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不同角度看供給側改革

從“質量管理專業”角度看供給側改革

從中國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可謂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時間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多方面降低對中國經濟的供給約束，使產業、企業的自然活力非受限于作為公共政策供給方的政府約束，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打破壟斷經營，其核心是放松管制、釋放活力,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矯正以前過多依靠行政配置資源帶來的要素扭曲。（西南財經大學天府學院質量管理研究所整理）。

從企業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就是要去除無效和中低端產品過剩產能的包袱，供給側改革的重點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提質量、補短板”。其中包括處置僵尸企業、去除過剩產能、化解房地產庫存、防控金融風險、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和效率、補充供給短板和化解結構矛盾等具體方面。企業依靠創新（包括政策制度創新、方法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提供附加值含量更高的、質量更好的產品和服務，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獲得更好的國際競爭力。

從資本市場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從六個方面入手：一是推動資本市場規模發展；二是推動資本市場的制度改革，首先要進行發行制度改革；三是推動上市公司標準的調整；四是進一步完善退市機制；五是交易制度要做相應調整，實行熔斷機制；六是有效推進并購重組。

從產業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將導致第三產業占比上升，第二產業中傳統工業占比下降、新興產業占比上升。

而從收入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將引發經濟蛋糕的重新分配，激發微觀主體活力，激發經濟發展的動力，強化發展后勁。

從“質量管理專業”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就是提高產品（工程和服務）的質量，增加品牌的附加值。

第二篇：從物流行業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

從物流行業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

近期，“供給側改革”作為一個熱詞頻繁出現在各行各業的高層對話中。什么是供給側改革？物流技術裝備行業的從業人員該如何積極的投身到供給側改革的大潮中去，并為之做出貢獻？“LT”聯席演講與領袖對話為大家解答。

原國內貿易部黨組成員總經濟師、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首席顧問 丁俊發

供給側改革到底是哪幾個方面來發力？

主要是三個方面發力，第一個方面是工業；第二個方面是服務業；第三個方面是政府。我們講到供給的時候，一定要講產品供給，一定要講服務供給，一定要講政府的制度和公共產品的供給，是公共資源的供給，現在中國這三個方面都有問題。比如說，產品，目前來講是供大于求，產生了產能過剩，當然了，這個產能過剩，現在重點講煤炭、水泥、玻璃，前段時間在機械工業聯合會參加他們的專家委員會開會，整個機械聯合會監測的400多種零件，60%多都是產能過剩。所以我們講的產能過剩并不是說光是鋼鐵產能過剩，我們整個中國的很多工業，不管是重工業也好、還是輕工產品也好，因為大量的金屬和貿易，由于整個世界經濟的下行壓力很大，所以我們進出口貿易受到了很大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不管是重工業產品也好、輕工業產品也好，過剩成為一種常態。

另外一種是供不應求，我們現在中國，比如說中國好多人都出國旅游，一年要消費到一萬億人民幣，大量的東西是購買國外的商品，也就是說，中國很多東西自己不生產，老百姓需要，但中國沒有。還有供而不求，有供給，老百姓不消費，為什么？假冒偽劣，好多東西價格太貴了，老百姓感到沒有幸福感，沒有獲得感。在這里來講，涉及到我們物流的技術和物流的裝備，也同樣有這個問題，我們在座好多搞物流技術裝備的，也有好多產能過剩。所以我們在供給側改革中間，要改變我們的結構，要改變我們的產品，要提升我們的產品質量，包括我們的服務要跟上，可能我們今后發展趨勢里面，我們不是制造產品，實際上買產品在我們銷售額里面占50%，我們和其他的一些互聯網企業，和一些物流業的結合等等。

第二個是服務的供給，最近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講的，美容是韓國的第二大產業，我們大量的人都到韓國去整容，那是因為中國沒這種服務。包括我們的健康產業、文化產業，還有街道社區的家政服務等等很多都跟不上，我們可再生資源的利用服務也都跟不上。我們的物流也是，好多企業家特別是搞制造業的，物流對他們來說很重要，但我們物流成本高，國家真正能夠提供供應鏈方案的企業太少，大家都擠在倉儲里面惡性競爭。

第三個是政府制度和公共資源的供給，我只講一個例子，比如說，我們土地是政府控制的，我們的銀行，現在是民間的銀行發展的還很少，速度也很慢，資金也是國家控制。我們一年的貨幣超過130萬億人民幣，但是我們的運轉不了，67萬億的GDP，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我們資金的流動性差，融資成本太高。經工信部調查，我國66%的企業反映資金緊張，融資成本太高，第二位的是稅費太高，占了54%，我們中國物流采購聯合會和統計局發布的PM指數里，第一位就是反映企業融資困難的，占到43%。我們現在要使整個經濟系統流動性改善，使整個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包括三農企業，真正能夠保證他們的融資的需要，這都是供給方面的問題。

北京伍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尹軍琪：

供給側改革的重點是提供客戶滿意的、消費得起的物流產品和服務

供給側改革簡單來說或者用通俗的語言來說，就是給用戶提供一個合格的、滿意的產品。從它的定義來講，還要降庫存、降成本，降成本什么意思？要讓消費者消費得起的產品，不能價格太高，消費者消費不起，房價太高他買不起，這是供給側改革重點的內容。從物流裝備這邊還是這樣，要提供客戶滿意的、消費得起的物流產品和服務，這是我們供給側改革的一個核心內容。

針對現在中國的現狀來講，我們要提倡新的產品、新的技術或者世界頂級的技術，但這不是全部，從目前中國的國情來看，我們提供滿足客戶當前需求的產品和服務是非常重要的。從我個人的體會也是這樣，我們無論到現在的工廠去看還是到我們現在的物流中心去看，我們很多的系統是不合格的，我們很多的產品也是不能滿足客戶的需求，如何提供一個穩定的、優良的產品，就是我們現在要改革的或者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改革方向和目標都是非常清楚的。

德馬泰克 王悅：打通需求端到供給方的“通道”

國家提出供給側改革，國家的想法是打開兩側，從需求端到供給方都要打開。要做的工作是疏通中間，把中間疏通了，其實兩側自然這種供求就平衡了，整個社會就會穩定。如果消費者或者用戶買什么什么都貴的要死，廠商做什么也都不掙錢，重要的還是要把供應鏈給它打通。

像我們這樣的系統集成商和物流設備制造商，要使用戶端和供給端都能夠共享一個共同的平臺，做到透明化、標準化。只有這樣，才能推動我們供給側的變化，國家提倡的這些大的指標去庫存、去杠桿等等自然就實現了。

上海力卡塑料托盤制造有限公司總經理 胡文龍:供給側實際上是產品優化

就我而言，我現在有300多款的塑料托盤，太多了。我們也不是說現在標準化托盤用了以后，個性化的托盤全部不用?，F在不管日本還是歐美，他們標準化的托盤用得很多，我們跟他們比差得太遠。所以實際上我們要把這個標準化打通，從周轉箱到托盤，到流水線，到貨架，整個集成，包括集裝箱，所有的東西全部搞起來，優化產品。我們現在講的供給側實際上是一個優化產品的過程，日本租賃公司講減少時間、減少浪費等等，實際上就是提高它的效率。我們公司這幾年，實際上就是練內功，我現在有三個中心，一個是研發中心，大量的投入，我現在開模具都是自己開，第二個，我所有現在生產體系，就像機械手、流水線、機器人從這方面靠，還有我現在一個檢測中心，今年達成以后，我要在國內還算做成一個比較領先的檢測中心。所以不管怎么樣，就我而言，就是要“做好托盤，把質量做好”，我認為根本就是要有一種勤勤懇懇、老老實實、做精做強的思想把產品做好，否則根本不行。

昆船物流副總經理 姜宋奇：供給側改革不僅僅是產能過剩的問題

大家說的話題更多的偏重于產能過剩要怎么解決，但我認為供給側的改革有兩方面的核心：一方面是隨著我們整個企業發展社會的轉變，有一些是產能大了，要去產能，怎么調整這個東西，降低產量，來提升多品種、多規格滿足市場要求的需要。還有一個是供給側改革，我們一些新行業、新產業的發展還不是去產能的問題，而是要擴大產能，提高生產效率和自動化的問題。我認為供給側改革是兩方面的東西，一方面是壓低庫存，壓低生產量，另外一個是不斷的擴大能力，擴大生產，滿足社會的一些要求和需求，尤其是后者是對于新興行業，特別需要。我得第二個觀點：我們作為自動化物流裝備的集成商或者服務商，我們這個行業，說到底我們還是一個終端客戶為其他企業提供服務的，在服務過程中，有一些供給側改革物流裝備智能化工業4.0智能制造，在我們國家各個企業和行業的自動化水平發展是不一樣的，也有人說，我們的“智能制造202”5或者“工業4.0”，在我們國家有些行業的水平已經發展得比較高了，可能接近于3.5或者3，也有一些可能只有在2.0和1.0的水平。所以我們在給客戶提供方案的時候，一定要給客戶共同研究，找出他在升級改造過程中最痛點和難點，提供好的適合他目前發展階段總體規劃方案，同時提出來與之相同的智能裝備滿足行業的需要。

各行各業發展的不平衡，例子很明顯。我們國內的煙草工業，在目前范圍內它的水平是最高的，包括國外提供最高速的卷煙包技術，都是在中國采用試用的，中國煙草也面臨瓶頸，產能是過大的，但是煙草行業需求又是千差萬別的，不同時期煙的銷售品牌不一樣、檔次不一樣，還有包裝形式不一樣，現在大家就可以看到從去年、前年來看，有些是軟包的煙好賣，有段時間硬包煙好賣，煙草工作又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智能化改造的水平，希望原來的大批量流水線怎么搞成柔性化的生產，根據市場銷售情況，終端銷售的情況再來做不同規格的煙，這是煙草工業智能生產的情況，我們現在正在跟煙草行業的專家協商、商量整體的解決方案，滿足我們國家煙草工業信息化水平的需要，這是我對整個智能制造和供給側改革的一些理解。

德馬集團總裁 卓序

我覺得供給側改革最重要的是倒逼機制，中國雖然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也生產了這么多產品，也產生了這么龐大的制造業，但是為什么要供給側改革？就是需求方還對現在的供給不滿意，因為不滿意倒逼供給方需要來改善、需要來提高。

總結：給供給側改革物流領域的建議

首先，大批量、低成本定制是關鍵的舉措。要做到大批量、低成本定制，把產品做到國際化水平，超過國際化水平，使得自己公司在做工作的時候沒有落后，沒有拖供給側改革的后腿。第二，做好方案，一定要了解客戶需求，讓我們的解決方案滿足客戶的需求，能夠給客戶提供物流上面的核心價值、核心競爭力。

第三，做好服務，要能夠理解、了解客戶的真正需求，能夠把客戶服務到位。

物流技術裝備業是物流管理環節的核心部位，這個核心部位，我們不僅搞好自己的產品和服務，還要心里頭裝著行業、社會，強調標準化，行業共用，為整個行業的物流成本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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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從公共財政角度看地方事業單位改革

從公共財政角度看地方事業單位改革

稅收調研文章

內容摘要：事業單位改革已經全面啟動，但一些核心問題仍眾說紛紜。本課題通過大量的調研，把這些難點問題歸納為認識觀念轉變的困難、人事制度改革的困難、職能體制改革的困難、分配制度改革的困難等等。通過借鑒各地的改革經驗，按照政府與市場分工標準、據公共財政原則等，對現行的事業單位進行了分類和定位，認為事業單位將向政府機構、政府公立機構、非營利機構和企業這四種組織進行轉型，通過制度創新，來解決上述這些難點問題，并提出了管理體制創新、產權制度創新、人事制度創新和分配制度創新的具體思路。特別是在人事制度創新和分配制度創新上，提出了可操作性較強的改革方案。

把某種經濟組織命名為“事業單位”，把行政單位與事業單位統稱為行政事業單位，這是中國的特色，帶有濃重的計劃經濟痕跡。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承辦了所有的社會經濟發展事項，所有的投資，都由政府承擔，因此，根據投資項目不同，把社會存在的各種組織分為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國有）企業，也就無可厚非。改革開放后，國有企業從政府的一部車間變成了獨立的經濟法人，使我國的經濟走上了快速穩定發展的道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把原來捆綁在政府懷抱里的事業單位也獨立出來，將會使我國的社會走向可持續的繁榮。新世紀初，中央決定開展事業單位改革，正是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通過對科技系統以及全國部分地區試點情況的總結，中央下發了不少文件，這對于深化事業單位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但我國擁有130多萬個事業單位，近3000萬的從業人員，情況十分復雜，特別是地方的事業單位，更面臨著種種困難。本課題試圖從公共財政角度，就地方事業單位改革中的一些關鍵性問題，提出若干建議。

一、事業單位的分類及定位

（一）事業單位的分類

對事業單位有一個明確的定位，是進行事業單位改革的關鍵。事業單位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公共財政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必須根據公共財政的原則，對之進行明確分類后，才能根據不同情況，進行明確的定位。本文以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市場的分工為標準，對事業單位作如下劃分：

1、提供純公共產品的事業單位

根據公共產品原理，提供純公共產品事業單位有如下幾大類：

（1）行政執法型事業單位。近幾年，國家多次進行了行政機構改革，對行政單位、行政編制進行嚴格控制。但為了確保社會事業的發展，各地先后建起了一批帶有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有些單位則轉制為“按公務員管理的事業單位”。這類事業單位，在一些地區，被稱為“行政執法型事業單位”，實際上履行著行政單位的職能，因此，它提供的服務屬于完全意義上的純公共產品。

（2）基礎教育單位。我國的憲法規定，我國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國家應該向社會提供九年制義務教育這一純公共產品，并由財政承擔其全部費用。因此，因九年制義務教育而建立起來的公立中小學，以及為義務教育培養教師人才的師范學院也屬于提供純公共產品的范圍。

（3）基礎研究單位。如地方上的一些針對當地重點行業發展而設置的基礎性研究機構，這些機構提供的研究成果是為了當地社會的發展、公眾的需要，因此其服務也屬于純公共產品。

2、提供準公共產品的事業單位

準公共產品，既可以由政府來提供，也可以通過市場提供。根據我國各地實際，按照準公共產品的公共程度，可以把這一類的事業單位分為如下幾種：

（4）公益性事業單位。為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礎設施中，有的是由行政部門負責進行管理的，如城市公路就由屬于行政單位的公用事業局來管理；有的則是由事業單位來進行管理的，如：中心血庫、疾病控制中心等基礎醫療機構；博物館、文化館、圖書館、戲劇院等基礎文化設施；環境監測、生態環境治理機構等等。

（5）慈善型事業單位。隨著社會的發展，出現了一批以慈善為宗旨的各類機構，包括各種從原來行政單位分離出來的機構，如民政部門、社會保障部門的下屬機構；各種公益基金會，如中華慈善總會、中國紅十字會、希望工程、教育基金會等；帶有宗教色彩、在傳教的同時又向教民提供慈善服務的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組織等等。

（6）社會中介型事業單位。這類事業單位，一部分是從原來政府部門分離出來，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的中介單位，包括向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中介機構，政府各部門下屬的服務機構，政府職能的衍生產品（如質量檢驗所、藥品檢驗所等），因市場經濟發展而新生的第三產業（如拍賣行、婚姻事務所、產權交易中心等）。

（7）專業人才培養機構。這類事業單位，主要是指從事不屬于義務教育的各類教育、培訓機構，如高

中、職業中學、中專、大專、大學、成教學校、專業培訓中心等等。

（8）技術服務型事業單位。這類事業單位，主要是指圍繞當地經濟發展的特點，為企業提供各種應用性服務的事業單位。如：各種從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應用研究的科研機構，各種學術性、行業性的群體團體，科技交易市場等。在廣大農村，農業科技推廣網絡、農機維修網絡，也屬于

技術服務型的事業單位。

（9）城市經營性事業單位。這類事業單位，以管理、經營城市資源為手段，以提高城市的綜合競爭力為目的，既重社會效益，更重經濟效益，也屬于事業單位的范圍。根據城市經營的產業鏈，這些單位可按序分為：從事土地、空間等城市資源一級交易的土地儲備中心、土地交易中心，產權拍賣中心等；從事城市資源初級開發（城市項目建設）工程的項目指揮部、項目公司；從事已建成的城市資源管理和維修的各類事業單位，如尚未市場化的煤、氣、路、水等管理單位；從事城市資源二級交易的房地產交易中心等。

3、提供私人產品的事業單位

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市場的基本分工，私人產品應全部由市場來供給。但由于我國的事業單位，是從計劃經濟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加之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決定了一些盡管屬于私人產品、但關系國計民生的項目，還需要國家來經營，因此，存在相應的事業單位。按所從事的業務與國計民生的關系，可將這類事業單位分為以下幾類：

（10）仍需要政府扶持的事業單位。以向廣大人民提供基本生活資料為經營目標、以市場化的動作為主要手段的事業單位，其經營績效直接影響到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還需要國家扶持，包括：醫療機構，“菜籃子”、“米袋子”工程，公交部門、城市地鐵、水上渡船碼頭，城市設計院、建筑設計院、規劃設計院等。

（11）可以市場化但尚未市場化的事業單位。包括：可以市場化的應用研究部門；各類行政、事業單位附屬的“三產”單位，如各種“四技”事業，各種機關事務管理部門、車隊、勞動服務公司等；一些以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為目的而建立起來的基金會、協會、中心等等。

（12）已經市場化的事業單位。以事業單位名義存在、經營機制已市場化的自收自支事業單位，如廣播臺、電視臺、報社等新聞系統等。

（二）事業單位的定位

按照公共財政的理論，把事業單位劃分為上述的三大類十二小類，根據分析可知，我國的事業單位是提供各種公共性程度完全不同的產品和服務的社會經濟組織的統稱。事業單位改革，就是要根據政府與市場的分工，把這些事業單位歸位到與其公共性相適應的經濟組織類型之中。

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為與國際接軌，參照國際經驗，我們把整個社會經濟組織分為五大類：政府機構、政府公立機構、非營利組織、企業和家庭。同時借鑒這種分類方法，明確現行各類事業單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定位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事業單位改革的過程，就是從我國目前的社會經濟組織形式轉化為當前國際通行的社會經濟組織的過程。

關于政府機構、政府公立機構、非營利組織、企業及家庭等方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游戲規則，這方面的研究已經十分豐富，在此不作詳細討論。本文的重點，放在事業單位改革過程中的一些難點問題。

二、事業單位改革的難點

事業單位從目前這種狀態向規范的四種經濟組織形式歸并的過程，實際上就是通過制度創新，進行內部改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將涉及到事業單位以及與之相關各個方面的利益關系，直接影響著整個社會經濟的資源配置格局，因此，改革的難度極大。特別是在一些市場化程度較低、政府對資源配置影響較大的地區，很多利益集團，都是通過事業單位這一形式，來分財政的一杯羹。因此，要使他們脫離政府的扶持，直接在市場中自求生存，阻力很大。

從調查情況看，在事業單位改革中，最突出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1、認識觀念轉變的困難

事業單位改革，是市場化向縱深推進的必然過程，是政府部門的一場“自我革命”，對事業單位改革的正確認識，直接影響著事業單位改革的成敗。調查發現，我國各地開展事業單位改革中，對事業單位改革認識上的差距，已經成為影響事業單位改革的頭號因素。我們可以把這些模糊認識羅列為如下幾種：

一是消極觀念，認為事業單位改革可以通過形式主義等做法很好地完成改革任務，又可以通過改革，實際上擴大事業單位的陣容。

二是任務觀念，認為事業單位改革是上級的任務，只要遵循上級的精神即可，一方面使得改革不考慮當地的實際，一味照搬中央部委的文件，另一方面改革陷入等待狀態。

三是保護觀念，認為事業單位改革中，以保護一些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為前提，才能保證事業單位改革的成功，如保護事業單位職工的既得利益、保護改革者的利益等。而事業單位改革與以前任何一次政府內部改革不同，是一次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它必然要打破既得利益。因此，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一些地方的事業單位改革難以很好地推進。

四是畏難情緒，改革可能引起下崗，使得改革中出現一批觀望者，甚至出現阻撓改革的領導干部。

五是被動情緒，被改革者對前途不明，無法謀定而后動，只能等待政府改革方案對他們命運的安排，這是事業單位改革的主體——廣大事業單位職工中很流行的想法。

這五種認識觀念上的模糊，由于目前沒有一套較有說明力的宣傳資料，連一些地方政府職能部門都無法采取有效措施，來進行糾正。

2、人事制度改革的困難

人事改革是事業單位改革中的難中之難。這些困難可以歸納為：

一是人員安置分流的困難。這是事業單位改革中最困難的問題。事業單位職能的轉換帶來的職工下崗問題，在就業機會本就不多的地區，如何安置下崗職工以及如何解決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優惠政策與公平待遇的矛盾問題等都是改革的難點。

二是事業單位及其人員的政治、技術待遇問題。一方面，行政級別的取消，在一些“官本位”意識較濃的地區，無疑是十分困難的；另一方面，原來屬于某些事業單位的員工，可能失去評聘特定專業技術職務的資格，這同樣會阻礙事業單位改革的深化。

三是領導干部的任免問題。在目前“黨管干部”的體制下，事業單位的領導干部一般都是在組織部門考察的基礎上，由當地的黨委或政府任免的。改制后，事業單位要按國際通行的游戲規則開展業務活動，其領導干部的任免工作就不可能全部歸黨或政府，必須區別情況，分別對待。

四是一般職工的任免管理問題。事業單位改革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打破事業單位終身制的用工制度，形成一種有進有出、進出有序的人才流動體制，這要求逐步規范目前混亂的人事管理制度，一部分人的利益將受到影響，他們很可能成為改革的巨大阻力。

3、職能體制改革的困難

首先，是每個事業單位的定位困難。盡管我們在第一部分對事業單位作了12類的分類，但具體到某一個部門的定位，各地的標準是完全不一樣的，在實際的操作中，存在很多困難。如一些屬于城市經營的事業單位，在一些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早就成為企業，而在一些市場化程度較差的地區，甚至還有全額撥款的。

其次，是每個單位內部的職能改革問題。即使在一個單位內部，每個部門所履行的職能的公共性差別很大，如果職能劃分不清，就可能影響改革的方向。

4、分配制度的困難。分配制度，是各利益關系調整的集中反映，也是事業單位改革中，矛盾最集中的問題。在分配制度問題上，存在著如下幾方面的困難。

一是事業單位分配的基本原則問題。事業單位改制后如何體現“按勞分配為主，其他分配方式為輔”的分配原則，是事業單位改革在分配制度上面臨的首要問題。一方面，事業單位原來采取的是一種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制度，事業單位的工資，一般按員工的工作能力來確定的。改制后，單純的按勞分配勢必很難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因此必須輔之以其他分配方式，但這些分配方式的基礎卻很難界定。另一方面，在事業單位內部，只存在著二種分配基礎：一是屬于勞動者個人的勞動力，二是屬于國家的各種國有資產。在事業單位，也存在著諸如產權、專利權等其他可以作為分配依據的生產要素，但在改制前，這些生產要素都是國有的。除非有私人產品參與事業單位改革，否則，事業單位的改革，在分配制度上就可能變成國家與個人的分配關系調整，而個人間的分配關系，仍難以得到很好的調整。

二是事業單位分配權問題。在事業單位改革的過程中，各地制定了一些地方性規定，給予事業單位一定的分配自主權，但仍沒有擺脫上級決定分配權的本質，與事業單位改革的最終目標，還有很大的差距。

三是事業單位個人分配制度的建立問題。在事業單位改革后，要建立起一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個人分配制度，真正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改變原來個人收入來源單一的格局，實現收入的多元化，調動積極性并避免收入的不合理差距，因此探索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個人收入分配制度還有待研究。

四是事業單位個人的社會保障問題。社會保障制度是事業單位改革的“減震器”，在打破用工的終身制后，事業單位的員工就必須面臨著社會保障問題，但事業單位在很多領域還沒有和社會保障制度接軌，解決事業單位員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不僅直接影響著事業單位分配制度的建立，還直接影響著事業單位改革的進程。

三、制度創新：對事業單位改革若干難點的政策建議

上述四大類困難中，最突出的是人事制度與分配制度的困難。解決好這兩大制度的創新，對事業單位的改革，將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根據各地事業單位改革的實踐經驗，本文認為，地方的事業單位改革，關鍵在于建立起如下幾種制度：

（一）管理體制創新

通過體制創新，解決政、事、企的分離問題，確保事業單位向國際通行的社會經濟組織形式歸位。

1、建立規范的法人確認制度。無論是政府機構，還是政府公立機構、非營利組織、企業，從組織學的角度來講，他們都是不同性質的法人組織。根據經營目的的不同，法人可以分為公法人、私法人、社團法人等多種形式，這種法人之間的區別，實際上就是明確了各種機構性質的差異。因此，建立規范的法人確認制度，可以使各類事業單位歸屬到與其公共性相適應的各類社會經濟組織之中。為了確保有一個統一的標準，系統地甄別各類事業單位的性質，建議由政府職能部門在整理現行規定的基礎上，根據國務院《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條例》等要求，對各種社會經濟組織的認定標準進行重新的確認，建立標準化的法人確認制度。并在此基礎上，通過目前各地都基本已經成立的政府辦事大廳（便民服務中心等），一個窗口對外，對事業單位進行重新的認證、登記，從而避免因部門職能交叉而導致的確認工作混亂。

2、取消主管部門對事業單位的管理制度。改革后，事業單位要機構獨立設置，編制獨立核定，編制獨立，財務獨立，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法人主體?；诖?，應全面取消主管部門對事業單位的管理制度，各事業單位應根據業務的需要，與政府各職能部門建立起相應的關系。

3、行政、事業單位改革聯動機制。目前，各地都存在一批行政、事業混編混崗的單位。在這次事業單位改革中，要建立起規范的分設制度，進行清理。產生行政、事業單位混編混崗的根源，在于行政機構改革中，由于編制的控制，一部分行政單位把一些行政職能轉到了事業單位，并向下屬的事業單位無償借用干部。在行政機構編制不能變的情況下，解決這一問題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建立起行政、事業單位改革聯動制度，才能真正推進事業單位的深入改革。

（二）產權制度創新

1、國有產權多種實現形式的制度創新

正如黨的十六大所講，公有制有多種實現形式，在事業單位改革中，事業單位擁有的各類國有資產，將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在保證其保值增值的前提下，進行產權制度改革。

根據事業單位的實際情況，可以考慮將國有資產轉化為如下幾種形式：

（1）國有財產。即原來由事業單位使用，經過國有資產登記后，變成一種公共消費產品。這類國有資產，不再是一種資產的概念，而是一種單純的消費財產，它不可能創造新的價值，因此，是一種消耗性的國有資產。

（2）國有資金。通過對國有產權的改制，把一部分原事業單位擁有的國有資產轉化為國有資金，由政府收回，投資到其他公共領域，實現國有資產從某些事業單位的退出。這是事業單位改革中國有產權改革的最主要的形式之一。

（3）國有股權。在事業單位改制的過程中，股份制改革是一種十分重要的形式，原事業單位占有的國有資產，在改制過程中作為一種國有股權，參與到改制后事業單位的具體經營中。

（4）國有債權。除了事業單位擁有的國有資產轉化為國有股權外，基于事業單位改革的特殊性，一些國有資產也可以轉化為國有債權，國家作為債權人，改制后的事業單位經營者作為債務人，建立起債權債務關系。

（5）其他形式。事業單位擁有很多國家所有的知識產權，在改制過程中，這些知識產權或者量化為國有股權的一部分，或者保持原來的形式，繼續成為國有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地方的事業單位中，還存在一種特殊性質的事業單位，這些事業單位，政府沒有資金投入，只給予一個編制或者機構名稱，如某某市生產力促進中心，經濟協作中心等。這類單位在改制過程中，很容易被認為是一種集體性質的社會經濟組織，不存在國有資產問題，但根據我國的有關法律，這類單位的發展，主要依靠的是，這一政府命名的單位名稱所包含的無形資產。因此，在事業單位的改革中，如何強化國有無形資產的管理，將是改革中的一個突出問題。

2、多元化的投資制度

改革后，除國家政策規定必須由國家舉辦的事業單位外，其它各類事業單位都可以由社會力量興辦。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鼓勵多元化投資的制度體系，促進事業單位的改革。

從公共財政角度看地方事業單位改革來自:免費論文網

（1）市場準入制度的建立。事業單位的經營，和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果沒有一定的標準，勢必會影響地方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市場準入制度，來保證事業單位經營者的質量，在鼓勵多元化投資的宗旨下，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確定標準，不能有所有制歧視，區域歧視，更不能有特許的規定。事業單位涉及的領域很多，每個領域都有不同的準入標準，在事業單位的準入制度上，建立一套與行業許可相適應的許可證制度，與我國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相適應。

（2）暢通的投資制度。私人部門獲準參與事業單位經營之后，還必須要有一個暢通的投資渠道，包括了售、股、托、租、包等多種形式。

（三）人事制度創新

1、取消事業單位身份制度和勞動關系制度

進行事業單位改革，首先必須取消原有的身份制度和勞動關系制度，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清理改革障礙。例如深圳市統一把事業單位的員工統稱為“職員”，有些地方則以崗位管理代替身份管理，這些辦法，都為取消身份制度與勞動關系制度提供了參考。

2、建立規范的人員聘用制度

引入競爭機制，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員工聘用制度，破除干部身份終身制。

一是單位的自主用人制度。單位可以根據事業發展的需要，自主確定用人標準，用人額度，并到人才市場進行招聘。

二是員工與單位建立合同化的勞動制度。單位按照崗位要求聘用員工，與員工建立合同制的勞動關系，確定單位和個人的人事關系，明確單位和個人的義務和權利。

三是員工的自主擇業制度。員工可以通過規范的手段，自主選擇職業。

四是競爭上崗的內部用人制度。改變以行政手段為主的用人制度，通過競爭上崗的辦法，確定每個員工在單位內的位置，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

3、建立新型的領導干部任免制度

以競爭上崗的方式代替組織部門干部考核中的基礎性工作，通過競爭，使每個干部都能有機會取得領導職位，并在競爭中體現自己的價值。干部管理部門根據競爭上崗中競爭者的表現，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和一定程序，根據不同事業單位的特點，采取直接聘任、招標聘任、推選聘任、委任等多種任用形式，來任免領導干部。

4、建立崗位管理制度

事業單位內部崗位設置的科學合理，每個崗位的職責、權利和任職條件明確，崗位與崗位之間的關系明確，是確保事業單位運行順暢的組織保證。崗位管理制度就是把明確的崗位設置與人事管理結合起來，使每個人適得其所，保證事業運行的高效率。

崗位不同，管理制度也不一樣。建立崗位管理制度，就是要根據不同的崗位，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確保工作人員完成崗位所要求的權責利的制度。如對領導崗位，可以建立任期目標責任制；對管理崗位，可以建立體現管理人員管理水平、業務能力、工作業績、資格經歷、崗位需要的等級序列，推行職員制度；對工勤崗位，可參考技工考核的辦法，建立崗位等級規范；對專業技術崗位，可以逐步實現專業技術職務聘任與崗位聘用相統一的辦法，一些責任重大、社會通用性強、事關公共利益、具備一定專業技術才能勝任的崗位，還可以參考國際慣例，逐步建立執業資格注冊管理制度。

5、建立柔性用人制度

柔性用人機制，即固定與流動相結合的用人制度，改變現有單一的固定用人方式，從制度上保證各事業單位較好地利用“外腦”，來發展各項事業。

6、建立解聘辭聘制度

勞動關系的合同化，為建立事業單位的解聘、辭聘提供了制度保障。根據聘用合同，單位可以解聘職工，職工也可以按合同辭聘。這一制度，可以疏通事業單位人員的出口渠道，增加用人制度的靈活性，解決人員能進能出的問題。

7、建立聘用人員考核制度

解聘辭聘制度能否實現，關鍵是聘用制度中對工作人員考核的辦法制定。在聘用人員考核制度中，如果明確了聘用者在聘用期的責任和義務，明確了續聘、解聘、增資、晉級、獎懲等的條件，而且這些條件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那么，這一制度才能真正實施起來，反之，這一制度就很容易形同虛設，終身制就很難打破。

8、建立未聘人員安置制度

事業單位改革必然帶來一批下崗人員。如何處理這些未聘人員，是事業單位改革中的難點。為此，可以參考國有企業下崗工人的安置辦法和行政機構改革中未聘人員的安置辦法，從如下幾個方面進行制度設計：

一是以行業或系統為單位，建立人員的內部調劑制度。在本單位自行消化的基礎上，通過行業或系統內部消化，在整個系統內統一評聘，打亂原來的格局，讓所有的員工在系統內公平競爭、自由擇業。通過行業內的競爭，爭取讓一部分人員安置下來，這是減少未聘人員的一條重要措施。

二是建立人才后備制度，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總體素質較高，有較強的政治敏感性、政策敏感性，那些未聘人員仍然是重要的人才力量，在今后社會事業的發展中，將發揮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采取建立人才后備制度的辦法，把一部分素質較高、符合當地遠期人才發展戰略的未聘人員，納入這一制度進行管理，從而安置一批人員。這可以參考行政機關安置下崗人員的做法，建立若干個人才培訓計劃，把這些人員納入這些計劃之中，參與培訓、攻讀學位、考取專業技術職務。

三是建立人才托管制度，對一些未聘人才進行管理。如可以建立人才流動服務中心的辦法，由人才流動服務中心為之尋找新的工作崗位。為了鼓勵人才流動服務中心為這些未聘人員服務，政府可以在事業單位的改革費中列支一次介紹費等進行鼓勵。

四是建立就業指導制度，引導未聘人員的再就業。

五是通過盤活國有資產，興辦新興產業。事業單位改革中，國有資產部門將收回一批事業單位使用的國有資產，充分利用這些國有資產，在政策的允許范圍內，鼓勵未聘人員組建新的企業單位，是各地在事業單位改革中的成功經驗。

六是利用國有資產，養活一批未安置人員。對由于年齡、身體等原因而下崗的未聘人員，可以通過提前退離休等辦法，或利用改制單位的部分國有資產，來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

七是利用政策鼓勵未聘人員在新的領域發揮作用。通過政策鼓勵、引導未聘人員到基層、農村、企業等領域工作，發揮作用。

八是利用政策鼓勵專業技術人員創辦或進入企業。對各地的優惠政策進行規范化的基礎上，在不違背公平競爭原則的前提下，制定事業單位人員創辦或進入企業的制度，鼓勵事業單位在崗人員和未聘人員，發揮個人特長，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

9、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

社會保障制度，是保證事業單位改革順利成功的穩定器，同時，更是安置未聘人員、促進人才流動、加快單位轉型的重要推進器。在事業單位全面推廣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既可解決事業單位人員流動、轉崗的后顧之憂，也可以降低事業單位改革的成本。目前，我國各地在事業單位開展社會保障制度的進度不一致，有的已經實施了很長時間，有的甚至剛剛起步。因此，在事業單位改革的過程中，首先需要解決社會保障這一重大問題，對于改革中沒有社會保障資金來源的，當地財政部門可能要承擔起這部分的費用。

（四）分配制度創新

1、建立健全適應于事業單位發展的分配政策體系。

目前，對事業單位分配制度進行改革的前提，就是在現有法律法規的基礎上，重新組成一個和國際接軌的、符合事業單位發展要求的分配政策體系。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國已經形成了以《財務通則》、《會計準則》為基礎的企業內部核算體系；同時，也通過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支付等形式，對預算會計制度進行了新的改革，建立健全了行政單位的內部核算制度。能否通過這次事業單位改革，建立一套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非營利組織的核算體系，是這次改革成敗的關鍵。

關于非營利組織的內部核算問題，可以重新作為一個專題開展研究。本文強調的是，非營利組織內部核算制度的建設中，要特別注意的兩個問題。

（1）非營利組織，在具體經營中，同樣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的，它與企業的唯一區別，就是非營利組織所創造的利潤不是分配給投資者，而是用于該組織所從事的社會事業發展。非營利組織的這種特點，決定了它的內部核算制度，必須以企業核算制度為基礎，并根據非營利組織的特點，進行制度創新。

（2）非營利組織與企業的另一個區別在于，它作為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集勞動力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為一體的組織。非營利組織取得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的最主要生產要素，不是資本，而是掌握專有技術的勞動力。因此，企業內部核算的中心是資本以及資本盈利率的核算，而非營利組織核算的中心則是勞動力以及勞動力收益的核算。因此，對勞動力的核算，特別是對個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核算，將成為非營利組織內部核算的核心。

在建立了非營利組織的內部核算體系后，它就和行政單位的內部核算體系、企業的內部核算體系組成一個系統，各事業單位可以根據其公共性的不同，選擇不同的改制方案和改制方案中所使用的內部核算制度。

2、建立激勵與約束相結合的自主分配制度

分配制度是內部核算制度的核心，特別是在非營利組織中，對勞動力成本收益核算，具有更重要的地位。根據行政單位核算制度、非營利單位的核算制度和企業內部核算制度，不同的事業單位要建立不同的內部分配制度。轉化為行政機構或政府公立機構的事業單位，在內部分配制度上，將按照或比較公務員制度進行分配；轉化為企業的事業單位，將根據企業的分配制度進行分配；而廣大轉化為非營利組織的事業單位，則需要根據其公共性的不同及激勵與約束相結合的特點，確立不同的分配依據和分配原則。如：對于一些公共性較強的事業單位，在確定分配原則中，就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為主，要素分配為次的原則；而在一些公共性較低的事業單位，則需要在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并重的原則下建立不同的分配制度。

3、積極探索內部分配制度的創新

除轉制為行政單位、政府公立機構和企業的事業單位外，轉化為非營利機構的事業單位，可以在如下幾個方面，進行分配方式的制度創新：

一是參考國有企業改制的經驗，在事業單位中推行工資總額包干制度。對于轉化為非營利組織的事業單位，國家財政的撥款中，只規定其人員經費的總額，對這部分人員經費內部分配權，全部下放給單位，由單位根據實際建立其內部分配制度（對一些公共性較強的事業單位，單位的內部分配制度需要報財政部門備案）。事業單位在實行工資總額包干管理后，可以在國家工資制度和分配政策基礎上，核定單位工資總額，實行增人不增工資總額，減人不減工資總額，節余留用，超支抵扣。上年工資總額節余可轉下一使用。工資總額包干基數每年核定一次。一經核定，包干內，除遇國家工資政策調整以外，一般不予改變。

二是參考國有企業改制的經驗，在事業單位中推行工效掛鉤制度。工效掛鉤制度的基本原理和績效預算是一致的，它是通過對單位內部每個員工對單位業績的貢獻程度，來確定其報酬的一種制度。因此，無論是轉化為行政單位、政府公立機構、非營利組織，還是企業化的事業單位，都可以推行工效掛鉤的辦法。即通過考核事業單位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指標、社會效益、事業發展指標及復合考核指標，確定該單位所享受的工資總額（這一工資總額可能全部來自國家財政撥款，也可能全部來自單位內部創造的效益，更有可能是根據單位的情況，由單位與財政商定一個比例，實現財政撥款與單位自籌并盤解決）。在這一工資總額內，單位內部可以根據各崗位對單位績效的貢獻度，建立內部的工效掛鉤制度，使這一制度具體落實到每個工作人員，從而最大程度地調動廣大員工的積極性。

三是參考集團公司的管理辦法，在事業單位內部推行二級核算制。我國存在著很多縱向設置的事業單位，如中國紅十字會、中華慈善總會在各地都設有分支機構，同時，一些部門也擁有很多個下級的事業單位。如教育系統，擁有一批中小學。這些事業單位，上下級之間業務范圍相同，經營方式相似，因此，在分配機制上，完全可以參考集團企業的管理辦法，以一級核算單位作為一級法人，與財政部門發生業務關系，而下屬的二級核算單位為二級法人，采取兩種方式進行管理。一是采取統一核算的辦法，把一、二級事業單位作為一個獨立的法人主體，進行統一管理。如對類似于中華慈善總會等全國性的機構、某些地區區域性的事業單位，如某某地區的行業協會，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集團法人進行管理。二是采取二級核算制度，由一級法人單位，通過內部制度創新，采用二次工效掛鉤、全額承包、定額上繳、超額提成、結余分成、自負盈虧等辦法，從而提高二級核算單位的競爭機制，提高各二級單位的積極性。

4、積極探索個人分配方式的制度創新，實現個人收入的多元化

進行個人分配方式的制度創新，打破以工資為主體的單一性收入制度，實行各種和員工績效直接掛鉤的多種分配方式，調動廣大員工的積極性。

根據非營利組織的特點，本文認為，對于轉化為非營利組織的事業單位，可以形成如下幾個層次的個人分配制度：

一是基本工資。這是每個員工的最基本收入。除一般的基本工資管理外，還可以通過基本工資的差別管理，進行政策引導，例如在基本工資基礎上加一定系數的優惠政策，鼓勵事業單位的員工到艱苦邊遠地區、基層單位、特殊崗位工作。

二是崗位工資。對非營利組織內部的工作人員，建立類似公務員、技工的分類管理制度，對不同的崗位確定不同的類別和層次，如一級打字員、二級打字員等，并據此確定不同的崗位工資。

三是職務工資。對具有一定專業技術職稱、并被單位聘用者，或者擔任某領導職務的，給予一定的職務工資。

三是效益工資。根據單位全年創收的情況，在創收部分中提取一定比例，作為工效掛鉤或工資總額包干的增量，按照崗位津貼的比例，形成效益工資，分攤給每個員工。

四是績效工資。崗位工資是員工在每個崗位上取得的基本收入，根據崗位考核目標，每個員工超額完成考核任務，即可以增發相應的績效工資，從而真正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

五是計件工資，對于一些可以量化的工作任務，可以直接以計件的辦法，進行具體的核算。如車隊、打字室的人員，可以在基本工資的基礎上，附之以計件工資進行具體的考核。

六是股權分紅。在產權制度改革中，事業單位內部的員工，以及有志于參與某項事業發展的私人部門，都可以以資金、資產（如設備等生產資料）、知識產權（技術、專利、成果）、管理或銷售網絡等參股，并參與單位的利益分成。

七是提成收入。對一些可以進行獨立核算的社會事業發展項目，可以以總承辦人為主體，按照總額包干的辦法，對于超過包干收入或低于包干經費部分，可以在一定比例內作為總承辦人的提成收入，由總承辦人根據貢獻的大小，分配給相關的工作人員。

八是分成收入?？蒲谐晒D讓到事業單位，除采取一次性買斷、作價入股等方式外，還可以通過利潤分成的形式，進行分配。如有些地方規定，以技術轉讓方式提供職務科技成果的，可從技術轉讓所得的凈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一次性獎勵給有功人員；自行實施轉化或與他人合作實施轉化的，單位在項目成功投產后，連續五年從實施該科技成果的年凈收入中提取不低于5的比例獎勵成果完成者，或參照此比例，給予一次性獎勵；以股份合作形式實施轉化的，可用于不低于科技成果入股時作價金額20的股份給予獎勵，該持股人依據其所持股份分享收益。若成果研究和轉化是由多人完成的，對作出主要貢獻的人員，所得獎勵份額應不低于獎勵總額的50.

九是獎勵收入。對取得重大科研成果，在提高單位經濟效益或社會效益中有突出貢獻者，按照貢獻的大小，給予一定的獎勵。

十是兼職收入。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在完成本職工作、保證單位利益和知識產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可以到其他單位兼職；同時，本單位也可以通過柔性工作制，吸引一些其他單位的人員為本單位服務。對本單位人員在外兼職的，其兼職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全額由兼職人員所得，也可以由事業單位和兼職人員按照一定比例進行分成，也可以通過合同的辦法進行管理。

當然，事業單位改革中，需要制度創新的內容很多，如政府對事業單位管理方式、財政對事業單位撥款方式、專業技術職稱的評定制度等，都需要重新進行調整。在各地開展事業單位改革的過程中，這些制度創新，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茖W總結經驗，全面借鑒國際慣例，我們完全可以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事業單位改革的制度體系，推進我國的事業單位向國際通行的社會經濟組織形式轉型，使我國的市場化進程走上一個新的臺階。

第四篇：從改革的角度看改革開放30年

從改革的角度看，這30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黨的十四大召開。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強調整個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確立了黨的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提出“社會主義可以有市場”的概念。黨的十四大明確宣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階段可以說是主要以“破”為主的階段：破除計劃經濟體制對生產力發展的束縛。第二個階段是黨的十四大之后，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這是一個“立”的階段。

這兩個階段改革的推進，在理論上伴隨著大的爭論。第一次爭論是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這個爭論，實際上要解決中國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問題。到底什么叫社會主義？到底我們國家應該怎么發展？當時有兩個最突出的狀況：一是經過十年**國民經濟到了快要崩潰的邊緣，二是整個社會出現了很嚴重的信仰危機。首先需要解決思想問題、認識問題。所以就有了關于真理標準和思想解放大討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很明確，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停止以階級斗爭為中心，先解決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把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使計劃經濟逐漸松動，鄉鎮企業起來了，外資進來了，農民實行承包了。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了三年，農村的面貌就有了一個根本的改變。聯產承包解決了溫飽之后，農民就開始搞商品生產，開始想著致富，就開始搞鄉鎮企業，并帶動了農村的工業化發展。

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日益活躍，在1991年就開始了第二場大討論：中國要不要搞市場經濟。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在政治上做了一個結論。他說，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社會主義可以有市場，計劃和市場不是區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志，它們都是經濟發展的手段，哪個手段好，我們就用哪個。黨的十四大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基本上形成一個共識：要全力以赴地推進市場經濟建設，各種市場化的改革加速進行。

市場經濟在調動人民發展經濟的積極性，推動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兩個日益突出的問題：第一，搞市場經濟，私有經濟發展的速度非?？?，出現了眾多富翁。第二，市場經濟競爭非常激烈，強調優勝劣汰，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私有經濟的發展超過了國有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迅速拉大，這兩條過去都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表現。于是黨的十七大召開之前，中國又發生了第三場大爭論，還是關于姓社姓資的爭論。黨的十七大報告專門講了對改革開放的評價，強調改革開放是改變中國命運的關鍵環節。

現在總結改革的經驗、成果，至少有三個方面是改變不了的。一是重新回到計劃經濟體制是不可能的，只能使市場經濟體制越來越完善。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不能改變的，就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這一點是不可能改變的。三是中國的法制化是不能改變的。

貫穿改革始終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問題。我們歸結起來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雖然改革中也存在很多問題、弊端，但改革中確立的一些基本制度非常重要，因為這些制度可以決定中國今后幾十年的基本走向。當然，完善這些制度還需要下很大的功夫，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從發展的角度看改革開放30年

從發展的角度看，也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全民工業化的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城市化加速的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就是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讓全中國的老百姓都卷入工業化之中，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原來只靠政府去推動的一件事變成了十多億人一起去推動的一件事，結果就大不一樣了。因此，中國的工業化突然有了一個爆炸式的增長，中國的工業化水平突然有了一個巨大的提高。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隨著中國工業化的長足進步，中國進入了加速城市化的階段，大量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城市大規模開發。城市化急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很多問題，比如說流動人口增加，社會治安問題增多，整個社會管理難度增加，不穩定性的因素增加等。正如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的，我們現在面臨著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五大挑戰。

按照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有利于”的衡量標準，一要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二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要有利于綜合國力的增強。經過30年的發展，我國在這三個方面都上了一個很大的臺階。

首先，從經濟增長來講，從1978年到2006年，中國GDP年均增長是9.67%，而同時期世界經濟的平均增長率是3.3%。像中國這么大的國家，這么復雜的國情，連續30年經濟高速增長，這在世界歷史上是沒有的。如果改革開放不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要求，就不可能帶來這樣的結果。

第二，人均收入。從1978年到2007年，中國人均收入翻了好幾番，達到了總體小康水平。具體來講，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1978年是340多元，2006年是11760元。農民的人均純收入，1978年是134元，2006年是3587元。財政收入，1978年全國財政收入只有1100多億人民幣，2006年全國財政收入達到了將近4萬億人民幣，2007年達到5萬億人民幣。今年第一季度我國的外匯儲備，按照中央銀行的統計是16000多億美元，從3月份到現在，平均每個月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都達到六七百億。所以，無論從人民收入來講，還是從國家國力來講，都有了巨大的提高。

再看我國產業的發展水平。我國現在有50多種產品占據了世界第一位，形成了門類比較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以往推進工業化，我們主要解決了一個“從無到有”的問題，接下來要解決的是“從有到優”的問題。一方面我國的產業規模上去了，做大了；另一方面還要提升素質，加強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影響力、控制力，還要做強。其中最重要的是加速提升人的素質。

從變化的角度看改革開放30年

這30年發生的變化可以從五個方面來談。

一是經濟建設。首先，綜合國力有了巨大的提高，這是第一個非常直接的變化。唐山地震和今年汶川大地震，我們可以比較一下綜合國力的變化，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民眾財富的增加，這次很多私人、私企捐助的數額很大，過去唐山地震時就不可能有這樣規模的社會捐助。這么多年的發展，我們藏富于民，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實力也在增加，所以才能夠拿出來這么多錢來支援國家建設，幫助國家渡過難關。其次，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再次，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搞市場經濟，既和西方國家不一樣，又和傳統社會主義不一樣，從經濟的角度來講中國特色的話，這是中國最大的一個特色。還有，對外開放取得了巨大進展?，F在我國在利用兩個資源、兩種市場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標志性事件就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這對中國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中國從過去完全拒絕利用世界市場到利用世界市場，從利用世界市場到能夠對世界市場施加影響、發揮作用，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這就使得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國際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二是文化建設。文化建設早期限于精神文明建設，現在的文化建設是要實現民族文化的復興。最近國學很熱，這實際上就是重新塑造新的民族文化的過程。現在中央強調提高對宗教、民俗、傳統節日的認識。文化上的這些變化最終會逐步形成嶄新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生活方式的基礎上最終會形成一個新的民族文化。這種新的中國文化符合中國的發展需要，繼承了中國的優秀傳統，吸收了國外的先進文明，同時又對世界有說服力。

三是政治建設。政治建設最突出的就是民主法制建設。相對來講，尤其是法制建設，在我們國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而法制建設最核心的就是對人民權利的保護和認可。黨的十五大就強調財產權利不可侵犯。黨的十六大強調財產收入的合法性，強調要素分配的合法性。黨的十七大強調了兩條：一是積極鼓勵和保護人們的財產性收入，二是鼓勵大家去創業。因此，在中國來講，法制在經濟領域最大的一個進步就在于它強調充分保護人們的權利，而這些權利中最核心的就是財產權。

四是社會建設。社會建設最核心的就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經過改革開放30年，我們國家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從單一的社會變成了多元的社會，利益關系多元化了，人的身份多元化了，社會矛盾多元化了。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利益協調和秩序維護問題，處理這些問題、矛盾，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統籌兼顧?，F在，我們黨正在努力推進這樣一個多元化的社會逐步成為一個和諧的社會。

五是黨的建設。我們黨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逐漸地完成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講到我們黨歷史上的兩大思想飛躍。這兩個飛躍跟黨的轉型密切相關。第一個飛躍時，黨是一個革命黨，領導人民干革命。第二個飛躍時，黨是一個執政黨，領導人民搞現代化建設。作為一個革命黨和作為一個執政黨是不一樣的，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講，至少有三點不同：一是不能再特別強調階級立場，二是突出了對執政能力的要求，三是執政黨制度建設。

總體上講，這30年來的變化是非常大的，而且這種變化不是簡單的數量上的變化，而是一種性質上的變化。這種質變的核心就是，我們現在開始真正塑造一個現代化的社會。

支撐改革開放30年的關鍵

改革開放30年，支撐我們取得成就的關鍵是什么？我認為最重要的有兩個，一是理論建設，二是制度建設。

第一，理論建設。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么建設社會主義，有了一個更科學、更合理、更符合實際、更符合人民群眾利益要求的認識，所以有了這樣一套理論。從一開始講思想解放、真理標準討論，到后來探討中國要不要搞市場經濟，一直到后來中國要不要搞股份制等，這一系列理論建設的核心就是解決一個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問題。我認為這個過程主要可以分成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思想路線上、認識方法上的理論建設。現在有三句話：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實事求是就是一切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出發；解放思想就是要不斷認識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與時俱進就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這個思想路線已經得到全黨的認同，也得到了老百姓、全社會的認同。

第二個層次，是具體改革開放路線方針上的理論建設。比如說市場經濟理論、對外開放的理論、民主法制建設理論、黨的建設理論等，都有很多嶄新的成果。

第三個層次，是具體操作層面上的理論和知識建設。比如說管理知識、對外開放的一些理論知識、WTO的理論知識、發展產業的理論知識等。我們特別強調理論聯系實際，比如說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里面很多的理論知識從以往的經典作家那里找不到，從西方經濟學、發展經濟學那里也找不到。這樣的一套理論知識就要在中國的具體實踐中形成。

第二，制度建設。一是經濟體制，二是政治體制。這里主要強調經濟體制建設。

我國最大的經濟制度建設，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在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下面，有一系列小的制度建設，股份制就是其中的一個。股份制是今后經濟發展中一種主要的企業形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是自由流動的，任何一個產業的發展都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所以對經濟發展來講，它要求的不是人治而是一種制度的治理，需要給企業發展提供一個長久的制度保障。在政治建設上有一個從人治到法治的問題，在經濟建設上也有一個從人治到法治的轉變問題。這種轉變，就是股份制，股份制是一個比較好的法律框架。

改革開放30年來從經濟制度建設來說，比較突出的有兩點：一是市場經濟體制，二是股份制。市場經濟解決整個國家的經濟運行體制問題，股份制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微觀機制問題。鄧小平同志就特別強調，要把改革開放的成果用制度的方式鞏固下來，堅持下去，并不斷完善

第五篇：從宏觀經濟學角度分析我國供給側改革

從宏觀經濟學角度分析我國供給側改革

2015年11月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同年11月18日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 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又一次提到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至此，供給側正式提上我國深化改革的日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側重點將從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偏移。這一重大轉向有望迎來中國經濟實質性突破和轉折。本文將從中國經濟現狀、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學原理、供給側改革的提出及措施等方面分析我國的供給側改革。

一、經濟發展原有動力已逐步失效，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出現了“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問題。

回顧改革開放30年，促使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主要動力是：計劃經濟體制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轉化帶來的制度紅利；廉價勞動力、高消耗低產出等粗放式生產形成的成本優勢；加入全球化(WTO)帶來的國際分工與外部市場；后發優勢帶來低成本學習與模仿的技術進步。然而這些動力已逐步失效，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陷入疲軟，全球需求斷崖式下跌，國內經濟發展的成本系統性上升，勞動力供給萎縮，工資持續上漲；環境污染嚴重，治污成本迅速上升；金融體系結構性缺陷導致的民營企業融資難，這些問題都在不斷加重要素成本負擔。2015年以來，央行已5次降息降準，采取了大量的貨幣政策，發改委新批基建項目超過2萬億，但經濟頹勢難改。

1、有些行業產品出現了供給側結構性矛盾問題，即供過于求，價格機制失靈。如鋼材、煤炭、建材等，出現了價格持續下降和產能過?，F象。首先是工業品價格連續45個月下降。據上海期貨交易所的數據顯示，2015年7月初，煤炭價格下降到140元每噸，僅7分錢一斤； 鋼材價格降到2000元每噸，8月份繼續降到1800元每噸，每斤鋼材僅0.9元。有的媒體評論“鋼材賣出了白菜價”。其次是產能過?，F象嚴重。房地產業、鋼材和煤炭等行業出現了許多庫存。出現這一問題的原因有國際經濟低迷，出口受阻的因素；也有國內需求不足因素。

2、服務業產品存在供給側不足問題。雖然總體上消費、物流、醫療、健康等服務行業的比重在增長，然而出國旅游熱和購物熱現象也在持續升溫。中國旅游研究院數據顯示，我國出境游人數和購買力已連續3年居世界第一，2015年，中國公民出境游人次預計將實現16%的增長，首次突破1.2億，出境消費將達1.1萬億元，其中購物仍是出境游最大消費，最熱門出境目的地包括日本、韓國、泰國、香港、臺灣、美國、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爾代夫、意大利等，半數以上都是著名的“購物勝地”。在剛剛過去的雙十一天貓國際一些國外知名賣場開場一兩個小時就突破1000萬元。在德國、日本、西班牙等地的品牌實體店、免稅店，擠滿了來自中國的“國際掃客”，名牌手表、名牌衣服等很多熱門商品被搶斷貨，很多商家不得不對中國游客限購。近兩年美國、日本、英國、泰國等多國紛紛對華放寬簽證政策，出境旅游和消費越來越熱，每年實現兩位數增幅。百姓手中有錢，為了提高生活品質，出國旅游是極為正常的現象。然而，出國狂購是不正?，F象，折射出消費者對國內同類產品的供給水平和供給質量的信心不足。這種供需錯配，內需外流的現象體現了僅僅依靠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的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管理模式已不能滿足當前國內的經濟形勢。

二、供給側的經濟學原理

供給經濟學，誕生于19世紀初，代表人物有薩伊、羅伯特?孟德爾、阿瑟?拉弗、萬尼斯基、諾爾曼?圖爾和保羅?羅伯茨。重要理論包括薩伊定律、巴薩效應(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和拉弗曲線。供給學派相信市場經濟的自動調節機制，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主張供給管理，反對凱恩斯主義刺激總需求的政策。供給學派的學者相信，減稅可以激發人們更加勤奮地工作和刺激企業多投資，增加有效供給，從而可以增加就業量，促進經濟增長。雖然稅率降低，但政府稅收因稅基擴大反而可能增加。為保證減稅效果，供給學派在貨幣政策上主張穩定幣值，極力反對通貨膨脹。（1）薩伊定律

誕生于19世紀初的“薩依定律”核心思想是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認為經濟一般不會發生任何生產過剩的危機，更不可能出現就業不足，因為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只要市場是有效的，企業家是理性的，就不會創造“無效供給”(產能過剩)。薩伊的邏輯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者生產的目的是與其他生產者進行交換，以獲得自己需要的產品來消費，要想換回自己需要的產品，就要使自己生產的產品滿足別人的需求，只要市場上有供給，就自動存在一種相應的需求。因此，處在社會分工體系的各個生產者，都既是供給者，同時也是需求者。定律強調市場能夠自動出清，生產只是手段，消費才是目的。（2）巴薩效應

1964年被首次提出的巴薩效應(即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是指，在經濟增長率越高的國家，工資實際增長率也越高，實際匯率的上升也越快的現象。當貿易產品部門(制造業)生產效率迅速提高時，該部門的工資增長率也會提高。國內無論哪個產業，工資水平都有平均化的趨勢，所以盡管非貿易部門(服務業)生產效率提高并不大，但是其他行業工資也會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漲。（3）拉弗曲線 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拉弗曲線”描繪了政府的稅收收入與稅率之間的關系。該曲線表明，政府稅收額隨著稅率的升高呈倒 U型變化，當稅率為0時,政

府稅收額為0，隨著稅率的升高，政府稅收額一開始是增加的，但當稅率升高到一定值時，高稅率削弱人們投資和消費的積極性，從而削弱稅基，導致稅收額下降.當稅率為100%時，生產活動停止，政府稅收額為0。

其基本含義是，稅收并不是隨著稅率的增高在增高，當稅率高過一定點后，稅收的總額不僅不會增加，反而還會下降。決定稅收的因素，不僅要看稅率的高低，也要看征稅的基礎即經濟主體收入的大小。過高的稅率會削弱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積極性，當稅收達到100%時，企業只有微利甚至無利，就會造成無人愿意投資和工作，政府稅收也將降為零。

供給學派的學者相信，減稅可以激發人們更加勤奮地工作和刺激企業多投資，增加有效供給，從而可以增加就業量，促進經濟增長。雖然稅率降低，但政府稅收因稅基擴大反而可能增加。為保證減稅效果，供給學派在貨幣政策上主張穩定幣值，極力反對通貨膨脹。

三、供給側改革的提出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論述的最先提出，可以追溯到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主席主持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強調，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的一個重要舉措，要實行“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習近平同時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惫┙o側改革，就是按照市場導向的要求來規范政府的權力，意在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供給側改革是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具體的說，供給側改革的重點不是擴張經濟總量，而是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就是從生產端著手，通過解放生產力，合理配置勞動力、土地、資本的等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實現產業的創新升級，提高產品質量和國際競爭水平。

四、我國供給側改革措施及意義

針對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角度，可以有三大舉措：

1、“去庫存、補短板”：廣大農村地區基礎設施的升級將成為消化過剩產能，保障原材料產業穩步發展的投資亮點。經過多年來的剛性投資和建設，我國大中城市及城市群的基礎設施系統建設基本飽和，近兩年進入了轉型期，因此出現了煤炭、鋼材和房地產等行業的產能過剩現象。然而，與城市相比，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因為城鄉差異的存在，人口大規模向城市遷移，據統計，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5%，伴隨城市化擴大出現了諸多城市病，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大城市的交通、環境、治安等方面的管理壓力不斷增大。因此按照“十三五”期間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開辟農村廣闊發展空間的構想，大力發展廣大農村地區的交通網絡、農田水利灌溉設施、村鎮規劃等，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互聯互通，將有可能成為“十三五”開局之年和今后五年國家調控經濟健康穩定增長的亮點。廣大農村地區在三農惠農政策和新農村建設政策實施期間，已經得到諸多實惠，基本實現了通電、通水、通路，農村小型超市網絡基本形成。但是與城市便捷的基礎設施相比，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系統顯得非常脆弱和滯后，急需升級換代。各級政府有序加大農村地區基礎設施更新升級的好處有四個方面。第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各種工程建設將很快消化掉現在煤炭、鋼材等原料工業的大量庫存，并盤活和帶動這些產業的穩定發展。第二是農村地區基礎設施的發展將逐步實現城鄉互聯互通和互補發展效應，帶動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步伐，擴大鄉村旅游的發展。第三為各種產業群的布局提供更多選擇，為房地產業的合理開發布局提供新的空間，為人口合理流向城郊和適宜居住的鄉村提供了基礎，緩解城市壓力。第四通過融資模式，2、“降成本、補短板”：逐步打造中國的質量意識，挽回流失消費者群體

最近10多年來，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提高，從而帶動了國外旅游熱，人們走出國門后發現了境外成熟的購物體系，奢侈品消費隨之開始，從而形成境外購物熱?，F代網絡技術和物流體系的發展更加劇了國外購物熱的趨勢，從而導致國內潛在消費者的流失。

有效防止消費者流失的途徑就是，引進諸如美國的“奧特萊斯”等歐美日直銷連鎖企業落戶中國的自由貿易區或者旅游地區，確保這類企業的進貨渠道、管理模式和經營理念與母公司一致，僅僅是把連鎖店的地點設置在中國，相當于沃爾瑪、家樂福等超市在中國開設的連鎖店一樣，從而變國外購物熱為國內購物熱，推動服務業繼續向前發展。在國外購物，由于審美觀等原因，國人所購買的高檔消費品中，相當一部分國外品牌商品是中國工廠加工生產的，等于消費者買了很多出口轉內銷的“中國制造”商品。如果類似的購物商業城就設在國內，一是可以降低運輸成本，從而達到價格的優勢；二是出國旅游者可以專注于欣賞當地的自然風景和特色文化，無需花錢花時間大包小包從千萬里之外運回來；三是各級政府的稅收將實現新的來源；四是這些企業的引入將新增就業機會，解決就業壓力；五是把“狼”引進來，產生鯰魚效應，倒逼國內銷售業學習國外銷售企業的產品質量意識和銷售理念，提高國內產品的質量和性價比；六是促進國內企業學習如何構建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誠信體系。

3、“去產能、補短板”：繼續淘汰落后產能，加快環境治理，支持環保產業。多年來的粗放式發展，導致了我國部分地區的環境污染問題。作為供給側結構性調整的重大舉措之一，要在部分產能過剩的條件下，按照市場規律和環保法律法規，繼續淘汰部分落后的、不適應市場發展的產業，進一步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最大限度減少環境污染。其次，要培育和支持節能環保產業的發展，加快環境的生態修復和污染治理。通過政府、企業和社會的多元投融資模式，鼓勵和扶持一批專業環境治理的研究機構和環保公司。這類環保企業的作用一是可以提高污染治理效率和專業化水平，促進環境服務業有效發展，還國人一個空氣清新、青山綠水的自然生態環境；二是變過去的環境破壞性GDP為今后的建設性綠色GDP，環保產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三是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和稅收點；四是盤活社會閑散資金，鼓勵社會資本參與污染治理，使其投入國家和社會的實體建設，而不是陷入虛擬經濟的炒作中。

四、持續擴大減稅力度，并輔之以相應規模的國債發行來彌補財政收支的缺口 稅收作為收入分配的一種方式，是由政府在國民收入中征收相應部分，再由政府決定其使用方式。合理的稅負是保證政府正常運轉、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提供民生基礎設施的必要手段。但如果稅負過高，就造成了各生產要素報酬過度偏離其貢獻，嚴重抑制了各要素的投入積極性。目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形勢高度復雜，國際經濟復蘇乏力，國內傳統的投資、出口、消費的三駕馬車調控手段的邊際效能已經很低，處于供給老化階段的行業越來越多，新供給形成雖已初現端倪，但是距離能夠支撐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還有相當距離，高稅負的供給約束作用已經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經濟的復蘇進程。在這種形勢下，為了進一步放松供給約束，讓財富源泉充分涌流，促進新供給盡快形成規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合理擴大減稅規模，大力解除供給約束，充分釋放生產要素的供給熱情，這是推動中國經濟走出低谷的必然選擇。應當考慮在未來數年內持續擴大減稅力度，并輔之以相應規模的國債發行來彌補財政收支的缺口。

今后在減稅政策的制定中，應當進一步解放思想，不僅僅在一些小稅種上減稅，還可以考慮從企業負擔最重的所得稅、增值稅等大稅種入手，實施全面、普遍、大力度的減稅措施，不僅對企業減稅，而且要對居民減稅，才能真正降低企業成本，啟動居民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