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深化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最終版）

深化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 建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用工分配機制

深化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要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以人為本為核心，堅持依法管理、市場取向、公平公正、平穩推進的原則，全面提升人力資源管理的有效性，充分整合和激活企業人力資源，實現分局用工分配的科學化、規范化和制度化。

一、指導思想與目標任務

指導思想：緊緊圍繞集團公司發展戰略，堅持科學發展觀和科學人才觀，堅持“以人為本”，遵循和運用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理念和技術，以人力資源戰略規劃為導向，以人力資源能力建設為核心，以優化人力資源結構為主線，以職工和企業共同發展為動力，加強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深化用工制度與分配制度改革，為實現集團公司良性循環發展提供堅強的人力資源保障。

目標任務：實現人力資源“規模適當、結構合理、機制創新、素質優良、管理規范、環境優化”目標。即人力資源供給與公司發展需求基本適應，人力資源配置科學、合理；用人機制靈活多樣，職工進出通道暢通；分配機制合理，績效管理取得成效，職工激勵充分有效；培訓開發效能實用，實施職工職業生涯管理，職工整體素質明顯提高；用人與分配體制、機制、制度改革取得新進展；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理

念基本確立，人才成長的環境進一步優化，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步入良性循環發展軌道。

二、加強人力資源規劃，強化職工動態管理

1、編制、實施企業人力資源規劃。結合集團公司發展戰略，科學、準確地預測人力資源需求與供給情況，制定未來五年的人力資源戰略規劃，按照制定、執行、監控和評估工作流程，實現人力資源規劃目標。

2、嚴格用人計劃審批制度。各單位根據集團公司及本單位人力資源規劃的總體要求，分析生產、營銷、管理等各類崗位的人員需求，結合本單位實際用人狀況，編制年度職工引入計劃及待崗培訓計劃，并上報集團公司。集團公司研究、確定年度各類職工引入總量及待崗培訓數量，各單位嚴格按集團公司審批下達的計劃組織實施。

3、完善勞動合同條款。結合職工工作崗位，對勞動合同約定解除條款內容進行細化，充分發揮勞動合同在安全生產、崗位技能和職業規范方面對職工的約束作用。

4、定期組織職工競聘上崗。按照“雙向選擇、公平競爭、擇優聘用”的原則，結合企業組織機構和崗位設置方案的調整，每隔三到四年組織一輪全員、全方位的競聘上崗工作。每輪競聘上崗的職工流動率累計應保持在一定比例，保持企業內部各類人員的適度、合理流動，促進企業人力資源配置的優化調整。

5、多形式、多渠道、多層次引入高素質職工。進一步拓寬職工引入渠道，加強對專業技術人才的引進，把好引入質量關。

三、推進全員績效管理，建立合理的薪酬分配體系

1、推行以目標為導向的績效管理。根據集團公司發展戰略和總體目標，按照自上而下、層層分解的原則，逐級提煉出各級組織和全體職工的關鍵業績指標及關鍵行為指標，形成績效管理指標體系，并按照規定程序，逐級下達到每一級組織和職工，同時制訂相應的績效管理制度和具體實施辦法，科學客觀地對職工進行績效考評。建立完善的績效輔導機制，對發現的問題要及時以日常溝通和績效面談等方式糾正偏差，實現組織與職工的績效提升。

2、加強對績效考評結果的應用。將績效考核結果作為職工工資分配、崗位調整、教育培訓和職業發展等方面的科學依據。

3、調整職工工資收入分配結構，堅持“以崗定薪，崗變薪變”的原則，以用工性質和崗位為依據，逐年穩步提升崗位工資，公平合理定薪，體現政策的連續性。以崗位管理為依據，加大績效工資分配比例，明確績效分配考核要素，根據工作責任、技術含量、工作量、地區差異等因素設置績效工資系數，使工資分配向優秀人才、關鍵崗位、生產營銷一線和邊遠地區傾斜。

4、加強對工資收入的規范管理。按照“統一領導、統一制度、分級管理、分級負責”的原則，強化對企業工資總量的管理，規范工資收入來源，控制人工成本增長。加強對

工資收入分配的監督檢查工作，實現工資收入管理的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

四、建立職工職業生涯發展通道，加大教育培訓力度

1、建立職工職業生涯規劃管理體系。制定職業生涯開發與行動計劃，科學安排和設置多通道職業生涯發展路徑，設立管理、專業技術和生產技能三個職系的發展通道，重點選擇業績優、能力強的核心崗位人才作為職業生涯規劃管理的重點培養對象，重視對新職工實施職業生涯規劃管理。

2、逐步推行崗位資格準入制度。建立培訓考核長效機制和調考常態制度，推行全員培訓學分制管理，指導職工制定個人培訓學習計劃，將職工培訓考核結果與崗位準入、績效考核、工資待遇掛鉤，將職工崗位培訓工作與各單位、各部門的年度考核掛鉤。

3、進一步推進優秀職工的選拔培養工作。按照高標準、高層次、高質量、重實績，競爭擇優的原則，積極創造條件，為優秀職工搭起干事創業的舞臺，使他們有用武之地，真正成為企業的主人。要堅持待遇享受與貢獻掛鉤的原則，充分發揮優秀職工在企業生產經營中的重要價值和示范帶動作用。

五、加強領導、統一思想，深化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的各項工作

1、加強領導、統一思想，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認識深化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把深化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作為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來抓。

2、加大深化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的輿論宣傳力度，認真組織廣大職工學習關于深化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的系列文件，培養職工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職業道德，增強職工的自立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法治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增強企業凝聚力。

3、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政策性強，關系到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在實施中應堅持先試點后推開，充分考慮歷史和現狀，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確保職工隊伍穩定，實現改革平穩推進。

第二篇：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論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摘要：分配制度改革是確保人民生活水平能夠不斷提高的制度保障，也是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這是因為，一方面，在缺少效率的分配制度下生產力得不到優先發展，資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社會不能以最小的投入生產出最大的產出，收入“蛋糕”不能做大，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與提高；另一方面，在缺少公平的分配制度下，即使經濟能夠增長，增長的結果也只能施惠于一部分人，無法讓全體人民共同分享，從而造成收入差距過大而兩極分化嚴重，不但挫傷了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與創造性的發揮，而且影響到社會的安定團結。

關鍵詞先富共富公平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決定了與此相聯系的個人收入分配實行的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理順分配關系事關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積極性的發揮。完善分配結構和分配方式，必須深化分配置度改革。為此必須注意以下兩個問題。第一正確認識“先富”與“共富”的關系

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胡錦濤同志指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課題。在一定意義上，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就是“先富”與“共富”關系。

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發展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先富”是我們黨在改革開放中提出來的一項政策，就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先富的帶動后富的，逐步實現共同富裕。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要發展生產力，就不能搞平均主義，因為平均主義不能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不能激發整個社會的活力。【1】鄧小平同志說過：“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2】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先富”政策發揮了巨大作用。

但是，“先富”并不是讓富者更富、窮者更窮，導致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4】共同富裕絕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絕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會成員在同一時間以同等速度富裕起來；共同富裕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全體社會成員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必然會出現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不同，這是整個社會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允許一部分人生活先富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地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的波浪式向前發展，是全國各族人民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毋庸諱言，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確實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不論是城鄉之間、區域之間，還是城鎮內部、鄉村內部，收入差距都擴大了。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承認和允許人們在收入方面存在差別，并且在一定時期內收入差距的擴大，尤其客觀必然性。主要是：其一，因為勞動者的個人稟賦和家庭負擔的不同，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必然產生收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其二，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多種分配方式，擁有不同生產要素的不同社會成員也必然會產生收入的差距和富裕程度的不同。其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價值規律和競爭的作用下優勝劣汰，使具有不同競爭能力的人在富裕程度上必然出現差距。其四，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以及不同經濟領域和部門之間客觀上存在的差別，也必然引起收入的差別和富裕程度的不同。這些造成社會成員收入和富裕程度產生和擴大的因素，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會長期存在這就決定了共同富裕的目標只能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

第二，注重社會公平，防止兩極分化

對貧富差距問題要有科學認識。任何收入分配公平都是一種動態的相對公平，不可能是一種靜態的絕對公平。要實行一種絕對的公平，就必然要抹殺勞動者之間、行業部門之間的事實差異。不問效率高低，不分貢獻大小，一律實行無差別的平均分配，即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平均主義最大的弊端在于以犧牲效率為代價，換取收入分配的公平，最終導致共同貧窮。歷史告訴我們，平均主義行不通。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客觀存在的，合理拉開收入差距，一方面可以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真正做到“鞭打慢牛，鼓勵和保護先進”，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盡管合理拉開收入差距是必要的，但如果收入差距過大，突破合理的度，就必然會導致兩極分化，違背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因此，對收入差距問題，我們要有一個科學的認識，樹立一種“合理差距論”的公平觀，承認差距存在的客觀事實，保持一定的合理差距是有利的，反對“差距有害論”和“差距有益論”兩個極端。

參考文獻

【1】來源：《求是》 作者：周隆濱

【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5頁

【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

【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

第三篇：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2013 年 03 月 29 日 10 時 17 分

來源：國研室

根據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的要求，深化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主要應從三個方面采取措施：

一、從就業政策、工資制度和公共資源分享機制入手，完善初次分配機 制

1、以創造公平就業環境、擴大就業規模、提高就業質量為目標，完善 就業政策。完善公共事業單位的招聘制度，在國有企業全面推行分級分類的 公開招聘。支持服務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小型微型企業和創新型科技企業 發展，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完善稅費減免政策，以及對崗位培訓、社會保險、技能鑒定、公益性崗位的補貼政策，促進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農村 轉移勞動力、退役軍人的就業。完善和落實鼓勵自主創業的各項政策。健全 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培訓制度，完善社會化職業技能培訓、考核、鑒定、認證體系，規范職業技能鑒定、認證和各項收費標準。

2、提低限高，完善工資、薪酬制度。建立反映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和 企業經濟效益的工資決定及正常增長機制。完善工資指導線制度，規范企業 薪酬調查和信息發布制度。根據經濟發展、物價變動等因素，適時調整最低 工資標準。積極穩妥推行企業工資集體協商。規范勞務派遣用工行為，依法 保障被派遣勞動者權益。加強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對部分過高收入行業 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嚴格實行企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雙重調控政策，逐步縮小行業工資收入差距。建立與企業領導人分類管理相適應、選任方式 相匹配的差異化薪酬制度，推廣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縮小國有企 業內部分配中相對過大的差距，高管人員薪酬增幅應低于企業職工平均工資 增幅。對上市公司和非國有金融企業的高管人員薪酬，通過完善公司治理結 構，發揮董事會、薪酬委員會和股東大會在抑制畸高薪酬方面的作用。完善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建立公務員和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平調查 比較制度，完善科學合理的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調整優化工資結構，降低

津貼補貼所占比例，提高基本工資占比；抓緊研究地區附加津貼實施方案。建立健全符合事業單位特點、體現崗位績效和分級分類管理的工資制度。

3、健全國有資本和公共資源的收益分享機制。建立覆蓋全部國有企業、分級管理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國有資本收 益，擴大國有資本收益上交范圍，適當提高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上交比例。完善公共資源占用、出讓及其收益分配機制
，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 環境補償機制，以及公共資源出讓收益的全民共享機制。

二、以改革財稅體制、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為重點，健全再分配機制

1、優化財政支出結構。要降低行政成本，將更多財力用于保障和改善 民生。公共財政要加大對“三農”、社會事業等領域的投入，加大對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扶貧開發等方面投入，加大對中 西部地區特別是革命老區和民族、邊疆、貧困地區的財力支持。

2、完善稅收制度。加快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完 善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管理和處罰措施，將各項收入全部納入征收 范圍，建立健全個人收入雙向申報制度和全國統一的納稅人識別號制度。取 消對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免征個人所得稅等優惠政 策。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合理提高稅負水平。開展遺產稅研究和試點工作。調整部分消費稅的稅目和稅率，將部分高檔娛樂消費和高檔奢侈消費品納入 征收范圍。

3、千方百計增加城鄉低收入者特別是農民的收入。要幫助城市就業困 難人員就業，鼓勵自主創業，使其獲得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健全城鄉 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同時，要健全農產品價格保護制度和農業補貼制度，穩步提高重點糧食 品種最低收購價，完善大宗農產品臨時收儲政策和各項涉農補貼政策，努力 增加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培育農業新型經營主體，支持適度規模經營，允許 農民依法、自愿、有償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推進農業產業化。加大對 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投入，促進產銷對接和農超對接，使農民合理分享農 產品加工、流通增值收益。改革征地制度，依法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產權等權 益，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4、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面落實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省級統籌，推進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分類推進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研究推進 公務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提高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率。健全城鎮居民和新 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兼顧各類人員的養老保障待遇確定機制和正 常調整機制。

5、健全全民醫保體系。提高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 療籌資和待遇水平，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穩步推進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門診統籌，縮小與實際住院費用報銷支付比例的差 距。建立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制度，完善城鄉醫療救助制度。全面實現統籌區 域和省內異地就醫即時結算。

6、加

強對困難群體的幫扶和救助，大力扶持社會慈善事業發展。加大 保障性住房供給，建立市場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結合的住房制度，滿足困難家 庭基本需求。逐步提高優撫對象撫恤補助標準，健全經濟困難的高齡、獨居、失能等老年人補貼制度和殘疾人生活補貼制度，完善孤兒基本生活保障和其 他困境兒童生活救助制度，建立困難和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制度。積極培育 慈善組織，簡化有關審批程序，落實慈善捐贈稅收優惠政策，加強監督管理，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個人和社會組織舉辦醫院、學校、養老服務等公益事業。

三、加強收入分配領域法律法規和制度建設，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

1、加快收入分配相關領域立法。研究出臺社會救助、慈善事業、扶貧 開發、企業工資支付保障、工資集體協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收益上繳、財政轉移支付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修訂完善土地管理與征收補償、礦產 資源管理、稅收征管、房產稅等方面法律法規。建立健全財產登記制度。

2、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健全工資支付保障機制，將拖欠工資問題突 出的領域、容易發生拖欠的行業、發生過惡意拖欠行為的企業納入重點監控 范圍，完善工資保證金繳納辦法、勞動爭議處理和打擊惡意欠薪的相關制度，加大監察執法力度。

3、清理規范工資外收入。嚴格規范黨政機關各種津貼補貼和獎金發放 行為，加強事業單位創收管理，規范科研課題和研發項目經費管理使用，嚴 格執行公務招待費審批、核算等制度規定。嚴格控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高

管人員職務消費。

4、嚴格規范非稅收入。繼續推進費改稅，進一步清理各種行政事業性 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堅決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費和基金項目，保留的收 費項目要適當降低收費標準。建立健全政府非稅收入收繳管理制度。

5、打擊和取締非法收入。在重點領域強化監督管理，堅持堵住非法收 入的重要源頭。嚴厲打擊走私販私、偷稅逃稅、內幕交易、操縱市場、騙貸 騙匯等經濟犯罪活動。嚴厲查處權錢交易、行賄受賄行為，深入治理商業賄 賂，加強反洗錢工作，以及對非法收入外逃的監控和堵截。

6、加強領導干部收入管理。全面落實并嚴格執行各級領導干部如實報 告收入、房產、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情況的規定。加強領導干部離任審計 工作，規范領導干部離職、辭職或退（離）休后的個人從業行為，嚴格按照 有關規定辦理兼職任職審批事項。

7、健全現代支付和收入監測體系。推進薪酬支付工資化、貨幣化、電 子化，加快現代支付結算體系建設，落實金融賬戶實名制，推廣

持卡消費，規范現金管理，減少公務領域的現金使用。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和收入信 息監測系統。

第四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黨的十八大報告深刻指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這是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一個基礎性環節。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方針是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目標是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自從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方向以來，逐步明確了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原則。在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下，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已基本形成，但在經濟活力顯著激發的過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日益成為社會高度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對此，黨的十八大報告在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部署社會建設時，鮮明提出要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所謂初次分配，一般是指生產成果在勞動、資本、資源（土地）、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之間，按貢獻份額進行分配的過程；再分配是指國家通過稅收、財政轉移支付、各類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等對初次分配結果進行調節的過程。根據黨的十八大報告關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應有利于調動經濟活動參與者積極性、提高經濟效率，也應相對公平地保證所有社會成員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特別在再分配環節上實行更加注重公平的政策舉措，來補充初次分配中可能因生產要素占有不公平所導致的“短板”，形成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長效機制。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點任務是形成制度完善、調控有效、比例合理、關系協調的收入分配格局，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在完善初次分配機制方面，要按照市場機制調節、企業自主分配、平等協商確定、政府監督指導的原則深化企業工資分配制度改革，推行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形成反映勞動力市場供求

關系和企業經濟效益的工資決定機制和增長機制。其中，政府將在健全工資支付保障制度、完善最低工資和工資指導線制度、建立企業薪酬調查和信息發布制度、對部分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雙重調控等方面，發揮積極的監督指導作用，更好保護勞動所得。繼續完善公務員工資制度，建立健全與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相配套的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提升。同時要依法保障技術成果在收入分配中的應得份額，健全根據經營管理績效、風險和責任確定薪酬的制度，保證勞動以外的其他要素分配制度的規范運行。在健全再分配調節機制方面，要強化政府責任，合理運用稅收政策工具，減輕中低收入者稅負，加大對高收入者稅收調節力度，不斷健全公共財政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加大社會保障投入、大幅提高居民轉移性收入，重點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傾斜，確保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穩步提高。在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方面，要通過健全法律法規，強化政府監管，加大執法力度，重視信息監測等方式，形成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做到保護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加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勞有所得，是極為重要的民生問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直接關系億萬群眾切身利益，我們既要不斷完善市場機制，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要多方并舉、多管齊下，又要統籌協調、扎實推進，努力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第五篇：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國務院轉發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構建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需要。這要求我們深入研究收入分配改革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聯系，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通過收入分配改革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擴大消費

內外需失衡、投資與消費失衡，經濟增長過于依靠外需和投資拉動，是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解決這一問題，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內容和重要任務。

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具有不同的微觀行為基礎和影響因素，呈現不同的動態特征。消費行為的穩定性較高，投資和凈出口的穩定性較低。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增長的波動性必然轉化為經濟增長的波動性。過于倚重投資和凈出口等內在穩定性較低的拉動力，導致我國經濟增長的內在穩定性下降，面對外需沖擊的脆弱性升高。這是我國經濟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嚴重沖擊的主要原因。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意味著世界經濟從快速發展期進入深度轉型調整期。以超前消費、高貿易赤字與金融創新為主要特征的美國模式，以高投資、高出口、高儲蓄（低消費）為主要特征的中國模式，以高福利為主要特征的歐洲模式，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

全球性的結構大調整不僅導致我國外需持續下滑，而且通過對國際分工模式、國際利益分配方式、國際投資及貿易格局的沖擊，使我國經濟面臨速度、結構與模式的多重沖擊。如果我國經濟依然沿著高投資、高出口、低消費的路徑前行，就難以實現持續健康發展。

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決定了我們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建立在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的基礎上。

擴大消費須改善收入分配結構

經濟增長過于依靠投資和出口，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高度相關。在高投資的增長模式下，資本密集度不斷提高，經濟增長的就業創造效應下降，這表現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就業增長滯后于經濟總量擴張。

由于各地鼓勵投資政策和體制的影響，資本收益率持續偏高。在此背景下，勞動工資的上升引發普遍的資本替代勞動現象，進一步增強了企業的投資動機。這不僅導致經濟增長的就業創造效應進一步下降，而且制約勞動收入的上升。

在就業創造效應和勞動收入增長效應不斷下降的情況下，只能通過提高增長速度來抑制失業問題的加劇，并維持必要的居民收入增長。由此導致我國經濟對高增長速度的嚴重依賴。對高速度的依賴又會加劇產能過剩、經濟結構扭曲、資源環境壓力過大等問題，因而這種經濟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改變投資和出口占比過高、消費占比過低的失衡狀況，必須提高消費率。目前發達國家的家庭消費率高于80%，印度的家庭消費率也高于60%，而我國的家庭消費率不足40%。

因此，我國提升消費率空間巨大。計量分析表明，我國消費率每提高1%，將帶動GDP增速提高1.5%—2.7%。由儲蓄大國、投資大國向消費大國轉變，將成為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第一邊際推動力。

當前我國消費率低、消費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一是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以及城鄉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邊際消費傾向。即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但如果增加的收入主要集中在收入高而消費傾向較低的少數人群，社會總體消費水平也很難提高。二是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低，這直接制約了消費需求擴大。因此，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縮小收入差距是擴大消費的基礎。

收入分配結構受制于經濟發展方式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生產決定分配。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例不斷下降，根源在于偏重于投資和生產的經濟發展方式。過去，為了實現經濟趕超，總量擴張是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

由于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面臨較多的約束和不確定性，增加投資就成為推動經濟總量迅速擴張的首要選擇。而片面增加投資通常要以要素市場價格扭曲為代價，勞動力和資源環境成本被壓低。這樣，企業可以保持較高的利潤率，而企業收益大部分又用于投資。

在投資擴張中，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獲得較高的稅收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掌握部分資源控制權，可以通過資源釋放（例如土地供應）增加收入。而勞動力由于供大于求、戶籍制度限制等因素，其收入增長長期滯后，影響居民消費率的提升。收入分配向企業和政府傾斜，意味著國民總收入中越來越大的部分成為資本積累的來源。

與偏重于投資和生產的經濟發展方式相適應，行政手段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過大。在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中，利用利率管制可以影響不同行業和企業的信貸成本。利用行業進入壁壘，可以影響特定行業的競爭和資本收益率。利用對生產、投資和出口的政策性補貼，可以改變資本形成成本和資本收益率。

借助這些行政性手段，一方面能夠增加儲蓄，使資本積累有充足的來源；另一方面能夠維持較高的資本收益率，使企業具有強烈的投資動機。這種資源配置格局使投資成為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高投資導致產能過剩，再依靠出口緩解產能過剩；居民收入增長相對緩慢，消費能力不足，經濟增長越來越依靠投資和出口。

增強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需要平衡政府、企業與居民之間的分配關系。然而，在既定的經濟發展方式下，各地為保持經濟快速增長，招商引資、推動發展的政策措施更多地向資本傾斜，強化了勞動與資本地位的不對等。

這與要素市場扭曲結合在一起，進一步制約了初次分配中勞動收入占比的提高。有利于資本積累的生產性財政體制，使得地方政府在國民收入再分配方面難有作為。也就是說，在現有投資結構和增長路徑下，僅僅通過收入分配改革來解決擴大消費問題，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

以政府改革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事實上，無論收入分配結構、總供給結構還是總需求結構，都根植于經濟發展方式。只有通過改革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資源配置方式，收入分配改革才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居民收入才能持續穩定增長，消費需求才能成為經濟發展越來越強勁的動力。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礎是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優化投資結構、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關鍵在于更多地運用市場之手推動投資結構調整和投資領域拓展，即推動產業發展從傳統低效、過于依賴出口市場的領域轉向創新高效、適應國內消費需求的領域。

也就是說，只有供求關系在市場價格機制中得到真實體現，使市場價格信號真實反映投資成本和收益，才能使經濟增長更多地源自國內消費和科技創新。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非常依賴政府改革，因為要素市場價格扭曲、一些行業存在的行政性壟斷、投資領域限制等都與政府改革直接相關。應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全面深化經濟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特別是通過深化政府改革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