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歷史看領導》讀后感

這本書我以前應該是看過一遍了，因為是從我的“已看”書堆里面扒拉出來的，《從歷史看領導》讀后感。這次看的話，就是第二遍了，而我，再次看到這本書時，居然對其中的內容沒有任何印象，汗~！狂汗~！

把此書翻出來重溫，是因為前段時間我需要研究下“領導力”這個話題，希望能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一些啟發和借鑒。然而此書呈現的內容，遠比我所期求的要多得多。它不但介紹了不少關于如何做好一個領導者的話題，而且還從組織結構、資源利用的角度，結合歷史的興衰給出了很多有參考價值的內容，讀后感《《從歷史看領導》讀后感》。我尤其喜歡其中對于三國時代的形勢分析，作者從物質資源、人才資源、組織結構等角度對當時魏、蜀、吳三個國家的情形進行了精辟的分析，讓人很是受用。

然而，終歸結底，領導所要面臨的最主要問題，乃是人才的選、用、育、留的問題，所以書中講了很多歷朝歷代如何選拔人才、訓練人才、使用人才的經驗和教訓。企業作為一個由很多人構成的組織，它的領導者面臨著非常類似的問題，如果大家都能夠到歷史中去學習下經驗的化，相信對把一個企業做大做強，還是會很有幫助的。

無古不成今，鑒歷史之得失，知今世之興亡，我們應該多向古人取取經。

第二篇：《從歷史看管理》讀后感

一說到管理，很容易聯想到企業管理。其實，有人類就有由人結成的組織，有組織就有管理。家庭、企業、政府都有管理。作為不同的組織，它們的管理自然有自己的特色。但作為管理，不同組織的管理必然有共性。這些共性就是管理中最基本的共同規律。

前不久去世的管理大師德魯克把管理學定義為一門和醫學、工程學一樣的實用學科，它的中心不是知識和邏輯推理，而是解決實際問題，判斷它的最高權威標準是成果。這說明，學習管理不是去背記那幾個并不復雜的條條，而是學會在不同具體條件下的應用。管理學博士如果連自己的家也管理不好，管理學恐怕是白學了。管理學不僅僅是紙上談兵，沙盤上打戰。

但是，這并不否認學習書本的重要性。人不可能事事親歷親為，紙上談談兵，沙盤上打打戰也是必要的。管理是復雜的，涉及到各個方面的知識，這就需要跨學科去學習，去讀書。在這各種學科中，歷史當然是缺不了的。這正是許倬云先生《從歷史看管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版)的意義所在。

許倬云先生是極有成就的歷史學家，但他并不拘泥于史學家的考據和介紹，而是從歷史中去思考管理和其他問題。

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中，有哪些成功的管理經驗，有哪些失敗的教訓，是一份極為豐富的遺產。可惜到現在為止，從管理的角度來總結這一份遺產的并不多。這正是許先生《從歷史看管理》的珍貴之處。

許先生從中國幾千年歷史的演變總結出，任何組織，無論國家還是企業，都是一個系統。一個系統內包括了不同單位，要使這個系統協調一致并有效率,就必須解決三個問題。一是在戰略層次上如何處理各個單位之間，尤其是總部和下屬分部之間的關系，這是組織架構問題。二是用什么方式來實現上層對下層的控制、執行和監督。三是如何用人，選用什么人去執行各種不同管理職能。

中國歷史上的組織架構分多種，各有不同的現在對應模式。其中包括：一是封建制度，它相當于現代麥當勞之類的連鎖網絡模式,這是一種系統內各單位的松弛型聯系。二是秦朝以來的郡縣制度，相當于今天的樹型網絡，即總部下面有不獨立的分公司。這種架構下分公司有可能獨立。

許先生的這本書是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演講，書中附錄有與學生的對話問答，把所涉及的問題拓寬并深化了。不能直接聽大師演講，讀這本書也是一種享受。

第三篇：從歷史看今朝

從歷史看今朝

黨校培訓的第一課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程》，作為一名入黨積極分子，我也希望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有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因為只有全面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程，才能不斷堅定永遠跟黨走、為黨的事業奮斗終生的信念，才能釋放自己生命的價值。此外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對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具有重大意義，讓我們更加深刻的認識到我們所肩負的歷史責任。

歷史證明中國的農民階級和名族資產階級由于他們的歷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都不能領導民主革命取得勝利。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和現代化工業的發展，中國發展了無產階級，而且不斷發展壯大，無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階級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五四運動后，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中國共產黨誕生了。黨的成立，適應了近代以來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給災難中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

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共產黨所取得的勝利和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經過長期以來的不斷探索與實踐所取得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艱苦的環境中不斷的探索新出入，回想中國共產黨在過去90多年里帶領中國人民所取得的成績著實令人感慨并為之感動。

沒用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沒有中國人民的美好生活。我們現在所過的安定、幸福的生活是多少共產黨人的不懈奮斗所換來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敢闖敢試精神推動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路的進程。90年風云變幻，90年潮起潮落，中國共產黨歷久彌新，青春常在，是什么賦予它如此神奇的力量？放眼未來，滄海人流，征途漫漫，中國共產黨又靠什么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緊緊把握時代潮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永葆黨的先進性和青春活力。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真諦。通過對黨的光輝歷程的學習，讓我深深的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與我們大學生身上肩負的歷史重任。青年大學生與黨有著密切的聯系，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思想、組織等的準備，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學生為黨的事業注入了新鮮活力，并促進了黨的發展。青年大學生是中華民族未來的希望，因此大學生要深深地記住自己身上的歷史任務，不斷的努力學習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水平，堅定信念，始終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里面和三個代表為指導思想，勇于艱苦創業，開拓中華民族的歷史新篇章。盡管我們黨在改革開放以來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作為當代青年的我們一定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能頹廢。青年有希望，國家才會更加強大。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任重而道遠，總書記所提出的中國夢也是

我們每個人的夢想，需要我們的不斷探索和努力。從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程我們不僅應當看到中國共產黨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也可以看進會主義建設道路還很漫長，共產黨肩負的責任還很重大，我們堅信：21世紀屬于中國，屬于優秀的中國共產黨。走進新世紀，面對多極化的世界格局，我們黨在瞬息萬變中追求著不變，同時也在不變中追求著千變萬化。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實踐證明，不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不管遇到什么樣的困難和挑戰，中國共產黨人都將無所畏懼，勇往直前，永遠是時代的中流砥柱。

通過對黨的光輝歷程與大學生身上肩負的歷史責任，使我受益匪淺，我們大學生一定要擁護中國共產黨，相信黨，熱愛黨，我們的命運與黨密切相連。歷史只有一個方向，它永遠指向未來，現實是新的起點，也是一道新的門檻。經歷了傳統的計劃經濟運作，經濟了企業的浮沉起落，再度審視國民經濟現狀，中國究竟是兩腳踩在貧困的土地，還是早已一腳踏在最新趨勢的油門上？國人究竟是在不斷摸索、探尋，還是已經與國外同行業處在同一起跑線上？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究竟是部分企業的發展，還是給國內所有企業都帶來了全新的經濟觀念？順應世界經濟潮流，打破傳統經濟模式，轉向市場經濟，進一步深化改革，這是嚴峻的歷史課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們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推進改革開放的步伐，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在日實現，達到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從來就認為中國的經濟是發展是一切實現的基礎，我也希望通過現在努力學習為將來投入工作做好準備，為中國經濟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這是一種實現理想的熱烈情感，是一種奮發向上的精神狀態，是生命潛能的充分迸發，是腳踏實地的不懈追求。我愿將青春和熱血奉獻給太陽底下最美好的事業，懷著這種追求，捧著這顆恒心，帶著這股力量，我將不斷向著新的目標破浪前進。將自己的熱情、激情投入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把我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主義國家而不懈奮斗，并不斷朝著這個目標努力。

中國現在正處于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好時期，也為我們施展個人才華提供了一個大好的舞臺。走好自己的路，創造屬于自己的人生舞臺，朝著自己的人生目標不斷奮斗，這即為我們當前能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貢獻的僅有之力。我們新一代大學生要抓住機會，將個人特長運用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推進我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方面的全面協調發展，用我們所學到的技能在社會各個需要我們的地方發揮我們的才能。只有全社會團結起來才能將我國建設的更好。

成功必備的要素，除了智慧，勤奮以外，還應有很強的耐挫能力和不畏困難的精神；在平常的學習工作中，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也應發揮當年我們黨在曲折的發展過程中不畏艱辛的精神。只有這樣才能在曲折中不斷提升自己突破困難的能力和耐力，不會被眼前的困難所嚇倒，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促進共產主義理想早日實現。

12級經濟學劉敏2012150103第24期三班第十組

第四篇：從“三國”歷史看領導力

從“三國”歷史看領導力

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無休止的對話，讀歷史使人耳聰目明，從愿景中尋找規律與教訓。《三國演義》故事，正是領導力的精髓。

“一頭綿羊帶領一群獅子，敵不過一頭獅子帶領的一群綿羊”。領導者對于企業如此重要是因為，一方面領導者的魅力、預見力和洞察力是企業成長、變革和再生最關鍵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領導人的決策也有可能將企業帶入困境。

如果把三國歷史視為三大企業集團的市場競爭，那么，三國競爭的核心便是領導力的比拼。三大CEO的領導方式各不相同，曹操以戰略取勝，孫權以經營掠市，劉備以人才立足。若論個人能力，曹操文武兼備，雄才大略;孫權強悍果斷，剛毅有為;劉備呢?文不能治國，武不能安邦，何能之有?然而基礎最差、能力最弱的劉備卻能得到諸葛亮、趙子龍、關羽、張飛等高級人才的輔佐，能立足西蜀三分天下，可見劉備是極具領導藝術的CEO。曹操：羊群變獅群戰略

曹操曹孟德，文不過孔融、楊修，武不及許褚、典韋，智不如郭嘉、程昱。而此輩皆為之用，何哉?因其胸襟廣博、眼界深遠、雄才大略所致。

官渡之戰對曹操來說是個生命攸關的轉折點，也正是這一次勝利讓曹操在中原地區占據了絕對的優勢，為他日后一統江北地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曹操起兵七萬，作戰袁紹七十萬大軍，兵力相差懸殊，并且糧草短缺。但是曹操有以下幾個優勢是袁紹沒有的：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政治上有優勢，因此曹操有著主動權;曹操能夠知人善用，并且在關鍵時刻啟用了袁紹的謀臣，獲得了關鍵的信息;曹操主場作戰，地理上有著優勢;袁紹的驕傲自大為曹操勝利的客觀原因。

官渡之戰是一個最為經典的“強弱變化”案例。最早看出這個變化趨勢的是曹操的謀士郭嘉。他認為曹操的實力雖然暫時不如袁紹，但從長遠來看，曹操一定能吞掉袁紹，因為“紹有十敗，操有十勝”。曹操具備了一個優秀領導者必備的素質：體任自然、順乎常理、雷厲風行、任人惟賢、行為果斷、以誠待人、體恤下屬、兼聽則明、制度嚴明、精于商戰。商場如戰場。商戰中，競爭雙方力量對比往往非常微妙，一方看似強大無比，另一方好像不堪一擊，但轉眼間，局勢就會發生徹底改變。弱者可以變為強者，強者也能變為弱者，而決定這一變化的正是雙方的領袖人物。一只羊領導一群獅子，那么這群獅子遲早會變為羊;但如果讓一只獅子領導一群羊，羊也遲早會變成獅子!

大象無形。高明的領導者善于淡化自我，更不會將自己“神化”，而是努力強化整個組織的力量，善于將整個組織的目標與員工目標相統一，而不是簡單把目標變成數字。在具體工作中，領導者應該著重以下四點：制定遠景和戰略，發展信任關系，開創富有責任感、使命感的企業文化，培養并激勵下屬。這樣方能提高自己的領導力，帶領企業不斷前進。

那么，如何檢驗自己的領導力是否有效?惟一的標準就是領導者的下屬，看他們是否也足夠強大，是否足夠自信。只有羊群已經變為“獅群”時，領導力才算是足夠有效。具體說來，可以有以下四點評判標準：下屬是否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處理事務，在職責范圍內是否擁有自由感? 下屬與上司意見不同時，他是否還能夠擁有創意并果斷提出? 下屬對所從事的工作及其遠景價值是否具備認同感、使命感?下屬是否具備足夠信心不斷挑戰自我?劉備：像園丁那樣管理

劉備是一個非常有領導力的人，盡管他的作戰能力不如曹操，也經常遭遇命運的顛沛流離，卻依然有那么多人愿意跟隨他，忠心耿耿，至死不渝。他像是一個園丁，雖然不是一個特別優秀的園丁，但身上卻有著園丁惟賢惟德的情操。人們會尊敬、愛戴、甚至愿意追隨那

些道德高尚的人，這就是一種神奇而不可思議的領導力。

劉備的戰略決策雖然不如曹操，但手下諸葛亮的智慧卻遠勝于曹操;劉備的軍事才能雖不如孫權，但趙云、關羽卻是軍中豪杰。因其精通用人之道，終成一方霸業。

劉備用人，其一曰“誠”。誠以用人，主要是針對諸葛亮這樣的文人大儒而言的。雖然劉備當時已有一定勢力，但以劉備的能力是干不成大事的，于是一心想要找個善于經營國事的“總經理”來打理政局，挑來選去，終于確定隱居臥龍崗的一介布衣諸葛亮為第一候選人，此舉應該說也算是不拘一格擢人才了。

按理說，請人來做“總經理”，自然要以高薪相聘，但劉備卻不落俗套，以事業誘人，以誠意相聘，三顧茅廬訪諸葛。像諸葛亮這樣的智囊，洞察天下大勢，良禽擇木而棲，你要請他做老總，他還得看看你這個“董事長”合不合拍，有沒有用人之度，否則，沒有三顧茅廬的誠意是感動不了的，沒有共同語言和意趣相投也請不出山的，像張飛那樣急性子用“一把火燒他出來”更是只會與其決裂，像曹操那樣財大氣粗架勢十足地去請他也不會成功的。劉備要賺的是當時之天下，諸葛亮要賺的恰好是贏盡天下的成功名就，而不是“總經理”職位的高官厚祿,所以，劉備洞察其心理，把握住火候，不急不躁，不羞不惱，三次親臨，以誠感人，讓諸葛亮頓生一種“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劉備”的感念，使得諸葛亮認為只有劉備才能成就自己的一番事業，只有劉備才是為自己搭建平臺也是自己一直期待的英主。誠以待人，對癥下藥，劉備終于一舉拿下孔明這一人才，為日后創業立國奠定了重要的智囊基礎。劉備用孔明，用我們現代企業家的眼光來看，無疑是“用事業留人、用感情留人”的古典版。劉備用人，其二曰“義”。關羽、張飛都是血性漢子，如果文縐縐地也來上一套以誠取人的管理方式，自然是行不通的，非得被張飛罵鳥不可。何況在結識關、張兩人時劉備還是個練攤賣草鞋的角色，處在資本積累階段，一點“企業家”的苗頭都看不出來。

這個時候，劉備的領導地位只能以鐵哥們的姿態去確立，一方面自稱是皇室后裔沾點皇氣以抬高身份，另一方面劉備又占年長的優勢(好似企業初創期的老資格優勢)，于是劉備以戰略方案“入股”，關羽、張飛以技術力量“入股”，這個合伙制公司自然而然以劉備做了“董事長”。結成利益同盟體，既然是忠義兄弟，頗具江湖義氣的關羽、張飛自然不會嫌棄大哥的，自然也對大哥忠心不二，當曹操重金高官收買關羽跳槽時，關羽自然也就被劉備的忠義兩字所束縛，最終封金掛印過五關斬六將回歸劉皇叔麾下。有了兩位兄弟式的部下，劉備的草鞋攤也不擺了，整日以三兄弟小公司的名義掛靠到袁紹、曹操等大集團名下，在大集團中練兵，為日后擺脫掛靠獨立運作打下了基礎劉備用關、張，用現代企業管理的目光來審視，是一種團隊精神的使用，是以利益目標和江湖義氣為紐帶結成的一個合伙制企業，通過“忠義”兩字，把三人利益捆綁在一起，形成一種“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獨特企業文化，這種方式頗似現今民營企業的發家史。所以，這種以“義”獵人的模式只適用事業起步階段，如果到了企業規范化運作之時，仍用此法，只會陷入民企家族式管理的泥潭。

劉備用人，其三曰“惜”。惜是指愛惜人才，這一點特別體現在劉備摔阿斗上。當年趙子龍單槍匹馬背著劉阿斗從曹操軍中三進三出，終于救出劉家后代。劉備感動之余出一怪招，當著趙云及眾將之面將其子劉禪擲于地上，并罵曰“你這不孝兒險些損我一員大將”。其言其行，似乎愛惜人才勝過愛其子女，于是讓趙云等將頓生“士為知己者死”的知遇之恩。劉備摔阿斗固然有些惺惺作態和籠絡人心之嫌，但也可見其領導手段之高超，這一摔，勝過獎賞趙云高官厚祿不知多少倍。

用現代企業的管理法則來看，這是一種精神獎勵，特別適用于像趙云這類感懷知遇之恩的正義之士，這一摔，表露了趙云在劉備心中的位置，同時也向諸將透露了劉備的愛才心切。如此一來，即便他日趙云心生去意欲跳槽另謀高就，便再也抹不開這個面子了。孫權：知人而善任

孫權奮發有為，善于識才用才，先后得到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等人的輔助，政治、經濟、軍事上均有建樹。孫權有三次拜將，第一次拜周瑜，赤壁一戰擊敗曹操八十萬軍隊，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局面，也讓曹操一輩子不敢輕視江東;第二次拜呂蒙，擊敗了神話般的人物關羽，收回荊襄九郡，使東吳屬地擴大了一倍;第三次拜陸遜，徹底打垮了來勢洶洶的劉備，使一代英雄一蹶不振。

孫權的三次拜將，反映出了孫權用人的智慧，真正的統帥，不但能夠知人還要能夠善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有放手讓屬下發揮他的才智，他給你的回報才能夠讓你驚喜。綜觀孫權的用人，約有以下優點：

以才取人，不搞論資排輩。孫權在任命周瑜為大都督統管吳國兵馬時，周公瑾才34歲，當時就遭到曾經跟孫權的父親孫堅南征北戰的才將程普的反對，但孫權毫不動搖這個決定。其次魯肅在東吳的地位，僅次于周瑜，周瑜死后，魯肅成為周瑜的繼任者，但魯肅年輕時不過是個“凡夫俗子”，投奔孫權時還是一個20多歲的小伙子，前朝老臣張昭就對孫權說：“肅年少粗疏，未可用。”但孫權深知魯肅之才，而仍然任命魯肅接替周瑜做了都督。以及后來出道的陸遜，原來也是一個無名之輩，孫權發現他有才能后，立即委以重任，雖然可能是因為“情勢所迫”(時蜀國大兵壓境，東吳暫無統帥之才)，但孫權的大膽用人，還是值得稱道的。

全面了解下屬，教育培養下屬。東吳名將呂蒙出身于貧寒之家，自幼喪父，沒有文化，但他作戰十分英勇，在征黃祖一戰中，呂蒙一馬當先，不僅斬了黃祖的都督陳就，而且生俘了黃祖，因他屢立戰功，很快就得到了孫權的賞識，孫權立即提拔他為橫野中朗將，派他駐扎陸口，獨擋一面對付關羽，期間孫權常勸他多讀點書，此后，呂蒙就抓緊行軍作戰的空隙讀書，果然大有長進。

充分信任下屬。諸葛亮的胞兄諸葛瑾一直被孫權重用，后來官至大將軍，在諸葛瑾代呂蒙領南郡太守時，就有人誣告他與劉備有勾結，但孫權聽了說：“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短短數語，便可看出孫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真諦所在。正因為孫權的用人得當，當年曹操兵發濡須口時，見孫權戰船軍陣嚴整，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在三國時期能得到曹操如此稱贊的人是并不多見的。《孫子兵法》里說道：“將能君不御”。領導就好比樹根，下屬就好比樹干，樹根就應該把吸收到的養分毫無保留地輸給樹干。領導者授權后，就要予以信任，不能授而生疑，大事小事都干預，事無巨細勤過問。只要下屬有能力完成某項任務，授權后，就應允許他具有一定的自主權，下屬職權范圍內的事讓人家說了算。只要不違背大原則，大可不必過問，不要隨意進行牽制和干預。

第五篇：從歷史看“三農”問題

從歷史看“三農”問題

摘要:“三農”問題是由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全局性的系統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課題，由于農業在我國的地位較重，我國的歷史情況比較特殊，所以在我國又是一個特殊性的問題。“三農”問題伴隨著我國的農耕文明的發展逐漸在成長。回顧歷史，可以更好地為未來解決“三農”問題提出好的想法和建議。

關鍵詞:“三農”問題；歷史；緩解

所謂“三農”問題，就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的問題。研究三農問題目的是要解決農民增收、農業增長、農村穩定。實際上，這是一個居住地域、從事行業和主體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但三者側重點不一，必須一體化地考慮以上三個問題。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民族復興。

“三農”問題是一個大系統，“三農”與“非農”是一個更大的且更為復雜的系統，具有易相發展關系的特征。

應對農業發展問題，不僅要著眼于三農本身，而更應注重從“三農”之外即各自對立面采取對策。農業易相發展理論對于化解“三農”問題的意義在于對立統一、相互轉化的三個方面：農業產業化經營、農業新型化、功能多元化及人本化；農村城鎮化及社區化、均等化、農場化；農民新型非農化、職業化。

一、“三農”問題的歷史必然性

在迄今為比的人類社會發展史中，中國文明曾經在世界上領先過上千年。古代中國文明又稱農耕文明，基本或主要的載體就是今天所說的農業、農村、農民。農耕文明在哲學上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觀念，這一觀念體現在日常生產生活中，就是順其自然，男耕女織，精耕細作。與已經衰亡的及同時期的其他文明相比，農耕文明至少有兩大優勢，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比較和諧，二是崇尚勤儉。這兩個優勢結合在一起，就使得農耕文明區域內可以做到以較少的土地養活較多的人口。直到今天，歷史上的農耕文明區域內人口密度最大，人也最勤勞節儉。[1]

但是，農耕文明最明顯的缺陷就是生產力發展極為緩慢。從秦漢到明清兩千多年的漫長歷史中，最主要的經濟部門即農業的生產力水平沒有實質性提高。所以，農耕文明條件下，資源的有限性與人口增長的無限性之間也常常產生矛盾。歷代王朝更迭，基本上是初期人口稀少，后期人口眾多。在這個意義上，以現在的眼光看，農耕文明允許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時間與空間并不寬裕。

當農耕文明延續到清朝，正重復著由盛而衰的歷史周期時，人類歷史上又一個新的文明類型出現在西歐，那就是以英國產業革命為發端的工業文明。與以往的人類文明類型相比，工業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技術進步日新月異，表現出日益強大的生產力。所有建立起工業文明體系的國家.也以強大的物質技術為基礎.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擴張性。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清王朝的慘敗而告終。實踐無情地證明:對起源于西方的工業文明，東方的農耕文明已經古老到落后的地步了。[2]

鴉片戰爭之后100年，作為農耕文明長子的中國，在兩種文明的碰撞交錯中苦苦掙扎，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泥淖，舉步維艱。其間，無數中華民族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繼，探索中國的光明出路，直到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大功告成，新中國誕生。但是，就新中國成立本身而言，還只能從政治革命成敗的意義上進行評價，并不意味著中國發生了人類文明類型的實質性轉變。對此，毛澤東有著清醒的認識。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向全黨指出:中國的國民經濟中，“現代性”的工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而農業和手工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這也是在中國革命時期和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對于當時的農業經濟，毛澤東的基本評價是“落后的”，“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對于這樣的占國民經濟主體的農業經濟，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意義在于“廢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取得了或者即將取得使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逐步向著現代化發展的可能性”。要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性，“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且毛澤東還告誡全黨，與將來的現代化相比，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建設道路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這就是我們討論新中國三農問題必須回歸的起點:新中國誕生之時的農業(包括手工業)，數量上占國民經濟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性質上“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是“落后的”。這就是理解新中國60年解決三農問題的主線：如何從古代發展到現代。[3][4]

二、“三農”問題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

首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中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從根本上來講是一部農耕文明史。雖然我們建國后進行了幾十年的工業化道路，但是農業大國的基本事實沒有改變。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的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63%，即8億多，因此農民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全國人民的狀況;農業的發展狀況依舊關系著整個國計民生、糧食安全，直接制約著國家工業化進程;農村的發展狀況在很大程度上依舊決定和體現著整個國家的發展狀況。由于歷史的原因，從清朝中期，我國就已經形成了很高的人地比例關系;建國后，由于采取了不合理的人口政策和城鄉二元體制，導致了今天“三農”問題的嚴峻形勢。歷史告訴我們，歷史上“三農”問題是一個關系到國家存亡、政權穩固的關鍵問題。同樣，它也是當前影響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建設能否順利進行的首要問題。

其次，從現實的層面來說，“三農”問題是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城鄉經濟社會變革與發展不同步造成的城鄉關系嚴重扭曲，城鄉經濟社會結構嚴重失衡，城鄉居民發展機會和待遇極不平等的問題。[5]“三農”問題集中表現為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突出，農民、農業、農村的發展程度嚴重滯后，除少數較發達地區外，廣大農村尤其是糧食主產區基本上仍是農業社會，城鄉(工農)發展差別、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很大，貧富分化加劇。由于“三農”問題所導致的社會矛盾、利益沖突都已浮上表面，許多不安定因素交織在一起，直接沖擊著當今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安定，“三農”問題已經成為當今中國最重大、最突出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

第三，從理論的層面上來說，三農問題是每一個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必然出現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傳統工業化理論認為，工業化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也是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必然選擇。在二元經濟模式下，各國在工業化過程中，由于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低于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加上工業部門收益高于農業，勞動力從農業領域向工業領域逐漸轉移直至工業化形成。[6]當工業化形成一定規模后，工業又反過來從技術、資金等各個方面改造和提升農業，從而形成農業現代化，最終使“三農”問題得到解決。在我國同樣面臨著二元經濟問題，特別是實施了城鄉二元隔絕的國家工業化(重工業)發展模式，通過工農業“剪刀差”支撐工業，盤剝農民，這一發展模式雖然使我國在短時間內建成了較為完備的工業化體系，但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其后果是“三農問題”不但沒有解決或緩解，反而加重了，它所造成的城鄉二元體制在很長時間里延續的體制慣性至今仍在影響著我國。因此，從工業化理論層面來講，工業化是我國必須要走的道路，“三農”問題也是一個必須要解決而無法回避的問題，它將伴隨我國整個工業化的過程中。工業化是涉及到一個國家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觀念等各個方面全方位演變的過程，由此，不難看出“三農問題”是涉及到全局的關鍵問題。[7]

三、新中國60年解決三農問題取得的偉大成就

按照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制定的革命戰略，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制度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實現現代化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梳理中國農業從古代到現代的發展過程，離不開對這兩步的基本把握。

歷史性成就之一：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被徹底廢除，并且有效地防比了其死灰復燃，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

農耕文明落后于工業文明，主要是從生產力方而區分的。鴉片戰爭后，包括清王朝統治者在內，中國的精英階層都認識到已經落后于西方列強，必須趕上去。但是，中國究竟落后在哪里，如何趕上去，不要說清王朝統治者，就連蔣介石都沒有搞清楚，或者說他們的階級本性也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搞清楚。而毛澤東真正搞清楚了這個問題，準確地說，毛澤東正是因為搞清楚了這個問題，才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從而也就成為中國的領袖，中國共產黨才成為中國的執政黨。

那么，中國落后在哪里呢?生產力的落后只是表象，落后的病根在于封建制度，而這個制度的核心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根本性弊端在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使得地主在確定地租率方而占據主動地位，而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處于被動地位，剝削程度十分嚴重，從根本上削弱了經濟發展動力。[8]

到1956年，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土地變成了農民群眾集體所有，土地私有制在中國被徹底廢除。從歷史的角度看，農村實行土地農民集體所有的公有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解決三農問題最偉大的成就，是我國農業和農村走向現代化的制度基礎，值得大書特書。

歷史性成就之二。農民擺脫了“皇糧國稅”的超經濟強制。成為平等的現代市場經濟主體

改革開放后，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統購統銷政策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被取消，農民獲得了充分發展農業商品性生產的經營自主權。在全而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農村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政策，于20%年徹底取消了農業稅和各種集體提留負擔。延續了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宣告退出歷史舞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表明，農民不再是一種受到超經濟強制的身份，而只是在平等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的經營主體。[9]

歷史性成就之三，農業受到越來越多的保護，與非農產業的關系日趨和諧，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公共財政的陽光普照到了全國農村的每一個角落。近幾年農村社會事業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突飛猛進。農村九年義務制教育已經普及，文盲在中國正在成為歷史性概念;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系在農村普遍建立，農民因病致貧返貧的現象已經有根本性好轉;90%左右的行政村已經通了鄉村公路。

四、更好地求解“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不是一項政策，一條措施或者一個戰役就能夠解決 的問題，緩解“三農”問題，需要建立“三大系統”。

(一)建立政府支持系統

1.建立政府支持體系。政府對“三農”的支持是所有政府，不管是古代政府，還是現 代政府的主要職能、職責。在現在“三農”問題陷人困境的時候，我們也要強化政府的支持 力度，運用財政、稅收、金融、價格、外貿等工具，全方位、多層次的幫助農民、支持農 業、扶持農村。一是進行長期性的輕搖薄賦、休養生息。要減少農民的負擔，必須把輕搖薄 賦、休養生息作為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首要措施。二是加大農業的基礎性、應用性技術 的研究，不斷為農民免費或者低費提供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農產品。三是加大農業基礎 設施、水利設施等農村公共品的供給，減輕農民、農業的非生產性費用。

2.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是防止社會震蕩的減震器，也是人權得以體現的重要 表現。長期以來，我國農民的社會保障主要有三個方面組成:一是土地保障，即家庭承包責 任制;二是養兒防老，即前代養后代;三是農民自己儲蓄保障，自己養自己。這三種形式都 是一種農民內在的自我保障形式，極為不穩定。也極沒有保障。所以，我們要解決“三農” 問題，要從農民最基本的保障問題上下功夫，使農民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幼有所輔，不至 于農業經營失敗而難以生存。首先要將以土地為主的保障方式向社會為主、土地為輔的保障 方式，直到最后完全過渡到社會保障體系。其養老基金的籌集要多元化，以個人、集體和國 家為主，各籌集部分費用。個人每年必須強制繳納；集體以集體收人的一定百分比繳納，集體收人主要是集體土地的承包費用，這可以充分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國家要將 農民養老基金的籌集納人預算內容，定期撥付，足額到位。其次是幫助農民建立合作性的醫 療大病保險，鼓勵有承受能力的農民購買商業性的疾病保險。最后是建立法制化、制度化的 社會救濟、救助機制。

(二)建立社會扶持系統

1.建立產業利益共享鏈條。產業利益共享鏈條主要指農業生產環節與農業生產資料的 供應環節，農產品的銷售、加工環節之間的利益轉移鏈條，從目前來看，主要應該是后者。這種利益共享并不是無償的，而是按照市場原則進行的。主要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 一是通過延長農產品加工鏈條，以增加農產品需求來擴大農產品的市場容量增加生產環節的 收益；二是通過加工建立穩定的購銷關系來降低農業生產經營的風險；三是通過加工的規模 外部效應和技術溢散效應、基礎設施建設的外部效應使農業受益；四是通過農業加工環節的 適當讓利來“輔農”。[10]

2.建立農業保險防損機制。農業是一個風險比較大的產業，必須有一定的防損、防震 的保險機制。但是農業特殊性決定了，商業保險不愿意涉足。但是農業保險又是緩解“三 農”問題的一個重要措施，在商業保險不愿意涉足的前提下，必須創新保險制度，重構農 村、農業保險市場。一是引進外國保險公司;二是建立國家支持的政策性保險公司;三是建 立農民合作性的保險公司。

3.培植中介風險規避網絡。“三農”問題產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弱小的、分散的農 戶無法與社會化的大市場無法對接，而產生利益損失、成本損失和風險損失。如果在農戶與 社會化的大市場之間有一個連接媒介，將風險擴散到其他主體，或者由其他主體承擔一些風 險，則農民的利益損失、成本損失、風險損失都將會大幅下降，這也有助于緩解“三農”問 題。所以大力發展社會中介服務組織也是緩解“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措施。當前要重點培 植信息服務、營銷服務、技術服務、種苗服務的中介組織。

(三)建立農民自解系統

緩解“三農”問題、最終解決“三農”問題依靠農民、農業以外的力量非常必要。但是 我們不能僅僅依靠這些力量，還要充分發揮農民自己在解決“三農”問題上的積極性和創新 性。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要依靠內力，還要將外力轉換成內力。所以解決“三農”問題，農 民自覺的自解行為尤其重要。一是農民要加大自身人力資本的投人力度，增強自我解決“三 農”問題的能力。二是農民要積極主動的尋找更多的能夠增收和發展的途徑，如大力調整農 業結構、搞好農產品的加工、開拓國外農產品市場，等等。[11]三是主動跳出農村、農業、融入現代城市，開辟新的就業渠道和拓展新的發展空間。

展望未來，中國全局性的解決處理好三農問題，前景無限光明。城鄉之間、工農之間協調發展，是全而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所在，也是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而的必然要求。再經過十幾年、幾十年的努力，我國比較好地解決了現階段的三農問題，就能夠如鄧小平設想的那樣，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那時，從經濟上看，三個中國人創造GDP的能力至少等于同時期發達國家的一個人。但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美國的5倍，中國的經濟總量就可以達到日本的3倍，美國的一倍半。在這個意義上說，三農問題的徹底解決，必然帶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必將改變整個世界的格局。

參考文獻：

[1] 鄧大才.解構“三農”[J].科技導報，2002,(10):3-4.[2] 李昌平.我的困惑----“三農”尋思錄之一[J].讀書 2002,(7): 3-10

[3] 林光彬.社會等級制度與“三農”問題[J].改革，2002,(2):30-36.[4] 鄧大才 論“三農”問題的求解路徑 社會科學 2003.6

[5] 馮子標.土地市場化與“三農”問題的出路[J].中國農村觀察，2002,(5):71-79.[6] 吳康 “三農問題”內涵探析 太原大學學報 2007.6

[7] 溫鐵軍 邱建生 “三農問題重中之重”與我國教育體制的適應性調整 民族教育研究 2010.1

[8] 謝強蓮，蔣俊毅 城市化解決“三農問題”可行性研究 市場論壇 2006.3

[9] 陳曉麗.城市化與城市發展問題團.城市規劃匯刊，2000,(4).[10] 楊云彥.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11] 王毅敏，封鐵英，段興民 從培養、開發農業人力資源入手解決“三農”問題 預測 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