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調節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財稅政策研究

調節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財稅政策研究

2012年08月17日 10:53 來源：《財政研究》2012年第1期 作者：張玉周 字號

打印 糾錯 分享 推薦 瀏覽量 106 內容提要：近年來，我國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問題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蓄勢待發。財稅政策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在收入分配關系的調節中發揮重要作用。目前我國的財稅政策設計和執行存在諸多不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財政分配職能的發揮。從公平收入分配的角度完善財稅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分配方式也逐步由政府主導過渡到市場機制自發調節。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的變革在不斷提高人們收入水平的同時，也使得居民間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漸拉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本身無力解決收入再分配問題，只有政府運用財稅政策在全社會范圍內對收入再分配活動進行長期的、系統的和規范的調節，才能實現收入分配社會意義上的相對公平。

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擴大

（一）基尼系數不斷提高。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通行指標。有關專家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測算表明，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1978-1984年為0.212-0.244，處于比較平均區間；1985-1999年上升到0.304-0.397，處于相對合理區間；2000-2005年達到0.403-0.451，開始進入收入差距較大區間；自2006年基尼系數攀升態勢更為明顯，2006、2007、2008年上升到0.496、0.503、0.508，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開始進入收入差距懸殊區間。

（二）地區、城鄉、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逐步擴大。

1.地區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我國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提出東部地區優先發展的戰略，從而拉大了地區差距。資料顯示：1978-1985年，我國地區總收入差距系數稍有縮小，從0.2745下降到0.2578；1986-1991年，該系數從0.2579上升到0.2767；1992-2009年，該系數則呈現加速上升趨勢，從0.2769上升到0.3721。

2.城鄉之間收入差距不斷加大。盡管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但是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幅度明顯快于農民收入增長幅度。資料顯示：1978-1985年，我國城鄉差距均在1.8：1以內，此后城鄉差距加速擴大，到2005年城鄉差距已擴大到3.2：1，2009年進一步擴大為3.3：1。如若考慮我國城鄉福利補貼、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差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會達到5：1，甚至6：1。

3.行業之間收入差距也不斷擴大。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職工工資水平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持續上升，職工實際平均工資從1978年的615元增加到2009年的6213元，增長了9.1倍。但是，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卻呈不斷擴大趨勢。據統計：1978年全國各行業職工實際平均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距僅為380元，1998年擴大到6972元，到2009年則進一步擴大至8871元，短短30年這一差距擴大了22.3關鍵詞：收入分配，差距，財稅政策 倍。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財政政策原因

（一）轉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限制了財政收入分配職能的發揮。

1.轉移支付結構不合理，均等化轉移支付的總量偏小。由于我國轉移支付的目標不明、定位不準，形成了以稅收返還、專項補助等確保地方既得利益的轉移支付為主體的格局，真正用于解決地方之間財力差距的均衡性轉移支付則相對較少。如2010年中央對地方財政轉移支付中均衡性轉移支付僅占15.1%，稅收返還、專項補助等其他轉移支付占84.9%，這種不合理的轉移支付結構不僅沒有起到均等化作用，相反還使地區差距進一步擴大。

2.省以下轉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目前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只明確了中央和省級政府之間的轉移支付，省及省以下的轉移支付尚未完全建立，省級、地市級財政對縣鄉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明顯不足。鄉鎮政府處于政府級次的末端，經過了多級缺少透明的轉移支付后，到鄉鎮政府時已所剩無幾，造成城鄉之間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財力差距日益擴大。

3.轉移支付資金管理不規范。目前我國的轉移支付資金項目分散于各個部委，實行多頭管理，分配辦法缺乏科學的依據和標準，資金安排隨意性嚴重，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轉移支付資金專款被擠占挪用的現象時有發生，最終導致無法保證轉移支付的統籌安排，影響了轉移支付均等化功能的發揮。

（二）現行稅制體系不完善降低了稅收收入調節功能。

1.個人所得稅制度設計不規范。個人所得稅在調節個人收入差距、實現收入公平分配方面具有其他稅種難以替代的優勢。但由于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稅制本身缺乏科學性和合理性：一方面政府沒有根據居民收入的多元化趨勢和收入分配體制的全面調整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收入監控體系；另一方面對不同收入來源采取不同稅率和扣除標準的分類征收模式不能真實體現量能納稅的征稅原則，從而導致其收入公平性的實現與其調節功能的有效發揮之間存在很大差距。

2.稅收調節體系不健全。科學合理的個人所得稅稅制盡管能對個人收入分配進行有效的宏觀調控，但是它對個人的財產存量和轉移方面的調節卻無能為力，而遺產稅和贈與稅則恰恰能在這方面發揮獨特的作用。因此，防止收入差距擴大，僅靠單個稅種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著眼于整個稅制體系的建設，綜合運用個人所得稅、遺產稅和贈與稅等多種稅收手段。但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

3.消費稅制度設計不合理。奢侈性商品和勞務等非必要性消費的主要消費群體是高收入者，對其征收較高稅率的消費稅，不但能起到增加財政收入的作用，而且能起到一定的調節收入分配作用。然而，我國目前消費稅的征收范圍相對狹窄，在調節收入差距方面不能發揮有效作用。

（三）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削弱了宏觀調控能力。

1.我國的基本建設支出仍然偏高，而且大部分都用在了北京、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的豪華型建設投資，如奧運會、世博會場館建設等。研究表明，盡管基本建設支出與基尼系數負相關，即北京和上海兩地增加基本建設支出將有助于促進當地社會公平，但從宏觀角度看，該投入卻會加劇地區間的社會不公。

2.我國政府機構臃腫，職權不明，部分單位還存在人浮于事、公款私用等情況，造成行政管理支出日益膨脹。不僅浪費了大量相對稀缺的財政資源，而且由于行政管理支出對城鄉居民收入增加具有兩極效應，即增加城鎮居民收入而降低農村居民收入，無疑又擴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3.對“三農”尤其是農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仍相對不足，造成城鄉差距不斷擴大。以醫療衛生為例：2010年占總人口不足40%的城市居民擁有的政府衛生資源高達68%，而占比60%以上的農村居民僅擁有32%。城市居民人均擁有的衛生費用是農村居民的4.2倍。

三、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財稅政策建議

（一）完善轉移支付體系。

1.加大均等化轉移支付的數量。轉移支付制度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能力或水平的均衡。因此，在轉移支付制度設計中，應綜合考慮人口規模、自然條件、人均GDP、教育水平等多種因素，逐步提高人均GDP、人均支出等客觀因素的比重，完善計算公式，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均衡性轉移支付數量，增大其縮小地區間差異的作用，實現地區間財力水平相對均衡。

2.完善省以下轉移支付制度。省級政府應根據本省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狀況，貫徹因素法規范分配的原則，計算出各縣的標準收入和支出，進而根據其差額確定省級財政轉移支付的數額。省對基層政府的轉移支付應計算到鄉鎮、劃撥到縣，由縣直接分配到鄉鎮。不斷加大省級、地市級財政對縣鄉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充分發揮省級以下轉移支付制度平衡本地區公共服務水平的作用。

3.強化轉移支付制度的監督機制。財政轉移支付監督管理機制不健全，使得中央和省級財政給予縣鄉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被層層截留和挪用，進一步弱化了轉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功能。為此，要加強對轉移支付資金撥付和使用過程中的跟蹤管理和評價考核，加強對轉移支付資金的監督管理，對違反規定的地方政府給予嚴厲處罰，提高轉移支付資金的使用效率。

（二）完善相應的稅收體系。

1.完善個人所得稅的調節功能。一是實行綜合個人所得稅征收模式。在綜合考慮基本生計費用、贍養費用等必要支出的基礎上，實行全國統一的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二是完善個人所得稅征管機制。強化并建立個人財產申報制和登記制，盡可能使個人收入顯性化。建設全國統一的稅務網絡共享征管系統，全面掌握個人納稅信息，堵塞征收漏洞。三是強化稅務稽查。要建立科學、規范的稽查程序，加大對偷逃稅款等違法行為的監管查處力度，增加納稅人偷逃稅款的成本和風險。

2.適時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我國目前遺產稅和贈與稅的稅制模式應優先選擇稅源較易控制、稽征程序簡單、征收成本較低的總遺產稅制，并逐步向混合遺產稅制過渡。遺產稅和贈與稅征稅面不宜過寬，起征點要高一些，并實行累進稅率，要明確針對最富有人群。同時要建立完善的征管體制和嚴格的財產評估制度，強化征管措施，確保遺產稅和贈與稅能有效發揮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3.調整消費稅的征收范圍。逐步將新型高檔消費品和消費行為納入征收范圍，如高檔家具、高檔健身器具、高爾夫運動、滑翔運動等消費項目。消費稅征收范圍的調整有助于使消費稅的調控方向更加明確，增加高收入者的消費支出，不僅有利于抑制高消費、減少不必要的奢侈消費行為，而且有利于調節收入分配。

（三）優化財政支出結構。

1.壓縮基本建設支出的規模，重大基本建設項目支出要向中西部不發達地區傾斜。同時，公共財政要從那些從屬于市場競爭性的投資領域中解脫出來，把壓縮的基本建設支出和減少競爭性領域投資后增加的財政資金主要用于不發達地區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不斷提高地區之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

2.強化對行政管理費支出的管理和控制。一方面要求逐步推進政府機構的扁平化改革，減少層級，節約行政成本，改善執政效率；另一方面各級部門應制定行政預算定額，并加強對經費的支出的監管，保證資金管理使用的規范和有效。

3.加大對“三農”投入力度。一是要繼續加強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科技進步、生態環境建設等方面的投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二是要加大對農村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投入，將財政預算內這些方面新增支出主要用于農村，提高財政資源的配置效率。三是加強對支農資金的監管，對支農資金進行全程跟蹤檢查與績效評估，嚴肅查處資金分配、管理和使用中的違法違規問題，確保財政支農資金安全、規范、高效地使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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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國收入分配現狀及財稅政策研究

我國收入分配現狀及財稅政策研究.txt你不能讓所有人滿意，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成功人士是—在牛B的路上，一路勃起你以為我會眼睜睜看著你去送死嗎？我會閉上眼睛的 我國收入分配現狀及財稅政策研究

【關鍵詞】 基尼系數收入分配財稅政策

【摘要】

在描述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現狀的基礎上，文章提出了利用財稅政策緩解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的困局的思路。在民生問題越來越被全社會廣泛關注，在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懸殊的今天，如何實現公平收入分配，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共同富裕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著力解決的重大問題。

一、我國收入分配現狀

我國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和年均9％以上高速經濟增長，經濟總量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然而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卻出現了社會成員間、城鄉居民間、不同行業間、不同地區間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現象，使得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陷入了一個困難的局面。

1、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

國際上，經濟學家們通常用基尼指數來表現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財富分配狀況。這個指數在0和1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反之越不均勻。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我國國家統計局2000年對全國4萬個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情況的調查顯示，目前20%的高收入者擁有42.5%的國民財富；2004年，占城市總人口10%的高收入者占有45%的城市財富。專家計算，我國基尼系數從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5，2002年的0.46，2006年的0.50，到了2008年基尼系數又上新高，已達到了0.65，顯著超過通常所說的警戒水準（0.4），并且差距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而西方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在0.24到0.36之間，我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圍的比較中也處于很高水平。

2、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擴大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1995年36個國家的資料，絕大多數國家的城鄉人均收入比都小于

1.6﹕1，只有3個國家超過了2﹕1，我國是其中之一。國家統計局2001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當我國農民人均收入為2366元，這其中包括40％的實物收入，實際的現金收入在1800元左右。在這1800元當中，還有20％的現金要備來年生產資料之需，這么下來，農民手中真正用來購買消費的現金只有1500元左右。而當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6860元，是農民可支配現金收入的近5倍。如果再考慮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社會福利，城鄉之間真實的差距大約在6﹕1之間。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經濟下滑對農民收入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城鎮居民，200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3.33﹕1擴大為3.36﹕1，絕對差距首次超過1萬元。

3、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

我國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相當一部分表現在東部、中部、西部的地區間差距上，特別是東部與中西部之間的差距非常明顯。1978年改革以來，盡管各地區人均GDP均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但它們之間的差距卻在持續擴大。1980年，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擴大為1.9﹕1.17﹕1，2002年進一步擴大為2.63﹕1.26﹕1。這說明1990年的東部與中部、西部的地區差距比1980年分別擴大了5.9％和5.6％，2002年比1990年又分別擴大了28.4％和38.4％。而2008年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人均GDP比是2﹕1﹕0.86。

地區間人均GDP差距的擴大，說明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水平也在日漸增大。

4、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擴大

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擴大主要表現為有些壟斷行業收入分配過分向個人傾斜，使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總體上呈擴大趨勢。資料顯示：1987年我國收入最高行業和最低行業的工資比是1.38﹕1，1991年行業平均收入最高與最低水平相差1.55倍，到2002年這一差距擴大到2.99倍。而到了2008年，平均工資最高與最低行業相差已超過10倍。從1978年起至今，電力、煤氣、金融保險、房地產、采掘、地質勘探等行業成為國有經濟中收入水平增長最快的行業。

二、促進公平收入分配的財稅政策建議

1、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1）實現工資與主要經濟指標協調增長。近年來，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逐步上揚，貨幣的實際購買力持續下降，而我國工資增長幅度卻滯后于GDP的增長。因此，有必要建立與GDP、CPI、財政收入、企業利潤等主要指標聯動，與我國經濟發展相適應的以上指標占不同權重的工資決定機制和正常增長的新機制。

（2）完善公務員“陽光”工資制度，清理整頓公務員工資外收入。將其收入公開化、透明化。要在保持職級工資制主體功能的同時，歸并簡化基本工資結構。合理拉大不同職務人員的工資差距，增強競爭激勵機制。向基層公務員傾斜，發揮工資的導向作用。

（3）改革事業單位工資制度。結合事業單位體制和人事制度改革，研究符合各類事業單位特點、體現崗位績效分級分類管理的事業單位薪酬制度。規范工資收入分配的支付方式，建立單位工資專戶。將單位的工資性收入全部納入單位工資專戶，實現單位工資分配的貨幣化、透明化、規范化。加強對非基礎公益類和經營服務類事業單位內部收入分配的指導和監督，重點健全對事業單位法人的約束和監督機制。

（4）強化企業職工的權益保護，提高職工工資。這一方面取決于其賴以就業的企業的盈利水平，另一方面還取決于職工與業主討價還價的能力。因此，要在公有企業中保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在非公有經濟中建立健全工會組織，保護和體現職工利益，加強其與業主討價還價的能力，緩解貧富分化問題。

2、優化公共財政支出結構

（1）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一是實施好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逐年加大城鎮和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經費投入。并在調查摸底、審核、公示的基礎上，落實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讓困難群眾充分享受到公共財政的陽光。二是要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要加大財政對農村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鄉衛生院、村衛生室的扶持力度，讓這項制度更好的惠及農民群眾。三是建立弱勢群體的社會支持網絡。我國現有的由街道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構成的社區組織網遍布基層，熟悉千家萬戶的情況，便于監督和管理，而且成本較低。建議采取制度化措施，使社會保障機構與社區組織和各種市場中介機構密切銜接，建立廣泛的弱勢群體的社會支持網絡。

（2）大力實施免費義務教育。一是大力支持發展農村義務教育事業，切實把義務教育重點放在農村。全面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免收學雜費，對困難家庭學生實施免費提供教科書和補助寄宿生生活費；改善農村中小學辦學條件，推進農村中、小學現代化遠程教育工程，確保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順利進行。提高農村中、小學公用經費水平，集中資金加快改善農村

中小學課桌椅、學生飲用水、學校廁所等基礎設施。二是支持城市免費義務教育，全面實施免學雜費和貧困生免教科書費，補助寄宿生生活費等政策。

3、動用合理的稅收政策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差距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私人財產得到進一步累積，特別是我國高收入階層擁有巨額財富。眾所周知，產生貧富差距的原因有三個：收入、支出和財產。筆者認為可分別在收入、支出和財產三個環節，動用稅收政策來調節收入差距。

在收入環節，應發揮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障稅等稅種的積極作用。個人所得稅作為國際通行的調控收入公平分配的一個重要稅種，對調控收入公平分配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它通過累進稅和法定免稅可以發揮對收入的二次分配功能。目前，個人所得稅占我國全部稅收收入比重較低，2008年不足7%，但是由于涉及每個人的切身利益，一直倍受社會各界關注。現階段個人所得稅面臨的問題主要包括分類計征難以體現公平，費用扣除標準不規范等等。目前比較通行的觀點就是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綜合考慮家庭實際負擔來設計扣除標準，以體現量能負擔的原則。個人所得稅的扣除額近年來備受關注，已經從最初的800元增加到2000元，但是仍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對此，中央可以制訂基準，將扣除額和地方的人均GDP水平掛鉤，賦予地方一定的浮動權，同時應與當地物價掛鉤，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因為不同地區人群面臨的物價水平不同，同等收入水平下的生活水準也會有很大差異，“一刀切”式的扣除方式容易造成苦樂不均。

在社會保障稅方面，目前我國的社保費是按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方式交納，在形式上更多地體現了“強制儲蓄”的意義，并且由于覆蓋面偏窄，社會保障功能比較薄弱。因此，應該在完善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上，盡快將社保“費改稅”，并將其收入納入地方稅務部門征收范圍，不但可以增強社保費繳納的自覺性和權威性，確保資金籌集的數量，同時，可利用現有稅務部門的組織機構、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進行征管，還可以發揮地方稅務部門在征管經驗、人員素質等方面的優勢，大大提高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效率。

在支出環節，可利用增值稅、消費稅等稅種對居民的消費支出進行調節。在增值稅方面，由于增值稅的征收范圍廣泛，覆蓋到生活必需品，而生活必需品在低收入階層的消費支出中占的比重大，而收入較高的人負擔的稅款占其收入的比重反而比收入較低的人要小，這顯然不符合稅收的縱向公平原則。筆者認為對于生活必需品，除了在目前的低稅率水平13％基礎上，可以對面粉、食用油、大米、自來水和燃氣等一些生活必需品給予免稅處理，進一步減輕低收入階層的稅收負但。

在財產稅環節，我國目前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財產稅。現有的房產稅和城市房地產稅，盡管在名義上可以歸為財產稅。但其設定的納稅人并非著眼于個人，而是以傳統意義上的“單位”作為基本納稅人的這兩個稅種，自然不是直接稅。為了實現公平稅負原則，應在適當時候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在最后的財產轉讓和繼承環節進行必要的調節，提高稅收對個人收入調節的功能。

在消費稅方面，消費稅調節收入水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過擴大稅基和提高稅率的辦法來增加高收入者的消費負擔。2006年4月，財政部對消費稅征收范圍進行了較大的調整，在此基礎上，應進一步擴大奢侈品的征稅范圍，如對購買超豪華住宅，高檔家具等開征特別消費稅。應合理界定奢侈品的定義，既不能挫傷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費，又要有效的調節高收入者的消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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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關于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

關于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

——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摘要：目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現狀，收入分配差距大形成原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問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點，改革的現狀，改革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如何解決相關問題并希望出臺具體方案。關鍵詞：收入分配制度 差距 改革

目前我國收入差距懸殊的現狀眾所公認，據統計，1985年到2009年以來，城鎮居民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之間的人均年收入差距從1985年的2.9倍擴大到2009年的8.9倍，且中國的收入差距還有擴大趨勢。事實上，從國際上通用的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標基尼系數看，我國貧富差距已突破社會容忍的“紅線”——0.4。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系數超過0.4就意味著財富已過度集中，收入差距日益明顯。

造成今天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原因有很多，我們就其中的某一原因進行分析和研究，那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問題。專家認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4個重點，分別是壟斷行業的改革、解決政府官員腐敗問題、消除勞動力市場中的歧視問題和改善弱勢人群的發展條件。

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問題，現在行業利潤高度不均，壟斷行業的收入遠超一般行業，包括資源性和壟斷性行業，比如石油、天然氣、煤炭，以及金融等，這些行業與其他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不合理。

對公共資源的管理，因為管理存有大量漏洞，導致公共資源流失、漏出、腐敗，結果富了少數人，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有少數人富得非常快，但是他們的收入來源不清楚，很多是非法收入，或者沒有辦法界定來源的灰色收入，這些因素對擴大收入差距，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公共醫療、教育等資源的分配不均等，這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比如兩億多農民工在城市打工，但是根據統計局的調查，外出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的比例非常低，去年工傷保險覆蓋率最高，是23%，醫療、養老保險都只有百分之十幾，失業保險8%。而沒有被覆蓋的又恰恰是就業和收入最不穩定的人群，也都是中等以下收入或低收入家庭。

溫總理曾言，“如果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必將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的確如此，收入懸殊會造成很多負面后果，而且負面后果會非常嚴重，特別是一部分收入的分配是很不正常、不公平的，會導致老百姓不滿，導致社會不穩定。此外農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沒有社會保障，生活和就業非常不穩定，很難享受到公共服務，長期在城市和農村之間來回流動，這對社會穩定是不利的。他們要承受很大的風險和壓力，老人、孩子留在農村，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不方便，很多人屬于中低收入階層，平常有工資收入可能還好一點，一旦沒有工作了，或者生病、出了工傷，生存就成問題了。過去老的農民工還可以回去種地，但是現在年輕的農民工，很多都不可能回去種地了，如果不通過社會保障、戶籍制度、公共服務體系的改革，不解決這些問題，就會帶來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現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縮小收入差距，比如調整個稅起征點、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推進社會保障全覆蓋，但這些措施相對于收入懸殊程度，作用是有限的。它們有可能起到緩和收入擴大的速度的效果，但是要改變收入差距的狀況，使它恢復到合理差距上來，光靠已有的改革還遠遠不夠。包括社會保障，這幾年推進力度很大，但是兩億多農民工大部分人仍然沒有被覆蓋，所以這方面的改革仍然沒有到位。更不用說灰色收入問題、腐敗問題，它涉及到更深層次的變革，不是靠完善社會保障，增加轉移支付就能解決的，它需要政府管理體制、財稅體制等的改革。

當然，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我們一直在努力。然而，這一問題的解決，任重道遠。其背后有長期積累下來的發展不平衡，如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的差距；也有相關體制機制的障礙，如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都有待完善；更有分配制度本身的問題。這些，都需要我們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更好的協調與設計來逐步解決。

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的閉幕會上，通過了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政治決議。會議強調，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實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溫家寶總理也表示，今年要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要在任職的最后一年中把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作為首要工作。

殷切的希望收入改革制度方案早日出臺，可以全面到位的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而且我希望收入分配改革并不是簡單地給大家漲工資，而是一項涉及到多方面的綜合性體制改革。比如，關于資源性收入和壟斷性收入問題，就會涉及到資源稅改革，我們過去有這方面的改革，但是力度不夠；對于國有企業紅利上繳問題，特別是處于壟斷地位的大型國有企業，紅利上繳制度改革的力度還要更大，有必要考慮是否征收壟斷利潤調節稅。對于土地出讓收入的分配和使用問題，現在很不透明、很不規范，這就要從土地出讓制度及房地產稅來推進。要規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現在政府收入上升速度太快，遠快于GDP的增長，但是政府的支出是否用到了合理的地方，透明度低，大家看不到，這也是亟待改革的。還有，社會保障制度涉及到戶籍制度、公共服務、醫療、教育等方面，這些改革都需要推進。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利益關系的深刻調整和變革，要兼顧各方合理訴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縮小貧富差距，需要更多地傾聽民聲、了解民意。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凝聚民眾，長治久安。

其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解決的遠遠不止上文提到的問題，具體方案也沒有出臺，具體是怎樣改革，讓我們拭目以待。只是希望，這次改革，不要讓大眾失望。

【資料來源】

1.《溫家寶：今年一定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新聞網，2012-3-14.

第四篇：發達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發達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啟示及其政策建議

相關詞條：發達國家, 收入分配, 啟示, 做法, 建議

摘要：為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主要采取了稅收調節、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反貧困、農業政策補貼、工資決定機制等措施，收到了比較明顯的效果。這些措施，對中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具有諸多啟示；建議采取積極的政策措施，以有效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問題。

關鍵詞：發達國家，收入分配差距，調節，做法，啟示，建議

一、美國等發達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做法

1.美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美國雖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典型代表，但收入分配不公比其他西方國家更為突出。為實現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目標，美國主要采取了稅收、社會保障、義務教育與反貧困等財政措施[1]16-19。

第一，稅收調節措施。美國已經建立了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輔之以遺產稅、贈與稅、個人財產稅、個人消費稅、社會保障稅的稅收調節體系，充分發揮不同稅種相互協調配合的調節功能。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實行累進稅率，個人應稅收入（或財產）越高，征稅比例就越大，對個人收入差距調節力度最大，效果最明顯。比如1991年，50%的低收入者稅前收入所占比重為14.9%，稅后收入比重上升為16.45%；而10%的最高收入者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55%，50%的低收入者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只占4.8%。第二，社會保障調節措施。美國的社會保障由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三部分組成。一是由聯邦或州政府出資并管理的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項目，保障的主要對象是低于社會貧困線的低收入者、喪失勞動能力的人，以及這些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親；福利內容有現金補貼、食品券、住房補貼、醫療補貼等。二是由政府立法強制實施、全體勞動者參加并共擔費用的社會保險項目，主要有養老、醫療、失業、殘疾、工傷與職業病保險等，實施對象是所有勞動者和退休人員；政府只對這些項目提供基本保障，并在主要項目上體現了一定的社會共濟和再分配原則。三是由各種基金組織委托商業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經辦的私人團體年金、醫療保險和個人儲蓄；對這一層次的保費和保費投資收入，政府實行免稅鼓勵。

第三，義務教育調節措施。為了保證不同地區之間義務教育的公平性，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加大了對義務教育的投入，州政府實行了不同學區的差別撥款補助方式。近二十多年來，聯邦政府對教育的支出正在不斷的加大。一方面，原有的聯邦資助項目的額度在不斷加大；另一方面，又新增了不少支出項目。同時，各級政府在義務教育總支出中的比例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地方政府大于州政府、州政府又大于聯邦政府的舊格局逐漸被打破，形成了州政府大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大于聯邦政府的新局面。美國采取不同的方法資助學區，一種是基本資助撥款，即公式撥款；另一種是專項撥款，多用于特殊教育、職業教育等。

第四，反貧困調節措施。1961年，美國政府第一次宣布將失業和經濟落后列為全國性問題的法案——《地區再開發法》頒布。1993年，美國國會通過第一個比較系統解決不發達地區發展問題的法案——《聯邦受援區和受援社區法案》。為了促進落后地區的開發，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聯邦政府對州和地方政府的財政補助不斷增加。據美國行政管理預算局估計，1997年聯邦政府財政補貼達到2752億美元，占聯邦政府支出的比重達到16.3%。

2.英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但收入差距問題也是最早出現、且為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為實現公平收入分配目標，英國采取了稅收、社會保障、義務教育與反貧困等多項財政補救措施[2]128-130。

第一，稅收調節措施。一是征收個人所得稅。英國1799年開始征收個人所得稅，并在1874年成為一個穩定的稅種。英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由過去的83%降為40%，對應稅收入實行三級超額累進稅率。二是遺產稅和贈與稅。英國早在1694年就開征了遺產稅。英國稅法規定，遺產稅和贈與稅合并一起征收。為防止富人通過提前轉移財產逃避遺產稅，稅法還規定繼承人除了要對死者遺留的財產繳納遺產稅外，還要對死者七年內贈與的財產按不同的稅率繳納贈與稅。

第二，社會保障調節措施。英國是最早建立社會福利制度的國家。1572年，伊麗莎白女王決定在全國征收濟貧稅；1601年頒布《濟貧法》；1765年議會通過“斯品漢姆萊制度”，對低于最低工資限度的工人，由各教區予以津貼補助。1905年～1950年，英國政府先后頒布了《老年贍養法》、《職業介紹所法》、《國民保險法》、《國民健康服務法案》。這些法案、措施為調節個人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第三，義務教育調節措施。在英國，義務教育通常是地方行政當局的職責，但中央政府在義務教育總開支中占50%左右的份額，其余的由地方政府用稅收來彌補，學費與捐贈僅占8%左右。1965年以后，中央政府的負擔升至60%，地方稅收與捐贈所占的份額分別降至36%和4%。第四，反貧困調節措施。英國政府解決地區收入差別的辦法是鼓勵工人從失業多的地區轉移到發達地區。1928年，英國政府為此專門成立了“工業遷移委員會”，資助失業工人到其他地區工作。1934年和1937年制定的特別地區法，開始按照把“工作帶給工人”的原則解決區域問題，并對失業率高的“特區”進行財政援助。1984年，英國政府根據新的情況對區域開發政策進行了調整，將援助分為兩類，即發展補助和選擇性援助，按就業成本和就業規模為企業提供補貼，鼓勵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發展。

3.法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20世紀50年代以來，法國政府注重通過稅收制度、社會保障、失業保險和農業補貼等辦法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這些做法對于保持法國社會近半個世紀的穩定發展，起到了一定作用[3]。

第一，較為公平的稅收制度。法國收入所得稅采取高額累進稅制，稅率一般在16%至21%之間，但收入高的家庭最高稅率高達56.8%，從而保證了低收入家庭免繳或少繳收入所得稅。根據這一制度，越富的人交稅越多，高收入者成了收入所得稅的主要稅源。

第二，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法國政府規定，所有的法國人都享有醫療保險，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及赤貧者享受免費醫療服務。法國家庭保險有多子女家庭補助、住房補貼、家庭補充收入等形式。政府還規定，凡年滿60歲、工齡和繳納退休金分攤額達37.5年的領工資者，均可以退休并領取退休金，退休金相當于10年最高工資平均數的50%。從1979年3月開始，法國政府就建立了統一的失業津貼制度，其失業津貼包括基本津貼、特別津貼等形式。

第三，對農業實行政策性補貼。法國政府對農業和農民的補貼已成為其財富再分配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補貼包括生產領域的補貼、流通領域的補貼和生活領域的補貼三種。近年來，由于農民的負擔不斷加重，法國農業和農民的財富再分配已經占到農民純收入的25%。4.德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德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雇員與雇主之間的收入差距，二是東德與西德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為實現公平收入分配目標，德國政府采取了稅收、社會保障、義務教育與反貧困等財政補救措施[4].第一，稅收調節措施。一是個人所得稅。其征收范圍包括私人企業和個體企業、自由職業者等所有取得應稅所得的人。個人所得稅占整個稅收收入的40%以上，其中的工資稅最高邊際稅率曾經為56%，后根據2000年出臺的稅改方案，最高邊際稅率從1999年的53%調到2005年的45%。德國工資稅從1990年起采用線性累進稅率制，這樣更有利于公平。二是遺產稅與財產稅。德國遺產稅的最高邊際稅率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達67%。第二，社會保障調節措施。德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由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以及其他一些社會福利項目構成，其中社會保險是最主要的部分。德國的社會保險主要包括失業保險、養老保險、事故保險和醫療保險四大部分。失業保險金的繳納由雇主和雇員繳納等數額，領取失業金的數額大體相當于失業者最后工作凈收入的60%。養老保險費、醫療保險費一般也是由雇員和雇主各交一半。社會救濟的形式有許多種，如提供咨詢和照顧、給予物質或金錢上的幫助等。

第三，義務教育調節措施。德國義務教育始于1763年。1919年的魏瑪憲法中也明確規定實行八年制義務教育。聯邦德國現行的義務教育制度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德國教育普及程度非常高，據歷年來的統計，6歲～16歲的人口中入學率平均達到99%。1990年，全國普通教育的中小學、各類職業教育學校和高等學校的在校學生已占總入口的15%。德國義務教育經費主要由州政府承擔，它將教師工資直接劃撥到教師個人賬戶，約占義務教育經費的75%，另有少量經費由州轉移給市、鎮政府。

第四，反貧困調節措施。為縮小東西德在經濟發展上的差距，統一后的德國政府接連實施了一系列的援助措施，即在合并初期及合并后多年間一直實行西部向東部的資金轉移和政策傾斜。德國每年把國內生產總值的600億歐元用于德國東部的建設；還運用包括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平衡財政來進行反貧困。此外，聯邦政府還根據聯邦有義務幫助貧困州和有經濟發展需要的州進行投資的規定，對某些貧困州根據需要撥付補助金。

5.日本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日本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沒有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突出，基本看不到極度貧困的人群，因而日本不承認存在貧困問題，只承認存在因地區發展差異而產生的后進地區問題，這是日本近幾十年來重視收入分配差距調節的結果。為實現公平收入分配目標，日本主要采取了稅收、社會保障、義務教育與反貧困等措施[5]。

第一，稅收調節措施。日本于1887年開征個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收入占國稅收入比重僅為0.8%。1913年以后，日本多次提高個人所得稅稅率，并擴大個人所得稅的稅基。1950年以來，則開始減免個人所得稅，至1987年的個人所得稅稅率為10%～50%。20世紀90年代以后，為了刺激經濟復蘇，政府又進一步降低累進稅率，并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日本的稅收對收入分配差距的調節，除個人所得稅外，還征收高額的遺產稅與贈與稅。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遺產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為70%。

第二，社會保障調節措施。日本政府機構中設置了社會保障制度審議會、社會保險廳、養老金局、兒童局、老年保健福利部和社會援助局等。社會保障體系中包括醫療保險、社會福利、公眾衛生、養老金等多種形式。1961年，隨著國民健康保險制度和國民養老金制度的全面實行，日本在社會保障方面實現了“國民皆保險、國民皆年金”，社會保障走向制度化。在日本，社會保障繳納的金額視不同的收入階層而有差別。高收入階層繳納的金額相對高一些，低收入階層則相對繳納較少。在支付時，由于社會保障屬于公有保障的一部分，只支付給處于一定生活水平之下的階層，從而起到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第三，義務教育調節措施。目前，日本的義務教育就學率幾乎達100%，高中升學率約為95%，大學升學率也接近50%。基礎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及城鄉之間受教育機會均等，不僅促進了日本國民素質的普遍提高，也為其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奠定了堅實的人力資源基礎，而且對調節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積極和有效的作用。

第四，反貧困調節措施。日本政府為了促進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從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先后制定和執行了《山村振興法》、《過疏地域振興特別措施法》、《欠發達地區工業開發促進法》、《新產業城市建設促進法》、《北海道開發法》等，并通過這些法律和相匹配的一系列財政、金融政策，達到了促進不發達地區的工業開發、增加就業和縮小地區之間經濟差距的目的。

6.瑞典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2004年，瑞典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481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86萬美元。瑞典的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特點是，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小，收入的均等化程度高[6]12-20。瑞典在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主要采取的措施如下：

第一，初次分配中的工資決定制度。瑞典的工資協商機制是基本的工資決定形式，沒有最低工資制度。企業員工的工資水平由企業內部和外部兩個層面加以確定。一是在企業內部，雇主可以自由在勞動力市場上選擇適合企業的雇員，但工資是由雇主和雇員在相互協商的基礎上按照合同確定工資水平。二是在企業外部，確定不同行業和企業的相對工資水平時，由政府、雇主協會和雇員協會三方在充分考慮物價水平等各種影響因素的前提下，共同談判確定每年的企業和行業工資水平。

第二，再分配中的社會保障制度。瑞典是高福利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為本國公民及其家庭成員在養老、醫療、教育、居住、子女撫養、就業援助甚至休假等方面，提供了各種保障措施。同時，正是這種高福利的社會保障，對縮小分配差距、緩解社會對立情緒、減少社會不公等方面，起到了十分明顯的作用。

第三，再分配中的稅收調節制度。瑞典政府為社會成員提供全面的高福利的社會保障，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是稅收調節。瑞典的個人所得稅，是按照個人為單位而不是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包括對勞動所得工資、獎金、養老金及交通、飲食和住房等各種形式的補貼、資本所得利息、股息、股票、債券和房產等各種形式的資本收益及經營公司或企業得到的收入部分進行征稅。瑞典調節個人收入差距的稅種主要是個人所得稅、房產稅、財產稅、遺產與贈與稅、養老金稅和印花稅。

第四，大力促進就業的政策措施。為改善勞動者的收入狀況，提高收入水平，瑞典設有國家勞動力市場委員會，并在對失業人員創辦小型企業實行減稅優惠政策的同時，不斷加大對擴大就業的財政資金支持力度，其中用于就業項目的資金占GDP比重已經超過1.5%。在改進政府對就業的公共服務方面，瑞典的主要措施包括以市場需求為目標，運用現代信息和通訊技術，提高服務效率和質量；對失業人員進行及時而連續的就業服務；及時制訂有針對性的就業服務計劃；大力加強就業培訓。這些促進就業的優惠政策與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失業率過高造成的社會矛盾，為改善社會成員的收入狀況提供了必要的保證。7.芬蘭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2004年，芬蘭國內生產總值為1497億歐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86萬歐元[6]12-20。芬蘭居民在享有福利權利和政府盡力提供社會服務方面的廣泛性和綜合性居于世界前列。

第一，再分配中的社會保障制度。芬蘭政府對其公民提供的社會保障主要是醫療和健康保險、家庭補貼、失業補貼、就業保險、養老保險五大類。在這些保障措施的覆蓋下，芬蘭公民充分享受著從出生到老年整個人生過程中的來自國家的各種福利待遇和幫助。雖然在高福利項目的壓力下，芬蘭的社會保障費用支出的絕對數不斷攀升，但社會保障占GDP的比重基本穩定。2003年和2004年，芬蘭社會保障的支出費用總額分別達到3870億歐元和4030億歐元，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7%和26.9%，處于穩中略降的狀況。在社會保障資金支付高風險的情況下，合理的社會保障資金供給結構顯得非常重要。國家、企業和個人對社會保險體系的穩定責任隨著繳費比例而相應固定下來。

第二，稅收調節措施。芬蘭是世界上實行高稅收和高福利制度的國家，個人繳納的所得稅不僅是政府籌集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是其縮小貧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一是實施較為完善的個人所得稅制。政府規定，個人要繳納包括向國家繳納的所得稅、向地方繳納的地方稅和向教會繳納的文堂稅。芬蘭的個人所得包括勞動所得工資收入、養老金收入，以及資本所得利息、紅利、股息、房租等兩部分。工資收入越高，向國家和地方繳納的所得稅越多。二是利用差額稅制進行收入再分配。這是政府進行收入再分配的主要途徑。

芬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所得稅稅率差別很大，目前最高稅率高達60%，而低收入者則無需向國家繳納所得稅，僅需繳納地方稅。向低收入的個人和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是政府進行收入再分配的又一手段。其形式包括生活補助和住房補貼，以及向有子女家庭提供不需納稅的兒童補貼等形式。

第四，大力促進就業的政策措施。芬蘭在工業化進程中遇有不可回避的是人口老齡化和失業率較高的問題，因此在促進就業方面實施了一些保障措施。芬蘭政府對中小企業雇傭失業人員采取減稅4%的優惠措施，如2004年，政府用于失業和就業培訓的各種補貼資金達到28.8億歐元。在改進政府對就業的公共服務方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與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失業率過高造成的社會矛盾，為改善社會成員的收入狀況提供了必要的保證。

二、發達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做法的啟示與若干政策建議

1.發達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措施對中國的啟示

第一，發揮稅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需要有健全的稅制。在稅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美國等發達國家充分發揮了個人所得稅、遺產稅、贈與稅和社會保障稅等不同稅種相互協調配合的調節功能，為政府確保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奠定了特質基礎[1]16-19。

第二，借助社會保障制度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需要確定保障的重點。美國等發達國家已經建立起比較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與這些國家的經濟相聯系的。

第三，保證義務教育本身的公平性。從義務教育的實施來看，為了落實義務教育的公平性，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承擔義務教育的大半經費，并實行差別撥款補助方式；英國中央政府承擔的義務教育經費超過了50%；德國州政府大約承擔了義務教育經費的75%；日本中央政府承擔的義務教育經費1994年達到了50%。

第四，有目標、有資金保證，科學而依法地進行反貧困。要做到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就需要按照一般的貧困標準確定扶貧對象和目標。對貧困、落后地區進行扶貧開發需要系列優惠政策的支持，但政策的實施要以財政手段為主、行政手段為輔，政府要通過投資補貼、就業補貼等財政刺激措施，引導企業向貧困地區遷移。同時，要根據貧困、落后地區的實際情況，確定補貼的恰當形式，使扶貧開發取得實效，真正發揮反貧困在調節地區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扶貧開發要像美國等發達國家那樣，將扶助置于嚴格的立法、執法和司法過程中[2]128-130。

第五，在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時要強調效率。美國等發達國家在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實踐中，認識到過高的邊際稅率有礙于市場效率，過寬過高的社會福利容易出現“大鍋飯”、“養懶漢”的問題，公費義務教育的教育質量難以得到保證，扶貧開發的補助需要引用市場原則等。近幾十年來，美國等發達國家對收入分配差距調節措施進行了較大調整，比如，累進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降低，社會福利開支有所削減，在對窮人的補貼中引用負所得稅。

2.對中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若干政策建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我們也應看到，在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民收入水平增長的背后，存在著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現象。究其原因，主要有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社會再分配的手段和能力不足、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非法收入的存在等[7]85。這已成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與做法，當前，建議采取如下積極的政策措施[7]85：

第一，深化稅收體制改革，合理運用稅收杠桿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一是調整相關稅制。目前，我國的稅制在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方面過于注重貨幣收入的調節，忽視對財富的調節。這是一種重視過程、忽視結果的模式。其突出表現是：現行個人所得稅稅制起征點低、級次多、級距小、邊際稅率高；調節個人財富分配的稅幾乎沒有，比如，遺產稅和贈與稅始終未開征，房產稅未把私有住房納入征稅范圍。這種模式的最大弊端是影響了中等收入階層的消費擴張，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高收入階層通過把現金轉為財富來避稅。二是改革收入分配調節資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國調節收入分配的財政性資金的支出以現金補助為主，從世界各國經濟看這是一種效率不高的模式。我國的現實情況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明顯的問題，突出的表現是資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夠充分實現預期目的，如低收入階層部分領取補助金者把錢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費上。為此，我國各級財政可建立對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消費的定向補助制度，如憑發票或收據報銷定額義務教育學雜費、水電費、醫藥費、食品支出等；有條件的地方可適當放寬補助范圍，定額標準確定權可由市級財政掌握，省級財政可酌情予以調控[8]。

第二，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監督和管理。按國際慣例，應提高某些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鼓勵公平競爭，形成平均利潤和平均收入；對少數特殊的壟斷性行業，要加強收入分配的控制，防止分配差距過大；還要逐步規范市場行為，完善競爭法規，創造平等的市場環境。當前，尤其要破除不合理的壟斷，創造條件促進勞動力流動。我國現階段正處于產業結構的劇烈變動時期，優勢產業的交替變化極為頻繁，解決行業間存在的收入差距，最終要靠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來完成。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的責任就是制定反壟斷法，清除市場準入壁壘。對于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國家不能放松對其分配活動進行監管，要制定工資指導線，加大對工資福利過高、增長過快行業的職工收入調控力度；加強對這類企業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人工成本增長率的考核，對嚴重違反國家工資政策的要嚴肅處理。為此，勞動、財政、統計等政府有關職能部門應盡快建立企業人工成本監測指標體系，加強對企業人工成本的監測，定期發布行業的人工成本水平，指導企業與國內外同行業人工成本比較，合理確定本企業的職工收入水平。對于某些壟斷行業嚴重存在著收費過高過亂、服務質量差、生產效率低下等問題，一是要改革價格形成機制；二是要建立成本約束機制；三是要完善明碼標價有關規定，加強對壟斷行業收費的監督檢查，對一些壟斷行業利用壟斷經營地位亂漲價、亂收費的，一經發現，要嚴肅查處[9]。

第三，擴大就業渠道，增加就業崗位。擴大市場準入，降低進入門檻，注重發揮非公有制經濟和中小企業在增加就業方面的作用。只要家庭勞動力能夠充分就業，收入水平就會大大提高。為了增加就業，一是要發展經濟，增加就業崗位；二是要按照中央決定，實行積極的就業政策和靈活的就業方式；三是要普及義務教育，發展職業教育，拓寬就業門路；四是要維護農民工權益，消除地域歧視、學歷歧視、性別歧視等。只有這樣才能提高低收入者總體收入水平。

第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增加農民收入。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千方百計地提高農民收入。在確保糧食安全的前提下，按照高產、優質、高效、生態的要求，加快推進農業結構調整，不斷開拓農業增收、農民增收的空間。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加快小城鎮建設，完善農村市場體系，積極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努力提高貧困地區人口素質，進一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

第五，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不斷提高中西部地區的收入水平，是解決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任務。按照中央的戰略部署，要大力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的崛起。隨著東部地區經濟的較快發展，政府應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性傾斜，以便吸收資本、人才的流入。加快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改善西部，尤其是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健全市場經濟，打破行政區劃的局限，促進生產要素在區域間自由流動。一是中西部地區要發揮自身優勢，走特色發展之路。目前，中西部地區不僅在農牧業、采掘業、能源和原材料工業及旅游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而且在煙草、食品、紡織、機械、電子等加工工業方面也具有相當的優勢。中西部地區要在現有產業優勢的基礎上選擇和培育地區主導產業，如內蒙古的農畜產品加工、鋼鐵冶金；安徽的煤炭、農副業；河南的農業、食品、石化；湖北的汽車制造、冶金、化工；湖南的紡織、有色金屬；四川、重慶的農業、機械制造、高技術產業；云南、貴州的有色金屬冶煉、煙草、旅游、制糖、水電；西藏的牧業、旅游等。二是積極推進中西部地區中小企業、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中西部非國有經濟發展遲緩，說明中西部的市場主體發育不足和經濟市場化程度低，這反過來又直接影響到了中西部經濟發展的活力。這就告訴我們，要縮小中西部同東部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就必須把加快中西部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可以吸收大量的勞動力就業，這既有利于農業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又有利于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三是加強區際經濟技術合作，引進人才、留住人才。一方面，加強區際經濟技術協作，鼓勵東部采取多種方式支援中西部，如東部投資者在中西部投資設廠、組建跨地區的企業集團；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或經濟落后省份要注重經濟利益驅動，留住人才，切實增強中西部“造血功能”。在東部地區人才漸趨飽和、就業機會逐漸減少的背景下，通過政策引導、經濟利益驅動，實現高級技術人才向中西部流動[10]。

第六，加強法制建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一是加強法制建設。加強法制建設，依法取締不正當或非法收入是解決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的保障。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無論是初始分配領域還是再分配領域，都要以各種法律和經濟的手段來規范收入分配渠道。目前，由經濟違法及腐敗造成的貧富懸殊性質惡劣，對此進行依法治理已刻不容緩。要增強公務人員辦事過程的公開性、透明性和秩序性，完善權利的制約機制，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條件與環境。二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合理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目前，要堅持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健全失業保險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和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使所有符合條件的城市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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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華全國總工會經濟社會政策研究室 姜愛林 來源：《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

第五篇：淺談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

淺談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

摘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對收入分配制度進行了改革和調整，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日益擴大，這已經嚴重影響到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因此必須采取措施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使改革開放的成果為廣大人民共享，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關鍵詞：收入分配 差距 擴大

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早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其目的之一是為了打破“平均主義”造成的不公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在對所有制結構進行改革的同時,對分配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與調整,主要是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些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調整,調動了方方面面的積極性,促進了勞動效率的提高。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們也應該清醒認識到當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收入分配制度已經相對滯后，社會成員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一些行業收入水平過高，分配秩序比較混亂。有學者指出,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都嚴重偏大,甚至已經接近或達到世界公認的風險水平。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同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還未根本扭轉。”這句話就告訴我們，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確實是一個客觀現實，而且呈現出擴大趨勢。特別是近年來，民生問題和社會公平問題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熱點。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因此，公平越來越重要，關系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充分發揮,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必須高度重視并切實抓好。如何解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一、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現狀

基尼系數是測算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一個重要指標。按照國際標準，基尼系數小于0.2表示收入分配過于平均，介于0.2-0.3之間表示收入分配比較平均，介于0.3-0.4之間表示基本合理，0.4是國際警戒線，0.4以上表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超過0.5就表示出現兩極分化。我國的基尼系數2000年是0.458，2001年是0.459，2002年是0.460，2004年已經超過了0.465，2005年逼近0.47，如今已達到0.473。這說明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從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曲線來看,仍呈繼續擴大的趨勢,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基尼系數拉大主要與收入分配不公有關。衡量居民收入總體差距的另一個指標是實際收入。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在黨的富民政策的引導下,走上了富裕道路;另一方面,到2004年底,按年人均收入低于668元的標準,年末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2610萬。按年人均收入269———924元的標準,年末農村低收入人口為4977萬。城市依靠各種救濟維持生活的也有2000多萬人。我國現行的絕對貧困標準為恩格爾系數80%左右,而國際標準為60%。若按聯合國規定的每天人均生活費1美元的標準計算,世界銀行估計我國的貧困人口還有2.12億。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已經成為困擾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它既不利于經濟發展，也影響社會穩定、和諧。

二、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具體表現

㈠城鄉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懸殊

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歷了一個由縮小到擴大的變化過程，近年來擴大頻率加快。城鄉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為2.51：1，1997年為2.47：1，1998年為2.51：1，1999年為2.65：1，2000年為2.79：1，2001年為2.90：1，2002年上升到3.11：1，2008年更是擴大到3.36：1.另有一項研究報告指出：近幾年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一倍多，目前農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鎮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組分別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8年展開的四次全國范圍住戶調查表明，中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從1994年開始，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出現了下降趨勢，從1997年開始又逐步擴大，2001年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幾乎是農村居民的3倍，2008年已經達到了3.3倍。但這個結論還不能真實的反映城鄉之間的實際收入的差別。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沒有涵蓋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如果把城鎮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實物性補貼，如醫療、教育、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最低生活費救濟等考慮進去，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要達到4-5倍，甚至是6倍。

㈡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我國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主要反應在東部和中西部之間的差距擴大上。據國家統計局數字表明，2000年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0年擴大了5.39倍，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擴大了6.07倍，1999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10732元，西部地區為4302元；到2005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22200元，西部地區為8970元。從分省的情況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東部地區，分別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廣東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另據2005年6月的統計數據，全國城鎮人均月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比收入最低的貴州省高出了2倍多。到了2006年底，我國上海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達到20667.91元，為全國最高，而最低的新疆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8871.27元。從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的速度來看，中部地區達9.9%，超過了東部地區的9.4%，而西部地區只增長了6.1%，其增幅遠遠落后于全國9.0%的平均速度。從地區收入差距貢獻率來看，目前我過地區間收入差距貢獻率已從7.5%提升到8.7%，表明了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從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相對貢獻率來看，西部地區高達58.3%，東部地區為37%。

㈢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

收入因“行”而異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當前我國的實際情況是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從行業的平均工資倍數來講，1978年我國行業的平均工資倍數最高和最低是2.1倍，2000年是2.6倍，2008年是4.77倍，差距急劇上升。特別是壟斷行業也非壟斷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一些壟斷性行業以各種名目發放補貼和物資，更拉大了相互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一些民營企業里，工人每月收入僅400-600元左右，而且沒有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同樣八小時工作制，同工不同酬。電力、電信、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㈣不同教育程度者之間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

教育收益率表明了勞動力市場對個人受教育程度的回報大小，教育收益率越高意味著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大，據調查統計，城鎮個人教育收益率從1990年的2.4%上升到1995年的近5%，2002年又進一步上升到近8%，上升趨勢非常明顯。更需要指出的是，城鎮個人教育收益率存在著明顯的遞增性，而且其遞增幅度是不斷上升的，也就是說，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要明顯高于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收益率，而且其差別變得越來越大。而高等教育者即將從事的管理層與中低等教育者所處的員工層之間的收入分配也非常懸殊，管理者的年收入一般都在普通職工的15倍以上。據某人力資源薪酬績效中心最新公布的一份調查顯示,上海外企高層管理人員與操作工之間年薪差距2007年為15·2倍,進入2008年,差距增加到了16·3倍,并且仍有逐漸擴大的趨勢。這些分析表明，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影響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

三、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影響

㈠降低消費需求，妨礙經濟增長

收入差距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居民的購買力并在長期上影響經濟增長的潛力。在我國,消費需求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正越來越顯著。需求的構成包括最終消費、投資和出口。我國經濟體的規模巨大,使得我國不能像東南亞的國家一樣,依靠出口擴大來實現經濟的騰飛。而在決定需求的另外兩個因素中,投資的增長,或者說供給能力的增加,歸根結底是來自出口和國內消費需求對供給能力的要求,在我國,主要是指國內消費需求對供給的消化。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是形成最終消費品,滿足消費需求的中間產品。因此經濟界基本達成的共識:我國的長期的經濟發展動力只能依靠我國的內需,而近年來內需增長達不到預期的水平,價格水平持續走低(當然價格走低與供求關系有關,并非完全不合理)。要保持需求的長期穩定適當的增長,必須有一個相當規模的中產階級。比較合理的社會結構,應該是菱形的,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比重小,中產收入的人群比重大,這樣,才能形成穩定消費市場,充分發揮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但是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占總人口60%的農村居民只消費不到30%的商品。農民購買力低導致了廣大農村市場啟而不動，農村消費需求無法擴大。就全社會不同收入階層的消費狀況而言，一般來說，高收入階層大部分需求很容易得到滿足，用于消費方面的支出會相對減少，他們的消費拉動作用已經十分微弱。而占絕大多數的中低收入階層，由于受購買力的制約，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維持基本消費，從而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最終會制約經濟增長。

㈡妨礙產業結構的調整

隨著經濟的發展,第一第二產業的比重會下降,第三產業會在經濟結構中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在發達國家,比重最大的是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其次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這是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但是我國經濟要發展到這一階段,還需要很長的一個過程,在此過程中,工業將在長期中占據經濟的主導地位。因此要促進經濟的發展,就要重視工業的發展和結構調整。從目前我國工業產品在世界的競爭力來看,我國的比較優勢很大程度體現在傳統的制造業部門,如造船、電視,冰箱,洗衣機等產品,具有較強的競爭能力,因此,在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的同時,也有必要繼續發揮制造業的競爭力優勢,促進經濟的發展。何況,第三產業從創立,到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競爭力的行業,也不是短時間能實現的。發揮制造業的競爭力優勢,要求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持續發展的對該類產品的市場需求。但是,我國的制造業面臨的一個重大困難是絕大部分產品面臨過剩的危機,在很多行業都存在著過度競爭的狀況,這一點,在電視,空調等產品上表現的特別明顯,其負面效應有目共睹。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所指出的,這種“過剩”是相對的,這些產品,只是相對于大部分城鎮居民是飽和的,而在廣大的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很多產品沒有,尤其是耐用消費品的普及率并不高,這類消費品在這些地區的潛在市場需求遠遠大于實際的市場需求。中西部的市場規模和其人口,國土面積及不相稱。目前這些產品之所以沒有達到應有的市場規模,是因為這些地區的居民的收入低,消費能力弱,所以未能轉化成現實的市場需求。這就影響了制造業的繼續發展，也會妨礙將來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

㈢影響社會和諧

在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中，大部分人是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而致富的，他們的致富過程是逐步的，中低收入者是基本上認可和接受的。但是高收入人群中也有少部分人是在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利用制度和法制體系的不完善，通過“權力尋租”、“壟斷”、非法經營等手段攫取財富，成為暴富者。這部分暴富者不僅直接損害了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機制，更使得低收入者產生不公平感，不僅低收入者強烈不滿，高收入者中的合法經營者也極為不滿。但是現實中人們很難把高收入者中的合法致富者與非法致富者區分開來，于是一部分社會成員對所有富人的財產的合法性都持懷疑態度。而且由于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使得很多情況下出現“富者更富，窮著更窮”的情況。一些低收入人群中的“仇富者”本來仇恨的是非法致富者，但是他們無法從高收入者中識別出非法致富者而導致對整個高收入人群的不滿，如果他們的不滿情緒和消極心態不斷發展，就有可能采取過激行為，甚至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

四、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分析

㈠政策性與制度性因素

我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導致農村發展明顯落后于城市。后來隨著城鄉體制分割性的日益嚴重，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限制，對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歧視，公共財政資源和社會資源向城鎮的過度傾斜，導致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這一點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表現尤為明顯。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國家在發展戰略的選擇上實行由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推進的傾斜政策。國家對東南沿海地區實行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投資的重點在東南沿海地區,同時在財政、稅收、外貿、金融等各方面給予一系列的優惠待遇,給東部地區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機遇,而中西部地區則只能作為支持東部地區發展的原材料基地。在西部大開發政策實施之前，包括政府投資在內的大量投資資金流入一些較為發達的地區，加上外資的涌入，導致了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在經濟增長上的差異。而在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過程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務分配體制，由于受到地方利益格局的制約，并沒有起到有效的再分配功能，以縮小地區之間可支配財力的差別的作用。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地方保護主義政策，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的障礙，特別是勞動力就業的自由選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阻礙了市場機制對地區之間收入差別的調節作用，使得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僅沒有出現縮小的跡象，反而變得越來越大。

㈡制度和法制體系不完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由于法制不建全,改革不徹底,導致行業壟斷現象仍然存在。銀行、電力、煤氣、郵電通訊、房地產等壟斷性行業憑借壟斷地位,獲得高額壟斷利潤,使其從業人員的收入遠遠高于社會平均的收入水平。此外,由于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現行政策法規的不完善、不配套,給非法非正常收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非法收入是指在現行法律規定條件下不合法，但利用制度不完善，如稅制不健全或實施不利和管理漏洞，如監管手段落后等獲取的收入，如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等腐敗問題，如偷稅漏稅、走私、制售假冒偽劣產品等;非正常收入是指表面合法但不合理的收入，如集團消費轉化為個人消費、回扣等。非法非正常收入是社會總收入中為一部分人以非法非正常手段占有的部分。這些非法性因素的存在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又一重要原因。

㈢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

社會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過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等方面的運作，縮小 居民間的收入差距，減少社會部穩定因素。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還很不健全,存在著保障水平比較低、覆蓋面不廣、法律不夠健全、監察執法不嚴等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具體來講,主要有:對高收入階層的調節不力,對低收入階層的保護不夠有力,公共產品的分配也存在著向高收入人群傾斜的現象等。隨著市場競爭和風險的增加,貧困人口增多,而相應的社會保障卻沒有配套建立起來。私營企業、鄉鎮企業、外資企業中的中方員工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享受到社保福利。這種在社會保障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㈣教育的不公平

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響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項重要因素。大量資料顯示,由于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形成的不相等的知識水平和技能,會直接導致個人的就業機會不平等和收入高低不平等。個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在其它條件相同時,就業與謀取收入的能力越強,而個人受教育的程度越低,就業與謀取收入的能力就越弱。教育機會的不同導致不同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有所不同,進而使不同地區居民的收入產生差距。我國目前教育投資明顯不足，特別是農村地區、西部地區，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資不多，而教育投資的不足又會進一步加劇城鄉之間，以及東西部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五、解決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對策措施

㈠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縮小城鄉收入分配差距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2/3,但消費支出還不到整體的1/3。要縮小城鄉差距,就必須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工業要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對農民多予少取放活,加快農業和農村的發展。二是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加強扶貧開發工作,穩定、完善、強化對農業和農民的直接補貼政策,促進農民持續增收。三是大力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重點辦好“水、路、電、氣”四件大事,解決農村環境污染問題,改善人居環境。四是大力發展教育、衛生、文化、金融、信息、技術等各項社會事業,加快農村城市化的進程。五是建立覆蓋農村的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善貧困群體的生活條件和生存環境。六是切實加強領導,動員全黨全社會關心、支持和參與新農村建設。

㈡優化產業結構，增加就業崗位，擴大中層收入者比重

就業是民生之本,也是縮小收入差距的基本途徑。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發展吸納就業較多的傳統服務業和社區服務業;要加快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以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同時鼓勵和扶持包括失業人員、各類中高等院校畢業生、企事業單位分流人員和農民等自主創業;還要調整產業政策,放寬產業的準入門檻,引導鼓勵社會資金投資創辦經濟實體,增加就業機會,使更多的失業人員逐步加入到中等收入階層。中等收入者階層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中堅力量。因此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不僅有利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更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㈢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規范收入分配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無論是初始分配領域還是再分配領域，都要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配套的調節收入分配的國家法律制度體系，以各種法律和經濟的手段來規范收入分配渠道，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為此，一定要建立健全一系列與市場經濟配套的法律制度，規范和完善市場經濟秩序，改變市場的無序和紊亂狀況。首先要加強執法力度，提高執法效率，取締非法收入；其次要打破行業壟斷，整頓不合理的壟斷收入，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最后要加大反腐力度，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加強廉政建設，減少“權錢交易”活動的空間。政法不僅要制定經濟法規，更重要的是要有效實施這些法規，只有切實貫徹落實這些制度法規才能有效規范收入分配。

㈣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樹立公平的分配觀

公平不等于平等，更不等于平均。公平和平等都屬于價值觀的范疇，它們有一部分內涵是重合或者是交叉的，比如機會的平等、條件的平等都屬于公平的范圍。同時公平與平等又是不同的價值觀。平等強調的是某種“同”，公平強調的是某種“異”，公平是以承認差異為前提的，所謂公平就是一種合理的差異。因此要按照“十七大”精神的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長期以來，我們都強調初次分配講效率，而忽略了初次分配也存在公平的問題。如果初次分配是不公平的，然后試圖通過再分配來“調節”或“扭轉”的話，結果只能是事倍功半，難以取得理想的效果。當然再分配也要注意促進效率。如果把再分配調節力度搞得過大，出現獎懶罰勤效應，就會既損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從而也會損害效率，反過來會影響再分配的調節能力和社會公平的功能。所以，只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促進效率與公平有機結合，才能促進國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才能有效地確立公平的分配觀。

㈤建立健全公平的教育機制和體制

“科教興國”是我國的基本國策，我國憲法明確規定，接受義務教育是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但長期以來，政府在這方面的投入遠遠不夠。因此，要增加國家財政對教育經費的投入并實現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調整好國家教育資源的內部分配、城鄉分配和區域分配,改變過去把有限的投入集中到大城市和重點學校的局面。要強化政府對義務教育的保障責任,普及和鞏固農村的義務教育,為民眾的“起點公平”奠定基礎。要堅持教育的公益性質,扶持貧困地區、民族地區教育,保障經濟困難家庭、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只有實現教育公平,給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機會,使他們提高生產能力,更好地參與市場競爭,分享到更多經濟增長的成果,這樣才真正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否則，教育上的不平等，勢必進一步導致收入的不平等。

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黨的“十六大”報告，尤其是十四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明確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后，社會保障問題作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成為專家學者們非常關注的話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離不開健全、完備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保障體系，是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配套的一項浩大工程。它關系到企業經營機制轉換，是保障國家和政治安定，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的穩定機制。因此，要根據我國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逐步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要加快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建立健全失業保險制度,積極推進醫療保險體制改革,全面落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積極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級政府要調整支出結構,盡可能增加對社會保障的投入。同時,還要通過健全法制進一步加大對社會保障基金的監管力度,健全社會保障基金的運行機制,提高保障基金的管理和服務的社會化水平,讓更多的城鄉居民分享到改革和發展的成果,逐步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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