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理規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考

合理規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考

[摘要]當前我國國民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非常突出，國民收入分配的改革已勢在必行。收入分配政策不僅涉及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分配的關系，而且涉及到中央與地方利益分配關系。財稅制度是調節國民收入的重要手段。深化收入分配的改革，調整財稅分配政策，加快財稅法制速度，合理調節收入分配，盡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對于我國社會的安定團結和長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完善；財稅法律；合理規制；收入分配

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系數0.4是警戒線，一旦基尼系數超過O.4，表明財富已過度集中于少數人，該國社會處于可能發生**的“危險”狀態。我國基尼系數已從改革開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幾年不斷上升，實際已超過了O.5，這是非常嚴重的信號。應當充分認識收入差距擴大、收入分配不公的嚴重危害。合理調節收入分配，盡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不僅關系到經濟的可持續協調發展，而且關系到和諧社會的構建，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

一、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主要成因

(一)經濟改革尚不到位，收入分配不公有所擴大

資源價格改革滯后，形成資源級差收益。資源定價制度不合理，沒有正確反映資源的市場供求關系，也沒有正常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生態環境成本。一些資源性行業企業以低成本甚至無償使用礦產、土地、水域等國有資源，侵占了正常經營收益以外的資源收益，形成不合理的級差收益。同時，壟斷行業缺乏市場競爭機制，企業依靠壟斷獲取超額利潤。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些領域沒有引入公平競爭機制，一些壟斷行業市場準入門檻過高，一些企業依靠壟斷地位獲得超額利潤，其中有相當部分利潤以各種形式轉化為企業的工資福利。一些行業市場準入門檻過高，擠壓了民營經濟的市場空間，固化了行業收入差距拉大的格局。此外，城鄉二元結構嚴重分割，抑制城鄉收入同步增長。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長期滯后，根本原因在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所派生的經濟社會管理體制尚未打破，由此導致農村生產要素持續流失，對農業的資金技術支持明顯不足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

(二)收入分配改革滯后，收入分配政策不配套

首先，收入分配政策導向不明確。到目前為止，我國既沒有出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方案和配套改革方案，又缺乏長遠規劃和總體統籌考慮，尚未將中央關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大政方針細化為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已出臺的有關政策，多為治標不治本，對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這“兩個比重”缺乏量化的目標要求。其次，最低工資保障制度不合理?，F在我國不少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定得偏低，嚴重侵犯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再次，企業工資協商機制不落實。目前，我國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名存實亡，不僅工資協商制度覆蓋面小，而且普遍存在企業履行難的情況。

(三)基本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調節收入分配力度有限

目前，我國尚未建立全面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農村社會保障發展緩慢、體制建設滯后，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社會保障水平比較低。雖然城鄉居民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最低生活保障線和貧困線過低，比世界銀行規定的貧困線還要低50％以上，因而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非常有限。

(四)稅制結構不合理，難以加大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

直接稅比重過低，調節收入分配功能薄弱。1994年實施的稅制改革，由于過于注重稅收組織財政收入的功能，忽視了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因而強化了稅收組織收入的功能，弱化了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在現行稅制結構下，偏重于組織收入功能的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等間接稅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偏高，而所得稅和財產稅等直接稅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偏低。2009年全國間接稅、直接稅收稅分別占全部稅收的28.8％和27.7％，而作為目前調節居民收入主要稅種的個人所得稅收入僅占全部稅收的6.3％。這與世界發達國家以直接稅為主(約占全部稅收收入的70％)、間接稅為輔(約占全部稅收收入的30％)的稅制結構及其發展趨勢正好相反。

個人所得稅分項征收，難以加大對收入差距的調節力度。現行個人所得稅采取的分類征稅模式，對不同類型所得采用不同的適用稅率、費用扣除標準，現行稅負相關很大，勞動所得稅負重于非勞動所得。由于實行分項征收，可以多次扣除費用，易使高收入者、多來源收入者分解收入、隱蔽收入，又不能對高收入者綜合征收超額累進稅，無法加大對高收入的調節力度，造成低收入者稅負較重、高收入者稅負相對較輕的現象。加之稅收征管存在漏洞，使得工薪階層負擔了個人所得稅稅額的60％以上，難以充分發揮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

稅制結構不健全，缺乏調節力度大的稅種。在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存在對調節收入分配力度較大的財產稅，如房產稅、遺產和贈與稅等。但由于種種原因，目前在我國遺產和贈與稅尚未制定出臺，房產稅的征收范圍又太窄，我國的房產稅名義上是以房屋財產為征稅對象，但實際上其征收范圍僅限于城鎮的經營性房屋，即按經營性房屋的計稅余值或租金收入為計稅依據，向產權所有人征收的一種稅。對于擁有多套住宅、豪華別墅的富人，只要其房產不屬于經營性住房，包括非出租用房，就不用繳納房產稅，因而沒有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由于稅制結構不合理，缺乏調節力度大的稅種，難以加大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

二、完善財政稅收法律制度的設想

(一)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體系，完善財政法律法規

現階段合理調節財政分配，加強財政法制建設的重點應當是：理順財政分配關系，加強宏觀調控職能，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矛盾，促進發展方式轉變，加快和諧社會建設，其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l.制定《國民收入法》

《收入法》的主要內容應包括：第一，有關組織國民收入的基本原則，比如組織稅收收入和非稅收收入的基本原則、基本程序和基本比例關系。第二，有關國民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則，比如各級政府財政支出的基本原則、基本程序和基本比例關系。第三，有關確認各種分配比例關系的基本原則、基本方法和基本程序，包括積累與消費分配比例、中央與地方分配比例、地區間城鄉間階層間分配比例、按勞按資按能分配比例、經濟增長與工資增長以及社保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分配比例等等。第四，有關監督政府和部門執法評價機制及違法違規的責任及追責程序。比如改變地方政府考核內容與辦法，增加收支的透明度，實行一票否決和追究連帶領導與用人責任制，定期公布官員尤其是一把手財產家庭成員收支等事項，使監督具有可操作性和實效性。

2.制定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關系法和財政轉移支付法，理順政府間的分配關系，促進財政公共服務水平均等化。具體設想為：

第一，及時制定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關系法，理順

和規范財政分配關系。應當重新明確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尤其是需要確立各級政府預算內獨立的收入來源和支出責任，要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加大對基層、貧困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財力支持。第二，抓緊制定財政轉移支付法，促進財政公共服務均等化。為了避免體制分配的負面影響，適時調整體制分配政策，改變體制分配一體化問題，在體制上對縣鄉經濟和欠發達地區經濟給予體制優惠，放寬上劃比例，適當擴大地方留成比例，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3.制定公共財政法和財政支出管理法，優化公共資源配置，促進發展方式轉變，合理調節財政分配，促進財政轉變職能，推動發展方式轉變，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是調節收入分配、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具體方案為：

第一，及時制定公共財政法。為了合理調節財政分配，促進財政職能和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必須制定公共財政法。第二，及時制定財政監督法。為了嚴格財政管理監督，嚴肅財經法規，促進依法理財，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必須制定財政監督法。第三，修改和完善預算法律制度。合理調節預算分配，既是深化收入分配機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又是公平收入分配、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的必要途徑。第四，完善財政轉移支付法律制度。完善財政補貼制度，既是改革財政分配制度，合理調節財政分配的有機組成部分，又是實現公共服務支出均等化，促進各地區、各部門全面協調發展的主要手段。

(二)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1994年3月22日，全國人大通過的《預算法》劃分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的分稅制度改革，奠定了現行的財權、稅收體制，但由于當時的行政和立法部門對什么是預算制度還所知甚少，因此，《預算法》在其實施之后很快就暴露出諸多問題，如政府隨意更改預算、大量預算外收支、預算編制過于粗放、預算不公開、人大審議和預算走過場，以及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嚴重不匹配等。制定社會保障預算法和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法，促進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完善，切實保障群眾基本生活。

(三)加快稅收法制建設，合理調節稅收分配

現階段合理調節稅收分配，加快稅收法制建設的重點應當是：促進稅制結構調整，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矛盾，促進發展方式轉變，加快和諧社會建設。修訂個人所得稅法，制定物業稅法、遺產與贈與稅法，加大對收入分配的調節，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合理調節稅收分配，核心在于公平收入分配。這既是調整稅制結構，加快稅收法制建設的主要目標，又是加大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的重要手段。為了合理調節稅收分配，盡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需要重點制定和修改以下稅收法律。

1.完善個人所得稅稅制改革。當前運用稅收調節個人收入差距，重點應當是減輕或者免除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加大高收入者的稅收負擔，對中等收入人群實行低稅率政策。另外，工資薪金與勞務報酬同屬于勞務所得，在稅收上應同等對待。參照大多數國家的經驗，對工薪與其他個人勞務所得應實行統一稅率?？梢赃m當增大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程度，尤其是增大高收入者的稅負，使高收入者作出更多貢獻，減輕較低收入者稅收稅負，以體現公平與效率原則。同時，建立綜合征收與分項征收結合的稅制模式。所謂綜合和分類相結合個人所得稅制，是指對不同所得按分類所得稅制模式征稅后，然后匯總納入全年各種所得額，如達到一定程度，再以累進稅率征稅的一種所得稅課征制度。該模式與綜合稅制和分類稅制相比較，堅持按支付能力課稅，體現了稅收的公平原則。把源泉課征和申報繳納兩種征管方式有機結合起來，既能最大限度地控制稅源，也符合寬稅基、減稅制的指導思想，是國際稅制改革的方向。

2.抓緊制定物業稅法。物業稅是把房產和其他資產合并起來、統一征收的稅收。即將現行的房產稅、城市房產稅和土地出讓金等的稅收、收費合并集中起來，由企業單位和居民個人的房產保有者繳納的稅收。為了發揮物業稅調節財富分配的功能，抑制房價的過快上漲，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必須制定物業稅法。

3.完善個人財產稅體系，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在我國收入分配的稅收調控體系中，財產稅是重要的輔助稅種。要通過完善財產稅體系，更好地發揮財產稅對個人財產和收入分配的調控作用。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是完善財產稅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健全收入分配稅收調控體系的重要舉措。應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同時，充分考慮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和特點，盡快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考慮到目前我國關于財產繼承、處理方面的法律法規還不健全，許多公民在遺產處理上缺乏法治意識，又未建立個人收入申報和財產登記制度，這個制度可以緩行。

(四)建立和完善對公共資源的稅收調節制度

經濟全面持續協調發展是人民群眾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促進經濟可持續協調發展，必須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有效利用資源，提高經濟效益，保護生態環境。為了完善資源產品價格形成機制、節約使用資源，有效保護生態環境，引導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可持續協調發展，需要制定資源稅法、增值稅法、環境保護稅法。

1.盡快制定資源稅法。在全球發展低碳經濟的大潮下，推進我國的資源稅改革，對于完善資源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引導經濟結構調整、緩解中西部地區財力緊張都有重要意義。積極推進資源稅改革，必須制定資源稅法。

2.抓緊制定增值稅法。積極推進增值稅轉型改革，在完善增值稅轉型試點辦法的基礎上，及時制定增值稅法，由生產型增值稅轉向消費型增值稅，提高企業的有機構成，加快企業設備更新和技術升級，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制定增值稅法。

3.及時制定環境稅法。目前國內一些行業、企業的業績高速增長，但它們的產品生產都與高污染、高耗能有關。為了有效保護生態環境，必須盡快制定環境稅法。一要按照“誰污染、誰負責”的原則，及時開征環境稅，促進生態環境保護，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二要按照“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建立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機制，鼓勵企業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能耗、保護環境上下功夫，促進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

(五)修改稅收征管法，制定稅收基本法。

加快稅收法制建設，必須體現科學發展觀和統籌兼顧的要求，合理調節稅收分配，加強對納稅人合法權益的保護。為了調整優化稅制結構，促進稅收依法治稅，合理調節稅收分配，有效保護納稅人合法權益，需要制定稅收基本法，及時修改稅收征管法。

1.及時修改稅收征管法。從立法上最大限度地簡化辦稅程序；要劃清稅收征管權限，規范征管程序，明確法律責任；要確定納稅人為自主申報的納稅主體，具有與稅務機關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增強納稅人應有的權利，促進和諧稅收的建設。

2.適時制定稅收基本法(或稅法通則)。要明確規范稅收立法、稅收執法、稅收司法等方面的基本原則，促進以法治稅。要調整確定稅制結構，適當增設一些促進環境保護、節約資源和綜合利用的稅種，擴大資源稅的范圍。要明確規定稅務主管部門的主要職責和權限、規范稅收征管的主要原則，理順稅收分配關系。要明確規定納稅人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確定納稅人具有與稅務機關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維護納稅人的合法權益。及時修改與人民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稅法，如所得稅法、增值稅法，根據生產成本上升、物價上漲和改善生活的需要等因素，不斷提高起征點，適當降低所得稅率，降低納稅人的稅收負擔，既體現稅收對民生的傾斜，又維護納稅人的權益，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注：

①《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中第25條“國家依法保護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財產，鼓勵城鄉居民儲蓄和投資，允許屬于個人的資本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逐步建立個人收入應稅申報制度，依法強化征管個人所得稅，適時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p>

②《探礦權采礦權使用費和價款管理辦法》(1999年6月7日財政部國土資源部財綜字(1997)第7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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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收入差距論文 收入分配論文

收入差距論文收入分配論文

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現狀及在初次分配中

實現公平與效率統一的意義

[摘要]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初次分配中應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而寄希望于二次、三次分配，最終只能是“治標不治本”。本文通過對當前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現狀的考察，指出在初次分配中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關鍵詞]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 公平效率

一、當前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現狀

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公平與否的綜合反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數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進入了分配不公平的區間。根據2006年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顯示，2003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6，2004年為0.465，2005年逼近0.48，高于國際公認的0.4的分配不公平警戒線。據統計，我國最貧困的20%的家庭占有國民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國民全部收入的50.24%。從我國的三次分配來看，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的基礎，收入差距過大主要在于初次分配中公平的缺失。

（一）二元經濟體制下城鄉差距擴大

隨著城市改革的全面展開和城市收入分配制度的變化，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開始逐漸拉大。城鄉差距是目前我國最大的不公平，城鄉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差距對城鄉人均總收入差距的貢獻率也呈不斷擴大趨勢，近十年來均達到一半以上。

根據《2008國家統計年鑒》統計，可以看出1991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08.6元，城鎮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1700.6元，收入之比為1：2.4，而到了2003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622.2元，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472.2元，收入之比為1：3.23，突破收入之比1：3，據世界銀行有關報告，世界上多數國家城鄉收入的比率為1：1.5左右，超過1：2的極為罕見?？梢姡青l差距是目前中國貧富差距中較為突出的問題。

據相關數據統計，在初次分配中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顯著，在1990年城鄉居民所獲得的收入比是1.3，1995年擴大到1.63，而到2004年達到2.01。可見初次分配是拉大城鄉差距的主要原因。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1995年36個國家的資料顯示，絕大多數國家的城鄉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個國家超過了2，中國是其中之一，并且有學者指出，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這一差距將擴大為6:1。

（二）地區收入分配差距過大

我國東部地區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增速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而且收入差距在逐年擴大。從第六個五年計劃開始，國家加強了對東部

沿海的投資，使東部沿海在國家投資中的比重達到了50.6%，大大超過了1953年到1980年期間40.6%的水平。

據統計，1997年東、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間城鎮居民收入之比為1.46:1:1.03，東、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間農村居民收入之比為1.55:1:0.73。2007年東、中、西部三大區域之間城鎮居民收入之比為1.49:1:0.98，東、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間農村居民收入之比為1.48:1:0.88。改革開放以來，中、西部雖然得到了迅速發展，但與東部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斷擴大，總體來看，城鎮居民收入和農村居民收入的地區差距都比較大，農村居民收入的地區差距更嚴重。

（三）行業收入差距拉大

1978年以來，處于最高工資水平的是電力、煤氣、供水及交通運輸、金融、保險業等，處于最低工資水平的行業為社會服務業和農、林、牧、漁業。按行業大類計算，2005年最高行業與最低行業的職工平均工資水平之比為3.88:1。近年來，最高行業和最低行業的工資差距呈擴大趨勢，并且這種趨勢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還會不斷擴大。

“十一五”期間，電力、煤氣、供水、鐵路、通信等行業的職工平均工資年增長率均出現了提速，高于“十五”期間平均增長率，與此同時，行業之間會出現不同程度的隱形收入和“灰色收入”，這些隱形收入是我國目前難以測量到的數據。

（四）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偏低，職工工資水平低

市場經濟條件下，初次分配是勞動、資本、技術、管理、土地等

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關系，是按照生產要素市場價格決定的分配，我國雖然已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尚不完善，特別是生產要素市場發育不健全。初次分配領域中的不公平主要體現在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不斷發展壯大，資本在與勞動結合的過程中，資本在分配過程中所占有的優勢地位變得更加明顯，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例不斷縮小。

表：我國職工工資總額占GDP比重（單位：億元）

據統計，1997年至2003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8.65%升至11.89%。但是升高的幅度緩慢，而從2004年至2007年勞動報酬占GDP的比例從11.63降至9.91，十年來我國勞動者報酬不升反降了。我國的人工成本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而且還低于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轉軌國家和不少發展中國家水平。據2004年國家勞動局統計，“2001年中國雇員的人工成本相當于發達國家中德國的2.52%，瑞典的2.6%，日本的2.89%，法國的3.02%，澳大利亞的3.42%，英國的3.49%，美國的4.08%；相當于新興工業化國家中韓國的6.54%，新加坡的4.98%；相當于轉軌國家中捷克的14.7%，波蘭的18.33%，羅馬尼亞的65.87%；相當于發展中國家中墨西哥的16.89%，巴西的30.50%，馬來西亞的34.46%，泰國的59.95%?！?/p>

社會經濟的增長離不開勞動者的辛勤付出，勞動者報酬應隨著企業和政府利益的增長而增長，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逐年上漲才是合理與正常的現象。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不升反降的非正常

現象反映出國民收入分配向資本所有者傾斜的趨勢，實際上是社會不公在財富分配領域的反映，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結果和反映。

從表中可以看出，從1990年至2000年，我國工資總額占GDP比重從15.9%降到11.9%，2006年，全國在崗職工工資總額23265.9億元，僅占當年GDP的11%，而在發達國家，勞動者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在GDP高居中國榜首的廣東，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更低，珠江三角州多數民工工資，6年未見提升，一直在600元左右，約為美國平均工資的5.6%。近些年來，有些企業只見利潤增加，不見工資提升。尤其是已占城鎮就業人數30 %的一億多農民工，其工資十分微薄。據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主要在私營企業打工的農民工，勞動時間周平均為56.17小時，比規定的勞動時間多出40 %，小時工資僅相當于全國平均工資的40 %、國企職工工資的30 %。”

據有關資料顯示，日本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工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快70 %，到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的時間；而從1978年到2004年近30年的時間，中國經濟一直在高速增長，而工資卻只有美國的1/ 20、日本的1/ 24。在制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 20 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 %。

二、初次分配中實現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意義

有學者提出“公平與效率之間不存在誰優先、誰兼顧的問題，兩者是完全統一的。沒有公平就沒有效率，沒有效率也就沒有公平?！北疚恼J為，在初次分配中，公平與效率之間是雙向互動關系，兩者互

為條件、相互促進。首先，公平是促進經濟效率的前提，只有在相對均等、規則相同的情況下才能保證市場競爭充分有效；其次，效率有助于公平水平的提高，效率為公平的實現奠定物質基礎。

（一）初次分配中實現公平與效率統一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必然要求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必須更大程度地體現公平。鄧小平同志指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目的是達到共同富裕，他認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起來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來越富，窮的越來越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人類社會發展歷程表明：社會主義社會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社會。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既要加快發展生產力，提高以公平為目的之效率，又要走出一條先富帶后富的共同富裕之路，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終實現共同富?！笔菍ι鐣髁x社會實現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最好詮釋。

（二）初次分配中實現公平與效率統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題中之義

公平與效率是社會發展的兩大目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

須既要追求經濟效率，又要體現社會公平。我國非常重視收入分配和公平問題，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社會更加和諧”是其中一個重要內容，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從多方面體現了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什么是和諧社會？國家主席胡錦濤同志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強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這標志著我國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處理進入了一個新的層次，也標志著黨和國家在社會發展價值取向上的轉折。

（三）初次分配是實現公平分配的基礎，必須在初次分配中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初次分配在三次分配中是基礎性分配，涉及的范圍大、面廣，分配的格局在初次分配結束后基本上已經成定局，如果在初次分配階段已經造成了收入差距過分懸殊，想通過再分配的手段來進行調節其力度將不大。因此初次分配階段應該重視收入差距問題，考慮合理的公平，以實現初次分配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首先，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是要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實現效率的最大化。效率的高低決定公平的實現程度，經濟效率的提升是社會物質豐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社會發展的根基，公平的規模和程度不能超過社會經濟的承受能力，只能隨著效率的提高而提高。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保證，由于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由

人的積極性引發的創造力是一切效率的源泉?！惫绞切实谋ＷC，初次分配領域的公平體現為工資、財產性收益等的公平分配，最終可以以貨幣衡量，初次分配的公平應當是同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相同的生產要素獲得相同的收入，分配越公平，人的積極性就越高，效率也就越高。在初次分配中貫徹公平原則就是要建立、健全公平競爭的統一規則，維護公平競爭秩序，嚴懲各類非法經營等。

國內流行的觀點認為，初次分配可以講“效率優先”，再分配再講注重公平。這種觀點顯然認為調節分配只能靠二次分配，而不是依靠一次分配。在我國，分配不公主要產生于初次分配，例如近年來一些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甚至也包括一些國有企業，對勞動者過度剝削，將工人、農民工的工資壓得很低，并且一直維持不變。在國有企、事業單位流行的分配改革中，高層管理人員與普通職工的收入差距拉大到十余倍甚至更高，電信、電力、石油等壟斷行業和非壟斷行業的越來越大的收入差距，所有這些都屬于一次分配的問題，如果初次分配未能解決好公平問題，再分配將很難扭轉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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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關于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

關于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

——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摘要：目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現狀，收入分配差距大形成原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問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點，改革的現狀，改革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如何解決相關問題并希望出臺具體方案。關鍵詞：收入分配制度 差距 改革

目前我國收入差距懸殊的現狀眾所公認，據統計，1985年到2009年以來，城鎮居民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之間的人均年收入差距從1985年的2.9倍擴大到2009年的8.9倍，且中國的收入差距還有擴大趨勢。事實上，從國際上通用的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標基尼系數看，我國貧富差距已突破社會容忍的“紅線”——0.4。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系數超過0.4就意味著財富已過度集中，收入差距日益明顯。

造成今天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原因有很多，我們就其中的某一原因進行分析和研究，那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問題。專家認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4個重點，分別是壟斷行業的改革、解決政府官員腐敗問題、消除勞動力市場中的歧視問題和改善弱勢人群的發展條件。

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問題，現在行業利潤高度不均，壟斷行業的收入遠超一般行業，包括資源性和壟斷性行業，比如石油、天然氣、煤炭，以及金融等，這些行業與其他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不合理。

對公共資源的管理，因為管理存有大量漏洞，導致公共資源流失、漏出、腐敗，結果富了少數人，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有少數人富得非?？?，但是他們的收入來源不清楚，很多是非法收入，或者沒有辦法界定來源的灰色收入，這些因素對擴大收入差距，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公共醫療、教育等資源的分配不均等，這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比如兩億多農民工在城市打工，但是根據統計局的調查，外出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的比例非常低，去年工傷保險覆蓋率最高，是23%，醫療、養老保險都只有百分之十幾，失業保險8%。而沒有被覆蓋的又恰恰是就業和收入最不穩定的人群，也都是中等以下收入或低收入家庭。

溫總理曾言，“如果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必將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的確如此，收入懸殊會造成很多負面后果，而且負面后果會非常嚴重，特別是一部分收入的分配是很不正常、不公平的，會導致老百姓不滿，導致社會不穩定。此外農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沒有社會保障，生活和就業非常不穩定，很難享受到公共服務，長期在城市和農村之間來回流動，這對社會穩定是不利的。他們要承受很大的風險和壓力，老人、孩子留在農村，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不方便，很多人屬于中低收入階層，平常有工資收入可能還好一點，一旦沒有工作了，或者生病、出了工傷，生存就成問題了。過去老的農民工還可以回去種地，但是現在年輕的農民工，很多都不可能回去種地了，如果不通過社會保障、戶籍制度、公共服務體系的改革，不解決這些問題，就會帶來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現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縮小收入差距，比如調整個稅起征點、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推進社會保障全覆蓋，但這些措施相對于收入懸殊程度，作用是有限的。它們有可能起到緩和收入擴大的速度的效果，但是要改變收入差距的狀況，使它恢復到合理差距上來，光靠已有的改革還遠遠不夠。包括社會保障，這幾年推進力度很大，但是兩億多農民工大部分人仍然沒有被覆蓋，所以這方面的改革仍然沒有到位。更不用說灰色收入問題、腐敗問題，它涉及到更深層次的變革，不是靠完善社會保障，增加轉移支付就能解決的，它需要政府管理體制、財稅體制等的改革。

當然，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我們一直在努力。然而，這一問題的解決，任重道遠。其背后有長期積累下來的發展不平衡，如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的差距；也有相關體制機制的障礙，如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都有待完善；更有分配制度本身的問題。這些，都需要我們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更好的協調與設計來逐步解決。

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的閉幕會上，通過了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政治決議。會議強調，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實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溫家寶總理也表示，今年要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要在任職的最后一年中把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作為首要工作。

殷切的希望收入改革制度方案早日出臺，可以全面到位的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而且我希望收入分配改革并不是簡單地給大家漲工資，而是一項涉及到多方面的綜合性體制改革。比如，關于資源性收入和壟斷性收入問題，就會涉及到資源稅改革，我們過去有這方面的改革，但是力度不夠；對于國有企業紅利上繳問題，特別是處于壟斷地位的大型國有企業，紅利上繳制度改革的力度還要更大，有必要考慮是否征收壟斷利潤調節稅。對于土地出讓收入的分配和使用問題，現在很不透明、很不規范，這就要從土地出讓制度及房地產稅來推進。要規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現在政府收入上升速度太快，遠快于GDP的增長，但是政府的支出是否用到了合理的地方，透明度低，大家看不到，這也是亟待改革的。還有，社會保障制度涉及到戶籍制度、公共服務、醫療、教育等方面，這些改革都需要推進。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利益關系的深刻調整和變革，要兼顧各方合理訴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縮小貧富差距，需要更多地傾聽民聲、了解民意。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共同富?！保勖癖?，長治久安。

其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解決的遠遠不止上文提到的問題，具體方案也沒有出臺，具體是怎樣改革，讓我們拭目以待。只是希望，這次改革，不要讓大眾失望。

【資料來源】

1.《溫家寶：今年一定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新聞網，2012-3-14.

第四篇：城鄉收入分配差距調查

城鄉收入分配差距調查

舒清清2012012136貿易經濟

調查時間：2014年5月9號

調查地點：重慶工商大學

調查對象：城市與農村居民收入分配

調查方式：材料分析法

一、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現狀及成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水平呈上升趨勢，但在全國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同時，我國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是一直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中既有市場競爭形成的合理成分，也有制度性缺陷形成的不公平因素。政策的不完善、不配套，以及某些特殊政策都對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而農村居民收入的差距則沒有太大的變化。這就導致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呈擴大趨勢。追根溯源，導致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的還有很多制度性成因。

初次分配的制度性缺陷是導致城鄉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從初次分配的制度安排看，重工業和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歷史原因，而財產性收入占比的加大和財產分布不均衡拉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從再分配的制度安排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不公平沒有起到緩解收入差距的作用，且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制度阻礙了城鄉公平勞動收入的實現。除此之外，我國產業偏向政策也導致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社會整體上還處于傳統農業社會，中國的國情和面臨的國際環境使得政府選擇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邏輯起點。我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家，為發展重工業，只有依靠農業支持工業的增長。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我國政府對農副產品強制實行低價收購，這就可以為工業部門提供低價的生產資料，又可保證工人及其家庭享有低價的食品供給，以實行低工資政策。資金不斷地從農業部門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使我國的傳統農業失去了轉變為現代農業的機會。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實施使工農業的發展嚴重失衡。而農產品生產的長期小規模分散經營方式不利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制度因素戶籍制和人為因素城市用工壁壘都限制了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大

量的農業勞動力不得不滯留在農村內部從事高度分散的、低效率的勞動。小規模土地的分散經營，不利于農業先進生產技術的推廣和先進生產設備的運用和傳統農業的轉變，這就致使農民在提高生產力方面的支出很少，農業整體效益持續低下導致農民的收入難以提高。

二、我國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的對策

1.取消戶籍制限制促進城鄉產業融合（1）城市化和非農化同時并舉。打破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允許和鼓勵有條件的農民在城鎮謀業定居，享有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賦予農民參與市場平等競爭的機會，讓自主遷徙、自主擇業、公平競爭成為農民的基本權利，以促進農民的收入增加。城市化進程實際上取決于兩方面的影響。一是改革戶籍制度后，農村的非農化進程；二是城鄉經濟良性循環過程中城市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因此，提高農民收入的最終解決辦法是非農化，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向有更高勞動生產率的非農產業就業，讓過剩的生產能力找到用武之地。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也是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治本之策。（2）加快城鄉產業融合?？s小城鄉收入差距要求我們必須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城市化的發展就是要徹底打破當前城鄉產業分割的格局，以增加農民的收入為根本出發點和歸宿，在城市化的產業布局中實現城鄉經濟統籌，以城市繁榮帶動農村發展，構建城市現代產業對農業改造的有效機制，實現協調發展。既要使城鄉經濟社會資源優化配置，又要使城鄉經濟社會結構全面轉換，不僅要調整政策導向，而且要調整發展戰略，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經濟運行機制。

2.建立以反貧困為基準的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直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又一個重要手段。農民是龐大的弱勢群體，缺乏有效的社會安全網，其基本權益要靠社會保障來維護，這一點我國做得還遠遠不夠。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分為城市和農村兩個版塊，保障重心放在城市，一般不包括農村。目前我國反貧困的任務還很艱巨。農村貧困人口得不到解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不現實的。我國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農村總人口的7%以上，這意味著我國農村已進入老齡化階段，政府要正視當前社會保障面臨的難題，由中央財政擔負農村教育和醫療，通過建立覆蓋面廣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城鄉收入分配差距不斷縮小。在農村推行社會保障制度要堅持適應我國生產力發展水

平，要堅持國家出資與多元投入相結合。在農村實施社會保障制度，開始時保障項目不可能太多，目前農村保障的重點應該是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險兩項。

3.完善農村土地制度，實現規?；洜I。完善農村土地制度，發展農業規模經濟，首要前提就是要賦予農民長期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關鍵是加大農村承包土地使用權流轉力度。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標準，人均耕地1畝只能維持基本溫飽，10畝可以達到溫飽有余，100畝可以達到小康以上的生活水平，1000畝以上才可以主要依靠農業達到富裕水平。農業實現規模經營是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效益的重要途徑。現階段，我國農業生產的經營主體主要是農戶家庭，這種分散的、小地塊經營，是典型的現代小農經濟，與現代農業的規模化經營、產業化經營要求嚴重背離，應通過培育農村土地使用權交易市場來促進解決。

4.不斷完善對農業的支持保護政策體系。我國現在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我國已進入工業反哺農業的時代，長期以來客觀存在的“決策城市化傾向”應該終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不僅是改變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弱勢地位，使農業發展有一個較好的條件，以抑制工業化進程中對農業資源過多地轉移，而且也是一個國家在發展中遵循原則的轉換，即由追求經濟效率轉向追求社會公平為主，最終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制度體系，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政府制定支農政策的戰略目標應該是協調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和綜合競爭能力，促進農民增收，在工業化進程中推進農業的現代化發展。政府一方面要不斷完善對農業的價格保護和補貼政策，另一方面，更要大力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農產品質量、增強農民科技文化素質、提高農業資源利用率，大幅度增加科技和農業基本建設投入。通過建立建立和完善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制度提高財政支出的使用效益。增加用于“三農”的支出要符合公共財政和WTO的要求。對農業主要是用于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開展農業科技以及流通、信息服務等方面，幫助農民減少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減少農業生產成本，通過“以工代賑”直接轉化農民收入。對農村主要是增加小城鎮建設、九年義務制教育、農村衛生和農村生態保護等支出。對農民主要是增加扶貧、技術培訓等支出。完善農業補貼制度，把農業補貼由價格支持轉向直接補貼。通過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建立糧食直補制度，壓縮糧食流通環節的補貼數額，將糧食保護價與市場價差額直接補貼給農民，使種糧農民增加收入。

加大農業和農村發展投入。提高財政支農的比重。按一定比例直接向第二、三產業提取農業發展基金，向社會征收農產品消費稅等，用于加快農村生活基礎設施建設，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且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要進一步加大對農村的轉移支付力度。

第五篇：規制壟斷行業收入分配行為的對策

規制壟斷行業收入分配行為的對策

[摘要]近年來，行業間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已成為我國各方關注的焦點，特別是壟斷性行業的收入水平遠高于一般行業的現狀更是焦點中的焦點。壟斷行業收入水平過高、內部分配不規范等問題已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嚴重擾亂了我國的收入分配秩序，也限制了壟斷企業經營效率的快速提高。行政壟斷、所有者缺位、政府監管不力是導致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問題的三個主要原因。因而，解決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問題也應從這三方面入手。但在較長時期內，想通過破除行政壟斷、解決“所有者缺位”問題這兩個途徑來解決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問題是不可行的，改革政府監管才是解決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問題的現實選擇。

（中經評論·北京）近年來，行業間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已成為我國各方關注的焦點，特別是壟斷性行業的收入水平遠高于一般行業的現狀更是焦點中的焦點。壟斷行業收入水平過高、內部分配不規范等問題已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嚴重擾亂了我國的收入分配秩序，也限制了壟斷企業經營效率的快速提高。因此，研究如何規制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問題有重大意義。

一、改革政府監管的可行性問題

（一）有效破除行政壟斷短期內不可行

由于我國當前的行政壟斷在很大程度上與所有制壟斷相聯系，消除行政壟斷意味著國有資本要放棄對相關領域的控制，而交通、通信、金融、石油、石化等行業均為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我國不能因為要解決收入分配問題，而放棄對這些領域的控制。2006年底，國資委發布《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首次明確了國有經濟控制的主要領域為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七大行業。而收入分配問題成為社會焦點的壟斷行業基本上都是《意見》中明確認定的國有資本要重點控制的行業。因此，較長時期內，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些行業的行政壟斷問題是不現實的，要想通過消除行政壟斷來解決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問題是不可行的。

（二）“所有者缺位”問題短期內很難有效解決

“所有者缺位”是我國國有企業存在的普遍問題，多年來，關于這方面的改革探索有許多，但一直沒有徹底解決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問題的有效辦法。因此，“所有者缺位”問題在短時期內也無法有效解決。

行政壟斷問題、“所有者缺位”問題短期無法解決，那么，要想解決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問題只能從監管方面人手。通過政府監管改革來解決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問題的基本思路應是：放松管制與強化管制相結合，同時還要加強立法配合。

二、放松對某些自然壟斷行業的某些業務領域的管制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放松管制和激勵性規制理論開始在西方理論界興起，在實踐中，美國、日本、英國等國也開始對電信、運輸、金融、能源等產業實行放松規制的政策，并且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這種管制改革措施值得我們借鑒。我國當前不可能完全將這些壟斷行業由限制進入改為自由進入，也不可能完全取消價格規制，但可以適度引入競爭，適度放松價格管制。具體來講，對壟斷行業實際放松管制，可根據壟斷行業的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措施。

（一）科學界定自然壟斷的邊界，放開非自然壟斷業務

電信、電力、煤氣、自來水等都是自然壟斷行業，但這不等于這些行業的所有業務都有自然壟斷性質。在特定的自然壟斷產業，總是既有自然壟斷業務，又有非自然壟斷業務。對壟斷性業務只能由一家或極少數幾家企業經營，以獲得規模經濟，應由政府管制；對非自然壟斷業務，則應實行多家企業競爭經營，以取得競爭活力，政府應放松管制。在我國當前自然壟斷行業的經營體制中，自然壟斷業務和非自然壟斷業務仍被捆綁在一起，由國有壟斷企業壟斷經營，長期的行政壟斷局面導致缺乏競爭，結果這類企業普遍存在運營效率低下問題。另外，由于缺乏競爭壓力，這些行業的國有壟斷企業可獲得高額、穩定的壟斷利潤，而高額、穩定的壟斷利潤是這些行業工資水平、福利水平長期處于高位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些行業的企業在內部分配過程中，也不講求分配效率。因此，要想改變這類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問題，可適度引入競爭。通過分離自然壟斷行業的自然壟斷性業務與非自然壟斷性業務，自然壟斷性業務仍實行國有企業壟斷性經營，強化管制，而非壟斷性業務則實行競爭性經營，放松乃至完全解除管制，引入競爭。一旦引入競爭，從事這些業務的企業迫于競爭壓力，自然會自發強化成本約束，自發提高企業內部的分配效率，這些領域的高收入、高福利、內部分配無效率等問題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實施產權變革

產權變革實際上是放松管制、提高壟斷行業效率的一種重要途徑。產權變革在本質上就是將非國有產權

主動引入國有企業，以提高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同時，對壟斷性國有企業而言，增強非國有產權在國有壟斷企業產權結構中的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會緩解相關企業過去國有產權一股獨大時的高工資與高福利問題。對國有壟斷企業實施產權變革可以采取以下多種方式：一是允許非公有資本平等地進入競爭性業務，或不受限制地參與壟斷性業務的經營權競爭，使參與這些領域生產經營活動的企業在產權性質上實現多樣化；二是出售國有資產，對現有的國有壟斷企業進行存量部分的股份化改造，使其成為產權多元化的現代公司制企業。采用這類產權變革方式后，必然會增加相關行業的競爭壓力，而競爭一旦形成，這些企業的收入分配問題自然也迎刃而解。

三、強化管制

放松管制途徑只適用于少數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壟斷行業與它們的某些業務領域，而要想在行政壟斷一時無法破除、“所有者缺位”問題短時期內無法有效解決的情況下，較有效地解決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問題，還需要依靠強化政府管制途徑。強化政府管制可從價格、工資、成本等多方面來實現。

（一）加強對壟斷行業的產品或服務價格管制

處于壟斷地位的國有壟斷企業能將高工資、高福利所產生的成本通過高定價途徑轉嫁給消費者。這一結果與我國政府實施價格規制時所采用的價格規制模型不當有關。價格規制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投資回報率管制。這一模式的基本思想是通過限制價格使被管制企業只能得到公平的投資回報率。二是價格上限管制模式。這一模型一方面使企業提高生產效率的壓力不斷增加，消費者從中受益，對信息收集的要求相對較低，監測成本也較低；另一方面也使價格水平規制政策的操作難度加大，如果一個價格控制期太短，被管制企業可能致力于尋租活動而不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在我國現行的壟斷行業價格規制實踐中，政府基本上采用的就是投資回報率管制模式。但由于信息不對稱，政府往往只能默認企業的實際成本，從而使產品價格的制定以企業個別成本為基礎，有明顯的成本加成性質。這種價格形成機制不但缺乏對企業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成本的激勵，也為企業提高員工收入轉嫁成本提供了可能。因此，我國應盡快用價格上限規制等高強度激勵規制模式代替日前普遍使用的投資回報率模式。這

既有利于解決目前規制機構面臨的價格規制失效問題，也有利于規范壟斷行業收入。

（二）加強對壟斷行業的審計監督

這一措施主要是為了防止壟斷企業將國有利潤轉移為工資、福利等個人收入。壟斷行業經營的資產多屬國有資產，為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防止壟斷行業將高工資和高福利的成本轉移給政府或社會，政府審計部門應加強對國有資產運營的審計監督。在具體實施審計監督時，不僅要對企業利潤等主要經濟指標的真實性進行審計，還要對壟斷行業員工特別是經營者獲得的各種貨幣性、實物性的隱性收入進行重點審計，對違規違法的要加大懲罰力度。同時，應提高壟斷行業資產管理的透明度和社會公眾監督力度，使壟斷行業利潤、虧損和員工收入等信息透明化。

（三）加強對壟斷行業工資水平的直接管制

一是要完善工資指導線制度。該制度能有效指導和規范壟斷行業的整體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壟斷行業與其他行業之間嚴重的同工不同酬問題。完善工資指導線制度，除發布傳統的地區性工資增長指導標準外，更重要的是發布行業工資增長指導標準，引導企業合理確定工資水平和增長幅度，嚴控其工資快速增長。二是要建立工資雙重控制制度。該制度就是改變過去單純控制工資總額為既控制工資水平也控制工資總額的制度，也就是根據壟斷企業員工的工資收入水平套算其工資總額，并對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進行控制。三是要加強對壟斷行業高管薪酬的監控。壟斷行業高管高薪酬也是壟斷行業高收入的一個重要表現。近年來，壟斷國企高管的高年薪已遠遠脫離了中國的國情。因此，政府必須加強對壟斷國企高管薪酬的監控。在確定壟斷企業高管薪酬時，要注意不能比照國外相關企業高管的薪金水平，確定壟斷企業高管薪酬水平時，要充分考慮我國當前的國情，我們不能過分追求高薪酬的激勵效應，而忽視了其帶給社會的嚴重的負效應。

四、加強立法

政府加強壟斷行業收入分配領域的監管力度還必須盡快健全市場經濟法律制度，要強調依法監管。市場經濟也是法制經濟，政府在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領域的監管過程中，再也不能走過去過分強調人治的老路，而應適應市場經濟運行的需要，走法治之路。當前，我國在壟斷行業收入分配方面的相關立法存在許多問題。為解決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問題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在立法方面應做以下工作：

（一）完善《反壟斷法》

從長遠角度出發，我國要修改《反壟斷法》，去除對壟斷行業進行保護的條款，解除行政壟斷壁壘，為這些行業的自由競爭提供法律保障。當然，由于政府產業戰略的需要，短期內這可能很難做到；從短期看，在不違背政府產業戰略實施的情況下，可通過修改《反壟斷法》中的相關條款來規范壟斷行業的行為。如，明晰對壟斷行業進行反壟斷規制的獨立機構；明晰壟斷行業范圍；界定壟斷業務與非壟斷業務。

（二）完善壟斷行業部門立法

西方發達國家針對自然壟斷的改革，首先就是立法，先立規矩再操作，這些經驗也值得我們借鑒。如，英國于上世紀80年代初相繼制定了《電信法》、《電力法》和《自來水法》等。這些部門立法不但確立了自然壟斷企業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有效的競爭機制，促使企業提高效率，增進社會福利，而且還明確了政府規制機構的權限和規制程序等，使政府規制機構的運作有法可依。我國在實施壟斷行業的監管改革過程中，可以借鑒西方國家的經驗，注重事前進行部門立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的壟斷行業的改革沿著市場機制的軌道向前發展，避免走上人治的老路。

（經濟縱橫，華中師范大學，潘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