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城鄉收入差距的思考

關于城鄉收入差距的思考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奇跡帶來了國民收入的不斷提高，但是城鄉收入差距也迅速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82倍增長到2012年的3.10倍，遠高于世界多數國家和地區。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對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必須采取政策加以扭轉這一趨勢，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

關鍵詞：國民收入；城鄉收入差距

一、我國城鄉收入現狀

首先得承認，城鄉差距是個客觀存在的問題，不論古今中外，城市作為工商業發展的產物，從誕生起就是該地區的商業和貿易中心，理所當然比農村發達。因此，城鄉收入差距的問題具有普遍性。但是，城鄉收入差距過大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進而影響經濟建設，比如拉美國家就因在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收入差距極度擴大，導致政治動蕩，最終紛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今無法自拔。

（一）城鄉居民收入不斷提高，生活不斷改善。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農村居民還是城鎮居民都受益于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相當大的改善。1978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343.4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更是僅有133.6元。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到24564.7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長到7916.6元；城鎮居民和農村軍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4年間分別增長70.5倍和59.3倍。在收入大幅提高的情況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家庭消費總支出中食品消費支出）均大幅下降：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從1978年的57.5%下降到36.2%；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從1978年的67.7%下降到39.3%。這表明，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均受益于改革開放，得到有效改善。

（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雖然城鄉居民都受益于黨的富民政策，收入水平均大幅度提高。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城鎮居民收入增速高于農村居民，導致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其中城鄉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78倍擴大到2013年的3.12倍。從絕對差額上來看，1978年――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達24221.3元，同期農村人均純收入增長達7783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量為農村人均純收入增量的3.11倍，這就使得城鄉收入絕對差額由1978年的209.8元擴大到2012年的16648.1元。

真實的城鄉收入差距絕不僅僅體現在以上數字上，如果考慮到城鄉居民在就業服務、基本養老、基本醫療衛生、住房保障、教育等社會福利上的巨大差異，則城鄉差距更令人觸目驚心。比如根據相關部門數據顯示，我國每千農業人口鄉鎮衛生院床位數僅為全國總水平的30%左右。城鄉居民公共衛生資源占有差異非常大，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近70%，而公共衛生資源不足全國總量的30%。

二、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對經濟的影響

（一）收入差距過大會影響到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能很多人會不認同這個觀點。因為中國在實行計劃經濟時期人們收入分配比較公平合理，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與高速增長相伴而來的則是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這看似證明了收入差距擴大與經濟增長之間并無顯著關系。事實上，這是由于計劃經濟時期，收入差距被政府人為壓低，在改革開放后，收入差距擴大部分是由于體制轉型造成的，因此收入擴大與經濟增長同步發生。但是在經濟轉型結束后，收入差距擴大往往是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比如法制不健全、稅收制度不夠完善。這種收入差距，會影響投資環境，進而影響到經濟發展。

（二）過大的城鄉差距不利于實現共同富裕。收入差距過大，就會導致社會上存在相當數量的絕對貧困人口，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尤其如此。脫貧速度與經濟增速正相關，與收入差距擴大速度呈負相關性。如果收入差距急劇擴大，那么經濟增長的相當一部分成果就會被富人所占有，這就會影響到先富帶動后富局面的形成，最終難以實現共同富裕。

（三）收入差距過大會導致經濟結構失衡。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從需求側看，經濟增長靠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三者要保持合理的比例關系，才有利于經濟保持持續健康增長，否則將會影響到經濟長期增長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嚴重依賴于投資和出口，內需不振，收入差距實際上就是消費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城鄉巨大的收入差距，使廣大農民的消費還是以必需品消費為主，精神消費和享受性消費缺位，不僅不利于消費增長，也影響到了消費結構的升級。

（四）收入差距擴大還會導致社會不穩定性因素增加。民不患寡而患不均，隨著社會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矛盾也會日益激化，如果收入擴大是由于社會不公尤其是官員尋租等腐敗問題造成的，那么社會矛盾甚至升級到社會**，進而影響到經濟建設。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就告誡說，兩極分化就代表改革失敗了。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收入差距擴大，導致社會動蕩，外資撤離，經濟長期停滯不前。

三、城鄉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分析

（一）歷史原因。我國農村人口眾多，又存在著人多地少的矛盾，導致大量農村勞動力隱性失業，農業生產效率低下，制約了農村收入的提高。其次，我國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與城市差距巨大，這就導致就業結構的差異，進而導致收入差距。而且，我國長期實行“重工輕農，重城輕鄉”的政策，比如實行工業品和農業品收購的“剪刀差”，人為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導致農民收入被剝奪，嚴重阻礙了農民收入的提高。人民公社制度和城鄉二元分隔的戶籍制度，也阻礙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這就形成了城市和農村這樣兩個互相封閉的系統，影響了農民獲得非農收入。最后，城市居民享受的社會福利制度顯著高于農村居民，這也導致了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

（二）收入分配體制的變化。改革開放后，我國的分配制度由按勞分配轉變為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將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充分調動一切生產要素的積極性。這就使個人收入不僅與勞動貢獻大小相關，還與個人生產要素的多少相關，這就拉大了收入差距。

（三）不合理的稅收制度。我國目前稅收收入主要以間接稅為主，直接稅比重只有30%左右。直接稅比重過低，導致階梯稅率對收入的調節作用大打折扣，農村居民購買商品或者服務所承擔的稅負與其收入相比，大大重于城市居民，這必然使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再加上我國對偷稅漏稅行為的打擊懲罰力度不足，導致一些人通過逃稅、漏稅手段獲取收入，這就使國家財富流失，也降低了國家再分配調節收入的能力。

（四）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立較晚，體制不夠完善，對農村的貧困人群不能起到很好的救濟作用，這就使他們生活改善程度有限。

四、解決城鄉收入差距過大的對策思考

城鄉收入差距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歷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現實方面的原因，要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必須采取系統的方法，而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調整城鄉資源配置方式，改變以往單純的對農村“輸血”的方式，而要更加注重對農村經濟“造血”功能的培養，促進集體經濟的發展，提高農民收入。

（一）繼續加大財政向農村傾斜的力度，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業抗風險能力。同時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力度，促進農業科研創新與加速農業科研推廣并舉。隨著農業現代化，科技進步日益成為農業發展的主要動力，發達國家科技對農業的貢獻率已達到70-80%。增加對農業科研的投入，對實現農業現代化具有重要的意義。政府還應鼓勵農民組建各種合作組織，克服小農經濟的各種劣勢，增強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二）構建平等競爭統一開放的就業機制。根據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分析，城鄉收入差距由擴大到縮小的拐點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畢的時候，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比如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聯系我國實際，截止到2013年，我國人均耕地降至1.52畝，不足世界人均水平一半。由于農產品供給缺乏彈性，農民很難單純通過農業增產來增加收入。要提高農民收入，必須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業人均生產率來實現。

然而我國勞動力市場具有分割性、不統一性、多層次性，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要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順利轉移，必須廢除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管理體制和對進城民工的歧視性政策，徹底消除城鄉壁壘，構建平等競爭統一開放的就業機制。讓農村勞動力與城鎮勞動力在同一平臺上公平競爭，敦促企業落實《勞動法》有關規定，保證同工同酬，嚴格打擊拖欠民工工資、損害民工合法利益的行為，切實加強對民工的法律保護。

（三）完善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能對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權力給予保障，是市場經濟的一道重要防護屏障，可以降低人們生活和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風險，增強人們的安全感。盡管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必須從我國世紀出發。從長遠看，應該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制。但目前我國城鄉經濟差距巨大，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只能循序漸進、分層次、分階段逐步推進。社會保障體系必須考慮我國國情，基于我國經濟承受能力和城鄉二元經濟的現實，目前城鄉采取統一的社保體系并不可能。在建立社保體系的時候必須充分發揮政府部門的作用，政府對建立社保體系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包括提供財政支持，提供利益主體相互關系，加強管理和監督的責任。政府要強化在公共服務方面的主體地位，加大對醫療衛生、保健等公共服務的投資和財政補貼。我國現階段應首先建立一種較低保障水平多層次廣覆蓋的多樣化社會保障體系。

（四）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促進城鄉教育公平。俗話說“要富口袋，先富腦袋”，可以說城鄉巨大的教育水平差距，是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根源。發展農村教育是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戰略極其關鍵的一步，只有提高農村居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才能促進農業現代化，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發展農村教育也有利于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要發展農村教育，首先要解決農村教育經費短缺的問題，這就得加大財政對教育支持力度，使農村義務教育投入責任由主要由農民承擔轉變為主要由政府財政承擔。農村教育還存在教育形式單

一、教育結構不合理的問題，農村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顯著滯后于基礎教育，這使得培養出來的大量人才與社會需求脫節，學生就業也難以保障，收入也難言樂觀。（作者單位：四川大學）

參考文獻：

[1]胡鞍鋼.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經濟評論，2010（8）.[2]陳景武.重視貧富分化警惕中等收入陷阱[J].中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2010（10）.[3]厲以寧.論城鄉二元體制改革[J].北京大學學報，2008（45）.[4]賈小玫，劉霞.農村人力資本投資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系研究[J]，經濟論壇，2005（9）.

第二篇：城鄉收入差距

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均大幅提高,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卻不斷擴大。本文綜述了造成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及縮小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對策。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綜述

改革開放后,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57∶1。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農民收入開始增長,與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開始縮小, 1983年縮小到1.82∶1。此后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1994的2.56∶1,擴大到2003年的3.24∶1,至2008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已經超過3.36∶1,絕對差距超過萬元。

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1.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

歷史上我國存在的城鄉二元的經濟結構決定了城鄉居民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巨大差異,但實行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加劇了城鄉發展的不同步,是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主要原因。建國以來,我國實行的是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使得工業發展迅速并快速積累,農業發展緩慢且不穩定,農民收入長期增長緩慢,非均衡發展,從而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另一方面,由于實行城市和農村兩種戶籍制度,造成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和城市勞動力市場對農民的封閉,加固了城鄉二元結構的格局。城鄉兩種戶籍制度的長期存在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自由流動,農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業機會、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并且農民進城務工也會面臨很多障礙,這種種因素都把農村勞動力長期禁錮于農村和農業,使農民的非農收入減少,這在客觀上也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長,促使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

2.體制改革

(1)1978年,我國由農村開始進行體制改革,1985年面向城市進行改革。體制改革給經濟注入了活力,使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在改革過程中,農村居民內部和城鎮居民內部的個人收入增長都是不平衡的,城鄉改革不平衡加劇了城鄉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因此,改革本身帶來了收入差距的擴大。

(2)體制改革的另一個負面后果是產生各種壟斷行為以及通過壟斷行為獲得暴利的尋租活動。在我國,郵電、金融、保險等行業享受國家投資和占有公有資源等便利條件,實行壟斷經營,形成壟斷收入,壟斷行業的收入持續快速增長,職工的工資收入以及各種福利比非壟斷性行業要高。而且雙軌制的(二)制度缺陷

1.分配制度

在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新的分配機制下,按照投入生產的要素的貢獻來分配收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擁有要素的數量、質量不同而獲得不同的收入。這對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鄉空間地域在市場化等方面的顯著差異,城鎮居民從中受益較多而農村居民從中受益不大,結果在客觀上也起到了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稅收制度

我國實行的是個人所得稅稅制,目前稅制不規范,個人所得稅難以發揮調節社會貧富差距的作用。首先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過低,只能使得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更低,而對高收入階層影響很小,這導致稅收調節的低效應,城鄉居民之間承擔的稅負不均。此外,我國稅收管理薄弱,依法治稅水平不高,對地下稅、黑色稅收打擊乏力,對于個人所得稅的征管嚴重不到位等都使稅收在居民收入差距產生后沒有發揮應有的效果。

3.社會保障制度

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覆蓋面低。迄今為止,我國農村仍未能建立一套象城市那樣的社會保障體系,而且養老保險方面,絕大多數農民基本上還都是通過家庭自保來實現保障的。此外,進城農民工的合法權利無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難以納入城鎮社會保險體系;失地農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沒有系統的解決辦法。因此,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國不斷拉大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加劇。

4.監督制度

我國監督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相對滯后,許多非市場因素在發揮作用,導致各種違法行為、非法獲取暴利的活動以及尋租行為的出現,形成非法收入。這些非法收入,破壞了正常的分配關系, 這也成為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實施,為某些尋租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轉貼于 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studa jijuefangfa 除了從宏觀上調節農產品的價格水平之外，除了從政策上努力減輕農民的負擔之外，對農村影響最為巨大的變革莫過于稅費體制改革。在許多農業大省，稅費改革的步子邁得很大，鄉鎮合并的力度前所未有，很多吃財政飯的閑散人員不得不自謀出路，“當干部”已經不再是令人羨慕的營生，農民的不合理支出有了明顯的減輕，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以上這些改革措施并沒有在實質上增加農民的收入。

三、縮小我國城鄉差距，實現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對策

（一）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由于我國采取了城市偏向的非均衡發展戰略，通過工農業價格剪刀差的廉價土地征用等手段，農村無償支持了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當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在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階段中，就要相應采取“工業反哺農業，以城市支持農村”的政策，建立城鄉互動的協調機制。工業應該為農業的發展多做奉獻，城市亦應該幫助農村快速發展起來。

（二）改革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及戶籍制度，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自由流動。要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必須從根本改變目前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構建城鄉協調發展的城鄉產業體系。改造傳統農業結構，提高農業科技含量和農業現代化水平，提高農民素質，以集約化、規模化為目標，實現農業產業化，提高農民收入。

取消戶籍制度，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現在的戶籍制度是城鄉發展的壁壘，要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必須全面改革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加快建立靈活創新的戶籍制度。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區分，按常住人口和暫住戶口進行戶籍登記，對在城市有固定收入、固定職業、工作并居住在城市若干年的居民，應允許其轉為正式戶口，成為真正的城市居民。

（三）完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建立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制度。由于我國長期分割的二元社會保障制度的存在，廣大農村勞動者未被納入社會保障制度的范圍之內，這不利于市場經濟發展和勞動制度改革，也阻礙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序轉移。為縮小城鄉之間差距，應改革和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擴大社會保障面，逐步建立農民與市民、各種所有制職工平等一致、覆蓋全社會的包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

縮小行業收入差別，關鍵在于抑制部分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其主要途徑有：降低壟斷行業的準入門檻，積極引入市場競爭；依據全社會平均收入水平，對壟斷行業的收入和福利總額制定適當上限；對壟斷利潤征收更高比例的稅收。

縮小城鄉收入差別，當務之急是推進戶籍制度及相關改革。一是積極清理和取消針對農民工流動和就業的歧視性規定與不合理限制，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二是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著力改善城市中農民工子女的就學條件；三是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四是貫徹落實中央各種反哺農業、農村、農民的政策措施。

消除或取締非法非正常收入，關鍵在于繼續推進制度改革和體制創新。這包括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推進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的改革等。（南開大學陳宗勝 武鵬）

其一，收入差距過大引發低收入群體心理失衡，影響社會穩定。社會成員身心和諧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前提。收入差距過大影響低收入群體身心和諧，使之心理失衡。這突出表現為低收入群體“相對剝奪感”顯化。“相對剝奪感”是一種不平衡的心理狀態或心理感受。這種心理狀態或心理感受來自對自身利益損失的判斷和評價，是社會比較的結果。在社會比較中，某個體或群體將自己的利益得失與作為參照物的其他個體或群體進行比較，若認為自己本應得到的而未能得到，“相對剝奪感”便油然而生。在現實中，收入差距過大是產生“相對剝奪感”的重要原因。“相對剝奪感”的強度與收入差距呈正相關。收入差距越大，低收入群體的“相對剝奪感”就越發強烈。如果收入差距過大，使低收入群體的某些人心理承受能力達到乃至超過極限，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就有可能導致各種極端行為發生，影響著社會穩定。

其二，收入差距過大引發貧富階層的利益沖突，影響社會穩定。“在復雜的社會中，財富的分配顯然是利益沖突的最重要根源。”在我國現實中的利益沖突主要是由于收入差距過大導致社會結構不合理而產生的。在一個社會系統中，收入差距狀況決定著社會的分層，進而決定著社會結構的類型。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狀況造成的社會結構是高低兩層明顯的分層結構。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的一份調查顯示，我國最貧困的20%家庭收入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卻占社會收入的50.24%。收入差距的擴大逐年累積起來就形成了財產差距的不斷擴大。收入最高的10%家庭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僅維持在1%上下。由于財產性收入的增幅較大，財產差距的擴大又進一步加劇收入差距。這種高低兩層明顯的分層結構是一種不穩定的社會結構。在這種社會結構的上端，是擁有大量財富的社會強勢群體，其包括經濟精英、文化精英等；另一端則是人口龐大的弱勢群體，其包括大多數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待業、失業人員。處于這兩極的社會群體都缺乏安全感。弱勢群體的不安全感來自醫療、住房和教育改革后的基本生存威脅；強勢群體的不安全感來自快速膨脹的財產。這兩個群體之間巨大的利益反差必然形成利益沖突。由于非法高收入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某些低收入者對非法高收入者的不滿漸漸掩蓋了對合法高收入者的認同，往往把高收入者的致富不加分析地與通過不正當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致富相提并論，于是滋生了對高收入者的仇視心理，由此而產生了一系列針對富人的惡性犯罪案件。由于收入差距過大而引發的利益沖突的不斷加劇影響著社會穩定。

回答人的補充 2009-07-02 15:39 其三，收入差距過大引發人口流動失序，影響社會穩定。收入差距過大引發人口流動失序，這是影響社會秩序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使全國人民普遍受益，但受益的程度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收入差距過大就是這種差異的具體體現。收入差距過大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二是地區收入差距過大。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相比，1980年為2.5倍，2004年為3.2倍。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之間各省份平均的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為1.3倍，2004年為1.5倍；農村人均純收入之比，1980年為1.2倍，2004年為1.9倍。(陳晴曄：《我國現階段收入差距問題研究綜述》，《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2007年第5期)農村中的低收入人口、貧困地區的人口出自對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形成了不斷向經濟發達地區尤其是向大城市流動的態勢。據2002年外來人口動態監測調查顯示，北京市外來人口總量高達386.6萬人，其中有200—300萬人集中在中心地帶。(黃建鋼等：《社會穩定問題研究》，紅旗出版社，2005年）這些流動人口的吃飯、住房、就業、子女教育等給城市管理帶來巨大壓力，從而給社會秩序帶來隱患。同時，由于人口流動的非理性化程度急劇上升，人口流動的盲目性、隨意性不斷增加。很多流動人口沒有明確的目標，而是持有“走著瞧”、“試著看”的態度。這樣，流動人口便從與流出地的不適應演變為與流入地的不適應。他們與流出地的不適應，指流出地無法滿足其生活需要。他們與流入地的不適應，指其素質和能力都無法適應新的環境。這些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過70％。他們普遍缺乏勞動技能，而又法紀觀念淡薄。當通過正當途徑難以謀生時，他們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便鋌而走險，走上危害社會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從而成為社會秩序的一大隱患。由于收入差距過大而引發的人口流動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秩序。這兩個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社會穩定。回答人的補充 2009-07-02 15:49 其四，收入差距過大引發教育失衡，影響社會穩定。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權力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前提。教育不平等意味著一部分社會成員失去接受教育的權力和機會。這是由于收入差距過大而造成的。接受教育的程度與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投入越多，接受教育的機會越多，接受教育的條件越優越；收入水平越低，教育投入越少，接受教育的機會越少，接受教育的條件越差。據統計，學習費用占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對城鎮家庭來說，這一比重在56%左右；而對農村家庭來說，這一比重高達164.6%。這一平均水平對于高收入家庭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其實際支出遠遠高于這一水平。其子女不僅在國內可以接受較好的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有的還可到發達國家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這一平均水平對于農村低收入家庭則不堪重負。據200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按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標準低于693元測算，年末農村貧困人口為2148萬人，按低收入人口標準694—958元測算，年末農村低收入人口為3550萬人。這部分人口的收入大都用于基本生活消費，用于教育的投入很少。這導致了農村受教育程度較低。據有關資料反映，學齡兒童入學率，城市為99%，農村為80%左右，邊遠山區只有50%；小學畢業升學率城鎮已基本普及，農村卻平均只有59%左右；初中畢業升學率城鎮為69%，農村只有10%。農村勞動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為8.46%，具有小學及小學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為47.62%。收入差距過大在造成部分勞動者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同時，減少、延緩乃至取消了這部分勞動者對文化教育、技能學習等方面的需求，使一部分低收入者失去了人力資本投入和積累的能力。這既限制了他們經濟行為的自由，也剝奪了他們的發展需求和發展機會，被排斥在主流經濟和社會生活之外。如果這部分人的境況得不到關照和改善，積壓在他們心里的失落感、危機感必然會以各種形式發泄出來。由于收入差距過大引發教育失衡而導致的各種形式的發泄，都影響著社會穩定。

回答人的補充 2009-07-02 15:56 其五，收入差距過大引發民族矛盾，影響社會穩定。我國是多民族國家，民族團結、共同繁榮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然而，由于歷史和自然條件等原因，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普遍比較落后，收入水平與發達地區有很大的差距。這已經成為引發民族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全國有50個少數民族聚居在西部地區，占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75%。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大部分處于環境脆弱的石山區、高原區、偏遠荒漠區或冰川區，發展經濟的困難是多方面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全區3/4的地區都是干旱少雨、風沙侵蝕嚴重的山地、丘陵、臺地及沙漠。由于自然條件惡劣，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較低。2003年其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942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7%，比上海低8338元，只有上海的44%；其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579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80%，比上海低4611元，只有上海的31%。青海東部的大通、民和、化隆、循化、互助五個民族自治縣2003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2556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0%，比上海低8952元，只有上海的40%；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369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48%，比上海低5401元，只有上海的19%。過大的收入差距壓抑了少數民族社會主義積極性，削弱了民族團結的凝聚力，引發了民族矛盾。我國的陸地邊境線85%在西部。一些少數民族與境外同一民族相鄰而居。多年來，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這些地區的民族和宗教問題搞滲透和分裂活動。如果與發達地區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不能盡快改善，那里的少數民族在長期落后的基礎上必然會產生離心力。這直接影響著邊疆的鞏固和社會的穩定。弱化收入差距過大與社會穩定的負相關，關鍵是縮小過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要抑制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擴大。其一，“提低”，即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其二，“調高”，即調節高收入群體的過高收入。其三，“打非”，即打擊牟取非正當收入的行為，其包括取締非法收入、消除灰色收入。其四，“保困”，即保障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第三篇：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原因及思考

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原因及思考

摘 要:一個地區存在著收入差距是經濟發展的必要產物,是客觀存在的,而且一定范圍內的收入差距的意義是積極的。但當收入差距比較大時,就會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造成危害。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比較大,而城鄉收入差距是決定整體收入差距的第一位的因素。因此分析城鄉收入差距的原因,同時對當前存在的問題提出針對性的對策就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收入差距;二元結構

1、我國收入差距的現狀

1.1收入差距不斷拉大

一般情況下,主要用人均收入差異和基尼系數來描述區域或國家間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水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幣上升到2007年的18268元人民幣,與此同時,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43.3元上升到13786元,增加了13442.7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山1978年的133.6元增長到2007年的4140元,增長了4006.4元。從城鄉收入比發生的變化來看,城鄉居民的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上升到了2007年的3.33。從收入的增加量來看,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加量是農村居民收入增加量的3.35倍。

根據國際上的理論,當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人均GDP為800~1000美元時,合理的城鄉之間的收入比為1.7,而當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人均GDP為1500元時,城鄉收入差距會自然下降。但與之相悖的情況是,截止到2003年,我國的人均GDP已經超過了1000美元,而當時的城鄉收入差距已經達到了3.23,截至到目前,我國居民的人均GDP已經超過了3000美元,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并沒有下降,反而還有擴大的趨勢。

1.2基尼系數不斷提高

基尼系數是意大利的經濟學家1922年出的。目前是國際上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其經濟意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數的值只能介于0～1之間。按照國際慣例,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此外,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據我國學者研究分析表明:全國城鄉整體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不斷攀升,從1980年為0.33上升到1999年為0.397,到2000年該系數已經超過了0.4,達到0.417,截至2007年,該指標已經達到了0.454,已經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警戒線。

2、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目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異常嚴峻,但很長時期以來,學界認為可以用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的“倒U假說”理論來解釋中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原因。“倒U假說”理論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庫茲涅茨在1955年發表的《經濟發展與收入不平等》一文中提出的,他提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趨勢可以假設為:在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經濟增長早期階段迅速擴大,而后是短暫的穩定,最后在增長的后期階段逐漸縮小。而通過分析我國的收入差距的階段劃分來看,我國的收入分配呈現出了縮小一擴大一縮小一擴大這樣的一個過程,和該理論是相違背的,說明我國目前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無法單純的用經濟增長來解釋,它還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2.1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

我國是典型的二元經濟國家,主要表現在:農村長期以來依舊保持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而城市卻是發展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嚴重妨礙著城鄉之間物質、信息、技術、生產要素等的合理流動。尤其表現為戶籍制度,自1985年以來,我國一直實行著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該制度明確將城鄉居民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類,規定“農業戶口”的居民必須經過政府主管部門的批準才能遷入城市。戶籍制度將農村人口限制在了農村,使得城鄉居民的競爭起點不公平,沒有給予農村居民以“平等國民待遇”。雖然近年來戶籍限制有所淡化,但固有的城鄉分化的經濟格局并未根本改變,進城工人的身份、地位始終無法與城市居民相及。近幾年來,隨著農民工大量的涌入市場,歧視農民的二元社會結構依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動,當前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問題成為了戶籍制度的爭論點之一,如果農民工的子女在城市不能接受公平的教育,這將又會強化二元經濟的作用。

2.2“剪刀差”的作用

二元經濟發展的典型特征就是將農業積累向工業領域進行轉移,從農村汲取資金,將農業剩余轉化為工業利潤,再在把工業利潤轉化為財政收入,主要就是通過工農產品的“剪刀差”的形式來實現的。發展中國家先發展工業,再由農業向工業提供資金是一種普遍性的做法。其原則表現為:農業向工業提供的資金必須適度,不能影響農業的后續發展。顯然在當時我國農業發展水平比較低的條件下,過大的工農“剪刀差”削弱了農業發展所需資金積累的能力,導致了農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速度緩慢,進而導致農村消費市場的萎縮,在經濟上固化了城鄉之間的二元狀態。進入市場經濟發展的新階段之后,由于現代消費水平的沖擊,尤其是醫療和教育,這兩項的支出往往是造成農民返貧的導火線。不僅如此,近些年來,在外打工的農民工的工資增長緩慢,辛苦得來的薪水還會被扣除或者拖欠,這種新時期的“剪刀差”又加劇了城鄉收入的差距。

2.3受教育程度的差異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人力資本已經取代物質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人力資本是對勞動力投資的結果,即教育的結果。實踐證明,受教育水平程度和收入水平呈正比關系,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越高。勞動力素質較高者能夠為社會能提供更多的貢獻,從而獲得的高收入。人力資本還表現在:受教育程度越高,所處的等級越高,他們掌握的技術水平也就越高,就越不容易被替代,得到的收入也就越高。據測算,受教育程度可以解釋城鄉收入差距的40%。在我國,農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他們所掌握的科學技術水平較低,在農村表現為從事固有的農業經濟,而在城市主要表現為從事建筑業、服務業等工作,此類工作簡單,被替代的可能性極高。

2.4社會保障制度的嚴重缺失

養老、醫療和失業等社會保險和社會救濟援助系統等社會保障制度的構建是減少收入差距的最有效的途徑之一。但是在我國,社會保障在城鄉間存在著巨大差異。就目前而言,有兩億左右的農民脫離了農業乃至農村,成為臨時或永久性的非農產業和城市的從業人員。這些農民從事的行業以建筑業、工商及服務性行業為主,在市場經濟激烈的競爭環境下,時刻面臨著失業的風險,而工業、建筑業等行業的從業者還面臨著工傷和職業病的風險等。這種伴隨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的現代風險結構明顯有別于傳統的、與小農經濟相適應的自然風險,因而傳統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形式就難以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了。但是,我國目前的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卻始終將農民工拒之門外,使農民不能平等分享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成果。此外,因身份與等級的差異形成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極不平等的格局,直接損害了社會保障的公平與公正,強化了二元戶籍制度。損害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更是加劇了城鄉收入差距。

3、縮小收入差距的對策

3.1破除城鄉二元結構。

從總體上講,我國已經進入了以工促農、工業反哺農業的發展階段,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是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關鍵。只有適應農村改革發展新形勢,才能真正促進農村居民的可持續增收,緩解城鄉差距的擴大,實現城鄉居民在更高水平上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與此同時迫切需要進行戶籍制度改革,使農村人口遷移到城市后,在就業、社會保障、獲得公共服務等方面能夠享受與城市居民同樣的權利,在一切需要的資源上,都可以通過平等的與城市居民競爭獲得,而不是靠戶口所給予的“特殊身份”得到。

3.2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投入

首先,要推進農村稅費制度改革、改進糧食補貼方式、并建立政府指導下形成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機制。糧食直補的效應表明:國家對農業、農村、農民直接支持、補貼的效果遠遠大于間接投入的效果。其次,加大財政的投資力度,大力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的水利工程、電力設施、道路交通。最后,放寬農民貸款政策,對于有發展前景的項目給予更多的優惠和幫助。鑒于目前農村的信用制度缺失,因此要加大對農村信用體系的改革,努力提高農村金融行業的信用度,為農民的創業增收提供良好的融資環境。此外,還要充分利用農村的有利條件,比如自然風光、當地特色文化等,開發農村創收產業,發展旅游業,并在技術上給予支持,從而增加農民收入。

3.3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

中國農村人口眾多,如果農村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提高了,將會成為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因此提高農村人口素質是縮小城鄉差距的根本所在。近年來,勞務輸出和特色優勢農業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逐年增加,特別是勞務輸出產業對增加中低收入的農民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后應當本著城鄉統籌發展、以工促農的原則,加大勞動技能培訓力度,提高勞務輸出人員素質和能力,增強就業能力,提高工資性收入在總收入中的貢獻。同時要鼓勵大中專院校學校的畢業生到農村服務,加強對他們的補貼,為發展現代農業提供強有力的人才保障。

3.4建立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低收入群體和弱勢人群的扶助力度。在保證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前提下,政府應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投資力度,將一定比重的資金投入到農村地區的基礎教育、衛生保健和救濟扶持上,尤其在解決一些貧困地區低教育狀況、增強貧困者自身發展能力上,政府要直接干預并輔之以有效的政策措施,在漸進式的改革中,最終實現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

4、結語

統籌城鄉發展、構建和諧社會是現階段的主題詞之一。雖然目前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較大,但是,目前已經開始了一些嘗試性的改革,比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這項制度的建立在幫助農民抵御重大疾病風險,減輕農民醫療負擔,防止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由來已久,城鄉和諧發展的道路任重道遠,目前需要做的就是要加大對農業、農村教育的投入,加大對農業的補貼、改革傳統的戶籍制度以及構建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為統籌城鄉發展邁開堅實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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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城鄉收入差距

統計局：去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降至3.13:1 本報訊（記者蔣彥鑫 沈瑋青）近20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緩步擴大。但去年和前年相比，收入差距小幅降低，從3.23:1降為3.13:1。國家統計局表示，根據對全國31個省份7.4萬戶農村居民家庭和6.6萬戶城鎮居民家庭的抽樣調查，得出相關數據。

城鎮居民人均近2.4萬元

數據顯示，去年農村居民收入方面，人均純收入為6977元，比上年增加1058元，增長17.9%。剔除價格因素影響，實際增長11.4%，增速同比提高0.5%。

同時，去年城鎮居民人均總收入23979元，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上年增加2701元，增長14.1%。剔除價格因素影響，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8.4%，增速同比提高0.6%。

數據對比，去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3.13：1，2010年該收入比為3.23: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了一些。

縱觀1978年至2011年的數據，1982-1984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小，但2003年達到高點，一直到2008年維持較為穩定的局面；2009年開始緩步縮小。

農民收入中位數6194元

前幾日，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發布去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時提到，將在近日發布收入中位數。昨日，這項數據得以發布。

去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位數為6194元，比上年增加995元，增長19.1%。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位數比人均純收入低783元，但增速高1.2個百分點。

國家統計局表示，2011年大多數農村居民收入增速較快，但棉花、土豆等部分農產品價格急跌也造成部分農戶減收，甚至虧損，拉低了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

城鎮居民方面，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19118元，比上年增加2279元，增長13.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比人均可支配收入低2692元，增速低0.6個百分點。

主要是受最低工資標準、城鎮居民基本養老金和離退休金以及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提高影響，城鎮低收入戶收入增速較高；同時高收入戶也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所以中等收入戶增速相對較慢。

■ 釋疑

何為人均收入中位數？

國家統計局表示，人均收入中位數是指將所有調查戶按人均收入水平從低到高順序排列，處于最中間位置的調查戶的人均收入。這意味著，還有一半的人收入位于中位數以下。

公布中位數有何意義？國家統計局表示，由于調查的部分對象收入很高，此前公布的人均收入有可能會被高收入群體拉高，不能完全真實地反映部分人員收入情況；但中位數的公布，則更能反映出中低收入者的情況。

第五篇：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原因及對策思考

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原因及對策思考

摘要：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有一定程度的擴大。造成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擴大表面上是由于農民收入增長低于城鎮居民，實際上，造成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和經濟原因。本文試圖整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過程，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進行分析，且找出縮小差距的具體方法。

關鍵詞：城鄉收入差距；對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綜合國力明顯增強。但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經濟社會發展中還存在一些不穩定因素，尤其是在收入分配領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快速擴大，嚴重影響經濟健康發展與和諧社會構建。農民收入長期上不去，不僅影響農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響糧食生產和農產品供給；不僅制約農村經濟發展，而且制約整個國民經濟增長。因此，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勢在必行。

1.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現狀及變化過程

目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呈現的趨勢是：城鎮居民收入增速快于農村，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根據國家統計局已經公布的數據，2010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9109.4元，農村人均純收入為5919元，城鄉居民收入之比擴大到3.23:1；2011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09.78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29元，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13:1，絕對差距達到14832.49元，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從下表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城鄉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

表1 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表

年份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元）133.6 160.2 191.3 223.4 270.1 309.8 355.3 397.6 423.8 462.6 544.9 601.5 686.31 708.6 784 921.6 1221 1577.74

343.4 405 477.6 500.4 535.3 564.6 652.1 739.1 900.9 1002.1 1180.2 1373.9 1510.16 1700.6 2026.6 2577.4 3496.2 4282.95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1926.1 2090.1 2162 2210.3 2253.42 2366.4 2475.6 2622.2 2936.4 3254.93 3587.04 4140.36 4760.62 5153.2 5919 6977.29

4838.9 5160.3 5425.1 5854 6279.98 6859.6 7702.8 8472.2 9421.6 10493 11759.5 13785.81 15780.76 17174.7 19109.4 21809.78 從表中可以看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表現為：在改革開放之初相對較大——逐漸縮小——幾句拉大的差異特征，即居民收入差距經過了一個倒V字形過程。這一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年至1984年，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漸縮小。這一階段是在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居民收入增長較快，城鎮居民收入相當于農村居民收入的倍數從1978年的2.57倍逐步下降到1983年的1.82倍。這是由于我國的經濟改革率先在農村進行推進，國家對農業和農產品收購采取了一系列發展政策。1983年中央1號文件指出，要對人民公社體制進行改革，一是實行生產責任制，特別是聯產承包制；二是實行政社分開。至此，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由改革試點向全國推廣。相對而言，城市的市場化改革進程較農村滯后，計劃經濟的分配模式并未有根本改變。因此，在80年代初期，城市居民收入多元化特征并不明顯。

第二階段：1985年至2000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漸拉大。在此期間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緩慢，而城鄉居民收入比則不斷攀升。1994年，城鎮居民一年所得收入相當于農村居民一年所得收入的2.86倍；其后，城鄉居民收入之比除了個別年份（1996、1998）相比較低外，其余幾年基本上徘徊在2.7~2.9倍的區域內。

第三階段：2001年至今，城鄉收入差距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隨著城市改革的逐步推開和不斷深入，城鄉收入絕對差距由2001年的4493.2元上漲至2011年的14832.49元，收入比也由2.90倍上升至3.13倍。由此可以看出，近些年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有逐漸擴大的趨勢。

2.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表面上看，是由于農民收入增長低于城鎮居民，實際上城鄉收入差距的形成是與經濟發展、體制改革、政府政策等因素分不開的。歸納起來主要是經濟和政治原因。

2.1 經濟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不合理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不合理的農業內部結構、財政政策的不平衡及緩慢的城市化進程。

一是不合理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導致了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我國城鄉二元對比系數遠遠低于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城市和農村通過各種資源的交換，共同構成完整的國家社會經濟體系，而二元經濟結構切斷了城鄉聯系，使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嚴重背離，這種背離使二元結構僵硬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受到限制，制約農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民收入和消費水平減少，農村市場發展受到制約。

二是城市化進程緩慢。我國城市化進程很緩慢，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目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致使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效益遞減，勞動生產力不斷下降。我國目前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渠道是鄉鎮企業，城市化緩慢不利于鄉鎮企業的發展。同時，鄉鎮企業布局分散，其固有的社區性限制了勞動力的流動，扭曲了勞動力價格，降低了勞動力需求量，阻止了就業規模的擴大，反過來也制約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三是落后的農村科技導致農業內部結構不合理。農戶比較利益偏低，農業收入水平低，制約了農戶對農業科技成果的有效需求，抑制了農戶采用先進技術的積極性，導致農業內部結構不合理。不能充分利用農業科技，改造傳統農業，提高土地利用率，改善農業生產結構，促進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提高農業資源的轉化率，促進農戶增產增收，是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經濟原因。

四是不平衡的財政政策擴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財政支農支出增長緩慢，其比重一直很低，不利于農業可持續發展。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缺乏農村公共衛生體系和保險體系等重要保障機制。城鄉稅制不統一，加重了農民負擔。政府對教育的投資不均衡，從人力資源的源頭上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2.2 政治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二元戶籍制度、過度集權的行政體制、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及非明晰化的農地產權制度。

一是二元戶籍制度是城鄉居民收人分配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在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的安排下,農民還享受不到平等的國民待遇,他們在盡到自己公民義務的同時卻沒能享受到應有的權利,使中國在社會事實上有兩個不同身份的階層，因此造成了社會結構的分裂和平行運行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正是這種二元經濟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使農民回復到不開放的生存狀態,造成農村的愚昧與貧困,限制了農村的發展;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城市的流動和轉移,延緩了我國城市化的進程;進一步拉大了城鄉差距,阻礙了我國統一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孕育和發展。

二是我國農村基層政權發揮的作用很不理想。對于農村基層政府來說,上級政府的政治支持使其產生的效用權重大,農民支持的權重很小,行政制度上的過度集權,致使基層領導人行為的外部性。在很多集體經濟薄弱的農村,基層組織缺乏凝聚力和整合力,管理能力和帶頭作用很差,出現了一定的空缺地帶,鄉鎮機構部分喪失了其在政府決策中的應有作用。

三是國家的不平衡發展戰略影響農民收人水平提高。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是不顧資源約束而實行的趕超戰略,導致工農業比例嚴重失調,城市化進程受阻。在當時資源相對稀缺的特定環境中,通過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和統購統派形式,為重工業發展提供國家資本原始積累,農業的發展處于被抑制和停滯狀態。重工業高積累的成本很大部分被轉移到了農業等傳統經濟部門,農民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奉獻了原始積累,放棄了最基本的應得收人。

四是現行土地產權制度是城鄉居民收人分配差距的重要成因。現在的土地產權制度是農民利益在政府強權下受損的重要因素,現行的土地產權制度造成了農戶生產的短期化傾向,聯產承包責任制下非明晰化的土地產權制度,降低了農戶經營主體對土地及其它生產要素的長期關切度及對土地維護、投人的責任心,造成農戶生產行為的短期化傾向。土地經營規模過于狹小和分散,不利于土地區域性種植、機械化耕作和集約經營,降低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商品率,從根本上制約了農民收人的增長。

3.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對策研究 縮小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總體思路是：以增加農民收入和保障農民民主權利為目的，推進市場化改革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在國民經濟總體協調發展中解決城鄉收入分配差距問題。

3.1 廢除二元戶籍制度。二元戶籍制度是導致城鄉居民收人分配差距的重要制度因素。現行的戶籍制度存在很多弊端,農民受到不公平待遇,農民的利益嚴重受損;城鄉分割,不利于農民素質的提高,限制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阻礙了我國城鎮化的進程。因此,為了更好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縮小城鄉居民收人差距,必須正確對待并深人改革現行戶籍制度,采取國家依法規范、社會市場調節、個人自主選擇相結合的方式,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制度,逐步實行公民遷徙自由。

3.2 加快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農民的轉移支付力度，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擴大城鄉社會保障覆蓋面；建立多層次多形式的社會保障；廣開社會保障費用渠道；改革社會保障管理方式；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使之法制化。完善和強化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切實保障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需要，應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和資金來源，在目前財政困難的情況下，應盡快開征社會保障稅，以穩定資金來源。使失業者退休者殘疾者和低收入者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保持社會、經濟、生活的穩定。

3.3 加快給農民“減負”與“剪縛”（取消其制度束縛），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中國農民收入分配低下的直接原因在“重負”，根本原因在“重縛”（多種不公平制度政策束縛）。必須盡快大刀闊斧地精簡鄉村機構，大大減少農民供養的人員。幫助農民成立各種群眾組織以適應市場和維權。加快取消束縛農民多年的戶籍、教育、就業、醫療、社會保障等不公平制度和剪刀差政策等，實行平等的統一的城鄉制度和政策。從國家全局出發，從各個地區自身的實際情況出發，發展各自的優勢農業，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

3.4 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促進勞動力要素合理流動；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實行城鄉同步發展戰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3.5 加快稅法建設，優化稅制結構，加大調節高收入力度在建立健全個人收入透明的核算體系（設立個人收入賬戶實行儲蓄實名制、個人信用實碼制和計算機聯網查詢系統等）基礎上，借鑒西方，建立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輔之以遺產稅等覆蓋個人收入全過程的稅式調節體系；建立健全個人收入實現環節的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稅；個人收入使用環節的特別消費稅；個人收入積聚環節的財產稅和不動產稅；個人收入轉讓環節的遺產稅和贈與稅等。提高起征點，實行累進稅率，加強稅收征管。

3.6 加快法律制度建設，加大取締、杜絕非法收入力度。非法收入對基尼系數貢獻率在0.07~0.1之間，是社會最不滿意的丑惡現象之一。務必盡快頒布嚴法予以嚴懲，建立新制予以根治。根據中國歷史和國外經驗，某種犯罪長期蔓延須出臺嚴法予以嚴懲的做法，頒布嚴厲的反腐敗法，嚴懲非法收入不受時間空間限制法舉報非法收入重獎法，審理非法收入案黨政機關不得干預法等法律體系。加快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引入競爭機制，轉變政府職能，杜絕以黨代政，以黨代法，加強行政監督，堵塞權錢交易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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