾連、首尾相接，將全書構成統一整體。現存的宋元話本已經分卷分目，王國維認為這是“后世小說分章回之祖”，除分回立目之外，章回小說還保存了宋元話本中的開頭引開場詩，結尾用散場詩的體制。

8、從明代戲曲、小說及民歌等通俗文學的發展，簡要論述人們對于文學特性認識的深化。

第一，高度重視文學的情感特征。明代文學家對于情感的論述特別豐富，往往把情感作為品評作品美學意義和社會功能的準則。這是宋元以來對于理學專制的反彈，是肯定自我、張揚個性的一種表現。俗文學一般都“絕假純真”，是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往往成為主情論者的“樣板”，于是加深了他們對于文學情感特征的思考和認識，并以此來作為批判“假文學”的武器。舉例：課本P13 李夢陽、袁宏道、徐渭、湯顯祖、瞿祐、李贄、馮夢龍等。

第二，清晰認識文學的虛實關系。明代以前的文學理論，主要建筑在詩論文評的基礎上，重在誠、真、信、實，反對浮、夸、虛。幻，往往不能正確的認識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的關系。而戲曲、小說與詩歌、散文不同，它們描繪的故事與人物大都是虛實相間、真幻互出，多有藝術虛構。但是，由于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對戲曲、小說藝術虛構問題的認識有一個過程。舉例：P13 胡應麟等。

第三，開始關注人物性格的刻畫。宋元以前，由于長篇敘事作品并不發達，故有關塑造人物形象的理論也比較缺乏。明代戲曲、小說的繁榮，促使人們對于有關人物塑造和性格刻畫的問題予以關注。舉例：P14 王世貞評《琵琶記》；徐渭評《西廂記》

第四，更加注重文學語言的通俗易懂。在中國文學史上，大張旗鼓地提倡語言的通俗化，是隨著白話小說的繁榮而興起的。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書名就突出“通俗”二字。舉例：P14 蔣大器、王驥德

第一章 《三國志演義》與歷史演義的繁榮

1、《三國志演義》是我國第一部長篇章回小說，也是歷史演義小說的開山之作。

2、《三國志演義》成書故事取自陳壽的《三國志》和裴松之的注。李商隱有《驕兒》詩云：“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蘇軾《志林》卷一《懷古》載：“王彭嘗云：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

3、三國故事現存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壬午年（1522）刊刻的《三國志通俗演義》，24卷，240則（含庸愚子（蔣大器）《序》、修髯子（張尚德）《引》）。萬歷間吳觀明刊《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120回。清康熙年間，毛綸、毛宗崗父子以李卓吾評本為基礎，參考了“三國志傳”本，對回目和正文進行了較大的修改、增刪，并做了詳細的評點。毛本《三國》，成為后世最流行的本子，近人將其簡稱為《三國演義》。

4、余邵魚編寫的《列國志傳》，是目前所見最早的有關列國故事的通俗小說。

5、清代康熙年間，褚人獲將《隋唐兩朝志傳》《隋煬帝艷史》《隋史遺文》及唐代盧肇所撰的《逸史》等剪裁連綴成《隋唐演義》一書。

6、歷史演義：就是用通俗的語言，將爭戰興廢、朝代更替等為基干的歷史題材，組織、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觀念和美學理想。

7、論述《三國志演義》的主題。（加以具體情節論述）

《三國志演義》描寫起自黃巾起義、終于西晉統一的近百年歷史。作者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觀念為核心，同時也糅合著千百年來廣大民眾的心理，表現了對導致天下大亂的昏君賊臣的痛恨，對明君良臣的渴慕。

首先，它宣揚了仁政思想。作者塑造了仁君劉備與殘暴的奸雄曹操。兩人的鮮明對比，寄托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形成了全書明顯的擁劉反曹的傾向，表現了當時人們對統治者的倫理要求。作品的悲劇結局，則體現了作者對于理想幻滅的困惑與痛苦。

其次，在人格構建上的價值取向，是恪守以“忠義”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規范。描寫人與人之間的義氣，主要描寫了主要人物劉備關羽張飛之間的異性兄弟關系。這種忠義雖然是封建性質的，但在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幫助、回報和溫情方面，與江湖上流行的道德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再次，在描寫波瀾壯闊的斗爭中，概括了豐富斗爭經驗和歷史人物的高超智慧，這都集中體現在諸葛亮的身上，他成為忠貞和智慧的化身，千古賢相的化身。

8、劉備形象分析。

第一、劉備寬仁待民，待士誠心和義氣。《演義》通過曹操與劉備對比描寫，給我們總的印象是：劉備寬仁待民，曹操殘暴害民；劉備待士以誠心和義氣，曹操則全用權術和狡詐。劉備從桃園結義時就“抱著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理想，并深知舉大事者必以上人為本，所以“遠得人心，近得民望”。他們的言行和曹操恰恰形成鮮明對比。他說：“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劉備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初作安喜縣尉時，就“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在新野時，老百姓歌頌他：“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襄陽撤退時，眾將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擁民眾數萬，日行十余里。似此幾時得到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劉備卻不忍心拋下百姓不管，含著眼淚對眾將說：“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所以后人用詩贊美說：“臨難仁心存百姓，登舟揮淚動三軍，至今憑吊襄漢口，父老猶然憶使君”。到了西川，他的軍隊“秋毫無犯，受到焚香禮拜”的歡迎就不足為奇了。劉備不僅寬仁待民，還能誠心待士。他對士能推心置腹，始終信任，給人印象也很深。且不論與劉備桃園結義的關羽、張飛是如何情同手足，只說他一見趙云，就“甚相敬愛”，便有不舍之心。“在長坂坡，糜芳、張飛都以為趙云去投奔曹操了，劉備卻毫不懷疑地說：“子龍從我于患難，心如鐵石，非富貴所能動搖也”。至于他對待諸葛亮，從三顧茅廬到白帝托孤，紿終敬愛信任，則更為人所共

知。

第二、劉備思賢若渴、知人善用。謀士徐庶因母被曹操用計虜去，迫不得已要離劉備而去曹營一節中，玄德凝淚目送元直，卻被一樹林隔斷視線，玄德便要將士盡伐樹木，足見劉備思賢愛才之心何切！難怪徐庶后來是“人在曹營心在漢”，“終不為曹設一計”！另如婦孺老幼凡知三國者皆知劉備不畏嚴寒，說服關張三弟而三顧茅廬，更是讓后人感嘆不已。

第三、劉備智勇過人，其上乘的計謀和戰略決策值得人們借鑒。劉備當時機不成熟，自己不得勢，人馬較少時，暫依曹操。與曹操青梅煮酒，機智應對。在計謀上，劉備也有過人之處。如劉琦死后，孫權方面要索還荊州，劉備、諸葛亮以無處寄身為由死賴著不還，周瑜想用美人計把劉備賺到東吳來相要挾。對于此次聯姻，施計的孫權和周瑜本無誠意，他們的算盤只不過是想把他給扣下，沒想到劉備一到南徐即用樹上開花大造輿論，讓吳國太插手此事以致弄假成真，等到后來想軟硬兼施扣住劉備時，又被他用瞞天過海，以到江邊祭祖為借口逃走，最終孫權方面落得個賠了夫人又折兵。

第四、劉備能知錯就改，并有敏銳的鑒別力。在對待襄陽名士龐統問題上，孫權見士元“濃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中不喜”，又見統有輕視自己平生最喜之將周瑜的意思，便“誓不用之”。劉備雖見統“長揖不拜”，且統貌陋，心中亦不悅，于是只給統以來陽一個縣宰小職，然而當劉備派張飛前往來陽巡視、聽了飛回報統是如何將百余日新積公務不到半日，便一一批判，“曲直分明，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之事時，便大驚曰：“屈待大賢，吾之過也！”于是拜統為副軍師中郎將。劉備雖先也有怠慢之意，但畢竟能作自我批評，知錯即改，善莫大焉，孫權于此該覺汗顏！說劉備有敏銳的鑒別力，那是因為劉備臨終前囑孔明說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后來街亭之戰，果應此言不虛！孔明人比之為智慧的化身，竟錯用馬謖，造成街亭失守，劉備地下有知，該孔明不聽己言！

第五、劉備仁中有偽，雄中有梟，并缺乏治遠略。用魯迅的話說，“《三國演義》是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也就是說，劉備仁中有偽。如：趙子龍歷盡兇險從曹軍中救回阿斗交與玄德時，玄德擲子也地，曰：“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他之所以這么做，還是后人評得好：“曹操軍中飛虎出，趙云懷內小龍眠，無由撫慰忠臣意，故把親兒擲馬前”。亦有民諺云：“劉備摔阿斗——收買人心。”另有民諺說：“劉備借荊州——有借無還！”另白帝城托孤。

9、《三國志演義》如何處理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之間的關系？

（1）清學者章學誠說：“唯《三國演義》則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七分實事”是指作品的主要框架、主要人物、主要事件是按照史書記載的真實情況來設計和組織安排的，給人以基本的歷史真實感；“三分虛構”則指在人物和事件的細節描繪上，盡量采用民間傳聞中的精彩片段，并附以作者的虛構想象，使之在不影響基本歷史真實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增強故事性和人物的藝術魅力。

（2）羅貫中在對作品進行藝術虛構時，主要采用了以下幾種技法：細心穿插，巧于構思；于史無征，采用傳說；本末倒置，改變史實；張冠李戴，移花接木；妙筆生花，善于鋪敘。

10、《三國志演義》的藝術特色。

具體實例見課本P26—29（1）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的統一。作者在按一定的政治道德觀念重塑歷史時，也根據一定的美學理想來進行藝術的創造。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已經全非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情節故事也多經過張冠李戴、移花接木添枝生葉等藝術處理。它已不是真實的歷史，而是借三國史實的基干和框架，另描了一幅波瀾壯闊、氣勢恢宏的歷史畫卷。

（2）非凡的敘事才能。人眾事繁、矛盾復雜，卻組織的有條不紊、主次分明，充分顯示了作者的敘事才能。

（3）全景式的戰爭描寫。它描寫戰爭的時間之長、次數之多、形式之多樣、規模之宏

大，在世界文學史上是罕見的。全書共寫四十多次戰役、上百個戰斗場面，包容了這一時期所有重大的戰役，寫的各有特色，絕少雷同。

（4）特征化性格的藝術典型。它塑造人物想象的顯著特點，突出甚至夸大了歷史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舍棄性格中的次要方面，創造了一批具有特征化性格的藝術典型。小說在塑造這種特征化性格的人物時所采用的手法，主要有：

一、出場定型。

二、反復皴染。圍繞著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多角度、多層次地加以強化、深化，使其性格在單一中呈現出豐富性、復雜性。

三、多用傳奇故事和生動的細節來突現人物的性格特征。

四、善用對比、烘托等手法。

（5）歷史演義體語言。它從講史而來，偏于敘述而少描寫，其敘述語言以粗筆勾勒見長，簡潔、明快、生動、有力，洋溢著一種陽剛之氣。人物語言，已開始注意個性化。

第四篇：淺議明代小品文

09級在職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呂美 200954001

1淺談晚明小品文掩蓋下的文人心態

—以優美的文學語言寫出他們不為人知的心靈史

明朝后期出現的清新婉麗、自由靈動的小品文，雖稱不上是中國古代散文園地中的一朵奇葩 ,但亦堪稱是一束幽蘭 ,它仿佛山澗的清泉 ,不事雕琢 ,自然天成 ,筆調淡雅 ,情韻悠遠 ,給人以清新明麗的藝術享受。

小品文不是詩不是詞不曲是，不談韻腳，沒有定式，天資爛漫，無法無天。其最長的不過一千多字，短的只有幾十字，但往往以小見大，一滴水而具滄海味。晚明小品文大都是活潑潑的真情流露，追求“真”“趣”，有性有情，妙然天成，“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文字新鮮自然，靈動活潑，“明白曉暢，語語家常”，行文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絕棄“聱牙之語”、“艱深之辭”。讀此小品文時，心中蕩漾著碧水清波，天是這么藍，草是這么綠，生活本來可以如此簡單和美麗。然而，在晚明那個風雨如晦的時代，文人們的心態是如此的恬淡、清遠嗎？

對于現世生活享受的肯定和追求，從中得到樂趣，本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傳統，然而世俗社會往往以追求物質享受為目的，沒有更高的精神和審美追求；高潔的文人又往往重視對精神世界的向往，鄙視物質享樂。唐宋以后，文人與士大夫意在把這兩者結合起來：在物質享樂的同時，尋求精神的享受，創造了一種以消閑遣興、修心養性為目的的藝術化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到了晚明被發揮得淋漓盡致。而晚明小品則充分地展示了這種理想的生活方式。小品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多布衣、山人，或下層小官吏，多以隱士、逸士、名士自居。一些官位顯赫的人，隱退賦閑時也厭倦了功名事業，寫起表現自我的小品。小品表現的是小人物或大人物失意時的生活、思想、心態、情趣，既然不得志，也無需談什么忠君愛國、功業理想，不必關心國事、政事、大事、時事，也不必寫載道教化之文，只表現個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瑣事和閑情逸致。這種生活又世俗又雅致，是生活情趣與藝術詩情的結合，顯示了一種享受人生的文化氣質和處世態度。閑適，其實也是一種享受。正如屠隆為人們描繪最理想的生活場景是：“樓窺睥睨，窗中隱隱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依精廬，松下時時清梵，人稱非俗非僧。”（《娑羅館清言》）理想的環境是“半村半郭”，清靜，又不清冷；理想的身份是“非俗非僧”，閑適，又不空寂。這種生活方式，可進可退，非常靈活，占盡人間一切

便宜。

晚明政治上腐敗黑暗，閹黨專權，黨爭激烈，綱紀混亂，吏治不整。內憂外患，國事日非。文士們對政治失去熱情，對功名事業感到絕望，為保全性命，于是退居閑處，縱情山水，文酒自娛，躲進個人生活的小天地中，以消磨意志和歲月。晚明小品的一個比較集中的主題便是表現出文人閑適的生活理想。這種生活情趣相當有文人色彩，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同于商賈富豪或仕宦貴人。在平靜幽深的環境中，追求一種富有藝術意味的恬淡、沖遠、澹泊、自然的生活情趣，這種情調的小品在晚明文壇可謂俯拾皆是。因此晚明“小品”成了一種時尚，“小品”意識滲透到文學、藝術以及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是處皆見“小品”。

然而，晚明文人絕不可能過著真正舒泰的世外桃源的生活。明末政治的腐敗黑暗，統治階級內部連續不斷激烈而嚴酷的黨爭，國事日非，加上由于外族入侵，邊患日深，內外交困，因此許多文人對于社會的前景感到失望以至絕望，這個時代籠罩著一種無法解脫的悲劇氣氛。他們悠然的外表掩蓋不了內在的焦灼與困惑。面對不可救藥的時代，再談功業理想、經世致用，便成了自欺欺人的話。他們著書立言也不圖“不朽”，只是“自娛”而已。小品文就此成了晚明文人心態真實而形象的寫照，它們清高、淡遠、蕭散、倜儻，但也反映出晚明文人的浮躁、不安、狂放、壓抑、困惑、焦灼和痛苦，同時不免夾雜著些悲涼絕望的末世氣息。

在晚明小品中很多反映當時文人對現實的逃避和消沉態度，以及力求自我解脫的心態。如陳繼儒的《文娛序》：

往丁卯前，珰網告密，余謂董思翁云：“吾與公此時，不愿為文昌，但愿為天聾地啞，庶幾免于今之世矣。”鄭超宗聞而笑曰：“閉門謝客，但以文自娛，庸何傷？”（《媚幽閣文娛》）這則小品反映出一些晚明文人的“以文自娛”，其實正是為了遠避是非，明哲保身，其中包含了某種對黑暗政治的恐懼。袁宏道也說當時的“吏情物態，日巧一日；文網機阱，日深一日”。（《袁宏道集箋校》卷六《何湘譚》）可以說，明季社會的腐敗、黑暗，使文人對于社會現實產生幻滅感，因此像徐渭和李贄所具有的那種狂狷的精神受到挫折，多數文人逐步失去了對于現實與政治的熱情關切，在這種現實背景下，晚明文人便容易從莊禪之中找

到自我解脫的方法，于是從抗爭轉而避世和玩世，以此來消融個性與社會、理想與現實、心境與環境的強烈沖突。遂使與世對立的抗爭成為與世浮沉的渾沌或遠離塵世的超脫，斗士的狂放演化為名士的清賞，狂悖、憂郁、苦悶、憤慨轉化為逍遙、自適。對現實的幻滅感，也導致游戲人生的風氣。

當修齊治平不再是文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和最大的價值理想，自我的閑適和安逸就成為最為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在晚明文人中，灑脫隨便的多，而執著認真的少。真”，本是晚明小品的特色，但不少晚明小品家筆下的“真”，不是情之所至自然而然的流露，而是唯恐別人不知其“真”，有意去表現、去追求、去夸張，甚至刻意去制造一種“真”的感情。還有一些小品文往往空靈閑適到作者如生活在遠離人寰的世外桃源之中，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當時國家正處于將“天崩地陷”之際，然而在晚明小品文中我們難以嗅到什么血腥味，也甚罕看到什么刀光劍影的。這種閑適情調是兩重性的。一方面，它們把功名利祿視為身外之物，這對某些熱衷功名者來說確是一副清醒劑；但是晚明閑適小品所消解的絕不僅是功名貪欲，連壯志雄心和進取精神也輕易地被佛道的出世避世的精神和虛無主義所消解了。

1584年，傳教士利瑪竇寫信給西班牙稅務司司長羅曼，不解地提到，中國的士人似乎從來不愿將自己的聰明才智用于工作，而只是樂于把時間浪費在彼此交游，“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圖在浪費金錢，彼此拜訪，相互宴請，飲酒作樂，這對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們都很愛好吃喝聲色之樂，且有專門書籍記載彈琴的姿勢，整年有舞蹈和音樂，還有作樂的處所、釣魚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處所等等。隨著時間的推移，利瑪竇所描述的風潮在士大夫當中非但沒有消褪，反而愈演愈烈。作為一個崇尚艱苦工作帶來精神升華的傳教士，一定無法理解中國士人們將交游宴樂視為解脫苦悶的另一種替代。政治壓抑既然無從排解，只有投身于世俗的狂歡。王陽明的“心學”，李贄的“童心說”將士人們最后一絲兼濟天下的責任感卸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性情的放縱，生活的縱樂，以及品行的狂狷。

晚明評判一個人高下的標準，不再是官階的高低，而是交游的廣泛，以及文化上的獨特建樹。袁宏道放蕩不羈，雅致閑適的表象之下，是一個掙扎彷徨的內心，這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一代士人精神轉軌的寫照。《徐文長傳》塑造了一個離經叛道，狂傲不羈的狂狷藝術家形象：“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

至門，或拒不納，是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用斧頭砍破自己的頭顱，用利錐錐進自己的耳朵，常人是決不會這樣做的，袁宏道用略為夸張的筆法寫出了徐渭作為藝術家的狂狷氣質，同時也寫出了在這種貌似瘋狂的行為背后，實際上是對世態人情深深的悲憤和絕望。

除此之外，袁宏道自身的復雜個性和人格在他的文章中也展露無遺。他一方面向往山光水色的超然與自由，一方面留戀都市繁華的聲色與奢華，一方面有著傳統士人的風雅與清高，一方面又融入了市民階層的艷俗與粗鄙。袁宏道在寫給朋友的信中也坦然承認自己這種復雜的心態：“長安沙塵中，無日不念荷葉山喬松古木也。因嘆人生想念，未有了期，當其在荷葉山，唯以一見京師為快。寂寞之時，既想熱鬧；喧囂之場，亦思閑靜。” 既不能舍棄紅塵俗世的快樂，也不能割舍世外清境的閑逸，這種互相矛盾而又絕對真實的人生追求，恰是當時復雜矛盾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晚明小品所表現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悲劇現象，是極為深刻精彩而又極為令人心酸的。

09級在職漢語國際教育碩士 2009540011 呂美

第五篇：明代法律制度

《明代法律制度》本章重要知識點

1.明朝的立法指導思想

答：

（一）重典治國立法思想的確立

第一，元朝覆滅的深刻教訓。

第二，“刑罰世輕世重”是中國的傳統法律思想。

第三，明初復雜的社會形勢迫使朱元璋以“重典治國”。明王朝建立初期，由于年年戰爭的破壞，社會經濟凋敝，農民反抗封建統治的活動此起彼伏，統治階級內部也存在著激烈的斗爭。

（二）重視預防犯罪和法制宣傳

（三）強調“法貴簡當，詩人易曉”，重視以封建禮教約束人民的思想與行動。在這些立法思想的指導下，明朝的法律制度在唐宋基礎上有了新的創新和發展，成為中國封建法制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

2.立法概況及《大明律》的立法成就

（1）立法概況：《大明律》、《明大誥》、《問刑條例》、《明會典》等的制定和編纂。

（2）立法成就：

首先，《大明律》突破了隋唐以來律典依十二篇分編的傳統，首創按朝廷六部的政務范圍分目的的新體例，具有分類貼切、內容集中、條理清晰、文字簡明的特點。

其次，在內容上，《大明律》充分吸取了民初三十年及以前朝代的統治經驗，是一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條例簡于唐律、精神嚴于宋律的封建法典。

3.“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表現。

（1）“輕其輕罪”是指明律相對唐律，在有違倫常教化犯罪處刑上明顯偏輕。

（2）“重其重罪”明律對危害封建國家行為的犯罪處刑普遍比唐律加重。

一、重其所重

（1）加大打擊謀反大逆

凡謀反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

（2）加重打擊反逆盜賊

明律的懲罰重在：

①對犯罪人本人及親屬處刑更重。

②株連范圍廣。

③明律的處罰不分情節。

④還擴大了“十惡”重罪的范圍。

二、輕其所輕

（一）事關禮教之罪減輕

（1）告祖父母、父母者。

（2）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籍異財者。

（二）輕其所輕并非絕對

（1）.關于強奸罪：唐律規定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規定：已成者絞監侯，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2）.關于親屬間強奸罪之罪：強奸同宗無服親屬或同宗無服親屬之妻，唐律僅視為一般強奸罪，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則加重至斬監侯。強奸緦麻以上及緦麻以上親之妻，唐律規定流二千里（折傷者絞），明律規定為斬監侯。

4.明朝刑罰的變化

答：明代除繼續適用封建五刑----笞、杖、徒、流、死刑以外，又設置充軍刑、枷號刑，實行廷杖制度。

（1.）充軍刑

增設充軍刑的最初目的是為了充實邊防，并設有里程規定，后逐漸規定不等的里程。至明末分為極邊、煙瘴、邊遠、邊衛、沿海附近五種，又叫“五軍”，最遠四千里，最近一千里。充軍期限分為“終身”（即本人死之為止）和永遠（即犯罪者本人死亡，子孫親屬須繼續充軍，直到丁盡戶絕為止）。可見充軍刑遠比流刑重得多。明代為了規范充軍刑，專定法條和幾次頒行《充軍條例》。

（2.）枷號

明代的枷號有斷趾枷令，常枷號令、枷項游歷之分。刑期為一月、二月、三月、六月、永遠五種。枷號重量按規定應該是二三十斤，但明代皇帝和宦官為了濫施淫威，常把枷號作為羞辱大臣的懲罰，用重達百斤的大枷枷刑犯人，往往幾天內便置犯人于死地。

（3）．廷杖

所謂廷杖，就是在午門前對大臣施用杖刑，以暴力強迫臣下完全順從皇帝意志的制度。它是明朝皇帝處罰大臣的一種特殊刑罰。明律中并無廷杖的規定，但從朱元璋開始，經常于殿廷之上，由太監監督刑，錦衣衛施杖，對冒犯皇帝的大臣施以笞杖。廷杖可以施加于任何一個大臣，從而表現了前所未有的專制皇帝的淫威。如此以極其殘忍的刑責羞辱朝臣的做法，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聞。

5.嚴法治吏的措施

答：

一、創設“奸黨”罪，嚴禁臣下結黨

朱元璋鑒于歷史結黨造成皇權削弱，內部矛盾，導致國之民亂的教訓，在中國法制史上，首立“奸黨”罪。

明律還嚴禁宦官與后妃、外戚干預朝政，嚴禁內外官交結。

二、重典懲治官吏瀆職和貪贓犯罪

為了強化吏治，明通過一系列行政法規明確官吏的職責權限，對于不能盡職盡責的官吏則給與行政處罰、刑罰制裁。明代重懲貪官治吏的法律規定，集中表現在《大明律》和《明大浩》中。

《大明律》中設置有“貢舉非其人”、“舉用有過官吏”、“擅離職役”、“官員赴任過限”、“無故不超參公座”、“擅勾屬官”、“事應奏不奏”、“官文書稽程”等罪名。

嚴厲懲治貪贓枉法的官吏，是明朝立法的重點。朱元璋詔令：“犯贓者無貸”；所有枉法贓者，不分南北，一律發往北方邊衛充軍；通賄之人也同樣受到徒家于邊的懲罰。

《大明律》沿用唐律原有的“六贓”罪名——監守盜、常人盜、受財枉法、受財不枉法、竊盜與坐贓，于律首置“六贓圖”，依照“凡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的原則，將各種贓罪的具體量刑詳細的加以羅列。

另外，《大明律·刑律》還專設官吏“受贓”專章，用刑也嚴，下列各種贓

罪十一條及其具體刑罰。此外，在其他篇目中也有處罰贓罪的條文。和唐律比較，整個明律條文數量減少了四十條，但贓罪的條文卻比唐律大大增加。

明律對贓罪的量刑也明顯重于唐宋。

明律對負有監察職責的御使等“風憲官”犯贓，更是加重懲罰：“凡風憲官受財及于所按治去處求索借貸人財物，若買賣多取價利及首饋送之類，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

朱元璋在世時，曾親手制定了以懲治官吏贓罪為主要內容的刑事特別法規——《明大誥》，以大量的嚴刑峻法打擊貪官污吏。

6.明朝司法機關

（一）中央司法機關設置的發展變化

明代中央司法機關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合稱“三法司”。

（1）.刑部

明代刑部的組織機構擴大，地位提高，成為中央主審機關。設尚書和左、右侍郎為正副長官，其下設司務廳和十三清吏司，具體掌管中央與各省審判，審核地方徒刑以上重案。同時，代表皇帝去各地錄囚，審理大獄。

（2）.大理寺

大理寺是復核機關,一般不掌管審判，主要負責案件的復核。凡刑部、都察院審判的案件,都必須將案卷和人犯移送大理寺復核。如大理寺認為審判得當，則允許具奏行刑，如認為不妥，可駁回刑部重審。

（3）.都察院

都察院，即原來的御史臺，是中央監察機關，稱為風憲衙門，有權監督刑部與大理寺的審判與復核。洪武十七年為了加強司法鎮壓，還成立了三法司的聯合審判組織。

三法司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機關組成。刑部為中央主審機關，“受天下刑名”。設尚書和左右侍郎為正副長官。下設司務廳和十三清吏司，具體掌管京師與各省案件審判。即審理京師地區徒刑以上（一審）案件，審地方流刑以上案件，又代表皇帝到各地錄囚，審理大獄。凡遇有大獄重囚，均由三法司審理，叫做“三司會審”。會審后作出的判決，必須經皇帝批大理寺為慎刑機關，掌駁正、審讞（復查）、平凡，一般不掌審判。設大理卿一人為長官；設左右二寺分掌京師及各省案件的復核和平反工作。對于刑部和都察院審理的案件加以“駁正”，然后告成于天子而聽之。

都察院：風憲衙門，職掌糾察。具體負責監察彈劾百官，并參與或監督重大案件及懷疑有冤情的案件的審理。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音簽）都御史及百余監察御史。

7.明朝的會審制度

答：三司會審：三司會審是在唐代“三司推事”基礎上發展形成的，凡遇到 疑難案件，由刑部尚書、大理寺卿和都院在都御史三法司長官共同審理，最后由皇帝裁決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