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外資政策的演變及效果分析

我國外資政策的演變及效果分析

摘要在簡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資政策演變的基礎上分析了利用外資的正負效應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關鍵詞外資外資政策外資效應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外資政策的不斷調整我國利用外資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正確分析我國利用外資的正負效應有助于我們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從而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資。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資政策的演變 1.1初創階段19791985 這一階段的主要舉措為轉變指導方針由排斥外資轉向利用外資設立經濟特區和沿海經濟開放區實行特殊靈活和優惠的外資政策開始制定外資法規

1979年7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是我國第一部吸收外商投資的法律成立外資管理的專門機構1979年8月國務院設立了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全國的利用外資工作1982年3月合并成立對外經濟貿易部。這一階段的特點表現為外資政策是非常粗略的并缺乏可操作性對外資流入實行限制的特點非常突出且沒有形成全國統一的外資政策體系。1.2發展階段19861993 這一階段的主要舉措為進一步明確利用外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重大意義以及利用外資的指導思想和戰略部署建立了一系列利用外資的法規體系包括《關于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指導吸收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等對外資實

行普遍的優惠政策建立針對外資的分級管理體制。這一階段的特點表現為在指導思想上已經完全確立了積極利用外資的觀念對外資的限制不斷取消外資允許進入的規模和領域不斷擴大外資政策激勵的重點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盡管仍然對外資實行一定的限制但實行鼓勵和優惠的特點更加明確形成了全國統一的外資政策體系。1.3調整階段19942001 這一階段主要是針對第二階段利用外資實踐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通過制定相應的政策加以規范同時根據加入WTO的需要逐步取消對外資的一些限制對外資實行一定程度的國民待遇。采取的主要措施表現為①1995年6月我國重新發布了《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同時發布《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將外商投資產業鼓勵類、限制類和禁止類項目具體化。除此之外皆為允許對外開放的領域②1997年12月修訂了《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擴大了國家鼓勵外商投資的范圍突出了產業重點同時體現了鼓勵外商向中西部地區投資的政策③1999年8月外經貿部等部門就進一步鼓勵外商投資制定了相關政策措施鼓勵外商投資企業技術開發和創新加大對外商投資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這一階段的特點表現為對外資的限制大幅度取消國民待遇原則越來越明顯對外資的優惠政策仍然很突出但相應的規范和管理有所加強外資政策逐步與國際慣例特別是WTO的規則接軌單純依靠優惠政策來吸引外資的傾向有所緩和但尚沒有發生

根本性變化。1.4完善階段2002 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根據WTO的規則和承諾于2002年3月4日經國務院批準4月1日起施行由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和外經貿部發布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及附件在投資準入方面進一步開放其主要變動如下①將鼓勵類目錄由186條增加到262條而限制類目錄由112條減少到75條大幅度放寬了行業準入限制②擴大投資領域逐步開放金融、保險、電信、物流等知識密集型服務業③投資地域多樣化鼓勵外商投向中西部地區參與正在實施的中西部大開發戰略④投資方式多樣化。2利用外資的正效應 我國利用外資數額的不斷增加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增長其正效應十分突出主要表現為 利用外資促進了我國GDP的增長。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分析結果19812000年在我國GDP年均9.7的增長速度中大約有2.7來自于利用外資的直接或間接貢獻。羅余才、嚴俊2002對20世紀90年代國際直接投資FDI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分析表明FDI增加1GDP將增加0.396736說明FDI流入對中國GDP增長的影響是正面的。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產值對全國工業總產值的貢獻也是非常巨大的。從19902001年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不斷上升由1990年的2.28上升到2001年2798。同時外商投資企業上繳的稅收對我國的工商稅收也起了重要作用增加了我國的財政收入外商投資企業上交的稅收占我國工商稅收的比重逐年上升從1992

年的425上升到2001年的1901。利用外資增加了我國進出口總額。19862001年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進出口總值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比重持續上升從1986年的404上升到2001年5083。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進出口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為3466高于全國進出口總值的年均增長率137521個百分點。FDI促進了市場份額的不斷擴大1985年中國占世界出口市場的份額不足22000年則上升到6以上同時也改善了出口結構。利用外資為我國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隨著外資企業的不斷增加和擴充外資企業需要的勞動力數量也不斷增加從而有利于緩解我國部分就業壓力。1

第二篇：農村義務教育政策的演變與效果分析

農村義務教育政策的演變與效果分析

摘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2005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五中全會的《十一五規劃綱要建議》通過的，并形成后來的二十字方針，農村義務教育是實現鄉風文明的必要條件。因此農村義務教育作為新農村建設的一個最重要、最基礎方面，其發展好壞與新農村建設成敗息息相關，從農村義務教育政策的演變過程分析其過程中所產生的效果，看農村義務教育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鄉風文明的重要意義及至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教育公平中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農村義務教育；政策的演變;參考價值

1978年一聲春雷巨響，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勝利召開，人民的教育事業迎來了新的春天，自此以來我國農村義務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現在，農村義務教育全面納入國家財政保障體系，“兩免一補”真正落實，即免除學雜費、免費提供教科書，農庭困難學生享受寄宿補助生活費。農村教師隊伍素質整體提高，國家“兩基”攻堅計劃即；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肓基本完成。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農村義務教育發展歷程，借鑒得與失，總結取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對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及未來農村義務教育發展提供積極參考具有重要意義，在現階段落實黨對農村義務教育的各項政策，特別是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大力辦好農村教育事業”的總體要求和“農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i]的歷史性任務，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和現實價值，關系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根據農村義務教育發展的進程、改革的深度，從1979到今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9－1993年為農村義務教育改革推進階段，第二階段1994－2005年為農村義務教育發展深入階段，最后一階段為2006年至今為農村全面義務教育新階段。

一、農村義務教育改革推進階段（1979－1993）

（一）主要內容和特點

1、管理體制上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農村的義務教育改革亦在其中，由過去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亦由計劃變為以民為主：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由地方負責分組管理的財政體制，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規定，義務教育在國務院領導下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同進提出誰辦學誰掏錢，但并未對各級政府作出具體規定。到1993年的時候中國教育的發展綱要寫到要繼續完善分組辦學，分級管理的體制，只是明確了發展方向，仍沒有具體的責任分工。

2、教育經費保障制度及投入

這一時期的農村教育改革把教育資源向重點地區集中，加之以民為主的辦學體制其政府的投入在農村偏遠地區遠遠不足，教育經費也無法得到充分保證。沿著以往建設重點中小學為考大學的思路，經費偏向于重點小學，偏遠地區的學校被大量削減或合并。1992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細則進一步把以地方為主負擔教育經費的特征加以明確。

3、教育質量和教材

受歷史和政策影響，這一時期農村老師質量和教學質量總體上比較差；教材全國統一性程度高、更新速度較慢、比較程式化，但由于一直沿用，所以有教師們有較深刻的教學實踐經驗，同學們則在不同級別間有共同的話題。曾于1966－1976年下鄉的教育人才和教育基金，因發展重點為考大學準備的中小學而轉移到城市。1980年中共中央關于普及小學教育的若干決定，提出要基本普及小學教育。

4、基礎設施

教學樓，教學器材除了重點中小學有較大改善外，其他變化不大。1986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轉發國家教育委員會等部門實施《義務教育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農村中小學建

設投資，以鄉、村自籌建設為主。當地人民政府有困難的地方，酌情予以補助。各地方政府缺乏資金，轉向民間籌資，全國范圍內新建校舍較少，但吶喊聲越來越強烈。

（二）政策出臺原因

從1979年到1993年國家對農村義務教育改革政策的出臺，其一是為了適應歷史環境的需要，新的歷史時期到來改變過去的歷史原因造成基礎教育落后包括教學質量差、學習氛圍不濃厚，因此1980年是中共中央強調發展基礎教育。其二是適應改革開放大的背景潮流，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大環境下各項事業都需要支持經濟的發展，人才作為其基礎作用，基礎教育不可忽視，這一時期中央特別重視發展為考大學作準備的重點中小學，雖然造成一定的偏差。其三教育自己的特點決定其要改革，教育具有其社會的屬性，每一個公民都需要有受教育的權力也即是發展自己的權力，憲法規定每一個公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因此1986年義務教育法出臺。

（三）政策產生效果

1、就學率

由于經驗和考慮不足，這一時期政策出臺與整體發展環境不相協調，就學率反而下降。其一是政府投入不足，造成偏遠地區義務教育畸形發展，主要表現在：地方政府和學校為了教學的正常運轉，在投政府投入不足的情況下轉向學生收取過重的學費。學費偏高，許多人讀不起書。其二是經濟形勢變化太快，改革開放城鄉差距逐步擴大，城鄉之間收入也逐步擴大，農民為擺脫貧困，開始進城務工，而城市正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刺激了進城務工的農民，對于家庭困難的學生讀書并不是一個好的選擇方式，失學率由原來的4.8%上升到7.3%。其三是因非重點中學投入不足，造成教學質量較差，升學率下降，1977年的升學率為90.8%到1982年只有62.6%，因而失義務教育就學率也下降[ii]，其中1987－1993年全國縣鄉小學的在校生人數由1168萬人減少到10903萬人，同比減少6.7%；中學生在校人數由3568萬人減少到3393萬人，同比減少4.9%[iii]。

2、教育質量

重視課堂教學、重視教師的中心作用、重視書本知識傳授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特征。抓雙基即：基本知識、基本技能，造成學生負擔過重，但對教育質量在發展方向上比較重視和關注：1983年，鄧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1985年5月，我國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三個面向”為指針，闡述了新時期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大框架，同時指出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四有新人”的教育主張和宗旨。1993年2月，原國家教育委員會制訂發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使鄧小平同志的關于“三個面向”的教育戰略思想得以進一步落實，確立了新時期乃至21世紀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思路、內容和步驟，其所貫串的思想仍然是以“三個面向”為指導的素質教育思想，變“應試教育”為“素質教育”。

3、均衡性發展

政策不均衡，對重點中小學校特別是對為考大學作準備的中小學校在資金、人才、教學設備設施方面都有較大的傾斜。地域不均衡開始擴大，東、中、西經濟水平發展越來越不平衡，經濟對人才的誘惑勢不可擋，加之以民為主的教育投資方式使不發達地區限入困境。有學者認為：對不發達地區給予較少或不予資助的做法實際上是實行變相的對發達地區教育成本補償機制。發達地區吸納的高素質人才，其義務教育的培養成本來自于欠發達和落后地區。因此，根據“誰受益，誰投資”的教育成本分擔原則，將本應給予發達地區的義務教育投入轉向非發達地區也是合理的。

二、農村義務教育發展深入階段（1993－2005）

（一）主要內容和特點

1、管理體制上

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為主，并走向成熟。國家為了挽回重心過低而造成的損失，明確農村縣級政府經費統籌管理權，并且加大了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支持力度[iv]。

2、教育經費上收費制度和經費保障制度及投入

1994年國務院發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實施意見指出：縣級政府在組織義務教育方面負有主要責任，包括統籌經費，調配和管理中小學校長、教師；鄉鎮負責義務教育的具體工作，包括征收教育附加費、籌措初中基建費；村負責小學基建費。我國的農村義務教育在03年農村稅費改革前基本上采取了“縣辦高中，鄉辦初中，村辦小學”的辦學模式，作為義務教育部分的初中教育和小學教育，費用實際上是由農民來承擔。農村稅費改革后，明確了“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辦學體制，保證了教師工資的發放，但由于縣鄉財政的普遍困難，教師工資部分占據了財政支出的相當部分，普遍在50%以上，財政投入嚴重滿足不了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支持。

（二）政策出臺原因

經濟發展水平不斷上升和國家稅費政策不斷變化是造成這一時候農村義務教育不斷發展改變的重要原因。繼東南沿海開放以來，國家經濟發展的重點及扶持政策先后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GDP連年增長保持在10%以上，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支持逐步加大。由于經濟的發展，第二、三產業產值分別超過第一產業，并且比重越來越大。城鄉差距擴大，稅費改革進一步一進行，先是農村稅收支持城市逐步轉向減輕稅費甚至免除稅費支持農村。

（三）政策產生效果

1、就學率

就學率波動起伏是這一時期的顯著特征。一方面是因為社會和國家越來越重視教育，并認為教育是未來的希望所在，積極送孩子上學。但另一方面因投入較高，稅費較重，貧困地區讀不起書的依然較多，通過社會途徑的社會募捐雖然起了很多作用，像希望工程等，但仍不是釜底抽薪的做法。盡管政府通過各種努力，規范管理制度，改革稅費制度。如：1995年8月，國家教委關于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各地應當針對農村教育附加費征收、管理、使用中存在的問題，根據教育法和國務院的有關規定，進一步完善農村教育附加費的征管辦法，加強管理，切實做到足額征收，并保證主要用于義務教育，不得挪作他用[v]；從2001年開始稅費改革，其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取消、兩調整、一改革”。“三取消”是指取消鄉統籌和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vi]；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兩基”仍然沒有辦法達到90%。農村中小學就學率也只有90%多一點。

2、教育質量

教育質量頗受非議，并認為這一時間期教育教育不符合發展要求，素質教育被轟轟烈烈地推上臺。1999年2月，國務院批轉實施國家教育部《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其更是在突出位置再次重申關于“素質教育”的思想，其第一部分，以“實施?跨世紀素質教育工程?，提高國民素質”為標題，強調“實施?跨世紀素質教育工程?，整體推進素質教育，全面提高國民素質和民族創新能力。1999年6月，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其主題依然是推進素質教育。又是在此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發布，一個實施素質教育的新浪潮，又在我國形成。又過了一年多，《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發布，再次強調“深化教育教學改革，扎實推進素質教育”。1997年10月29日，國家教委頒發《關于當前積極推進中小學實施素質教育的若干意見》強調：“在中小學全面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積極推進素質教育，已經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刻不容緩的重大任務。”1999年，國務院批轉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明確提出，實施“跨世紀素質教育工程”，整體推進素質教育，拉開了素質教育從典型示范轉向整

體推進和制度創新的序幕。同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了《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并召開了以素質教育為主題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了實施素質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確了素質教育的內涵，以及實施素質教育的具體舉措。2001年，經國務院同意，教育部頒發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啟動了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vii]。

3、均衡性發展

教育投入在經濟總量中分配不均衡，我國2000年，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僅為2.82%，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而且低于最不發達國家水平[viii]。有限的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嚴重失衡。其一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及不同學校之間教育資源分配和占有的非均衡性[ix]。有限的義務教育經費主要投向城鎮，城鄉差別較大，且有擴大的趨勢。1993年，我國城市初中生的人均經費為941.7元，農村為472.8元。差距分別為2倍。1999年，兩者的差距都擴大到3.1倍，1999年全國教育經費支出和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構成為例，在全國5721.57萬在校初中生中，農村學校的比重是57.2％，而教育經費支出占初級中學總經費支出的47.8％；全國初中學生均教育費支出（含城鎮和農村）為1102.50元，其中城鎮為1423.85元，農村為861.64元，農村初中生人均支出僅為城鎮初中生人均支出60.5％；普通小學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為378.72元，其中城鎮為515.27，農村為310.58元，農村生均支出為城鎮的60.3％[x]。其二，高等學校與義務教育投入的非均衡性。目前，中國義務教育在校生占各類在校生總數近80%，而經費投入卻不足60%，其中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低于30%.國家教育教育投資過于向高等教育傾斜，義務教育投資比例相對偏低。其三，國家與農民對義務教育的投入比重失衡。長期以來，農村義務教育主要以農民投入為主。尤其是農村稅費改革以前，農村義務教育事實上主要由農民承擔。有的學者指出，在中國義務教育經費總量中，政府財政預算內撥款所占比重維持在50%-60%之間，其它40%-50%來源于集資、攤派、教育費附加及捐款和學雜費等11。

4、基礎設施

改革開放以來基礎設施得到較大改善。農村義務教育實行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但仍然是以民為主。在沒有稅費改革前，教育部門向學生收取教育附加費等稅費，稅費改革后躍然有一程度的減輕，但政府的投資并沒有增加，義務教育開支仍舊依靠收費和籌資，甚至借債。因此，學校為了緩和矛盾，積極向社會籌資。口號十分響亮，比如：集資建校合理合法，為官一任 興教一方。1991年以來希望工程行動，向社會各界捐資，在為校舍建設和其他配套設施建設上取得一定成績。

5、經費保障

以縣為主的體質，在政府挑大頭的作用下，向農民征收各種稅費，向社會集資是這一時期經費的主要來源。從1995年到1999年的5年間，全國義務教育總投入6944億元，其中各級政府投入3713億元（不含財政一般性轉移支付數額），教育費附加965億元，農村捐集資經費達到596億元，雜費631億元，其他1039億元。一些地方教育經費仍入不敷出，各地普遍出現舉債辦學、拖欠教師工資，以及向農民亂攤派、亂集資、亂收費等現象，這成為加重農民負擔的重要根源12。

三、農村全面義務教育新階段（2006年至今）

（一）主要內容和特點

1、管理體制上

2006年6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修訂）規定核心在于強調教育公平，明確了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的基本內容，即由國務院和地主各級人民政府根據職責共同負擔，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負責統籌落實的體制13。兩免一補（免費提供教科書、免雜費及對其中的寄宿生補助生活費）在全國全面推開。

2、教育經費保障制度及投入

在教育經費投入上，由國家負擔，地政府配套，省、自治區、直轄市負責統籌。200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規定：農村義務教育所需經費由各級人民政府根據國務院規定分項目、按比例負擔。2007年7月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有關工作的通知（教財 [2007]10號）規定：針對義務教育經費機制改革存在的問題，要求進一步嚴格規范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收費行為，禁止各種變相收費；要求進一步細化農村中小學預算工作；要求確保“一補”政策落實到位；要求依法保障義務教育階段教職工合理收入，要求積極做好“普九”債務清理化解工作14。2006年，提前在全國范圍內全部免除了農業稅，減輕農民負擔給農民提供了一個寬松的經濟環境，使得農民有更多的經濟能力偏向教育。

3、教育質量

各種聲音此起彼伏，素質教育在農村開始發展。國家努力為農村義務教育創造條件，配備教師先后采取措施有：專業師范類、高校定向招培、青年志愿者、三支一扶等，教師水平改善較大。到2009年秋季，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全面實施新課程，各省份基本上進入新課程。2010年5月國務院常務會審議通過《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又規定嚴格執行義務教育國家課程標準、教師資格標準。深化課程與教學方法改革，逐步推行小班教學。配齊音樂、體育、美術等薄弱學科教師，開足規定課程。大力推廣普通話教學，使用規范漢字。課程改革在全面實施素質教育中發揮了核心和關鍵作用，帶動了基礎教育觀念、人才培養模式、考試評價制度、師資隊伍建設、教育管理等方面的配套改革、整體推進。各地注重德育為首，育人為本，開展陽光體育，增進學生體質，加強美育熏陶，塑造高尚情操，努力促進學生全面發展。以人為本的素質教育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局面逐漸形成，以素質教育理念為核心的教育質量保障體系正在形成，中小學素質教育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15。

（二）政策出臺原因

經濟形態已經發展到工業化時期，新農村建設是歷史的必然，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亦是歷史的必然結果。工業化時期已經達到也必然要求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所以國家對三農采取“少取”“放活”“多予”的方針，新農村建設走到歷史的前沿，自然讓人民群眾特別是一直奉獻的農民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國家有財力對義務教育承擔起責任，農村義務教育亦真正地進行全面義務教育，即不收學費、雜費。

（三）政策產生效果

1、就學率

農村中小學就學率基本實現預期目標，九年義務教育達到95%以上。由于義務教育的實現以及對流動人口的管理，使得因窮困和外出農民工子女有條件讀書，打破了因無錢讀不起書和城鄉差別的義務教育。

2、均衡性發展

均衡發展是這一時期取得義務教育的突出成就。表現在：其一是城鄉格局下的因戶籍制度造成異地就學難問題得到解決；其二是農村內部教育條件不均衡問題——因無錢讀不起書亦有所緩解。

3、基礎設施

校舍建設基本滿足中小學生的需求，主要是對舊房屋的修繕，以及危房改建上。在稅費改革前，學校發動各級力量：政府、社會、特別是向農民征收教育附加費等，校舍基本到達小學各村覆蓋，初中各鄉鎮覆蓋。稅費改革后，不再向農民征收各種稅費，但政府加強投資力量，社會也越來越重視對學校的支持，舊房修繕，危房改造基本得到落實。

參考文獻：

[1]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

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08年10月12日

[2]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年鑒1977－1982

[3] 中國教育統計年鑒1978－1993年 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1993年

[4] 孔祥智編著、崛起與超越——中國農村改革過程及內在機理分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5]資料來源：國家教委關于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若干問題的意見（教策［1995］5號）

[6] 摘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52859.htm?fr=ala0_1

[7] 《中國教育年鑒》編輯部：《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8] 王善邁、袁連生主編：《2001年中國教育發展報告》，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9] 張謀貴：“農村稅費改革影響農村義務教育的深層分析”，《中國研究》2002年第12期。

[10] 教育部：《2002年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報》，2003年12月16日。

[11]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281。

[12]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縣鄉財政與農民負擔》課題組的調查報告，參見楊瑞春：“誰在為農村義務教育買單”，《南方周末》2002年3月14日。

[13]《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修訂）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7月

[14] 摘自中國教育和計算機信息網http:///zong_he_778/20070815/t20070815_249069.shtml

[15] 馬戎，《中國農村教育問題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第三篇：我國外資政策調整的影響分析和政策建議論文

一、國際直接投資的新動向

國際直接投資2001~2009年出現下降,這種趨勢目前仍在持續。短期來看,由于戰爭因素的影響,美國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大,國際資本市場很快再現繁榮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國際FDI流動趨緩的勢頭將持續一段時期。但是,從中長期來看,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不斷推進,國際直接投資仍將在其中發揮主要作用,并出現快速增長。英國經濟學人資訊社(EIU)4月1日發表的分析報告指出:全球FDI將在2009年出現復蘇,2009年實現較快增長,2003~2009年期間的增長速度可能超過世界GDP和國際貿易的增長水平(新加坡《聯合早報》2009年4月2日)。

近年來的國際直接投資活動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跨國購并仍然是國際直接投資的主導方式。統計表明,2001年世界直接投資的急劇減少,首先是跨國公司之間的購并大幅度下降所造成的,但是,由于跨國購并額的下降幅度與全部直接投資流入額的下降幅度相近,前者在后者中所占比重并沒有降低,跨國購并仍然是最主要的投資方式。

第二,IT投資是引發國際直接投資波動的決定性因素。IT產業購并投資的快速增長曾經是90年代后半期國際直接投資的顯著特點之一,2000年該行業購并增長對全部購并投資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2.8%。另一方面,在2001年跨國購并的下降額中,僅IT投資購并的下降額就占了55.5%(日本貿易振興會《貿易投資白皮書》,2009年9月)。2009年起IT商品和服務開始進入緩慢復蘇階段,但是由于海灣戰爭的影響,國際著名機構(美國高技術調查公司IDC)已經將原來IT產業投資6%的增長預測值下調為3.7%(《中國經濟時報》,2009年4月1日),據此估計,短期內IT相關的直接投資仍然難以出現較快增長。

第三,流向發展中國家的FDI比重有所提高。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占全部直接投資的比重,1997年曾經達到41%,但以后逐年降低,2000年僅有17%。2001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雖然也出現下降,但由于下降幅度明顯低于發達國家,使得所占份額上升到28%。主要原因在于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以綠地投資方式為主,而這種投資受發達國家資本市場波動的負面影響相對較小。

第四,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引資競爭日趨激烈。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一是出現兩極分化傾向,2001~2009年,中國、菲律賓、印度等國家仍然保持了較大幅度增長,其中中國2009年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已經上升到發展中國家流入總量的37%(根據世界銀行《2009年全球發展金融》,2009年4月2日;另外,2001年中國吸收外來直接投資占發展中國家的比重是23%);其他發展中國家(地區)的下降幅度很大。二是墨西哥作為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成員同時又與EU(歐盟)建立FTA(自由貿易協會)關系的發展中國家,吸引直接投資方面成效突出,在連續幾年增長的基礎上2001年再增86.1%,占世界FDI總額的比重也由0.9%提高到3.6%,表明已經加入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中國家在吸收直接投資方面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三是各國競相采取更為開放和優惠的吸收外資政策,這一點尤其值得我們注意。

二、周邊國家吸收外資政策的新特點

(一)韓國的外資優惠政策 90年代中期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韓國政府開始改變以往限制外資流入的政策,采取積極措施鼓勵外商投資。首先是大幅度放寬行業準入和各種限制性規定,其內容:一是放開準入行業,在所有1058個行業中,僅有近海漁業、沿岸漁業、廣播電臺、電視臺等4個行業禁止外資進入,其他全部放開。二是放開關于外方持股比例的限制,1030個行業允許外方100%持股,只有24個行業有不同程度的比例限制。三是取消過去對外資企業持有土地用途和面積的限制。四是放寬關于外國投資者投資資金下限的要求,目前的規定是投資資金不[文秘站－中國最強免費！]得少于5000萬韓元(約5萬美元)和投資比重不得低于10%。

其次是實施外商投資的鼓勵和優惠政策。1995年4月韓國開始實施新的《引進外資法》,將電子信息、電氣機械設備制造、精密機械、新材料、生物工程、航空、運輸、環境能源領域、社會基礎設施等行業列為鼓勵行業,此后在1998年11月又進行了補充。目前總共有533個行業被確定為鼓勵外商投資領域。對于這533個行業,主要實施了以下優惠政策:一是對企業所得稅實行最初7年免征,以后3年減半征收的“七免三減”政策;二是對投資用機械設備免征進口關稅、特別消費稅和附加值稅;三是對投資企業進口提供通關便利。

(二)泰國的外資優惠政策及其特點 按照泰國政 府2000年3月公布的《外國人事業法》,所有行業都允許外資進入,只是在43個行業外方持股比重或外方投資占投資總額的比重不得超過50%。其中絕對禁止的行業有9個,需要經過內閣會議同意并由商務部長批準的行業有13個,需要經過外國人事業委員會同意并由商業登記局批準的有21個行業。絕對禁止外方持股超過50%的領域包括報紙、廣播電臺、電視臺、農業、果樹園、漁業、藥草采集、文物交易拍賣、佛像和僧缽的制造和販賣、土地交易等。

按照泰國的產業分類,鼓勵外資進入的行業有126個,第一類是26個農業和農產品加工行業;第二類是18個采掘業;第三類是16個輕工業行業;第四類是22個機械、運輸設備和金屬制品等行業;第五類是電子、電氣機械零部件行業;第六類是15個化學、造紙、塑料等制造業;第七類是20個服務和公共事業行業。對鼓勵類行業的優惠程度根據投資地區有所不同。所有外資企業可以享受的優惠政策包括:從盈利之日起的3~8年內免征企業所得稅,如果在免征期內發生虧損可以從優惠期結束后的稅前利潤額中扣除。其次,還根據不同地區對外資企業給予不同的機械、原料進口關稅減免優惠政策。

(三)日本的外資企業鼓勵政策 不僅發展中國家通過優惠政策鼓勵外商投資,一些發達國家也開始在這方面進行嘗試,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日本從80年代中期實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以來,基本取消了對外商投資的限制。但是由于其國內企業之間所特有的序列紐帶關系,以及人工成本高昂等因素的影響,外資進入相對困難。90年代以來,長期的經濟蕭條使得日本政府開始大幅度調整經濟政策,希望通過吸收更多的外國資本給日本經濟帶來活力,尤其是許多深受人才外流困擾的地方政府也準備通過積極吸收包括外資在內的投資者來本地投資,采取了許多積極措施,1998年日本政府出臺了一項鼓勵外商投資的政策,決定對157個行業的外商投資企業提供信貸擔保,擔保范圍包括固定資產投資、流動資金貸款,最高擔保額可以達到企業全部資產的95%。此外,為了完善面向外資企業的服務體系,日本還在政府設置的企業信息服務機構“日本貿易振興會”建立了專門的咨詢窗口和網絡。近年來,日本政府進一步提[:請記住我站域名/]出了通過制度創新促進結構調整、振興經濟的方針,其中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允許地方政府建立各種形式的“經濟結構改革特區”,并通過頒布專門法律在特區內實施特殊政策。其中包括了以吸收外資為主要目的的“經濟特區”。例如在日本沖繩縣設立的“特別自由貿易區”,在吸引外來投資方面實施了以下優惠政策:一是區內企業可以從事加工貿易、保稅(關稅和消費稅)加工產品并出口,如果產品需要在國內市場銷售,企業可以在按照零部件、或按照成品自由選擇一種稅率繳納關稅。二是對區內企業給予企業所得稅、法人事業稅、固定資產稅、土地保有稅等減免優惠待遇;其中關于企業所得稅的減免政策規定:在開業后連續10年中企業所得稅按照從企業所得中扣除35%之后的基數征收;照此計算,在前5年企業所得稅率僅為22.9%,相當于法定所得稅率(40.9%)的55.9%;后5年的所得稅率平均為27.4%,相當于法定稅率的67.0%。三是對制造業設備投資給予一定減稅優惠,如可從企業所得基數中扣除相當于機械設備購入價值的15%、建筑物投入金額的8%;同時投資設備可享受特別折舊優惠。四是對區內企業吸收當地30歲以下年輕人就業給予特別補助和獎勵,其中補助最長可享受兩年,補助金額最高可達補助對象員工工資的1/3。五是區內企業還可以享受沖繩縣的其他鼓勵性政策優惠,如對制造業、公路貨物運輸、倉儲、包裝、批發商業、軟件、信息處理服務、信息咨詢服務、設計、自然科學研究等行業給予產地調查、清理和購置費用補貼等。該區從2001年建立以來,已經在吸收外來投資方面取得明顯成就,其中包括來自德國、意大利、加拿大等國企業的投資。

除了以上三個國家之外,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和印度等國家都在繼續實施、并:請記住我站域名不斷增加鼓勵外商投資的優惠政策和措施。

三、我國在引資競爭中面臨的主要壓力

長期的經濟增長潛力和巨大市場規模以及大量存在的廉價勞動力是我國在吸收外資方面的明顯優勢,這也是2001~2009年我國吸收FDI能夠實現恢復性增長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許多國家競相調整外資政策,向外國投資者提供,各國之間的引資競爭日趨激烈,再加上我國目前在市場體制、投資環境和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存在 的諸多問題,今后吸收外資的總體形勢不容盲目樂觀。

第四篇：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政策演變路徑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政策演變路徑

歐陽慧

在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嬗變的過程中，農村勞動力大規模的轉移、農村勞動力占社會總勞動力份額的大幅度下降是世界各國共有的現象。配第—克拉克、①庫茲涅茨②均在不同角度上揭示了這一現象。世界上大多數的發達國家都是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以及后來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來完成這一過程的。而對于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卻是在此之后才逐步推進這一過程，中國大規模農村勞動力轉移起于改革開放初期。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走過的道路值得總結。

一、1978～1983年：“控制流動”下的準備階段

1978年啟動的改革開放，首先是從農村地區開始的。農村地區的改革開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人民公社制度解體，1983年最終宣告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終結。隨著包產到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不斷推廣，長期被人民公社體制壓抑的農業生產潛力得到充分發揮，增加了農業剩余。與此同時，在農村改革啟動后，城市也開始嘗試性地進行某些領域的改革，對勞動力轉移的限制在維持戶籍制度不變的情況下開始出現了部分緩和，國有企業的“合同工”、“臨時工”以及部分建筑業用工等開始對農民開放，同時糧食的市場化和住宅的商品化，為農民外出就業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條件。

這一階段，中央政府頻頻發文，大力推動鄉鎮企業的發展，并積極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鄉鎮企業轉移。蘇南地區率先創造的“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式，成為當時中國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的主流模式；鄉鎮企業也相應成為當時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蓄水池”。

但當時城市就業制度的改革尚未觸及，橫亙于城鄉之間的戶籍制度以及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二元社會體制也仍被視為不可侵犯之“物”，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遷移的大門仍然關而閉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繼續受到嚴格的控制。1981年，國務院發出了《關于嚴格控制農村勞動力遷向城市和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的通知》，③可見盡管改革開放已經開始，但政府對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嚴格控制仍如同改革開放之前。這種情況下，作為農村經濟發展能量的積聚和釋放，終于在原有社隊企業的基礎上爆發了鄉鎮企業的發展。

這一階段，農村改革雖然形成了農村勞動力可以在農村內部相對自由轉移的條件，但是從中國國民經濟整體來看，農村改革不過是對中國以往計劃經濟體制的“部分修改”，城鄉之間的制度隔絕結構基本上沒有改變。相應地，中國鄉鎮企業還處于起步階段，發展規模不大，且主要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吸引勞動力相當有限，而農村就業結構的逆向變動：農業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的比重趨于上升，由1978年的89.70%上升到1981年的90.7%，而非農業勞動力的比重則呈下降趨勢，由10.3%下降到9.3%；1981年農村勞動力轉移量僅為190萬人，1983年上升到535萬人。總之，這一階段，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不大，還處于緩慢增長階段，屬于大規模轉移前的準備階段。

二、1984～1991年：“允許流動”到“控制盲目流動”下的就地轉移主導階段

1984年起，中國的改革開放也由農村發展到城市，改革重心向城市經濟體制和社會管理方向戰略轉移。為了保證城市改革的順利推進，財政資金和各種資源配置逐步向城市傾斜，以城市為中心的利益格局的恢復，改革集中體現在城市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制度和國家財稅制度等領域。

這一階段，中國政府對農村勞動力的跨城鄉、跨區域轉移的政策，經歷了由“允許流動”到1989年后“控制盲目流動”的過程。為了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1984年10月，國務院出臺了《國務院關于農民進鎮落戶問題的通知》，④放寬了農民遷移進鎮的標準，為農村剩余勞動力遷移進鎮創造了一定的條件；1986年7月，國務院同時頒布了《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和《國營企業招用工人暫行規定》，允許國營企業招收農村勞動力。1984～1988年，由于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大量增加，每年轉移的農業勞動力都在450萬人以上，農業勞動力年平均轉移率達到了2.63%以上。特別是1984年與1985年，每年轉移的農業勞動力數量更是在1100萬人以上，年均轉移率超過了3.8%。

但在1989～1991年，隨著經濟發展的變緩，前一時期實行的允許與鼓勵政策引發了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其負面效應通過交通運輸、社會治安、勞動力市場管理等方面的不適應問題凸顯出來；另一方面，由于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造成了城市與鄉鎮企業新增就業機會的減少，⑤使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流動空間縮小。隨后，國家加強了對農村勞動力盲目流動的管理，先后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做好勞動就業工作的通知》及國家計委等部門的《關于“農轉非”政策管理工作分工意見的報告》等政策規定，但這一時期的政策調整并沒有像計劃經濟時期那樣“一刀切”地清理、清退農村勞動力。從1989年開始，中國農業勞動力的轉移進入一個相對停滯的時期。1989～1991年的三年間，農業勞動力轉移總量不足300萬人，比1983～1988年間的任何一年的轉移量都要少。特別是1989年，農業勞動力出現了唯一的逆向流動。

這一階段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從1984～1988年的“允許流動”過渡到1989年后的“控制盲目流動”，總體上呈現以下特點。第一，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大增，從1983年的535萬人，上升到1992年的1.1億人，后者大約是前者的21倍。第二，轉入地以地處農村的鄉鎮企業為主。到1992年，鄉鎮企業數目已經達到2000萬個，就業人員1.06億人，其中就地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占轉移勞動力總數的60%，異地轉移只占40%。第三，轉移方式以兼業為主。根據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等單位組織的對全國28個縣、市的調查，那時外出打工的農村勞動力絕大多數都未放棄原有的承包土地，他們農忙時在家務農，農閑時外出打工。第四，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制度性問題開始凸顯出來。根據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1990年遷移人口⑥達到2315萬人，而戶籍遷移僅為343萬人。

三、1992～2000年：“規范引導”下的外出務工主導階段

1992年，以鄧小平同志“南巡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了新的階段。中國進一步加大了改革開放的力度，由此所帶來的東部沿海地區城市開發及經濟建設高潮的興起，以及外企、外資的大舉進入，都有力地刺激了東部沿海地區城市經濟的高速增長，創造了豐富的勞動就業機會。特別是在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相對薄弱的城市建筑業、飲食服務業等部門開始得到迅速的增長，成為吸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城市經濟部門。根據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5年半年以上的跨鄉、鎮、街道的流動人口已經達到7073萬人，其中從農村遷出占60%。

這一階段，國家對農村勞動力進城的政策，已從控制盲目流動過渡到力求利用經濟、法律、行政手段將農民流動納入行政規范管理階段。1994年國家有關部門頒發《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暫行規定》、1995年頒發了《關于加強流動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見》，決定實行統一的流動人口就業證和暫住證制度。從1994年開始，一些沿海地區的城市政府還相繼實行人口總量控制、行業和工種限制的地方政策。

20世紀90年代后期，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增速回落，就業容量下降，一方面城市人口就業問題逐漸突出，下崗人員再就業矛盾尖銳；另一方面，鄉鎮企業吸納就業增幅下降，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面臨新的挑戰。這一時期，國有企業開始出現大量下崗人員，僅1999年和2000年就有1800萬失業和下崗職工；農產品進入一個供求平衡、豐年有余的新階段，各種農產品價格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持續下降，農民收入增長趨緩，農民負擔不斷加重。所有這些新情況、新變化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

這期間，盡管國家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和繼1984年后首次開展了戶籍制度重大改革，但在城鄉分割體制未消除而經濟就業吸納能力有限的情況下，一些城市為安排國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就業，開始采取了更為嚴格的準入制度。如北京市對外地勞動力在控制數量、證件、管理、審批和工種方面等提出了嚴格要求（見表1）。種種原因導致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在總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速度上有逐步放慢的趨勢。

總的看來，自1992年開始，國家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政策發生了積極的變化，國務院及各部委紛紛頒布各項法令、法規，鼓勵、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宏觀調控下有序流動，政府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政策指導方向是積極鼓勵、規范流動，并呈現以下特點。第一，“外出務工”取代鄉鎮企業的就地轉移，成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方式。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的數據，傳統意義上的鄉鎮企業的穩定就業勞動力有所下降，2000年全國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為11340萬人，其中農村轉移勞動力在本鄉內就業的比例為45.9%，在城鎮就業的比例為65.8%。第二，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呈現緩慢下降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農調隊住戶調查資料，1997～2001年年均轉移600萬人左右；而1992～1996年，年均轉移超過800萬人。

四、21世紀以來：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更加注重公平和融合

2002年，中國正式履行WTO組織成員的義務，國內市場迅速放開，國際市場持續擴張，國家日益融入全球化的國際競爭之中，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發生更為深刻的變化。一是主要依靠近乎無限供給的低素質、低技能農民工維持的低層次生產要素結構受到全球化的嚴峻挑戰；二是政府管理能力直接面對WTO組織成員的比較和競爭，公共政策越來越受到WTO規則的約束；三是城鄉二元結構嚴重束縛農村市場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力。

進入21世紀以來，農村勞動力轉移政策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限制變為鼓勵，政策著力點是保障合法權益，為農民進城務工創造良好環境，公共政策進入統籌城鄉發展、以人為本、公平對待的軌道。2001年清理整頓對農民工的收費，除證書工本費外，行政事業性收費一律取消。2002年提出要消除不利于城鎮化發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2003年將農民工納入保險范圍；明確流入地政府負責農民工子女受義務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明確各級財政在財政支出中安排專項經費扶持農民工培訓工作。2004年提出城市政府要切實把對進城農民的職業培訓、子女教育、勞動保障及其他服務和管理經費，納入正常的財政預算。2005年提出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對進城求職的農村勞動者要提供免費的職業介紹服務和一次性職業培訓補貼。2006年提出要解決工資偏低和拖欠問題，依法規范勞動管理，搞好就業服務和培訓，解決社會保障問題，提供相關公共服務，健全維護農民工權益的保障機制等。2008年12月10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了6項促進農民工就業的措施，其中包括積極扶持勞動密集型企業，穩定農民工就業；加強農民工就業能力培訓；扶持有條件、有能力的農民工返鄉創業；確保農民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做好農民工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以及切實保障返鄉農民工的土地承包權益。同時，各級政府加速了戶籍制度改革，如在一些省份改變兩種戶口、居民權利不平等的狀況，開始解除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深層制度約束，促進進城農民工融入城市并向市民身份轉變。

這一階段關于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政策法規較以往明顯增多，僅2006年一年就有近十部法規出臺。從政策的內容來看，新時期下的政策在注重合理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的同時，更加重視轉移過程中的公平、融合問題。具體表現在：一是重視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建設，取消對農民進城就業的各種不合理限制，為城鄉統籌就業賦予了新的含義；二是重視轉移過程中諸多方面的配套改革，重視農村勞動力流動中涉及的工傷、醫療、養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會保障問題。總的來說，中央政府及有關部門在改革城鄉二元分割體制，推動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建設方面，已經開始邁出實質性的步伐，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流動正在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但目前為止，中國對轉移農民“雙向流動”狀態依然是政府主動的政策選擇，制度層面的徹底改革一再延后及尚未系統考慮。

五、政策建議

（一）總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經歷了從“控制流動”到“規范引導流動”，政府從謹慎對待轉變為積極應對。20世紀80年代，盡管我國經濟體制和社會管理改革不斷的深入，經濟活力持續釋放，就業容量的不斷擴大，但政府對待農村勞動力流動總體來說還是相對謹慎：20世紀80年代初的控制向城市流動，到80年代后期僅是有條件地允許流動。直到20世紀90年代，各級政府對農村勞動力的流動開始走向了規范管理的積極應對階段，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逐步實施暫住證管理制度、取消不合理的收費、保障農民工權益等解決措施。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待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政策從僅著眼于流動向以“流動、公平和融合”多目標綜合管理轉變。總體來看，20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政策，還停留在城鄉分割的思維定勢上，僅僅關注農民流動、進城就業的政策。21世紀以來，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我國農民工問題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城的政策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政策在注重合理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的同時，更加重視轉移過程中的公平、融合問題，注重改革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

（二）政策建議。

1.制定更加積極主動、綜合有效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政策。盡管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政策更加注重公平和融合，但目前的政策還是基于農民工只是暫時地在城市工作、生活而設計的。與此同時，進城農民工轉移的家庭化趨勢、男女兩性的均衡化趨勢、女性流動人口的自主化趨勢、年齡構成的成年化趨勢、流動原因的經濟化趨勢等，都預示著進城農民工將有更加強烈的長期化趨勢，他們將長期扎根城市。因此，大量進城農民工將長期扎根在城市，這是認識農村勞動力轉移現象、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在我國未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政策設計時，要制定更加積極主動、綜合有效的轉移政策，要將農民工的政策設計重點從引導農民工流動轉變到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來。

2.更加重視農民工問題，將農民工問題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帶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給我國帶來大規模長期處于流動狀態的農民工。這些大規模的農民工，享受不到城市社會保障，致使他們難以在城市長期生活下去，長期處于流動的困惑和焦慮中，影響社會和諧；由于享受不到晉升的權利，他們在工作技能上得不到快速提高，限制了他們適應城市產業結構的變遷，影響中國穩定的產業工人隊伍的形成和國際經濟競爭力等；他們的子女不能享受到與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權利，從而損害到他們今后參與高考競爭的能力，更損害到他們實現向上流動的能力，影響人口的可持續發展，等等。可以說，以前的這種產生大量農民工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模式在中國已難以為繼：農民工的年齡結構在不斷老化、農民工問題在不斷凸顯，這些都要求國家更加重視農民工問題，將農民工問題上升到國家層面加以系統解決。

注釋：

①配第最早（1690年）揭示了農業勞動力流向非農產業的內在動力是比較效益的差異，隱含了產業“軟化”的思想。兩個世紀以后，科林·克拉克以此為基礎形成了著名的三次產業結構演進規律，即配第—克拉克定理：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爾后進一步由第二次產業向第三次產業轉移。參見王亞南主編：《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選輯》，商務印書館，1979年。

②相關文獻參見西蒙·庫茲涅茨：《各國的階級增長 總產值和生產結構》，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

③通知規定：第一，在城市地區嚴格禁止雇傭農村勞動力；第二，萬不得已必須雇傭來自農村的勞動力時，須得到國務院批準；第三，在國家計劃中需要增加人員的情況下，要首先雇傭城市的待業青年；這樣還不足時需得到各地人民政府的批準；第四，城市臨時雇傭的農村勞動力必須全部遷回農村，以強化戶籍和糧食的管理。

④通知規定：除縣城外的各類縣鎮、鄉鎮、集鎮，包括建制鎮和非建制鎮，全部對農民開放；凡申請到集鎮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和家屬，在集鎮有固定住所、有經營能力或在鄉鎮企業單位長期務工的，公安部門應準予落常住戶口，及時辦理入戶手續、發給《自理口糧戶口簿》，統計為非農業人口。

⑤價格并軌引發的通貨膨脹，實行治理整頓。

⑥包括戶籍遷移和非戶籍遷移。

第五篇：農業補貼政策演變趨勢分析論文

摘 要：從1933年第一部系統的農業法開始實行以來，美國先后出臺了數十個有關農業補貼的法律，對農業進行了長期高強度的補貼，形成了有特色的補貼體系。

關鍵詞：美國；農業補貼政策；演變趨勢

Abstract： Dozens of agricultural subsidy laws have been issu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first systematic agricultural law was implemented in 1933.A lot of long-term subsidies for agriculture are conducted and the subsidy system with characteristics is formed.Key words：the United States；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y； changing trends

二十世紀30年代以前，美國政府對農產品市場基本采取自由放任不干預的政策，但通過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促進了農業的發展。自3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正式通過農業補貼政策，直接干預農產品市場。美國的農業補貼政策大多是通過法律形式規定的。1933年大危機期間，為拯救農業，美國出臺了第一部系統的農業法。此后，隨著農業發展要求、市場行情、甚至政治因素的變動，美國又對農業法進行了多次修訂。可以說，美國政府的農業補貼政策是在不斷調整中發展和完善起來的，自1933年美國國會通過《農業調整法》以后，經過70多年的調整和充實，發展成了一個相當完整而又復雜的政策體系。

不同的農業法中農業補貼政策的內容是不盡相同的，因此每一部新農業法的出臺都意味著美國的農業補貼在作相應的調整。專家認為，總體看來美國農業補貼政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33~1995年，可以稱為價格補貼政策階段。農業補貼政策以限制農產品播種面積、政府建立農產品儲備調節市場供求關系、擴大農產品出口為主要特征，農業補貼直接與市場價格相掛鉤；

第二個階段是1996~2001年，可以稱為收入補貼政策階段。補貼與當年市場價格脫鉤，直接計入農民收入；

第三階段是2002年以后，可以稱為收入價格補貼政策階段。既保留了收入補貼，又保留和創造了一些價格補貼手段。

一.1933~1995年美國農業補貼政策類型

(一)直接補貼

1.災害補貼。災害補貼，是聯邦政府向遭受干旱、洪水、冰雹或龍卷風等自然災害的農場主提供財政援助，即對農業災害給予直接的補貼和成本補貼。

2.目標價格與價格差額補貼。目標價格，是美國政府實施農產品價格干預時采取的一種支持性價格，它的高低由生產成本和生產者利潤來決定。它與市場平均價格之差乘以銷售量的積，即是差額補貼。差額補貼主要提供給與政府簽訂休耕計劃和銷售合同的農場主，在合同面積之內生產的農產品可以獲得價格支持。享受差額補貼的農產品，主要是占收獲面積絕大部分的小麥、玉米、花生、棉花及乳制品等基本商品。這是政府對生產者實行的目標價格保護，當相關產品的市場價格低于目標價格(或規定價格)時，生產者可以得到差價補貼。

3.休耕補貼。休耕補貼是美國農業限產計劃的重要內容。限產計劃始于1933年(包括播種面積配額和銷售限額)。根據1956年農業法制訂的土地銀行計劃，確立了耕地面積儲備和土壤保護儲備。前者是允許主要農產品的生產者短期停耕土地的計劃；后者是農場把一部分土地長期退出耕種，用于植樹和保護土地的目的，而每年都可以獲得補貼。實施土地銀行計劃初期，尚未達到削減農產品產量、穩定農產品價格的目的。1960年又轉向一種新的自愿生產控制計劃，在1961年的緊急飼料谷物計劃中，明確規定農場主應停耕至少20%的耕地，且必須將這些耕地用于土壤保護目的的情況下，農場主才可獲得停耕土地正常產量50%的現金或實物補償。以后陸續通過的一些農業法對休耕計劃作了一些修訂，但基本目的都是一個，就是把耕地面積減少的額度和結構，同某種或某幾種重要農產品的期末庫存與消費量之比的高低聯系起來，以達到即控制農產品供應，又保護農產品價格的目的。

尹鳳梅：美國農業補貼政策的演變趨勢分析4.儲藏補貼。美國農業的問題在于農產品過剩。為了減少收獲季節農產品的上市量，美國政府建立了農產品儲備計劃。其基本內容之一，就是由政府向農場主支付一定的儲存費，使農場主暫時把農產品儲存起來，等待有利的銷售價格。凡參加自我儲藏項目的生產者，可以得到長期貸款，同時可以就其儲存的產品得到一定比率的補貼。

5.土地轉產的實物補貼，這是對參加土地轉產項目的農場發放的實物補貼。

6.奶制品轉產補貼，1984~1985年美國政府對于放棄出售牛奶的生產者給予補貼。補貼按生產者往年出售牛奶數量的5%~10%發放，每50公斤補貼10美元。

(二)投入品補貼

1.農場儲藏設施補貼。對于農場儲藏設施建設，政府給予低息貸款作為支持，利率與商品信貸銀行貸款利率相同。這種補貼主要給予作物生產者。

2.農場貸款補貼。農場主家庭管理機構提供生產者低息貸款，包括農場經營、防災和救災、處理經濟危機、保持所有權、放牧、土地改良、水資源保護和灌溉設施建設所需貸款。

3.作物保險補貼。為了減輕因自然災害給農業造成的損失，美國聯邦自己對農業或農牧場主提供作物保險。1938年，美國國會授權撥款1億美元，建立了聯邦作物保險公司，為農場主提供全風險作物保險。聯邦作物保險公司對由于氣候和無法避免的自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提供保險，農場主支付保險費。目前，美國的作物保險補貼分為三類：一是全風險保險補貼，對遭受各種自然災害影響而減產的作物提供政策性保險。二是“區域—單產”保險補貼，即向單位面積產量接近的地區提供作物保險，保險費和賠償費都按統一的標準支付。三是“氣候—作物”保險補貼，這是一種對具有某些特殊氣候因素地區提供的保險補貼。從1980年起，政府對這部分保險費給予補貼，補貼額占保險費的40%~60%。

4.燃料稅補貼。1983年前，政府對農業生產者在所有非高速公路上消耗的柴油和汽油免收聯邦稅；1983年后，政策有所改動，農業用油完全免稅，其它用油則部分免稅。

5.緊急飼料補貼。在由于自然災害引起牲畜飼料損失的情況下，一定比例的外購飼料的費用可由商品信貸銀行支付，最高可達50%。

6.放牧費補貼。林業管理機構和土地管理局對西部16個州在公共草場上放牧收取的放牧費低于一般市場價，這一補貼主要用于牛肉生產。

(三)市場價格支持

1.不歸還貸款收益。當商品信貸公司(CCC)提供的無追索權貸款到期后，生產者可選擇不歸還貸款和利息，而以抵押作物償還。若貸款的本息高于當時作物的市場價值時，這相當于政府以高于市場價格的價格收購農產品。

2.液體牛奶補貼。美國許多地區對牛奶實行價格支持，例如最低價格政策、多余牛奶收購政策等。這些政策導致液體牛奶價格居高不下，牛奶價格甚至高于加工后的奶制品。

3.牛肉收購補貼。由于某種原因，政府在一些年份指定商業信貸銀行以一定的價格辦理收購牛肉事項，這時的收購價有利于生產者。

(四)營銷環節支持

1.運輸補貼。聯邦政府對于內陸水路和鐵路的運行、維修和運輸系統的建設給予資金支持。

2.檢查補貼。幾乎所有的農產品均需接受檢查，檢查費用包括聯邦糧食檢查機構、食品安全機構、包裝管理機構的開支。政府對這類機構的開支給予政策支持。

(五)長期性補貼

1.農業科研推廣補貼。美國注重構建實現農業現代化所必需的、完整的農業科研、教育與推廣體系。聯邦政府撥款成為農業科研經費的主要來源。美國用于農業科研的公共撥款占農業GDp的百分比，從1960年代的1.6%上升到1980代前期的2.4%。同時，政府對農業科技推廣也予以資助。1977年聯邦預算中，與州合作的農業推廣經費為2.4 億美元。

2.農業資源保護和保護性利用的補貼。1934年的干旱和1935年春季席卷美國大部分地區的“塵暴”，促使美國開始注意土壤破壞的災難性后果，并采取相應措施和支付財政補貼予以保護。美國從1930年代的土壤資源保護、1970年代初開始的治理水資源污染，逐步發展為綜合保護農業資源。包括防止水土流失，保護土壤有機物和耕地的生產能力，積蓄、合理利用天然降水和天然湖泊，保護森林等等。

3.研究支持、咨詢支持、病蟲控制支持、營銷支持。這部分經費用于發揮政府的服務功能，具體運用在農產品營銷服務、農業研究及推廣服務、經濟研究、國家農業統計上作、動植物衛生檢查等項目。

(六)促銷補貼

1.農產品出口補貼。為了降低農產品出口價格，提高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美國實施農產品出口補貼。其中，小麥、玉米、大豆、棉花等出口時都有政府的補貼。1985年“糧食保障法”規定，補貼10億美元用于增加美國谷物的出口，奪回美國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此外，美國還扶持建立不同產品的行業團體、協會，開發世界市場。1953年，聯邦政府成立了農產品外銷局，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開發市場。為實現這一目標，農產品外銷局極富創造性地與有關行業團體、協會合作，并給予財政援助，以充分調動其銷售農產品的積極性。到1980年，與農產品外銷局合作的各類團體、協會已達50個以上。

2.食品補貼。為擴大國內需求并實現社會公平，美國嘗試過許多針對“目標人口”的營養補貼計劃，如食品券計劃、婦女、嬰兒和兒童的特別補充食品計劃，學校的早餐和午餐計劃，直接食品分配計劃等。1988年，這些計劃花費了212億美元。因為低收入家庭糧食需求的彈性較大，所有這些計劃都有助于提高對糧食的需求。

(七)其它支持

1.稅收補貼。聯邦所得稅法規定對一些收入實行減稅和免稅政策。在計算pSE時，這部分補貼按各種農產品的產值分配。

2.州立項目支持。州政府對農業科研、推廣、信息、營銷和檢查等服務給予經費支持。

就具體農業補貼政策而言，無追索權貸款政策、液體牛奶補貼、目標價格與價格差額補貼、作物保險補貼比較典型。

二.1996~2001年美國的農業補貼政策內容

WTO農業協定生效后，美國對其農業補貼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主要體現在1996年克林頓總統簽署的《1996年聯邦農業完善與修改法》(以下簡稱《1996年農業法》)中，主要調整如下：

(一)取消目標價格和價格差額補貼，實行多種收入支持措施

美國《1996年農業法》規定，從1996年起取消長期實行的農產品目標價格和價格差額補貼，2002年后將停止向農場主提供農產品價格和收入支持方面的補貼，使美國農業“完全過渡到市場經濟”。政府將引導農場主參加期貨交易和農業合作組織，并推行作物收入保險計劃，通過社會環節來化解和分擔農民的市場風險，以保證農民收入穩定。

(二)設立過渡性的彈性生產合同補貼，以直接固定收入支持替代國內價格支持

為了彌補“農產品口標價格和價格差額補貼”取消后對農民收入造成的損失，作為過渡，在1996~2002年間設立“彈性生產合同補貼”。只要農場主自愿執行政府制定的環境資源保護計劃和沼澤地保護條款等法規，并一次性簽訂7年“彈性生產合同”，即可得到補貼，其補貼額按平均補貼基準和農民種植合同面積計算。此外，美國已經將補償性支付與谷物種植者脫鉤，進而使“黃箱”價格支持轉變為“綠箱”對農民直接固定支付。

(三)土地休耕保護計劃

土地休耕保護計劃最早是根據1985年的“食品安全法案”提出的，當時的目標是休耕4500萬英畝耕地。“聯邦農業發展與改革法”延長了這項計劃，計劃到2002年，休耕保護土地3640萬英畝。按照這項計劃，農民可以自愿提出申請，與政府簽訂長期合同，將那些易發生水土流失或者具有其他生態敏感性的耕地轉為草地或者林地，時間為10~15年。該計劃對每個農民的補貼數額在50~50000美元之間，平均全國為5000美元。這項政策的目的是減少水土流失、增加魚類和動物的棲息地，改善水體質量，保護十壤，改善農村景觀等。進入計劃的土地一是要體耕，退出糧食種植，二是要采取植被綠化措施，包括種植多年生的草類、豆科草類、灌木或林木。

(四)取消對農場主儲備的補貼

美國以前的政策形成了存糧于民的體系，但國家財政補貼負擔很大，于是，《1996年農業法》僅保留用于國際人道主義食品援助的400萬噸糧食儲備，而取消了對農場主儲備的補貼。

(五)導入市場喪失補助政策

1998年美國農業收入，受國際市場谷物價格持續下落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比美國農業史上農業收入最高的一年1996年減少了21%。美國政府為提高農民收入，于1998年10月實施市場喪失補助政策。1999年市場喪失補助支出28.57億美元；2000年農業支持計劃中用于市場喪失補助的支出為55.4億美元，約為1999年的2倍。

(六)解除大部分農作物的種植限制

農場主若不參與政府的農業計劃，他一直擁有完全的種植自由。但對參加政府計劃的農場主而言，其種植自由曾受到種種限制。實施1996年農業法之后，只要耕地不被非農業占用，農場主有權在其所有的耕地面積上種植除水果蔬菜以外的任何農產品，卻不影響其獲得收入補貼的權利。農場主可以根據市場的需求狀況自己決定種植什么和種植多少，但市場風險完全自己承擔。

(七)終止農產品供給管理

艾德溫·揚(E.Young)認為，美國1996年農業法案的主要調整之一是取消小麥、稻米、飼料糧與棉花種植休耕計劃，從而結束了長期實行的農產品供給管理政策。

(八)修正無追索權貸款率的確定方法

《1996年農業法》保留了基本的無追索權貸款，但要求農場主必須保證一定數量的農產品作為從政府那里取得貸款的抵押。對小麥，飼料糧、棉花、大米、油料等各種農產品的貸款率作了具體修改，確定了最低保護價的上限，此標準低于1990年農業法案的水平，政府的用意是不承擔大量庫存。

三.2002年以后的美國農業補貼政策

(一)2002年美國農業法規定的主要農業補貼政策

美國2002年5月出臺的農業法名稱為《2002年農業保障和農村投資法》(以下簡稱《2002年農業法》)，實施期為2002~2007年的6年，有10個部分組成。其中規定的主要農業補貼政策大多集中于“商品補貼”、“資源保育補貼”和“農產品貿易補貼”條款之中，其中“商品補貼”條款中，主要通過“貸款差額補貼”、“固定收入補貼”和“反周期補貼”等措施，對種植小麥、飼料谷物、棉花、大米、油籽的農民構建“三級收入安全網”，提供巨額收入補貼。對乳制品、食糖、花生生產者繼續提供價格，貸款補貼和進口保護。

1.商品補貼。商品補貼也叫農業補貼，是美國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農業補貼。依據《2002年農業法》，今后10年的年均補貼將主要通過直接補貼、銷售貸款差額補貼、反周期波動補貼3種形式進行。

(1)直接補貼。直接補貼是一種與農產品生產、價格不掛鉤的固定補貼。農民可以自愿參加，政府以農民預先確定的作物面積和產量為基礎對具體商品提供一個固定的補貼。《2002年農業法》將大豆、花生和其他油籽納入了補貼范圍，擴大了對農民收入的支持范圍。同時，還將羊毛、水果、蔬菜等納入補貼范圍，這是前所未有的，極大地擴大了補貼的范圍。

(2)銷售貸款差額補貼。銷售貸款差額補貼是政府保證農民順利出售農產品的最低保護價，即政府預定一個農產品的銷售價格，并以此價格貸款給農民。農民收獲后如能在市場賣到這個價格，政府就不給予補貼。如農民賣的價格低于預定價格，二者之差就是政府給予農民的補貼。《2002年農業法》將花生、羊毛、蜂蜜、雜豆等品種納入了銷售貸款差額補貼范圍。

(3)反周期波動補貼。反周期波動補貼是《2002年農業法》新設計的一種補貼制度，即農民在收獲后的10月份可得到上限為35%的計劃支付，待翌年2月份可再得35%的支付，到12個月的市場運銷結束后結賬。當農產品的實際有效價格低于政府確定的目標價格時，政府向農民提供反周期補貼。該補貼與市場價格成反向運動。當農產品價格下跌時補貼增加，反之則減少。反周期波動補貼保證了農民的收入水平，也意味著政府為農民分擔了生產風險，刺激農產品出口。《2002年農業法》將大豆、其他小品種油籽、花生納入了反周期波動補貼的范圍。

2.資源保育補貼。根據《2002年農業法》，美國計劃在2002~2007年再投資220億美元用于農業資源保育計劃項目，主要包括土地休耕計劃、農田水土保持、濕地保護、草地保育、農田與牧場環境激勵項目等。此外，美國聯邦政府還提供自然災害救濟補貼，用于自然災害發生后的非保護農作物災害援助計劃、農作物災害支付計劃、緊急飼料計劃、青飼料援助計劃、牲畜賠償計劃及樹木援助計劃；提供用于生產結構調整的投資補貼，以優惠利息給農民提供短期或長期貸款，給各州撥款，幫助償還貸款有困難的農民。

3.農產品貿易補貼。根據《2002年農業法》，美國計劃在2002~2007年，投資8.75億美元用于提高美國農產品出口的市場機會和拓寬國際市場；每年投資4.78億美元用于援助那些因國外有關農產品實施出口補貼而受到損失的美國出口商；每年對新增生物技術項目投資6的萬美元，用于商簽雙邊動植物和轉基因議定書及快速對付非關稅措施對出口造成的影響。此外，美國農業部還將向美國出口商免費提供國際農產品綜合信息服務。

除直接的出口補貼外，美國還實施了規避出口補貼的間接出口補貼，即出口信貸。美國每年提供的額度約為30億美元。依據《2002年農業法》，美國在2002~2007年將繼續提供出口信貸，以促進加工品和高價值的農產品出口，同時還將還款期由180天延長為360天。

由此可以看出2002年美國農業法規定的主要農業補貼政策呈現出大幅度提高農業補貼水平、調整補貼方式、擴大補貼范圍、補貼分配相對集中等特點。

(二)美國《2003年農業援助法案》規定的農業補貼政策

2003年2月20日，美國總統簽署了《2003年農業援助法案》，向遭受與氣候有關的災害及其他緊急情況損失的生產者提供補貼，包括作物災害計劃、牲畜補償計劃和牲畜援助計劃三種農業補貼政策。該法案再次擴大了農產品補貼范圍，及時修補了《2002年農業法》執行中的一些漏洞，進一步提高了美國農產品的競爭力。2002年因氣候反常等原因導致美國受補貼農產品減產，價格上揚，使許多農產品的貸款差價補貼和反周期補貼懸空，資金節余，而遭受產量損失的生產者卻不能盡享高價的收益，于是美國通過該法案把節余的資金用于救災補貼，以保證美國農民能最大限度的得到農業補貼。這樣會使美國農民形成“農業收入穩定”的預期，從而調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近年來為了做到與WTO規則相一致，美國農業補貼政策更是朝著WTO規則所規定的方向調整，從總體趨勢來看，其調整呈現出了主張取消一切生產補貼和出口補貼，補貼方式逐漸由價格支持向收入支持轉移，逐步削減農業流通補貼額度，把流通領域和中間環節的補貼改為農民的直接補貼，大幅度增加對農業綜合開發的支持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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