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調節居民收入差距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調節居民收入差距

2009年，面對嚴峻復雜的經濟形勢，在黨中央、國務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堅強領導下，我省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的收入，積極調節收入分配，人民生活得到顯著改善。一方面城鄉居民收入普遍提高。

2009年我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367元，同比增長9.2%；農民人均純收入5035.3元，同比增長8.1%。另一方面居民社會保障水平有所提高。全省五項社會保險參保人數突破3000萬人次，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人均提高110元，惠及234萬人。城鎮職工和居民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基本醫療保險覆蓋全省5519萬人。出臺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省級統籌實施意見，制定被征地農民就業和社會保障實施辦法，啟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保障了144萬城市低保對象、172.5萬農村低保對象的基本生活。

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滯后仍然是制約我省經濟發展、影響社會穩定的主要問題之一。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之比近3:1，創歷史以來新高；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武漢等經濟發達地區與恩施等西部欠發達地區發展不均衡；部門、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金融、電力等部分壟斷部門或行業收入過高。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對滯后，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政府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的增長速度遠超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以2009年為例，全省地方一般預算收入同比增長14.7%，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完成增加值同比增長20.1%，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分別增長9.2%和8.1%。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收入分配不公不僅直接有損社會公平、影響社會和諧，而且它是引發諸多民生問題的根本原因。從更深的層次看，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將使社會平均消費傾向降低，導致居民消費需求嚴重不足，從而影響到宏觀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因此，無論是著眼經濟發展、還是追求社會進步，從根本上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應是我省“十二五”規劃的題中應有之義。依據經濟社會發展理論，結合我省發展實際，我建議：“十二五”期間我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應當“圍繞一個目標，堅持兩項原則，實現三個結合，推進四項改革”。即：以優化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堅持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原則，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則；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與我省推進城鎮化進程相結合，與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戰略相結合，與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相結合；通過深化收入分配宏觀調控制度、壟斷行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分配制度、個人所得稅制度、城鄉居民社會保障制度等四項改革，逐步形成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堅決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一、緊緊圍繞“共同富裕、共享發展”的目標推進分配制度改革，讓全體社會成員生活得更有尊嚴

按照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的精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目標是：進一步優化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整體上提高我省人民生活水平，讓全體社會成員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二、始終把握“兩項原則”，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

第一，堅持效率和公平兼顧的原則。初次分配既要講求效率，也要顧及公平，以免加大再分配調節的難度；再分配過程要更加注重公平，通過科學有效的手段緩解因市場主體不到位、市場客體不完整、市場機制不健全、市場管理滯后等帶來的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別的矛盾和部分居民暫時生活困難的狀況。

第二，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方面，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加強政府對企業工資的調控和指導，全面推行勞動合同制度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和社會保障標準，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應當發展和完善金融市場，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

三、努力實現“三個結合”，為逐步縮小“三大收入差距”提供現實途徑

目前，我省居民收入差距主要來自于城鄉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和行業收入差距，通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必須從縮小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行業差距入手，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與推進城鎮化進程相結合、與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相結合、與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相結合。

第一，與推進城鎮化進程相結合。一個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與一個地區的城鎮化水平是高度反向相關的：一個地區的城鎮化水平越高，城鄉收入差距就越小；而一個地區的城鎮化水平越低，則城鄉發展和收入差距越大。因此，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應當與我省城鎮化進程相結合，以全省“十二五”規劃的編制為契機，抓緊編制湖北省城鎮化和村莊建設規劃，進一步完善我省城鎮體系。加強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堅持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在抓好武漢城市圈建設的同時，逐步形成“宜荊荊”（宜昌、荊州、荊門）、“襄十隨”（襄樊、十堰、隨州）等新的城市群。促進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良性互動，深入推進“百鎮千村”示范工程，加快生態家園建設。加強農村市場體系建設，通過市場網絡將城鄉要素進行配置和組合。穩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落戶條件，使在城鎮穩定就業和居住的農民有序轉為城鎮居民，并納入城鎮社會保障、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務體系。

第二，與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相結合。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縮小地區收入差距的關鍵。我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應當與推進“兩圈一帶”戰略相結合。一是要加快推進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建設改革試驗。全力支持武漢市做大做強，充分發揮輻射帶動作用，增強武漢城市圈科學發展、服務全省、輻射周邊的綜合能力，為形成中部經濟重要增長極、培育長江中游城市群奠定堅實基礎。二是要加快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建設步伐。堅持以生態為基礎、文化為核心、旅游為引擎，以資源整合和交通網絡建設為重點，抓緊實施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總體規劃，促進鄂西地區經濟發展。三是要加快推進湖北長江經濟帶的開發。以港口、航道和船型標準化建設為重點，加快長江“黃金水道”建設步伐，明確功能定位和產業布局，建立融資平臺，以產業支撐帶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第三，與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相結合。要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產業發展是基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應當與我省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相結合。一是要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大力實施“工業興省”戰略。落實十大重點產業調整和振興實施方案，提高優勢產業競爭力，使“湖北制造”在拉動內需中發揮更大作用。圍繞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加大產業投資，延伸產業鏈條，發展產業集群，策劃、儲備并啟動一批重點技改項目，以投資結構調整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行集聚式、集約式發展。二是要著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進一步發揮湖北科技優勢，加快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以重大項目投資推動新興產業發展。推動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節能環保、新能源、新材料等產業加快發展。三是要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金融保險、現代物流、信息服務、科技咨詢、研發設計、文化創意、服務外包等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現代服務業與制造業互動發展。

四、深入推進“四項改革”，為優化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供制度性保障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宏觀調控制度改革。一是要規范政府分配行為，明確政府對收入分配調控職責。要抓緊制定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財政、稅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調節作用。二是要完善法律法規體系，加快收入分配立法進程，引導各地適時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同時加大監督力度，嚴肅查處并盡力杜絕拖欠、克扣農民工等弱勢群體工資的行為。三是要推進企業職工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立科學合理的企業工資增長機制。四是要改革現行轉移支付方式，建立規范透明的新型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落后地區和農村地區轉移支付力度。

第二，深化壟斷行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分配制度改革。一是要結合壟斷行業的改革和重組，加快壟斷行業內部用人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壟斷行業職工工資收入水平逐步與勞動力市場價格接軌。二是要建立健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和企業經營業績考核體系，強化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對經營者收入增長的約束作用，改進工效掛鉤的辦法，規范職工個人收入列支渠道。三是要完善對壟斷行業和國有企業收入分配的外部監督機制，嚴格規范企業經營管理者薪酬制度和職務消費。四是要加快建立公務員工資水平決定機制和工資正常增長機制，進一步完善地區附加津貼和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制度，形成統分結合、調控有力的工資收入分配管理體制。五是要全面改革現行事業單位體制，建立和健全符合事業單位工作特點和各類專業人才成長規律、有利于事業單位改革與發展的工資分配制度。第三，深化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一是要加快立法步伐，以統一的法規來約束和規范全社會及其成員的收入分配行為，重點應打擊和取締非法收入。對于過高收入，除了運用個人所得稅外，還應盡早開征遺產贈予稅、物業稅、特別消費稅等進行調節。二是要加強稅源監控和稅收征管，建立個人收入雙向申報制度和交叉稽核制度，依托信息化管理手段，實現對個人收入的全員全額管理和對高收入者的重點管理。三是要加快研究實施全省城鎮建設稅費改革，進一步完善消費稅制度。四是要加快建立個人收入信息系統和個人征信系統，并實現信息共享。

第四，深化城鄉居民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一是要進一步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逐步提高基本養老保險社會統籌層次，全面推進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省級統籌，并創造條件逐步過渡到全省統籌；不斷拓寬養老保險范圍，提高社會保障的水平。二是要改革和完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合理確定個人負擔醫療費用的比例，逐步擴大醫保覆蓋面，提高年最高支付限額和住院報銷比例，改進異地就醫管理，妥善解決困難企業職工和退休人員的醫療保險問題。三是要完善失業保險制度，充分發揮失業保險對促進再就業和對就業困難群體進行社會保障援助的作用。四是要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增加各級政府資金投入，提高保障標準。五是要完善優撫保障機制和社會救助體系，支持社會慈善、社會捐贈、群眾互助等社會扶助活動。

發言人單位及職務：省政協委員、省農工黨副主委、湖北經濟學院教授

摘要：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既有現實原因，也有歷史原因；既有體制原因，也有機制原因；既有社會原因，也有個人稟賦原因特別是個人努力的程度與結果。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應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有：第一，清理和完善政策，為收入分配公平提供前提條件；第二，規范高收入者的收入；第三，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第四，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斷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勞動報酬比例。

關鍵詞：收入差距，目標體系，政策選擇

目前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經進入過大區間，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區間，有利于社會穩定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利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有利于擴大消費需求和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有利于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充分發揮。

一、廓清居民收入差距認識上的誤區

目前在居民收入差距認識問題上主要存在以下誤區：

一是認為我國的收入差距都是不合理的。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既有現實原因，也有歷史原因；既有體制原因，也有機制原因；既有社會原因，也有個人稟賦原因特別是個人努力的程度與結果。因此，我們不能把高收入者獲得的收入都看成是不合理收入，并把由此形成的收入差距都看成是不合理差距。應該看到，我國大多數高收入者獲得的收入是合法收入，是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的結果，目前的收入差距中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既然如此，政策的著力點就不是要縮小合理差距，而是要縮小不合理差距，重點是解決少數人通過非法手段獲得非法收入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問題。

二是認為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標就是要實現收入的均等化。少數人仍然留戀于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希望能夠實現收入的完全均等，把共同富裕與收入均等畫等號，把平均主義與公平畫等號，把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完全歸咎于改革，認為是改革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擴大，如果不改革、不搞市場經濟就不會產生貧富不均。其基本主張就是不要改革，不要開放，不要發展，企望回到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筆者認為，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標不是要實現居民收入均等化，而是要通過努力把過大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個合理區間，實現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所謂公平分配，就是等量貢獻獲得等量報酬，但公平分配也會導致不公平的結果，如同樣的收入會因家庭人口不同導致不同的人均收入。所謂共同富裕有兩層含義：一是富裕，鄧小平多次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二是共同，鄧小平同時強調，少數人富裕多數人貧窮的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他說，“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1]：“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2]。

三是企望一朝一夕就能夠把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區間。這種觀點主觀愿望是好的，也反映了縮小收入差距的迫切心情。但是這種主觀愿望與客觀現實之間有著很大的距離，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在體制轉軌過程中企望于一朝一夕就把收入差距縮小到合理區間是不現實的。因為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具有擴張收入差距的作用；每個人的能力是有差別的，人與人之間的收入也必然存在差距；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具有規律性，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將長期存在。因此，縮小收入差距要分階段、分步驟穩步推進，既不能無所作為，也不能急躁冒進，否則就不會收到良好效果。

四是把縮小收入差距的目標僅僅理解為簡單地縮小收入差距。縮小收入差距是我們的目標，但不能簡單地將其歸結為收入差距的縮小。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物價水平、生活成本均有巨大差異，這就決定了我們不可能讓所有的農村居民擁有與城市居民同樣的收入，不可能讓所有欠發達地區的居民擁有與發達地區一樣的收入。目標在于實現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等值化、欠發達地區居民與發達地區居民生活水平等值化。

二、縮小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標體系

縮小收入差距我們已經講了很多年，但從現實情況來看，收入差距呈現出越來越大的趨勢。2010年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堅決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既然如此，就應該有一個大體的時間表，有一個目標，這樣才能給人們以信心，讓人們看到希望。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可以設定短期、中期、長期目標，把5年左右時間作為一個短期目標，把5～10年作為一個中期目標，把10～20年作為一個長期目標。

從短期目標來看，就是從2010年到2015年要實現的目標。在這一階段，主要任務是把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降下來，并略微有所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由2009年的3.33倍縮小至3.0～3.3倍；各大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由2008年的4.77倍縮小到4.5倍以內，細分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由2008年的15.93倍縮小到15倍以內。不同省、自治區、直轄市城鎮居民的名義收入差距由2008年的2.33倍縮小到2.2倍以內；農村居民的名義收入差距由2008年的4.22倍縮小至4倍以內。

從中期目標來看，在前一個階段的基礎上，再用5年的時間，也就是從2015年到2020年，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城鄉收入差距控制在2.5倍以內，各大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控制在3.5倍以內，細分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控制在10倍以內。不同省、自治區、直轄市之間城鎮居民的名義收入差距控制在2倍以內，不同地區農村居民的名義收入差距控制在3倍以內。

從長期目標即從2020年到2030年要實現的目標來看，這一時期要實現收入差距的明顯縮小，無論是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行業差距等都要控制在合理區間，全國城鄉居民的基尼系數回到0.3～0.4的合理區間，城鄉收入差距控制在2倍以內，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控制在3倍以內，細分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控制在5～8倍，不同省區市之間的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1.5倍以內，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2倍以內。企業內部經營管理者與普通勞動者均可以按貢獻獲得報酬。

三、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應堅持的基本原則

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應堅持“六結合”的基本原則：

一是把縮小收入差距與深化教育制度、金融制度、稅收制度改革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結合起來。收入差距問題不只是收入問題，而是與其他一系列相關制度聯系在一起的，需要通過深化改革縮小收入差距。

二是把縮小收入差距與緩解貧困結合起來。要縮小收入差距，不是要劫富濟貧，高收入者的合法收入合法財產必須保護，這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在這一前提下，就需要把緩解貧困的工作作為縮小收入差距的重要舉措。只要低收入者的收入以更快的速度增加，收入差距自然就會縮小。

三是把縮小收入差距與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結合起來。縮小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需要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關鍵不是要把東部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降低下來，而是要加快落后地區的發展。

四是把縮小收入差距與促進公平和提高效率結合起來。收入分配問題的實質也是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既有因分配不公產生的，也有因效率不高產生的。所以，要縮小收入差距，就需要把促進公平和提高效率結合起來。

五是把縮小收入差距與增加全民族的人力資本投資結合起來。人力資本投資的不同是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的內在的基本的因素，要縮小收入差距還需要不斷地大幅度地提高中華民族的人力資本投資，從而改變收入差距擴大的內生因素。

六是把縮小收入差距與政府的宏觀調控結合起來。縮小收入差距需要不斷完善政府的宏觀調控，加大政府對市場失靈領域的干預力度，特別是加大對收入分配的調控力度。

四、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體系

第一，清理和完善政策，為收入分配公平提供前提條件。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我國制定了許多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政策，如城鄉戶籍制度等。改革開放之后，也制定了許多與當時條件相適應的政策，這些政策和措施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但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有的政策卻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弊端，也形成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前提條件。要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就需要清理不合時宜的政策。主要包括：要消除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政策，特別是附著在戶籍制度上的二元社會福利政策，以不分城鄉的居住證制度代替戶籍制度，城鄉居民只有居住地點的差異，沒有身份高下之別；要消除不平等的就業政策等。

第二，規范高收入者的收入。一是從行業來看，重點是打破壟斷，解決部分壟斷行業收入過高問題。解決壟斷行業存在的分配問題，需要從深化壟斷行業體制改革即打破壟斷入手。從我國行業之間存在過大收入差距來看，主要在于行業壟斷。我國各行業職工收入水平基本上與競爭程度成反比，即競爭程度越高，職工收入越低；與壟斷程度成正比，即壟斷程度越高，職工收入越高。因此，解決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問題需要釜底抽薪，打破行業壟斷。我們不能固守傳統的對壟斷行業存在理由的認識，凡是關系不到國家安全的行業都可以引入競爭。石油、金融、保險、證券、電力、航空等都可以放開經營。二是從所有制來看，應加大對非國有經濟的審計和稅收稽查力度，重點是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從根本上解決少數企業偷稅漏稅等非法收入問題。三是從部門和行業內部來看，要將隱性收入顯性化、顯性收入規范化。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分配制度，需要繼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使隱性收入顯性化、顯性收入規范化。所謂隱性收入顯性化，就是要取消實物分配，代之以貨幣分配；所謂顯性收入規范化，就是在職工的收入中，應該包括哪些項目，同一行業或部門要有統一規定，而不能隨意設置收入或福利項目。可以按照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單位來統一。對于公車消費，主要是通過貨幣化來解決；對于公費旅游，要杜絕；對于公款請客，要嚴格限定標準。四是從調節個人的高收入來看，要建立個人收入及納稅檔案，實行個人漏稅追繳制度和偷稅懲罰制度。調節居民的過高收入主要是通過稅收的方式，因此，要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稅收制度。要讓個人所得稅調節的重點從以中低收入者為主，轉向以中高收入者特別是高收入者為主。適時提高納稅的起征點，由目前的月收入2000元提高到5000～8000元，這樣就可以使更多的中低收入者免繳個人所得稅。要根據不同地區的消費水平實行有差別的納稅起征點。要建立個人收入和納稅檔案。要考慮家庭人口及其他負擔情況，實行差別化稅率。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以家庭為單元申報個人所得稅，這樣更公平合理。實行個人全面申報，家庭綜合繳納。對于個人偷漏稅者要給予嚴厲懲罰，除了經濟上給予補繳稅款和罰款之外，要進行個人信譽不良記錄，這一記錄可以分為若干檔次，如果達到了個人信譽不良記錄的一定程度，個人貸款等各項活動就要受到限制。從資本衍生收入來看，要完善創業環境，鼓勵合法高收入者進行投資。

第三，提高低收入者收入。（1）完善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制度，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健康體魄，增加低收入者對收入差距的社會承受能力。在我國財政收入不斷增加的前提下，建議為貧困人口和低收入者發放消費券。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8年，我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為4007萬，城市依靠各種低保生活的人口大約有2000萬，共計6000多萬，如果每人每年按照2000元發放，全國需要1200億元。如果再為8000萬低收入者每人每年發放1000元，全國為800億元。二者相加也就是2000億元，只占2009年我國財政收入的不到3%，未來隨著財政收入的進一步增加，這一比例會進一步降低。發放消費券不僅可以從根本上改善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況，讓全國所有人口的收入水平全部進入國際貧困線以上，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且可以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帶動企業擴大再生產，增加就業，進一步增加居民收入。（2）深化教育體制改革，為勞動者提供均等的教育機會。一是延長免費義務教育的年限，由9年制義務教育延長至12年制。二是改革教育內容。我國的教育內容長期以來以任職教育和應試教育為主，雖然有它的合理性和科學性的一面，但不利于培養學生的創造力。三是改革教育制度。可以嘗試初中進行分班教育，即初中一年級和二年級學習普通教育內容，初中三年級則根據情況進行分班，一部分學生可以繼續接受普通教育，考高中；另一部分學生則轉為職業教育，用一年時間掌握1～2門實用技術，為就業做準備。高中亦如此。要繼續改革完善高考制度。從短期來看，要進一步完善高考內容，盡可能考出學生的能力而不是死記硬背。從長遠來看，要不斷地創造條件，取消統一高考制度，實行大學自主招生。四是均衡配置教育資源。五是加大勞動技能培訓力度特別是失業人員的培訓力度。（3）解決廣大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基礎設施落后問題。要創新政府投資和經營模式。貧困地區可以采取政府投資、企業經營或以政府資金撬動社會投資等多種方式。（4）化解農村資金短缺的問題。一是創新我國的金融制度，大力發展民間金融組織，滿足農村融資需求。要允許和鼓勵非國有的金融組織來承擔這一任務，大力發展民間金融組織。當然，發展民間金融組織，需要通過完善法律和相關政策規范其服務。二是創新融資模式。推行“銀行＋公司＋村組＋農戶”四位一體的融資模式。這一模式的內涵是：由銀行為公司提供資金，公司即龍頭企業將資金提供給村組，由村組提供給農民。村組對農戶的信用起擔保作用，這一“擔保”并不是財產擔保而是信譽擔保。如果發生惡意拖欠或不償還貸款，村組將按照村規停止對其提供的一切服務。公司還要為農戶提供標準化生產所需要的種子、農藥、化肥和田間管理等技術服務以及為村組提供合理的報酬等。這一模式使銀行、企業、村級組織和農戶形成利益共同體，有利于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切實提高農民收入。當然，這一模式有其適用范圍，適用于能夠實現產業化經營的地區，農業龍頭企業需要農戶提供大量標準化農產品。一般農產品或者一般的農產品加工業、養殖業、種植業不宜采取這一模式。

第四，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斷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勞動報酬比例。除了要不斷提高勞動者自身文化和技能素質、形成勞動者報酬決定的集體協商談判機制外，更重要的是要轉變經濟增長戰略。將長期以來的以外需拉動為主轉變為內外需共同拉動的雙輪驅動戰略，改變通過低廉的生產要素價格特別是廉價勞動力價格占領國際市場的做法，通過提高勞動力價格擴大國內市場需求；將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轉變為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將不加選擇地引進外資為主轉變為強調引進資本要符合產業政策要求；將以量取勝戰略轉變為以增加附加值和創造品牌為主的戰略。

第二篇：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極為重要的民生問題，直接關系億萬群眾的切身利益，我們既要不斷完善市場機制，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努力使發展成果更多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我國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不公平的問題，這已嚴重挫傷了廣大勞動群眾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造成了地區、行業、城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影響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步伐，加劇了經濟社會和改革開放的不穩定性。因而，我們必須按照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改革方向，采取切實可行的對策措施，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堅持社會公平正義，更加注重公平，努力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1、要努力實現“兩個同步”，不斷提高“兩個比重”，切實保障要素投入者的公平。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這“兩個同步”和“兩個比重”都是更多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2、健全擴大就業增加勞動收入的發展環境和制度條件，促進機會公平。就業是增加勞動收入的先決條件，各級政府要為勞動者創造平等的就業和創業機會，提供良好的稅收、信貸等優惠政策，創造良好的市場秩序和社會發展環境；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和中小企業，多渠道開發就業崗位，鼓勵自主創業，促進充分就業；

3、千方百計增加農村居民收入，逐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落實上市公司分紅制度，強化監管措施，保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適度擴大存貸款利率浮動范圍，保護存款人權益。嚴格規范銀行收費行為。豐富債券基金、貨幣基金等基金產品。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實施員工持股計劃。拓寬居民租金、股息、紅利等增收渠道。

4、加大再分配力度，增加政府轉移性支出，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逐步縮小收入差距。再分配的功能主要在于彌補市場失靈，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增加經濟社會發展的凝聚力。我們必須規范分配秩序，加強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努力扭轉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趨勢。要增加對落后地區及農村居民的財政轉移支付，加大對貧困階層的支持力度

5、集中更多財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對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扶貧開發等方面的支出，進一步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特別是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的財力支持。嚴格控制行政事業單位機構編制，“十二五”期間中央和地方機構編制總量只減不增，減少領導職數，降低行政成本。堅決反對鋪張浪費，嚴格控制“三公”經費預算，全面公開“三公”經費使用情況。

6、加大促進教育公平力度，加強個人所得稅調節，改革完善房地產稅等，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給，加強對困難群體救助和幫扶。健全城鄉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逐步提高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大力發展社會慈善事業。

第三篇：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論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摘要：分配制度改革是確保人民生活水平能夠不斷提高的制度保障，也是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這是因為，一方面，在缺少效率的分配制度下生產力得不到優先發展，資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社會不能以最小的投入生產出最大的產出，收入“蛋糕”不能做大，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與提高；另一方面，在缺少公平的分配制度下，即使經濟能夠增長，增長的結果也只能施惠于一部分人，無法讓全體人民共同分享，從而造成收入差距過大而兩極分化嚴重，不但挫傷了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與創造性的發揮，而且影響到社會的安定團結。

關鍵詞先富共富公平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決定了與此相聯系的個人收入分配實行的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理順分配關系事關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積極性的發揮。完善分配結構和分配方式，必須深化分配置度改革。為此必須注意以下兩個問題。第一正確認識“先富”與“共富”的關系

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胡錦濤同志指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課題。在一定意義上，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就是“先富”與“共富”關系。

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發展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先富”是我們黨在改革開放中提出來的一項政策，就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先富的帶動后富的，逐步實現共同富裕。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要發展生產力，就不能搞平均主義，因為平均主義不能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不能激發整個社會的活力。【1】鄧小平同志說過：“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2】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先富”政策發揮了巨大作用。

但是，“先富”并不是讓富者更富、窮者更窮，導致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4】共同富裕絕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絕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會成員在同一時間以同等速度富裕起來；共同富裕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全體社會成員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必然會出現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不同，這是整個社會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允許一部分人生活先富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地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的波浪式向前發展，是全國各族人民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毋庸諱言，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確實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不論是城鄉之間、區域之間，還是城鎮內部、鄉村內部，收入差距都擴大了。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承認和允許人們在收入方面存在差別，并且在一定時期內收入差距的擴大，尤其客觀必然性。主要是：其一，因為勞動者的個人稟賦和家庭負擔的不同，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必然產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其二，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多種分配方式，擁有不同生產要素的不同社會成員也必然會產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其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價值規律和競爭的作用下優勝劣汰，使具有不同競爭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現差距。其四，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以及不同經濟領域和部門之間客觀上存在的差別，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這些造成社會成員收入和富裕程度產生和擴大的因素，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會長期存在這就決定了共同富裕的目標只能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

第二，注重社會公平，防止兩極分化

對貧富差距問題要有科學認識。任何收入分配公平都是一種動態的相對公平，不可能是一種靜態的絕對公平。要實行一種絕對的公平，就必然要抹殺勞動者之間、行業部門之間的事實差異。不問效率高低，不分貢獻大小，一律實行無差別的平均分配，即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平均主義最大的弊端在于以犧牲效率為代價，換取收入分配的公平，最終導致共同貧窮。歷史告訴我們，平均主義行不通。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客觀存在的，合理拉開收入差距，一方面可以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真正做到“鞭打慢牛，鼓勵和保護先進”，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盡管合理拉開收入差距是必要的，但如果收入差距過大，突破合理的度，就必然會導致兩極分化，違背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因此，對收入差距問題，我們要有一個科學的認識，樹立一種“合理差距論”的公平觀，承認差距存在的客觀事實，保持一定的合理差距是有利的，反對“差距有害論”和“差距有益論”兩個極端。

參考文獻

【1】來源：《求是》 作者：周隆濱

【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5頁

【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

【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

第四篇：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2013 年 03 月 29 日 10 時 17 分

來源：國研室

根據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的要求，深化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主要應從三個方面采取措施：

一、從就業政策、工資制度和公共資源分享機制入手，完善初次分配機 制

1、以創造公平就業環境、擴大就業規模、提高就業質量為目標，完善 就業政策。完善公共事業單位的招聘制度，在國有企業全面推行分級分類的 公開招聘。支持服務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小型微型企業和創新型科技企業 發展，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完善稅費減免政策，以及對崗位培訓、社會保險、技能鑒定、公益性崗位的補貼政策，促進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農村 轉移勞動力、退役軍人的就業。完善和落實鼓勵自主創業的各項政策。健全 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培訓制度，完善社會化職業技能培訓、考核、鑒定、認證體系，規范職業技能鑒定、認證和各項收費標準。

2、提低限高，完善工資、薪酬制度。建立反映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和 企業經濟效益的工資決定及正常增長機制。完善工資指導線制度，規范企業 薪酬調查和信息發布制度。根據經濟發展、物價變動等因素，適時調整最低 工資標準。積極穩妥推行企業工資集體協商。規范勞務派遣用工行為，依法 保障被派遣勞動者權益。加強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對部分過高收入行業 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嚴格實行企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雙重調控政策，逐步縮小行業工資收入差距。建立與企業領導人分類管理相適應、選任方式 相匹配的差異化薪酬制度，推廣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縮小國有企 業內部分配中相對過大的差距，高管人員薪酬增幅應低于企業職工平均工資 增幅。對上市公司和非國有金融企業的高管人員薪酬，通過完善公司治理結 構，發揮董事會、薪酬委員會和股東大會在抑制畸高薪酬方面的作用。完善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建立公務員和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平調查 比較制度，完善科學合理的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調整優化工資結構，降低

津貼補貼所占比例，提高基本工資占比；抓緊研究地區附加津貼實施方案。建立健全符合事業單位特點、體現崗位績效和分級分類管理的工資制度。

3、健全國有資本和公共資源的收益分享機制。建立覆蓋全部國有企業、分級管理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國有資本收 益，擴大國有資本收益上交范圍，適當提高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上交比例。完善公共資源占用、出讓及其收益分配機制
，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 環境補償機制，以及公共資源出讓收益的全民共享機制。

二、以改革財稅體制、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為重點，健全再分配機制

1、優化財政支出結構。要降低行政成本，將更多財力用于保障和改善 民生。公共財政要加大對“三農”、社會事業等領域的投入，加大對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扶貧開發等方面投入，加大對中 西部地區特別是革命老區和民族、邊疆、貧困地區的財力支持。

2、完善稅收制度。加快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完 善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管理和處罰措施，將各項收入全部納入征收 范圍，建立健全個人收入雙向申報制度和全國統一的納稅人識別號制度。取 消對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免征個人所得稅等優惠政 策。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合理提高稅負水平。開展遺產稅研究和試點工作。調整部分消費稅的稅目和稅率，將部分高檔娛樂消費和高檔奢侈消費品納入 征收范圍。

3、千方百計增加城鄉低收入者特別是農民的收入。要幫助城市就業困 難人員就業，鼓勵自主創業，使其獲得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健全城鄉 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同時，要健全農產品價格保護制度和農業補貼制度，穩步提高重點糧食 品種最低收購價，完善大宗農產品臨時收儲政策和各項涉農補貼政策，努力 增加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培育農業新型經營主體，支持適度規模經營，允許 農民依法、自愿、有償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推進農業產業化。加大對 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投入，促進產銷對接和農超對接，使農民合理分享農 產品加工、流通增值收益。改革征地制度，依法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產權等權 益，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4、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面落實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省級統籌，推進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分類推進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研究推進 公務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提高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率。健全城鎮居民和新 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兼顧各類人員的養老保障待遇確定機制和正 常調整機制。

5、健全全民醫保體系。提高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 療籌資和待遇水平，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穩步推進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門診統籌，縮小與實際住院費用報銷支付比例的差 距。建立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制度，完善城鄉醫療救助制度。全面實現統籌區 域和省內異地就醫即時結算。

6、加

強對困難群體的幫扶和救助，大力扶持社會慈善事業發展。加大 保障性住房供給，建立市場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結合的住房制度，滿足困難家 庭基本需求。逐步提高優撫對象撫恤補助標準，健全經濟困難的高齡、獨居、失能等老年人補貼制度和殘疾人生活補貼制度，完善孤兒基本生活保障和其 他困境兒童生活救助制度，建立困難和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制度。積極培育 慈善組織，簡化有關審批程序，落實慈善捐贈稅收優惠政策，加強監督管理，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個人和社會組織舉辦醫院、學校、養老服務等公益事業。

三、加強收入分配領域法律法規和制度建設，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

1、加快收入分配相關領域立法。研究出臺社會救助、慈善事業、扶貧 開發、企業工資支付保障、工資集體協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收益上繳、財政轉移支付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修訂完善土地管理與征收補償、礦產 資源管理、稅收征管、房產稅等方面法律法規。建立健全財產登記制度。

2、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健全工資支付保障機制，將拖欠工資問題突 出的領域、容易發生拖欠的行業、發生過惡意拖欠行為的企業納入重點監控 范圍，完善工資保證金繳納辦法、勞動爭議處理和打擊惡意欠薪的相關制度，加大監察執法力度。

3、清理規范工資外收入。嚴格規范黨政機關各種津貼補貼和獎金發放 行為，加強事業單位創收管理，規范科研課題和研發項目經費管理使用，嚴 格執行公務招待費審批、核算等制度規定。嚴格控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高

管人員職務消費。

4、嚴格規范非稅收入。繼續推進費改稅，進一步清理各種行政事業性 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堅決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費和基金項目，保留的收 費項目要適當降低收費標準。建立健全政府非稅收入收繳管理制度。

5、打擊和取締非法收入。在重點領域強化監督管理，堅持堵住非法收 入的重要源頭。嚴厲打擊走私販私、偷稅逃稅、內幕交易、操縱市場、騙貸 騙匯等經濟犯罪活動。嚴厲查處權錢交易、行賄受賄行為，深入治理商業賄 賂，加強反洗錢工作，以及對非法收入外逃的監控和堵截。

6、加強領導干部收入管理。全面落實并嚴格執行各級領導干部如實報 告收入、房產、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情況的規定。加強領導干部離任審計 工作，規范領導干部離職、辭職或退（離）休后的個人從業行為，嚴格按照 有關規定辦理兼職任職審批事項。

7、健全現代支付和收入監測體系。推進薪酬支付工資化、貨幣化、電 子化，加快現代支付結算體系建設，落實金融賬戶實名制，推廣

持卡消費，規范現金管理，減少公務領域的現金使用。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和收入信 息監測系統。

第五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黨的十八大報告深刻指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這是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一個基礎性環節。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方針是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目標是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自從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方向以來，逐步明確了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原則。在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下，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已基本形成，但在經濟活力顯著激發的過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日益成為社會高度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對此，黨的十八大報告在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部署社會建設時，鮮明提出要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所謂初次分配，一般是指生產成果在勞動、資本、資源（土地）、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之間，按貢獻份額進行分配的過程；再分配是指國家通過稅收、財政轉移支付、各類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等對初次分配結果進行調節的過程。根據黨的十八大報告關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應有利于調動經濟活動參與者積極性、提高經濟效率，也應相對公平地保證所有社會成員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特別在再分配環節上實行更加注重公平的政策舉措，來補充初次分配中可能因生產要素占有不公平所導致的“短板”，形成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長效機制。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點任務是形成制度完善、調控有效、比例合理、關系協調的收入分配格局，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在完善初次分配機制方面，要按照市場機制調節、企業自主分配、平等協商確定、政府監督指導的原則深化企業工資分配制度改革，推行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形成反映勞動力市場供求

關系和企業經濟效益的工資決定機制和增長機制。其中，政府將在健全工資支付保障制度、完善最低工資和工資指導線制度、建立企業薪酬調查和信息發布制度、對部分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雙重調控等方面，發揮積極的監督指導作用，更好保護勞動所得。繼續完善公務員工資制度，建立健全與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相配套的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提升。同時要依法保障技術成果在收入分配中的應得份額，健全根據經營管理績效、風險和責任確定薪酬的制度，保證勞動以外的其他要素分配制度的規范運行。在健全再分配調節機制方面，要強化政府責任，合理運用稅收政策工具，減輕中低收入者稅負，加大對高收入者稅收調節力度，不斷健全公共財政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加大社會保障投入、大幅提高居民轉移性收入，重點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傾斜，確保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穩步提高。在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方面，要通過健全法律法規，強化政府監管，加大執法力度，重視信息監測等方式，形成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做到保護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加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勞有所得，是極為重要的民生問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直接關系億萬群眾切身利益，我們既要不斷完善市場機制，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要多方并舉、多管齊下，又要統籌協調、扎實推進，努力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