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大歷史的視野看鄧小平改革

從大歷史的視野看鄧小平改革 一已故歷史學家黃仁宇曾一再倡導用大歷史的眼光研究中國歷史，分析歷史人物。概因對于一個時代、一個人物，局限于一時、一國的視野，便難以得到清晰的認識，因而須將時間拉長，辯明其所處的時間點，同時站在高處去俯視。對于鄧小平這樣一位政治領袖和他開創的改革開放進程，亦須將其放置到這樣的視野中。這個視野就是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化的歷史大勢——當然這有別于我們通常所說的狹義的“四個現代化”。參照中國傳統標準，一個人若想獲得不朽，也就是贏得后人懷念而“偉大”，須在三個方面異常突出：立德、立功、立言。鄧小平為人耿直、疾惡如仇，文革中曾多次與江青、四人幫等人叫板，可謂“立德”；創建紅七方面軍、領導百萬大軍挺進大別山，后又開創改革開放新歷程，可謂“立功”；以簡短的語言說明建設的方向和理由，可謂“立言”。有此三不朽，鄧小平已然進入了歷史偉人的行列。目前國內的紀念大都是圍繞這些方面展開的，以說明鄧小平的光輝成就和歷史功績。但這種判斷并不能完全準確的解釋他和他的改革。鄧小平的改革是在毛澤東奠定的現代化基礎上，順應大眾之需的可貴努力，更是中國近代以來整個現代化和全球化鏈條中的一個環節。（當然，嚴格地說，鄧小平時代的萌芽是在1975年：鄧小平的大力整頓，這也是他后來撥亂反正的預演，也為他獲得了一定的群眾基礎。毛澤東去世，鄧小平逐漸獲取了從軍事到輿論的最高權力，從而能夠進入一場與毛澤東貌似不同實則歷史使命相同的大改革。）二眾所周知，中國古代一直在一個相對封閉和自主的空間，以不斷的王朝更替實現著政權合法性的轉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一直顯示著超強的穩定性。盡管明末已經出現一定規模的手工作坊，但按照中國政治經濟結構的相互依存邏輯，中國并不能在短時期內自然的演進到以市場經濟和數目字管理為特征的現代社會。清朝中前期的政治經濟狀況正好反映了這一點。雖然乾隆時期人口激增，生產力亦有大幅度提高，但整個國家的發展卻日益走向封閉。而此時西方強國正以資本全球化擴張為軸心啟動了整個世界的現代化進程。接下來便是兩個世界不可避免的相遇。“天朝上國”和“天下中心”的心態和文化悠久的優越感使清朝政府不可能答應與西方列強建立不平等的商貿關系。列強要的是利益，最終選擇用槍用炮，打開清朝的大門。中國的失敗，開啟了有別于以往改革的新努力。洋務運動是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的第一次努力，從經濟，技術上虛心學習。這一努力直到甲午海戰被日本戰敗方告破產。進而中國人反思，中國的問題不在技術而在制度，日本戰敗中國亦因其實行君憲政治。所以有康，梁的激進政治變革，試圖從政治制度的現代化上改變中國的被動局面，激發這個老大帝國的生命力。但因改革難以取得既得利益權貴的支持而失敗。后來，在孫中山暴力起義的壓力下，尤其是在日本戰勝俄國的刺激下，連慈禧也不得不接受各方對立憲改革的強烈呼吁，開始預備立憲。撿起光緒當年的一系列措施，可惜為時已晚。國人對政府的認同正在激進思潮的沖擊下逐步消解。隨后便是辛亥革命的爆發。民國誕生，實為一場“政治上進步，社會上退步”的大變革。這個龐大帝國的傳統實在是過于頑固了。袁世凱亦想通過建立帝制改變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帶來的權威不足的難題。當時的中國太需要一個強大的權威引導國家走出困境，實施建設。但袁世凱的做法違背了共和的潮流。在權威和共和之間，當時的中國人選擇了形式上的共和，此為現代化的潮流。袁世凱死，國家分崩離析，情況變得更加糟糕。于是現代化進入了第三階段：文化改良。新文化運動的知識精英們試圖從反思文化傳統，輸入現代人文精神著手，培育這個民族新的精神氣象。

但這終究是小圈子的事。整個國家權威統一的歷史使命是由蔣介石基本完成的。

中國共產黨在最開始也是同國民黨合作進行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具有政治現代化的基本規劃：憲政三步走。但因為其政權與資本的高度結合，一般大眾的利益未能得到權衡。中國共產黨最終選擇依靠大眾的暴力革命推翻國民黨政權，奠定一個新的政權實體。這個政權實體也是共和國，其經濟現代化的模式選擇是蘇聯的工業化和公有化。這是毛澤東這一代領袖承擔的歷史使命。

毛澤東建立了一個嚴格科層制的政黨體系，形成一個全國性的有效權威和政治傳遞機制。這一權威的有效性遠遠高于蔣介石政權內部的松散結構。從而使中國的現代化具備了政治上的必備條件。實際上，鄧小平后來開啟的改革開放事業所能動用的權威資源正是毛澤東那代人創立的。盡管毛澤東曾試圖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沖擊官僚體系的利益集團化。

經濟上，毛澤東依據他對國際環境的判斷和國內工業基礎薄弱的認定，選擇了大力發展工業，壓制輕工業和消費品的戰略。這一發展戰略打下了中國的工業基礎，也為鄧小平時代的改革準備了必要的固定資產和公共設施。

文化上，毛澤東發動了一系列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反右”，“知青下鄉”直至“文化大革命”。他的理想是創造“新人”，而不是按照現代化的“世俗化”目標承認并滿足人的基本需求。“反右”針對的是大知識分子參政議政的欲望，“知青下鄉”是想培育知識青年與土地和農民的血肉聯系，“文化大革命”是想從根本上改造人的靈魂。不管這些運動實際上演變成什么樣子，毛澤東的初衷主要是精神性的。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個人的理想主義氣質帶來整個國家的強制性文化規范和政治扭曲，實際上遠離了現代化的大趨勢。毛澤東所做的并不是一個執政黨領袖應該做的。因為革命后社會的主題是建設，是發展經濟。但他要的是不斷革命和不斷的階級斗爭，并通過這種革命和斗爭來保持人的精神的超越性。這是理想主義兼浪漫主義。

三

鄧小平與毛澤東相反，他適時的使整個國家從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轉向經驗主義和現實主義；將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致力于繁榮經濟文化滿足百姓的世俗需要。種種壓力正順應了中國近代以來曲折而遲到的現代化訴求。也就是說，鄧小平的改革將中國再一次從現代化的歧路上拉回到正常軌道上來。

在以下幾個方面，鄧小平將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拉回正軌：

（一）從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轉變

（二）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

（三）向市場經濟的轉變

（四）向全球體系的靠攏

當然，除了這幾個方面，鄧小平的努力還表現在對實現國家統一的政策制定上，但這一點更多是傳統的實現民族國家統一的問題。從現代化的歷史大勢看，筆者認為，鄧小平開啟的事業主要是下面將要論及的四個方面，而且，這四個方面的進程雖然已經開始，但鄧小平所走的仍然是萬里長征的頭幾步而已，剩下的征程和難題正在考驗日益走向現代化的當代中國。

（一）從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的轉變

毛澤東時代最強調的是精神，鄧小平時代最強調的是經濟，是偏物質的東西。精神因容易受到誤導而導致巨大的破壞性和傷害力，而且只有精神支撐的政治對一般大眾來說并不能太長久。也就是說，毛澤東對人的期待高于人的現實狀態。鄧小平對人性沒有過高的期待，他對人的現時需求有充分的理解，對人性的真實有理性的認識。比如對自留地的問題，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他能夠理解現實中的人是需要物質激勵的，只有精神激勵并不行。這一點也是與現代經濟的特征相一致的。這里運用的是常識理性。

現實主義的另一方面就是鄧小平充分認識到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任何改革都不是那么簡單的事情。牽涉的面廣、人多，各方面情況差異性強，因而他不是理想主義的一蹴而就而是“摸著石頭過河”，從試驗開始向全國推行。這是從現實出發，看到每個人所處的利益位置，改革只能調整利益而不能大規模的重整利益。這使他的改革比較平穩。當然，鄧小平啟動改革也有一定的前提條件，毛澤東時代的不斷斗爭和革命使中國沒有能夠保留下一個人數龐大、結構僵化的官僚集團，因而鄧小平的改革沒有受到太大的阻力。但隨著改革的深入，改革成果向權力資本聚集帶來的阻力，也是鄧小平生前沒能著手解決的。

最后，現實主義同時體現在鄧小平擱置意識形態的高調和標簽，強調實際效果能否有益于國家振興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著名的“黑貓白貓”論說明鄧小平從來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而是一個實用主義者。這種思維使他在解決問題時少了諸多思維上的條條框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鄧小平擺脫了近代以來的革命話語和定性主義取向，走向了一個常規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常規政治思維。

（二）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

中國共產黨建立全國性政權之后，毛澤東所處的時代環境，迫使他一方面搞建設，一方面“抓革命”。這是革命的慣性。近代以來，自譚嗣同引頸就戮開始就逐步對流血賦予了一定的認同，直至蘇俄革命的示范使“革命”一詞具有了政治話語中的正當性而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正是對革命正當性的高度認同，中國共產黨人才前赴后繼的開展斗爭，直至確立新政權。但革命的取向和思維習慣并未從此而終止。西方對中國新生政權的壓力和蘇聯赫魯曉夫的所為更使毛澤東的“革命取向”進一步強化。與經濟建設和物質生活相比，政治不變色自然是第一位的。

到了鄧小平時代，國際形勢有所緩和，出訪美國，直到爭取到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中國的外交壓力減輕。中

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沒有受到外在威脅，而國內民眾對執政黨的強大需求和期待，也促使鄧小平堅持中國共產黨真正轉型為執政黨。否則，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就會受到懷疑，這就是鄧小平常講的“亡黨亡國”。所謂執政黨，簡單的講就是“告別革命”。不再用革命戰爭年代的思維和做法處理和平建設時期的事情，也就是實現從“馬上打天下”到“馬下治天下”的轉變。文革結束，中國最需要的是恢復秩序，發展生產。鄧小平首先做的就是這些工作。同時，他又適時地進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如改變終生制、建立離退休制度；明確黨政職能，實行黨政分工；改革黨的領導體制、建立法制等等。這一系列的努力都是使中國共產黨實現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必須。鄧小平試圖建立一個常規的制度平臺，以實現共產黨領導能力的可持續性更替，從而穩定執政黨的地位。

鄧小平也多次講到政治體制改革，其核心就是黨和政府之間的關系，即國家體制的問題。對于這一艱巨而復雜的國家政權建設的工程，他未能在有生之年真正地付諸實施，但他的問題意識卻是順應政治現代化潮流的。

（三）向市場經濟的轉變

現代經濟只能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與政府作用的發揮并不矛盾，但在資源配置中，市場是主導性的，是第一位的。蔣介石時代是官僚資本主導下的商品經濟；毛澤東時代是準計劃經濟（相比蘇聯而言），從總體上看，商業生產和流通的水平較低。鄧小平的改革就是一步步走向市場經濟。確立市場經濟的政治正當性。

市場經濟的基本假定是人的需求多樣化和多層次性只能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去滿足，政府整齊一律的規劃和過分干預將導致價格扭曲和資源浪費。在鄧小平對市場經濟（最開始的叫法是商品經濟）肯定的過程中，市場能夠激發生產力是一個重要原因，他對人們生活水平須不斷提高的認識是另一重要原因。雖然鄧小平從未忽略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但在中國這樣一個政府計劃干預傾向比較強的國家，他一再強調市場的作用，實際上是試圖使中國的經濟真正走向現代形態。淡化市場經濟“姓資姓社”的問題，讓社會主義的本質體現在“共同富裕”，不出現“兩極分化”上，從而將現代經濟形態和現代政府職能的兼顧凸現出來。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鄧小平啟動的經濟建設是中國歷史上嚴格意義的商品生產和消費。毛澤東和毛澤東以前的中國，大眾消費從來都沒有今天這樣的普及性和深入性，更沒有今天這樣的正當性。以現代社會的標準看，關注大眾的消費，讓市場發揮作用，充分滿足大眾多層次需求，既是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現代社會的必要指標。在這一點上，鄧小平強調市場，發展消費品，正好順應了現代社會的基本潮流，使中國經濟步入市場化的軌道。

（四）向全球體系的靠攏

鄧小平在國際環境有所改善的背景下，強調和平和發展的兩大主題。積極建立和發展與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關系。發展經濟特區，大力引進外資。這實際上是融入全球政治體系和經濟體系，改變毛澤東時代相對封閉自守的國家取向。雖然毛澤東在晚年也曾努力打破與美國的僵化關系，但整個國家在經濟，文化，政治上的封閉性是顯而易見的。鄧小平時代，與外國的交流和互相溝通日益頻繁，相互依存的程度愈加深厚。中國全面加入世界，真正進入全球化大潮中。這一進程是自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以來程度最高的。

全球化會帶來諸多便利和好處，也會帶來相應的壓力和束縛，因為全球化意味著多國共同遵守一個規則。但這些規則中又夾雜著部分大國的國家利益。因而在鄧小平主導的中國加入全球化的初期，八十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發生以后，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給予了相當大的政治壓力并實施了嚴厲的經濟封鎖，而國內的政治秩序也有左傾回潮之勢。鄧小平于1992年再次啟動改革，其實既是對既有改革方案的重申也是試圖打破封閉狀態的努力，也就是再次融入全球體系而不是封閉發展。

當然，鄧小平對融入國際體系的期待不是依附于資本主義體系，而是尋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兩中政權體系的共存和互補，這種全球化的眼光有別于西方霸權主義的全球化，以此可以確立不失中國主體地位的全球化秩序。這一秩序若最終建立，則與近代以來中國對全球體系相對依附的格局大不相同。這也是中國現代化的方向。

第二篇：從關公過五關斬六將看鄧小平的改革觀

從關公過五關斬六將看鄧小平的改革觀

“掛印封金辭漢相，尋兄遙望遠途還。

馬騎赤兔行千里，刀倔青龍出五關。

忠義慨然沖宇宙，英雄從此震江山。

獨行斬將應無敵，今古留題翰墨間。”

“千里走單騎，五關斬六將”，這是《三國演義》對關羽英雄主義氣慨的寫照。關羽“過五關斬六將”的精神，不僅今后人贊嘆不已，而且對我國今天的改革也啟迪良多。鄧小平在談到我國的物價改革時說：“中國不是有一個‘過五關斬六將’的關公的故事嗎？我們可能比關公還要過更多的‘關’，斬更多的‘將’。過一關很不容易，要擔很大的風險”。鄧小平這一論述，既是對關公精神的贊譽，同時，也體現了他的改革觀。

一、敢于突破陳規

關羽取路投洛陽，經過東嶺關時，遭到守關將孔秀引領的五百軍兵阻攔。孔秀按老規矩行事，執意“將軍此去，必有丞相文憑”。“既無文憑，待我差人稟過丞相，方可放行”。孫秀強調“法度所拘，不得不如此”。殊不知，關公“行期所迫”，不曾討得文憑，而若待孔秀稟報丞相，又會耽誤行程，只好殺了孔秀。洛陽太守韓福、牙將孟坦阻止關公前行的理由也是老規矩：“無文憑，即系私行”。“若無文憑，即系逃竄”。因而，他們也引來了殺身之禍。在滑州，黃河守將秦琪還是問“丞相公文何在？”也落得了同樣的下場。從孔秀到秦琪，都是墨守成規，不敢越雷池一步。而關公則敢于沖破陳規的束縛。

我國的改革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沒有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也找不到現成的答案。要改革，首先就要解放思想，突破陳規。鄧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我們知道，人們的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總是同某種背景知識相聯系的。當這些背景知識同客觀實際相符合時，人們的認識活動會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而事實上，與人們的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相聯系的背景知識不可能完全地符合客觀實際，如果不能及時地清除這些不符合實際的背景知識，那么，它勢必對人們的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產生誤導。還應該看到，一定的背景知識往往被主體組成為一定的認識圖式或者說思維模式，它在主體的活動中表現為某種習慣，主體總是以此去認識外界的客體。如果主體不能根據新的客觀事實及時地修正原有的認識田式所造成的思維習慣，那么就不能正確地認識新事物或事物的新特性。因此，主體必須在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不斷地突破某種陳規，解放思想。

粉碎“四人幫”后，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是遇到了嚴重的阻力。當時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繼續堅持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在政治上仍然推行“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路線，在思想上推行“兩個凡是”的方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遍地堅持）。“兩個凡是”的目的并非弘揚毛澤東思想，而是堅持個人崇拜，其結果必然導致人們思想的僵化和社會義事業的停滯不前。鄧小平及時地察覺到“兩個凡是”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危害性，并對此給予尖銳批判，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因此，在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后，必須首先沖破“兩個凡是”的思想禁區，實行解放思想，這是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前提條件。鄧小平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反之，“不解放思想，不實事求是，不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際不相結合，不可能有現在的一套方針、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積極性統統調動起來，也不可能搞好現代化建設，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解放思想，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內容。如果說粉碎“四人幫”以后，解放思想旨在沖破“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在思想上、理論上實行撥亂反正的話，那么，隨著改革任務的提出和推進，解放思想的內容和要求也向著廣度和深度發展。改革的每一次重大進步都是以解放思想為先導，都是突破陳規、更新觀念的結果。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如此，興辦經濟特區也是如此，至于說到社會義主初級階段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則更是解放思想所引起的重大的理論突破。

我國在農村實行生產責任制，經歷過曲折的道路。黨的“八大”之后，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曾出現過包工包產之類生產責任制的嘗試，而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擴大化以后，這種嘗試被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壓制住。1959年整頓人民公社過程中，又出現了包工、包產到戶的創造，然而“反右傾”運動又使之夭折。6o年代初期，全國20％以上的農村實行了多種形式的包產到戶，但1962年的北戴河會議上，它又被制止，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由于黨的思想路線重新確立，人們實行了思想解放，沖破了傳統的所有制觀念的束縛，農村生產責任制才獲得新生，并得到了迅速發展。

興辦經濟特區，一開始就有人擔心它是“資本主義”。針對這種議論，鄧小平親臨經濟特區調查研究，充分肯定：“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從特區可以引進技術，獲得知識，學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識。特區成為開放的基地，不僅在經濟方面、培養人才方面使我們得到好處，而且會擴大我們的對外影響”。實踐證明，特區姓“社”不姓“資”。顯然，這又是一個重大突破。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正確地分析我國國情，作出我國正處在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誠然，建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發生了深刻變化。但是，人口多、底于薄、生產力不發達的狀況并沒有根本改變，生產關系不成熟，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而且還存在封建主義思想的影響。這是一個至少上百年的歷史階段，我們制定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決不可以超越這個階段。總結歷史經驗，成敗得失的關鍵就在于我們能不能正視社會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實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確立，以及強調一切都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突破了以前超越階段的思想、理論以及由此派生的方針、政策和措施。

對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我們長期存在思想誤區。把它們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范疇混為一談，在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之間，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劃等號。鄧小于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賢奉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鄧小平的這一論斷，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于社會基奉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使我們在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問題上的認識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據此，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總之，解放思想、突破陳規，是理論發展和實踐創新的前題，正是由于解放思想、突破陳規，才有了農村經濟改革的輝煌成就，才有了擴大的對外開放，也才創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黨的十五大強調，經濟體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體制改革要繼續，深入精神文明建設要切實加強。這就需要不斷地解放思想、突破陳規。

二、敢于冒風險

洛陽太守韓福，深知關公勇猛，便設計將其擒獲。以孟坦佯敗引誘關公追趕，而韓福則以暗箭射擊。關公固此而左臂受傷，血流不止。當關公夜投汜水關時，守關將卞喜一方面在鎮國寺埋伏刀斧手，誘關公至寺后相害，而另一方面，卞喜假迎關公，贊其“名震天下，誰不敬仰！今歸皇叔，足見忠義！”滎陽太守王植得知關公殺了韓福之后，商議謀害關公。王植也是假裝殷勤，喜笑相迎，而又半夜放火欲置關公于死地。可見，關公此行，歷經了千難萬險。而關公則不畏艱險，勇往直前，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

在對待革命和建設問題上，往往存在著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一種是怕字當頭，畏首畏尾，不敢向前邁進一步；另一種是敢字當頭，敢闖，敢試、敢為人先。鄧小于提倡的是后一種態度，他要求人們在改革開放中要敢于冒風險。

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矛盾很多、困難重重，關卡不少。比如物價的改革就面臨許多困難。過去物價都由國家統一調控，對于這種違背價值規律的做法不改革不行。而一旦實行改革又帶來了一些新問題，當副食品的價格放開后，就馬上有人搶購，議論紛紛，不滿意的話多得很。任何改革都會有風險，古今中外，概莫例外。鄧小平多次提醒人們不要怕冒風險。他說：“我們要把工作的基點放在出現較大的風險上，準備好對策。這樣，即使出現了大的風險，天也不會塌下來”。“我們不能避開風險，這個風險是繞不過的，除非我們不前進”。“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也正是因為敢冒風險，我國闖過了物價改革等難關。

1991年1月29日至2月28日．鄧小平在上海視察時明確指出：“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么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試第一個就要準備失敗，失敗也不要緊。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于更快一點”。鄧小平的這一論述，更表明了敢冒風險的膽識和敢闖新路的勇氣。

無論做什么事情，能否敢為人先，開拓新路，關鍵是能不能克服一個“怕”字，樹立一個“敢”字。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可能一帆風順，尤其是像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這樣的前無古人的事業，總是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風險和困難。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以無產階級革命家大無畏的氣概，反復號召全黨同志大膽改革，大膽創新。鄧小平指出：“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以后還會遇到風險，固難，包括我們自己還會犯錯誤。中國是這么大的國家，我們做的事是前人沒有做過的。??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難免會犯錯誤，但我們不能怕，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停步不前，膽子還要大，沒有膽量搞不成四個現代化”。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進一步闡明了改革開放中敢冒風險，敢闖新路的重要性。他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不冒點風險，辦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萬無一失，誰敢說這樣的話？一開始就自以為是，認為百分之百正確，沒那么回事，我就從來沒有那么認為”。鄧小平的這些論述，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開拓新生活，走向新領域的主體能動精神。

有無敢冒風險的膽略和敢闖新路的勇氣，始終是影響改革開放的主觀原因。鄧小平聯系實際，揭示了問題的真諦，也消除了人們的思想障礙。他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深圳作為我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其做法往往令許多人不可思議。鄧小平通過調查研究，充分肯定：“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引進外資是深圳敢闖的做法之一，而正是這一點，引來許多非議。然而，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資投資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面得到益處。多搞點“三資”企業，并不可怕。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優勢，不僅有國營大中型企業和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我國現階段的“三資”企業，按照現行的法規政策，雖然外商可以賺錢，但國家也拿回了稅收，工人拿到了工資。我們還從中學到了技術和管理，可以得到信息、打開市場。”‘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

敢冒風險與開拓創新具有內在邏輯關系，只有敢冒風險、才能開拓創新。敢冒風險既是個膽略問題，也是一個思想觀念問題，而開拓創新則重在實踐，即使是理論的創新也是實踐創新的升華，就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敢冒風險的膽略就沒有實踐上和理論上的開拓創新。基于對這一關系的辯證把握，鄧小平在引導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敢于超越前人，尤其是敢于向陳腐觀念挽戰，敢于提出新見解，開辟新途定的原則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所謂膽子要大，就是堅定不移地搞下去，步于要穩，就是發現問題趕快改”。這里，鄧小平揭示了膽大與步穩的辯證關系。

“摸著石頭過河”，這是鄧小干的一句名言。這句通俗的大眾化語言，包含著深刻的哲學底蘊，所謂“過河”，是指我們的任務和所要達到的目的，近期目標是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遠期目標是建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摸著石頭”指的是過河的途徑和方法。“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按照客觀規律和具體國情選擇正確的方法和途徑。通過何種方法和途徑實現“三步走”戰略目標乃至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絕不是主觀任意的，必須在實踐中摸索。鄧小平指出：“我們現在所干的事業是一項新事業，馬克思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沒有做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干過，所以，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學，我們只能在干中學，在實踐中摸索”。可見，“摸著石頭過河”，既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生動體現，也滲透著膽大與步穩統一的辯證精神。

膽大與步穩的統一，要求在實際操作上“走一步，看一步”，不斷總結經驗，堅持真理，糾正錯誤。鄧小平指出：“現在我們正在做的改革這件事是夠大膽的。??我們在確定做這件事的時候，就注意到會有這樣的風險。我們的方針是，膽子要大，步于要穩，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和“看一步”的關系亦是實踐和認識的關系，“走”就是實踐，“看”就是認識。只有在“走”的過程中才能形成正確的“看”法，只有“看”準了才能干好。反之，如果只顧“走”而不注意看，其結果就可能誤入歧途。可見“走”與“看”的關系，也是膽大與步穩的統一。

鄧小平指出：“我們的政策是堅定不移的，不會動搖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步就要總結經驗”。他還說：“我們每走一步都要總結經驗，哪些事進度要快一點，哪些要慢一點，哪些還要收一收，沒有這條是不行的，不能蠻干”。“走一步”，“看一步”的關鍵問題是要不斷總結經驗，及時地發現問題，修正錯誤。其所以必須如此，理由有二：其一，只有總結經驗，才能正確地制定路線、方針和政策。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的經驗、失敗時期的經驗和遭受挫折時期的經驗后制定的”。我國對外開放政策，“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以及“一國兩制”的構想等，都是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其二，只有總結經驗，才能正確地執行路線、方針和政策。如果說制定路線、方針、政策是從實踐到認識的過程的話，那么，執行路線、方針、政策的過程則是從認識到實踐的過程。總結經驗在第一個過程中的作用在于促進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的飛躍，使認識的基礎更堅實可靠。鄧小平說：“歷史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這樣來制定方針政策，就能統一全黨思想，達到新的團結。這樣的基礎是最可靠的”。總結經驗在執行路線、方針、政策過程中的作用是促進認識向實踐的轉化，使一般性的東西與具體實際相結合，其中，最重要的是弄清具體實際，并據此對路線，方針、政策作出相應的調整。鄧小平在談到改革開放時說：“每走一步都必定會有的收，有的放，這是很自然的事情。”。鄧小平所說的“收”，也就是在執行過程中對改革開放的政策進行必要調整。

總結經驗要求對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及其實踐進行定性分析，看哪些行得通，哪些行不通．行得通的就推廣，行不通的就改進。比如，“我們首先開放農村，很快見效。有的地方一年翻身，有的地方兩年翻身。農村取得經驗之后，轉到城市”。而在一段時間，我們的發展速度太快，帶來了一些問題。所以要調整一下，收縮一下，這也是好事情，我們取得了經驗。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及時地總結經驗，不僅可以改正不妥當的方案和步驟，也可以防止犯大的錯誤。鄧小平說：“關鍵是要善于總結經驗，哪一步走得不妥當，就趕快改”。“我們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當的地方，改過來就是了。總之，遵循一個原則，就是實事求是”。由此可見，總結經驗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具體要求，它同樣體現了膽大與步穩的辯證精神。

堅持膽大與步穩的辨證統一，必須注重試驗，試驗是人類探索事物規律的重要方法。試驗的目的在于有效地控制自然，改造社會，克服盲目性，避免失誤和挫折，我國的改革，是一個從農村走向城市、從經濟領域走向政治領域、科技教育等領域的有序過程，不能一哄而起。1978年鄧小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事，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中首先提出經濟體制改革，并指出先進行試驗，在取得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推廣。他說：“在全國的統一方案拿出來以前，可以先從局部做起，從一個地區、一個行業做起，逐步推開。中央各部門要允許和鼓勵他們進行這種試驗，試驗中間會出現各種矛盾，我們要及時發現和克服這些矛盾。這樣我們才能進行得比較快”。隨著改革的深入，經濟體制方面出現了許多新現象，特別是1981年后建立了深圳等特區，科技體制、教育體制等也有了新的突破，即使是難度最大的政治體制改革也納入議事日程。對此鄧小平說：“我們現在做的事都是一個試驗。對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進。既熬是新事物，難免要犯錯誤。我們的辦法是不斷總結經驗，有錯誤就趕快改，小錯誤不要變成大錯誤”。鄧小乎關于有步驟地推進改革試驗的論述，閃爍著膽大與步穩、求實與創新之統一的辯證法光輝。

總之，“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以及注重總結經驗和試驗，是我國改革的思想方法論，它不僅是改革初始階段所必須堅持的，而且要貫穿在改革過程的始終，對改革實踐發揮指導作用。

第三篇：從法律視野看水滸傳

從法律視野看《水滸傳》

一、快哉，《水滸》

《水滸傳》是一部尚武之書，武藝高超身強力壯的英雄好漢個個形象鮮明值得崇拜，那些除暴安良的故事引人入勝。這部書雖然被有些人咒罵為“誨盜”之作，其實政治頗為正確，書中的英雄不光武力超強，也經得起正義標準的粗略檢視。當然，要是依據法律標準來衡量，這些人動輒手起刀落，哪個不是以武亂禁之人？

魯智深是一個令人大感快哉的英雄，出家前是略府提轄，俗名是“魯達”。魯達一看就是個軍官模樣，按照《水滸傳》中的描寫：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一臉絡腮胡，身長八尺，腰闊膀圓，性情兇暴焦躁，好打抱不平。出場結識天下豪杰，結識了便喝酒。喝酒的時候，聽得隔壁閣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喚來一問，原來是名叫翠蓮的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隨父母從東京來到渭州，母親病故，父女兩人流落在此。當地財主鎮關西鄭大官人強媒硬保，要她作妾，寫了三千貫文書，需錢實契，要了她的身體，未及三個月，被鄭家大娘子趕打出來，還責成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當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卻來追討。父親懦弱，和有錢有勢的鄭家爭執不過，父女兩個只好酒樓賣唱。魯達一問方知那綽號鎮關西的鄭大官人就是狀元橋下殺豬賣肉的鄭屠。魯達給了父女兩人十五兩銀子做盤纏回東京，回到住處，氣悶得晚飯也不吃，氣憤憤睡了。魯達是個粗中有細的人，次日一大早，便照顧翠蓮父女上路。店小二阻攔，還被他叉開五指，臉上打了一掌，打得口中吐血，再復一拳，打下兩顆門牙。兩個時辰后魯達徑投狀元橋來，尋得鄭屠，拳腳教訓，這是書中一段妙文，把教訓鎮關西的過程寫得有聲有色，令人嘆為觀止。不料下手太重，鄭屠不經打，竟死了，魯達自思“指望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真個打死了他”，因考慮到“須吃官司，又沒人送飯”，便逃離而去。

拳打鎮關西是一個令人大呼暢快的故事，令人暢快是因為鄭屠作為一個惡霸，欺凌弱小，可惡至極。君不見書中魯達聽了翠蓮父女的遭遇抑制不住憤怒，其實讀者讀書至此又有誰不義憤填膺？在《水滸傳》的社會里，有錢有勢可以稱霸一方，無錢無勢被他人壓扁。法律與司法無法為體弱力薄之人伸張正義，當法律與司法不能維護好弱小者權利的時候，就只能靠見義勇為之士的拳頭了。

從法律角度看，魯達打死鄭屠是一起故意傷害致死重案。死了人，死者家中“老少鄰人徑來州衙告狀”，司法程序便循序啟動起來：府尹升廳接了狀子，親自到經略府通報情況，然后差人到魯達住處拿人，哪個還見得到人影？只好將房主人并鄰居監下，又點了仵作對尸首再三檢驗，還發布海捕文書懸賞通緝魯達，逼得逃亡中的魯達剃除頭發，削去髭須，做了僧人，繼續展開轟轟烈烈的打斗人生。

讀者在魯達被海捕緝拿之時，都為他捏一把汗，當他尋得活路，擺脫了司法的糾纏和刑罰的陰影，大家都為之欣慰。這原因是啥？當司法暗昧、刑罰嚴酷之時，對待用拳頭實現正義的英雄好漢，每個人心中都存了幾分反法制之心。

誤入白虎堂：這南衙開封府是高太尉家的 林沖誤入白虎堂和雪夜上梁山的故事膾炙人口，因京劇《野豬林》和電影《林沖》以及《水滸傳》電視劇幾乎家喻戶曉。

與電影、電視劇中林沖的形象不同的是，《水滸傳》中對于林沖形象的描述是“豹頭環眼，燕頷虎須，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紀”。林沖娘子相貌如何，《水滸傳》中并無描摹，讀者全憑想象或者依京劇影視劇來確認。

高衙內是社會各色人中一個惡的典型，是太尉高俅的義子，“那廝在東京倚勢豪強，專一愛淫垢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這路貨一見林娘子，又不知對方何人，怎肯放過？自然是糾纏不休。林沖聞訊趕過來，才解了圍，但已將禍根埋下。

這高衙內有幾分像少年版的西門慶，身邊總圍著些幫閑人物。高衙內見了林沖娘子，心中好生著迷，被林沖沖散，怏怏不樂。回到府中過了三兩日，竟然還是納悶自焦，沒撩沒亂。幫閑人物中有個叫干鳥頭富安的，猜著心事，又出壞主意，讓高衙內次日勾結虞侯陸謙引開林沖，乘機騙來林娘子再行調戲。高衙內依計而行，不料又被林沖破了局，弄得狼狽跳窗逃跑。高衙內經此一驚，欲心未遂，精神憔悴，懨懨病倒。高俅聞聽此事，聽了陸謙和富安的毒計，派人誘導林沖買一把寶刀，又借邀看寶刀之名，騙林沖誤闖白虎堂。

林沖遭陷害，直接來自高俅的算計，這位太尉權勢正熾，林沖被其節制，自然對其有所懼憚。英雄好漢為了向朝廷盡忠的名分和過正常安穩的生活，不得不向惡勢力低頭。即使如此，仍然免不了遭人坑害，更顯高俅之可惡，無以復加。

人為制造的冤案，要么源于惡人的誣告，要么來自權力的腐敗專橫，要么就是兩者的結合。當政治腐敗之時，冤獄必多。高俅本是一個市井小人，得志之后便把官威做足，成為人見人懼的佞臣。林沖誤入白虎堂后，高俅本來喝令左右拿下林沖要斬，聞聽林沖喊冤申辯，意識到“這廝不服斷遣”，轉念“解去開封府，吩咐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水滸傳》里的司法不受信賴，原因之一是司法對于高俅這樣的權勢是不敢以公正的審判加以抗制的。

好在衙門不好，未必衙門中人個個都不好。偏是開封府里有個掌管文書檔案的小吏孫定“為人最鯁直，十分好善，只要周全人，因此人都喚做孫佛兒。”他明知此事冤枉了林沖，向府尹稟明，要府尹周全林沖。府尹心里明白此案是上級領導有批示的案子，定要定林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本官”的死罪，哪里周全得了林沖？接下來的一段對話十分精彩：

“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

“胡說！”

“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里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卻不是他家官府。”

孫定這番話擊中要害，府尹聽了有所觸動，遂依孫定建議，最后定個“不合腰懸利刃，誤入節堂”，脊杖四十，刺配遠惡軍州。這個定罪對于林沖來說當然還是冤枉，但畢竟保住了性命；滕府尹雖然意識到開封府并不是高太尉家的，但也得罪不起高太尉，只好做了個“留有余地”的判決敷衍了事。林沖發配，負責押送的是董超、薛霸兩位公人，兩位暗中得了陸謙送的十兩銀子，一路上惡行惡狀，極盡虐待之能事，在野豬林下手要結果了林沖性命，幸好魯智深一路暗中護送，才使這場謀殺未能得逞。不過，在后來的盧俊義案件里，這二位公差就沒那么好的運氣了，雙雙成了燕青箭下的死鬼。對于董超、薛霸這種只要給錢可以胡作非為的官差，聶紺弩先生有一首詩說得甚妙：

解罷林沖又解盧，英雄天下盡歸吾。

誰家旅店無開水，何處山林不野豬。

魯達慈悲齊幸免，燕青義憤乃駢誅。

佶京俅貫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

這后兩句真是妙語，我看《茶館》里總是雙雙出現，簡直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灰大褂，就常常聯想起那《水滸傳》中的董超、薛霸。

林沖總算到了發配地，陸謙等人還不放過，又帶了幾個人前來燒了林沖看守的草料場，意在燒死林沖，燒不死也可嫁禍于他。不料當日大雪，草料場林沖住處的屋頂被雪壓塌，林沖移居一座古廟，躲過死劫，不得不大開殺戒，將陸謙一干人在這世上滅了。提著槍，只顧走，冒著風雪連夜奔去梁山。

二、司法的悲劇

林沖雪夜上梁山是《水滸傳》中最美的場景，但這背后卻是一段英雄的蒼涼與辛酸。本來獨立、中立的司法可以避免的悲劇，在《水滸傳》的世界里如同有著定數，要發生就必定發生，那司法無論是朝廷的還是高太尉的，真的就有那么大的區別嗎？

武大郎謀殺案：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

西門慶與潘金蓮合謀下毒鴆殺了武大，應了長期流傳的一個經驗：“奸近殺”——有了外遇奸情可就與殺人不遠了。

人不幸長成武大那樣，實在是造化捉弄人，即使在那個不重男色的時代也已經吃盡了虧。不幸的是，這個相貌過分自謙的武大還娶了個如花似玉、淫心正熾的渾家，真是上天錯點了鴛鴦譜。

武松與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郎，雖然模樣不像同胞兄弟，那感情卻處處呈現血濃于水。武大是善良之人，靠賣炊餅謀生，養活自己，也養活家人，老實本分，他的遇害，真令人一灑同情之淚。

武大郎謀殺案，作案手法大膽而魯莽，鴆殺的死亡征象昭然若揭。西門慶收買何九叔，將何九叔置于兇險的境地，何九叔一見武大的尸首，大喊一聲望后便倒，假裝中了惡，也足夠驚心動魄。何九叔在入殮現場藏匿了武大兩塊酥黑骨頭，連西門慶給的賄買他的銀子一起收好，只等著武松回來不可避免的一場禍事，夾縫中求生存的日子真是忐忑不安。

武松回來，驚聞哥哥暴亡，悲痛之余，開始了事實真相的調查和外圍證據的搜證，很快取得進展。武松起初想通過官府解決此事，并不想用打虎之手殺人，這是守法之人的自然選擇——解決公權力實現正義，但事與愿違，雖然到縣衙告狀，并提供何九叔和鄆哥為人證、骨殖和銀子為物證，然而由于知縣與屬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自然“這件事難以理問”。司法腐敗造成民眾訴諸司法的權利打了水漂兒，社會能不日益暴戾化乎！

既然公權力走不通，只好自力救濟，武松殺嫂的戲碼就隆重上演了。西門慶、潘金蓮、王婆子本來罪有應得，死不足惜。官府的腐敗卻將一個打虎英雄見義勇為好市民逼成殺人兇犯，這才令人扼腕。

權力腐敗何處沒有？武松刺配孟州時，蔣門神設計陷害武松，孟州知府也是得贓枉法，擬定了武松罪名，斷了二十脊板，將其改配恩州，而兩個押解的公人又受蔣門神收買，途中設計殺害武松，直逼得武松再次以殺虎之手殺人。

在武松刺配的故事里，最奇的當數殺威棒，孟州的管營相公稱之為“太祖武德皇帝舊制”，凡是初到配軍，都須打上一百以殺威。然而，此棒只要“有人情的書信，并使用的銀兩，取在手頭，少刻差撥到來，便可送與他，若吃殺威棒時，也打得輕。若沒人情送與他時，端的狼狽”，而且此地尚有兩樣可怖的私刑對付新到的配軍，一是把兩碗干黃倉米飯讓配軍吃了，趁飽將其帶到土牢里，用繩索捆翻，裹了席子，塞住七竅，顛倒著豎在墻邊，不消半個更次，便結果了性命；二是把人捆了，用一個布袋盛滿黃沙，壓在身上，也不消一個更次便是死的。偏偏武松“不達時務”，令差撥大怒，惹得眾囚徒紛紛猜測“必然害你(武松)性命”；又偏偏小管營施恩有求于武松，暗示武松稱病，以便“寄下他這頓殺威棒”，倒把太祖武德皇帝的舊制送了人情。

如此暴虐的“法制”，如此貪腐的司法，難怪要制造出如此眾多的反法制人物與故事。

讀《水滸傳》，很容易聯想到這樣一個法理學問題：面對不合理的法制，是應該盲目地遵從，還是暫且遵從，同時循著合法途徑去改革，抑或立即反抗，來抵制、破壞這個法制？對于這個問題，法理學家們紛爭不已，似乎并無達成一致意見的跡象。魯智深、林沖、武松、李逵不是法理學家，他們的禪杖、花槍、尖刀、板斧都是不假思索的。

清朝列《水滸傳》為禁書，有深意存焉。

第四篇：從歷史看今朝

從歷史看今朝

黨校培訓的第一課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程》，作為一名入黨積極分子，我也希望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有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因為只有全面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程，才能不斷堅定永遠跟黨走、為黨的事業奮斗終生的信念，才能釋放自己生命的價值。此外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對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具有重大意義，讓我們更加深刻的認識到我們所肩負的歷史責任。

歷史證明中國的農民階級和名族資產階級由于他們的歷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都不能領導民主革命取得勝利。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和現代化工業的發展，中國發展了無產階級，而且不斷發展壯大，無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階級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五四運動后，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中國共產黨誕生了。黨的成立，適應了近代以來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給災難中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

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共產黨所取得的勝利和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經過長期以來的不斷探索與實踐所取得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艱苦的環境中不斷的探索新出入，回想中國共產黨在過去90多年里帶領中國人民所取得的成績著實令人感慨并為之感動。

沒用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沒有中國人民的美好生活。我們現在所過的安定、幸福的生活是多少共產黨人的不懈奮斗所換來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敢闖敢試精神推動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路的進程。90年風云變幻，90年潮起潮落，中國共產黨歷久彌新，青春常在，是什么賦予它如此神奇的力量？放眼未來，滄海人流，征途漫漫，中國共產黨又靠什么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緊緊把握時代潮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永葆黨的先進性和青春活力。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真諦。通過對黨的光輝歷程的學習，讓我深深的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與我們大學生身上肩負的歷史重任。青年大學生與黨有著密切的聯系，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思想、組織等的準備，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學生為黨的事業注入了新鮮活力，并促進了黨的發展。青年大學生是中華民族未來的希望，因此大學生要深深地記住自己身上的歷史任務，不斷的努力學習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水平，堅定信念，始終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里面和三個代表為指導思想，勇于艱苦創業，開拓中華民族的歷史新篇章。盡管我們黨在改革開放以來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作為當代青年的我們一定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能頹廢。青年有希望，國家才會更加強大。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任重而道遠，總書記所提出的中國夢也是

我們每個人的夢想，需要我們的不斷探索和努力。從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程我們不僅應當看到中國共產黨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也可以看進會主義建設道路還很漫長，共產黨肩負的責任還很重大，我們堅信：21世紀屬于中國，屬于優秀的中國共產黨。走進新世紀，面對多極化的世界格局，我們黨在瞬息萬變中追求著不變，同時也在不變中追求著千變萬化。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實踐證明，不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不管遇到什么樣的困難和挑戰，中國共產黨人都將無所畏懼，勇往直前，永遠是時代的中流砥柱。

通過對黨的光輝歷程與大學生身上肩負的歷史責任，使我受益匪淺，我們大學生一定要擁護中國共產黨，相信黨，熱愛黨，我們的命運與黨密切相連。歷史只有一個方向，它永遠指向未來，現實是新的起點，也是一道新的門檻。經歷了傳統的計劃經濟運作，經濟了企業的浮沉起落，再度審視國民經濟現狀，中國究竟是兩腳踩在貧困的土地，還是早已一腳踏在最新趨勢的油門上？國人究竟是在不斷摸索、探尋，還是已經與國外同行業處在同一起跑線上？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究竟是部分企業的發展，還是給國內所有企業都帶來了全新的經濟觀念？順應世界經濟潮流，打破傳統經濟模式，轉向市場經濟，進一步深化改革，這是嚴峻的歷史課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們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推進改革開放的步伐，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在日實現，達到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從來就認為中國的經濟是發展是一切實現的基礎，我也希望通過現在努力學習為將來投入工作做好準備，為中國經濟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這是一種實現理想的熱烈情感，是一種奮發向上的精神狀態，是生命潛能的充分迸發，是腳踏實地的不懈追求。我愿將青春和熱血奉獻給太陽底下最美好的事業，懷著這種追求，捧著這顆恒心，帶著這股力量，我將不斷向著新的目標破浪前進。將自己的熱情、激情投入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把我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主義國家而不懈奮斗，并不斷朝著這個目標努力。

中國現在正處于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好時期，也為我們施展個人才華提供了一個大好的舞臺。走好自己的路，創造屬于自己的人生舞臺，朝著自己的人生目標不斷奮斗，這即為我們當前能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貢獻的僅有之力。我們新一代大學生要抓住機會，將個人特長運用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推進我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方面的全面協調發展，用我們所學到的技能在社會各個需要我們的地方發揮我們的才能。只有全社會團結起來才能將我國建設的更好。

成功必備的要素，除了智慧，勤奮以外，還應有很強的耐挫能力和不畏困難的精神；在平常的學習工作中，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也應發揮當年我們黨在曲折的發展過程中不畏艱辛的精神。只有這樣才能在曲折中不斷提升自己突破困難的能力和耐力，不會被眼前的困難所嚇倒，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促進共產主義理想早日實現。

12級經濟學劉敏2012150103第24期三班第十組

第五篇：從HR視野看基層公務員

從HR角度看基層公務員隊伍建設

在基層公務員建設中，人才的去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做好公務員隊伍建設任重道遠

1.小康社會的實現要靠基層，特別是欠發達地區的基層是實現小康社會的短板，而基層公務員隊伍的人發展農村基層的重要力量，所以怎么做好基層公務員的隊伍建設就成了大家都非常關注的問題。

在新的形勢下公務員隊伍建設有新的現實需求

2.公務員的隊伍管理有其特殊性，是由公務員的性質決定的，一直以來都用紀律來實現管理，在現在的現實情況下，從HR的角度怎么看待公務員隊伍建設的問題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