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1

論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班級：建外1122 姓名：丁友輝 學號：2011012047

目前，我國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已經成為全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社會問題。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順收入分配關系，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是擺在中國政府和人民面前的一項重大課題，是時代發展賦予中國政府和人民的重大歷史使命。

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促進我國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必由之路

縱觀世界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追求經濟發展的速度或效益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永恒主題，但片面追求速度或效益而不重視經濟發展的質量又會反過來影響經濟發展的速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國民經濟連年保持較快增長，在“快”與“數量”做足了文章。根據世界銀行每年發布的世界各國GDP總量的排名，從2004年到2007年，中國經濟總量大幅增長，陸續超過法國、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據有關研究機構預計，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可能超越日本、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我們同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并不高，在“好”字上還大有文章可做。據聯合國《2007/2008年度人類發展報告》公布的數據，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7，不僅大大高于發達國家，也高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甚至高于肯尼亞、馬拉維等最不發達國家。收入不公平加劇，可能影響甚至吞噬經濟發展的成果，進而成為經濟增長的絆腳石。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任務。為了實現這一偉大目標，必須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為收入分配領域提供更有力的政策保障。

2.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必然選擇

社會主義的本質在于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制度優越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之一是以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為奮斗目標。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基礎相適應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建立起來并逐步走向完善。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收入分配中仍然存在著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等問題。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利于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奠定基礎。收入差距過大，則會損害一部分勞動者的利益，影響低收入者勞動積極性的發揮，不利于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當前我國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差距，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甚至是非法的。對于合理的收入差距必須保護和鼓勵，對于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必須加以限制，必要時堅決予以打擊或取消。因此，敢于正視現實、不回避矛盾和問題，加大力度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必然選擇。

3.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胡錦濤同志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在和諧社會的六大內涵要求中，公平正義是其核心內涵，它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石。沒有社會的公平正義，和諧社會的其它特征根本無法充分體現出來。目前，我國經濟領域中的分配不公平已演變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影響了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已經成為產生社會矛盾的源頭之一，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是當前擺在中國政府和人民面前的一項緊迫工作。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順收入分配關系，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對于全面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現實意義。

二、收入分配不公平加劇的原因分析

1.對生產要素占有的巨大差異是導致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基本原因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與之相適應，我國逐步實行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允許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這種分配制度本身并沒有什么問題，但由于缺乏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以及對低收入者的有效保護等收入分配制度的配套改革，在人們對資本、技術、勞動力、土地和管理等生產要素的占有狀況存在巨大差異的情況下，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地會進一步拉大。

2.法律制度不完善、執行不力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加劇的重要因素

當前，我國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配套的法律制度還很不完備，存在不少漏洞和空白，許多經濟法規和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中，各種非法收入悄然出現甚至大行其道。有人憑借經營管理國有企業之便利，大肆牟取個人私利；有人利用國有企業轉制之機，通過MBO（管理者收購）等方式變相侵吞國有資產；有人大搞貪污腐敗、權錢交易、走私販私、偷稅漏稅、非法生產、非法交易等活動，通過非法形式獲得高收入。有學者指出，非法、隱蔽生產等地下經濟活動，通過逃避稅費、壓低工人工資、非法銷售等途徑，獲取了比正常經營高出數倍的利潤。就稅收法律制度而言，由于法律制度本身仍然存在種種缺陷和漏洞，加之執行不力、缺乏監管，并沒有在收入分配中發揮應有的調節作用，致使高低收入者之間承擔的稅負不均、高收入階層逃稅、漏稅等現象普遍發生，嚴重干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加劇了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

3.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擴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20世紀50年代以后，我國在農村和城市經濟發展上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在產業政策上，實行“農業扶植工業”的發展戰略；在產業布局上，把工業主要放在城市；在資金流向上，優先安排工業發展資金，并且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將農業創造的部分價值轉移到工業；在社會保障上，把農村排除在各種保障之外。這些政策使中國經濟逐漸形成了“城鄉分治，一國兩策”、“兩個經濟單元，兩種發展水平”的二元結構。這種城鄉分割的二元格局，致使城鄉之間在資金、技術、勞

動力等生產要素上發展失衡，造成農業與非農業、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發展機會和條件的不均等，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出現巨大差異。

4.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擴大了不同地區間居民收入的差距

由于空間分布差異和生態環境差異等自然地理環境的差異、國家區域發展政策的差異、產業結構的差異、人力資源的差異、產業集群的差異、基礎設施的差異、城市化水平和工業化水平等方面的差異等，我國明顯存在著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個不同地區間的差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同地區間經濟發展的相對差距不僅沒有縮小，絕對差距反而在加速擴大。經濟發展水平是收入分配水平的基礎，經濟發展不平衡擴大了不同地區間居民收入的差距。

5.壟斷行業的存在擴大了不同行業間居民收入的差距

壟斷行業是指那些依靠國家特殊政策或專有技術壟斷整個行業生產與經營的行業。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壟斷行業開始出現并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了巨大的影響作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中，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試圖改變壟斷企業或部門壟斷整個行業生產與經營的局面，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煙草、航空、鐵路、鹽業、金融、供熱、自來水、煤氣等部門仍然形成了事實上的壟斷地位。這些行業所取得的壟斷地位，不是依靠技術創新，也不是依靠資本投入，而是依靠行政權力阻撓市場競爭的結果。某些壟斷行業憑借其壟斷地位獲得了數量巨大的超額利潤，并且將其作為為其職工提高收入的基礎，這樣勢必造成行業間收入分配的不合理。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對策

1.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

傳統的改革思路是把對收入分配調整的重點放在國民收入再分配領域，通過國民收入預算和轉移支付等方式來實現。但是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社會成員對生產要素的占有差異巨大、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善、法律體系仍不完備、城鄉之間以及地區之間差異明顯，僅僅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寄托于國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是難以實現的。實際上，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出現的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是國民收入二次分配產生差異的源頭。當初次分配因為各種因素導致差距過大時，僅僅通過再分配措施實現收入分配合理化的目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為了處理好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必須做到：（1）提高低收入者擁有的生產要素的價格，保證其生產要素在市場中自由流動。對于低收入群體來說，其所具有的能夠用來獲取財富的全部手段，幾乎只有他們的勞動力。因此，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就必須創造平等競爭的就業機會，使其能夠充分就業，并享有與其他勞動者具有可比性的合理的生產要素價格；同時，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2）加快發展農村經濟，徹底解決“三農”問題，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促進城鄉協調發展。（3）大力發展中西部地區經濟，縮小地區差距，實現均衡發展。（4）打破壟斷經營格局，建立行業間公平競爭的機制。

2.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與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相比，再分配不必過多關注效率問題，而應當將關注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為此，必須做到：（1）完善法律制度，依法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稅收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國民收入再分配領域理當承擔起干預、調節收入分配，維護社會公平的重任。針對我國法律制度體系不健全的現實，必須加快立法步伐，完善收入分配法律制度體系，適時開征物業稅和遺產稅，將收入分配納入法律制度的嚴格約束之下。目前，俄羅斯的遺產稅最高稅率為40%，美國為55%，這意味著一半左右的遺產要歸國家所有。國家通過開征遺產稅對這些財產進行再分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社會公平，防止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最終實現共同富裕。（2）擴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建立和完善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讓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低收入者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

3.搞好國民收入第三次分配，進一步促進收入分配公平

國民收入第三次分配是指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過個人收入轉移和個人自愿繳納以及捐獻等非強制方式對經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收入再一次進行分配，其主要內容是慈善捐助，包括各種形式的扶貧、濟困和救災等，也即人們通常所說的慈善事業。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第三次分配存在許多問題，比如：社會成員的慈善意識薄弱，慈善機構少、行政色彩濃，慈善機構扶貧濟困水平低、能力有限，制度缺失、公信度不高等。第三次分配雖然不是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根本途徑，只能作為縮小收入差距的補充手段，但它對于減緩轉型期的社會震蕩、扶貧濟困、幫助弱勢群體解決燃眉之急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應該大力提倡并采取措施促使其健康發展。

第二篇：淺談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淺談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摘要：目前我國分配制度改革仍面臨較多問題，從這些年的經濟危機中看得更加清楚。改革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僅是刺激內需的一項關鍵政策，而且是確保社會公平從而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制度。

近年來我國的貧富差距被逐漸拉大，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提高工資待遇，比較有代表性的提高工資待遇的方法包括“化稅為薪”、“收稅返薪”和“提薪讓稅”等。這三種方式，在可能達到的效果和操作難度方面各有利弊，每一種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政府也很難在短時間內找到一種相對完美的方案。

關鍵詞： 收入 分配 制度 改革

近些年來，我國地區、城鄉、行業、群體間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導致部分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經超過基尼系數標志的警戒“紅線”，由此帶來的諸多問題正日益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面對這一情況，一方面需要政府出面穩定物價，從而保證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則需要調整分配格局，拉近貧富差距，提高居民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從而增強這部分人的消費能力。

社會基本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而國家作為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理應承擔起調整策略以適應發展需要的責任。自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近日國務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意見，近期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話題的密集表態，讓人們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有可能促進收入分配改革早日步入實質進程。

收入分配改革漸形漸近，如何改革的問題也就隨之而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次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個重點肯定要提高工資待遇。由此引出的問題是，到底是“化稅為薪”還是“提薪讓稅”？

所謂“化稅為薪”，顧名思義，就是降低企業稅負，將這部分錢用于提高員工工資。“工資歸工資，稅收歸稅收，減免稅收只是減免公司老板的稅收。”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看法。政府的好政策成了企業及其少數人借機提高“效益”的途徑。到頭來是國家稅收少了百姓收入沒有增加，這就有失初衷了。現今中國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行市場開放體制，有大量的外資企業和私有制企業。而資本家的本質就是剝削，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而從另外的角度講，現如今企業的生存壓力很大，企業的各種成本都在不斷上升，如何合理避稅，已經是企業的一門必修課。

“提薪讓稅”這樣一種方式，就是將“化稅為薪”流程倒過來，即政府應鼓勵企業增加員工薪酬，并據此對提薪的企業采取稅收減免。

我覺得,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目的就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從而增加中產階級的比重，使國家更為穩定，應該不會出現高、低收入者工資同漲的局面，否則真的會讓人哭笑不得。

參考文獻：

[1]《改革分配制度要在戰略和路徑間求平衡》(《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06月09日)[2]《減稅加薪是收入分配改革的當務之急》（新華網）

第三篇：如何認識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如何認識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一、收入分配懸殊現狀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數十倍。改革開放30年以來，雖然經濟迅速騰飛，但收入分配差距卻日益懸殊。目前，我國收入最高10%群體和收入最低10%群體的收入差距，從1988年7.3倍上升到23倍，行業差距達到8倍，地域差距近3倍。胡錦濤總書記講話多次提到“要加快調整國民收入結構”，溫家寶總理談到經濟發展中仍存在“收入分配不均在不斷擴大”等問題，盡管中央已推出一系列方針政策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但收入分配懸殊現象仍然存在，改革勢在必行。

行業間收入差距超8倍，行業內差距數十倍。5月29日，國家統計局公布2011年全國職工平均工資，其中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24556元，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42452元，私營企業收入遠低于非私營企業。其中，非私營單位金融業平均工資最高，達9萬元以上，最低農、林、牧、漁業，每年收入只有2萬元左右，兩者相差4倍多。私營單位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平均工資最高，達35562元，最低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每年收入只有1萬元出頭，兩者之比3.03：1。如果用非私營單位金融業的平均工資與私營單位的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相比，兩者差距超8倍。

行業內部收入差距比較大。北京某家大型網絡門戶網站，新入職員工月薪2500元左右，高管年薪50萬元以上，收入差距達20倍。中關村某家IT上市公司，基層員工月薪4000元，高管年薪數十萬到幾百萬元不等，差距幾十倍甚至上百倍。行業工資水平可以也必然存在差距，由于行業技術、資本、人力資源素質等構成不一樣，勞動生產率不一樣，在產業鏈位置不一樣，其工資水平當然會有差距，但應該維持在合理范圍以內。而現狀是，行業收入中不合理差距日益擴大。壟斷行業高收入問題更為嚴重，比如金融業職工平均工資比城鎮平均工資高出很多，壟斷行業工資過快增長，更多反映了壟斷利潤的快速增加和向工資的轉移過程。非私營單位和私營單位的收入差距還會繼續拉大，大企業的優勢不但明顯而且依然在加強，而私營單位的生存環境卻在惡化。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東部最高，同區域內金融業工資最高。按照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來看，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由高到低排列是東部、西部、中部和東北，分別為48493元、37923元、36558元和36000元。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由高到低依次是東部、西部、東北和中部，分別為26800元、22313元、22020元和20677元。按照全社會單位平均計算，四個地區的平均工資排名為東部、西部、東北和中部。2011年北京市職工平均工資56061元，在東部相對較高。浙江省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35731元，年薪最高行業為金融業，達13萬元。東部地區收入相對較低山東省企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36737元。中部河南省在崗職工平均工資27357元，在中部地區相對較低，其中金融業職工平均工資44210元，位列第一。居中部第一安徽省城鎮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40640元，行業排名前兩位是采礦業和金融業，分別66172元和64288元。黑龍江省在崗職工平均工資26535元，金融業41879元，位居第二。西部四川省全部單位職工年平均工資31489元，金融行業收入最高，年均工資65873元。各省職工平均工資中，同為東部地區北京與山東之間職工平均工資比為1.526:1，同為中部地區的安徽與河南之間職工平均工資比為1.485:1。不同地區同行業人員收入也有差別，處級公務員四川省年薪不到5萬元，浙江省杭州市年薪10余萬元，相差2倍多。地區之間收入的差距是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之一，實行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十年來，中西部發展有了很大變化，但中西部同東部的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而又有擴大。同是東部，一個縣的不同鄉鎮間也有很大差距，如江蘇省興化縣的戴南鎮，同該縣周益鄉財政收入相差42倍。

我國居民貧富差距數十倍，基尼系數早已突破“警戒線”。財政部2009年調查，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達到“高度不平等”狀態，10%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發布《2012全球財富報告：恢復實力的戰役》顯示，中國百萬美元家庭位列全球第三，達140萬戶，比2010年激增19.3萬戶。中國財富超過1億美元的超級富翁家庭數由2010年的538戶增至2011年的648戶，排名全球第五，增幅一年內突破20%。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一項重要分析指標。從1978年到1984年，我國基尼系數穩定在0.16，從1984年開始一路攀升，2007年已達到0.473。一般說0.2之下叫“高度平等”，0.2到0.4叫“低度不平等”，0.4被視為“警戒線”，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0.473說明不平等問題已經非常突出。國家統計局《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統計監測報（2011）》指出：2010年基尼系數略高于2000年0.412。超過0.4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聯合國數據估測2011年中國基尼系數或突破0.5。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回答2011年中國農村居民基尼系數是0.3897，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沒有發布，原因主要是高收入階層居民難以獲取真實的收入信息。過大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都不利于經濟長期發展和社會穩定在過去，我國經濟社會之所以能夠在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同時保持相對穩定，主要有賴于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低失業水平。收入差距雖在擴大，但低收入人群收入在增長，貧困人口數量在減少。如果經濟增長出現下滑或出現經濟長期衰退，過大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對社會不穩定的影響將會更加凸顯。

二、收入分配問題原因探析

經濟社會體制弊端強化不公。大學畢業在文化公司和金融企業工作，年收入5萬元和20多萬元收入差距。城鎮私營單位“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行業年平均工資11738元，非私營單位“金融業”年平均工資91364元，兩者相差8倍。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經濟社會體制弊端以及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不合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收入分配體系不健全、不合理是直接原因。2011年，全年公共財政收入103740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4.8%，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實際增長8.5%，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實際增長12.3%。財政收入增速遠高于居民平均工資增速。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僅為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的57.8%。收入分配體系不健全、不合理是造成收入分配問題的直接原因。主要表現為：

宏觀分配政策不健全。統籌研究并部署全國收入分配改革及其相關配套改革的方案尚未出臺，也未在政策上明確如何合理安排國家、企業、居民三者分配關系，如何合理處理資本、勞動要素的分配關系。財政稅收體制不健全。在初次分配中，對國有企業特別是具有壟斷性的國有企業未建立健全利潤上繳、資源占用稅等制度并認真貫徹落實。個人所得稅制度也不夠健全，未能更多以高收入群體為個稅征收對象。

工資分配制度不健全。工資集體協商尚不普遍，效力和作用有限。國企高管薪酬管理制度尚未健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監管制度也不完善。公務員工資制度中級別對職務過度依賴，地區附加津貼制度尚未實施。事業單位收入分配制度中的績效工資未全面實施，對制度外收入調控不力。

社會保障制度和其他要素分配等制度不健全。機關事業單位退休待遇制度與企業退休金制度不銜接、不平衡，帶來兩方面人員退休待遇的很大落差，成為引發企業退休人員不滿的制度性原因。房地產價格一路飆升，極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購房住房壓力，也進一步擾亂了分配秩序。

收入分配基礎工作薄弱。銀行監管制度尚未健全，現金支付行為相當普遍，容易造成分配漏洞；績效管理制度不健全，使績效薪酬的發放缺乏依據。收入分配宏觀調控體系不健全。缺乏高層次的工資分配法律法規，現有法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不足；對收入分配違法行為處罰力度不夠，震懾力弱。經濟社會體制弊端強化收入分配不公。在二元經濟和體制雙重轉換階段，居民收入來源與渠道較為復雜，收入取得方式五花八門。城鎮居民收入在現行統計制度下被大幅低估，并且低估隱性收入部分并非均等地分布于各收入人群。居民真實收入很大部分來自資產性或財產性收入，這部分收入分配不均等使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居民和社會所感受到的分配不公，恰好源自這部分數量龐大且來自于機會不平等的收入。經濟社會體制的弊端強化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成為收入分配不公的直接源頭。

一是各類要素市場很不健全，特別表現在資源配置制度問題較多，原材料、能源、礦產、土地等資源配置制度不夠公平合理，導致生產經營收入來源渠道失范，收入多寡不公。二是尚未全面打破的城鄉分割管理體制，是影響城鄉收入差距難以縮小的重要原因。三是部分地方存在的對非公有經濟發展的歧視和限制，在非公有經濟領域中工會組織建設不力，不利于非公經濟的順利發展，又嚴重制約了非公經濟單位合理增加職工的工資。四是打破壟斷措施不落實，對第三產業發展支持不足，不利于從根本上有效控制壟斷行業的偏高過高收入，也不利于第三產業的發展及其職工工資的提高，進而不利于縮小行業收入差距。

五是政府部門轉變職能不到位，對微觀經濟領域行政干預偏多，對宏觀經濟領域的有效調控不力。權力尋租、攫取非法收入的現象經常發生，嚴重擾亂了分配秩序。

六是中央、地方政府事權、財權不夠對等，政府財政收支及其預算不夠透明；受多種因素制約，人大代表監督作用發揮還不夠到位；金融、國有企業等體制制度不完善，也對收入分配問題造成較大負面影響。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得力，低估勞動價值貢獻、忽視社會責任、缺少誠信現象較多見等，都惡化收入分配的突出問題，擴大不公平收入分配差距，成為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層次根源。經濟發展方式和結構不合理放大收入差距。我國勞動力結構明顯不合理，呈金字塔型，勞動力總量中低端勞動力數量過多，比重過大，對收入分配形成兩方面影響：一方面會對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增長形成很大的市場壓力；另一方面會對促進縮小高中低端勞動者之間收入分配差距形成阻礙。我國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過高，需要轉移勞動力數量巨大；第二產業中高新技術行業比重小，低附加值行業比重大，制約第二產業職工的工資增長；第三產業產值和就業比重明顯偏小，既加大了第二產業的就業壓力，也不利于第三產業職工工資增長。我國主要依靠低成本生產要素高強度投入生產方式，致使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1/30、日本1/

18、法國1/

16、德國1/12和韓國1/7 ；農業將主要是傳統生產方式，生產力水平更低，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城鄉、行業、地區、群體之間分配關系的總體協調平衡。社會新增財富總量難以迅速擴大，可供有效分配“蛋糕”難以做大，促使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空間將被壓縮，較多提高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比重努力將受很大限制。另外，我國外貿依存度高，使經濟發展受國際經濟發展變化的影響很大，大量出口產品原本技術含量不高，附加值很低，在產品價格上又受制于人，微薄利潤和較大市場風險，對出口導向型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形成嚴峻挑戰，對這類企業員工工資收入合理增長形成嚴重制約。

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不合理，放大了收入分配由生產力不平衡、自然資源差異等客觀條件形成的收入差距。

三、收入分配三大問題待破

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和財富分布都呈現持續拉大的趨勢，這是收入分配最突出問題。工資占國家GDP太低，某些行業灰色收入過多，壟斷行業高管薪水畸高成百姓最反感，社會熱議、詬病最多的三大突出問題。

人民網收入分配改革最希望改什么調查，排前三項：公務員津貼補貼和事業單位績效工資(28.3%)，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比重(26.8%)和工資正常增長和最低工資標準(19.2%)。公眾對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工資改革及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相當關切。降低壟斷企業工資，縮小機關、企事業單位的收入差距，應統籌協調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的工資關系，落實公務員法實行工資水平調查制度規定，以企業為基準，建立機關、事業和企業主要崗位工資水平參照系和相應工資調整機制。以規范灰色收入、打擊非法收入為主線，穩步提高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比重，扭轉收入差距擴大。

工資占GDP比重太低。長時間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增速始終慢于財政收入增速，收入分配政策應更多關注居民，稅收手段是可以考慮方式。目前收入分配失衡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在政府、企業、居民三方利益分配中，政府財政收入比重逐年上升，而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比重卻是持續下降；二是居民內部家庭與家庭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也顯著拉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報告，歐洲國家1980年以來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一直在63%以上。我國初次分配中資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財政收入大幅增長、勞動所得持續下降，2011年全國從業人員總收入僅占GDP的33%。勞動報酬占我國國民收入的比重與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75%左右的比重相差甚遠。兩大趨勢日益明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勞動者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中國社會科學院數據：政府、企業和居民收入分配關系，1995—2005年11年間政府和企業收入所占比重分別上升6.6和3.2個百分點，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下降9.8個百分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使測算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下降1.9個百分點。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

中國社科院研究數據，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總額中比重下降。1990至2005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至41.4%，下降12個百分點。清華大學測算，2007年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39.7%,比2005年下降1.7個百分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測算，2005年，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50.4%，2007年降為48.3%，下降2.1個百分點。

壟斷行業工資過高。我國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壟斷行業高收入問題相對更為嚴重。非私營單位金融業平均工資比私營單位的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超出8倍。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2011年《中國薪酬發展報告》，透露部分行業工資過高導致拉大收入差距，尤其是部分企業高管收入增長偏快，水平過高。“十一五”期間，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29.1萬元增加到2010年66.8萬元，平均每年遞增18.1%。部分行業企業高管年薪已經上千萬元。現階段部分行業收入高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削減特殊行業、高收入行業收入水平能直接縮小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打破部分壟斷行業人員高收入現狀。壟斷行業工資增長過快，反映出壟斷利潤的快速增加和利潤向工資的轉移過程。壟斷行業與競爭行業收入差距中的三分之二來自于壟斷本身。一些壟斷性部門為維護其高收入水平，設置行業進入壁壘，導致了部門之間和行業之間勞動力市場的嚴重的分割性。完善的生產要素市場是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最有效的制度因素，要在完善土地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方面下更大的力氣。借助鼓勵民營經濟發展時機，打破行業壟斷引入更多民間資本，部分壟斷行業的高收入問題也將得到合理解決。要規范高管人員薪酬，重點是金融、房地產行業企業。同時要以國有大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壟斷行業企業為重點，探索工資總量決策機制，抑制部分行業企業工資水平過高、增長過快的趨勢。

存在灰色收入監管漏洞。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工資外收入至少相當于職工全部工資收入的30%多。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表示，有的單位制度外收入占全部工資收入的100%以上。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認為，腐敗收入帶來的收入差距和社會不公問題愈發嚴重，亟需出臺一系列改革措施，從根本上遏制腐敗收入、尋租收入和壟斷性收入帶來的收入分配不公。部分用人單位制度外收入多，做假賬現象比較普遍，公有單位私設‘小金庫’現象仍然較多。許多事業單位、某些政府機關和有些國有企業工資制度外發放的各種收入多，其名目繁雜，渠道混亂，甚至發者和領者都說不清楚；不少壟斷行業企業和部分事業單位超出國家規定標準，亂定亂發住房公積金等福利待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張平表示，對禮金、紅包、出場費、好處費及各種名目的“福利”等形式的灰色收入，監管存在不少漏洞。應該加大規范力度，清理規范國有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外收入、非貨幣性福利等。

制度推進收入陽光化、規范化。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尚未全面推開，公務員工資制度中級別對職務過度依賴，地區附加津貼制度尚未實施；事業單位收入分配制度中績效工資尚未全面實施，對制度外收入調控不力；機關、事業單位參照企業工資水平合理調整機制尚未建立，不利于協調平衡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薪酬分配關系。

如何遏制灰色收入？如何降低壟斷行業收入？如何調整企業與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之間的收入差距？從國家政策層面，“十二五”規劃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提到，要清理規范國有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外收入、非貨幣性福利等，加強政府非稅收入管理，清理規范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加快收入信息監測系統建設。縮小收入差距的措施：改革完善我國收入分配制度，以保底提低、調控過高和逐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范灰色收入、打擊非法收入為主線，積極穩步提高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比重，堅決扭轉收入差距擴大。分類推進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的工資改革，統籌協調三方面工資關系，落實公務員法關于實行工資水平調查制度的規定，以企業為基準，建立機關、事業和企業主要崗位工資水平參照系和相應的工資調整機制；在企業工資增長的基礎上，合理制訂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增長政策，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各類職工工資水平的協調增長。除寄望于收入分配改革，當前還必須佐以養老、教育、衛生、醫療、住房等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推進配套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完善符合國情、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第四篇：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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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記錄

作者：

來源：《職業》2010年第05期

工資制度改革。1985年工資制度改革的最大特點是,在工資制度上,國有企業同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實現脫鉤,國有企業實行工資總額和經濟效益掛鉤,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實行以職務工資為主要內容的結構工資制;到1993年進一步發展到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工資制度脫鉤,行政機關實行的是職級工資制,事業單位則實行體現其特點的工資制度,即根據事業單位所處行業,分別實行專業技術職務等級工資制、職務崗位工資制、藝術結構工資制、體育津貼和獎金制、行員等級工資制等。

國有單位福利制度改革。最早被重視的是住房制度改革,已經歷了公房出售、提租補貼、建立住房公積金、停止福利分房等階段。同時,為配合國有企業改革,企業辦社會問題也很早就被重視,從最早實行生產經營和生活服務分開,到分離企業辦社會職能,經過多年的實踐探索,國有單位福利制度改革的思路已清晰,一是實物福利貨幣化,二是生活服務社會化。

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1980年開征個人所得稅時,當時納稅的主要對象是來華工作的外籍人員。1986年和1987年,國家相繼出臺了個體工商戶所得稅和個人收入調節稅,擴大了納稅范圍。1994年,我國實施了統一的個人所得稅稅法。自1999年11月起,國家決定恢復征收利息稅。

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目前,企業的社會保險制度框架已經形成,養老和醫療保險實行統賬結合模式。隨著企業社會保險制度的逐步建立,機關事業單位同企業在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上出現了“并軌”趨勢。在農村開展的社會保障項目主要有兩個,一是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二是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但兩者仍處于試點或局部推行階段。

社會救濟制度改革。自1997年起,國務院決定在全國城市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的城市家庭實行生活救助。此外,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在局部地區興起。

農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隨著“大包干”性質的農村生產方式的普及,農村收入分配不再以生產隊為基礎,而是以農戶為分配主體,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實行“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第五篇：淺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淺談“收入分配改革”之提高工資待遇

摘要：

近年來我國的貧富差距被逐漸拉大，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這一段時間，連續有媒體報道有關我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出臺的消息。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提高工資待遇，比較有代表性的提高工資待遇的方法包括“化稅為薪”、“收稅返薪”和“提薪讓稅”等。這三種方式，在可能達到的效果和操作難度方面各有利弊，每一種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政府也很難在短時間內找到一種相對完美的方案。除此之外，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可以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臺，還可謂任重而道遠。然而很多媒體報道，這一方案正在進行緊張的制定和論證，很可能年內便會出臺，這讓所有人看到了希望。關鍵詞：收入 分配 改革 提高 工資 方案

正文：

近些年來，我國地區、城鄉、行業、群體間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導致部分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經超過基尼系數標志的警戒“紅線”，由此帶來的諸多問題正日益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又出現了房價攀升等引起百姓不滿的問題，近期更是出現低端基本生活用品漲價的局面。面對這一情況，一方面需要政府出面穩定物價，從而保證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則需要調整分配格局，拉近貧富差距，提高居民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從而增強這部分人的消費能力。

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彼時，中國生產力極度低下，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故提出了“先富帶動后富”，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從而提高國家的整體水平，進而帶動其他人，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然而現在，一部分人早已富裕了起來，我國的競爭力已在全球名列前茅。且不論這部分先富起來的人是否在實際意義上帶動了其他人共同富裕，也不論是否到了該實現共同富裕的時間，僅從客觀實際來講，貧富差距的拉大，已經對國家和社會的穩定造成了極大的威脅。“我承認我們現在的生活是比以前好了，但一部分人那么有錢，我們卻這樣，就是讓我不爽。”我身邊的人不乏這樣的觀點。仔細分析，這種觀點并不是無理取鬧不尊重客觀實際，其根本原因是“不公平”，具體點講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因此我個人認為，收入分配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正如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指出的，社會基本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而國家作為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理應承擔起調整策略以適應發展需要的責任。自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近日國務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意見，近期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話題的密集表態，讓人們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有可能促進收入分配改革早日步入實質進程。最近，關于收入分配改革話題的報道頻見諸于報端網絡，而有關專家也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內便有可能出臺。

收入分配改革漸形漸近，如何改革的問題也就隨之而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次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個重點肯定要提高工資待遇。由此引出的問題是，到底是“化稅為薪”、“收稅返薪”還是“提薪讓稅”？

所謂“化稅為薪”，顧名思義，就是降低企業稅負，將這部分錢用于提高員工工資。最理想的局面應該是這樣的：國家減輕企業稅負，騰出空間給員工增加工資，員工增加了工資，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費，拉動內需，這樣回過來企業也可以提高效益，這樣帶來企業銷售的增長，雖然納稅比例降低了，但因為總量的增長，國家的財政總量還是會健康增長，形成多贏的局面。但是，老百姓對企業能否自主加薪、及“稅轉薪”如何落實監管都心存疑慮。

據我從網上了解，過去有的地方比如廣東也出臺過類似的政策，但效果卻并不如意。這倒不是因為政策不可行，而是歪嘴和尚念不得好經，在執行環節出了問題。結果是企業的稅負減輕了，員工的工資卻不見長。“工資歸工資，稅收歸稅收，減免稅收只是減免公司老板的稅收。”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看法。政府的好政策成了企業及其少數人借機提高“效益”的途徑。到頭來是國家稅收少了百姓收入沒有增加，這就有失初衷了。現今中國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行市場開放體制，有大量的外資企業和私有制企業。而資本家的本質就是剝削，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而從另外的角度講，現如今企業的生存壓力很大，企業的各種成本都在不斷上升，如何合理避稅，已經是企業的一門必修課。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現在的很多注冊公司都盡可能地注冊在一些較為偏遠的地域，從而躲避較高的稅負。而降稅又不會降太多，正好給企業用于降低成本緩解壓力，起不

到“化稅為薪”的作用。

既然“化稅為薪”有可能得不到企業的貫徹執行，隨之便產生了出現了另外一種建議——“收稅返薪”。“收稅返薪”的意思也很好理解，具體而言，就是把擬定該減輕的稅負先都收回來，然后由各地的勞保部門或指定專門機構，再把這些收回來的稅負給返回去。注意，是按應增加的工資比例返給員工個人而不是企業。在我看來，這種方法較前一種相比，雖然表面上看上去更為合理，但實際上卻換湯不換藥。首當其沖的一點是這“返”的工資能不能真正落到員工手上，因為這雖然繞開了企業，但卻平添了這么多道手續，必須要有一套完善的監管機制。而且，即便是能夠確保將這部分錢返到員工手上，企業還是會有很多辦法將這些錢“化”為公司的，例如原先本要長的工資不漲或少漲，原先本要發的獎金不發或少發，或者通過一些制度，將這些錢化為額外的工時等等，對于員工來說總體上的福利是增加了，但實際上最受益的還是企業。相較于前一種方式，這種方式無疑會增加一部分額外的成本，但這部份成本能不能轉化為它本應發揮的作用，這一點還值得商榷。

除了以上兩種提高工資待遇的方法，有人還提出了“提薪讓稅”這樣一種方式，就是將“化稅為薪”流程倒過來，即政府應鼓勵企業增加員工薪酬，并據此對提薪的企業采取稅收減免。這種方式與前兩種方式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前兩種方式是政府先行減稅或是抽稅，之后企業才輪到企業做出反應，而這一方式則是將如何做交給企業去選擇，政府再去根據企業的“態度”給出相應的獎勵。這行動順序的改變，實際上是政府把主動權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客觀上講可以有效避免企業利用國家政策去牟利，而只要對提薪的企業做出足夠的補償和獎勵，就肯定能夠達到提薪的目的。然而我個人認為，這種方式實行起來也是最難的。首先，這種方式雖不像前兩者那樣倚重嚴格的監管措施，但卻需要制定嚴格的標準，對提薪做出的鼓勵必須有據可依，不能隨便哪個人說說就減了。所以除了要有嚴格的標準，還必須要對每個企業做出正確的評估，不能企業說自己漲了多少就是多少，得有專門的機構進行評估和確認。然而，國家這么大，企業這么多，實際操作起來的難度著實不小，因為幾乎每個企業的情況都不同，光是如何制定出一套相對公平的標準，就已經夠讓人頭疼了。

上面的這三點，是我通過查閱資料篩選出來的比較有代表性的三種提高工資的實際操作辦法的提議。總的來說，這三點各有利弊，有的操作難度小，但效果未必好，有的效果可能好，但具體操作又過于復雜。但無論怎樣做，前提是要規范明確，否則就不可能達到應有的效果。所以，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小到每一個細節，都需要進行反復的論證，使其盡量合理，每一個方面都必須要明確，任何特殊情況都盡可能做到有據可依。這可能就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遲遲不能出臺的原因，但據媒體報道，這一方案有望年內出臺，讓我們看到了希望。

其實，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單從提高工資待遇這一點來說，需要解決的遠遠不止上文提到的問題。針對此次改革，網民上也在網絡上進行著激烈的討論。有的企業的負責人，在網上抱怨現在小公司所面臨的嚴峻生存壓力，有的人，則對提高工資待遇的對象提出了疑問，認為如果高收入者的工資也增加同樣的比例，到頭來貧富差距反而是會被近一步拉大。但我覺得,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目的就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從而增加中產階級的比重，使國家更為穩定，應該不會出現高、低收入者工資同漲的局面，否則真的會讓人哭笑不得。總之，距離方案的出臺，最多也就還有半年左右的時間，具體是怎樣改革，讓我們拭目以待。只是希望，這此改革，不要讓大眾失望。

參考文獻：

1、《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2008年修訂版)

2、《我國分配差距窮降富升逼近紅線 白黑灰血金共存》(《經濟參考報》2010年5月10日)

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內可能出臺 重點增強居民消費能力》(《解放日報》2010年06月04日)

4、《據稱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重視低薪者收入》(《新民晚報》2010年6月4日)

5、《減稅加薪是收入分配改革的當務之急》（新華網）

6、《“減稅加薪”不如“收稅返薪”》（荊楚網）

7、《企業避稅最佳設計方案》（企業管理出版社 雷建/編著 2007年3月第二版）

8、《改革分配制度要在戰略和路徑間求平衡》(《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06月09日)

9、《遲福林：推進收入分配改革首要的是規范政府行為》（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