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如何深入分配收入制度改革

中公教育運城分校

國務院轉發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構建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需要。這要求我們深入研究收入分配改革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聯系，在經濟發展方式轉

變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通過收入分配改革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擴大消費

內外需失衡、投資與消費失衡，經濟增長過于依靠外需和投資拉動，是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解決這一問題，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是加快轉

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內容和重要任務。

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具有不同的微觀行為基礎和影響因素，呈現不同的動態特征。消費行為的穩定性較高，投資和凈出口的穩定性較低。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增長的波動性必然轉化為經濟增長的波動性。過于倚重投資和凈出口等內在穩定性較低的拉動力，導致我國經濟增長的內在穩定性下降，面對外需沖擊的脆弱性升高。這

是我國經濟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嚴重沖擊的主要原因。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意味著世界經濟從快速發展期進入深度轉型調整期。以超前消費、高貿易赤字與金融創新為主要特征的美國模式，以高投資、高出口、高儲蓄（低消費）為主要特征的中國模式，以高福利為主要特征的歐洲模式，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

全球性的結構大調整不僅導致我國外需持續下滑，而且通過對國際分工模式、國際利益分配方式、國際投資及貿易格局的沖擊，使我國經濟面臨速度、結構與模式的多重沖擊。如果我國經濟依然沿著高投資、高出口、低消費的路徑前行，就難以實現持續健康發展。

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決定了我們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經濟持續健康發

展建立在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的基礎上。

擴大消費須改善收入分配結構

經濟增長過于依靠投資和出口，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高度相關。在高投資的增長模式下，資本密集度不斷提高，經濟增長的就業創造效應下降，這表現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就業增長滯后于經濟總量擴張。

由于各地鼓勵投資政策和體制的影響，資本收益率持續偏高。在此背景下，勞動工資的上升引發普遍的資本替代勞動現象，進一步增強了企業的投資動機。這不僅導致經濟增長的就業創造效應進一步下降，而且制約勞動收入的上升。

在就業創造效應和勞動收入增長效應不斷下降的情況下，只能通過提高增長速度來抑制失業問題的加劇，并維持必要的居民收入增長。由此導致我國經濟對高增長速度的嚴重依賴。對高速度的依賴又會加劇產能過剩、經濟結構扭曲、資源環境壓力過大等問題，因而這

種經濟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

改變投資和出口占比過高、消費占比過低的失衡狀況，必須提高消費率。目前發達國家的家庭消費率高于80%，印度的家庭消費率也高于60%，而我國的家庭消費率不足40%。地址：南風廣場環球財富大廈12層120

2因此，我國提升消費率空間巨大。計量分析表明，我國消費率每提高1%，將帶動GDP增速提高1.5%—2.7%。由儲蓄大國、投資大國向消費大國轉變，將成為我國經濟持續健康

發展的第一邊際推動力。

當前我國消費率低、消費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一是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以及城鄉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邊際消費傾向。即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但如果增加的收入主要集中在收入高而消費傾向較低的少數人群，社會總體消費水平也很難提高。二是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低，這直接制約了消費需求擴大。因此，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縮小收入差距是擴大消費的基礎。

收入分配結構受制于經濟發展方式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生產決定分配。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例不斷下降，根源在于偏重于投資和生產的經濟發展方式。過去，為了實現經濟趕超，總量擴張是經濟發展的首

要目標。

由于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面臨較多的約束和不確定性，增加投資就成為推動經濟總量迅速擴張的首要選擇。而片面增加投資通常要以要素市場價格扭曲為代價，勞動力和資源環境成本被壓低。這樣，企業可以保持較高的利潤率，而企業收益大部分又用于投資。

在投資擴張中，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獲得較高的稅收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掌握部分資源控制權，可以通過資源釋放（例如土地供應）增加收入。而勞動力由于供大于求、戶籍制度限制等因素，其收入增長長期滯后，影響居民消費率的提升。收入分配向企業和政府傾斜，意味著國民總收入中越來越大的部分成為資本積累的來源。

與偏重于投資和生產的經濟發展方式相適應，行政手段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過大。在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中，利用利率管制可以影響不同行業和企業的信貸成本。利用行業進入壁壘，可以影響特定行業的競爭和資本收益率。利用對生產、投資和出口的政策性補貼，可以改變資本形成成本和資本收益率。

借助這些行政性手段，一方面能夠增加儲蓄，使資本積累有充足的來源；另一方面能夠維持較高的資本收益率，使企業具有強烈的投資動機。這種資源配置格局使投資成為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高投資導致產能過剩，再依靠出口緩解產能過剩；居民收入增長相對緩

慢，消費能力不足，經濟增長越來越依靠投資和出口。

增強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需要平衡政府、企業與居民之間的分配關系。然而，在既定的經濟發展方式下，各地為保持經濟快速增長，招商引資、推動發展的政策措施更多地

向資本傾斜，強化了勞動與資本地位的不對等。

這與要素市場扭曲結合在一起，進一步制約了初次分配中勞動收入占比的提高。有利于資本積累的生產性財政體制，使得地方政府在國民收入再分配方面難有作為。也就是說，在現有投資結構和增長路徑下，僅僅通過收入分配改革來解決擴大消費問題，難以取得實質

性進展。

以政府改革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地址：南風廣場環球財富大廈12層120

2事實上，無論收入分配結構、總供給結構還是總需求結構，都根植于經濟發展方式。只有通過改革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資源配置方式，收入分配改革才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居民收入才能持續穩定增長，消費需求才能成為經濟發展越來越強勁的動力。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礎是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優化投資結構、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關鍵在于更多地運用市場之手推動投資結構調整和投資領域拓展，即推動產業發展從傳統低效、過于依賴出口市場的領域轉向創新高效、適應

國內消費需求的領域。

也就是說，只有供求關系在市場價格機制中得到真實體現，使市場價格信號真實反映

投資成本和收益，才能使經濟增長更多地源自國內消費和科技創新。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非常依賴政府改革，因為要素市場價格扭曲、一些行業存在的行政性壟斷、投資領域限制等都與政府改革直接相關。應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全面深化經濟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特別是通過深化政府改革促進經濟發展方

式轉變，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

地址：南風廣場環球財富大廈12層1202

第二篇：淺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淺談“收入分配改革”之提高工資待遇

摘要：

近年來我國的貧富差距被逐漸拉大，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這一段時間，連續有媒體報道有關我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出臺的消息。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提高工資待遇，比較有代表性的提高工資待遇的方法包括“化稅為薪”、“收稅返薪”和“提薪讓稅”等。這三種方式，在可能達到的效果和操作難度方面各有利弊，每一種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政府也很難在短時間內找到一種相對完美的方案。除此之外，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可以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臺，還可謂任重而道遠。然而很多媒體報道，這一方案正在進行緊張的制定和論證，很可能年內便會出臺，這讓所有人看到了希望。關鍵詞：收入 分配 改革 提高 工資 方案

正文：

近些年來，我國地區、城鄉、行業、群體間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導致部分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經超過基尼系數標志的警戒“紅線”，由此帶來的諸多問題正日益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又出現了房價攀升等引起百姓不滿的問題，近期更是出現低端基本生活用品漲價的局面。面對這一情況，一方面需要政府出面穩定物價，從而保證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則需要調整分配格局，拉近貧富差距，提高居民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從而增強這部分人的消費能力。

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彼時，中國生產力極度低下，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故提出了“先富帶動后富”，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從而提高國家的整體水平，進而帶動其他人，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然而現在，一部分人早已富裕了起來，我國的競爭力已在全球名列前茅。且不論這部分先富起來的人是否在實際意義上帶動了其他人共同富裕，也不論是否到了該實現共同富裕的時間，僅從客觀實際來講，貧富差距的拉大，已經對國家和社會的穩定造成了極大的威脅。“我承認我們現在的生活是比以前好了，但一部分人那么有錢，我們卻這樣，就是讓我不爽?！蔽疑磉叺娜瞬环@樣的觀點。仔細分析，這種觀點并不是無理取鬧不尊重客觀實際，其根本原因是“不公平”，具體點講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因此我個人認為，收入分配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正如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指出的，社會基本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而國家作為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理應承擔起調整策略以適應發展需要的責任。自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近日國務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意見，近期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話題的密集表態，讓人們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有可能促進收入分配改革早日步入實質進程。最近，關于收入分配改革話題的報道頻見諸于報端網絡，而有關專家也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內便有可能出臺。

收入分配改革漸形漸近，如何改革的問題也就隨之而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次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個重點肯定要提高工資待遇。由此引出的問題是，到底是“化稅為薪”、“收稅返薪”還是“提薪讓稅”？

所謂“化稅為薪”，顧名思義，就是降低企業稅負，將這部分錢用于提高員工工資。最理想的局面應該是這樣的：國家減輕企業稅負，騰出空間給員工增加工資，員工增加了工資，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費，拉動內需，這樣回過來企業也可以提高效益，這樣帶來企業銷售的增長，雖然納稅比例降低了，但因為總量的增長，國家的財政總量還是會健康增長，形成多贏的局面。但是，老百姓對企業能否自主加薪、及“稅轉薪”如何落實監管都心存疑慮。

據我從網上了解，過去有的地方比如廣東也出臺過類似的政策，但效果卻并不如意。這倒不是因為政策不可行，而是歪嘴和尚念不得好經，在執行環節出了問題。結果是企業的稅負減輕了，員工的工資卻不見長。“工資歸工資，稅收歸稅收，減免稅收只是減免公司老板的稅收?！笔且环N相當普遍的看法。政府的好政策成了企業及其少數人借機提高“效益”的途徑。到頭來是國家稅收少了百姓收入沒有增加，這就有失初衷了。現今中國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行市場開放體制，有大量的外資企業和私有制企業。而資本家的本質就是剝削，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而從另外的角度講，現如今企業的生存壓力很大，企業的各種成本都在不斷上升，如何合理避稅，已經是企業的一門必修課。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現在的很多注冊公司都盡可能地注冊在一些較為偏遠的地域，從而躲避較高的稅負。而降稅又不會降太多，正好給企業用于降低成本緩解壓力，起不

到“化稅為薪”的作用。

既然“化稅為薪”有可能得不到企業的貫徹執行，隨之便產生了出現了另外一種建議——“收稅返薪”?！笆斩惙敌健钡囊馑家埠芎美斫?，具體而言，就是把擬定該減輕的稅負先都收回來，然后由各地的勞保部門或指定專門機構，再把這些收回來的稅負給返回去。注意，是按應增加的工資比例返給員工個人而不是企業。在我看來，這種方法較前一種相比，雖然表面上看上去更為合理，但實際上卻換湯不換藥。首當其沖的一點是這“返”的工資能不能真正落到員工手上，因為這雖然繞開了企業，但卻平添了這么多道手續，必須要有一套完善的監管機制。而且，即便是能夠確保將這部分錢返到員工手上，企業還是會有很多辦法將這些錢“化”為公司的，例如原先本要長的工資不漲或少漲，原先本要發的獎金不發或少發，或者通過一些制度，將這些錢化為額外的工時等等，對于員工來說總體上的福利是增加了，但實際上最受益的還是企業。相較于前一種方式，這種方式無疑會增加一部分額外的成本，但這部份成本能不能轉化為它本應發揮的作用，這一點還值得商榷。

除了以上兩種提高工資待遇的方法，有人還提出了“提薪讓稅”這樣一種方式，就是將“化稅為薪”流程倒過來，即政府應鼓勵企業增加員工薪酬，并據此對提薪的企業采取稅收減免。這種方式與前兩種方式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前兩種方式是政府先行減稅或是抽稅，之后企業才輪到企業做出反應，而這一方式則是將如何做交給企業去選擇，政府再去根據企業的“態度”給出相應的獎勵。這行動順序的改變，實際上是政府把主動權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客觀上講可以有效避免企業利用國家政策去牟利，而只要對提薪的企業做出足夠的補償和獎勵，就肯定能夠達到提薪的目的。然而我個人認為，這種方式實行起來也是最難的。首先，這種方式雖不像前兩者那樣倚重嚴格的監管措施，但卻需要制定嚴格的標準，對提薪做出的鼓勵必須有據可依，不能隨便哪個人說說就減了。所以除了要有嚴格的標準，還必須要對每個企業做出正確的評估，不能企業說自己漲了多少就是多少，得有專門的機構進行評估和確認。然而，國家這么大，企業這么多，實際操作起來的難度著實不小，因為幾乎每個企業的情況都不同，光是如何制定出一套相對公平的標準，就已經夠讓人頭疼了。

上面的這三點，是我通過查閱資料篩選出來的比較有代表性的三種提高工資的實際操作辦法的提議。總的來說，這三點各有利弊，有的操作難度小，但效果未必好，有的效果可能好，但具體操作又過于復雜。但無論怎樣做，前提是要規范明確，否則就不可能達到應有的效果。所以，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小到每一個細節，都需要進行反復的論證，使其盡量合理，每一個方面都必須要明確，任何特殊情況都盡可能做到有據可依。這可能就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遲遲不能出臺的原因，但據媒體報道，這一方案有望年內出臺，讓我們看到了希望。

其實，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單從提高工資待遇這一點來說，需要解決的遠遠不止上文提到的問題。針對此次改革，網民上也在網絡上進行著激烈的討論。有的企業的負責人，在網上抱怨現在小公司所面臨的嚴峻生存壓力，有的人，則對提高工資待遇的對象提出了疑問，認為如果高收入者的工資也增加同樣的比例，到頭來貧富差距反而是會被近一步拉大。但我覺得,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目的就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從而增加中產階級的比重，使國家更為穩定，應該不會出現高、低收入者工資同漲的局面，否則真的會讓人哭笑不得。總之，距離方案的出臺，最多也就還有半年左右的時間，具體是怎樣改革，讓我們拭目以待。只是希望，這此改革，不要讓大眾失望。

參考文獻：

1、《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2008年修訂版)

2、《我國分配差距窮降富升逼近紅線 白黑灰血金共存》(《經濟參考報》2010年5月10日)

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內可能出臺 重點增強居民消費能力》(《解放日報》2010年06月04日)

4、《據稱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重視低薪者收入》(《新民晚報》2010年6月4日)

5、《減稅加薪是收入分配改革的當務之急》（新華網）

6、《“減稅加薪”不如“收稅返薪”》（荊楚網）

7、《企業避稅最佳設計方案》（企業管理出版社 雷建/編著 2007年3月第二版）

8、《改革分配制度要在戰略和路徑間求平衡》(《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06月09日)

9、《遲福林：推進收入分配改革首要的是規范政府行為》（人民網）

第三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學界爭論如何改革收入分配: 初次分配還是二次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學界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應該把初次分配作為改革重點；另一派認為，著力點應放在二次分配。厲以寧認為，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場調節為基礎的分配，但在中國，無論城市，還是農村，由于各種原因，至今尚未形成市場經濟規律下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在厲以寧看來，導致初次分配與市場經濟規律相脫節的原因，既有行業壟斷阻礙市場公平競爭環境形成的原因；也有計劃經濟體制遺留的初次分配的工資級差、工資標準等因素；還有勞動力市場上雇主和受雇者地位不對稱的原因，買方強勢，賣方弱勢。(勞資關系不對稱)

此外，從深層次看，中國初次分配的邏輯中，還存在著特殊的二元勞動力結構，即高級勞工市場工資高、福利多、升遷容易；低等勞工市場工資低、福利少，幾乎沒有升遷機會。在農村，農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話語權更不樂觀。首先，到現在為止，農民還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農民雖然有土地的承包權、使用權，但沒有產權，不能用于抵押、轉讓，土地的流轉很大程度上受市場外因素的干擾，農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限制。

其次，雖然農民工可以在城鎮和企業中工作，可他們的身份和市民不一樣，他們更弱勢，雇方和被雇方雙方地位不對稱的問題十分突出。

第三，農民養了牲畜、家禽，種了農作物，但他們在銷售中處于弱勢，和他們打交道的大公司明顯強勢。即便農民組成了專業合作社，跟大型企業比也還處于弱勢。

在厲以寧的改革方案中，鑒于我國尚未形成市場經濟規律下的初次分配框架，改革的重點應該放在初次分配。方案還有一個大膽的設想：人力資本的投入者和物質資本的投入者一樣共享利潤。傳統分配制度中，利潤全部歸物質資本投資者所有，作為人力資本投入者的職工只能獲取工資，不能參與利潤分配。上世紀80年代，西方經濟學界已提出了利潤共享原則，認為人力資本投入者也應共享利潤。(勞動者的公社制度,公司制度核心是資本主體)

第四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淺談

南京財經大學2012年暑期學生主題征文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淺談

張廣喜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財富迅速增長，但貧富差距日漸拉大及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已成為擺在政府面前不得不解決的問題，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成為百姓最強呼聲，收入分配問題已成當今熱議的民生問題了。在以縮小貧富差距、提升全體國民福祉為主要目標改革頂層設計中，應先將提高低端群體收入作為改革的重點之一，大力提升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并以此為改革基點，破除各項體制機制弊端，逐步縮小日益凸顯的貧富差距。而應讓社會絕大部分財富掌握在少數人手中。

關鍵字：分配公平內需

（一）收入分配現存的問題

《2011年預算執行情況與2012年預算報告》顯示，2011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總量為800.61億元，支出769.54億元。其中，723.6億元又以各種名目返回給了央企，而調入公共財政預算用于社會保障等支出只有40億元，僅占國有資本經營支出的5.2%；而2009年國企實現利潤1.3萬億元，2010年則升至近2萬億元，同比增長37.9%，利潤上繳比例應為5%－10%，但2009年國企利潤上繳比例僅為6%左右，2010年更是降至2.9%，而在其他國家，國有企業上繳的紅利一般為盈利的30%-60%，有的甚至高達盈利的80%-90%，但全民所有的中國國企則堅決拒絕“過多”上繳利潤。收入分配改革是個關系到中國全局改革的大問題，如果因為國企利益集團的反對而難以推進，無疑會加大中國整體改革和社會穩定所面臨的風險?？梢哉f，提高國企特別是壟斷央企的利潤上繳比例，限制國企高管和部分員工過高的薪資水平，這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長期難點和焦點問題。

與此相對的就是低收入者。低收入者的人群非常龐大，在當前大致包括普通工人、農民和社會困難群體收入。數據顯示，截止2011年9月，包括城市低保對象、農村低保對象、農村五保對象以及國家優撫對象在內的四類國家保障對象，數量接近9000萬人，如果再加上900多萬的城鎮失業者，僅以此計算出來的低收入群體就已近億。此外，也有人按照聯合國貧困人口的標準計算認為，中國貧困人口的數字應該在2億左右，真實的低收入群體不會少于4億人，照此推算，這幾乎占到了中國人口的近三成。

這里引用溫總理的話：所有小問題乘以13億都是大問題！

（二）在推行分配制度改革時應注意的問題

首先要保持穩定的發展，唯有在發展的基礎上才能談分配。也就是要先“做蛋糕”，只有把蛋糕做大了，才能保證又要分的，不能只顧“公平”，而讓每個人都窮公平，這就有點因噎厭食啊。但正如上面所說，很多壟斷的央企，占去的很大部分的資源，同時產生的效益只有很小的部分才流到人民手中。這也是我們以后應該改變的地方。

從“穩增長”的角度看，擴大內需、刺激消費，顯然更有利于抵御當前經濟下行的壓力。如果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能有明顯提升，其釋放的消費潛力將不可低估。我們知道，經濟學上有個“邊際效用遞減”的規律，從收入與消費的關系看，收入水平越低的個人或家庭，其消費率越高，相反，收入水平越高的個人或家庭，消費率越低。按照這一規律，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其帶來的消費效用，將遠遠大于中高收入群體的效用。以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為例，有研究認為，如果按現代勞動力市場規律辦事，實行同工同酬，上億農民工每年至少可多收入 1

南京財經大學2012年暑期學生主題征文

3千至5千億元，這一金額遠高于免除農業稅、家電下鄉補貼等惠農措施。農民是中國最大的消費群體，農民工的這一收入“欠賬”能否得以消除，可以說直接關系到國家內需的擴大和

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稅收有配置資源的作用。因而在實際操作中，我們要利用好這個職能。不僅僅在個人所

得稅方面，在很多企業尤其是占用社會資源多，能耗大的企業上多進行稅收調節，已達到社

會的資源分配均衡點。

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也不可忽視的，我們要利用好我國的優勢，加強進出口貿易。全國人

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9月2日在長春呼吁，當前應重點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啟動

居民消費。用民生消費、國內投資、外匯“三架馬車”均衡發展來帶動經濟發展。當前的國際

國內環境促使中國改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要用民生消費、國內投資、外匯均衡

發展來帶動經濟發展。

（三）以下是各專家的觀點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近日接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采訪時表示，今年中國更重要的任務是擴大內需，應該把中國經濟2012年增長拉動力更多放到擴大內需上，抓好投資，抓好消費。擴大消費首先要保證民眾收入提高。他建議今年應該在加大城鄉經濟收入方面下

更大氣力，努力推動新的消費熱點形成。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認

為，2012年調結構、轉方式，要以提升消費需求力度作為導向，以收入分配改革為切入口

和驅動點。只有收入的提高才能支撐市場的需求，促進企業的生產。

專家同時認為，要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民生工程的建設，同時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結構性減稅將為緩解企業困難、提高居民收入發揮根本性作用。

收入分配的改革任重道遠。但我們要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的做好每一步。

參考文獻：

《2011年預算執行情況與2012年預算報告》

2012-09-02 16:42:55，人民網《吳曉靈吁推進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刺激居民消費》

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管理科學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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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960606@qq.com2

第五篇：淺析如何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淺析如何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內容摘要：“十八大”報告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關鍵詞: 十八大、倍增計劃、收入分配政策

2010年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年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以及東西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0.4%的少數人掌握著70%的社會背景之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顯得尤為重要。

“十八大”報告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呈現出收入渠道不斷增多、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態勢。在收入分配差距激勵效率的觀念和體制被逐漸認同的過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也開始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

我國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表現

1.付出同量的勞動，在不同行業不能得到同樣的報酬。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行業之間的收入水平差異不大，最高與最低之比為1.8倍，后來收入之比逐漸拉大，到2000年為2.63倍。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考慮到住房、工資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2.付出同樣的勞動，在不同地區不能得到同樣的報酬。1985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區是上海市，為1075元，最低的地區是山西省，為560元，最高與最低之比為1.92∶1；到2006年，收入最高的地區仍然是上海市，為20668元，最低的地區是西藏自治區，為8941元，最高與最低之比為2.31∶1。同樣級別的公務員、事業人員月收入少則千元以上、多則萬元以上，差別比較大。

3.同在一個地區，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資料表明，2008年我國城鎮居民高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戶的5.7倍，農村高收入戶人均純收入是低收入戶的7.5倍。2009年底，財政部的調查資料再次證實了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拉大的事實。兩組數據引人關注：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貧富差距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中極為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4.面對勞動者共同創造的同一塊“蛋糕”，在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分得太少；在再分配中，農村居民分得太少。據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在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從1995年的51.4%持續下降到2007年的39.7%，而世界重要經濟體的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份額近年來一般介于50%—57%之間，比我國高出10—17個百分點。在再分配中居民收入明顯低于政府收入，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07年居民收入增加比例分別為0.6%、1.3%、0.8%和0.4%，而同期政府收入增加之比分別為12.4%、15.1%、15.9%和24.7%。在政府公共服務支出中，嚴重向城市傾斜，2004年我國財政社會保障支出中80%投向了城市，使農民難以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從2004年就開始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有望于今年12月面世。這個醞釀多年的方案寄托了民眾太多的期望，但據專家介紹，這可能并非一個解決當前貧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具體方案，而更有可能是一個原則性、框架式的方案。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似乎早已注定了它的框架化、原則化。但是，令公眾感覺失落的或許并非這些。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自開始醞釀到即將出臺的8年時間里，公眾獲得的參與機會確實是少之又少。

在經歷了八年磨一劍之后，公眾苦苦等來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只是原則性方案，這個消息或許會讓一些人尤其是中低收入者感到失望。但我以為，對于即將面世的方案，我們不應苛求其多么完美，也不應指望貧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等問題會迎刃而解。萬事開頭難，收入分配改革，能改起來就是好事。對于收入分配改革這座大廈來說，重要的是先把地基打牢，而不是討論鋪什么樣的地磚，刷什么樣的墻漆。方案或許不夠具體，但一切問題不妨先改起來再說，在行進中修正航線。對此，公眾需要拿出寬容和耐心，見證改革的點滴進步。

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許不夠具體，但能夠出臺落地就可喜可賀，一切問題不妨先改起來再說。改革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會受到很多方面的影響和制約，重要的是在行進的過程中不斷修正航線，順利抵達成功彼岸。對此，公眾需要拿出寬容和耐心，一起見證改革的點滴進步。

十八大報告中的“倍增計劃”和“兩個同步”（即努力實現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者報酬增長和生產率提高同步）、“兩個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構成了一個體系，同時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路徑。“倍增計劃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是吻合的，它與兩個同步、兩個提高一樣，都是漸進的、長期的?！皟蓚€同步”可以在短時期內實現，然后“倍增計劃”是2020年的約束性指標，而“兩個提高”則是長期的”。

實現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的思路和對策

我國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問題，已嚴重挫傷了廣大勞動群眾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造成了地區、行業、城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影響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步伐，加劇了經濟社會和改革開放的不穩定性。因而，我們必須按照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改革方向，采取切實可行的對策措施，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堅持社會公平正義，更加注重公平，努力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１．要努力實現“兩個同步”，不斷提高“兩個比重”，切實保障要素投入者的公平。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這“兩個同步”和“兩個比重”都是更多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由公有制為主體的性質所決定，我國現階段還必須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原則，要讓勞動成為人們收入的主渠道，真正實現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必然會產生多種分配方式與收入形式并存。要鼓勵和支持城鄉居民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多渠道增加收入，并要依法保護勞動者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要繼續實施最低工資制度，并根據經濟發展狀況不斷提高標準；要建立職工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積極發揮工會在勞動者維權上的作用，增強勞動者的談判能力；要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在不影響市場效率的前提下，職工工資必須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不斷提高。

２．健全擴大就業增加勞動收入的發展環境和制度條件，促進機會公平。就業是增加勞動收入的先決條件，各級政府要為勞動者創造平等的就業和創業機會，提供良好的稅收、信貸等優惠政策，創造良好的市場秩序和社會發展環境；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和中小企業，多渠道開發就業崗位，鼓勵自主創業，促進充分就業；還要健全統一規范靈活的人力資源市場，為勞動者提供優質高效平等的就業服務。

３．千方百計增加農村居民收入，逐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農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建設者，是我國農村改革發展和農業生產的主力軍，是農村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我國農民收入水平低，成為我國低收入階層的主體，因此，提高農民收入已成為當務之急。一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增強農村發展活力，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共同繁榮。二要轉變觀念，改善環境，不斷增加農民創業收入。三要改革農村土地制度，還地權與農民，使農民有獲得財產性收入的制度條件。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在自愿互利的基礎上實行土地經營權流轉，實施適度規模經營，并按市場規則對征地農民進行合理補償，以增加其財產性收入。四要創造條件，擴大農村市場，健全和完善農村市場體系，給農民提供增加市場收入的機會。

４．建立“全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讓全體居民共享“陽光和雨露”。社會保障的根本原則就是社會公平，它可以通過收入再分配的功能進行調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差別，緩解社會矛盾，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讓全體居民“同在一片藍天下，共享陽光和雨露”，才能解除人民群眾的后顧之憂，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穩定，化解居民收入差距的矛盾。

５．加大再分配力度，增加政府轉移性支出，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逐步縮小收入差距。再分配的功能主要在于彌補市場失靈，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增加經濟社會發展的凝聚力。我國目前收入差距過大，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分配調節制度建設滯后，使再分配的作用沒有很好發揮。因此，我們必須規范分配秩序，加強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努力扭轉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結束語：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發展中的 中國 建設成富裕 文明的 現代 化國家，是一項艱難而巨大的社會工程。要實現社會經濟體制的順 利轉型與平穩過度，應倡導公平與尊重效率，把優化社會經濟利益的增長機制同 構造市場收入分配機制結合起來，是必不可少的，產生收入差異也在所難免，這 既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努力促進生產力和生 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協調發展，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加快政 治體制改革，堅持以人為本，努力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的公開、公正、合法、透明，才能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建立和諧社會，實現可持續發 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