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外資政策研究的論文

摘要在簡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資政策演變的基礎上，分析了利用外資的正負效應，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關鍵詞外資外資政策外資效應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外資政策的不斷調整，我國利用外資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正確分析我國利用外資的正負效應，有助于我們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從而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資。

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資政策的演變

1.1初創階段（1979～1985）

這一階段的主要舉措為：轉變指導方針，由排斥外資轉向利用外資；設立經濟特區和沿海經濟開放區，實行特殊靈活和優惠的外資政策；開始制定外資法規，1979年7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是我國第一部吸收外商投資的法律；成立外資管理的專門機構，1979年8月國務院設立了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全國的利用外資工作，1982年3月合并成立對外經濟貿易部。

這一階段的特點表現為：外資政策是非常粗略的，并缺乏可操作性，對外資流入實行限制的特點非常突出，且沒有形成全國統一的外資政策體系。

1.2發展階段（1986～1993）

這一階段的主要舉措為：進一步明確利用外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重大意義以及利用外資的指導思想和戰略部署；建立了一系列利用外資的法規體系，包括《關于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指導吸收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等；對外資實行普遍的優惠政策；建立針對外資的分級管理體制。

這一階段的特點表現為：在指導思想上已經完全確立了積極利用外資的觀念，對外資的限制不斷取消，外資允許進入的規模和領域不斷擴大；外資政策激勵的重點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盡管仍然對外資實行一定的限制，但實行鼓勵和優惠的特點更加明確；形成了全國統一的外資政策體系。

1.3調整階段（1994～2001）

這一階段主要是針對第二階段利用外資實踐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通過制定相應的政策加以規范，同時根據加入WTO的需要，逐步取消對外資的一些限制，對外資實行一定程度的國民待遇。采取的主要措施表現為：①1995年6月我國重新發布了《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同時發布《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將外商投資產業鼓勵類、限制類和禁止類項目具體化。除此之外，皆為允許對外開放的領域；②1997年12月，修訂了《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擴大了國家鼓勵外商投資的范圍，突出了產業重點，同時體現了鼓勵外商向中西部地區投資的政策；③1999年8月，外經貿部等部門就進一步鼓勵外商投資制定了相關政策措施，鼓勵外商投資企業技術開發和創新，加大對外商投資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

這一階段的特點表現為：對外資的限制大幅度取消，國民待遇原則越來越明顯；對外資的優惠政策仍然很突出，但相應的規范和管理有所加強；外資政策逐步與國際慣例特別是WTO的規則接軌；單純依靠優惠政策來吸引外資的傾向有所緩和，但尚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

1.4完善階段（2002～）

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根據WTO的規則和承諾，于2002年3月4日經國務院批準，4月1日起施行由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和外經貿部發布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及附件，在投資準入方面進一步開放，其主要變動如下：①將鼓勵類目錄由186條增加到262條，而限制類目錄由112條減少到75條，大幅度放寬了行業準入限制；②擴大投資領域，逐步開放金融、保險、電信、物流等知識密集型服務業；③投資地域多樣化，鼓勵外商投向中西部地區，參與正在實施的中西部大開發戰略；④投資方式多樣化。

2利用外資的正效應

我國利用外資數額的不斷增加，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增長，其正效應十分突出，主要表現為：

（１）利用外資促進了我國GDP的增長。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分析結果，1981～2000年，在我國GDP年均9.7%的增長速度中，大約有2.7%來自于利用外資的直接或間接貢獻。羅余才、嚴俊（2002）對20世紀90年代國際直接投資（FDI）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分析表明，FDI增加1%，GDP將增加0.396736%，說明FDI流入對中國GDP增長的影響是正面的。

（２）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產值對全國工業總產值的貢獻也是非常巨大的。從1990～2001年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不斷上升，由1990年的2.28％上升到2001年27．98％。同時，外商投資企業上繳的稅收對我國的工商稅收也起了重要作用，增加了我國的財政收入，外商投資企業上交的稅收占我國工商稅收的比重逐年上升，從1992年的4．25％上升到2001年的19．01％。

（３）利用外資增加了我國進出口總額。1986～2001年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進出口總值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比重持續上升，從1986年的4．04％上升到2001年50．83％。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進出口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為34．66％，高于全國進出口總值的年均增長率（13．75％）21個百分點。FDI促進了市場份額的不斷擴大，1985年中國占世界出口市場的份額不足2%，2000年則上升到6%以上，同時也改善了出口結構。

（４）利用外資為我國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隨著外資企業的不斷增加和擴充，外資企業需要的勞動力數量也不斷增加，從而有利于緩解我國部分就業壓力。

3利用外資的負效應

利用外資對國民經濟增長產生正效應的同時，對經濟增長的負效應也是不容忽視的，主要表現為：

（１）由于外商投資結構的失衡，從而加劇了我國地區投資結構和產業投資結構的偏差。外資在我國的地區分布極不平衡，2003年，中、西部地區實際利用外資分別為59.21億美元和12.14億美元，占我國利用外資總額的11.07%和2.27%，而東部地區實際利用外資為458.05億美元，占我國利用外資總額的85.61%。另外，外商全年投資394.17億美元于第二產業，占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73.67%，對第一、第三產業的投資則分別為10億美元和127.94億美元，各占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0.19%和23.91%，這說明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第二產業的比重過重，高新技術產業、第三產業及第一產業的投資比重過小，將不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及優化。

（２）外資來源渠道過于集中，使得我國經濟過于依賴個別國家。中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資金主要來自亞洲地區，其次是北美，第三位的是歐盟。2003年，亞洲國家和地區繼續作為最主要的外資來源地，對華實際投資額為340.07億美元，占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63.56%，而來自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國際資本較少，尤其是來自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投資規模少，比例小，并且不夠穩定。這種投資來源的不平衡性將不利于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也使我國經濟安全的系數有所下降，風險隨之增大。

（３）“超國民待遇”的引資政策導致外資對內資產生“擠出效應”，國內投資需求不足。為了吸引外資，我國政府在稅收、企業經營管理和原材料供應、銷售渠道等方面給予外資種種優惠，使外資企業享受的待遇優于內資企業，形成“超國民待遇”，內資企業不能與外資企業公平競爭，從而造成對內資的“擠出”。另外不加限制地盲目利用外資加重了我國的債務負擔，并造成對外資的技術依賴，以致國內技術創新的勢頭減弱。

4小結

合理有效的利用外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問題及對我國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一直以外商直接投資為主，今后應適當提高利用國際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的比重，促進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協調發展。

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的重要理論依據是“雙缺口”理論。但是目前我國國內人民幣資金充裕，國家外匯儲備的基礎雄厚，2003年12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4033億美元，利用外資的規模有了長足進展，截至2003年12月底，合同外資金額9431.29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014.71億美元。按照雙缺口理論，我國一般性的資金缺口問題和外匯短缺問題已經基本解決，這是否意味著我國沒有必要繼續擴大利用外資了？事實上，我們不僅要繼續利用外資，而且還要長期堅持利用外資。由于我國體制不健全及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路徑不暢，出現的國內資本富裕掩蓋了潛在投資需求無法顯形化的事實，因此我們應該從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角度看待利用外資的必要性，利用外資不只是彌補資金缺口問題，更重要的是利用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另外，為了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今后我國對外投資必定會不斷擴大，為了保持必要的資本凈流入規模，不可避免的要相應擴大利用外資的規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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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研究綜述

在倡導節約能源、實現綠色發展的宏觀背景下，建筑節能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在推進建筑節能工作過程中，建筑節能政策是關鍵，因此學術界對建筑節能政策的研究十分重視。近年來，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的研究已成學術熱點，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研究的內容不斷拓展，方法呈現由定性到定量的轉化。分析和把握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研究的特點，有利于提高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的研究水平，進而推進我國的建筑節能工作。

目前我國建筑用能、工業用能和交通用能已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節能工作的重點也相應集中在這三大領域，而當前我國建筑業高能耗的特點決定了建筑節能成為我國整體節能戰略中的重中之重。建筑節能政策是推進建筑節能的關鍵，因此學術界對建筑節能政策的關注逐漸升溫，相關研究已取得較大進展，為未來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的研究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

一、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研究已成學術熱點

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研究始于上世紀80年代，是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我國經濟政策和能源政策作出重大調整的背景下產生的。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此后，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強調必須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初步提出了調整、改革的任務和措施，預示著國民經濟發展即將擺脫困境，進入新的不斷探索發展道路的時期。在探索如何更好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黨中央國務院逐漸認識到各行業按比例協調發展的重要性，1979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并從這一年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在國民經濟指導思想和方針做出調整后，我國開始認識到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應該注意由經濟發展所引發的能源問題和環境問題，黨中央根據當時的經濟發展和能源消費現狀，在1980年提出了“開發與節約并重，近期把節約放在優先地位”的能源方針，將節能工作納入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中，包括編制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規劃；制定節能政策和法規；建立節能管理體系；實施節能技術改造項目；推廣節能新技術和節能產品；開展節能計量、宣傳工作；開發節能科研項目，通過運用行政、技術和經濟手段，促進節能工作的順利開展等。在經濟政策與能源政策做出重大調整的宏觀背景下，大批學者開始關注節能政策的研究，部分學者尤為關注建筑節能政策的研究，建筑節能政策研究隨之興起。

90年代后，隨著能源市場化改革不斷推進、能源工業進一步對外開放和能源投入增加，煤炭、電力產能大幅度提高，油氣進口增多，能源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得到很大緩解。但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和以煤炭為主的資源稟賦條件，我國仍是世界上產值能耗最高的國家之一，當時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為了解決能耗大的問題，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進一步調整了能源發展的總方針，變“開發與節約并重，近期把節約放在優先地位”為“開發與節約并舉，把節約放在首位”，更加重視節能工作。隨后，國家又出臺了一系列的能源政策，包括能源開發方針：以電力為中心，以煤炭為基礎，積極開發油氣，重視開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煤炭工業發展方針：在不斷提高煤炭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增加產量，提高質量，多種經營，積極出口；石油工業發展方針：以經濟效益為中心，快增儲量，穩步增長，充分利用國際資源，滿足國內需求；電力工業發展方針：以火電為主，水火電并舉，適當發展核電，同步發展電網，提高電力經濟效益；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發展方針：因地制宜，多能互補，綜合利用，講究效益；能源環境方針：持續協調發展；能源節約方針：以廣義節能為基礎，以工業節能為重點；能源進出口方針：以市場為導向，以經濟效益為中心，有進有出，多出口煤炭，多進口石油，進出口多元化；能源運輸方針：以煤炭運輸為重點，輸煤、輸電、輸油氣并進，充分發揮鐵路、水運、管道等多種運輸方式的優勢，發展綜合運輸系統。在國家能源政策不斷調整、節能工作倍受重視的背景下，學界對節能政策更加關注，建筑節能政策的研究隊伍亦逐漸擴大。

進入21世紀，能源供求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步伐加快，一些高耗能行業發展過快，能源需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長態勢，能源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開始加大，經濟發展帶來的能源問題、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能源、經濟、環境三者之間的關系，即3E關系問題引發世界各國的共同關注。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的研究逐漸從公共政策、節能政策研究中分化獨立，期間2005年是個拐點，如圖1，2005年關于建筑節能政策研究的發文量超過此前所有年份研究的總和，而且此后呈年年遞增的趨勢。從學術成果的形態看，建筑節能政策的研究對象越來越清晰，從學術研究的群體看，建筑節能政策研究的學者群已基本形成且越來越穩定，建筑節能政策研究已成學術研究熱點。

二、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研究內容不斷拓展

（一）由國內建筑節能政策的研究拓展到國外建筑節能政策的引介

通過對建筑節能政策的研究文獻分析發現，在1986年到1999年的13年間，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內建筑節能政策研究上，主要探討了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的現狀，并提出若干解決國內建筑節能現實問題的對策。

2000年以后，世界各國在共同解決能源和環境問題方面的交流不斷增強，加之國外發達國家在建筑節能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建筑節能政策的研究進入比較研究階段。學者通過對國外發達國家建筑節能政策的引介和分析，思考如何推進我國的建筑節能工作。有的學者介紹了國外發達國家的建筑節能政策概況[1] [2]，有的學者從立法、規劃、能效標準和標識、能源審計、籌資機制等方面詳細介紹了國外建筑節能公共政策的內容舉措，并對發達國家的建筑節能政策進行了比較分析，總結出國外建筑節能政策的共同特點，為我國建筑節能政策提供了借鑒[3]。通過分析，學者們達成共識，認為國外建筑節能政策的共同特點在于：第一，注重建筑節能立法。第二，采取經濟手段支持建筑節能技術的開發與應用。

目前，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的研究內容已由初期的國內建筑節能政策研究拓展到如今的對國外建筑節能政策的介紹、比較和總結，呈現出“引介”與“吸收”并舉的特點。

（二）由單一的技術政策研究拓展到政策體系構建的探討

我國建筑節能政策在研究初期，僅僅局限在建筑節能技術政策研究上，學者們認為技術是解決建筑業高能耗問題的靈丹妙藥，于是“建筑節能技術政策”成為當時學界研究的唯一焦點。學界對建筑節能技術政策的研究主要圍繞兩個主題展開：一是分析我國建筑節能技術政策存在問題，二是探討完善我國建筑節能技術政策的對策。在對我國建筑節能技術政策的存在問題分析過程中，學者們普遍認為，主要問題在于：第一，鼓勵開發商建造節能建筑的技術政策缺位。因為要達到國家節能建筑強制性標準，開發商每平方米至少要增加40元以上的建設成本，由于執行無獎勵、違規無懲罰，開發商在利潤最大化的驅動下，自然不會主動執行節能建筑技術標準。第二，建筑節能技術法規體系不完善。我國于1997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在《節能法》頒布后亟待建立一系列與之配套的、可操作的技

術規范、標準與規定等[4] [5] [6]。關于完善我國建筑節能技術政策的對策研究，研究人員各有不同見解。其中，唐曙光的觀點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他提出了完善我國建筑節能技術政策的對策，認為制定建筑節能技術政策要明確建筑節能強制技術標準、政策內容與執行程序、最優化調控；要確定若干建筑節能參數，實施技術定量控制，參數的選擇要具有可量化性和可比性，如針對不同地區和不同性質的建筑及當地建筑節能的開展情況，設定不同的建筑能耗節約率或節能建筑的面積比例等；同時還要利用法律規范、行政命令等手段從程序上實現最優化調控，選擇總能耗最低或總成本最低等1—2個最重要的指標控制建筑能耗[7]。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者們逐漸意識到，建筑節能政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從多角度、多方面共同努力構建出完整的政策體系，才能實現建筑節能政策系統的良性運行。基于這種認識，國內學界開始涉獵建筑節能法律法規、建筑節能激勵政策的研究，探討如何構建完整的政策體系進而推進建筑節能工作。研究人員認為，首先，要完善法律法規，建立健全包括建筑能耗評估政策、節能技術研發政策、節能標準實施監管政策在內的一整套建筑節能政策體系。其次，我國在建筑節能工作中應該加強激勵政策的運用：充分運用財政稅收等經濟杠桿，探索恰當的既有建筑節能改造模式，改變既有建筑高耗能的現狀；建立基于能源消耗量的收費制度，激發民眾節能的動力；通過加強宣傳教育，改變建筑節能環保意識薄弱現狀，提高全社會對建筑節能重要性的認識[8]。

從僅僅關注建筑節能技術政策到全面構建建筑節能政策體系，說明學界對建筑節能政策研究的視野不斷拓展，研究內容更加豐富。

（三）由強化規制的約束性政策研究拓展到激發、鼓勵的導向性政策研究

2000年以前，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的探討都是關于如何通過剛性的法律、法規、標準和規范去約束和管制建筑節能相關主體的行為，使之按照建筑節能工作的目標去行動，以及對不遵守有關規定的行為給予處罰等問題，這些都屬于建筑節能規制性、約束性政策的研究。2000年以后，學者們認為僅僅依靠約束性政策來推進建筑節能是行不通的，建筑節能政策的研究由此向重視激發、鼓勵的導向性政策的研究轉變。研究人員通過分析發現，一些建筑節能成效高的發達國家都試圖通過稅收優惠等經濟政策來促進本國的建筑節能[9] [10]，于是建筑節能經濟激勵政策的研究成為我國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之一。其中，武涌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作者通過進行大量的實地調查掌握了我國建筑節能的第一手資料，并結合經濟、財政與稅收理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最終構建出中國建筑節能經濟激勵政策的基本體系框架，并從建筑節能專項資金、建筑節能稅收優惠、建筑節能貸款貼息、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等幾個方面進行了詳細闡述[11]。另外，李慧也對建筑節能經濟激勵政策進行了深入研究，她運用以“市場交易”為核心的建筑節能“證書”交易理論，結合新制度經濟學的信號傳遞分析方法，構建出建筑節能市場交易定價模型，通過對模型中幾個數據（節能貢獻度、在主體中比例、節能水平的成本）的分析，得出結論認為，建筑節能交易市場主體只有在保證主體節能交易成本至少得到相等補償的前提下，才會激勵建筑節能主體進行建筑節能證書的交易。建筑節能主體的最初選擇，與其建筑節能能力和政府制定的節能貢獻度等級相關，節能能力不足的建筑節能主體，傾向于最少量購買，甚至不買；節能能力高的建筑節能主體，傾向于完成基本節能量，而沒有最大程度發揮其節能能力。總之，建筑節能主體的最終選擇，與政府制定的建筑節能經濟激勵政策密切相關[12]。

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研究這一轉變，折射出我國學界對政府治理節能問題的強烈呼喚。政

府治理節能問題不能只會“關門”（懲罰約束），更應懂得如何“開窗”（激發鼓勵）。

（四）由建筑節能政策系統本身的封閉性研究拓展到建筑節能政策與環境間互動的開放性研究

2008年以前，建筑節能政策的研究，無論是國內建筑節能政策探討還是國外建筑節能政策引介、無論是技術政策研究還是政策體系研究、無論是約束性政策研究還是導向性政策研究，都屬于對建筑節能政策本身進行的研究，是對建筑節能政策系統本身的內在的封閉性研究，或者說是就政策研究政策。2008年起，學界將建筑節能政策納入特定的政策環境中進行研究，因為任何一項政策都不是孤立的，是特定環境的產物，政策受到環境的影響和制約，反之，政策對環境也具有反作用，政策與政策環境之間不斷進行著能量與信息的交換。學者們通過研究建筑節能政策與其外部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探討建筑節能政策如何進行調整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其中，韓曉娜的觀點比較有代表性，她提出在推進建筑節能工作過程中必須重視社會參與機制的建立，強調社會參與的實質就是強調建筑節能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都不能脫離特定的社會環境，要充分考慮社會環境中的多方影響因素，使建筑節能政策與環境達到融合狀態，這樣才能有效的實現建筑節能政策的預期目標[13]。

三、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研究方法呈現由定性到定量的轉化

通過對已掌握的文獻資料進行統計，發現2004年之前的建筑節能政策研究文獻，均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沒有定量研究方法的應用。從2005年開始出現了第一篇運用定量方法研究建筑節能政策的文章[14]，使定量研究在建筑節能領域的應用實現了從無到有，此后，定量研究的方法逐漸被更多的建筑節能政策研究學者所應用。

圖2中明顯上升的曲線表明，2007年開始使用定量方法的建筑節能政策研究文獻數呈現更明顯地增加態勢，在建筑節能政策的未來研究中，定量方法將會得到更廣泛的應用，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將成為建筑節能政策研究的趨勢。

雖然我國的建筑節能政策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學術成果年年遞增，研究內容不斷拓展，研究方法逐漸改進。但是，隨著國際、國內局勢的變化，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研究仍有許多問題值得關注：

第一，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研究水平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首先，國外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建筑節能政策過程的全封閉研究，將建筑節能政策過程視為包括政策制定、執行、評估、監控及終結幾大環節的封閉系統進行研究，研究時不僅對每一環節給予關注，而且還注重對各環節之間關系的探討，這種全封閉的研究符合政策周期循環發展的規律。在政策周期發展中，政策過程的各個環節都對整個政策系統的正常運行產生重要的影響，建筑節能政策既需要進行科學的規劃和有效的執行，又需要進行信息的反饋和政策效果的評估，通過評估，不僅能夠判斷政策本身的價值，而且能決定該政策的持續、發展、調整或終結，也就是說，政策評估是政策過程的一個重要環節，它可以提供相關的信息反饋、進行追蹤、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為今后的政策實踐提供參考和借鑒。可見，政策評估是上一個政策周期的結束，同時又是下一個政策周期的開始，政策系統由此形成一個封閉的回路，進而才能實現政策發展的良性循環。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的研究卻屬于分階段研究，僅對建筑節能政策過程的個別階段進行分析，未實現建筑節能政策過程的全封閉研究，研究的重點放在政

策制定、政策執行階段，弱化了政策過程其他階段的研究，缺少對建筑節能政策的評估和追蹤，導致政策過程的完整性缺失，影響了政策周期的良性循環。

其次，國外發達國家建筑節能政策的動態研究已經成為常態，而我國的建筑節能政策動態研究才剛剛起步。國外發達國家在建筑節能政策研究中一直重視研究建筑節能政策與環境之間的互動，不斷探討建筑節能政策與環境的動態適應問題。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研究相對來說處于政策的靜態研究階段，近兩年雖有學者將建筑節能政策納入了特定的環境加以分析，但這只是動態研究的初步嘗試，我國仍需加強對建筑節能政策與政策環境的互動研究，使建筑節能政策的動態研究走向常態。

最后，國外發達國家建筑節能政策研究已實現了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的有機結合，并且均達到很高的水平，而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的規范研究沒有達到應有的理論水平，研究中大量引介國外的相關理論，缺少本土化的探索；實證研究的針對性又不強，導致我國建筑節能政策在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上出現“上不達理，下不沉實”的局面。

第二，在低碳經濟呼聲日漸高漲的形勢下，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研究的任務還很艱巨。隨著全球氣候變暖的加劇和各種自然資源的日趨枯竭，大力發展低碳經濟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模式之一。而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新建建筑的迅猛增長和既有建筑的高能耗卻構成了發展低碳經濟的障礙，所以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研究應圍繞“低碳路徑下建設綠色生態宜居新城市”、“ 全壽命綠色建筑”、“ 推進既有建筑的建筑節能改造” 等問題繼續深入研究，建筑節能政策研究必須取得突破性進展，才能應對日益緊張的能源形勢，順應發展低碳經濟的需要。

第三，在中國土地資源日益緊張，房地產價格不斷攀高，政府已采取多元調控政策的非常時期，我國建筑節能政策研究面臨新的任務和挑戰。我國建筑節能政策必須切實解決建筑業高能耗的現實問題，通過建筑節能政策的規范和管制，提高新建建筑質量；通過建筑節能政策的鼓勵，推進既有建筑的節能改造，延長建筑的使用壽命，滿足不斷增長的住房需求，進而使土地資源日益緊缺的情況得到緩解；通過建筑節能政策的引導，提高全社會節能意識，以推進我國建筑節能工作的進程。

第四，新時期建筑節能政策的價值訴求更加強烈。建筑節能政策屬于公共政策范疇，而公共政策的實質意義在于其公共利益的分配，所以建筑節能政策必須要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實現建筑節能相關主體間利益分配的均衡合理。建筑節能政策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影響因素十分復雜，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在倡導社會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下，要求建筑節能政策的效果必須充分體現公平性和回應性，體現其應有的公共政策價值取向，這是新時期提出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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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論文開題報告：我國非營利組織人事人才政策研究

畢業設計（論文）開題報告

本科 2008級

公共管理 學院 公共事業管理 專業 設計（論文）題目 我國非營利組織人事人才政策研究

1.選題目的和意義：

人力資源匱乏是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普遍面臨的一個難題。這其中既有組織人力資源管理能力不足的原因，也有人事體制與政策帶來的障礙。要解決這一難題，推動中國非營利部門健康、快速的發展，既要認真研究非營利組織人力資源管理規律，又要積極研究和推動國家人事體制與政策的發展與完善，為非營利組織人才開發創造良好環境。

非營利組織作為現代社會社會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轉變非營利組織的現狀，充分發揮人員優勢，實現其可持續發展。綜上所述，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2.國內外研究現狀（文獻綜述）：

由于非營利組織對我國現代社會有著重大影響，所以相關的研究比較多，綜合起來主要是對非營利組織人員現狀以及應對策略進行了論述、分析。

一、非。

透明的財務管理制度,以防止貪污浪費等腐敗現象的形成。最后,要建立健全內部激勵制度,對組織的工作人員進行專業化的培訓,提高人員素質從而提高服務質量和組織活動的效力。

（二）擴大籌資渠道,爭取社會群眾的廣泛參與。為了解決資金緊張的問題,非營利組織可以和營利組織合作。一方面營利組織可以借助非營利組織提高自己的品牌形象,擴大市場,增加企業的效益;另一方面非營利組織也由此獲得了更多資金,實現了自身的目的。同時,非營利組織也要不斷地擴大自身的宣傳,使得群眾廣泛參與,爭取更多的資金來源渠道。

同時，政府的也應對此加強重視，建立一套面向非營利組織的，具有公共部門性質的社會保障制度。實踐證明，各國人才競爭力的強弱，越來越取決于人才制度的優劣。在開放背景下，面對日益激烈的競爭，要贏得人才競爭的主動權，就必須建立先進的人才制度。雖然，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頒布的《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社會保險費征繳監督檢查辦法》等規定了非營利組織要參與社會保險，但目前尚缺乏針對非營利組織社會保險的具體操作辦法和實施細則，特別是與志愿服務相關的立法工作相對滯后，尚沒有一個全國性的法規，只有某些省市出臺了地方性條例，使得非營利組織的員工和志愿者無法得到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非營利組織的發展離不開優秀人才，而吸引人才的前提之一是完善非營利組織的社會保障制度，解除員工的后顧之優，為其提供必要的醫療、失業、養老等基本社會保障。

從以上研究材料可以看出，非營利組織在人力資源管理以及人才開發方面還存在著很大的問題，這也已經引起了很多專家、學者的重視，改革已是大勢所趨。但是，對于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卻很少有人“刨根問底”。我認為只有深入了解分析該現象產生的原因，才能有針對性地提出全面、有效的解決辦法，我將對此加以探究。同時，我還將試圖從國家人事體制與政策的發展與完善這一角度出發，為之前研究的不足做必要的補充。

3.選題研究的內容：

一、非營利組織的內涵與特征

1、非營利組織的內涵

2、非營利組織的特征

二、非營利組織所面臨的人才問題

1、非營利組織無法吸引優秀人才

2、非營利組織人員流失現象嚴重

3、非營利組織人力資源開發利用不充分

三、非營利組織人才現狀的成因分析

四、非營利組織人才危機的應對策略

1、我國非營利組織應不斷完善自我,提高生存和發展能力

2、政府應該為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3、社會應為我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4.選題研究的技術路線、研究方法和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研究技術路線：首先，了解本論題的研究狀況，形成文獻綜述和開題報告。其次，進一步搜集閱讀資料并研讀文本，做好相關的記錄，形成論題提綱。第三，深入研究，完成初稿。最后，反復修改，完成定稿。

研究方法： 運用文獻分析法、文本法、比較法、綜合分析法等進行研究。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如何避免與相關研究雷同、重復，如何另辟蹊徑，真正做到獨立、創新，形成自己獨到可行的想法、觀點。

第四篇：我國循環經濟財稅政策研究(精)

我國循環經濟財稅政策研究

2008年8月《循環經濟促進法》的頒布，標志著我國循環經濟進入依法管理、全面推進的新階段。截至2009年6月底，全國已有26個省市開展了循環經濟試點工作，共有33個產業園區，鋼鐵、有色金屬、電力等84個重點行業，再生資源利用、再生資源加工基地、廢棄包裝物、回收利用等34個重點領域，也開展了循環經濟的試點工作，推動了綠色經濟發展。

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財稅政策及其效果

（一）優化財政投入方式，通過以獎代補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

近年來，國家對發展循環經濟的投入逐漸加大，為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財政專項中以獎代補越來越多地成為一種普遍應用的模式。2005年，我國政府啟動了十大節能工程。2007年8月，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印發了《節能技術改造財政獎勵資金管理暫行辦法》。中央財政對十大重點節能工程范圍內的企業節能技術改造項目采用“以獎代補”模式，獎勵金額按項目技術改造完成后實際取得的節能量和規定的標準確定。具體辦法是對工程中的節能量超過1萬噸標準煤的企業節能技術改造項目給予獎勵，獎勵標準為項目改造后每形成1噸標煤節約能力，東部地區獎勵200元，中西部地區獎勵250元。對符合獎勵條件的節能技術改造項目，為調動企業積極性，按企業報告節能量先預撥60%的獎勵資金，等項目完成后，再根據審計的節能量進行清算。

（二）利用資源價格走低，引導產業結構調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國政府積極應對，利用當時資源產品價格走低的時機，實施產業結構調整，通過資金引導，促進企業發展循環經濟，推動節能減排。2008年1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頒布了《緊急落實新增中央投資工作方案》，在新增的中央投資中，“十大重點節能工程、循環經濟和重點流域工業污染治理工程”共安排25億元中央預算內投資，涉及468個項目。這些項目基本上都是企業投資項目，國家只給予一定的引導資金。通過實施上述節能減排重點工程，帶動企業和社會投資約370億元。此外，中央財政第二批和第三批分別下達以1300億元和700億元財政資金。據統計，2006年-2008年，我國政府共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336億元、中央財政資金505億元支持節能減排重點工程建設，主要用于支持十大重點節能工程、城市污水處理設施及配套管網建設、節能環保的能力建設。這些措施使全國新增城市污水日處理能力1149萬噸，新增燃煤脫硫機組容量9712萬千瓦。單位GDP能耗比上年下降4.59%，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別減少4.42%和5.95%。

（三）加大財政補貼力度，推動社會資源綜合利用

除了工業領域的節能工程之外，居民生活的日常消費用品也是大量產生廢棄物的領域，尤其是家用電器和汽車這兩個領域。中央政府通過節能惠民工程、千家企業節能行動和汽車家電“以舊換新”，實現資源化和再利用。2009年，中央財政安排了70億元資金鼓勵汽車家電以舊換新。在北京、上海、天津、江蘇、浙江、山東、廣東和福州、長沙等地，開展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空調、電腦等5類家電產品“以舊換新”試點。對交售補貼范圍內舊家電并購買新家電的消費者，原則上按新家電銷售價格的10%給予補貼，分品種確定最高補貼額度；對回收補貼范圍內舊家電并送到拆解處理企業的運輸費用，給予定額補貼。

（四）通過稅率調整，加快企業節能減排

為鼓勵企業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在增值稅、消費稅、所得稅和關稅等領域進行全面推進，鼓勵企業使用廢舊資源進行生產，尤其是高耗能行業高污染行業三廢資源的再利用。

2005年，調整了部分應稅品目資源稅的標準，調高了河南、山東、福建、云南等15個省市（區、縣）煤炭資源稅稅額標準；在全國范圍普遍調高了油氣田企業原油、天然氣資源稅稅額標準；并陸續提高了錳礦石、鉬礦石、鐵礦石、有色金屬等應稅品目稅稅額標準。自2006年4月10日起，將精煉銅及銅合金的出口暫定稅率由5%調至10%，銅材的出口稅率由0調至10%。2008年底，全面實行增值稅轉型改革。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頒布了《資源綜合利用增值稅通知》，對資源綜合利用產品增值稅優惠政策作了分類整合，通過增值稅免征、即征即退，以及先征后退以所得稅、關稅的減免等措施，從生產、流通和消費等多個環節等領域引導和激勵企業節能減排。

通過發展循環經濟，我國的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第三產業比重上升，2009年上半年，第三產業比重同比提高0.5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同比下降0.8個百分點；發展循環經濟，實施節能減排給我國的帶來的影響正在逐步顯現。從宏觀指標來看，截至2009年上半年，全國單位GDP能耗在一季度下降2.89%的基礎上，累計下降3.35%，降幅同比提高0.47個百分點。

全國單位GDP能耗逐年逐季降低，2006年下降1.79%，2007年下降4.04%，2008年下降4.59%，3年累計下降10.1%，節能約2.9億噸標準煤。全國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不斷降低，2007年分別下降4.66%和3.14%，2008年分別下降5.95%和4.42%，“十一五”前三年累計分別下降8.95%和6.61%。

與此同時，實現了環保、經濟、社會多重效益。以舊換新帶動汽車家電消費，可以促進汽車、家電生產、營銷、物流、售后服務行業的發展，安置大量回收拆解企業人員就業。據估算，2009年可帶動以舊換新汽車100萬輛以上、家電500萬臺，直接拉動市場消費1000-1200億元；節能160萬噸標煤，回收利用各種資源近230萬噸，其中，廢鋼鐵150萬噸，廢有色金屬17萬噸，廢塑料25萬噸，廢橡膠近20萬噸；穩定和擴大就業近5萬人；此外，對家電的財政補貼還帶動了市場銷售的上升。自2009年6月1日實施以來，能效等級2級以上的高效節能空調銷售比重由5%左右一躍上升到15%左右。

循環經濟財稅政策存在的問題及深層次制約因素

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節能減少排放，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來，中央共下達財政資金3800億元，這些資金主要用于優化產業結構，通過提高對于兩高一資行業的資本金比例，提高準入門檻，改善投資結構。存在的問題：一是地方政府財力有限，配套資金不到位，制約了項目的進展；二是中央財政資金閑置，或被挪用；三是政府資金的投入不能滿足企業的需要。據調查，2006年-2007年41戶被調查企業共投入168.89億元用于節能減排，其中，企業自籌165.83億元，財政及國債投入3.06億元。可見，財政資金只是企業節能減排資金的一小部分。另據統計，2009年，中央財政支出450億元用于節能減排，但這些資金分散到地方之后，投入強度不足的問題就明顯的顯露出來。例如，2007年上半年，湖南列入“國家千家節能企業”共有28家，技術改造項目150多個，需要資金上百億元，但大部分資金沒有到位。

與此同時，資源稅對于節約資源和降低污染的作用需要進一步提高。現行資源稅主要有三個問題：一是征收主要在開采環節上，企業可轉嫁到生產企業，并最終由消費者承擔。因此，企業對于資源開采缺乏對于生態環境的保護意識。二是征收范圍過窄，不能對所有的資源形成有效的保護。三是從量計征的資源稅稅率太低，難于反映企業對于資源與環境的使用成本。

制約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原因主要是：

（一）高增長高消耗與生態環境矛盾長期存在，且短期內有激化的趨勢

自2003年我國進入新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期以來，以鋼鐵、有色、建材、石油化為主的高耗能工業加快發展。這使得發展循環經濟所帶來的正面效應不斷被抵消。同時，我國對于能源利用的技術發展不是短期內就可以完成的，通過技術進步降低能源消耗也是不現實的。因此，由于發展階段的約束，目前的一些節能減排措施不僅實施難度較大，而且效果大打折扣。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效益最大化與社會公民責任的矛盾，需要政府支付改革成本

發展循環經濟是提高能源效率、保護環境的一種重要手段，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必然選擇。但是，發展循環經濟不僅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而且需要對于現有的產業組織形態的變革。這需要企業增加投入，購買環保設施，實施技術改造。一些地方和企業也由此出現了產品成本上升的問題，即所謂“循環不經濟”的現象。在管理上，對于循環經濟缺乏一個系統的政策、實施和績效管理機制。一些地方對于循環經濟發展大多停留在行政推動的基礎上，如建立循環經濟發展基金，通過各級財政補貼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引導。

（三）分稅制條件下財力分配中地方與中央的利益博弈導致了政策執行軟硬有別

分稅制之后，地方稅收的主要來源依賴于地方企業，而地方企業中短期效益最高的是能源性行業，即所謂的“兩高一資型”工業。在利益驅動下，各地大力發展鋼鐵、煤炭、鋁、電力等資源性產業，在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給資源和環境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獲得更多的財政收入，對于環境保護“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因此，地方利益與中央利益的偏差導致發展循環經濟有可能成為一廂情愿。同時，通過財稅政策增加財政專項和減免稅收，是對地方和企業的一種貨幣補貼，但從目前的管理制度來看，能獲得這些補貼的企業大多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很難享有。

進一步完善發展循環經濟財稅政策的建議

（一）加強財稅引導，建立和完善資源與環境補償機制

隨著建設財政向公共財政的改革，政府的工作重心也會由項目建設逐步轉向公共服務領域，資源與環境作為其中的重要內容。一些地區還成立了循環經濟專項基金扶持企業發展循環經濟，但對于如何修復企業污染導致的環境損害，特別是跨區域的環境損害補償機制，還存在諸多問題。因此，下一步改革需要建立中央的縱向轉移支付和與地方橫向轉移支付共同作用，建立超越行政地域的財政補償機制。

（二）深化資源稅與環境稅改革，建立全面協調的財稅調節機制

一是進一步深化資源稅改革，在目前擴大征收范圍的基礎上，深化征收方式，針對資源產品的不同特性分別實施從量和從價征收，如對于價格彈性低的準公共產品石油、天然氣和水資源等，可以采取從量征收；而對于完全市場化的，如礦產資源等，改為從價征收。二是在目前費改稅的基礎上，取消排污費，代之以環境稅，并將碳稅作為其中一個重要內容。三是平衡現有稅種之間的關系，可按照國外發達國家一些作法，開征碳稅與其他稅種，減少或抵扣企業所得稅等，減少企業負擔，激勵企業保護環境，充分發揮稅收工具的調節作用。

（三）進一步拓展財稅政策作用的廣度和深度，建立發展循環經濟的長效機制

一是財稅政策需要進一步系統化。如對于共伴生礦產和尾礦的綜合利用問題，目前缺乏具體的財稅政策，與其他財稅優惠政策的對接也需要進一步研究。二是財政政策的覆蓋領域需要進一步擴展，特別是非公有中小企業。它們申請財政補貼的難度較大，應進一步加大對其補貼力度，設立專項基金，鼓勵中小企業特別是非公有制企業節能減排。三是加大對于循環經濟技術研發的支持和引導。通過財稅政策引導企業建立發展循環經濟的長效機制，鼓勵企業加大技術投入，延伸產業鏈條，提高資源綜合利用率。

第五篇：我國收入分配現狀及財稅政策研究

我國收入分配現狀及財稅政策研究.txt你不能讓所有人滿意，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成功人士是—在牛B的路上，一路勃起你以為我會眼睜睜看著你去送死嗎？我會閉上眼睛的 我國收入分配現狀及財稅政策研究

【關鍵詞】 基尼系數收入分配財稅政策

【摘要】

在描述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現狀的基礎上，文章提出了利用財稅政策緩解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的困局的思路。在民生問題越來越被全社會廣泛關注，在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懸殊的今天，如何實現公平收入分配，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共同富裕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著力解決的重大問題。

一、我國收入分配現狀

我國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和年均9％以上高速經濟增長，經濟總量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然而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卻出現了社會成員間、城鄉居民間、不同行業間、不同地區間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現象，使得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陷入了一個困難的局面。

1、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

國際上，經濟學家們通常用基尼指數來表現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財富分配狀況。這個指數在0和1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反之越不均勻。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我國國家統計局2000年對全國4萬個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情況的調查顯示，目前20%的高收入者擁有42.5%的國民財富；2004年，占城市總人口10%的高收入者占有45%的城市財富。專家計算，我國基尼系數從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5，2002年的0.46，2006年的0.50，到了2008年基尼系數又上新高，已達到了0.65，顯著超過通常所說的警戒水準（0.4），并且差距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而西方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在0.24到0.36之間，我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圍的比較中也處于很高水平。

2、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擴大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1995年36個國家的資料，絕大多數國家的城鄉人均收入比都小于

1.6﹕1，只有3個國家超過了2﹕1，我國是其中之一。國家統計局2001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當我國農民人均收入為2366元，這其中包括40％的實物收入，實際的現金收入在1800元左右。在這1800元當中，還有20％的現金要備來年生產資料之需，這么下來，農民手中真正用來購買消費的現金只有1500元左右。而當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6860元，是農民可支配現金收入的近5倍。如果再考慮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社會福利，城鄉之間真實的差距大約在6﹕1之間。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經濟下滑對農民收入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城鎮居民，200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3.33﹕1擴大為3.36﹕1，絕對差距首次超過1萬元。

3、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

我國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相當一部分表現在東部、中部、西部的地區間差距上，特別是東部與中西部之間的差距非常明顯。1978年改革以來，盡管各地區人均GDP均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但它們之間的差距卻在持續擴大。1980年，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擴大為1.9﹕1.17﹕1，2002年進一步擴大為2.63﹕1.26﹕1。這說明1990年的東部與中部、西部的地區差距比1980年分別擴大了5.9％和5.6％，2002年比1990年又分別擴大了28.4％和38.4％。而2008年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人均GDP比是2﹕1﹕0.86。

地區間人均GDP差距的擴大，說明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水平也在日漸增大。

4、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擴大

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擴大主要表現為有些壟斷行業收入分配過分向個人傾斜，使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總體上呈擴大趨勢。資料顯示：1987年我國收入最高行業和最低行業的工資比是1.38﹕1，1991年行業平均收入最高與最低水平相差1.55倍，到2002年這一差距擴大到2.99倍。而到了2008年，平均工資最高與最低行業相差已超過10倍。從1978年起至今，電力、煤氣、金融保險、房地產、采掘、地質勘探等行業成為國有經濟中收入水平增長最快的行業。

二、促進公平收入分配的財稅政策建議

1、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1）實現工資與主要經濟指標協調增長。近年來，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逐步上揚，貨幣的實際購買力持續下降，而我國工資增長幅度卻滯后于GDP的增長。因此，有必要建立與GDP、CPI、財政收入、企業利潤等主要指標聯動，與我國經濟發展相適應的以上指標占不同權重的工資決定機制和正常增長的新機制。

（2）完善公務員“陽光”工資制度，清理整頓公務員工資外收入。將其收入公開化、透明化。要在保持職級工資制主體功能的同時，歸并簡化基本工資結構。合理拉大不同職務人員的工資差距，增強競爭激勵機制。向基層公務員傾斜，發揮工資的導向作用。

（3）改革事業單位工資制度。結合事業單位體制和人事制度改革，研究符合各類事業單位特點、體現崗位績效分級分類管理的事業單位薪酬制度。規范工資收入分配的支付方式，建立單位工資專戶。將單位的工資性收入全部納入單位工資專戶，實現單位工資分配的貨幣化、透明化、規范化。加強對非基礎公益類和經營服務類事業單位內部收入分配的指導和監督，重點健全對事業單位法人的約束和監督機制。

（4）強化企業職工的權益保護，提高職工工資。這一方面取決于其賴以就業的企業的盈利水平，另一方面還取決于職工與業主討價還價的能力。因此，要在公有企業中保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在非公有經濟中建立健全工會組織，保護和體現職工利益，加強其與業主討價還價的能力，緩解貧富分化問題。

2、優化公共財政支出結構

（1）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一是實施好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逐年加大城鎮和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經費投入。并在調查摸底、審核、公示的基礎上，落實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讓困難群眾充分享受到公共財政的陽光。二是要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要加大財政對農村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鄉衛生院、村衛生室的扶持力度，讓這項制度更好的惠及農民群眾。三是建立弱勢群體的社會支持網絡。我國現有的由街道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構成的社區組織網遍布基層，熟悉千家萬戶的情況，便于監督和管理，而且成本較低。建議采取制度化措施，使社會保障機構與社區組織和各種市場中介機構密切銜接，建立廣泛的弱勢群體的社會支持網絡。

（2）大力實施免費義務教育。一是大力支持發展農村義務教育事業，切實把義務教育重點放在農村。全面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免收學雜費，對困難家庭學生實施免費提供教科書和補助寄宿生生活費；改善農村中小學辦學條件，推進農村中、小學現代化遠程教育工程，確保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順利進行。提高農村中、小學公用經費水平，集中資金加快改善農村

中小學課桌椅、學生飲用水、學校廁所等基礎設施。二是支持城市免費義務教育，全面實施免學雜費和貧困生免教科書費，補助寄宿生生活費等政策。

3、動用合理的稅收政策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差距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私人財產得到進一步累積，特別是我國高收入階層擁有巨額財富。眾所周知，產生貧富差距的原因有三個：收入、支出和財產。筆者認為可分別在收入、支出和財產三個環節，動用稅收政策來調節收入差距。

在收入環節，應發揮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障稅等稅種的積極作用。個人所得稅作為國際通行的調控收入公平分配的一個重要稅種，對調控收入公平分配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它通過累進稅和法定免稅可以發揮對收入的二次分配功能。目前，個人所得稅占我國全部稅收收入比重較低，2008年不足7%，但是由于涉及每個人的切身利益，一直倍受社會各界關注。現階段個人所得稅面臨的問題主要包括分類計征難以體現公平，費用扣除標準不規范等等。目前比較通行的觀點就是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綜合考慮家庭實際負擔來設計扣除標準，以體現量能負擔的原則。個人所得稅的扣除額近年來備受關注，已經從最初的800元增加到2000元，但是仍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對此，中央可以制訂基準，將扣除額和地方的人均GDP水平掛鉤，賦予地方一定的浮動權，同時應與當地物價掛鉤，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因為不同地區人群面臨的物價水平不同，同等收入水平下的生活水準也會有很大差異，“一刀切”式的扣除方式容易造成苦樂不均。

在社會保障稅方面，目前我國的社保費是按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方式交納，在形式上更多地體現了“強制儲蓄”的意義，并且由于覆蓋面偏窄，社會保障功能比較薄弱。因此，應該在完善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上，盡快將社保“費改稅”，并將其收入納入地方稅務部門征收范圍，不但可以增強社保費繳納的自覺性和權威性，確保資金籌集的數量，同時，可利用現有稅務部門的組織機構、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進行征管，還可以發揮地方稅務部門在征管經驗、人員素質等方面的優勢，大大提高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效率。

在支出環節，可利用增值稅、消費稅等稅種對居民的消費支出進行調節。在增值稅方面，由于增值稅的征收范圍廣泛，覆蓋到生活必需品，而生活必需品在低收入階層的消費支出中占的比重大，而收入較高的人負擔的稅款占其收入的比重反而比收入較低的人要小，這顯然不符合稅收的縱向公平原則。筆者認為對于生活必需品，除了在目前的低稅率水平13％基礎上，可以對面粉、食用油、大米、自來水和燃氣等一些生活必需品給予免稅處理，進一步減輕低收入階層的稅收負但。

在財產稅環節，我國目前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財產稅。現有的房產稅和城市房地產稅，盡管在名義上可以歸為財產稅。但其設定的納稅人并非著眼于個人，而是以傳統意義上的“單位”作為基本納稅人的這兩個稅種，自然不是直接稅。為了實現公平稅負原則，應在適當時候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在最后的財產轉讓和繼承環節進行必要的調節，提高稅收對個人收入調節的功能。

在消費稅方面，消費稅調節收入水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過擴大稅基和提高稅率的辦法來增加高收入者的消費負擔。2006年4月，財政部對消費稅征收范圍進行了較大的調整，在此基礎上，應進一步擴大奢侈品的征稅范圍，如對購買超豪華住宅，高檔家具等開征特別消費稅。應合理界定奢侈品的定義，既不能挫傷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費，又要有效的調節高收入者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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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關鍵詞：基尼系數 收入分配 財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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