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看點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看點

國務院：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公平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創造機會公平的競爭環境，維護勞動收入的主體地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縮小收入差距。

居民收入實現倍增

城鄉居民收入實現倍增。到2020年實現城鄉居民人均實際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爭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長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對國資的調整：

提高央企收益上交比例

適當提高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上交比例，“十二五”期間在現有比例上再提高5個百分點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

加強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

加強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對部分過高收入行業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嚴格實行企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雙重調控政策，逐步縮小行業工資收入差距。

有效規范隱性收入

收入分配領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隱性收入、非法收入問題比較突出，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

對制度的調整：

完善房產保有交易等環節稅收制度

改革完善房地產稅等。完善房產保有、交易等環節稅收制度，逐步擴大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試點范圍，細化住房交易差別化稅收政策，加強存量房交易稅收征管。

實施全國統一的居住證制度

實施全國統一的居住證制度，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全面公開三公經費使用情況

堅決反對鋪張浪費，嚴格控制“三公”經費預算，全面公開“三公”經費使用情況。“十二五”時期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提高2個百分點左右。

第二篇：淺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淺談“收入分配改革”之提高工資待遇

摘要：

近年來我國的貧富差距被逐漸拉大，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這一段時間，連續有媒體報道有關我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出臺的消息。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提高工資待遇，比較有代表性的提高工資待遇的方法包括“化稅為薪”、“收稅返薪”和“提薪讓稅”等。這三種方式，在可能達到的效果和操作難度方面各有利弊，每一種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政府也很難在短時間內找到一種相對完美的方案。除此之外，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可以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臺，還可謂任重而道遠。然而很多媒體報道，這一方案正在進行緊張的制定和論證，很可能年內便會出臺，這讓所有人看到了希望。關鍵詞：收入 分配 改革 提高 工資 方案

正文：

近些年來，我國地區、城鄉、行業、群體間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導致部分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經超過基尼系數標志的警戒“紅線”，由此帶來的諸多問題正日益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又出現了房價攀升等引起百姓不滿的問題，近期更是出現低端基本生活用品漲價的局面。面對這一情況，一方面需要政府出面穩定物價，從而保證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則需要調整分配格局，拉近貧富差距，提高居民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從而增強這部分人的消費能力。

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彼時，中國生產力極度低下，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故提出了“先富帶動后富”，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從而提高國家的整體水平，進而帶動其他人，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然而現在，一部分人早已富裕了起來，我國的競爭力已在全球名列前茅。且不論這部分先富起來的人是否在實際意義上帶動了其他人共同富裕，也不論是否到了該實現共同富裕的時間，僅從客觀實際來講，貧富差距的拉大，已經對國家和社會的穩定造成了極大的威脅。“我承認我們現在的生活是比以前好了，但一部分人那么有錢，我們卻這樣，就是讓我不爽。”我身邊的人不乏這樣的觀點。仔細分析，這種觀點并不是無理取鬧不尊重客觀實際，其根本原因是“不公平”，具體點講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因此我個人認為，收入分配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正如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指出的，社會基本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而國家作為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理應承擔起調整策略以適應發展需要的責任。自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近日國務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意見，近期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話題的密集表態，讓人們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有可能促進收入分配改革早日步入實質進程。最近，關于收入分配改革話題的報道頻見諸于報端網絡，而有關專家也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內便有可能出臺。

收入分配改革漸形漸近，如何改革的問題也就隨之而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次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個重點肯定要提高工資待遇。由此引出的問題是，到底是“化稅為薪”、“收稅返薪”還是“提薪讓稅”？

所謂“化稅為薪”，顧名思義，就是降低企業稅負，將這部分錢用于提高員工工資。最理想的局面應該是這樣的：國家減輕企業稅負，騰出空間給員工增加工資，員工增加了工資，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費，拉動內需，這樣回過來企業也可以提高效益，這樣帶來企業銷售的增長，雖然納稅比例降低了，但因為總量的增長，國家的財政總量還是會健康增長，形成多贏的局面。但是，老百姓對企業能否自主加薪、及“稅轉薪”如何落實監管都心存疑慮。

據我從網上了解，過去有的地方比如廣東也出臺過類似的政策，但效果卻并不如意。這倒不是因為政策不可行，而是歪嘴和尚念不得好經，在執行環節出了問題。結果是企業的稅負減輕了，員工的工資卻不見長。“工資歸工資，稅收歸稅收，減免稅收只是減免公司老板的稅收。”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看法。政府的好政策成了企業及其少數人借機提高“效益”的途徑。到頭來是國家稅收少了百姓收入沒有增加，這就有失初衷了。現今中國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行市場開放體制，有大量的外資企業和私有制企業。而資本家的本質就是剝削，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而從另外的角度講，現如今企業的生存壓力很大，企業的各種成本都在不斷上升，如何合理避稅，已經是企業的一門必修課。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現在的很多注冊公司都盡可能地注冊在一些較為偏遠的地域，從而躲避較高的稅負。而降稅又不會降太多，正好給企業用于降低成本緩解壓力，起不

到“化稅為薪”的作用。

既然“化稅為薪”有可能得不到企業的貫徹執行，隨之便產生了出現了另外一種建議——“收稅返薪”。“收稅返薪”的意思也很好理解，具體而言，就是把擬定該減輕的稅負先都收回來，然后由各地的勞保部門或指定專門機構，再把這些收回來的稅負給返回去。注意，是按應增加的工資比例返給員工個人而不是企業。在我看來，這種方法較前一種相比，雖然表面上看上去更為合理，但實際上卻換湯不換藥。首當其沖的一點是這“返”的工資能不能真正落到員工手上，因為這雖然繞開了企業，但卻平添了這么多道手續，必須要有一套完善的監管機制。而且，即便是能夠確保將這部分錢返到員工手上，企業還是會有很多辦法將這些錢“化”為公司的，例如原先本要長的工資不漲或少漲，原先本要發的獎金不發或少發，或者通過一些制度，將這些錢化為額外的工時等等，對于員工來說總體上的福利是增加了，但實際上最受益的還是企業。相較于前一種方式，這種方式無疑會增加一部分額外的成本，但這部份成本能不能轉化為它本應發揮的作用，這一點還值得商榷。

除了以上兩種提高工資待遇的方法，有人還提出了“提薪讓稅”這樣一種方式，就是將“化稅為薪”流程倒過來，即政府應鼓勵企業增加員工薪酬，并據此對提薪的企業采取稅收減免。這種方式與前兩種方式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前兩種方式是政府先行減稅或是抽稅，之后企業才輪到企業做出反應，而這一方式則是將如何做交給企業去選擇，政府再去根據企業的“態度”給出相應的獎勵。這行動順序的改變，實際上是政府把主動權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客觀上講可以有效避免企業利用國家政策去牟利，而只要對提薪的企業做出足夠的補償和獎勵，就肯定能夠達到提薪的目的。然而我個人認為，這種方式實行起來也是最難的。首先，這種方式雖不像前兩者那樣倚重嚴格的監管措施，但卻需要制定嚴格的標準，對提薪做出的鼓勵必須有據可依，不能隨便哪個人說說就減了。所以除了要有嚴格的標準，還必須要對每個企業做出正確的評估，不能企業說自己漲了多少就是多少，得有專門的機構進行評估和確認。然而，國家這么大，企業這么多，實際操作起來的難度著實不小，因為幾乎每個企業的情況都不同，光是如何制定出一套相對公平的標準，就已經夠讓人頭疼了。

上面的這三點，是我通過查閱資料篩選出來的比較有代表性的三種提高工資的實際操作辦法的提議。總的來說，這三點各有利弊，有的操作難度小，但效果未必好，有的效果可能好，但具體操作又過于復雜。但無論怎樣做，前提是要規范明確，否則就不可能達到應有的效果。所以，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小到每一個細節，都需要進行反復的論證，使其盡量合理，每一個方面都必須要明確，任何特殊情況都盡可能做到有據可依。這可能就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遲遲不能出臺的原因，但據媒體報道，這一方案有望年內出臺，讓我們看到了希望。

其實，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單從提高工資待遇這一點來說，需要解決的遠遠不止上文提到的問題。針對此次改革，網民上也在網絡上進行著激烈的討論。有的企業的負責人，在網上抱怨現在小公司所面臨的嚴峻生存壓力，有的人，則對提高工資待遇的對象提出了疑問，認為如果高收入者的工資也增加同樣的比例，到頭來貧富差距反而是會被近一步拉大。但我覺得,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目的就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從而增加中產階級的比重，使國家更為穩定，應該不會出現高、低收入者工資同漲的局面，否則真的會讓人哭笑不得。總之，距離方案的出臺，最多也就還有半年左右的時間，具體是怎樣改革，讓我們拭目以待。只是希望，這此改革，不要讓大眾失望。

參考文獻：

1、《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2008年修訂版)

2、《我國分配差距窮降富升逼近紅線 白黑灰血金共存》(《經濟參考報》2010年5月10日)

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內可能出臺 重點增強居民消費能力》(《解放日報》2010年06月04日)

4、《據稱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重視低薪者收入》(《新民晚報》2010年6月4日)

5、《減稅加薪是收入分配改革的當務之急》（新華網）

6、《“減稅加薪”不如“收稅返薪”》（荊楚網）

7、《企業避稅最佳設計方案》（企業管理出版社 雷建/編著 2007年3月第二版）

8、《改革分配制度要在戰略和路徑間求平衡》(《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06月09日)

9、《遲福林：推進收入分配改革首要的是規范政府行為》（人民網）

第三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學界爭論如何改革收入分配: 初次分配還是二次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學界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應該把初次分配作為改革重點；另一派認為，著力點應放在二次分配。厲以寧認為，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場調節為基礎的分配，但在中國，無論城市，還是農村，由于各種原因，至今尚未形成市場經濟規律下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在厲以寧看來，導致初次分配與市場經濟規律相脫節的原因，既有行業壟斷阻礙市場公平競爭環境形成的原因；也有計劃經濟體制遺留的初次分配的工資級差、工資標準等因素；還有勞動力市場上雇主和受雇者地位不對稱的原因，買方強勢，賣方弱勢。(勞資關系不對稱)

此外，從深層次看，中國初次分配的邏輯中，還存在著特殊的二元勞動力結構，即高級勞工市場工資高、福利多、升遷容易；低等勞工市場工資低、福利少，幾乎沒有升遷機會。在農村，農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話語權更不樂觀。首先，到現在為止，農民還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農民雖然有土地的承包權、使用權，但沒有產權，不能用于抵押、轉讓，土地的流轉很大程度上受市場外因素的干擾，農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限制。

其次，雖然農民工可以在城鎮和企業中工作，可他們的身份和市民不一樣，他們更弱勢，雇方和被雇方雙方地位不對稱的問題十分突出。

第三，農民養了牲畜、家禽，種了農作物，但他們在銷售中處于弱勢，和他們打交道的大公司明顯強勢。即便農民組成了專業合作社，跟大型企業比也還處于弱勢。

在厲以寧的改革方案中，鑒于我國尚未形成市場經濟規律下的初次分配框架，改革的重點應該放在初次分配。方案還有一個大膽的設想：人力資本的投入者和物質資本的投入者一樣共享利潤。傳統分配制度中，利潤全部歸物質資本投資者所有，作為人力資本投入者的職工只能獲取工資，不能參與利潤分配。上世紀80年代，西方經濟學界已提出了利潤共享原則，認為人力資本投入者也應共享利潤。(勞動者的公社制度,公司制度核心是資本主體)

第四篇：淺析如何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淺析如何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內容摘要：“十八大”報告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關鍵詞: 十八大、倍增計劃、收入分配政策

2010年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年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以及東西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0.4%的少數人掌握著70%的社會背景之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顯得尤為重要。

“十八大”報告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呈現出收入渠道不斷增多、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態勢。在收入分配差距激勵效率的觀念和體制被逐漸認同的過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也開始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

我國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表現

1.付出同量的勞動，在不同行業不能得到同樣的報酬。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行業之間的收入水平差異不大，最高與最低之比為1.8倍，后來收入之比逐漸拉大，到2000年為2.63倍。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考慮到住房、工資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2.付出同樣的勞動，在不同地區不能得到同樣的報酬。1985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區是上海市，為1075元，最低的地區是山西省，為560元，最高與最低之比為1.92∶1；到2006年，收入最高的地區仍然是上海市，為20668元，最低的地區是西藏自治區，為8941元，最高與最低之比為2.31∶1。同樣級別的公務員、事業人員月收入少則千元以上、多則萬元以上，差別比較大。

3.同在一個地區，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資料表明，2008年我國城鎮居民高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戶的5.7倍，農村高收入戶人均純收入是低收入戶的7.5倍。2009年底，財政部的調查資料再次證實了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拉大的事實。兩組數據引人關注：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貧富差距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中極為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4.面對勞動者共同創造的同一塊“蛋糕”，在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分得太少；在再分配中，農村居民分得太少。據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在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從1995年的51.4%持續下降到2007年的39.7%，而世界重要經濟體的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份額近年來一般介于50%—57%之間，比我國高出10—17個百分點。在再分配中居民收入明顯低于政府收入，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07年居民收入增加比例分別為0.6%、1.3%、0.8%和0.4%，而同期政府收入增加之比分別為12.4%、15.1%、15.9%和24.7%。在政府公共服務支出中，嚴重向城市傾斜，2004年我國財政社會保障支出中80%投向了城市，使農民難以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從2004年就開始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有望于今年12月面世。這個醞釀多年的方案寄托了民眾太多的期望，但據專家介紹，這可能并非一個解決當前貧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具體方案，而更有可能是一個原則性、框架式的方案。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似乎早已注定了它的框架化、原則化。但是，令公眾感覺失落的或許并非這些。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自開始醞釀到即將出臺的8年時間里，公眾獲得的參與機會確實是少之又少。

在經歷了八年磨一劍之后，公眾苦苦等來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只是原則性方案，這個消息或許會讓一些人尤其是中低收入者感到失望。但我以為，對于即將面世的方案，我們不應苛求其多么完美，也不應指望貧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等問題會迎刃而解。萬事開頭難，收入分配改革，能改起來就是好事。對于收入分配改革這座大廈來說，重要的是先把地基打牢，而不是討論鋪什么樣的地磚，刷什么樣的墻漆。方案或許不夠具體，但一切問題不妨先改起來再說，在行進中修正航線。對此，公眾需要拿出寬容和耐心，見證改革的點滴進步。

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許不夠具體，但能夠出臺落地就可喜可賀，一切問題不妨先改起來再說。改革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會受到很多方面的影響和制約，重要的是在行進的過程中不斷修正航線，順利抵達成功彼岸。對此，公眾需要拿出寬容和耐心，一起見證改革的點滴進步。

十八大報告中的“倍增計劃”和“兩個同步”（即努力實現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者報酬增長和生產率提高同步）、“兩個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構成了一個體系，同時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路徑。“倍增計劃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是吻合的，它與兩個同步、兩個提高一樣，都是漸進的、長期的。“兩個同步”可以在短時期內實現，然后“倍增計劃”是2020年的約束性指標，而“兩個提高”則是長期的”。

實現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的思路和對策

我國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問題，已嚴重挫傷了廣大勞動群眾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造成了地區、行業、城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影響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步伐，加劇了經濟社會和改革開放的不穩定性。因而，我們必須按照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改革方向，采取切實可行的對策措施，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堅持社會公平正義，更加注重公平，努力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１．要努力實現“兩個同步”，不斷提高“兩個比重”，切實保障要素投入者的公平。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這“兩個同步”和“兩個比重”都是更多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由公有制為主體的性質所決定，我國現階段還必須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原則，要讓勞動成為人們收入的主渠道，真正實現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必然會產生多種分配方式與收入形式并存。要鼓勵和支持城鄉居民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多渠道增加收入，并要依法保護勞動者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要繼續實施最低工資制度，并根據經濟發展狀況不斷提高標準；要建立職工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積極發揮工會在勞動者維權上的作用，增強勞動者的談判能力；要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在不影響市場效率的前提下，職工工資必須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不斷提高。

２．健全擴大就業增加勞動收入的發展環境和制度條件，促進機會公平。就業是增加勞動收入的先決條件，各級政府要為勞動者創造平等的就業和創業機會，提供良好的稅收、信貸等優惠政策，創造良好的市場秩序和社會發展環境；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和中小企業，多渠道開發就業崗位，鼓勵自主創業，促進充分就業；還要健全統一規范靈活的人力資源市場，為勞動者提供優質高效平等的就業服務。

３．千方百計增加農村居民收入，逐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農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建設者，是我國農村改革發展和農業生產的主力軍，是農村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我國農民收入水平低，成為我國低收入階層的主體，因此，提高農民收入已成為當務之急。一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增強農村發展活力，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共同繁榮。二要轉變觀念，改善環境，不斷增加農民創業收入。三要改革農村土地制度，還地權與農民，使農民有獲得財產性收入的制度條件。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在自愿互利的基礎上實行土地經營權流轉，實施適度規模經營，并按市場規則對征地農民進行合理補償，以增加其財產性收入。四要創造條件，擴大農村市場，健全和完善農村市場體系，給農民提供增加市場收入的機會。

４．建立“全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讓全體居民共享“陽光和雨露”。社會保障的根本原則就是社會公平，它可以通過收入再分配的功能進行調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差別，緩解社會矛盾，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讓全體居民“同在一片藍天下，共享陽光和雨露”，才能解除人民群眾的后顧之憂，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穩定，化解居民收入差距的矛盾。

５．加大再分配力度，增加政府轉移性支出，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逐步縮小收入差距。再分配的功能主要在于彌補市場失靈，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增加經濟社會發展的凝聚力。我國目前收入差距過大，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分配調節制度建設滯后，使再分配的作用沒有很好發揮。因此，我們必須規范分配秩序，加強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努力扭轉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結束語：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發展中的 中國 建設成富裕 文明的 現代 化國家，是一項艱難而巨大的社會工程。要實現社會經濟體制的順 利轉型與平穩過度，應倡導公平與尊重效率，把優化社會經濟利益的增長機制同 構造市場收入分配機制結合起來，是必不可少的，產生收入差異也在所難免，這 既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努力促進生產力和生 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協調發展，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加快政 治體制改革，堅持以人為本，努力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的公開、公正、合法、透明，才能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建立和諧社會，實現可持續發 展。

第五篇：論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論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央黨校2010級經管班 徐騰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根據現有國情，對所有制結構進行了較大的改革和調整。將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調整、確定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結構形式。在這同時，對分配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與調整。與所有制結構相配套的分配制度是：“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新的分配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提倡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實行這樣一種分配制度，是由我國目前生產力發展水平及所有制性質和結構所決定的。

自此以后，我國國民經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已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為經濟增長和經濟效率的提高開辟了廣闊的空間。以按勞分配為主、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體制極大地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城鄉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提高。然而，城鄉居民收入增加的同時，居民的消費水平和儲蓄存款也大幅增加。在經濟迅速增長和人民生活不斷提高的同時，收入分配也出現了分化的趨勢。產生這些現象的主要原因：

1、地域差別造成的差距

由于區位環境、歷史文化、基礎條件、人口素質、生產力水平等差異以及政策因素，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從總體上看，東部地區發展較快，中西部特別是西部地區發展較慢（具體數據上文已經列間距）。

2、政策因素導致的個人收入差距

改革開放后，我們首先提出了“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

來”的政策，并通過“兩富”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在這種政策指導下，我國率先在基礎較好且具有開放區位優勢的東南沿海地區實行了特殊的優惠政策，使得東南沿海聚集了國內外大量資本，從而加速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擴大了地區之間特別是東西部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

法律政策缺位，在一些領域至今仍是無法可依，如某些娛樂行業；法律政策本身的規制力度不夠，如售假制假的懲罰過輕；政策規定有不周延的空隙，如某些稅收返還措施；法律法規貫徹落實不力或受到干擾等。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理因素造成的，這就加劇了人們的憤怒和不滿。

3、制度因素導致的個人收入差距

第一、稅收調節乏力。對個人收入最具有調節效力的是個人所得稅，但從我國現行的稅種結構來看，由于個人所得稅不占主導地位，公民個人納稅的意識還比較淡薄，個人收入特別是無形收入難以查實，使得個人所得稅在收入調節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消費稅對個人的收入也有一定的調節作用，但從消費稅設計來看，范圍偏窄，把本應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的個別高檔娛樂消費行為，如保齡球、歌舞廳、高爾夫球等價高利大的行業未列其中；遺產和贈予稅在調節個人收入方面有其特殊作用，但我國目前還未開征。

第二、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在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我國由于歷史的原因，社會保障制度實施時間短，資金來源嚴重不足，致使全社會范圍內的有效保障力不從心，影響了社會公平的實現。

第三、分配制度不規范。我們在經濟轉軌時期，收入分配基本上處于一種無序失控狀態，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約束。

第四、政府職能“缺位”。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不足，存在拖欠工資、隨意增加工資外補貼等不規范的分配行為，也引發了不同群體、不同地區人的心態不平衡。

4、體制因素導致的個人收入差距

一是競爭機會的不均等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一些個體或群體憑借在計劃經濟時代占據的有利優勢或特權，在市場經濟放開搞活的條件下捷足先登，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聚斂了大量的財富，成為暴發戶。

二是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自行“創收”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改革開放20多年來，隨著放權讓利、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對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的自行“創收”現象基本上是持寬容和默認的態度，使得一些單位通過各種合法和非法甚或“打擦邊球”的途徑，盡可能多地攫取收入并將其所獲得收入的一部分分配給其職工。假如是政府部門，則便是權力的濫用，向其治理或服務的對象搞攤派，搞集資，或者亂收費、亂罰款。由此獲得的收入，當然成了為其職工發獎金、福利的財源基礎。于是伴隨著各單位圍繞搶占收入分配制高點的競爭，不同單位職工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由此形成并拉大了。

三是行業的壟斷性經營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我國直到現在，有些行業如電力、電信、煙草、金融保險、民航、鐵路仍未獲市場準入。壟斷經營的行業，在極力維護壟斷經營地位的同時，把其所獲壟斷租金的一部分以各種形式分配給自己的職工，這既不利于行業服務質量和經營效率的提高，也促使了不同行業之間人們收入差距的拉大。

四是地方保護、地區封鎖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地方保護、地區封鎖不僅與建立統一大市場的要求不相容，也違反了市場經濟自身的運行規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不同地區之間人們收入的差距。

5、非法性因素導致的個人收入差距

關于收入差距拉大的非法性原因在我國目前主要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是“灰色經濟”，主要是指未經工商登記，逃避納稅的個體經濟，如沒有營業執照的小商小販、家居裝修、私房建筑等；

第二種是“黑色經濟”，主要是指抗法抗稅的犯罪經濟，包括走私、販毒、洗錢、制假、色情業、人口販賣、坑蒙拐騙等；

第三種是“腐敗經濟”，主要是指以權謀私，權錢交易。不合法的高收入會帶來反面的示范作用，非法經營、尋租活動帶來的高收入會嚴重挫傷合法經營者的生產積極性，破壞人們守法經營的理念，誘使更多的人從事非法經營活動或通過拉關系、走后門、疏通、行賄等尋租活動來增加個人收益，這既阻礙了市場經濟新秩序的建立，也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如何調節此現象呢？

1、完善稅收調節分配制度

主要通過稅收分配工具，運用直接、間接兩種稅收模式調節行業、企業、階層、群體間的收入分配差距。

一是通過直接、間接兩種稅收模式調節壟斷行業超額利潤，可考慮實行法人所得稅超額累進稅率；

二是改進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實行個人所得稅超額累進計征辦法，調整消費稅，同時，加強稅源、稅基治理，認真實施修改后的個人所得稅法，減輕中低收入者的稅負；

三是對高收入階層的財產分配、生活消費兩大行為設計行為調節稅，適時開征遺產稅、贈予稅、財產交易稅、房地產超面積使用稅、高消費行為的消費稅，建議提高累進所得稅率，對最高收入者稅率可達８０％，嚴格申報制度，加大逃稅處罰力度，強化治理，由此縮小與低收入者的懸殊差距；

四是實行社會保障費改稅。改依規交納社會保險費為依法交納社會保險稅，確定稅基，統一稅率，同時，建立社會保險稅全社會統籌機制。

2、完善轉移支付分配制度

綜合利用財政、價格、利率分配工具，調節區域、城鄉、階層、群體間的分配差距，在制度層面上做出法律安排，明確轉移支付法律規定，以約束各層次主體的分配行為。

一是明確財政轉移支付規模逐年增長，困難領域、困難地區、困難群體與先

進領域、先進地區、富裕階層實現利益同步增長的政府法律責任，建立公眾共享發展成果的法律機制；

二是明確價格轉移支付對壟斷行業、高收入階層收入的調節作用，以此發揮對政府轉移支付的補充作用。政府通過制定價格政策，引導價格收入所產生的價格收益用于保護低收入群體的基本消費利益；

三是運用利率分配可以承擔轉移支付的功能，探索實名制存款限額差別利率政策，用以調節高收入階層與低收入群體間在存款收益上出現的分配差距。

3、完善社會保障分配制度

主要是進一步完善政府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和建立政府社會保障與公民商業保險協調機制。一是用法律形式規范社會保障資金的政府、法人、個人三方面來源以及各自的責任與義務；

二是提高社會保障統籌層次，統一險種的費基費率，調整統籌內外政策，從來源和發放兩個環節建立起獨立于企業事業之外的社保機制；

三是建立基本養老金、失業保險金、城鄉低保對象支付水平與在職職工收入、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協調增長機制，為不斷縮小低收入群體與高收入群體間的分配差距提供制度機制保障；

四是建立城鄉低費率、廣覆蓋的醫療保障體系，建立醫療、住房、取暖、就學救助體系，并作為保障內容納入社會保障制度體系；

五是政府匹配財力引導商業保險進入弱勢群體保障保險領域。建立財險、災險、醫療保險三類險種與政府合作機制，運用政府和商險雙重功能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從機制上避免因災因病淪為社會底層的社會問題。

4、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

主要是從制度安排層面上解決好國有土地所有權、使用權和集體土地使用權兩大權能收益分配政策。

國有土地所有權、使用權收益在國家所有的前提下，一是依法完善政府間的分配關系，合理劃分土地及補償等涉地事權；二是兩權收益全額用于涉地城鄉居民個人利益補償和公眾認同的公共設施建設；三是制定違法違規土地收益使用范圍的處罰制度，從嚴監督兩權收益政府的分配和使用行為。

集體土地收益分配，一是完善現行法規，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集體土地使用權收益歸權屬主體農民全額所有；二是使用權轉讓中的土地價格由市場決定，從制度上糾正政府定價損害農民土地利益的行為；三是使用權收益分配以農民個人權屬為主體，集體經濟組織不能參與分配或參與分配也要規定不得侵犯農民利益的原則界限；四是政府統一制定失地農民社會保障政策，保證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中的農民利益不受侵害。

總之，改革和完善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市場型分配體制，也是市場經濟體制的組成部分。在對待和處理收入分配問題時，應在重視效率的前提下，重視分配的公平。而且分配的公平合理也有利于促進效率的提高。這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最終是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目標的需要。應該說，合理且適度的收入差距是貫徹黨和國家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重大方針的必然要求，對形成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創業機制，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對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快小康社會的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要看到，有效調控收入差距，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我們在許多方面付出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