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歷史發展看中國古情詩之點滴

從歷史發展看中國古情詩之點滴

在人類文明史上，愛情是一個永恒的主題，而表現這個主題最為精練的文學形式便是愛情詩。古往今來都不乏膾炙人口、感人肺腑的愛情詩歌精品，并且擁有大量的讀者。我國的古典愛情詩主要分為兩大類：即古代民歌中的愛情詩和文人創作的愛情詩。這兩類愛情詩構成了中國古典愛情詩的主體。

愛情沒有模式。有歡樂的愛情也有痛苦的愛情，有清純的愛情也有壓抑的愛情。愛情的多種多樣，使得詩人筆下的愛情詩也千姿百態。不管怎樣，這些愛情詩都是詩人的觀念、詩人的訴求、詩人的愿望、詩人的評價等等的反映。古代民歌中的愛情詩較文人創作的愛情詩更為古老。從《詩經．國風》、漢魏六朝樂府民歌，再到唐代民間的曲子詞，都有著大量歌唱愛情的詩篇。這部分詩歌大部分來源于人民大眾，更多的體現了勞動者對愛情的普遍看法。如《詩歌》的《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靜女》：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汝）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汝）之為美，美人之貽。它們不只是個人愛情的體現，更是人民大眾感情普遍的坦誠吐露。由于是勞動大眾的智慧結晶，古代詩歌中的表現手法較為樸實，對愛情的宣泄更為直接。從某種角度看并沒有受封建思想的影響，但實際上還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這主要表現在古代民歌并沒有擺脫古代封建思想“男尊女卑”的父權的影響。因為作為古代民歌的創作者，勞動人民思想上的局限性是明顯的，封建教化在他們心中樹立起的道德標準讓他們根本不可能在這一點上有所超越。

相較于古代民歌中的愛情詩，文人創作的愛情詩更多地反映了個人的愛情。作為當時的“知識分子”，文人們有著更為活躍的思維，但比起“麻木的大眾”，他們受的封建教化卻又是多得多。他們對自己有著一套嚴格的處世準則（這套準則是建立在封建道德標準上的），甚至有些人是一種毫不懷疑的“愚忠”思想。因此思想的活躍性和自身嚴格的封建處世準則必然會有產生沖突的時候。于是，在文人創作的愛情詩中我們看到的更多是流露出一種無奈：個人對愛情的渴望，卻因為與自己信仰的道德標準相沖突而不得不割舍。就如陸游在《釵頭鳳》唱到的“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陸游作為一個有成就的大詩人，終于還是擺脫不了心中的那套封建道德標準而母命難違休了和他有深厚感情的妻子。而他并未對這一切做法的正確性有過真正的懷疑，心中有的只是那一絲的無奈和可惜。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古代士人的悲哀啊。而作為他們情感的寫照，文人們創作的愛情詩便更多地反映了這樣一種無奈的心態，看似悲壯，實質上正是封建政治文化對文人思想嚴重束縛的體現。

如果我們從封建政治的發展和古典愛情詩的發展過程進行分析比較，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它們的發展從某個角度來說是同步的，或者說是平行發展的。春秋戰國時期，由于封建制度剛剛建立，還不成熟。且中國當時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中央集權強度不大，統治者對廣大勞動人民的封建教化也還不深入。因此在這一時期的愛情詩最為純樸，是人們最真摯情感的真實表現。這時期的愛情詩大多表現得大膽熱烈，多姿多彩。【一】 相親相愛篇

《女曰雞鳴》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雁。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二】 情有獨鐘篇

《出其東門》

出其東門，有女如云。雖則如云。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闉阇，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三】 棄婦篇 《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

不我與，其后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四】 愛情危機篇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而這之后的兩漢時期，封建統治加強。在兩漢獨尊儒術之后，封建教化的強度加大，人們對愛情詩的創作基本上要“發乎情，止乎禮”（《毛詩序》）。從漢以后，隨著封建統治的進一步加強，統治者利用儒家思想對文人思想的控制力度進一步加大。以致一些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的正統文人，把禁欲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而自然對愛情詩更多地是采取蔑視和批判的態度。并且這種思想漸漸成為社會上的一種主導思想，“存天理，滅人欲”成為統治者最好的統治武器。如陶淵明寫了“閑情賦”，盡管還算是“止乎禮”，但仍被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譏為“一生創作中的‘白璧微瑕’”。而這之后，愛情詩比起那些壯懷激烈的懷古詩、詠志詩，便更是不登大雅之堂，為文人所不齒了。即使有人“閑時”賦上幾首，敢署上其名者也不多了。于是，在這個時期，比起在西方愛情詩大行其道，中國的古典愛情詩似乎在走向沒落。甚至于像李白、杜甫這樣的偉大詩人，一生創作無數，但在愛情詩上的創作卻實在少得可憐。

作為表達愛情的詩歌，愛情詩看似與“經世致用”毫無關系，實則不然。比起那些壯志凌云的詠志詩，樸素的愛情詩往往更能為人民大眾所接受。因為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離一般大眾實在遙遠，而愛情卻是作為人都能體會到的一種天生的情感。打個不是很恰當的比喻，正如流行音樂同古典音樂相比，前者顯然在年輕一代中有著更大的影響力。同樣愛情詩比起那些有點說教意味的詩歌相比更容易引起勞動人民的共鳴。這樣一來，只要在愛情詩中滲透一種封建教化的思想，則統治者對廣大人民作思想教化工作的目的就更容易達到。

第二篇：從歷史看今朝

從歷史看今朝

黨校培訓的第一課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程》，作為一名入黨積極分子，我也希望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有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因為只有全面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程，才能不斷堅定永遠跟黨走、為黨的事業奮斗終生的信念，才能釋放自己生命的價值。此外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對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具有重大意義，讓我們更加深刻的認識到我們所肩負的歷史責任。

歷史證明中國的農民階級和名族資產階級由于他們的歷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都不能領導民主革命取得勝利。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和現代化工業的發展，中國發展了無產階級，而且不斷發展壯大，無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階級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五四運動后，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中國共產黨誕生了。黨的成立，適應了近代以來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給災難中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

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共產黨所取得的勝利和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經過長期以來的不斷探索與實踐所取得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艱苦的環境中不斷的探索新出入，回想中國共產黨在過去90多年里帶領中國人民所取得的成績著實令人感慨并為之感動。

沒用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沒有中國人民的美好生活。我們現在所過的安定、幸福的生活是多少共產黨人的不懈奮斗所換來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敢闖敢試精神推動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路的進程。90年風云變幻，90年潮起潮落，中國共產黨歷久彌新，青春常在，是什么賦予它如此神奇的力量？放眼未來，滄海人流，征途漫漫，中國共產黨又靠什么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緊緊把握時代潮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永葆黨的先進性和青春活力。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真諦。通過對黨的光輝歷程的學習，讓我深深的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與我們大學生身上肩負的歷史重任。青年大學生與黨有著密切的聯系，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思想、組織等的準備，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學生為黨的事業注入了新鮮活力，并促進了黨的發展。青年大學生是中華民族未來的希望，因此大學生要深深地記住自己身上的歷史任務，不斷的努力學習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水平，堅定信念，始終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里面和三個代表為指導思想，勇于艱苦創業，開拓中華民族的歷史新篇章。盡管我們黨在改革開放以來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作為當代青年的我們一定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能頹廢。青年有希望，國家才會更加強大。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任重而道遠，總書記所提出的中國夢也是

我們每個人的夢想，需要我們的不斷探索和努力。從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程我們不僅應當看到中國共產黨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也可以看進會主義建設道路還很漫長，共產黨肩負的責任還很重大，我們堅信：21世紀屬于中國，屬于優秀的中國共產黨。走進新世紀，面對多極化的世界格局，我們黨在瞬息萬變中追求著不變，同時也在不變中追求著千變萬化。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實踐證明，不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不管遇到什么樣的困難和挑戰，中國共產黨人都將無所畏懼，勇往直前，永遠是時代的中流砥柱。

通過對黨的光輝歷程與大學生身上肩負的歷史責任，使我受益匪淺，我們大學生一定要擁護中國共產黨，相信黨，熱愛黨，我們的命運與黨密切相連。歷史只有一個方向，它永遠指向未來，現實是新的起點，也是一道新的門檻。經歷了傳統的計劃經濟運作，經濟了企業的浮沉起落，再度審視國民經濟現狀，中國究竟是兩腳踩在貧困的土地，還是早已一腳踏在最新趨勢的油門上？國人究竟是在不斷摸索、探尋，還是已經與國外同行業處在同一起跑線上？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究竟是部分企業的發展，還是給國內所有企業都帶來了全新的經濟觀念？順應世界經濟潮流，打破傳統經濟模式，轉向市場經濟，進一步深化改革，這是嚴峻的歷史課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們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推進改革開放的步伐，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在日實現，達到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從來就認為中國的經濟是發展是一切實現的基礎，我也希望通過現在努力學習為將來投入工作做好準備，為中國經濟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這是一種實現理想的熱烈情感，是一種奮發向上的精神狀態，是生命潛能的充分迸發，是腳踏實地的不懈追求。我愿將青春和熱血奉獻給太陽底下最美好的事業，懷著這種追求，捧著這顆恒心，帶著這股力量，我將不斷向著新的目標破浪前進。將自己的熱情、激情投入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把我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主義國家而不懈奮斗，并不斷朝著這個目標努力。

中國現在正處于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好時期，也為我們施展個人才華提供了一個大好的舞臺。走好自己的路，創造屬于自己的人生舞臺，朝著自己的人生目標不斷奮斗，這即為我們當前能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貢獻的僅有之力。我們新一代大學生要抓住機會，將個人特長運用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推進我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方面的全面協調發展，用我們所學到的技能在社會各個需要我們的地方發揮我們的才能。只有全社會團結起來才能將我國建設的更好。

成功必備的要素，除了智慧，勤奮以外，還應有很強的耐挫能力和不畏困難的精神；在平常的學習工作中，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也應發揮當年我們黨在曲折的發展過程中不畏艱辛的精神。只有這樣才能在曲折中不斷提升自己突破困難的能力和耐力，不會被眼前的困難所嚇倒，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促進共產主義理想早日實現。

12級經濟學劉敏2012150103第24期三班第十組

第三篇：從人類歷史發展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從人類歷史發展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們必須最大可能地凝聚共識，需要我們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汲取人類文明發展的成果，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價值觀始終存在于人類社會

我們倡導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些是從國家和社會層面看的，有些則屬于公民道德層面。可以說，國家和社會層面的核心價值觀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體現，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對中國人民的承諾、對人類未來前途命運的把握、對歷史發展方向的定位；而公民道德層面的價值觀則是人民群眾生活的倫理規范，是用來調節人與人和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的。二者既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系，又有著性質和功能上的區別。前者是國家制度的意識形態，而后者則是人民的行為規范。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分清社會制度價值觀和人民生活價值觀。

盡管在我國古代沒有明確提出“價值觀”的概念，但并不是沒有價值觀。實際上，自人類社會產生以來，就有價值觀作為人類行為的規范，引導人們的行為和社會的發展。例如，在古代中國，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設想，后來出現了階級差別，私有利益就成為人的行為的驅動力。在奴隸制條件下，統治階級以遵從“天命”自居，奴隸則被視為“會說話的工具”，奴隸主甚至對他們擁有生殺之權。在那時，人和人不僅不同，有些人甚至不被當作人，這就是奴隸制的核心價值觀。當然，在奴隸主和自由人民之間也有道德價值觀來調節他們的利益和行為，如中國的“忠”“勇”“節”“孝”，古希臘城邦的“勇敢”“理智”和“適度”等。

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出了一套完整的價值觀和價值體系，不僅有道德層面的價值觀，如“仁義禮智信”（五常），還有反映社會制度性質的社會規范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顯然，歷史地反映封建主義社會等級制的價值觀是“三綱”，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而反映人民生活道德的是“五常”，即道德生活的規范性要求，以達到“懷仁義以相接”。

在歐洲中世紀，封建統治者也宣揚君權神授，認為人是分等級的，貴族是上帝的選民，地位天然高于平民。針對封建主義等級制的價值觀，法國大革命中“第三等級”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新價值觀，成為新興資產階級反抗封建主義等級貴賤價值觀的思想武器。

在資本主義革命初期，新興的資產階級還沒有掌握政治權力，他們希望擺脫封建主義束縛，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制度性價值承諾，對封建主義的等級貴賤價值觀進行批判，由此順理成章地舉起動員各個階層人民的旗幟，并在歐洲范圍內逐漸推翻了封建主義統治，確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隨著資產階級奪得了統治權，資本主義制度獲得確立，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現實社會主義實踐的壓力下，資產階級也逐漸把其核心價值觀調整為“民主、自由、人權”，從而仍能在一定程度上繼續掌握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制高點。

“自由、平等、博愛”與“民主、自由、人權”是有區別的：前者是新興資產階級在力量相對較弱情況下提出的，要求統治者給自己以自由，要求獲得平等相待的權利；后者則提出于資產階級政權鞏固之后，一方面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制度需要，即不僅要有資本的自由，還要有資本發展的基本權利；另一方面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眾的覺醒和為擴大權利而斗爭的現實。例如，美國建國初期就提出了民主、自由和天賦人權的價值觀，但眾所周知，當時的美國不僅還存在著蓄奴制，婦女也是此后很晚才獲得了投票權。

社會主義價值觀：超越資本主義價值觀狹隘性藩籬

從歷史發展角度看，價值觀的變遷是以社會發展的階段和生產方式的變化為基礎的。在奴隸制背景下，必定出現不把奴隸當作人而是看作“會說話的工具”的價值觀；在封建制背景下，社會的階級構成必定以貴賤差別的等級區分的價值觀為主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為了資本和勞動者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必定倡導抽象的民主、自由和權利的價值觀。只有歷史地看，我們才能理解資產階級核心價值觀在歷史進程中的進步性，即資產階級價值觀是對封建主義等級制的核心價值觀的反抗；從歷史發展角度看，我們就能夠理解：資本主義價值觀必定表現出歷史局限性，培育與弘揚社會主義價值觀十分必要。

無論在什么制度下，國家社會層面的價值觀往往與社會制度聯系更加直接、更加緊密。譬如，在新中國，“三綱”顯然不合時宜了，但“五常”卻可以在加以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之后仍然有效。譬如，我們在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時候仍然要立足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道德規范。同樣，資本主義產生時期的新教倫理，如勤勞、節儉、自立、誠實，如果合理地理解，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也仍然有效。道德價值觀在形式上似乎變化不大，但是概念的相同并不等于內涵的相同。例如，“禮”在封建社會是按照等級制來要求人的行為，而在當代中國則是按照人人平等的和諧友善原則來設定的。又如，新教倫理的節儉、勤勞是對勞動者的道德要求，希望他們完全服從于資本的需要，這與社會主義人人平等的道德規范具有很大差異。

社會主義價值觀試圖也必然要超越資本主義價值觀狹隘性藩籬。社會主義是基于一種嶄新的價值理想而產生的，即建立使每個人都能夠得到自由全面發展的、基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公平正義的社會。社會主義不抽象地反對資本主義社會提出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而是從社會發展角度考慮價值觀的合理性。因此，社會主義不抽象地談“人人有投票權”的民主，而是實現讓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權利方面當家做主，讓窄化了的、僅有周期性投票權的民主變成具有廣泛權利的人民民主；社會主義不是反對自由價值觀，而是讓自由建立在社會公平的框架里，因為離開社會公正的自由，只能是強者壓迫弱者的自由，即資本壓榨勞動的自由；社會主義不但不排斥人權，而且還讓人民的權利基于現實的基礎上，倡導人人尊重彼此權利的和諧價值觀，這種和諧價值觀包含人權價值觀，且超越人權價值觀。

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須著眼于歷史發展的前進方向

如前所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區分了國家社會制度層面的價值觀和公民道德價值觀，前者反映的是制度先進與否的問題，后者是對善惡或好壞的看法。作為社會制度或意識形態精髓的核心價值觀，是這種意識形態對人類歷史發展方向的制度性承諾或表達。譬如，像“自由、平等、博愛”就是新興資產階級反抗封建主義等級貴賤價值觀的思想武器；作為道德要求的價值觀則是調節人們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譬如，在古代中國有“仁義禮智信”，古希臘有“勇敢”“理智”和“適度”，歐洲中世紀有“虔誠”“謙卑”“服從”，近代資產階級有所謂“勤儉”“勞作”“自律”等。社會制度的價值觀往往決定著道德規范的社會性質和內涵，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必須有自己社會層面的核心價值觀，沒有新的價值觀就不可能有新的社會制度。反映社會制度的價值觀變了，道德價值觀的內涵和功能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在歷史進程中，無產階級也曾經基于資產階級價值觀而進行爭取自己權利的斗爭，盡管也取得了許多推動社會進步的成果，但都未能獲得最終的和實質的勝利。因此，“十月革命”后，社會主義革命以人民解放和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社會作為核心價值觀，激發了全世界人民對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向往。一時間，各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曾經擔心社會主義革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但是，既是由于社會主義在實踐中的某些失誤，也是因為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逐漸把某些價值觀蛻化為單純口號，將“愛國”“忠誠”“守法”之類的道德生活價值觀當成社會制度層面的價值觀，從而遮蔽了社會主義制度實質的價值取向，導致社會主義的吸引力漸漸減弱。譬如，在柏林墻兩邊，東柏林的吸引力就比不過西柏林，東德需要建立一堵高墻來阻擋人民往另外一邊跑。價值信念崩塌了，人心也就渙散了，內在認同出現了危機，問題終將暴露出來。價值認同出現問題了，靠外在的墻來阻擋往往是無效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蘇東劇變也是核心價值觀失落的結果。

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證明，必須分清社會層面的價值觀與人民及公民價值觀或公民道德，不能拿公民生活價值觀來替代社會層面的價值觀。譬如，國民黨蔣介石集團以所謂“禮義廉恥”的生活價值觀作為核心價值觀，以圖整合中國社會，但顯然不能抗衡以建立沒有階級剝削、沒有壓迫的公正社會為價值取向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以解放人民，建立民主、自由、獨立和公正的社會為價值取向，這是有社會變革方向感的核心價值觀。“禮義廉恥”只是調節人們生活的道德價值觀，沒有社會變革的價值取向，因而不可能成為體現歷史前進方向的核心價值觀。

總之，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著眼于人類歷史發展的前進方向，必須反映社會發展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站在價值觀競爭的制高點上，掌握文化競爭的主動權。

第四篇：《從歷史看管理》讀后感

一說到管理，很容易聯想到企業管理。其實，有人類就有由人結成的組織，有組織就有管理。家庭、企業、政府都有管理。作為不同的組織，它們的管理自然有自己的特色。但作為管理，不同組織的管理必然有共性。這些共性就是管理中最基本的共同規律。

前不久去世的管理大師德魯克把管理學定義為一門和醫學、工程學一樣的實用學科，它的中心不是知識和邏輯推理，而是解決實際問題，判斷它的最高權威標準是成果。這說明，學習管理不是去背記那幾個并不復雜的條條，而是學會在不同具體條件下的應用。管理學博士如果連自己的家也管理不好，管理學恐怕是白學了。管理學不僅僅是紙上談兵，沙盤上打戰。

但是，這并不否認學習書本的重要性。人不可能事事親歷親為，紙上談談兵，沙盤上打打戰也是必要的。管理是復雜的，涉及到各個方面的知識，這就需要跨學科去學習，去讀書。在這各種學科中，歷史當然是缺不了的。這正是許倬云先生《從歷史看管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版)的意義所在。

許倬云先生是極有成就的歷史學家，但他并不拘泥于史學家的考據和介紹，而是從歷史中去思考管理和其他問題。

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中，有哪些成功的管理經驗，有哪些失敗的教訓，是一份極為豐富的遺產。可惜到現在為止，從管理的角度來總結這一份遺產的并不多。這正是許先生《從歷史看管理》的珍貴之處。

許先生從中國幾千年歷史的演變總結出，任何組織，無論國家還是企業，都是一個系統。一個系統內包括了不同單位，要使這個系統協調一致并有效率,就必須解決三個問題。一是在戰略層次上如何處理各個單位之間，尤其是總部和下屬分部之間的關系，這是組織架構問題。二是用什么方式來實現上層對下層的控制、執行和監督。三是如何用人，選用什么人去執行各種不同管理職能。

中國歷史上的組織架構分多種，各有不同的現在對應模式。其中包括：一是封建制度，它相當于現代麥當勞之類的連鎖網絡模式,這是一種系統內各單位的松弛型聯系。二是秦朝以來的郡縣制度，相當于今天的樹型網絡，即總部下面有不獨立的分公司。這種架構下分公司有可能獨立。

許先生的這本書是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演講，書中附錄有與學生的對話問答，把所涉及的問題拓寬并深化了。不能直接聽大師演講，讀這本書也是一種享受。

第五篇：從“三國”歷史看領導力

從“三國”歷史看領導力

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無休止的對話，讀歷史使人耳聰目明，從愿景中尋找規律與教訓。《三國演義》故事，正是領導力的精髓。

“一頭綿羊帶領一群獅子，敵不過一頭獅子帶領的一群綿羊”。領導者對于企業如此重要是因為，一方面領導者的魅力、預見力和洞察力是企業成長、變革和再生最關鍵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領導人的決策也有可能將企業帶入困境。

如果把三國歷史視為三大企業集團的市場競爭，那么，三國競爭的核心便是領導力的比拼。三大CEO的領導方式各不相同，曹操以戰略取勝，孫權以經營掠市，劉備以人才立足。若論個人能力，曹操文武兼備，雄才大略;孫權強悍果斷，剛毅有為;劉備呢?文不能治國，武不能安邦，何能之有?然而基礎最差、能力最弱的劉備卻能得到諸葛亮、趙子龍、關羽、張飛等高級人才的輔佐，能立足西蜀三分天下，可見劉備是極具領導藝術的CEO。曹操：羊群變獅群戰略

曹操曹孟德，文不過孔融、楊修，武不及許褚、典韋，智不如郭嘉、程昱。而此輩皆為之用，何哉?因其胸襟廣博、眼界深遠、雄才大略所致。

官渡之戰對曹操來說是個生命攸關的轉折點，也正是這一次勝利讓曹操在中原地區占據了絕對的優勢，為他日后一統江北地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曹操起兵七萬，作戰袁紹七十萬大軍，兵力相差懸殊，并且糧草短缺。但是曹操有以下幾個優勢是袁紹沒有的：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政治上有優勢，因此曹操有著主動權;曹操能夠知人善用，并且在關鍵時刻啟用了袁紹的謀臣，獲得了關鍵的信息;曹操主場作戰，地理上有著優勢;袁紹的驕傲自大為曹操勝利的客觀原因。

官渡之戰是一個最為經典的“強弱變化”案例。最早看出這個變化趨勢的是曹操的謀士郭嘉。他認為曹操的實力雖然暫時不如袁紹，但從長遠來看，曹操一定能吞掉袁紹，因為“紹有十敗，操有十勝”。曹操具備了一個優秀領導者必備的素質：體任自然、順乎常理、雷厲風行、任人惟賢、行為果斷、以誠待人、體恤下屬、兼聽則明、制度嚴明、精于商戰。商場如戰場。商戰中，競爭雙方力量對比往往非常微妙，一方看似強大無比，另一方好像不堪一擊，但轉眼間，局勢就會發生徹底改變。弱者可以變為強者，強者也能變為弱者，而決定這一變化的正是雙方的領袖人物。一只羊領導一群獅子，那么這群獅子遲早會變為羊;但如果讓一只獅子領導一群羊，羊也遲早會變成獅子!

大象無形。高明的領導者善于淡化自我，更不會將自己“神化”，而是努力強化整個組織的力量，善于將整個組織的目標與員工目標相統一，而不是簡單把目標變成數字。在具體工作中，領導者應該著重以下四點：制定遠景和戰略，發展信任關系，開創富有責任感、使命感的企業文化，培養并激勵下屬。這樣方能提高自己的領導力，帶領企業不斷前進。

那么，如何檢驗自己的領導力是否有效?惟一的標準就是領導者的下屬，看他們是否也足夠強大，是否足夠自信。只有羊群已經變為“獅群”時，領導力才算是足夠有效。具體說來，可以有以下四點評判標準：下屬是否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處理事務，在職責范圍內是否擁有自由感? 下屬與上司意見不同時，他是否還能夠擁有創意并果斷提出? 下屬對所從事的工作及其遠景價值是否具備認同感、使命感?下屬是否具備足夠信心不斷挑戰自我?劉備：像園丁那樣管理

劉備是一個非常有領導力的人，盡管他的作戰能力不如曹操，也經常遭遇命運的顛沛流離，卻依然有那么多人愿意跟隨他，忠心耿耿，至死不渝。他像是一個園丁，雖然不是一個特別優秀的園丁，但身上卻有著園丁惟賢惟德的情操。人們會尊敬、愛戴、甚至愿意追隨那

些道德高尚的人，這就是一種神奇而不可思議的領導力。

劉備的戰略決策雖然不如曹操，但手下諸葛亮的智慧卻遠勝于曹操;劉備的軍事才能雖不如孫權，但趙云、關羽卻是軍中豪杰。因其精通用人之道，終成一方霸業。

劉備用人，其一曰“誠”。誠以用人，主要是針對諸葛亮這樣的文人大儒而言的。雖然劉備當時已有一定勢力，但以劉備的能力是干不成大事的，于是一心想要找個善于經營國事的“總經理”來打理政局，挑來選去，終于確定隱居臥龍崗的一介布衣諸葛亮為第一候選人，此舉應該說也算是不拘一格擢人才了。

按理說，請人來做“總經理”，自然要以高薪相聘，但劉備卻不落俗套，以事業誘人，以誠意相聘，三顧茅廬訪諸葛。像諸葛亮這樣的智囊，洞察天下大勢，良禽擇木而棲，你要請他做老總，他還得看看你這個“董事長”合不合拍，有沒有用人之度，否則，沒有三顧茅廬的誠意是感動不了的，沒有共同語言和意趣相投也請不出山的，像張飛那樣急性子用“一把火燒他出來”更是只會與其決裂，像曹操那樣財大氣粗架勢十足地去請他也不會成功的。劉備要賺的是當時之天下，諸葛亮要賺的恰好是贏盡天下的成功名就，而不是“總經理”職位的高官厚祿,所以，劉備洞察其心理，把握住火候，不急不躁，不羞不惱，三次親臨，以誠感人，讓諸葛亮頓生一種“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劉備”的感念，使得諸葛亮認為只有劉備才能成就自己的一番事業，只有劉備才是為自己搭建平臺也是自己一直期待的英主。誠以待人，對癥下藥，劉備終于一舉拿下孔明這一人才，為日后創業立國奠定了重要的智囊基礎。劉備用孔明，用我們現代企業家的眼光來看，無疑是“用事業留人、用感情留人”的古典版。劉備用人，其二曰“義”。關羽、張飛都是血性漢子，如果文縐縐地也來上一套以誠取人的管理方式，自然是行不通的，非得被張飛罵鳥不可。何況在結識關、張兩人時劉備還是個練攤賣草鞋的角色，處在資本積累階段，一點“企業家”的苗頭都看不出來。

這個時候，劉備的領導地位只能以鐵哥們的姿態去確立，一方面自稱是皇室后裔沾點皇氣以抬高身份，另一方面劉備又占年長的優勢(好似企業初創期的老資格優勢)，于是劉備以戰略方案“入股”，關羽、張飛以技術力量“入股”，這個合伙制公司自然而然以劉備做了“董事長”。結成利益同盟體，既然是忠義兄弟，頗具江湖義氣的關羽、張飛自然不會嫌棄大哥的，自然也對大哥忠心不二，當曹操重金高官收買關羽跳槽時，關羽自然也就被劉備的忠義兩字所束縛，最終封金掛印過五關斬六將回歸劉皇叔麾下。有了兩位兄弟式的部下，劉備的草鞋攤也不擺了，整日以三兄弟小公司的名義掛靠到袁紹、曹操等大集團名下，在大集團中練兵，為日后擺脫掛靠獨立運作打下了基礎劉備用關、張，用現代企業管理的目光來審視，是一種團隊精神的使用，是以利益目標和江湖義氣為紐帶結成的一個合伙制企業，通過“忠義”兩字，把三人利益捆綁在一起，形成一種“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獨特企業文化，這種方式頗似現今民營企業的發家史。所以，這種以“義”獵人的模式只適用事業起步階段，如果到了企業規范化運作之時，仍用此法，只會陷入民企家族式管理的泥潭。

劉備用人，其三曰“惜”。惜是指愛惜人才，這一點特別體現在劉備摔阿斗上。當年趙子龍單槍匹馬背著劉阿斗從曹操軍中三進三出，終于救出劉家后代。劉備感動之余出一怪招，當著趙云及眾將之面將其子劉禪擲于地上，并罵曰“你這不孝兒險些損我一員大將”。其言其行，似乎愛惜人才勝過愛其子女，于是讓趙云等將頓生“士為知己者死”的知遇之恩。劉備摔阿斗固然有些惺惺作態和籠絡人心之嫌，但也可見其領導手段之高超，這一摔，勝過獎賞趙云高官厚祿不知多少倍。

用現代企業的管理法則來看，這是一種精神獎勵，特別適用于像趙云這類感懷知遇之恩的正義之士，這一摔，表露了趙云在劉備心中的位置，同時也向諸將透露了劉備的愛才心切。如此一來，即便他日趙云心生去意欲跳槽另謀高就，便再也抹不開這個面子了。孫權：知人而善任

孫權奮發有為，善于識才用才，先后得到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等人的輔助，政治、經濟、軍事上均有建樹。孫權有三次拜將，第一次拜周瑜，赤壁一戰擊敗曹操八十萬軍隊，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局面，也讓曹操一輩子不敢輕視江東;第二次拜呂蒙，擊敗了神話般的人物關羽，收回荊襄九郡，使東吳屬地擴大了一倍;第三次拜陸遜，徹底打垮了來勢洶洶的劉備，使一代英雄一蹶不振。

孫權的三次拜將，反映出了孫權用人的智慧，真正的統帥，不但能夠知人還要能夠善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有放手讓屬下發揮他的才智，他給你的回報才能夠讓你驚喜。綜觀孫權的用人，約有以下優點：

以才取人，不搞論資排輩。孫權在任命周瑜為大都督統管吳國兵馬時，周公瑾才34歲，當時就遭到曾經跟孫權的父親孫堅南征北戰的才將程普的反對，但孫權毫不動搖這個決定。其次魯肅在東吳的地位，僅次于周瑜，周瑜死后，魯肅成為周瑜的繼任者，但魯肅年輕時不過是個“凡夫俗子”，投奔孫權時還是一個20多歲的小伙子，前朝老臣張昭就對孫權說：“肅年少粗疏，未可用。”但孫權深知魯肅之才，而仍然任命魯肅接替周瑜做了都督。以及后來出道的陸遜，原來也是一個無名之輩，孫權發現他有才能后，立即委以重任，雖然可能是因為“情勢所迫”(時蜀國大兵壓境，東吳暫無統帥之才)，但孫權的大膽用人，還是值得稱道的。

全面了解下屬，教育培養下屬。東吳名將呂蒙出身于貧寒之家，自幼喪父，沒有文化，但他作戰十分英勇，在征黃祖一戰中，呂蒙一馬當先，不僅斬了黃祖的都督陳就，而且生俘了黃祖，因他屢立戰功，很快就得到了孫權的賞識，孫權立即提拔他為橫野中朗將，派他駐扎陸口，獨擋一面對付關羽，期間孫權常勸他多讀點書，此后，呂蒙就抓緊行軍作戰的空隙讀書，果然大有長進。

充分信任下屬。諸葛亮的胞兄諸葛瑾一直被孫權重用，后來官至大將軍，在諸葛瑾代呂蒙領南郡太守時，就有人誣告他與劉備有勾結，但孫權聽了說：“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短短數語，便可看出孫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真諦所在。正因為孫權的用人得當，當年曹操兵發濡須口時，見孫權戰船軍陣嚴整，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在三國時期能得到曹操如此稱贊的人是并不多見的。《孫子兵法》里說道：“將能君不御”。領導就好比樹根，下屬就好比樹干，樹根就應該把吸收到的養分毫無保留地輸給樹干。領導者授權后，就要予以信任，不能授而生疑，大事小事都干預，事無巨細勤過問。只要下屬有能力完成某項任務，授權后，就應允許他具有一定的自主權，下屬職權范圍內的事讓人家說了算。只要不違背大原則，大可不必過問，不要隨意進行牽制和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