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計劃生育政策演變論文

計劃生育政策的演變

人口問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面臨的重大問題，是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宏偉目標和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計劃生育政策應運而生。如今，計劃生育提出至今已近半個世紀，在這半個世紀當中，計劃生育政策不斷調整，不斷適應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經濟還不發達的情況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過快增長，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成功地探索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綜合治理人口問題的道路，有力地促進了綜合國力的提高、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對穩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積極貢獻。我們不妨來回顧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演變過程。

一、計劃生育的提出

50年代初期，子女多、規模大是這一時期家庭人口的主要特征。過多過密的子女影響了父母的學習、工作、生活和對子女的教育，成為很多人投身到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羈絆和拖累。很多人意識到實行計劃生育迫在眉睫。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經過實際調查，于1957年7月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新人口論》。當時的衛生部長李德全也高度關注多生給婦女健康帶來的影響。1954年5月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鄧穎超寫信給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反應人民要求節育的意見。終于，在社會各階層的呼喚下，1957年2月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會議上，毛澤東通過插話形式多次提到控制人口問題。

二、計劃生育初步實行

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災害結束，大規模政治運動暫告一段落，國民經濟開始好轉，我國人口出現第二次增長。人口增長率的極速回升，重新引起黨和政府對人口問題和計劃生育的重規。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實行節制生育。

20世紀70年代初，面對嚴峻的人口形勢，國家開始在全國城鄉全面推行計劃生育，嚴格控制人口增長。

1971年國務院批轉了《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把控制人口增長的指標首次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1975年，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于一九七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國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量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生育政策。由于措施有力，這段時間的計劃生育取得了明顯成效，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

三、計劃生育成為基本國策

1979-1990是我國改革開發初期，嚴格控制人口增長成為關系國家發展和現代化的戰略任務，計劃生育成為基本國策。80年代初開始嚴格實行“一孩生育政策”。在農村實行“一孩生育政策”遭到巨大阻力，大部分農村地區轉而實行“一孩半生育政策”。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城市“一孩”、農村“一孩半”、少數名族有照顧的城鄉間、區域間、民族間有差異的生育政策開始以地方法規形式固定下來，并成為延續至21世紀10年代“一孩”生育為主的多樣性生育政策體系。

1980年黨中央發表《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

1981年3月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決定，設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

1981年11月，五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提出了“限制人口的數量，提高人口的素質”的人口政策。

1982年12月，黨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強調“實行必要的獎勵和限制，保證計劃生育工作的順利開展”。

四、穩定低生育水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

隨著21世紀的到來，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事業將進入一個新的重要發展時期。未來幾十年，在實現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我國人口將由低增長逐步過渡到零增長，人口總量達到峰值后(接近16億)開始緩慢下降，人口素質不斷提高，為基本實現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人口環境。為實現這樣的目標，必須完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調控體系和相關社會經濟政策

宣傳、教育、科技、文化等部門要密切配合，利用各種傳媒，采用多種方式，大力開展人口與計劃生育基礎知識的公益性宣傳，在全社會形成有利于計劃生育的良好氛圍。深入開展“婚育新風進萬家”和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活動，大力宣傳和普及避孕節育、優生優育、生殖保健的科學知識，引導廣大群眾樹立晚婚晚育、少生優生、生男生女都一樣等科學、文化、進步的婚育觀，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新型生育文化。各級黨校、行政干部學校、團校等要重視人口與計劃生育教育工作，中等以上學校普遍開設人口及青春期、性保健講座或課程。

開展以技術服務為重點的優質服務。計劃生育部門是人口與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綜合管理部門，計劃生育和衛生部門要根據各自職責，密切配合，圍繞生育、節育、不育共同做好計劃生育技術服務和生殖保健服務。基層計劃生育技術服務人員要深入千家萬戶，指導育齡群眾選擇以長效避孕措施為主的安全、有效、適宜的避孕方法。各級政府要加強對縣(市)、鄉(鎮)、村計劃生育技術服務機構和醫療、保健機構服務網絡的管理，充分利用現有衛生資源，改善服務條件，規范服務標準，增強服務能力。

依靠科技進步，發展計劃生育事業。加快人口與計劃生育領域的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工作。開發、推廣避孕節育、優生優育、生殖保健的新技術和新產品，發展生殖健康產業。加強計劃生育藥具及保健用品市場管理，規范市場行為。

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領域的國際合作與交流。不斷拓寬合作領域，積極參與國際人口與計劃生育領域的多邊及雙邊活動，學習和借鑒國際社會的有益經驗和科學方法，加強對外宣傳，樹立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良好形象，爭取國際社會廣泛的理解和支持。

五、計劃生育政策新發展

我國各地省人民政府根據實際情況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了部分調整。計劃生育新政策仍然遵循一對夫妻只許生育一胎的基本原則，對可生育二胎的法定條件作了適度放寬，對超生二胎以上的，仍然要依法征收社會撫養費。

一般規定

根據2011計劃生育新政策的規定,只有符合以下幾種情況的,才可以申請育二胎,具體中國計劃生育二胎新政策如下:(一)只有一個子女,經指定醫療機構診斷證明為非遺傳性病殘,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的;(二)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并且只有一個子女的;(三)婚后五年以上不育,經指定醫療機構診斷證明為不孕癥,依法收養一個子女后又懷孕的;(四)再婚夫妻雙方只有一個子女的;(五)從邊疆調入本市工作的少數民族職工,調入前經當地縣級以上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批準允許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六)兄弟二人或者二人以上均系農村居民,只有一對夫妻有生育能力,又只生育一個子女,其他兄弟不收養他人子女的;(七)男性農村居民到有女無兒家結婚落戶并書面表示自愿贍養老人的(女方家姐妹數人只照顧一人);(八)遠郊區?縣農村居民,夫妻一方為二等乙級以上傷殘軍人,或者一方殘疾基本喪失勞動能力的;(九)在深山區長期居住并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農村居民,只有一個女孩,生活有實際困難的?

另外,有其他特殊情形要求再生育一個子女的,需經市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批準?依照中國計劃生育新政策允許生育第二個子女的,生育間隔不少于四年,或者女方年齡不低于二十八周歲?

第十九條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夫妻,經批準,可以再生育一個子女:(一)雙方均為獨生子女,已生育一個子女的;(二)雙方均為農村居民(農業人口,下同),已生育一個女孩的,但一方為機關?團體?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職工或一方從事工商業一年以上以及雙方與企業建立勞動關系一年以上的除外;(三)雙方均為農村居民,一方兩代以上均為獨生子女,已生育一個子女的;(四)雙方均為農村居民,女方父母只生育一個或兩個女兒,男到女家落戶,并贍養女方父母,已生育一個子女的(只適用于姐妹中一人);(五)雙方均為少數民族,已生育一個子女的;(六)雙方均為農村居民,一方是少數民族并具有本省兩代以上戶籍,已生育一個子女的;(七)一方為烈士的獨生子女,已生育一個子女的;(八)一方未生育過,另一方再婚前已生育一個子女的;(九)一方未生育過,另一方再婚前喪偶并已生育兩個子女的;(十)已生育一個子女,經設區的市以上病殘兒童鑒定機構確診為非遺傳性殘疾,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的;

第二篇：計劃生育政策的演變

十八屆三中全會主要觀點解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拔亂反正；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傳統；開始了系統地清理重大歷史是非的撥亂反正；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為綱；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現了建國以來黨的歷史的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偉大轉折。

2013年11月9日志12日召開的我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新起點。11月15日播發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是對全面深化改革進行總體部署的綱領性文件，回應了社會關切的民生期盼。《決定》被視為中國改革的另一個新起點。美國、日本、俄羅斯、法國、巴西等國的主流媒體或發表評論，或采訪專家，全方位報道了本次三中全會。國際輿論認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顯示中國新一屆領導層推動全面改革的決心，為中國未來繪制出清晰的“路線圖”，展現了新一輪改革的構想和藍圖——全面深化改革、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很可能會與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成為中國發展的關鍵轉折點。

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在接受美國CNBC電視臺采訪時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顯示了中國領導人繼續推動中國經濟社會改革的決心，對中國的未來將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其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將中國的發展模式由外向型轉為內需型，盡管實現這一目標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這是十一屆三中全全會確定改革開放方針以來，中國召開的最重要的一次全會，因為中國已經站在一個領導層繞不過的關鍵節點上。”美國《福布斯》雜志如此強調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性。

美國以政治和媒體評論為主旨的“PolicyMic”網站稱，此次三中全會推進的改革將為中國領導人10年的執政之路提供指導。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未來發展自然是各國的關注點。

日本媒體報道稱，本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展示了中國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領導層下的國家發展的中長期政策方針，繪制出了新的發展藍圖。

《決定》內容豐富，意義深遠，今天，我們就大家最關心的民生改革為大家介紹十大重點內容。

一、計劃生育政策的演變

據國家人口計生委的統計數據，計劃生育政策施行三十多年來，中國少生了四億多人，世界“70億人口日”因此推遲了五年。然而，計劃生育這項影響億萬國人家庭生活的基本國策。那么，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又經歷了怎樣的變遷呢? 1.“光榮媽媽”帶來第一個生育高峰

1949年8月5日，美國政府發表了政府工作白皮書，以及國務卿艾奇遜之杜魯門總統的信中，特別提到了中國人口問題：“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另個世紀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了不堪重負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須碰到的問題。一直到現在，誒有一個政府是這個問題得到解決。”9月16日，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反駁艾奇遜，他闡述了自己的人口觀：“中國人口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在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受到人海戰術勝利的鼓舞，他接下來這樣一句氣勢磅礴的話，全國人民耳熟能想：“在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毛澤東的說法奠定了新中國初期共產黨的思想。當時普遍認為，人民應該能夠安居樂業、安心養育小孩了。1950年朝鮮戰爭打響，更催生了獎勵生育的政策。

“光榮媽媽”這個詞是向蘇聯學來的。經過二戰炮火的洗禮之后，蘇聯人口尤其是男人數量急劇下降，于是國家大力鼓勵婦女生育，授予生孩子最多的婦女以“英雄母親”的稱號。而中國將蘇聯的方法拿來即用，稍微發展了一下：生孩子達到五個的，是“光榮媽媽”，十個以上的才授予“英雄媽媽”稱號。

50年代的光榮媽媽

（電視劇《父母愛情》）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農村吃大鍋飯，全村人都要參加勞動掙工分，插秧、收麥、除草都是手工完成。在不勞動就要挨餓的年代，“人多力量大”被民間認同。而對城里人來說，組織上的政策也多有傾斜：多子女的職工困難戶可領取補助，按家庭人口分配住房。單位還會對生孩子的夫婦發放一定數量的津貼，對雙胞胎及多胞胎給予獎勵。

1953年6月，新中國第一次使用科學方法開始全國人口普查，持續了整整一年的普查在1954年公布結果：大陸人口總數達到了5億8260萬人。在1949年到1953年的短短四年里，全國凈增人口4600多萬。新中國迎來了第一個生育高峰，一些有識之士也看到了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潛在矛盾。

邵力子首提計劃生育

1902年鄉試中舉。1905年入上海震旦公學求學，后轉入復旦公學，結識于右任，成莫逆之交。1906年10月，邵力子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1907年春回國，與于右任等一起創辦《神州日報》，宣傳反清思想。1909年5月，他在上海創辦《民呼日報》。第一個提出計劃生育的人是一位紹興鄉賢、“和平老人”邵力子。早在20世紀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了中國要控制人口的觀點。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作主題發言，他又一次在重大政治會議上就計劃生育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說，人多是好事，但在經濟還沒有發展起來的困難很多的環境里，人口應該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無窮；要大力傳播有關避孕的醫學理論，指導并供給有關避孕的藥物。

作為國民黨元老，1949年4月國共談判破裂后，邵力子留在了北平，后任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務。邵力子的母親曾因不想繼續生育而和丈夫分居長達十幾年，邵的前妻也死于生育第六胎時的自行墮胎，所以，邵力子一直對生育問題很上心。

1950年初，邵力子同當時的衛生部長李德全有過一次長談，他對當時流行的“光榮媽媽”的號召頗感憂慮，認為戰爭需要大量生產人口，但人口超速發展，終將使經濟建設不堪重負。他明確提出了要控制人口的主張：“如不防患于未然，采取計劃措施加以控制的話，則不僅影響建設，同時也影響民生，成為社會發展的阻力。”但在當時的社會思潮下，這種議題只能被擱置。

1951年，邵力子回鄉探親，浙江紹興農村一派安逸祥和，但滿地奔跑的孩子之多，讓他真切感受到中國未來的人口負擔。1953年冬天召開的政務院會議上，邵力子首提計劃生育的觀點。他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發表演講時曾說：“社會主義什么都有計劃，生育更要有計劃。計劃生育，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能使我們偉大的祖國更加富強。”

馬寅初是邵力子的老鄉和同齡人，他在50年代初回鄉探親后，對人口壓力同樣心有戚戚，以六十多歲的高齡投入大量精力對人口問題進行實地考察。當1955年邵力子與李德全去拜會馬寅初時，馬為兩人觀點的不謀而合而深受鼓舞，當場表示要把調查報告寫出來，在人大會議上提出來。

同年7月的第一屆人大第二次會議上，馬寅初便在《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的發言中，提出控制人口的“三步法”：第一步要破除“多子多福”等陳舊觀念和封建思想;第二步實行晚婚，女23歲、男25歲結婚比較合適;第三步要有行政措施，生兩個孩子有獎，生三個孩子要征稅，生四個孩子征重稅。

（馬寅初，浙江紹興嵊縣（今嵊州市）人，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教育學家、人口學家。他曾擔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員，新中國建立后曾歷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兼教授、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校長等職。1957年因發表“新人口論”方面的學說而被打成右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得以平反。他一生專著頗豐，特別對中國的經濟、教育、人口等方面有很大的貢獻，有當代“中國人口學第一人”之譽。）

2.人口政策剛起步即中斷

人口激增的現實和社會各界的關注，使得政府開始對人口問題逐漸重視起來。毛澤東的想法也慢慢發生轉變，1956年他同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的談話中提到：“夫婦之間應該定出一個家庭計劃，規定一輩子生多少孩子，這種計劃應該同國家的五年計劃配合起來。目前中國的人口凈增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在一種無政府和無計劃的狀態中。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1957年2月，毛澤東接見全國學聯委員時又說：“中國的好處是人多，壞處也是人多。北京現在有三百六十萬人口，將來要是有三千六百萬人口，北京市長如何得了。你們將來當了市長怎么辦?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決交通運輸問題，那時逛公園也要排隊。”月底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專門提出：“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或者設一個節育委員會。”

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指示，生育限制調查委員會于當年成立，標志著政府開始設專門機構研究人口問題。中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在1955年和l956年都出現了大幅回落。但一場洶涌的政治風暴很快打破了平衡。

1957年5月，整風運動開始擴大化，轉向反擊右派，知識界、科學界受到沖擊，人口學界也不例外。馬寅初這年7月15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新人口論》，被認為是“配合右派向黨進攻”。

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席卷全國，“趕英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震天動地。大辦工業，大辦農業，大辦文教事業，男女老少都走上了工作崗位，一時呈現出勞動力短缺的假象。于是，“人手論”開始取代“人口論”。剛剛設立的生育限制調查委員會，再也沒有做什么調查，剛剛起步的人口政策研究就此中斷。

3.從重男輕女到“晚、稀、少”

“三年困難時期”過后，中國人口出現了災難后的補償性生育高峰。1962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6.99?，1963年、1964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繼續攀升，1963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33.33?，達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高峰。

1963年，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提出，一對夫婦生兩個孩子就夠了。同時在全國大力推行提倡晚婚，限制早婚，提倡男子28歲以上、女子25歲以后結婚。1964年，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毛澤東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人口的急劇增長讓他看到了可能的危機。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斯諾問及此事：“主席對中國計劃生育的進程感到滿意嗎?”毛澤東答：“不滿意。在農村還沒有推廣，最好能制造一種簡便服用的避孕藥品。”

然而，節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剛形成一定規模和聲勢，又被緊隨而來的“文革”打斷。十年**中，人口增長處于盲目無序的失控狀態。1966年到l970年，每年出生人口高達2500萬到2700萬之間，五年時間全國凈增人口將近一億。

1971年，國務院轉批了《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把控制人口增長的指標首次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1973年12月，中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匯報會上提出，計劃生育要提倡實行“晚、稀、少”政策。“晚”是指男25周歲、女23周歲才結婚;“稀”指拉長生育間隔，兩胎要間隔四年左右;“少”就是少生孩子，后來將“少”具體為“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

這一生育準顯示出了驚人的效力。以總和生育率(注：一個婦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數量)來衡量，1970年總和生育率為5.81，到1979年這個數字已降為2.75。

但是，即便如此，到70年代后期，我國人口已近10億，人們普遍感到“人多了”，按照當時的人口增長速度，中國將在2000年超過12億人口，經濟上的壓力會很大。國家領導層認為，有必要實行更為嚴格的一胎政治。“只生一個好” 的計劃生育政策呼之欲出。

二、計劃生育政策的問題

第一、時至今日，一胎化的人口生育率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社會可持續發展必須以人口的持續發展為前提。要保證人口世代更替，目前發達國家需要總和生育率（婦女平均生孩子數）為2.1；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性別比我國比發達國家要高，中國則需要總和生育率在2.3以上。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發現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2，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再次證實了1.3左右的超低生育率。中國人口從1950年的5.5億增加到現在的13億，盡管人口總數世界第一，主要是因為社會穩定太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平均預期壽命從35歲延長到73歲，并非都是因為我們生育率高。但是壽命不會無限延長。從五十年代中期至1991年，等到195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開始死亡，將出現一個長達三十五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死亡兩三千萬。這意味著中國今后需要每年出生2000萬以上的孩子才能緩解人口老化、防止人口銳減。由于晚婚、晚育、單身、不孕（衛生部承認中國原發性不孕率高達12.5%）等人群比例增加以及養育能力的限制，實際生育率往往遠低于生育意愿。也就是說，現在中國的人口生育率已經開始負增長！

2.家庭獨生子女化，讓每一個家庭時時處于擔驚受怕當中，已經成為引發社會各種矛盾的焦點。

“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獨生子女人口占主體的社會本質上是風險社會。在提倡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其實也進入了一個還沒有完全意識到的風險積累和爆發并存的后計生社會，或者說是不得不直面生育率快速并大幅度下降后果的后計生時代。”北京大學人口學教授穆光宗就是反對“一胎化”的著名學者之一。他概括的認為，獨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風險”：

首先是孩子的成長風險。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風險。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風險。“獨柴難燒、獨子難教”。

第三是婚姻的沖突風險。獨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不穩定性非常大的，家庭人際矛盾普遍難以調和，若激化則破碎家庭、單親家庭將隨之增多，從而導致社會不和諧因素增大。

第四是家庭的養老風險。在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獨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依然面臨生活照料風險、精神贍養風險甚至經濟供養風險。隨著老年人數量的增加，“421”家庭數量激增，調查顯示：有35％的家庭要贍養4位老人，49％的城市家庭要贍養2~3位老人，如果獨生子女下一代還是獨生子女，那么第三代就要面對一對年輕夫婦最多贍養12位老人的局面。

第五是社會的發展風險。獨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會，除上述風險外，其個性問題、非智力素質發展失衡、缺乏團隊合作精神等也使未來社會的競爭力量、協作力、凝聚力受到巨大挑戰。

第六是國家的國防風險。一旦發生戰事或抗擊自然災害等，需要獨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獻的時候，可能就是一個“嚴峻的話題”。比如說這次的汶川大地震，很多的家庭喪失了唯一的孩子，又喪失了再次生育的能力，于是對整個家庭精神上的打擊就特別大。

因此，獨生子女家庭的“風險性”就在于“唯一性”，面臨不可預見的風險，很多家庭變得“不堪一擊”、十分脆弱。

3.獨生子女政策導致重男輕女現象日益突出，造成了大量婦女和兒童權益受到嚴重侵害。

而目前中國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例已達到116.9∶100，有的省份高達130∶100，而正常的人口性別比例應為102～107∶100。

由于我們傳統的性別歧視，導致各國紛紛來領養中國女嬰。荷蘭三分之一的領養兒童來自中國，基本都是女嬰。美國約有5萬名從中國領養女嬰，而且每年都會新增加6000多名。中國收養中心還向丹麥、芬蘭、西班牙、法國、瑞典、冰島、愛爾蘭、荷蘭、挪威、新西蘭、英國、加拿大、比利時和澳大利亞14個國家開放。這些國家都紛紛到中國領養小孩，而且都是領養女嬰。

長此以往，不僅造成了大量婦女和兒童權益受到嚴重侵害。我們的性別失調現象會更加嚴重。這將是一個影響深遠的社會問題，我們必須重視之。

4.整個社會獨生子女化，是導致中國素質教育怨聲載道、痼疾難醫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獨生子女們生于安樂，能力急需提高。具體主要表現為：一是對學習目的的認識不明確，為父母學，為老師學，厭學的人占了相當的比例。

其次，由于孩子是獨苗，全家老小的希望都寄托在一個孩子身上，家庭對獨生子女的期望過高。

第三，作為教育的重要環節的學校背負著廣大家長的殷切期望，只能犧牲孩子利益，順勢逐漸功利化。

第五、計劃生育廢止一胎化、實行兩胎化政策是全社會廣大民意的訴求，順遂民意才是以人為本

獨生子女的壓力

空巢

失獨家庭百萬個

6萬失獨家庭50歲以上失獨

失獨家庭

第三篇：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演變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演變

計劃生育政策是中國人口政策的核心，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為指導，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而提出的政策。這種政策體現著全國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利益以及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的需要。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經歷了反復探索和不斷完善的發展過程。這個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新中國建立到五十年代后期，這是人口出生第一次高潮和節制生育呼聲第一次起伏時期。

新中國建立以后，由于國內戰爭剛剛結束，人民需要休養生息。隨著民主改革的完成，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面臨的首要任務是鞏固政權，恢復經濟，解決舊社會遺留下的生產凋零、失業、貧困、饑餓和防治疾病等一系列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說：“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里增加了一倍，??。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注轉引自毛澤東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400頁。）對于這種否定、懷疑中國革命的謬論，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予以堅決的駁斥：“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象馬爾薩斯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干干凈凈，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注轉引自毛澤東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0、1401頁。）毛澤東的這些論述，給當時懷疑新政權是否能夠醫治好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創傷和認為人口太多因而悲觀的人們以信心和力量。這種信心和力量是剛剛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所十分需要的，上述論點在鼓舞全國人民奮力解決當時面臨的主要任務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論點也包含了忽視人口控制的因素，特別是這個論點后來被一些人所誤用，據以反對節制人口的正確主張，導致片面的、錯誤的人口理論曾盛行一時，直接、間接影響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放松了對急劇增長的人口的控制，這種消極的后果是很嚴重的。

經濟恢復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中國國民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經濟迅速發展，刺激了生育率的上升，特別是處于小生產狀態的、以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生產發展需要增加勞動力，封建社會長期形成的多子多福的落后生育觀又頑強地在生育上表現其作用，同時這一時期許多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得到良好控制，人口死亡率特別是嬰兒死亡率大幅度下降，這樣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迅猛上升。對于這種轉變，當時缺乏正確的認識和研究，對社會主義人口規律就是人口不斷迅速增長的片面觀點，缺乏清醒的認識，甚至認為中國人口迅速增長是社會繁榮和生活改善的標志。因此，對于人口的發展不僅沒有及時采取有計劃的控制政策，而且還采取了一系列直接間接鼓勵盲目生育的行政、經濟措施，如嚴格限制人工流產和禁止做絕育手術的規定，對多子女的職工實行經常性的困難補助，等等。

一九五三年中國進行了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工作，普查的結果表明，新中國建立后的四年凈增加人口4600多萬。這樣，人口無計劃地盲目增長同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矛盾開始顯露出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開始注意到控制人口盲目增長的必要性。這一時期隨

著建設事業的發展，城市就業人數迅速增加，特別是婦女就業人數的迅速增加，使許多家庭要求減輕多子女的拖累，緩和多子女同父母親的學習、工作、健康以及改善家庭生活之間的矛盾。同時城市人民群眾隨著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求節育的人也逐漸增多。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五三年八月，政務院批準了衛生部關于《避孕及人工流產法》。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節育問題座談會。會后由一些有關部門負責人組成節育問題研究小組。劉少奇在節育問題座談會上明確指出：“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要適當提倡，不要反對。”（注《人民日報》社論，1957年3月5日。）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控制人口問題的指示》。一九五六年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提出：“除了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周恩來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指出：“為了保護婦女和兒童，很好地教養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榮，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148頁。）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了：“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注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1頁。）當時著名的經濟學家馬寅初和邵力子以及一些其他學者，也先后提出過控制人口增長的主張。馬寅初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和六月在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先后提出了他對人口問題的主張，發表了“新人口論”。他根據一九五三年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客觀地估量了中國人口發展的態勢，分析了人口增長過快與資金積累、輕工業原料生產、糧食生產以及科學研究之間的一系列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質量的主張。當時有關人口政策的思想開始活躍起來，節育工作在一部分城市初步開展起來。

但是，到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反右斗爭開始了，由于“左”的思潮影響，不久斗爭出現了擴大化傾向，把馬寅初等人的人口觀點及其他學者主張節制生育的觀點與馬爾薩斯主義等同看待，展開了批判，指責馬寅初等人的觀點是見口不見手的“人口論”。這種“左”傾的人口觀點，不講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二重性，片面夸大了人作為生產者的一面，片面宣揚所謂“人手論”。“人多好”的觀點一時統治了人口理論界。這種錯誤的觀點，嚴重影響了人口政策，放縱了人口的盲目增長。

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八年間，全國共增加人口10500萬，年平均遞增率達22.4?。每年約出生2000萬人以上，總和生育率達到6，人口出生率達30?以上。這是新中國人口發展的第一個高潮期，也是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醞釀時期。

第二階段，從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期，這是計劃生育被重新提起但隨即遭受“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的時期。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發生了嚴重困難，人口增長速度大幅度下降。一九六二年以后，隨著國民經濟狀況的好轉，人口出現了補償性的生育高潮。一九六二年人口出生率達到37.01?，一九六三年更高達43.37?。人口這種盲目高速增長，再度引起國家的關注。

一九六二年底，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步走向有計劃的狀態，這是社會主義建設中既定的政策。（注《健康報》（計劃生育版），1984年9月28日。）一九六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轉了國務院在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上的決定，提出“中央和地方都要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具體領導這方面的工作”。并提出在幾個方面積極開展計劃生育工作，如：加強群眾運動；加強技術指導；積極組織避孕藥

具的科學研制和供應；有關部門適當修改不利于計劃生育的規定；提倡晚婚等等。在許多大中城市，計劃生育工作初步開展起來，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都有所下降。

一九**年七月，中國進行了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普查結果是全國總人口達到69458萬多人。人口基數的增大使國家進一步重視了計劃生育工作，認為開展計劃生育工作對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保障婦女兒童健康和適當安排群眾生活，具有重要意義，是一件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與此同時，國務院決定成立了國務院計劃生育辦公室，開始將計劃生育工作納入政府工作議程。一九六五年，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提出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和措施，如：提倡制造口服避孕藥并免費發放，提高節育技術，衛生工作和計劃生育工作相結合，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的宣傳教育和技術指導，計劃生育與改善人民生活和合理安排勞動力一起抓，并提出人口增長目標。當時普遍宣傳的口號：“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

計劃生育工作剛剛開展起來，“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這種**對計劃生育工作也有嚴重的干擾和破壞。**期間，雖然國家對控制人口增長問題也相應采取了一些措施，許多群眾根據本身的需要和利益仍在實行計劃生育，但是由于各級領導機關受沖擊，各項正確的政策制度受到破壞，從總體上看，在計劃生育工作領域也不例外地出現了無政府主義盛行的局面，這導致生育上的無政府狀態和人口增長的失控。

六十年代，中國人口平均增長的速度很快，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〇年，全國人口年平均遞增率達26?，總和生育率為5.91，九年共凈增加人口17000萬，這是新中國第二個人口出生高潮期。

第三階段，從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這是計劃生育政策取得顯著成效時期。

一九七〇年以后，周恩來克服重重困難，頂住“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做了大量的工作，為中國計劃生育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礎，人口出生率開始逐年下降。一九七一年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商業部、燃化部《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提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和其他地區外，都要加強對這項工作的領導，深入開展宣傳教育，把晚婚和計劃生育變成城鄉廣大群眾的自覺行動，力爭在“四五”期間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農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內。當時再次提出了“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一對夫婦有兩個孩子為最理想的計劃生育要求。一九七三年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在計劃生育宣傳教育上，提出了“晚、稀、少”的口號。為了便利群眾節育，全國免費發放避孕藥具。同年，在周恩來主持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第一次把人口增長指標納入了國民經濟計劃。

這一時期，中國計劃生育工作在制定、落實政策措施上，有了新進展，后期人口理論工作也開始打破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面；

逐步修改了一些不利于計劃生育的政策和規定，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和法規，國家法律明確規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

調整和充實了各級計劃生育工作組織，配備了專業干部，總結了歷年來開展計劃生育工作的經驗；

進一步加強了計劃生育科研機構和技術隊伍，加強了避孕藥具的生產和供應；

政府提出獎勵只生育一個孩子的夫婦，提出加強社會保險，做好婦幼保健和老年人福利工作，以鞏固計劃生育的成果；

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開始得到較廣泛的傳播，全國和一些地方相繼舉辦人口理論學習班和研討會，為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在思想和理論上做了有益的工作。

這個時期，雖然各項工作都受到林彪和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干擾和破壞，受到“左”傾思潮的影響，但是粉碎“四人幫”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及時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政策措施，各地的計劃生育工作在逐步走向正規化方面畢竟有所前進，特別是控制人口增長的重要性

日益明顯，城鄉人民，尤其是城市中有日益增多的人逐步認識到了控制人口增長對國家、集體、個人的利害關系，比較自覺地接受了計劃生育思想。因此，**中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人口出生率由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的年平均34.4?下降到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的24.16?。同期，總和生育率由5.91下降到3.94，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由20.11歲上升到21.56歲。

第四階段，一九七九年以后，計劃生育進入一個新階段。

中國對于如何解決自己的人口問題，經過了三十年的正反兩方面的實踐和認識，直到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從中國的國情出發，進一步明確了計劃生育政策的指導思想，并把計劃生育提到國策的高度。就計劃生育政策的理論基礎來說，這一時期明確了兩種生產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是指導中國人口政策的理論基礎，肯定和推行了“兩種生產一起抓”的經驗。

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在提出中國新時期的總任務、總目標同時，提出了本世紀末把人口控制在12億的目標。為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國家采取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一九七九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提出：“鼓勵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提出：計劃生育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經濟的措施，鼓勵只生育一個孩子；

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表了《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從思想上、理論上闡述了計劃生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全體干部，帶頭實行計劃生育，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這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控制中國人口增長，加速現代化建設的堅定決心；

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新的《婚姻法》，第十二條規定：“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還規定了青年的最低結婚年齡：“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歲，女不得早于二十周歲。晚婚晚育應予鼓勵。”新婚姻法還對優生優育問題作了規定；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第二十五條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第四十九條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憲法中還規定：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領導和管理計劃生育工作；提出“兩種生產一起抓”。《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六個五年計劃（一九八一至一九八

五）》中規定：“嚴格控制人口的增長，妥善安排城鎮勞動力的就業，在生產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使城鄉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繼續得到改善。”國家同時還提出，把計劃生育納入建設社會主義兩個文明的內容，人口發展計劃列入社會長遠發展規劃，并開展人口發展趨勢預報工作；

在人口學研究和計劃生育領域對內、對外實行開放政策。

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在深刻地分析了當時中國計劃生育工作實際情況后，強調指出，要把計劃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眾擁護、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礎上。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黨群關系，促進安定團結。為進一步完善計劃生育具體政策，中共中央提出，在繼續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同時，在農村繼續有控制地放寬一些，有特殊困難的家庭，經過批準可以生二胎；但要堅決堵住大口子，即嚴禁超計劃的二胎和多胎。對少數民族的生育政策，也作了明確規定。在執行中，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文化條件、人口構成和計劃生育工作開展情況，從實際出發，因人因地制宜，實行分類指導。具體要求上，農村比城市寬，邊遠、人口稀少地區比人口密集的地方寬，少數民族比漢族寬。有特殊情況的，如雙方為獨生子女結婚的、第一個孩子為非遺傳性殘疾的、夫婦為歸國華

僑的、農村中確有實際困難并愿意生育兩個孩子的育齡夫婦，都可以有計劃地安排生育第二個孩子。生育政策的這種調整，有利于計劃生育制度趨于完善。

兩年多來，各地本著計劃生育工作服務于、服從于四化建設的需要，進行了完善計劃生育政策的試點工作。關于“開小口子”，有如下幾種情況：規定若干條可以生二胎；照顧獨生子女戶再生一個，間隔多年再安排生二胎；降低多胎率的同時開放二胎；按經濟地理條件規定不同的生育政策要求；晚婚晚育加間隔；少數民族和華僑執行特殊的生育政策。實踐證明，根據中共中央關于生育政策要緩和漸變的思想，從實際出發，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黨群關系，促進安定團結，合情合理，群眾擁護。

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這七年人口出生率平均穩定在19?左右，自然增長率穩定在12.5?左右，總和生育率為2.3左右。如果按一九七〇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水平來計算，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五年共少生約2億多個孩子，其中一九七九年以后占一半。中國生育率迅速下降這一事實已經被全世界公認，一個經濟文化還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生育率已經接近更替水平，這是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

三十多年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經歷了不斷發展、完善和提高的過程。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是完全可以辦到的，關鍵在于對計劃生育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要排除各種錯誤思潮的干擾，要堅定不移地把它當作長期戰略任務來對待，并在廣泛宣傳教育的基礎上，采取行政的、經濟的、立法的綜合措施來促其實現。同時也應該看到，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由于人口基數大、年齡構成輕，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兩次人口出生高峰中生育的人，已經進入和將要進入婚育年齡期，人口出生率的繼續降低會遇到更大困難，如果稍一松懈，人口自然增長率很快就會回升。針對這種情況，應該認真總結過去計劃生育工作的經驗和教訓，進一步改進、完善計劃生育政策，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在這方面的優越性。

第四篇：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演變過程考察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演變過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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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中文摘要.................................................................................................錯誤！未定義書簽。ABSTRACT................................................................................................錯誤！未定義書簽。第一章 引言......................................................................................錯誤！未定義書簽。

1.1問題的引出與意義.......................................................................錯誤！未定義書簽。1.1.1問題的引出............................................................................錯誤！未定義書簽。1.1.2問題引出的意義....................................................................錯誤！未定義書簽。1.2研究框架.......................................................................................錯誤！未定義書簽。1.2.1研究類容................................................................................錯誤！未定義書簽。1.2.2研究方法................................................................................錯誤！未定義書簽。1.3研究的創新與不足之處...............................................................錯誤！未定義書簽。第二章計劃生育政策的內容：文獻綜述.............................................錯誤！未定義書簽。2.1計劃生育政策的誕生...................................................................錯誤！未定義書簽。2.1.1計劃生育誕生的時代背景....................................................錯誤！未定義書簽。2.1.2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的目的及意義....................................錯誤！未定義書簽。2.2計劃生育政策的發展過程...........................................................錯誤！未定義書簽。2.2.1計劃生育政策發展的幾個階段............................................錯誤！未定義書簽。2.2.2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下的中國國民行為表現........................錯誤！未定義書簽。3.3新時代的計劃生育政策...............................................................錯誤！未定義書簽。3.1.1新時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內容................................................錯誤！未定義書簽。3.1.2新時代背景下的計劃生育政策實施辦法............................錯誤！未定義書簽。4.1總結與評述...................................................................................錯誤！未定義書簽。第三章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演變過程.........................................錯誤！未定義書簽。3.1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演變過程...........................................錯誤！未定義書簽。3.1.1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嚴謹時期....................................錯誤！未定義書簽。3.1.2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松懈時期....................................錯誤！未定義書簽。3.1.3我國現有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地位........................................錯誤！未定義書簽。第四章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演變因素分析.................................錯誤！未定義書簽。4.1 我國不同經濟背景下的計劃生育政策......................................錯誤！未定義書簽。4.1.1我國后計劃經濟時代的計劃生育........................................錯誤！未定義書簽。4.1.2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計劃生育........................................錯誤！未定義書簽。4.2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與家庭觀念的邏輯關系...........................錯誤！未定義書簽。4.2.1我國舊時代的家庭觀念與計劃生育政策............................錯誤！未定義書簽。4.2.2我國新時期的家庭觀念與計劃生育政策............................錯誤！未定義書簽。4.3小結...............................................................................................錯誤！未定義書簽。第五章不同視角下的計劃生育政策演變.............................................錯誤！未定義書簽。5.1宏觀視角下的計劃生育政策演變（以歐洲與亞洲國家為例）錯誤！未定義書簽。5.1.1西方人口政策與我國人口政策對比——以俄羅斯為例....錯誤！未定義書簽。5.1.2南亞人口政策與我國人口政策對比——以印度為例........錯誤！未定義書簽。5.2微觀視角下的計劃生育政策演變（以我國普通家庭人口數量變化為例）錯誤！未定義書簽。

5.2.1我國農村家庭人均人口數量變化(數據分析)......................錯誤！未定義書簽。5.2.2我國城市家庭人均人口數量變化(數據分析)......................錯誤！未定義書簽。5.3小結...............................................................................................錯誤！未定義書簽。第六章總結.............................................................................................錯誤！未定義書簽。6.1結論...............................................................................................錯誤！未定義書簽。6.2進一步討論...................................................................................錯誤！未定義書簽。參考文獻.................................................................................................錯誤！未定義書簽。致謝.........................................................................................................錯誤！未定義書簽。

攻讀碩士學位期間發表論文目錄.........................................錯誤！未定義書簽。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全球經濟逐漸穩步發展起來，世界人口增長率迅速提升，人口規模隨之不斷擴大。而我國作為當時的人口大國，人口增長率卻仍然位居世界前列，為了控制人口規模，調節出生率與死亡率嚴重失衡問題，我國政府自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便開始醞釀制定計劃生育政策，在歷經了在十余年的調查與探索后，我國政府于上世紀60年代初正式出臺計劃生育政策。其政策的內容可區分為廣義計劃生育政策和獨生子女政策兩類。獨生子女政策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其人口控制效果與廣義計劃生育政策相比并無明顯優勢。在當時的人口背景下，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人口類型上，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又有所不同。同時，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在不同時期的內容又有所差異，在經濟不斷發展，人口結構不斷變化的情況下，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又不斷的在尋求革新與改變，以期符合我國不同時期的勞動力需求，在我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數十年間，其自身的歷史演變過程不僅反映了我國各個時期的人口數量變化情況，還為研究我國各個時期的經濟發展、政治發展以及文化發展情況提供了契入點。在本文的行文結構中，作者首先是對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制定的背景以及內容進行了探究，進而對其在不同時期的發展歷程進行了剖析。同時，在分析演變因素的基礎上，又從宏觀與微觀的角度上，運用演變因素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探討，以此來全面、整體、細致地為讀者解讀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演變歷程。在六個章節的探討中，作者借鑒前人研究之成果，同時結合自身有限之認知，對我國計劃生育政策之歷史演變進行了詳細的考察與探究，雖苛求完善，但密中有疏，還望讀者指正。

關鍵詞：計劃生育歷史演變獨生子女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global economy gradually developed steadily, and the world's population growth rapidly, population scale expanding.And our country as the most populous country, population growth rate is still among the world top,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population size, adjust the birth rate and mortality of severe imbalances, since the late 1950 s, our government began brewing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fter the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more than 10 years, our country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1960 s official policy of family planning.Its policy of cont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generalized two categories,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the one-child policy.The one-child policy is a product of a specific era, its population control effect 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 policy of family planning, there is no obvious advantage.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areas,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population,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s different.At the same time, our country'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content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structure changing, under the condition of our country'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constantly seeking innovation and change,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demand for Labour in different period,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for decades in our country, its own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not only reflects the various periods of change of the population in our country, also for the study of the various perio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 cultural development provides the entry point.In the writing of this article structure, the author first is on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to explore the background and content of, and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development carries on the analysis.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factors, and from the macro and micro point of view,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factors on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 overall and detail for readers to interpret the evolution course of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第一章 引言 1.1問題的引出及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社會主義初期的建設伴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展而拉開序幕，而此時的龐大的人口數量嚴重的阻礙了我國的經濟發展，因此人口問題成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面臨的重大問題，龐大的人口基數成為了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為了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快速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宏偉目標和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我國政府創造性的提出了計劃生育政策。如今，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提出至今已逾近五十年之久，在這五十多年的政策實行中，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不斷改革與創新，以期快速適應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在政策實施的數十年間，尤其是在計劃經濟時期，計劃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數量的過快增長，使我國的生育水平下降到自然更替水平以下，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功實施代表了我國成功地探索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綜合治理人口問題的道路，促進了我國綜合國力的迅速提高、和諧社會的快速進步以及人民幸福生活的全面改善，從宏觀上看，計劃生育政策也對世界人口的合理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簡而言之，計劃生育政策是我國人口政策的最核心內容，其從制定到開始實行歷經了十余年的時間，而在其實行的數十年間，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乃至人口思維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在其實施的過程中，其自身也在不斷演變。本文作者以計劃生育政策的誕生、發展為文章結構的軸線，通過對其政策內容、政策實施過程的分析來表現其在不同時期的演變過程。

1.1.1問題的引出

千禧年以來，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已經為我國人口規模的控制產生了積極的效應，但凡事必有都有利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的確為我國的人口控制計劃貢獻了積極的力量，但另一方面，計劃生育將我國的人口出生率降低到了自然更替率以下，這就導致了如今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出現。據著名期刊《國際先驅導報》報道：2009年全國人口普查統計結果表明，我國現有的達到60歲以上的老人約有1.68億，且這一數據的比例正在不斷的擴大，更具我國現有的經濟產業結構以及生產勞動力需求來看，如果不盡快停止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加快二胎政策的開放，那么極有可能面臨未富先老的尷尬局面。因此，對我國政府來說，如何合理的做出人口政策的調整，將會決定未來幾十年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速度以及發展高度。而要想做出明智的人口政策調整，政府就必須要依托學者對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演變過程分析，只有牢牢把握住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演變規律，才能有效的制定出符合新時期現代化建設的人口控制政策。在新的人口環境以及社會發展背景下，作者深知出生率低、人口結構老齡化已然成為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最大隱患。因此，調整人口政策的實施方向已經迫在眉睫，但新的人口政策實施必須要“瞻前顧后”，摸清我國人口歷史演變規律，做到知己知彼，溫故而知新。只有這樣，新的的人口政策才能最大化的凸顯其價值與意義。

1.1.2問題引出的意義

在本文的探討中，作者圍繞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演變過程進行考察與探究。其本質的意義在于為新時期的人口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依據以及參考價值。同時，也為解決我國現有的人口結構老化問題、基礎醫療問題、社會養老保險問題以及公共財產轉移問題等提供了最及時的研究資料。

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間，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總體規模占比始終位于著世界的前列，尤其是在過去二十多年間，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中國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但，隨著人口紅利的耗盡，人口結構的逐漸老化，我國現有的人口生產力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而更令人尷尬的是，我國的社會仍然是處在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水平，雖然經濟總量超越了日本，成為了實際第二大經濟體，但事實上，我國居民的整體生活水平仍然處于發展中國家水平，雖然我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經濟發展的速度受制于現有的人口勞動力老化問題，但僅僅從謀求產業轉型上去解決這樣的問題，往往是治標不治本的。要想徹底解決我國的人口發展問題進而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窘境，就必須要實施新的人口政策。現如今，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速度逐漸下降到發展中國家的正常水平，在長達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中，我國的自然環境、人口架構、醫療保障等問題逐漸被放大，社會各界人士對新的人口政策推出呼聲愈高。縱觀整個世界的發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在嚴重老齡化的情況下實現國家的崛起。許多經濟學家分析，只要穩步發展到2050年左右，在社會不出現大的動蕩的情況下，我國的經濟體量將會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實體。但本文作者觀點卻不盡相同，本文作者認為，依據現有的國民生育率來看，本世紀中業我國的經濟總量將仍然處于世界第二位，甚至還有被印度反超的可能性。因為那時的中國已經步入了嚴重的人口老齡化泥潭中。參考美利堅合眾國現有的生育率，其在經濟發展的數百年間始終保持著自身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一對夫婦平均生育生兩個孩子，這樣的人口政策成就了合理的人口結構，同時，美聯邦一直對外來移民持包容態度，甚至出臺相關的移民政策來吸引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人才，這些舉措使得美國的人口基數一直處于自然增長環境之中。同時，由于印度也不實行強制計劃生育政策，因此，其人口結構也沒有受到外來因素的干擾，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的全球經濟發展中，人力資源以及人才資源更具有優勢的印度將全面超過中國。基于以上原因，本文的將我國計劃生育的歷史演變過程作為論點，通過解析其演變歷程來為我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開山辟路，為我國在本世紀中業實現經濟總量的進一步提升保駕護航。

1.2研究框架

在《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演變過程考察》這篇論文的撰寫過程中，為了使論文整體的結構合理、條理清晰。作者對論文整體的框架結構進行了詳盡的考量。其大致結構如下：本文主要通過對我國計劃生育政策歷史演變過程的探究，找出其演變過程的規律，進而為我國新時期的人口政策制定提出有效的解決對策。本文主要是從世界人口發展的規律出發，以自然的演變更替作為人口發展的參考方向，在探討計劃生育政策歷史演變的過程中，本文從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制定的背景以及內容出發，對其在不同時期的發展歷程進行了剖析。同時，在宏觀與微觀的角度上，運用國內外人口發展案例進行對比討論。進而對其演變因素進行進行詳細的解讀，在結合了以上研究的情況下，本文作者隨即做出了相應的結論以及個人評價。全文共分為六個章節，在第一章的研究中，本文將計劃生育問題的引出以及其引出的意義進行了闡述。同時，也對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方法進行了說明。在第二章的研究中，本文將計劃生育政策的內容進行了文獻說明。其主要包含方面為計劃生育政策的誕生歷程、發展階段以及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期間的國民行為表現。第三章的研究是本文的主要重心，在這個章節的探討中，作者將歷史演變的過程進行了詳盡的、全方位的解讀。第四章的主要研究內容是計劃生育政策歷史演變的因素分析，這個章節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不同時代背景下的經濟條件。第五章的主要內容是將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演變歷程從宏觀與微觀的角度進行分析。第六章的主要內容是本文的總結以及作者個人觀點的陳述。本文在通過對現實中計劃生育政策歷史演變過程的深入研究，在回答“計劃生育政策是什么”的基礎上，提出“計劃生育政策怎樣演變”的問題。同時，本文從已有的計劃生育政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數據分析、文獻參考等方法，從社會學、經濟學等角度出發，對計劃生育歷史演變的原因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并通過東西方國家的實際案例以及我國家庭的人員數量變化來反映出人口政策對于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影響。基于以上分析，為我國的現代化人口策略制定，提出建議與參考。

1.2.1研究內容

本文的論文中心是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演變過程。在開展本文研究的過程中，我們首先要對計劃生育以及歷史演變進行概念上的定義。

計劃生育：計劃生育是人口控制計劃的一種有效方式，其其全稱是有計劃的節制生育。計劃生育的實施手段多樣，依據不同的文化背景、人口類型以及經濟條件，計劃生育方法可以劃分為早婚、早育以及晚婚、晚育、少育甚至是不育。早婚早育的理念在日本提出，其最早提出的原因也是為了解決本國人口老化的問題。而晚婚晚育、少育不育是我國人口控制的一種主要方式，其最為常見方法有增加農村家庭二胎生育的時間間隔，限制城市居民只能生養一胎。通過這樣的方式來緩解人口壓力，解放經濟發展的人口桎梏。但這樣的人口控制方式違背了自然更替的法則，雖然解決了一定時期的人口發展與經濟協調問題，但最終的人口老化問題始終會產生，由此也會造成未富先老的局面出現。在到21世紀初期，我國的沿海經濟發展較快，計劃生育政策也就做出了適當的調整，但對于少數民族來說，計劃生育政策并不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嚴格意義上來說，是針對漢族實施的，這主要從我國的國情以及民族構成考慮的。

計劃生育政策概念的提出：計劃生育概念并非是我國最先提出的，其最早的歷史可以追述到18世紀末，據現有資料記載，1798年，英國人馬爾薩斯在最早的一本研究人類人口數量的變化的刊物——《人口學原理》上發表了一篇關于人口增長與食物供應關系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食物供應與人口增長之間的制約關系，并于當年創造性的提出了遏制人口過快增長的方式方法，在提到的諸多方式中，其主要可以劃分為兩個大類：一是自然原因遏制人口增長。二是人為原因遏制人口增長。這其中的自然原因值得是各種事故、自然衰老、瘟疫、饑荒等。而人為原因則包含了戰爭、道德殺戮（例如烏干達大屠殺、穆斯林宗教仇殺等）、節育等。此次節育的提出，便是后來人口政策中計劃生育的最早概念。相較于西方，我國的最早引入這一概念的是著名人類學家馬寅初，他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于《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著名的《新人口論》，在在這篇文章中，他率先引入了節制生育的概念。由于新中國在戰后潛移默化的鼓勵人口數量發展，這一文章的發展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轟動。這對于后來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歷史演變：歷史演變概念是各個時期人們對于過往事物研究的一種手段。其存在歷史悠久，本質的意義就是對事物的發展規律進行梳理，在對于事物發展規律的探討中，分析其發展演變原因，總結梳理其歷史效果以及以及借鑒價值。我國最早將歷史演變概念運用到文學研究以及創作中的書籍是《史記》，其產生主要是依托國家政權的更迭作為行文脈絡，而后來人們也逐漸開始效仿，例如《資治通鑒》、《百年中國》等，都是依托這種思路產生的。

本文的研究內容是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演變過程，顧名思義就是對我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發展過程的探討。在分析其演變歷程的過程中，著重探究其演變影響因素，為我國乃至世界的人口政策制定提供理論研究的基礎。

1.2.1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是以理論研究為主，因此在研究方法的選定上，作者采用了如下的方法：

1.文獻資料法 ○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制定與實施歷史較短，但政策研究內容較為豐富。截至2016年底，我國關于計劃政策的相關文獻研究多達100萬篇，在眾多的研究中，不乏國內外頂尖的人類學家的真知灼見，參考他們的研究成果將會如人立于巨人之肩，將會為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歷史演變研究提供最為可靠的文獻咨詢。

2.訪談法 ○在對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演變調查中，通過對計劃生育政策的實際作用人——我國廣大的60后以及70后乃至80后的實際訪談調查，以第一手的資料來確保研究的真實性、有效性以及合理性。訪談的對象設置為不同年代的，不同年齡段的已婚男女人士以及未婚人士。確保抽樣調查的人群隨機性大，分屬于不同的階層、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區。將科學、真實的研究原則貫徹到底。在實際的調查中，本文作者通過聯系的各地人口研究專家與其進行合作調查，力求通過人物自身的口述來還原計劃生育政策實施與演變的真實歷程。在通過與訪談對象的交流中，了解計劃生育政策對于國民的切身影響，以及國民對于計劃生育的反應與行為表現，為文章的初期分析做準備。問卷調查法

在本次問卷調查中，本文作者通過對我國各個階層的國民的調查分析，初步了解了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對于我國經濟、社會、家庭發展的影響程度。同時通過其對于各個階層的影響度來衡量其演變的方式方法。數理統計法

基于文獻資料的數據整理以及實際訪談、問卷調查的數據反饋，利用表格、函數等數理統計手段來解讀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演變過程。將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查結果數理化將更具有說服力，也符合當下文獻研究的科學原則與合理原則。1.3研究的創新與不足之處

那次研究囿于研究對象較為宏觀以及抽象，同時，其本身的影響因素眾多，其本身在創新研究的同時，也存在諸多不足之處。本文的創新之處在與將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演變與世界整體的人口發展情況進行對比研究，這樣的好處在于能夠更加宏觀的把握我國與世界人口發展的聯系。而不足之處在于本文對計劃生育政策演變因素的探究不足，僅僅將最主要的經濟發展因素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這在計劃生育政策的研究中來看，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第二章：計劃生育的內容：文獻綜述 2.1計劃生育政策的誕生

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的誕生歷程是曲折多變的，對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而言，計劃生育就是在全國或整個地區范圍內，對人口發展進行有計劃的調節，使人口的增長同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相適應。對一個漢族家庭或一對漢族育齡夫婦而言，則是有計劃的安排生育子女。1975年，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于一九七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國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量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生育政策。由于措施有力，這段時間的計劃生育取得了明顯成效，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這是我國對于計劃生育的最早國家層面的應對策略。

第五篇：農業補貼政策演變趨勢分析論文

摘 要：從1933年第一部系統的農業法開始實行以來，美國先后出臺了數十個有關農業補貼的法律，對農業進行了長期高強度的補貼，形成了有特色的補貼體系。

關鍵詞：美國；農業補貼政策；演變趨勢

Abstract： Dozens of agricultural subsidy laws have been issu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first systematic agricultural law was implemented in 1933.A lot of long-term subsidies for agriculture are conducted and the subsidy system with characteristics is formed.Key words：the United States；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y； changing trends

二十世紀30年代以前，美國政府對農產品市場基本采取自由放任不干預的政策，但通過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促進了農業的發展。自3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正式通過農業補貼政策，直接干預農產品市場。美國的農業補貼政策大多是通過法律形式規定的。1933年大危機期間，為拯救農業，美國出臺了第一部系統的農業法。此后，隨著農業發展要求、市場行情、甚至政治因素的變動，美國又對農業法進行了多次修訂。可以說，美國政府的農業補貼政策是在不斷調整中發展和完善起來的，自1933年美國國會通過《農業調整法》以后，經過70多年的調整和充實，發展成了一個相當完整而又復雜的政策體系。

不同的農業法中農業補貼政策的內容是不盡相同的，因此每一部新農業法的出臺都意味著美國的農業補貼在作相應的調整。專家認為，總體看來美國農業補貼政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33~1995年，可以稱為價格補貼政策階段。農業補貼政策以限制農產品播種面積、政府建立農產品儲備調節市場供求關系、擴大農產品出口為主要特征，農業補貼直接與市場價格相掛鉤；

第二個階段是1996~2001年，可以稱為收入補貼政策階段。補貼與當年市場價格脫鉤，直接計入農民收入；

第三階段是2002年以后，可以稱為收入價格補貼政策階段。既保留了收入補貼，又保留和創造了一些價格補貼手段。

一.1933~1995年美國農業補貼政策類型

(一)直接補貼

1.災害補貼。災害補貼，是聯邦政府向遭受干旱、洪水、冰雹或龍卷風等自然災害的農場主提供財政援助，即對農業災害給予直接的補貼和成本補貼。

2.目標價格與價格差額補貼。目標價格，是美國政府實施農產品價格干預時采取的一種支持性價格，它的高低由生產成本和生產者利潤來決定。它與市場平均價格之差乘以銷售量的積，即是差額補貼。差額補貼主要提供給與政府簽訂休耕計劃和銷售合同的農場主，在合同面積之內生產的農產品可以獲得價格支持。享受差額補貼的農產品，主要是占收獲面積絕大部分的小麥、玉米、花生、棉花及乳制品等基本商品。這是政府對生產者實行的目標價格保護，當相關產品的市場價格低于目標價格(或規定價格)時，生產者可以得到差價補貼。

3.休耕補貼。休耕補貼是美國農業限產計劃的重要內容。限產計劃始于1933年(包括播種面積配額和銷售限額)。根據1956年農業法制訂的土地銀行計劃，確立了耕地面積儲備和土壤保護儲備。前者是允許主要農產品的生產者短期停耕土地的計劃；后者是農場把一部分土地長期退出耕種，用于植樹和保護土地的目的，而每年都可以獲得補貼。實施土地銀行計劃初期，尚未達到削減農產品產量、穩定農產品價格的目的。1960年又轉向一種新的自愿生產控制計劃，在1961年的緊急飼料谷物計劃中，明確規定農場主應停耕至少20%的耕地，且必須將這些耕地用于土壤保護目的的情況下，農場主才可獲得停耕土地正常產量50%的現金或實物補償。以后陸續通過的一些農業法對休耕計劃作了一些修訂，但基本目的都是一個，就是把耕地面積減少的額度和結構，同某種或某幾種重要農產品的期末庫存與消費量之比的高低聯系起來，以達到即控制農產品供應，又保護農產品價格的目的。

尹鳳梅：美國農業補貼政策的演變趨勢分析4.儲藏補貼。美國農業的問題在于農產品過剩。為了減少收獲季節農產品的上市量，美國政府建立了農產品儲備計劃。其基本內容之一，就是由政府向農場主支付一定的儲存費，使農場主暫時把農產品儲存起來，等待有利的銷售價格。凡參加自我儲藏項目的生產者，可以得到長期貸款，同時可以就其儲存的產品得到一定比率的補貼。

5.土地轉產的實物補貼，這是對參加土地轉產項目的農場發放的實物補貼。

6.奶制品轉產補貼，1984~1985年美國政府對于放棄出售牛奶的生產者給予補貼。補貼按生產者往年出售牛奶數量的5%~10%發放，每50公斤補貼10美元。

(二)投入品補貼

1.農場儲藏設施補貼。對于農場儲藏設施建設，政府給予低息貸款作為支持，利率與商品信貸銀行貸款利率相同。這種補貼主要給予作物生產者。

2.農場貸款補貼。農場主家庭管理機構提供生產者低息貸款，包括農場經營、防災和救災、處理經濟危機、保持所有權、放牧、土地改良、水資源保護和灌溉設施建設所需貸款。

3.作物保險補貼。為了減輕因自然災害給農業造成的損失，美國聯邦自己對農業或農牧場主提供作物保險。1938年，美國國會授權撥款1億美元，建立了聯邦作物保險公司，為農場主提供全風險作物保險。聯邦作物保險公司對由于氣候和無法避免的自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提供保險，農場主支付保險費。目前，美國的作物保險補貼分為三類：一是全風險保險補貼，對遭受各種自然災害影響而減產的作物提供政策性保險。二是“區域—單產”保險補貼，即向單位面積產量接近的地區提供作物保險，保險費和賠償費都按統一的標準支付。三是“氣候—作物”保險補貼，這是一種對具有某些特殊氣候因素地區提供的保險補貼。從1980年起，政府對這部分保險費給予補貼，補貼額占保險費的40%~60%。

4.燃料稅補貼。1983年前，政府對農業生產者在所有非高速公路上消耗的柴油和汽油免收聯邦稅；1983年后，政策有所改動，農業用油完全免稅，其它用油則部分免稅。

5.緊急飼料補貼。在由于自然災害引起牲畜飼料損失的情況下，一定比例的外購飼料的費用可由商品信貸銀行支付，最高可達50%。

6.放牧費補貼。林業管理機構和土地管理局對西部16個州在公共草場上放牧收取的放牧費低于一般市場價，這一補貼主要用于牛肉生產。

(三)市場價格支持

1.不歸還貸款收益。當商品信貸公司(CCC)提供的無追索權貸款到期后，生產者可選擇不歸還貸款和利息，而以抵押作物償還。若貸款的本息高于當時作物的市場價值時，這相當于政府以高于市場價格的價格收購農產品。

2.液體牛奶補貼。美國許多地區對牛奶實行價格支持，例如最低價格政策、多余牛奶收購政策等。這些政策導致液體牛奶價格居高不下，牛奶價格甚至高于加工后的奶制品。

3.牛肉收購補貼。由于某種原因，政府在一些年份指定商業信貸銀行以一定的價格辦理收購牛肉事項，這時的收購價有利于生產者。

(四)營銷環節支持

1.運輸補貼。聯邦政府對于內陸水路和鐵路的運行、維修和運輸系統的建設給予資金支持。

2.檢查補貼。幾乎所有的農產品均需接受檢查，檢查費用包括聯邦糧食檢查機構、食品安全機構、包裝管理機構的開支。政府對這類機構的開支給予政策支持。

(五)長期性補貼

1.農業科研推廣補貼。美國注重構建實現農業現代化所必需的、完整的農業科研、教育與推廣體系。聯邦政府撥款成為農業科研經費的主要來源。美國用于農業科研的公共撥款占農業GDp的百分比，從1960年代的1.6%上升到1980代前期的2.4%。同時，政府對農業科技推廣也予以資助。1977年聯邦預算中，與州合作的農業推廣經費為2.4 億美元。

2.農業資源保護和保護性利用的補貼。1934年的干旱和1935年春季席卷美國大部分地區的“塵暴”，促使美國開始注意土壤破壞的災難性后果，并采取相應措施和支付財政補貼予以保護。美國從1930年代的土壤資源保護、1970年代初開始的治理水資源污染，逐步發展為綜合保護農業資源。包括防止水土流失，保護土壤有機物和耕地的生產能力，積蓄、合理利用天然降水和天然湖泊，保護森林等等。

3.研究支持、咨詢支持、病蟲控制支持、營銷支持。這部分經費用于發揮政府的服務功能，具體運用在農產品營銷服務、農業研究及推廣服務、經濟研究、國家農業統計上作、動植物衛生檢查等項目。

(六)促銷補貼

1.農產品出口補貼。為了降低農產品出口價格，提高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美國實施農產品出口補貼。其中，小麥、玉米、大豆、棉花等出口時都有政府的補貼。1985年“糧食保障法”規定，補貼10億美元用于增加美國谷物的出口，奪回美國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此外，美國還扶持建立不同產品的行業團體、協會，開發世界市場。1953年，聯邦政府成立了農產品外銷局，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開發市場。為實現這一目標，農產品外銷局極富創造性地與有關行業團體、協會合作，并給予財政援助，以充分調動其銷售農產品的積極性。到1980年，與農產品外銷局合作的各類團體、協會已達50個以上。

2.食品補貼。為擴大國內需求并實現社會公平，美國嘗試過許多針對“目標人口”的營養補貼計劃，如食品券計劃、婦女、嬰兒和兒童的特別補充食品計劃，學校的早餐和午餐計劃，直接食品分配計劃等。1988年，這些計劃花費了212億美元。因為低收入家庭糧食需求的彈性較大，所有這些計劃都有助于提高對糧食的需求。

(七)其它支持

1.稅收補貼。聯邦所得稅法規定對一些收入實行減稅和免稅政策。在計算pSE時，這部分補貼按各種農產品的產值分配。

2.州立項目支持。州政府對農業科研、推廣、信息、營銷和檢查等服務給予經費支持。

就具體農業補貼政策而言，無追索權貸款政策、液體牛奶補貼、目標價格與價格差額補貼、作物保險補貼比較典型。

二.1996~2001年美國的農業補貼政策內容

WTO農業協定生效后，美國對其農業補貼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主要體現在1996年克林頓總統簽署的《1996年聯邦農業完善與修改法》(以下簡稱《1996年農業法》)中，主要調整如下：

(一)取消目標價格和價格差額補貼，實行多種收入支持措施

美國《1996年農業法》規定，從1996年起取消長期實行的農產品目標價格和價格差額補貼，2002年后將停止向農場主提供農產品價格和收入支持方面的補貼，使美國農業“完全過渡到市場經濟”。政府將引導農場主參加期貨交易和農業合作組織，并推行作物收入保險計劃，通過社會環節來化解和分擔農民的市場風險，以保證農民收入穩定。

(二)設立過渡性的彈性生產合同補貼，以直接固定收入支持替代國內價格支持

為了彌補“農產品口標價格和價格差額補貼”取消后對農民收入造成的損失，作為過渡，在1996~2002年間設立“彈性生產合同補貼”。只要農場主自愿執行政府制定的環境資源保護計劃和沼澤地保護條款等法規，并一次性簽訂7年“彈性生產合同”，即可得到補貼，其補貼額按平均補貼基準和農民種植合同面積計算。此外，美國已經將補償性支付與谷物種植者脫鉤，進而使“黃箱”價格支持轉變為“綠箱”對農民直接固定支付。

(三)土地休耕保護計劃

土地休耕保護計劃最早是根據1985年的“食品安全法案”提出的，當時的目標是休耕4500萬英畝耕地。“聯邦農業發展與改革法”延長了這項計劃，計劃到2002年，休耕保護土地3640萬英畝。按照這項計劃，農民可以自愿提出申請，與政府簽訂長期合同，將那些易發生水土流失或者具有其他生態敏感性的耕地轉為草地或者林地，時間為10~15年。該計劃對每個農民的補貼數額在50~50000美元之間，平均全國為5000美元。這項政策的目的是減少水土流失、增加魚類和動物的棲息地，改善水體質量，保護十壤，改善農村景觀等。進入計劃的土地一是要體耕，退出糧食種植，二是要采取植被綠化措施，包括種植多年生的草類、豆科草類、灌木或林木。

(四)取消對農場主儲備的補貼

美國以前的政策形成了存糧于民的體系，但國家財政補貼負擔很大，于是，《1996年農業法》僅保留用于國際人道主義食品援助的400萬噸糧食儲備，而取消了對農場主儲備的補貼。

(五)導入市場喪失補助政策

1998年美國農業收入，受國際市場谷物價格持續下落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比美國農業史上農業收入最高的一年1996年減少了21%。美國政府為提高農民收入，于1998年10月實施市場喪失補助政策。1999年市場喪失補助支出28.57億美元；2000年農業支持計劃中用于市場喪失補助的支出為55.4億美元，約為1999年的2倍。

(六)解除大部分農作物的種植限制

農場主若不參與政府的農業計劃，他一直擁有完全的種植自由。但對參加政府計劃的農場主而言，其種植自由曾受到種種限制。實施1996年農業法之后，只要耕地不被非農業占用，農場主有權在其所有的耕地面積上種植除水果蔬菜以外的任何農產品，卻不影響其獲得收入補貼的權利。農場主可以根據市場的需求狀況自己決定種植什么和種植多少，但市場風險完全自己承擔。

(七)終止農產品供給管理

艾德溫·揚(E.Young)認為，美國1996年農業法案的主要調整之一是取消小麥、稻米、飼料糧與棉花種植休耕計劃，從而結束了長期實行的農產品供給管理政策。

(八)修正無追索權貸款率的確定方法

《1996年農業法》保留了基本的無追索權貸款，但要求農場主必須保證一定數量的農產品作為從政府那里取得貸款的抵押。對小麥，飼料糧、棉花、大米、油料等各種農產品的貸款率作了具體修改，確定了最低保護價的上限，此標準低于1990年農業法案的水平，政府的用意是不承擔大量庫存。

三.2002年以后的美國農業補貼政策

(一)2002年美國農業法規定的主要農業補貼政策

美國2002年5月出臺的農業法名稱為《2002年農業保障和農村投資法》(以下簡稱《2002年農業法》)，實施期為2002~2007年的6年，有10個部分組成。其中規定的主要農業補貼政策大多集中于“商品補貼”、“資源保育補貼”和“農產品貿易補貼”條款之中，其中“商品補貼”條款中，主要通過“貸款差額補貼”、“固定收入補貼”和“反周期補貼”等措施，對種植小麥、飼料谷物、棉花、大米、油籽的農民構建“三級收入安全網”，提供巨額收入補貼。對乳制品、食糖、花生生產者繼續提供價格，貸款補貼和進口保護。

1.商品補貼。商品補貼也叫農業補貼，是美國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農業補貼。依據《2002年農業法》，今后10年的年均補貼將主要通過直接補貼、銷售貸款差額補貼、反周期波動補貼3種形式進行。

(1)直接補貼。直接補貼是一種與農產品生產、價格不掛鉤的固定補貼。農民可以自愿參加，政府以農民預先確定的作物面積和產量為基礎對具體商品提供一個固定的補貼。《2002年農業法》將大豆、花生和其他油籽納入了補貼范圍，擴大了對農民收入的支持范圍。同時，還將羊毛、水果、蔬菜等納入補貼范圍，這是前所未有的，極大地擴大了補貼的范圍。

(2)銷售貸款差額補貼。銷售貸款差額補貼是政府保證農民順利出售農產品的最低保護價，即政府預定一個農產品的銷售價格，并以此價格貸款給農民。農民收獲后如能在市場賣到這個價格，政府就不給予補貼。如農民賣的價格低于預定價格，二者之差就是政府給予農民的補貼。《2002年農業法》將花生、羊毛、蜂蜜、雜豆等品種納入了銷售貸款差額補貼范圍。

(3)反周期波動補貼。反周期波動補貼是《2002年農業法》新設計的一種補貼制度，即農民在收獲后的10月份可得到上限為35%的計劃支付，待翌年2月份可再得35%的支付，到12個月的市場運銷結束后結賬。當農產品的實際有效價格低于政府確定的目標價格時，政府向農民提供反周期補貼。該補貼與市場價格成反向運動。當農產品價格下跌時補貼增加，反之則減少。反周期波動補貼保證了農民的收入水平，也意味著政府為農民分擔了生產風險，刺激農產品出口。《2002年農業法》將大豆、其他小品種油籽、花生納入了反周期波動補貼的范圍。

2.資源保育補貼。根據《2002年農業法》，美國計劃在2002~2007年再投資220億美元用于農業資源保育計劃項目，主要包括土地休耕計劃、農田水土保持、濕地保護、草地保育、農田與牧場環境激勵項目等。此外，美國聯邦政府還提供自然災害救濟補貼，用于自然災害發生后的非保護農作物災害援助計劃、農作物災害支付計劃、緊急飼料計劃、青飼料援助計劃、牲畜賠償計劃及樹木援助計劃；提供用于生產結構調整的投資補貼，以優惠利息給農民提供短期或長期貸款，給各州撥款，幫助償還貸款有困難的農民。

3.農產品貿易補貼。根據《2002年農業法》，美國計劃在2002~2007年，投資8.75億美元用于提高美國農產品出口的市場機會和拓寬國際市場；每年投資4.78億美元用于援助那些因國外有關農產品實施出口補貼而受到損失的美國出口商；每年對新增生物技術項目投資6的萬美元，用于商簽雙邊動植物和轉基因議定書及快速對付非關稅措施對出口造成的影響。此外，美國農業部還將向美國出口商免費提供國際農產品綜合信息服務。

除直接的出口補貼外，美國還實施了規避出口補貼的間接出口補貼，即出口信貸。美國每年提供的額度約為30億美元。依據《2002年農業法》，美國在2002~2007年將繼續提供出口信貸，以促進加工品和高價值的農產品出口，同時還將還款期由180天延長為360天。

由此可以看出2002年美國農業法規定的主要農業補貼政策呈現出大幅度提高農業補貼水平、調整補貼方式、擴大補貼范圍、補貼分配相對集中等特點。

(二)美國《2003年農業援助法案》規定的農業補貼政策

2003年2月20日，美國總統簽署了《2003年農業援助法案》，向遭受與氣候有關的災害及其他緊急情況損失的生產者提供補貼，包括作物災害計劃、牲畜補償計劃和牲畜援助計劃三種農業補貼政策。該法案再次擴大了農產品補貼范圍，及時修補了《2002年農業法》執行中的一些漏洞，進一步提高了美國農產品的競爭力。2002年因氣候反常等原因導致美國受補貼農產品減產，價格上揚，使許多農產品的貸款差價補貼和反周期補貼懸空，資金節余，而遭受產量損失的生產者卻不能盡享高價的收益，于是美國通過該法案把節余的資金用于救災補貼，以保證美國農民能最大限度的得到農業補貼。這樣會使美國農民形成“農業收入穩定”的預期，從而調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近年來為了做到與WTO規則相一致，美國農業補貼政策更是朝著WTO規則所規定的方向調整，從總體趨勢來看，其調整呈現出了主張取消一切生產補貼和出口補貼，補貼方式逐漸由價格支持向收入支持轉移，逐步削減農業流通補貼額度，把流通領域和中間環節的補貼改為農民的直接補貼，大幅度增加對農業綜合開發的支持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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