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發達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發達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啟示及其政策建議

相關詞條：發達國家, 收入分配, 啟示, 做法, 建議

摘要：為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主要采取了稅收調節、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反貧困、農業政策補貼、工資決定機制等措施，收到了比較明顯的效果。這些措施，對中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具有諸多啟示；建議采取積極的政策措施，以有效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問題。

關鍵詞：發達國家，收入分配差距，調節，做法，啟示，建議

一、美國等發達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做法

1.美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美國雖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典型代表，但收入分配不公比其他西方國家更為突出。為實現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目標，美國主要采取了稅收、社會保障、義務教育與反貧困等財政措施[1]16-19。

第一，稅收調節措施。美國已經建立了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輔之以遺產稅、贈與稅、個人財產稅、個人消費稅、社會保障稅的稅收調節體系，充分發揮不同稅種相互協調配合的調節功能。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實行累進稅率，個人應稅收入（或財產）越高，征稅比例就越大，對個人收入差距調節力度最大，效果最明顯。比如1991年，50%的低收入者稅前收入所占比重為14.9%，稅后收入比重上升為16.45%；而10%的最高收入者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55%，50%的低收入者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只占4.8%。第二，社會保障調節措施。美國的社會保障由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三部分組成。一是由聯邦或州政府出資并管理的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項目，保障的主要對象是低于社會貧困線的低收入者、喪失勞動能力的人，以及這些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親；福利內容有現金補貼、食品券、住房補貼、醫療補貼等。二是由政府立法強制實施、全體勞動者參加并共擔費用的社會保險項目，主要有養老、醫療、失業、殘疾、工傷與職業病保險等，實施對象是所有勞動者和退休人員；政府只對這些項目提供基本保障，并在主要項目上體現了一定的社會共濟和再分配原則。三是由各種基金組織委托商業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經辦的私人團體年金、醫療保險和個人儲蓄；對這一層次的保費和保費投資收入，政府實行免稅鼓勵。

第三，義務教育調節措施。為了保證不同地區之間義務教育的公平性，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加大了對義務教育的投入，州政府實行了不同學區的差別撥款補助方式。近二十多年來，聯邦政府對教育的支出正在不斷的加大。一方面，原有的聯邦資助項目的額度在不斷加大；另一方面，又新增了不少支出項目。同時，各級政府在義務教育總支出中的比例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地方政府大于州政府、州政府又大于聯邦政府的舊格局逐漸被打破，形成了州政府大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大于聯邦政府的新局面。美國采取不同的方法資助學區，一種是基本資助撥款，即公式撥款；另一種是專項撥款，多用于特殊教育、職業教育等。

第四，反貧困調節措施。1961年，美國政府第一次宣布將失業和經濟落后列為全國性問題的法案——《地區再開發法》頒布。1993年，美國國會通過第一個比較系統解決不發達地區發展問題的法案——《聯邦受援區和受援社區法案》。為了促進落后地區的開發，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聯邦政府對州和地方政府的財政補助不斷增加。據美國行政管理預算局估計，1997年聯邦政府財政補貼達到2752億美元，占聯邦政府支出的比重達到16.3%。

2.英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但收入差距問題也是最早出現、且為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為實現公平收入分配目標，英國采取了稅收、社會保障、義務教育與反貧困等多項財政補救措施[2]128-130。

第一，稅收調節措施。一是征收個人所得稅。英國1799年開始征收個人所得稅，并在1874年成為一個穩定的稅種。英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由過去的83%降為40%，對應稅收入實行三級超額累進稅率。二是遺產稅和贈與稅。英國早在1694年就開征了遺產稅。英國稅法規定，遺產稅和贈與稅合并一起征收。為防止富人通過提前轉移財產逃避遺產稅，稅法還規定繼承人除了要對死者遺留的財產繳納遺產稅外，還要對死者七年內贈與的財產按不同的稅率繳納贈與稅。

第二，社會保障調節措施。英國是最早建立社會福利制度的國家。1572年，伊麗莎白女王決定在全國征收濟貧稅；1601年頒布《濟貧法》；1765年議會通過“斯品漢姆萊制度”，對低于最低工資限度的工人，由各教區予以津貼補助。1905年～1950年，英國政府先后頒布了《老年贍養法》、《職業介紹所法》、《國民保險法》、《國民健康服務法案》。這些法案、措施為調節個人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第三，義務教育調節措施。在英國，義務教育通常是地方行政當局的職責，但中央政府在義務教育總開支中占50%左右的份額，其余的由地方政府用稅收來彌補，學費與捐贈僅占8%左右。1965年以后，中央政府的負擔升至60%，地方稅收與捐贈所占的份額分別降至36%和4%。第四，反貧困調節措施。英國政府解決地區收入差別的辦法是鼓勵工人從失業多的地區轉移到發達地區。1928年，英國政府為此專門成立了“工業遷移委員會”，資助失業工人到其他地區工作。1934年和1937年制定的特別地區法，開始按照把“工作帶給工人”的原則解決區域問題，并對失業率高的“特區”進行財政援助。1984年，英國政府根據新的情況對區域開發政策進行了調整，將援助分為兩類，即發展補助和選擇性援助，按就業成本和就業規模為企業提供補貼，鼓勵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發展。

3.法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20世紀50年代以來，法國政府注重通過稅收制度、社會保障、失業保險和農業補貼等辦法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這些做法對于保持法國社會近半個世紀的穩定發展，起到了一定作用[3]。

第一，較為公平的稅收制度。法國收入所得稅采取高額累進稅制，稅率一般在16%至21%之間，但收入高的家庭最高稅率高達56.8%，從而保證了低收入家庭免繳或少繳收入所得稅。根據這一制度，越富的人交稅越多，高收入者成了收入所得稅的主要稅源。

第二，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法國政府規定，所有的法國人都享有醫療保險，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及赤貧者享受免費醫療服務。法國家庭保險有多子女家庭補助、住房補貼、家庭補充收入等形式。政府還規定，凡年滿60歲、工齡和繳納退休金分攤額達37.5年的領工資者，均可以退休并領取退休金，退休金相當于10年最高工資平均數的50%。從1979年3月開始，法國政府就建立了統一的失業津貼制度，其失業津貼包括基本津貼、特別津貼等形式。

第三，對農業實行政策性補貼。法國政府對農業和農民的補貼已成為其財富再分配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補貼包括生產領域的補貼、流通領域的補貼和生活領域的補貼三種。近年來，由于農民的負擔不斷加重，法國農業和農民的財富再分配已經占到農民純收入的25%。4.德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德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雇員與雇主之間的收入差距，二是東德與西德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為實現公平收入分配目標，德國政府采取了稅收、社會保障、義務教育與反貧困等財政補救措施[4].第一，稅收調節措施。一是個人所得稅。其征收范圍包括私人企業和個體企業、自由職業者等所有取得應稅所得的人。個人所得稅占整個稅收收入的40%以上，其中的工資稅最高邊際稅率曾經為56%，后根據2000年出臺的稅改方案，最高邊際稅率從1999年的53%調到2005年的45%。德國工資稅從1990年起采用線性累進稅率制，這樣更有利于公平。二是遺產稅與財產稅。德國遺產稅的最高邊際稅率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達67%。第二，社會保障調節措施。德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由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以及其他一些社會福利項目構成，其中社會保險是最主要的部分。德國的社會保險主要包括失業保險、養老保險、事故保險和醫療保險四大部分。失業保險金的繳納由雇主和雇員繳納等數額，領取失業金的數額大體相當于失業者最后工作凈收入的60%。養老保險費、醫療保險費一般也是由雇員和雇主各交一半。社會救濟的形式有許多種，如提供咨詢和照顧、給予物質或金錢上的幫助等。

第三，義務教育調節措施。德國義務教育始于1763年。1919年的魏瑪憲法中也明確規定實行八年制義務教育。聯邦德國現行的義務教育制度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德國教育普及程度非常高，據歷年來的統計，6歲～16歲的人口中入學率平均達到99%。1990年，全國普通教育的中小學、各類職業教育學校和高等學校的在校學生已占總入口的15%。德國義務教育經費主要由州政府承擔，它將教師工資直接劃撥到教師個人賬戶，約占義務教育經費的75%，另有少量經費由州轉移給市、鎮政府。

第四，反貧困調節措施。為縮小東西德在經濟發展上的差距，統一后的德國政府接連實施了一系列的援助措施，即在合并初期及合并后多年間一直實行西部向東部的資金轉移和政策傾斜。德國每年把國內生產總值的600億歐元用于德國東部的建設；還運用包括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平衡財政來進行反貧困。此外，聯邦政府還根據聯邦有義務幫助貧困州和有經濟發展需要的州進行投資的規定，對某些貧困州根據需要撥付補助金。

5.日本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日本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沒有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突出，基本看不到極度貧困的人群，因而日本不承認存在貧困問題，只承認存在因地區發展差異而產生的后進地區問題，這是日本近幾十年來重視收入分配差距調節的結果。為實現公平收入分配目標，日本主要采取了稅收、社會保障、義務教育與反貧困等措施[5]。

第一，稅收調節措施。日本于1887年開征個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收入占國稅收入比重僅為0.8%。1913年以后，日本多次提高個人所得稅稅率，并擴大個人所得稅的稅基。1950年以來，則開始減免個人所得稅，至1987年的個人所得稅稅率為10%～50%。20世紀90年代以后，為了刺激經濟復蘇，政府又進一步降低累進稅率，并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日本的稅收對收入分配差距的調節，除個人所得稅外，還征收高額的遺產稅與贈與稅。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遺產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為70%。

第二，社會保障調節措施。日本政府機構中設置了社會保障制度審議會、社會保險廳、養老金局、兒童局、老年保健福利部和社會援助局等。社會保障體系中包括醫療保險、社會福利、公眾衛生、養老金等多種形式。1961年，隨著國民健康保險制度和國民養老金制度的全面實行，日本在社會保障方面實現了“國民皆保險、國民皆年金”，社會保障走向制度化。在日本，社會保障繳納的金額視不同的收入階層而有差別。高收入階層繳納的金額相對高一些，低收入階層則相對繳納較少。在支付時，由于社會保障屬于公有保障的一部分，只支付給處于一定生活水平之下的階層，從而起到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第三，義務教育調節措施。目前，日本的義務教育就學率幾乎達100%，高中升學率約為95%，大學升學率也接近50%?；A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及城鄉之間受教育機會均等，不僅促進了日本國民素質的普遍提高，也為其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奠定了堅實的人力資源基礎，而且對調節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積極和有效的作用。

第四，反貧困調節措施。日本政府為了促進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從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先后制定和執行了《山村振興法》、《過疏地域振興特別措施法》、《欠發達地區工業開發促進法》、《新產業城市建設促進法》、《北海道開發法》等，并通過這些法律和相匹配的一系列財政、金融政策，達到了促進不發達地區的工業開發、增加就業和縮小地區之間經濟差距的目的。

6.瑞典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2004年，瑞典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481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86萬美元。瑞典的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特點是，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小，收入的均等化程度高[6]12-20。瑞典在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主要采取的措施如下：

第一，初次分配中的工資決定制度。瑞典的工資協商機制是基本的工資決定形式，沒有最低工資制度。企業員工的工資水平由企業內部和外部兩個層面加以確定。一是在企業內部，雇主可以自由在勞動力市場上選擇適合企業的雇員，但工資是由雇主和雇員在相互協商的基礎上按照合同確定工資水平。二是在企業外部，確定不同行業和企業的相對工資水平時，由政府、雇主協會和雇員協會三方在充分考慮物價水平等各種影響因素的前提下，共同談判確定每年的企業和行業工資水平。

第二，再分配中的社會保障制度。瑞典是高福利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為本國公民及其家庭成員在養老、醫療、教育、居住、子女撫養、就業援助甚至休假等方面，提供了各種保障措施。同時，正是這種高福利的社會保障，對縮小分配差距、緩解社會對立情緒、減少社會不公等方面，起到了十分明顯的作用。

第三，再分配中的稅收調節制度。瑞典政府為社會成員提供全面的高福利的社會保障，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是稅收調節。瑞典的個人所得稅，是按照個人為單位而不是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包括對勞動所得工資、獎金、養老金及交通、飲食和住房等各種形式的補貼、資本所得利息、股息、股票、債券和房產等各種形式的資本收益及經營公司或企業得到的收入部分進行征稅。瑞典調節個人收入差距的稅種主要是個人所得稅、房產稅、財產稅、遺產與贈與稅、養老金稅和印花稅。

第四，大力促進就業的政策措施。為改善勞動者的收入狀況，提高收入水平，瑞典設有國家勞動力市場委員會，并在對失業人員創辦小型企業實行減稅優惠政策的同時，不斷加大對擴大就業的財政資金支持力度，其中用于就業項目的資金占GDP比重已經超過1.5%。在改進政府對就業的公共服務方面，瑞典的主要措施包括以市場需求為目標，運用現代信息和通訊技術，提高服務效率和質量；對失業人員進行及時而連續的就業服務；及時制訂有針對性的就業服務計劃；大力加強就業培訓。這些促進就業的優惠政策與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失業率過高造成的社會矛盾，為改善社會成員的收入狀況提供了必要的保證。7.芬蘭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2004年，芬蘭國內生產總值為1497億歐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86萬歐元[6]12-20。芬蘭居民在享有福利權利和政府盡力提供社會服務方面的廣泛性和綜合性居于世界前列。

第一，再分配中的社會保障制度。芬蘭政府對其公民提供的社會保障主要是醫療和健康保險、家庭補貼、失業補貼、就業保險、養老保險五大類。在這些保障措施的覆蓋下，芬蘭公民充分享受著從出生到老年整個人生過程中的來自國家的各種福利待遇和幫助。雖然在高福利項目的壓力下，芬蘭的社會保障費用支出的絕對數不斷攀升，但社會保障占GDP的比重基本穩定。2003年和2004年，芬蘭社會保障的支出費用總額分別達到3870億歐元和4030億歐元，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7%和26.9%，處于穩中略降的狀況。在社會保障資金支付高風險的情況下，合理的社會保障資金供給結構顯得非常重要。國家、企業和個人對社會保險體系的穩定責任隨著繳費比例而相應固定下來。

第二，稅收調節措施。芬蘭是世界上實行高稅收和高福利制度的國家，個人繳納的所得稅不僅是政府籌集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是其縮小貧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一是實施較為完善的個人所得稅制。政府規定，個人要繳納包括向國家繳納的所得稅、向地方繳納的地方稅和向教會繳納的文堂稅。芬蘭的個人所得包括勞動所得工資收入、養老金收入，以及資本所得利息、紅利、股息、房租等兩部分。工資收入越高，向國家和地方繳納的所得稅越多。二是利用差額稅制進行收入再分配。這是政府進行收入再分配的主要途徑。

芬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所得稅稅率差別很大，目前最高稅率高達60%，而低收入者則無需向國家繳納所得稅，僅需繳納地方稅。向低收入的個人和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是政府進行收入再分配的又一手段。其形式包括生活補助和住房補貼，以及向有子女家庭提供不需納稅的兒童補貼等形式。

第四，大力促進就業的政策措施。芬蘭在工業化進程中遇有不可回避的是人口老齡化和失業率較高的問題，因此在促進就業方面實施了一些保障措施。芬蘭政府對中小企業雇傭失業人員采取減稅4%的優惠措施，如2004年，政府用于失業和就業培訓的各種補貼資金達到28.8億歐元。在改進政府對就業的公共服務方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與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失業率過高造成的社會矛盾，為改善社會成員的收入狀況提供了必要的保證。

二、發達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做法的啟示與若干政策建議

1.發達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措施對中國的啟示

第一，發揮稅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需要有健全的稅制。在稅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美國等發達國家充分發揮了個人所得稅、遺產稅、贈與稅和社會保障稅等不同稅種相互協調配合的調節功能，為政府確保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奠定了特質基礎[1]16-19。

第二，借助社會保障制度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需要確定保障的重點。美國等發達國家已經建立起比較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與這些國家的經濟相聯系的。

第三，保證義務教育本身的公平性。從義務教育的實施來看，為了落實義務教育的公平性，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承擔義務教育的大半經費，并實行差別撥款補助方式；英國中央政府承擔的義務教育經費超過了50%；德國州政府大約承擔了義務教育經費的75%；日本中央政府承擔的義務教育經費1994年達到了50%。

第四，有目標、有資金保證，科學而依法地進行反貧困。要做到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就需要按照一般的貧困標準確定扶貧對象和目標。對貧困、落后地區進行扶貧開發需要系列優惠政策的支持，但政策的實施要以財政手段為主、行政手段為輔，政府要通過投資補貼、就業補貼等財政刺激措施，引導企業向貧困地區遷移。同時，要根據貧困、落后地區的實際情況，確定補貼的恰當形式，使扶貧開發取得實效，真正發揮反貧困在調節地區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扶貧開發要像美國等發達國家那樣，將扶助置于嚴格的立法、執法和司法過程中[2]128-130。

第五，在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時要強調效率。美國等發達國家在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實踐中，認識到過高的邊際稅率有礙于市場效率，過寬過高的社會福利容易出現“大鍋飯”、“養懶漢”的問題，公費義務教育的教育質量難以得到保證，扶貧開發的補助需要引用市場原則等。近幾十年來，美國等發達國家對收入分配差距調節措施進行了較大調整，比如，累進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降低，社會福利開支有所削減，在對窮人的補貼中引用負所得稅。

2.對中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若干政策建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我們也應看到，在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民收入水平增長的背后，存在著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現象。究其原因，主要有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社會再分配的手段和能力不足、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非法收入的存在等[7]85。這已成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與做法，當前，建議采取如下積極的政策措施[7]85：

第一，深化稅收體制改革，合理運用稅收杠桿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一是調整相關稅制。目前，我國的稅制在調節個人收入分配方面過于注重貨幣收入的調節，忽視對財富的調節。這是一種重視過程、忽視結果的模式。其突出表現是：現行個人所得稅稅制起征點低、級次多、級距小、邊際稅率高；調節個人財富分配的稅幾乎沒有，比如，遺產稅和贈與稅始終未開征，房產稅未把私有住房納入征稅范圍。這種模式的最大弊端是影響了中等收入階層的消費擴張，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高收入階層通過把現金轉為財富來避稅。二是改革收入分配調節資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國調節收入分配的財政性資金的支出以現金補助為主，從世界各國經濟看這是一種效率不高的模式。我國的現實情況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明顯的問題，突出的表現是資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夠充分實現預期目的，如低收入階層部分領取補助金者把錢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費上。為此，我國各級財政可建立對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消費的定向補助制度，如憑發票或收據報銷定額義務教育學雜費、水電費、醫藥費、食品支出等；有條件的地方可適當放寬補助范圍，定額標準確定權可由市級財政掌握，省級財政可酌情予以調控[8]。

第二，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監督和管理。按國際慣例，應提高某些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鼓勵公平競爭，形成平均利潤和平均收入；對少數特殊的壟斷性行業，要加強收入分配的控制，防止分配差距過大；還要逐步規范市場行為，完善競爭法規，創造平等的市場環境。當前，尤其要破除不合理的壟斷，創造條件促進勞動力流動。我國現階段正處于產業結構的劇烈變動時期，優勢產業的交替變化極為頻繁，解決行業間存在的收入差距，最終要靠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來完成。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的責任就是制定反壟斷法，清除市場準入壁壘。對于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國家不能放松對其分配活動進行監管，要制定工資指導線，加大對工資福利過高、增長過快行業的職工收入調控力度；加強對這類企業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人工成本增長率的考核，對嚴重違反國家工資政策的要嚴肅處理。為此，勞動、財政、統計等政府有關職能部門應盡快建立企業人工成本監測指標體系，加強對企業人工成本的監測，定期發布行業的人工成本水平，指導企業與國內外同行業人工成本比較，合理確定本企業的職工收入水平。對于某些壟斷行業嚴重存在著收費過高過亂、服務質量差、生產效率低下等問題，一是要改革價格形成機制；二是要建立成本約束機制；三是要完善明碼標價有關規定，加強對壟斷行業收費的監督檢查，對一些壟斷行業利用壟斷經營地位亂漲價、亂收費的，一經發現，要嚴肅查處[9]。

第三，擴大就業渠道，增加就業崗位。擴大市場準入，降低進入門檻，注重發揮非公有制經濟和中小企業在增加就業方面的作用。只要家庭勞動力能夠充分就業，收入水平就會大大提高。為了增加就業，一是要發展經濟，增加就業崗位；二是要按照中央決定，實行積極的就業政策和靈活的就業方式；三是要普及義務教育，發展職業教育，拓寬就業門路；四是要維護農民工權益，消除地域歧視、學歷歧視、性別歧視等。只有這樣才能提高低收入者總體收入水平。

第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增加農民收入。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千方百計地提高農民收入。在確保糧食安全的前提下，按照高產、優質、高效、生態的要求，加快推進農業結構調整，不斷開拓農業增收、農民增收的空間。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加快小城鎮建設，完善農村市場體系，積極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努力提高貧困地區人口素質，進一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

第五，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不斷提高中西部地區的收入水平，是解決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任務。按照中央的戰略部署，要大力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的崛起。隨著東部地區經濟的較快發展，政府應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性傾斜，以便吸收資本、人才的流入。加快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改善西部，尤其是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健全市場經濟，打破行政區劃的局限，促進生產要素在區域間自由流動。一是中西部地區要發揮自身優勢，走特色發展之路。目前，中西部地區不僅在農牧業、采掘業、能源和原材料工業及旅游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而且在煙草、食品、紡織、機械、電子等加工工業方面也具有相當的優勢。中西部地區要在現有產業優勢的基礎上選擇和培育地區主導產業，如內蒙古的農畜產品加工、鋼鐵冶金；安徽的煤炭、農副業；河南的農業、食品、石化；湖北的汽車制造、冶金、化工；湖南的紡織、有色金屬；四川、重慶的農業、機械制造、高技術產業；云南、貴州的有色金屬冶煉、煙草、旅游、制糖、水電；西藏的牧業、旅游等。二是積極推進中西部地區中小企業、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中西部非國有經濟發展遲緩，說明中西部的市場主體發育不足和經濟市場化程度低，這反過來又直接影響到了中西部經濟發展的活力。這就告訴我們，要縮小中西部同東部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就必須把加快中西部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可以吸收大量的勞動力就業，這既有利于農業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又有利于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三是加強區際經濟技術合作，引進人才、留住人才。一方面，加強區際經濟技術協作，鼓勵東部采取多種方式支援中西部，如東部投資者在中西部投資設廠、組建跨地區的企業集團；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或經濟落后省份要注重經濟利益驅動，留住人才，切實增強中西部“造血功能”。在東部地區人才漸趨飽和、就業機會逐漸減少的背景下，通過政策引導、經濟利益驅動，實現高級技術人才向中西部流動[10]。

第六，加強法制建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一是加強法制建設。加強法制建設，依法取締不正當或非法收入是解決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的保障。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無論是初始分配領域還是再分配領域，都要以各種法律和經濟的手段來規范收入分配渠道。目前，由經濟違法及腐敗造成的貧富懸殊性質惡劣，對此進行依法治理已刻不容緩。要增強公務人員辦事過程的公開性、透明性和秩序性，完善權利的制約機制，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條件與環境。二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合理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目前，要堅持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健全失業保險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和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使所有符合條件的城市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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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J].黨建研究，2005（9）：58.[4]鄒伯平。德國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財政措施及啟示[J].湖南商學院學報，2006（2）：84-86.[5]劉樂山。日本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財政措施及啟示[J].經濟縱橫，2007（5）：65-67.[6]劉 強。瑞典、芬蘭居民收入分配狀況及調節政策考察報告[J].經濟研究參考，2006（32）。

[7]許 蕾。正確認識和合理調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問題[J].黑龍江科技信息，2007（1）。

[8]白景明，周雪飛。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狀況及財稅調節政策[J].財經論叢，2003（3）：21-29.[9]楊宜勇。我國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狀況、發展趨勢及其對策[J].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5）：23-27.[10]楊宜勇。著力扭轉地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N].中國經濟時報，2007-08-02.（作者簡介：姜愛林（1964-），男，湖北襄樊人，主任，博士后、教授，北京工業大學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

作者：中華全國總工會經濟社會政策研究室 姜愛林 來源：《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

第二篇：收入差距論文 收入分配論文

收入差距論文收入分配論文

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現狀及在初次分配中

實現公平與效率統一的意義

[摘要]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初次分配中應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而寄希望于二次、三次分配，最終只能是“治標不治本”。本文通過對當前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現狀的考察，指出在初次分配中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關鍵詞]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 公平效率

一、當前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現狀

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公平與否的綜合反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數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進入了分配不公平的區間。根據2006年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顯示，2003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6，2004年為0.465，2005年逼近0.48，高于國際公認的0.4的分配不公平警戒線。據統計，我國最貧困的20%的家庭占有國民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國民全部收入的50.24%。從我國的三次分配來看，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的基礎，收入差距過大主要在于初次分配中公平的缺失。

（一）二元經濟體制下城鄉差距擴大

隨著城市改革的全面展開和城市收入分配制度的變化，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開始逐漸拉大。城鄉差距是目前我國最大的不公平，城鄉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差距對城鄉人均總收入差距的貢獻率也呈不斷擴大趨勢，近十年來均達到一半以上。

根據《2008國家統計年鑒》統計，可以看出1991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08.6元，城鎮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1700.6元，收入之比為1：2.4，而到了2003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622.2元，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472.2元，收入之比為1：3.23，突破收入之比1：3，據世界銀行有關報告，世界上多數國家城鄉收入的比率為1：1.5左右，超過1：2的極為罕見。可見，城鄉差距是目前中國貧富差距中較為突出的問題。

據相關數據統計，在初次分配中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顯著，在1990年城鄉居民所獲得的收入比是1.3，1995年擴大到1.63，而到2004年達到2.01?？梢姵醮畏峙涫抢蟪青l差距的主要原因。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1995年36個國家的資料顯示，絕大多數國家的城鄉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個國家超過了2，中國是其中之一，并且有學者指出，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這一差距將擴大為6:1。

（二）地區收入分配差距過大

我國東部地區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增速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而且收入差距在逐年擴大。從第六個五年計劃開始，國家加強了對東部

沿海的投資，使東部沿海在國家投資中的比重達到了50.6%，大大超過了1953年到1980年期間40.6%的水平。

據統計，1997年東、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間城鎮居民收入之比為1.46:1:1.03，東、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間農村居民收入之比為1.55:1:0.73。2007年東、中、西部三大區域之間城鎮居民收入之比為1.49:1:0.98，東、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間農村居民收入之比為1.48:1:0.88。改革開放以來，中、西部雖然得到了迅速發展，但與東部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斷擴大，總體來看，城鎮居民收入和農村居民收入的地區差距都比較大，農村居民收入的地區差距更嚴重。

（三）行業收入差距拉大

1978年以來，處于最高工資水平的是電力、煤氣、供水及交通運輸、金融、保險業等，處于最低工資水平的行業為社會服務業和農、林、牧、漁業。按行業大類計算，2005年最高行業與最低行業的職工平均工資水平之比為3.88:1。近年來，最高行業和最低行業的工資差距呈擴大趨勢，并且這種趨勢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還會不斷擴大。

“十一五”期間，電力、煤氣、供水、鐵路、通信等行業的職工平均工資年增長率均出現了提速，高于“十五”期間平均增長率，與此同時，行業之間會出現不同程度的隱形收入和“灰色收入”，這些隱形收入是我國目前難以測量到的數據。

（四）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偏低，職工工資水平低

市場經濟條件下，初次分配是勞動、資本、技術、管理、土地等

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關系，是按照生產要素市場價格決定的分配，我國雖然已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尚不完善，特別是生產要素市場發育不健全。初次分配領域中的不公平主要體現在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不斷發展壯大，資本在與勞動結合的過程中，資本在分配過程中所占有的優勢地位變得更加明顯，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例不斷縮小。

表：我國職工工資總額占GDP比重（單位：億元）

據統計，1997年至2003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8.65%升至11.89%。但是升高的幅度緩慢，而從2004年至2007年勞動報酬占GDP的比例從11.63降至9.91，十年來我國勞動者報酬不升反降了。我國的人工成本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而且還低于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轉軌國家和不少發展中國家水平。據2004年國家勞動局統計，“2001年中國雇員的人工成本相當于發達國家中德國的2.52%，瑞典的2.6%，日本的2.89%，法國的3.02%，澳大利亞的3.42%，英國的3.49%，美國的4.08%；相當于新興工業化國家中韓國的6.54%，新加坡的4.98%；相當于轉軌國家中捷克的14.7%，波蘭的18.33%，羅馬尼亞的65.87%；相當于發展中國家中墨西哥的16.89%，巴西的30.50%，馬來西亞的34.46%，泰國的59.95%?！?/p>

社會經濟的增長離不開勞動者的辛勤付出，勞動者報酬應隨著企業和政府利益的增長而增長，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逐年上漲才是合理與正常的現象。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不升反降的非正常

現象反映出國民收入分配向資本所有者傾斜的趨勢，實際上是社會不公在財富分配領域的反映，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結果和反映。

從表中可以看出，從1990年至2000年，我國工資總額占GDP比重從15.9%降到11.9%，2006年，全國在崗職工工資總額23265.9億元，僅占當年GDP的11%，而在發達國家，勞動者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在GDP高居中國榜首的廣東，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更低，珠江三角州多數民工工資，6年未見提升，一直在600元左右，約為美國平均工資的5.6%。近些年來，有些企業只見利潤增加，不見工資提升。尤其是已占城鎮就業人數30 %的一億多農民工，其工資十分微薄。據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主要在私營企業打工的農民工，勞動時間周平均為56.17小時，比規定的勞動時間多出40 %，小時工資僅相當于全國平均工資的40 %、國企職工工資的30 %?！?/p>

據有關資料顯示，日本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工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快70 %，到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的時間；而從1978年到2004年近30年的時間，中國經濟一直在高速增長，而工資卻只有美國的1/ 20、日本的1/ 24。在制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 20 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 %。

二、初次分配中實現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意義

有學者提出“公平與效率之間不存在誰優先、誰兼顧的問題，兩者是完全統一的。沒有公平就沒有效率，沒有效率也就沒有公平。”本文認為，在初次分配中，公平與效率之間是雙向互動關系，兩者互

為條件、相互促進。首先，公平是促進經濟效率的前提，只有在相對均等、規則相同的情況下才能保證市場競爭充分有效；其次，效率有助于公平水平的提高，效率為公平的實現奠定物質基礎。

（一）初次分配中實現公平與效率統一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必然要求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必須更大程度地體現公平。鄧小平同志指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目的是達到共同富裕，他認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起來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來越富，窮的越來越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人類社會發展歷程表明：社會主義社會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社會。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既要加快發展生產力，提高以公平為目的之效率，又要走出一條先富帶后富的共同富裕之路，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終實現共同富?！笔菍ι鐣髁x社會實現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最好詮釋。

（二）初次分配中實現公平與效率統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題中之義

公平與效率是社會發展的兩大目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

須既要追求經濟效率，又要體現社會公平。我國非常重視收入分配和公平問題，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社會更加和諧”是其中一個重要內容，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從多方面體現了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什么是和諧社會？國家主席胡錦濤同志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強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這標志著我國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處理進入了一個新的層次，也標志著黨和國家在社會發展價值取向上的轉折。

（三）初次分配是實現公平分配的基礎，必須在初次分配中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初次分配在三次分配中是基礎性分配，涉及的范圍大、面廣，分配的格局在初次分配結束后基本上已經成定局，如果在初次分配階段已經造成了收入差距過分懸殊，想通過再分配的手段來進行調節其力度將不大。因此初次分配階段應該重視收入差距問題，考慮合理的公平，以實現初次分配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首先，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是要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實現效率的最大化。效率的高低決定公平的實現程度，經濟效率的提升是社會物質豐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社會發展的根基，公平的規模和程度不能超過社會經濟的承受能力，只能隨著效率的提高而提高。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保證，由于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由

人的積極性引發的創造力是一切效率的源泉?！惫绞切实谋ＷC，初次分配領域的公平體現為工資、財產性收益等的公平分配，最終可以以貨幣衡量，初次分配的公平應當是同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相同的生產要素獲得相同的收入，分配越公平，人的積極性就越高，效率也就越高。在初次分配中貫徹公平原則就是要建立、健全公平競爭的統一規則，維護公平競爭秩序，嚴懲各類非法經營等。

國內流行的觀點認為，初次分配可以講“效率優先”，再分配再講注重公平。這種觀點顯然認為調節分配只能靠二次分配，而不是依靠一次分配。在我國，分配不公主要產生于初次分配，例如近年來一些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甚至也包括一些國有企業，對勞動者過度剝削，將工人、農民工的工資壓得很低，并且一直維持不變。在國有企、事業單位流行的分配改革中，高層管理人員與普通職工的收入差距拉大到十余倍甚至更高，電信、電力、石油等壟斷行業和非壟斷行業的越來越大的收入差距，所有這些都屬于一次分配的問題，如果初次分配未能解決好公平問題，再分配將很難扭轉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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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調節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財稅政策研究

調節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財稅政策研究

2012年08月17日 10:53 來源：《財政研究》2012年第1期 作者：張玉周 字號

打印 糾錯 分享 推薦 瀏覽量 106 內容提要：近年來，我國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問題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蓄勢待發。財稅政策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在收入分配關系的調節中發揮重要作用。目前我國的財稅政策設計和執行存在諸多不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財政分配職能的發揮。從公平收入分配的角度完善財稅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分配方式也逐步由政府主導過渡到市場機制自發調節。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的變革在不斷提高人們收入水平的同時，也使得居民間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漸拉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本身無力解決收入再分配問題，只有政府運用財稅政策在全社會范圍內對收入再分配活動進行長期的、系統的和規范的調節，才能實現收入分配社會意義上的相對公平。

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擴大

（一）基尼系數不斷提高。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通行指標。有關專家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測算表明，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1978-1984年為0.212-0.244，處于比較平均區間；1985-1999年上升到0.304-0.397，處于相對合理區間；2000-2005年達到0.403-0.451，開始進入收入差距較大區間；自2006年基尼系數攀升態勢更為明顯，2006、2007、2008年上升到0.496、0.503、0.508，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開始進入收入差距懸殊區間。

（二）地區、城鄉、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逐步擴大。

1.地區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我國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提出東部地區優先發展的戰略，從而拉大了地區差距。資料顯示：1978-1985年，我國地區總收入差距系數稍有縮小，從0.2745下降到0.2578；1986-1991年，該系數從0.2579上升到0.2767；1992-2009年，該系數則呈現加速上升趨勢，從0.2769上升到0.3721。

2.城鄉之間收入差距不斷加大。盡管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但是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幅度明顯快于農民收入增長幅度。資料顯示：1978-1985年，我國城鄉差距均在1.8：1以內，此后城鄉差距加速擴大，到2005年城鄉差距已擴大到3.2：1，2009年進一步擴大為3.3：1。如若考慮我國城鄉福利補貼、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差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會達到5：1，甚至6：1。

3.行業之間收入差距也不斷擴大。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職工工資水平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持續上升，職工實際平均工資從1978年的615元增加到2009年的6213元，增長了9.1倍。但是，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卻呈不斷擴大趨勢。據統計：1978年全國各行業職工實際平均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距僅為380元，1998年擴大到6972元，到2009年則進一步擴大至8871元，短短30年這一差距擴大了22.3關鍵詞：收入分配，差距，財稅政策 倍。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財政政策原因

（一）轉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限制了財政收入分配職能的發揮。

1.轉移支付結構不合理，均等化轉移支付的總量偏小。由于我國轉移支付的目標不明、定位不準，形成了以稅收返還、專項補助等確保地方既得利益的轉移支付為主體的格局，真正用于解決地方之間財力差距的均衡性轉移支付則相對較少。如2010年中央對地方財政轉移支付中均衡性轉移支付僅占15.1%，稅收返還、專項補助等其他轉移支付占84.9%，這種不合理的轉移支付結構不僅沒有起到均等化作用，相反還使地區差距進一步擴大。

2.省以下轉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目前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只明確了中央和省級政府之間的轉移支付，省及省以下的轉移支付尚未完全建立，省級、地市級財政對縣鄉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明顯不足。鄉鎮政府處于政府級次的末端，經過了多級缺少透明的轉移支付后，到鄉鎮政府時已所剩無幾，造成城鄉之間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財力差距日益擴大。

3.轉移支付資金管理不規范。目前我國的轉移支付資金項目分散于各個部委，實行多頭管理，分配辦法缺乏科學的依據和標準，資金安排隨意性嚴重，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轉移支付資金專款被擠占挪用的現象時有發生，最終導致無法保證轉移支付的統籌安排，影響了轉移支付均等化功能的發揮。

（二）現行稅制體系不完善降低了稅收收入調節功能。

1.個人所得稅制度設計不規范。個人所得稅在調節個人收入差距、實現收入公平分配方面具有其他稅種難以替代的優勢。但由于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稅制本身缺乏科學性和合理性：一方面政府沒有根據居民收入的多元化趨勢和收入分配體制的全面調整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收入監控體系；另一方面對不同收入來源采取不同稅率和扣除標準的分類征收模式不能真實體現量能納稅的征稅原則，從而導致其收入公平性的實現與其調節功能的有效發揮之間存在很大差距。

2.稅收調節體系不健全。科學合理的個人所得稅稅制盡管能對個人收入分配進行有效的宏觀調控，但是它對個人的財產存量和轉移方面的調節卻無能為力，而遺產稅和贈與稅則恰恰能在這方面發揮獨特的作用。因此，防止收入差距擴大，僅靠單個稅種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著眼于整個稅制體系的建設，綜合運用個人所得稅、遺產稅和贈與稅等多種稅收手段。但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

3.消費稅制度設計不合理。奢侈性商品和勞務等非必要性消費的主要消費群體是高收入者，對其征收較高稅率的消費稅，不但能起到增加財政收入的作用，而且能起到一定的調節收入分配作用。然而，我國目前消費稅的征收范圍相對狹窄，在調節收入差距方面不能發揮有效作用。

（三）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削弱了宏觀調控能力。

1.我國的基本建設支出仍然偏高，而且大部分都用在了北京、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的豪華型建設投資，如奧運會、世博會場館建設等。研究表明，盡管基本建設支出與基尼系數負相關，即北京和上海兩地增加基本建設支出將有助于促進當地社會公平，但從宏觀角度看，該投入卻會加劇地區間的社會不公。

2.我國政府機構臃腫，職權不明，部分單位還存在人浮于事、公款私用等情況，造成行政管理支出日益膨脹。不僅浪費了大量相對稀缺的財政資源，而且由于行政管理支出對城鄉居民收入增加具有兩極效應，即增加城鎮居民收入而降低農村居民收入，無疑又擴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3.對“三農”尤其是農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仍相對不足，造成城鄉差距不斷擴大。以醫療衛生為例：2010年占總人口不足40%的城市居民擁有的政府衛生資源高達68%，而占比60%以上的農村居民僅擁有32%。城市居民人均擁有的衛生費用是農村居民的4.2倍。

三、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財稅政策建議

（一）完善轉移支付體系。

1.加大均等化轉移支付的數量。轉移支付制度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能力或水平的均衡。因此，在轉移支付制度設計中，應綜合考慮人口規模、自然條件、人均GDP、教育水平等多種因素，逐步提高人均GDP、人均支出等客觀因素的比重，完善計算公式，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均衡性轉移支付數量，增大其縮小地區間差異的作用，實現地區間財力水平相對均衡。

2.完善省以下轉移支付制度。省級政府應根據本省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狀況，貫徹因素法規范分配的原則，計算出各縣的標準收入和支出，進而根據其差額確定省級財政轉移支付的數額。省對基層政府的轉移支付應計算到鄉鎮、劃撥到縣，由縣直接分配到鄉鎮。不斷加大省級、地市級財政對縣鄉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充分發揮省級以下轉移支付制度平衡本地區公共服務水平的作用。

3.強化轉移支付制度的監督機制。財政轉移支付監督管理機制不健全，使得中央和省級財政給予縣鄉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被層層截留和挪用，進一步弱化了轉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功能。為此，要加強對轉移支付資金撥付和使用過程中的跟蹤管理和評價考核，加強對轉移支付資金的監督管理，對違反規定的地方政府給予嚴厲處罰，提高轉移支付資金的使用效率。

（二）完善相應的稅收體系。

1.完善個人所得稅的調節功能。一是實行綜合個人所得稅征收模式。在綜合考慮基本生計費用、贍養費用等必要支出的基礎上，實行全國統一的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二是完善個人所得稅征管機制。強化并建立個人財產申報制和登記制，盡可能使個人收入顯性化。建設全國統一的稅務網絡共享征管系統，全面掌握個人納稅信息，堵塞征收漏洞。三是強化稅務稽查。要建立科學、規范的稽查程序，加大對偷逃稅款等違法行為的監管查處力度，增加納稅人偷逃稅款的成本和風險。

2.適時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我國目前遺產稅和贈與稅的稅制模式應優先選擇稅源較易控制、稽征程序簡單、征收成本較低的總遺產稅制，并逐步向混合遺產稅制過渡。遺產稅和贈與稅征稅面不宜過寬，起征點要高一些，并實行累進稅率，要明確針對最富有人群。同時要建立完善的征管體制和嚴格的財產評估制度，強化征管措施，確保遺產稅和贈與稅能有效發揮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3.調整消費稅的征收范圍。逐步將新型高檔消費品和消費行為納入征收范圍，如高檔家具、高檔健身器具、高爾夫運動、滑翔運動等消費項目。消費稅征收范圍的調整有助于使消費稅的調控方向更加明確，增加高收入者的消費支出，不僅有利于抑制高消費、減少不必要的奢侈消費行為，而且有利于調節收入分配。

（三）優化財政支出結構。

1.壓縮基本建設支出的規模，重大基本建設項目支出要向中西部不發達地區傾斜。同時，公共財政要從那些從屬于市場競爭性的投資領域中解脫出來，把壓縮的基本建設支出和減少競爭性領域投資后增加的財政資金主要用于不發達地區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不斷提高地區之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

2.強化對行政管理費支出的管理和控制。一方面要求逐步推進政府機構的扁平化改革，減少層級，節約行政成本，改善執政效率；另一方面各級部門應制定行政預算定額，并加強對經費的支出的監管，保證資金管理使用的規范和有效。

3.加大對“三農”投入力度。一是要繼續加強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科技進步、生態環境建設等方面的投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二是要加大對農村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投入，將財政預算內這些方面新增支出主要用于農村，提高財政資源的配置效率。三是加強對支農資金的監管，對支農資金進行全程跟蹤檢查與績效評估，嚴肅查處資金分配、管理和使用中的違法違規問題，確保財政支農資金安全、規范、高效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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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關于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

關于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

——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摘要：目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現狀，收入分配差距大形成原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問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點，改革的現狀，改革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如何解決相關問題并希望出臺具體方案。關鍵詞：收入分配制度 差距 改革

目前我國收入差距懸殊的現狀眾所公認，據統計，1985年到2009年以來，城鎮居民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之間的人均年收入差距從1985年的2.9倍擴大到2009年的8.9倍，且中國的收入差距還有擴大趨勢。事實上，從國際上通用的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標基尼系數看，我國貧富差距已突破社會容忍的“紅線”——0.4。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系數超過0.4就意味著財富已過度集中，收入差距日益明顯。

造成今天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原因有很多，我們就其中的某一原因進行分析和研究，那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問題。專家認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4個重點，分別是壟斷行業的改革、解決政府官員腐敗問題、消除勞動力市場中的歧視問題和改善弱勢人群的發展條件。

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問題，現在行業利潤高度不均，壟斷行業的收入遠超一般行業，包括資源性和壟斷性行業，比如石油、天然氣、煤炭，以及金融等，這些行業與其他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不合理。

對公共資源的管理，因為管理存有大量漏洞，導致公共資源流失、漏出、腐敗，結果富了少數人，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有少數人富得非?？?，但是他們的收入來源不清楚，很多是非法收入，或者沒有辦法界定來源的灰色收入，這些因素對擴大收入差距，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公共醫療、教育等資源的分配不均等，這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比如兩億多農民工在城市打工，但是根據統計局的調查，外出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的比例非常低，去年工傷保險覆蓋率最高，是23%，醫療、養老保險都只有百分之十幾，失業保險8%。而沒有被覆蓋的又恰恰是就業和收入最不穩定的人群，也都是中等以下收入或低收入家庭。

溫總理曾言，“如果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必將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的確如此，收入懸殊會造成很多負面后果，而且負面后果會非常嚴重，特別是一部分收入的分配是很不正常、不公平的，會導致老百姓不滿，導致社會不穩定。此外農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沒有社會保障，生活和就業非常不穩定，很難享受到公共服務，長期在城市和農村之間來回流動，這對社會穩定是不利的。他們要承受很大的風險和壓力，老人、孩子留在農村，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不方便，很多人屬于中低收入階層，平常有工資收入可能還好一點，一旦沒有工作了，或者生病、出了工傷，生存就成問題了。過去老的農民工還可以回去種地，但是現在年輕的農民工，很多都不可能回去種地了，如果不通過社會保障、戶籍制度、公共服務體系的改革，不解決這些問題，就會帶來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現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縮小收入差距，比如調整個稅起征點、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推進社會保障全覆蓋，但這些措施相對于收入懸殊程度，作用是有限的。它們有可能起到緩和收入擴大的速度的效果，但是要改變收入差距的狀況，使它恢復到合理差距上來，光靠已有的改革還遠遠不夠。包括社會保障，這幾年推進力度很大，但是兩億多農民工大部分人仍然沒有被覆蓋，所以這方面的改革仍然沒有到位。更不用說灰色收入問題、腐敗問題，它涉及到更深層次的變革，不是靠完善社會保障，增加轉移支付就能解決的，它需要政府管理體制、財稅體制等的改革。

當然，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我們一直在努力。然而，這一問題的解決，任重道遠。其背后有長期積累下來的發展不平衡，如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的差距；也有相關體制機制的障礙，如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都有待完善；更有分配制度本身的問題。這些，都需要我們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更好的協調與設計來逐步解決。

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的閉幕會上，通過了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政治決議。會議強調，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實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溫家寶總理也表示，今年要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要在任職的最后一年中把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作為首要工作。

殷切的希望收入改革制度方案早日出臺，可以全面到位的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而且我希望收入分配改革并不是簡單地給大家漲工資，而是一項涉及到多方面的綜合性體制改革。比如，關于資源性收入和壟斷性收入問題，就會涉及到資源稅改革，我們過去有這方面的改革，但是力度不夠；對于國有企業紅利上繳問題，特別是處于壟斷地位的大型國有企業，紅利上繳制度改革的力度還要更大，有必要考慮是否征收壟斷利潤調節稅。對于土地出讓收入的分配和使用問題，現在很不透明、很不規范，這就要從土地出讓制度及房地產稅來推進。要規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現在政府收入上升速度太快，遠快于GDP的增長，但是政府的支出是否用到了合理的地方，透明度低，大家看不到，這也是亟待改革的。還有，社會保障制度涉及到戶籍制度、公共服務、醫療、教育等方面，這些改革都需要推進。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利益關系的深刻調整和變革，要兼顧各方合理訴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縮小貧富差距，需要更多地傾聽民聲、了解民意。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共同富?！?，凝聚民眾，長治久安。

其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解決的遠遠不止上文提到的問題，具體方案也沒有出臺，具體是怎樣改革，讓我們拭目以待。只是希望，這次改革，不要讓大眾失望。

【資料來源】

1.《溫家寶：今年一定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新聞網，2012-3-14.

第五篇：城鄉收入分配差距調查

城鄉收入分配差距調查

舒清清2012012136貿易經濟

調查時間：2014年5月9號

調查地點：重慶工商大學

調查對象：城市與農村居民收入分配

調查方式：材料分析法

一、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現狀及成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水平呈上升趨勢，但在全國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同時，我國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是一直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中既有市場競爭形成的合理成分，也有制度性缺陷形成的不公平因素。政策的不完善、不配套，以及某些特殊政策都對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而農村居民收入的差距則沒有太大的變化。這就導致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呈擴大趨勢。追根溯源，導致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的還有很多制度性成因。

初次分配的制度性缺陷是導致城鄉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從初次分配的制度安排看，重工業和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歷史原因，而財產性收入占比的加大和財產分布不均衡拉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從再分配的制度安排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不公平沒有起到緩解收入差距的作用，且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制度阻礙了城鄉公平勞動收入的實現。除此之外，我國產業偏向政策也導致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社會整體上還處于傳統農業社會，中國的國情和面臨的國際環境使得政府選擇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邏輯起點。我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家，為發展重工業，只有依靠農業支持工業的增長。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我國政府對農副產品強制實行低價收購，這就可以為工業部門提供低價的生產資料，又可保證工人及其家庭享有低價的食品供給，以實行低工資政策。資金不斷地從農業部門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使我國的傳統農業失去了轉變為現代農業的機會。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實施使工農業的發展嚴重失衡。而農產品生產的長期小規模分散經營方式不利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制度因素戶籍制和人為因素城市用工壁壘都限制了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大

量的農業勞動力不得不滯留在農村內部從事高度分散的、低效率的勞動。小規模土地的分散經營，不利于農業先進生產技術的推廣和先進生產設備的運用和傳統農業的轉變，這就致使農民在提高生產力方面的支出很少，農業整體效益持續低下導致農民的收入難以提高。

二、我國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的對策

1.取消戶籍制限制促進城鄉產業融合（1）城市化和非農化同時并舉。打破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允許和鼓勵有條件的農民在城鎮謀業定居，享有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賦予農民參與市場平等競爭的機會，讓自主遷徙、自主擇業、公平競爭成為農民的基本權利，以促進農民的收入增加。城市化進程實際上取決于兩方面的影響。一是改革戶籍制度后，農村的非農化進程；二是城鄉經濟良性循環過程中城市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因此，提高農民收入的最終解決辦法是非農化，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向有更高勞動生產率的非農產業就業，讓過剩的生產能力找到用武之地。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也是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治本之策。（2）加快城鄉產業融合?？s小城鄉收入差距要求我們必須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城市化的發展就是要徹底打破當前城鄉產業分割的格局，以增加農民的收入為根本出發點和歸宿，在城市化的產業布局中實現城鄉經濟統籌，以城市繁榮帶動農村發展，構建城市現代產業對農業改造的有效機制，實現協調發展。既要使城鄉經濟社會資源優化配置，又要使城鄉經濟社會結構全面轉換，不僅要調整政策導向，而且要調整發展戰略，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經濟運行機制。

2.建立以反貧困為基準的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直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又一個重要手段。農民是龐大的弱勢群體，缺乏有效的社會安全網，其基本權益要靠社會保障來維護，這一點我國做得還遠遠不夠。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分為城市和農村兩個版塊，保障重心放在城市，一般不包括農村。目前我國反貧困的任務還很艱巨。農村貧困人口得不到解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不現實的。我國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農村總人口的7%以上，這意味著我國農村已進入老齡化階段，政府要正視當前社會保障面臨的難題，由中央財政擔負農村教育和醫療，通過建立覆蓋面廣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城鄉收入分配差距不斷縮小。在農村推行社會保障制度要堅持適應我國生產力發展水

平，要堅持國家出資與多元投入相結合。在農村實施社會保障制度，開始時保障項目不可能太多，目前農村保障的重點應該是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險兩項。

3.完善農村土地制度，實現規?；洜I。完善農村土地制度，發展農業規模經濟，首要前提就是要賦予農民長期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關鍵是加大農村承包土地使用權流轉力度。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標準，人均耕地1畝只能維持基本溫飽，10畝可以達到溫飽有余，100畝可以達到小康以上的生活水平，1000畝以上才可以主要依靠農業達到富裕水平。農業實現規模經營是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效益的重要途徑。現階段，我國農業生產的經營主體主要是農戶家庭，這種分散的、小地塊經營，是典型的現代小農經濟，與現代農業的規模化經營、產業化經營要求嚴重背離，應通過培育農村土地使用權交易市場來促進解決。

4.不斷完善對農業的支持保護政策體系。我國現在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我國已進入工業反哺農業的時代，長期以來客觀存在的“決策城市化傾向”應該終結?！耙怨ご俎r、以城帶鄉”不僅是改變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弱勢地位，使農業發展有一個較好的條件，以抑制工業化進程中對農業資源過多地轉移，而且也是一個國家在發展中遵循原則的轉換，即由追求經濟效率轉向追求社會公平為主，最終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制度體系，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政府制定支農政策的戰略目標應該是協調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和綜合競爭能力，促進農民增收，在工業化進程中推進農業的現代化發展。政府一方面要不斷完善對農業的價格保護和補貼政策，另一方面，更要大力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農產品質量、增強農民科技文化素質、提高農業資源利用率，大幅度增加科技和農業基本建設投入。通過建立建立和完善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制度提高財政支出的使用效益。增加用于“三農”的支出要符合公共財政和WTO的要求。對農業主要是用于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開展農業科技以及流通、信息服務等方面，幫助農民減少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減少農業生產成本，通過“以工代賑”直接轉化農民收入。對農村主要是增加小城鎮建設、九年義務制教育、農村衛生和農村生態保護等支出。對農民主要是增加扶貧、技術培訓等支出。完善農業補貼制度，把農業補貼由價格支持轉向直接補貼。通過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建立糧食直補制度，壓縮糧食流通環節的補貼數額，將糧食保護價與市場價差額直接補貼給農民，使種糧農民增加收入。

加大農業和農村發展投入。提高財政支農的比重。按一定比例直接向第二、三產業提取農業發展基金，向社會征收農產品消費稅等，用于加快農村生活基礎設施建設，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且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要進一步加大對農村的轉移支付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