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理論分析

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理論分析

（一）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必然性

稅收調節收入分配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客觀需求和國家履行經濟職能的需要。在市場經濟體系中，由于個人所擁有的生產要素狀況不同及市場供求狀況的影響，會使人們在社會收入、財產分配方面出現日益擴大的差異。這一問題i是市場機制本身所無法解決的，這就需要國家在經濟活動之外，通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進行宏觀有效調節，彌補社會公平的“市場失靈”。國家可以通過稅種的選擇、稅基的確定和稅率的劃分來改變社會成員的物質利益，以鼓勵、限制或維護他們所從事的社會實踐活動使之按預定的方向和規模發展，實現收入分配公平的目標。因而，稅收在收入分配領域，理所應當地承擔起調節收入分配、實現社會公平的重任。

（二）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可行性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稅收對個人收入分配的調節可以通過多個環節進行，即實現環節、使用環節、財富的積累環節及轉讓環節，通過在個人收入分配的各個環節設置相應的稅種可以形成一個完整的收入分配稅收調控體系。

1.在個人收入分配的實現環節，個人所得稅是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手段，一方面通過累進稅率的設計可以調節高收入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合理的費用扣除標準給予低收入階層稅收優惠。

2.在個人收入的使用環節，通過對特定的消費品和消費行為征收消費稅，起到補充調節作用。如果高收入者把高收入用于高消費，不僅無益于市場效率的提高，而且會使分配不公問題表面化，但用稅收有選擇地調節其中的高消費，不僅可以在流通領域調節高收入階層的支付能力，進而間接影響個人收入分配，還可以引導高收入者把高收入轉化為生產性投資，從而有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市場效率的提高。

3.在個人財富的積聚環節，征收一般財產稅，有財產者納稅，無財產者不需要納稅，擁有較多財產的人多納稅，擁有較少財產的人少納稅，通過財產稅率的變動和相應的財產價值的調整就可以避免社會財富過多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縮小社會收入分配差距。

4.在個人財產的轉讓環節，征收遺產和贈與稅。高收入階層形成的大筆財富如果全部留給繼承人，往往導致社會分配不均，形成新的貧富差距。通過遺產稅的課征，對社會財富進行一次再分配，有利于減少因財富在代際間轉移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另外，由于遺產與贈與稅是對個人收入（合理收入及不合理收入）的全方位調節，因而可以彌補個人所得稅的不足。i市場無法實現社會公平，即無法將收入差距保持在大多數社會成員經濟能力和心理能力可以承受的范圍內。

第二篇：調節收入分配,2017年再發力

調節收入分配，2017年再發力

魯洲（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7

年03月20日 02 版）

■《“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確定了8大領域的基本公共服務清單。將此規劃與政府工作報告的有關內容結合起來，就更容易理解政府在調節收入分配中的角色，即著力健全促進機會均等的體制機制，對調節收入分配而言將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

收入分配長期以來是廣大人民群眾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也是政府一直高度重視并著力解決的突出問題。今年，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就指出，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6.3%，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240萬，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有新的提高。在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存在的形勢下，取得這樣的成績來之不易。盡管這有助于緩解居民收入差距，但由于職業、地域、能力、機會等微觀因素以及經濟發展、分配制度等宏觀因素的影響，收入差距會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調節收入分配就成為政府施政的重點工程之一。

穩增長是大前提

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比上年實際增長6.3%，高于人均GDP增速0.2個百分點。按常住地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比上年實際增長5.6%；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比上年實際增長6.2%。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實際增速高于城鎮居民0.6個百分點。可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緩解。

不過，用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基尼系數來看，2016年我國是0.465，比2015年高出0.003，雖然2012年到2015年，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分別是0.474、0.473、0.469、0.462，總體呈下降趨勢。據有關方面調查，2016年我國居民基尼系數略微擴大的主要原因，一是城市一部分低收入者養老金的收入增速略有放緩，二是農村一部分只靠糧食生產收入為主的居民，由于糧價下跌，收入略有減少。

上述現象和原因，很大程度上與經濟大環境有密切關系。正因為此，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貫徹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將GDP增速定在6.5%左右，并爭取在實際工作中取得更好結果；在供需方面，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并提高有效性，以改善供給側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同時進一步釋放需求潛力；在宏觀調控上，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加強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等等。這些目標或措施，都是為了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用穩增長來為惠民生進而為調節收入分配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精準施策重實效

“居民收入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政府工作報告里的這句話，為調節收入分配提供了政策依據。2017年政府在這方面的具體措施包括：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比2016年多100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保持在4.5%以內。再完成棚戶區住房改造600萬套，繼續發展公租房，讓更多住房困難家庭告別棚戶區。城鄉居民醫保財政補助由每人每年420元提高到450元，同步提高個人繳費標準，擴大用藥保障范圍。繼續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確保按時足額發放；穩步提高優撫、社會救助標準，實施好臨時救助制度。

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今年實現進城落戶1300萬人以上。

統一城鄉義務教育學生“兩免一補”政策，加快實現城鎮義務教育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持續改善薄弱學校辦學條件，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不斷縮小城鄉、區域、校際辦學差距。繼續擴大重點高校面向貧困地區農村招生規模。

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以上，完成易地扶貧搬遷340萬人；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增長30%以上；切實落實脫貧攻堅責任制，實施最嚴格的評估考核，嚴肅查處假脫貧、“被脫貧”、數字脫貧。

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

這些措施涉及勞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困有所幫、學有所教等方方面面，針對嚴重制約經濟社會和民生改善的突出問題，結合實施“十三五”規劃確定的重大項目，將惠民生落到實處、講究實效，都會對調節收入分配起到直接或間接的促進作用。

機會均等更重要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雙創”是以創業創新帶動就業的有效方式??是促進機會公平和社會縱向流動的現實渠道。這句話雖然是直接針對“持續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而言的，但同樣對調節收入分配有積極意義。一個固化的社會，缺乏依靠自身努力實現縱向流動的正常渠道，將會形成經濟社會可持續發 展過程中難以逾越的鴻溝。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蓬勃發展，能夠給勤勞致富的人提供難得的契機，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使每個人都能大有可為、大有作為。

國務院3月1日對外公布《“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確定了公共教育、勞動就業創業、社會保險、醫療衛生、社會服務、住房保障、公共文化體育、殘疾人服務等8大領域的基本公共服務清單，每個清單均明確了服務對象、服務指導標準、支出責任、牽頭負責單位等，確定了政府的兜底責任，其核心就是促進機會均等。將此規劃與政府工作報告的有關內容結合起來，就更容易理解政府在調節收入分配中的角色，即著力健全促進機會均等的體制機制，對調節收入分配而言將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總之，調節收入分配涉及諸多環節，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政府工作報告所指出的，有條件的要抓緊解決，把好事辦好；一時難以解決的，要努力創造條件逐步加以解決。這是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標志性體現。

第三篇：收入分配方案分析

論我國收入分配方案

國民收入分配的三大主體包括政府、居民和企業，這三大主體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額的具體情況稱之為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包括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是國家和企業支配的部分與直接分配給個人的部分二者之間的比例關系；二是在居民之間收入數量的差距問題。前者是要回答整個國家積累或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問題，后者則是回答正確處理個人之間的收入差別問題。二者的分配關系是否正確，都關乎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影響著千家萬戶。前者屬于正確處理生產發展與消費水平提高的關系，涉及長遠發展與當前利益、國家整體利益與居民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后者則屬于是否符合社會主義現階段的按勞分配為主體、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分配原則，也就是是否符合在這種關系基礎上形成的社會公平、公正等權利原則。

一、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現狀

（一）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縮小而企業和政府所占比重不斷擴大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計算，1992年我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企業和居民所占比重分別為20∶19∶73，2008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企業和居民所占比重分別為20:22:56。

（二）居民總體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根據統計局的數據，2010年城鎮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82475.6 元）是20%最低收入組（15233.4 元）的5.4倍，農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14049.7 元）是20%最低收入組（1869.8元）的7.5倍。根據財政部的調查，當前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經達到“高度不平等”狀態，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 上升到目前的0.47，不僅超過了國際上0.4 的警戒線，也超過了世界所有發達國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體隱性福利的存在，有專家認為我國實際收入差距還要更高。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127 個國家近年來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的指標表明，基尼系數低于我國的國家有94個，高于中國的國家只有29個，其中27個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亞洲只有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兩個國家高于我國。

（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1978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343.4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133.6元。2010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9109.4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919元。城鄉居民收入比從 1978年的 2.57 :1 擴大到 3.23 :1。另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2年城鎮最高收入戶的人均收入是農村低收入戶的人均收入的 13倍，2010年上升到 16倍。

（四）行業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1年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個行業分別是金融業91364 元，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70619 元，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65238 元；年平均工資最低的三個行業分別是農、林、牧、漁業20393 元，住宿和餐飲業27847元，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30750元。2011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中，最高行業金融業與最低行業農、林、牧、漁業之比為4.48 ∶1。而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行業間工資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1.8 倍左右。

（五）企業內部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我國企業內部的職工工資差距更大。2009年全國總工會的專項調研顯示，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從2006年的6.72 倍擴至2008年的17.95 倍。企業內部職工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導致我國低收入職工比例較大，67.2% 的職工每月收入低于2152元的全國平均水平，17.3% 職工每月只拿1000元左右薪酬。

二、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現狀的原因分析

（一）工資制定片面體現企業意志

一是目前我國相關領域的制度還不完善，各種制度之間的關系還沒理順。二是社會分配系統與機制不完善，對于職工工作年限、經驗及創造的貢獻無法準確計算；三是企業職工在收入分配、工資改革等方面缺乏監督權，從而導致企業利潤向企業高、中層管理人員嚴重傾斜。

（三）忽視政府責任

在收入的初次分配環節，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缺乏同雇主討價還價的能力，只能任由雇主來決定其工資的水平。而雇主在利潤最大化的利益驅使下，則會盡可能壓低工人工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國勞動力市場仍將存在供過于求的不均衡狀態，因此很難改變強資本、弱勞工的局面，如果再不依靠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調節，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更難得到保障。

（三）宏觀調控手段弱化

第一，最低工資標準較低，工資指導線缺乏指導性。目前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不能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而做出適時調整，因而使政府的工資指導線制度缺乏實際指導作用，與近年來不斷上漲的物價、房價相比，最低工資標準普遍較低。第二，缺乏勞動定額標準。在實踐中，國家沒有統一的勞動定額標準，勞動定額的制定方法多樣化，缺乏規范性和統一性，在程序上缺乏民主參與性，給企業違規、最大限度地攫取職工創造的勞動成果，獲得更大的利潤空間提供了機會；第三，基本工資基數普遍較低。現有的工資基數較低，且無法體現勞動者在企業的工齡工資、技能工資等方面的差異。

（四）收入分配法律法規尚不完善

第一，現有的初次分配領域中的資源配置制度、薪酬分配制度、農村分配制度以及收入分調控制度等沒有納入系統的法律體系；第二，有關工資分配的信息指導系統不夠健全，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工資價位、人工成本信息發布指導等制度尚未發揮其應有的指導作用；第三，用來統領工資分配的《工資法》還未出臺，無法規范約束企業工資決定和支付行為；第四，配合《勞動合同法》執行的相關法律如就業促進、勞動標準、集體合同談判、勞動爭議處理等一系列密切關聯的法律法規缺位。

（五）存在體制性障礙

一方面，由于我國目前收入分配機制還不健全，國家收入分配體系沒有有效地將壟斷利潤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分配，國家對壟斷企業的工資管理也沒有加強監控力度，導致我國壟斷行業的工資水平遠遠高于其他行業和全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另一方面，體制性障礙也在影響勞動者的收入水平。

（六）工會作用有待進一步加強

一是工會組織自身建設欠規范。二是工會的法律地位與實際地位不相稱，工會維權只能停留在表達和反映職工合法權益的層面上，而不能解決實質性問題。

三、改革收入分配方案的建議(一)通過二、三次分配調整收入差距，穩定高收人群體數量

首先應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稅這一二次分配制度。對于高收人群體而言，其大部分收入主要來源于財產收入和其他隱性收入等非勞動收入，這一群體的偷漏稅已成常態。因此，要真正發揮個稅對收入的調節作用，除了對合理的勞動薪酬征稅外，關鍵要加大對股權轉讓、房屋轉讓、利息股息紅利等財產收入的征稅。對于隱性收入，由于其隱蔽性，可通過開征富人稅、物產稅、遺產稅等進行調整，發揮個稅的調節功能來降低我國的基尼系數。其次要大力發展慈善事業。在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今天，大力發展慈善捐贈事業，實現財富的第三次分配，起到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使社會財富直接或間接地向低收入群體轉移。

(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提高生活水平首先應提高工資性收入。要使居民收入的增長高于財政和企業收人的增長，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其次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解決城鎮居民住房、子女教育、醫療、養老等生活成本過高的問題，減少后顧之憂，提高生活質量。其三，提高財產性收入在總收入中的占比。財產性收入是一個國家富裕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通過刨新金融管理體系，提供越來越多的可供選擇的金融理財工具和產品以及規范資本市場，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以保證居民財產增值。其四，打破身份壁壘，提高社會成員的合理流動。通過促進教育、就業公平，使“革根”與“官二代”、“富二代”有平等的機會實現向上的夢想。

(三)培養創收能力，減少低收入群體數量

首先要拓寬就業和再就業渠道。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所需資金少、包容性強、容納勞動力較多的物業管理、家政服務等社會服務性行業；同時可通過政府補貼或低息貸款方式弓I導下崗及編外的低收入人員創辦一些易起步、見效快的小型加工業、批零商業、小攤點餐飲業等，幫助低收人群體拓寬生產經營門路；另一方面對特困下崗人員提供免費或低費用的短、平、快崗位實用培訓，提高他們的就業技能，以提高收入。其次，由于低收人群眾的心理壓力高于一般社會群體，容易產生負面情緒，在幫助他們提高收入的同時，還要理解、尊重他們，通過加強心理引導，使他們樹立信心，重燃對生活的熱情和希望，盡快步入小康行列。

第四篇：發達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發達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啟示及其政策建議

相關詞條：發達國家, 收入分配, 啟示, 做法, 建議

摘要：為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主要采取了稅收調節、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反貧困、農業政策補貼、工資決定機制等措施，收到了比較明顯的效果。這些措施，對中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具有諸多啟示；建議采取積極的政策措施，以有效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問題。

關鍵詞：發達國家，收入分配差距，調節，做法，啟示，建議

一、美國等發達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做法

1.美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美國雖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典型代表，但收入分配不公比其他西方國家更為突出。為實現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目標，美國主要采取了稅收、社會保障、義務教育與反貧困等財政措施[1]16-19。

第一，稅收調節措施。美國已經建立了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輔之以遺產稅、贈與稅、個人財產稅、個人消費稅、社會保障稅的稅收調節體系，充分發揮不同稅種相互協調配合的調節功能。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實行累進稅率，個人應稅收入（或財產）越高，征稅比例就越大，對個人收入差距調節力度最大，效果最明顯。比如1991年，50%的低收入者稅前收入所占比重為14.9%，稅后收入比重上升為16.45%；而10%的最高收入者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55%，50%的低收入者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只占4.8%。第二，社會保障調節措施。美國的社會保障由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三部分組成。一是由聯邦或州政府出資并管理的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項目，保障的主要對象是低于社會貧困線的低收入者、喪失勞動能力的人，以及這些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親；福利內容有現金補貼、食品券、住房補貼、醫療補貼等。二是由政府立法強制實施、全體勞動者參加并共擔費用的社會保險項目，主要有養老、醫療、失業、殘疾、工傷與職業病保險等，實施對象是所有勞動者和退休人員；政府只對這些項目提供基本保障，并在主要項目上體現了一定的社會共濟和再分配原則。三是由各種基金組織委托商業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經辦的私人團體年金、醫療保險和個人儲蓄；對這一層次的保費和保費投資收入，政府實行免稅鼓勵。

第三，義務教育調節措施。為了保證不同地區之間義務教育的公平性，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加大了對義務教育的投入，州政府實行了不同學區的差別撥款補助方式。近二十多年來，聯邦政府對教育的支出正在不斷的加大。一方面，原有的聯邦資助項目的額度在不斷加大；另一方面，又新增了不少支出項目。同時，各級政府在義務教育總支出中的比例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地方政府大于州政府、州政府又大于聯邦政府的舊格局逐漸被打破，形成了州政府大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大于聯邦政府的新局面。美國采取不同的方法資助學區，一種是基本資助撥款，即公式撥款；另一種是專項撥款，多用于特殊教育、職業教育等。

第四，反貧困調節措施。1961年，美國政府第一次宣布將失業和經濟落后列為全國性問題的法案——《地區再開發法》頒布。1993年，美國國會通過第一個比較系統解決不發達地區發展問題的法案——《聯邦受援區和受援社區法案》。為了促進落后地區的開發，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聯邦政府對州和地方政府的財政補助不斷增加。據美國行政管理預算局估計，1997年聯邦政府財政補貼達到2752億美元，占聯邦政府支出的比重達到16.3%。

2.英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但收入差距問題也是最早出現、且為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為實現公平收入分配目標，英國采取了稅收、社會保障、義務教育與反貧困等多項財政補救措施[2]128-130。

第一，稅收調節措施。一是征收個人所得稅。英國1799年開始征收個人所得稅，并在1874年成為一個穩定的稅種。英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由過去的83%降為40%，對應稅收入實行三級超額累進稅率。二是遺產稅和贈與稅。英國早在1694年就開征了遺產稅。英國稅法規定，遺產稅和贈與稅合并一起征收。為防止富人通過提前轉移財產逃避遺產稅，稅法還規定繼承人除了要對死者遺留的財產繳納遺產稅外，還要對死者七年內贈與的財產按不同的稅率繳納贈與稅。

第二，社會保障調節措施。英國是最早建立社會福利制度的國家。1572年，伊麗莎白女王決定在全國征收濟貧稅；1601年頒布《濟貧法》；1765年議會通過“斯品漢姆萊制度”，對低于最低工資限度的工人，由各教區予以津貼補助。1905年～1950年，英國政府先后頒布了《老年贍養法》、《職業介紹所法》、《國民保險法》、《國民健康服務法案》。這些法案、措施為調節個人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第三，義務教育調節措施。在英國，義務教育通常是地方行政當局的職責，但中央政府在義務教育總開支中占50%左右的份額，其余的由地方政府用稅收來彌補，學費與捐贈僅占8%左右。1965年以后，中央政府的負擔升至60%，地方稅收與捐贈所占的份額分別降至36%和4%。第四，反貧困調節措施。英國政府解決地區收入差別的辦法是鼓勵工人從失業多的地區轉移到發達地區。1928年，英國政府為此專門成立了“工業遷移委員會”，資助失業工人到其他地區工作。1934年和1937年制定的特別地區法，開始按照把“工作帶給工人”的原則解決區域問題，并對失業率高的“特區”進行財政援助。1984年，英國政府根據新的情況對區域開發政策進行了調整，將援助分為兩類，即發展補助和選擇性援助，按就業成本和就業規模為企業提供補貼，鼓勵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發展。

3.法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20世紀50年代以來，法國政府注重通過稅收制度、社會保障、失業保險和農業補貼等辦法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這些做法對于保持法國社會近半個世紀的穩定發展，起到了一定作用[3]。

第一，較為公平的稅收制度。法國收入所得稅采取高額累進稅制，稅率一般在16%至21%之間，但收入高的家庭最高稅率高達56.8%，從而保證了低收入家庭免繳或少繳收入所得稅。根據這一制度，越富的人交稅越多，高收入者成了收入所得稅的主要稅源。

第二，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法國政府規定，所有的法國人都享有醫療保險，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及赤貧者享受免費醫療服務。法國家庭保險有多子女家庭補助、住房補貼、家庭補充收入等形式。政府還規定，凡年滿60歲、工齡和繳納退休金分攤額達37.5年的領工資者，均可以退休并領取退休金，退休金相當于10年最高工資平均數的50%。從1979年3月開始，法國政府就建立了統一的失業津貼制度，其失業津貼包括基本津貼、特別津貼等形式。

第三，對農業實行政策性補貼。法國政府對農業和農民的補貼已成為其財富再分配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補貼包括生產領域的補貼、流通領域的補貼和生活領域的補貼三種。近年來，由于農民的負擔不斷加重，法國農業和農民的財富再分配已經占到農民純收入的25%。4.德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德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雇員與雇主之間的收入差距，二是東德與西德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為實現公平收入分配目標，德國政府采取了稅收、社會保障、義務教育與反貧困等財政補救措施[4].第一，稅收調節措施。一是個人所得稅。其征收范圍包括私人企業和個體企業、自由職業者等所有取得應稅所得的人。個人所得稅占整個稅收收入的40%以上，其中的工資稅最高邊際稅率曾經為56%，后根據2000年出臺的稅改方案，最高邊際稅率從1999年的53%調到2005年的45%。德國工資稅從1990年起采用線性累進稅率制，這樣更有利于公平。二是遺產稅與財產稅。德國遺產稅的最高邊際稅率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達67%。第二，社會保障調節措施。德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由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以及其他一些社會福利項目構成，其中社會保險是最主要的部分。德國的社會保險主要包括失業保險、養老保險、事故保險和醫療保險四大部分。失業保險金的繳納由雇主和雇員繳納等數額，領取失業金的數額大體相當于失業者最后工作凈收入的60%。養老保險費、醫療保險費一般也是由雇員和雇主各交一半。社會救濟的形式有許多種，如提供咨詢和照顧、給予物質或金錢上的幫助等。

第三，義務教育調節措施。德國義務教育始于1763年。1919年的魏瑪憲法中也明確規定實行八年制義務教育。聯邦德國現行的義務教育制度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德國教育普及程度非常高，據歷年來的統計，6歲～16歲的人口中入學率平均達到99%。1990年，全國普通教育的中小學、各類職業教育學校和高等學校的在校學生已占總入口的15%。德國義務教育經費主要由州政府承擔，它將教師工資直接劃撥到教師個人賬戶，約占義務教育經費的75%，另有少量經費由州轉移給市、鎮政府。

第四，反貧困調節措施。為縮小東西德在經濟發展上的差距，統一后的德國政府接連實施了一系列的援助措施，即在合并初期及合并后多年間一直實行西部向東部的資金轉移和政策傾斜。德國每年把國內生產總值的600億歐元用于德國東部的建設；還運用包括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平衡財政來進行反貧困。此外，聯邦政府還根據聯邦有義務幫助貧困州和有經濟發展需要的州進行投資的規定，對某些貧困州根據需要撥付補助金。

5.日本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日本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沒有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突出，基本看不到極度貧困的人群，因而日本不承認存在貧困問題，只承認存在因地區發展差異而產生的后進地區問題，這是日本近幾十年來重視收入分配差距調節的結果。為實現公平收入分配目標，日本主要采取了稅收、社會保障、義務教育與反貧困等措施[5]。

第一，稅收調節措施。日本于1887年開征個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收入占國稅收入比重僅為0.8%。1913年以后，日本多次提高個人所得稅稅率，并擴大個人所得稅的稅基。1950年以來，則開始減免個人所得稅，至1987年的個人所得稅稅率為10%～50%。20世紀90年代以后，為了刺激經濟復蘇，政府又進一步降低累進稅率，并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日本的稅收對收入分配差距的調節，除個人所得稅外，還征收高額的遺產稅與贈與稅。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遺產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為70%。

第二，社會保障調節措施。日本政府機構中設置了社會保障制度審議會、社會保險廳、養老金局、兒童局、老年保健福利部和社會援助局等。社會保障體系中包括醫療保險、社會福利、公眾衛生、養老金等多種形式。1961年，隨著國民健康保險制度和國民養老金制度的全面實行，日本在社會保障方面實現了“國民皆保險、國民皆年金”，社會保障走向制度化。在日本，社會保障繳納的金額視不同的收入階層而有差別。高收入階層繳納的金額相對高一些，低收入階層則相對繳納較少。在支付時，由于社會保障屬于公有保障的一部分，只支付給處于一定生活水平之下的階層，從而起到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第三，義務教育調節措施。目前，日本的義務教育就學率幾乎達100%，高中升學率約為95%，大學升學率也接近50%?；A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及城鄉之間受教育機會均等，不僅促進了日本國民素質的普遍提高，也為其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奠定了堅實的人力資源基礎，而且對調節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積極和有效的作用。

第四，反貧困調節措施。日本政府為了促進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從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先后制定和執行了《山村振興法》、《過疏地域振興特別措施法》、《欠發達地區工業開發促進法》、《新產業城市建設促進法》、《北海道開發法》等，并通過這些法律和相匹配的一系列財政、金融政策，達到了促進不發達地區的工業開發、增加就業和縮小地區之間經濟差距的目的。

6.瑞典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2004年，瑞典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481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86萬美元。瑞典的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特點是，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小，收入的均等化程度高[6]12-20。瑞典在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主要采取的措施如下：

第一，初次分配中的工資決定制度。瑞典的工資協商機制是基本的工資決定形式，沒有最低工資制度。企業員工的工資水平由企業內部和外部兩個層面加以確定。一是在企業內部，雇主可以自由在勞動力市場上選擇適合企業的雇員，但工資是由雇主和雇員在相互協商的基礎上按照合同確定工資水平。二是在企業外部，確定不同行業和企業的相對工資水平時，由政府、雇主協會和雇員協會三方在充分考慮物價水平等各種影響因素的前提下，共同談判確定每年的企業和行業工資水平。

第二，再分配中的社會保障制度。瑞典是高福利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為本國公民及其家庭成員在養老、醫療、教育、居住、子女撫養、就業援助甚至休假等方面，提供了各種保障措施。同時，正是這種高福利的社會保障，對縮小分配差距、緩解社會對立情緒、減少社會不公等方面，起到了十分明顯的作用。

第三，再分配中的稅收調節制度。瑞典政府為社會成員提供全面的高福利的社會保障，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是稅收調節。瑞典的個人所得稅，是按照個人為單位而不是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包括對勞動所得工資、獎金、養老金及交通、飲食和住房等各種形式的補貼、資本所得利息、股息、股票、債券和房產等各種形式的資本收益及經營公司或企業得到的收入部分進行征稅。瑞典調節個人收入差距的稅種主要是個人所得稅、房產稅、財產稅、遺產與贈與稅、養老金稅和印花稅。

第四，大力促進就業的政策措施。為改善勞動者的收入狀況，提高收入水平，瑞典設有國家勞動力市場委員會，并在對失業人員創辦小型企業實行減稅優惠政策的同時，不斷加大對擴大就業的財政資金支持力度，其中用于就業項目的資金占GDP比重已經超過1.5%。在改進政府對就業的公共服務方面，瑞典的主要措施包括以市場需求為目標，運用現代信息和通訊技術，提高服務效率和質量；對失業人員進行及時而連續的就業服務；及時制訂有針對性的就業服務計劃；大力加強就業培訓。這些促進就業的優惠政策與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失業率過高造成的社會矛盾，為改善社會成員的收入狀況提供了必要的保證。7.芬蘭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2004年，芬蘭國內生產總值為1497億歐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86萬歐元[6]12-20。芬蘭居民在享有福利權利和政府盡力提供社會服務方面的廣泛性和綜合性居于世界前列。

第一，再分配中的社會保障制度。芬蘭政府對其公民提供的社會保障主要是醫療和健康保險、家庭補貼、失業補貼、就業保險、養老保險五大類。在這些保障措施的覆蓋下，芬蘭公民充分享受著從出生到老年整個人生過程中的來自國家的各種福利待遇和幫助。雖然在高福利項目的壓力下，芬蘭的社會保障費用支出的絕對數不斷攀升，但社會保障占GDP的比重基本穩定。2003年和2004年，芬蘭社會保障的支出費用總額分別達到3870億歐元和4030億歐元，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7%和26.9%，處于穩中略降的狀況。在社會保障資金支付高風險的情況下，合理的社會保障資金供給結構顯得非常重要。國家、企業和個人對社會保險體系的穩定責任隨著繳費比例而相應固定下來。

第二，稅收調節措施。芬蘭是世界上實行高稅收和高福利制度的國家，個人繳納的所得稅不僅是政府籌集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是其縮小貧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一是實施較為完善的個人所得稅制。政府規定，個人要繳納包括向國家繳納的所得稅、向地方繳納的地方稅和向教會繳納的文堂稅。芬蘭的個人所得包括勞動所得工資收入、養老金收入，以及資本所得利息、紅利、股息、房租等兩部分。工資收入越高，向國家和地方繳納的所得稅越多。二是利用差額稅制進行收入再分配。這是政府進行收入再分配的主要途徑。

芬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所得稅稅率差別很大，目前最高稅率高達60%，而低收入者則無需向國家繳納所得稅，僅需繳納地方稅。向低收入的個人和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是政府進行收入再分配的又一手段。其形式包括生活補助和住房補貼，以及向有子女家庭提供不需納稅的兒童補貼等形式。

第四，大力促進就業的政策措施。芬蘭在工業化進程中遇有不可回避的是人口老齡化和失業率較高的問題，因此在促進就業方面實施了一些保障措施。芬蘭政府對中小企業雇傭失業人員采取減稅4%的優惠措施，如2004年，政府用于失業和就業培訓的各種補貼資金達到28.8億歐元。在改進政府對就業的公共服務方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與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失業率過高造成的社會矛盾，為改善社會成員的收入狀況提供了必要的保證。

二、發達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做法的啟示與若干政策建議

1.發達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措施對中國的啟示

第一，發揮稅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需要有健全的稅制。在稅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美國等發達國家充分發揮了個人所得稅、遺產稅、贈與稅和社會保障稅等不同稅種相互協調配合的調節功能，為政府確保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奠定了特質基礎[1]16-19。

第二，借助社會保障制度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需要確定保障的重點。美國等發達國家已經建立起比較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與這些國家的經濟相聯系的。

第三，保證義務教育本身的公平性。從義務教育的實施來看，為了落實義務教育的公平性，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承擔義務教育的大半經費，并實行差別撥款補助方式；英國中央政府承擔的義務教育經費超過了50%；德國州政府大約承擔了義務教育經費的75%；日本中央政府承擔的義務教育經費1994年達到了50%。

第四，有目標、有資金保證，科學而依法地進行反貧困。要做到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就需要按照一般的貧困標準確定扶貧對象和目標。對貧困、落后地區進行扶貧開發需要系列優惠政策的支持，但政策的實施要以財政手段為主、行政手段為輔，政府要通過投資補貼、就業補貼等財政刺激措施，引導企業向貧困地區遷移。同時，要根據貧困、落后地區的實際情況，確定補貼的恰當形式，使扶貧開發取得實效，真正發揮反貧困在調節地區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扶貧開發要像美國等發達國家那樣，將扶助置于嚴格的立法、執法和司法過程中[2]128-130。

第五，在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時要強調效率。美國等發達國家在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實踐中，認識到過高的邊際稅率有礙于市場效率，過寬過高的社會福利容易出現“大鍋飯”、“養懶漢”的問題，公費義務教育的教育質量難以得到保證，扶貧開發的補助需要引用市場原則等。近幾十年來，美國等發達國家對收入分配差距調節措施進行了較大調整，比如，累進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降低，社會福利開支有所削減，在對窮人的補貼中引用負所得稅。

2.對中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若干政策建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我們也應看到，在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民收入水平增長的背后，存在著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現象。究其原因，主要有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社會再分配的手段和能力不足、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非法收入的存在等[7]85。這已成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與做法，當前，建議采取如下積極的政策措施[7]85：

第一，深化稅收體制改革，合理運用稅收杠桿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一是調整相關稅制。目前，我國的稅制在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方面過于注重貨幣收入的調節，忽視對財富的調節。這是一種重視過程、忽視結果的模式。其突出表現是：現行個人所得稅稅制起征點低、級次多、級距小、邊際稅率高；調節個人財富分配的稅幾乎沒有，比如，遺產稅和贈與稅始終未開征，房產稅未把私有住房納入征稅范圍。這種模式的最大弊端是影響了中等收入階層的消費擴張，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高收入階層通過把現金轉為財富來避稅。二是改革收入分配調節資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國調節收入分配的財政性資金的支出以現金補助為主，從世界各國經濟看這是一種效率不高的模式。我國的現實情況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明顯的問題，突出的表現是資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夠充分實現預期目的，如低收入階層部分領取補助金者把錢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費上。為此，我國各級財政可建立對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消費的定向補助制度，如憑發票或收據報銷定額義務教育學雜費、水電費、醫藥費、食品支出等；有條件的地方可適當放寬補助范圍，定額標準確定權可由市級財政掌握，省級財政可酌情予以調控[8]。

第二，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監督和管理。按國際慣例，應提高某些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鼓勵公平競爭，形成平均利潤和平均收入；對少數特殊的壟斷性行業，要加強收入分配的控制，防止分配差距過大；還要逐步規范市場行為，完善競爭法規，創造平等的市場環境。當前，尤其要破除不合理的壟斷，創造條件促進勞動力流動。我國現階段正處于產業結構的劇烈變動時期，優勢產業的交替變化極為頻繁，解決行業間存在的收入差距，最終要靠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來完成。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的責任就是制定反壟斷法，清除市場準入壁壘。對于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國家不能放松對其分配活動進行監管，要制定工資指導線，加大對工資福利過高、增長過快行業的職工收入調控力度；加強對這類企業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人工成本增長率的考核，對嚴重違反國家工資政策的要嚴肅處理。為此，勞動、財政、統計等政府有關職能部門應盡快建立企業人工成本監測指標體系，加強對企業人工成本的監測，定期發布行業的人工成本水平，指導企業與國內外同行業人工成本比較，合理確定本企業的職工收入水平。對于某些壟斷行業嚴重存在著收費過高過亂、服務質量差、生產效率低下等問題，一是要改革價格形成機制；二是要建立成本約束機制；三是要完善明碼標價有關規定，加強對壟斷行業收費的監督檢查，對一些壟斷行業利用壟斷經營地位亂漲價、亂收費的，一經發現，要嚴肅查處[9]。

第三，擴大就業渠道，增加就業崗位。擴大市場準入，降低進入門檻，注重發揮非公有制經濟和中小企業在增加就業方面的作用。只要家庭勞動力能夠充分就業，收入水平就會大大提高。為了增加就業，一是要發展經濟，增加就業崗位；二是要按照中央決定，實行積極的就業政策和靈活的就業方式；三是要普及義務教育，發展職業教育，拓寬就業門路；四是要維護農民工權益，消除地域歧視、學歷歧視、性別歧視等。只有這樣才能提高低收入者總體收入水平。

第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增加農民收入。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千方百計地提高農民收入。在確保糧食安全的前提下，按照高產、優質、高效、生態的要求，加快推進農業結構調整，不斷開拓農業增收、農民增收的空間。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加快小城鎮建設，完善農村市場體系，積極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努力提高貧困地區人口素質，進一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

第五，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不斷提高中西部地區的收入水平，是解決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任務。按照中央的戰略部署，要大力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的崛起。隨著東部地區經濟的較快發展，政府應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性傾斜，以便吸收資本、人才的流入。加快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改善西部，尤其是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健全市場經濟，打破行政區劃的局限，促進生產要素在區域間自由流動。一是中西部地區要發揮自身優勢，走特色發展之路。目前，中西部地區不僅在農牧業、采掘業、能源和原材料工業及旅游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而且在煙草、食品、紡織、機械、電子等加工工業方面也具有相當的優勢。中西部地區要在現有產業優勢的基礎上選擇和培育地區主導產業，如內蒙古的農畜產品加工、鋼鐵冶金；安徽的煤炭、農副業；河南的農業、食品、石化；湖北的汽車制造、冶金、化工；湖南的紡織、有色金屬；四川、重慶的農業、機械制造、高技術產業；云南、貴州的有色金屬冶煉、煙草、旅游、制糖、水電；西藏的牧業、旅游等。二是積極推進中西部地區中小企業、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中西部非國有經濟發展遲緩，說明中西部的市場主體發育不足和經濟市場化程度低，這反過來又直接影響到了中西部經濟發展的活力。這就告訴我們，要縮小中西部同東部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就必須把加快中西部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可以吸收大量的勞動力就業，這既有利于農業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又有利于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三是加強區際經濟技術合作，引進人才、留住人才。一方面，加強區際經濟技術協作，鼓勵東部采取多種方式支援中西部，如東部投資者在中西部投資設廠、組建跨地區的企業集團；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或經濟落后省份要注重經濟利益驅動，留住人才，切實增強中西部“造血功能”。在東部地區人才漸趨飽和、就業機會逐漸減少的背景下，通過政策引導、經濟利益驅動，實現高級技術人才向中西部流動[10]。

第六，加強法制建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一是加強法制建設。加強法制建設，依法取締不正當或非法收入是解決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的保障。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無論是初始分配領域還是再分配領域，都要以各種法律和經濟的手段來規范收入分配渠道。目前，由經濟違法及腐敗造成的貧富懸殊性質惡劣，對此進行依法治理已刻不容緩。要增強公務人員辦事過程的公開性、透明性和秩序性，完善權利的制約機制，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條件與環境。二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合理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目前，要堅持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健全失業保險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和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使所有符合條件的城市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參考文獻：

[1]劉樂山。美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財政措施及啟示[J].喀什師范學院學報，2007（1）。

[2]劉樂山。英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財政措施及啟示[J].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2）。

[3]法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J].黨建研究，2005（9）：58.[4]鄒伯平。德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財政措施及啟示[J].湖南商學院學報，2006（2）：84-86.[5]劉樂山。日本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財政措施及啟示[J].經濟縱橫，2007（5）：65-67.[6]劉 強。瑞典、芬蘭居民收入分配狀況及調節政策考察報告[J].經濟研究參考，2006（32）。

[7]許 蕾。正確認識和合理調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問題[J].黑龍江科技信息，2007（1）。

[8]白景明，周雪飛。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狀況及財稅調節政策[J].財經論叢，2003（3）：21-29.[9]楊宜勇。我國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狀況、發展趨勢及其對策[J].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5）：23-27.[10]楊宜勇。著力扭轉地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N].中國經濟時報，2007-08-02.（作者簡介：姜愛林（1964-），男，湖北襄樊人，主任，博士后、教授，北京工業大學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

作者：中華全國總工會經濟社會政策研究室 姜愛林 來源：《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

第五篇：5-1 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加強收入分配調節

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加強收入分配調節

（一）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一是進一步完善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出臺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辦法，全面推動基本養老保險省級統籌。推進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二是加快完善醫療保障體系建設。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城鄉醫療救助制度，全面實施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搞好各項醫療保障制度的銜接。

三是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做好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使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長期有保障，研究制定農民工養老保險辦法和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試點指導意見。

四是做好城鄉救助工作。完善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年底前實現應保盡保，逐步提高保障標準。積極發展以扶老、助殘、救孤、濟困為重點的社會福利事業。

五是進一步加大對社會保障公共服務設施的投入力度。加強提升社會保險經辦服務能力、健全社會救助與社會福利綜合服務體系等方面的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提高社會保障服務水平。

（二）加強收入分配調節

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擴大最終消費為重點，調整和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

一是繼續加大強農惠農政策力度。較大幅度增加農業補貼，擴大補貼范圍。較大幅度提高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完善主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多渠道轉移農民就業，優化農民工就業和創業環境，引導農民工有序流動，促進農民種糧收入和務工收入增長。

二是進一步加強工資分配的宏觀管理。繼續推進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工資指導線和最低工資制度建設。建立健全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規范國有單位特別是壟斷行業收入分配行為。

三是完善收入分配的稅收調節政策。加快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合理減輕中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