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化的三種形式及我國城市化過程中的一些問題（模版）

.城市化的三種形式及我國城市化過程中的一些問題

城市化的三種基本形式有：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舊地型城市化。在我國不同時期的不同地區，各種形式的城市化發揮著它們各自的作用。在對三種形式的城市化的分析過程中，通過以上我們對城市化含義的了解，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們就可以認識到各種形式城市化過程中所產生的一些阻礙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因素。

（一）集中型城市化

集中型城市化就是農村人口和非農經濟活動不斷向城市集中。在這種城市化的過程中，暴露出原有的很多影響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因素，同樣也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新的問題。

1.舊的戶籍制度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我國所實行的戶籍制度在特定時期確實為國家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隨著經濟、政治制度的發展，以及城市化的擴展，這一制度已經成了制約我國城市化進程、經濟發展的一個方面[3]。幾十年前，劃出的“農村人”和“城里人”的這個鴻溝已經成了我國農村經濟、城鎮經濟發展的障礙。眾所周知，提高農民收入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引導農民進城、促進農村富裕勞動力的轉移。大量人口滯留農村的局面如不盡快扭轉，不僅直接制約農民收入的提高、農業現代化的進程和農村經濟的全面繁榮；還將長期抑制農村消費需求的增長，嚴重影響國民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所以，我國應盡快逐步改變現有的落后的戶籍制度，為勞動力的合理、有序流動創造更好的制度環境。.進城外來工的應享受的“國民待遇”難以實現

城市建設創造了大量的建筑業、工業等就業崗位；進城的外來工也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據北京市2003年統計資料顯示，進城外來農民工對北京市2003年GDP的貢獻率在10%左右。同時，農民通過進城務工就業學到了各項非農就業技能，感受到了城市文化，領略到了市場競爭，提高了綜合素質。同樣，進城務工也是農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徑。但是，在實際中農民進城打工卻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們的工資、福利、醫療等都得不到保障。同樣另外一個問題外來工子女入學難的也成為諸多媒體所關注的另一個熱點問題。外來工子女入學問題是關系到社會、國家發展進步的一個長遠問題。

這些問題不僅影響外來工的生活、工作，也對城市的發展產生了很多消極的影響。如2004年初開始報道的泉州工人嚴重短缺的情況，對城市的經濟發展及城市信用產生了很大的不良影響。《中國青年報》曾經報道，“招工春荒”現象在福建省泉州市2004年再次出現。原因何在?泉州市有關官員認為：一是有些小企業拖欠工人工資；二是勞動環境差；三是工資待遇低。創造好的“打工環境”，保障進城就業農民的合法權益，政府責無旁貸。無論是從關懷弱勢群體、以人為本的要求出發，還是從經濟發展的目標出發，政府都應該拿出切實的行動來。尤其是在當前打工者尚沒有完全組織起來與強勢力量進行博弈時，政府的作用更顯得重要

第二篇：我國城市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

我國城市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

一、存在的主要問題

因為受制于特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背景，所以，我國城市化的發展道路既呈現出世界各國的共性特征，同時又顯現出自身的個性差異。在新中國成立后半個多世紀的城市化建設過程中，無論是城市的數量，還是城市的功能均得到了巨大的發展。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加速推進與產業結構的快速升級，尤其是隨之而來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異地就業步伐的加快，使得我國城市化過程中本身所累積的諸多矛盾日益凸現出來。概括地講表現在六個方面。

1.城鄉分割，協調性較差。

在長期計劃經濟“城鄉分治”制度的作用下，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得以產生、固化乃至于不斷強化。政府借助于戶籍制度、勞動用工制度、糧油供給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醫療、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推行，逐漸形成了城鄉有別的管理體系。城鄉居民由于居住地域的差異和職業的不同最終演化成身份和地位的差異，即所謂的城鄉差別。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本身具有區位優勢和功能優勢，其聚集經濟效應的強化作用進一步拉大了城鄉之間的差距，形成了“城市一工業、農村一農業”的產業格局，最終使得城市和鄉村演化成兩個彼此相對獨立的人為的封閉系統。由于城市的磁化作用，使得農村中原本匱乏的資金和人才被城市合理“掠奪”。城鄉之間的公平問題作為市場經濟難以克服的固有缺陷在我國表現得更為明顯。

2.結構雷同，特色不明顯。

我國城市化發展模式肇始于重工業化發展戰略的需要，因此，其地域空間布局和主導產業培植上皆表現出明顯的計劃經濟色彩。

首先，表現在城市空間布局上的行政偏好。一是在城市選址和規劃上的強烈行政壟斷。政府包辦了城市建設中的一切事務，而作為切身利益者的城鄉居民幾乎被完全排斥在外；二是絕大多數城市都是所在地政府駐地，政治色彩十分濃厚。相比之下，城市產生、發展的最主要動力的經濟因素反而退居次要位置。

其次，城市之間產業結構的雷同成為普遍現象。出于政治因素而非經濟因素的考慮，大、中、小城市均希望借助各種游說手段為當地爭得更多的項目和資金，并通過構建完備的工業體系，努力為政府官員創造更多的政績。同構化的城市結構一方面強化了城市間的過度競爭；另一方面，地域特色和產業特色定位的模糊性直接侵蝕了不同城市的比較優勢。

3.城鎮體系不健全，協同效應不足。

受制于不同時期政治和經濟環境的需要，我國的城市化發展戰略表現出明顯的短期化特征。從建國后的“限制發展大城市和小城鎮，適度發展中等城市”逐漸過渡到80年代以后的“大力發展小城鎮”。我國城市化戰略的制定和實施似乎更多地是出于解決特定矛盾的權宜之計，缺乏整體性和前瞻性，都是從靜態和孤立的視角謀劃城市的發展。其實，不同規模的城市都有其自身的優勢和劣勢。例如，大城市具備較強的聚集效應，但其“城市病”癥狀也更為明顯；小城鎮分布廣闊，貼近農村市場，更有利于城鄉之間生產要素的交換，但其聚集功能較弱，土地浪費較為嚴重；而中等城市兼有二者的優勢和劣勢。所以，不能簡單地評價哪種類型城市的優劣。

4.強調行政催化作用，缺乏產業支撐。

眾所周知，城市的產生源于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城市的發展同樣是伴隨經濟發展的自然演化的動態結果。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行政力量只是在短期內、在表象層面上起到一定的輔助作用。這是世界發達國家城市化過程中共有的規律。然而，我國的城市化歷程表現出與這種規律較大程度的背離，行政力量扮演著遠比市場因素更為重要的角色。在城市主導產業的培育上，要么定位模糊、搖擺不定；要么彼此“借鑒”，簡單復制。其結果不僅浪費了較多的資源，而且使城市結構雷同、功能單一。同時，缺乏核心主導產業的支撐也使得城市后續發展動力嚴重不足，致使城市服務能力的提升滯后。

5.重視外延拓展，忽視內在功能完善。

80年代以來“攤大餅式”小城鎮發展戰略的推行以及大中城市新城區熱和廣場、步行街等標志性建筑熱愈演愈烈，既浪費了寶貴的土地資源，又因為拆遷補償不合理而引發了太多的社會糾紛，進而沉淀為潛在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在城市外圍空間拓展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的同時，現有城市功能的完善則嚴重滯后。從城市景觀的外觀上看，我國的城市并不比西方發達國家差，但在城市服務功能的完善和城市文明的積淀上則呈現出天壤之別。擁擠的交通、令人擔憂的衛生狀況和食品安全、日益惡化的治安、脆弱的環保等“城市病”困擾著城市的發展，使得城市的后續發展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6.傳統制度的約束功能仍然存在，阻隔了城鄉的融合。

雖然迫于各種壓力，傳統涇渭分明的城鄉管理體制有了一定的松動，但是，傳統城市管理制度的強大慣性作用依然存在，在某些領域甚至得到強化。城鄉間巨大收入差距的誘惑、對城市生活的渴求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需求等因素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加速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這種規模空前的勞動力流動不僅滿足了城市產業發展的用工需求，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無論對城市還是對農村來說本該形成雙贏的結局。

但是出于保護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保障他們在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優先權，城市管理者往往只是企圖在現有條件下，通過簡單的“限、管、卡、罰”等非人性化管理手段來限制和排斥外來勞動力，而較少考慮借助優化內部結構，提升城市功能、培植主導產業等方式來擴充城市容量。顯然，這些措施將進一步拉大城鄉居民間的心理差距，不利于和諧城鄉關系的構建。

二、解決問題的對策

1.城鄉互動，協調發展。

國外和我國城市化發展的實踐都證明脫離農村發展的所謂“孤島式”城市化發展模式注定不會成功。缺乏了農村的協調和支持，這種城市化發展模式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要逐步摒棄片面強調發展城市(尤其更多地停留在城市空間的拓展上)的傳統做法，而應從城鄉聯動、協調發展的角度謀劃我國的城市化發展戰略。

2.因地制宜，突出個性。

審視我國城市發展現狀，結構雷同、個性模糊是一個普遍問題。城市在主導產業的選擇上、在未來功能的定位上均顯示出明顯的趨同性，這種現象對于城市的后續發展是十分不利的。實踐證明，在城市核心競爭力的培育上，個性化扮演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北京、上海、深圳、大連、順德等城市之所以在某些領域獨占鰲頭，其核心就在于它們結合本地區位和資源條件，選擇了獨特的主導產業，具備鮮明的個性化特征，這一點正是其他城市無法模仿的，從而在競爭中占據了主動地位。

因此，我國城市的發展應該結合自身的特點，充分發揮自身潛在的優勢，努力培植核心產業。從區位優勢、產業特色、文化底蘊、旅游休閑、礦產開發、生態環保等角度來定位城市的發展方向，探尋并逐步培育城市的主導產業，形成鮮明的城市個性特色。

3.整合城鎮體系，發揮協同效應。

由于規模不同，城市間表現出功能的差異性，都存在一定的優勢和不足。因此，如何通過科學的規劃，構建一個結構合理、功能互補的“金字塔式”的城鎮體系便成為當務之急。確立合理的城鎮體系，一方面要考慮城鎮的發展現狀，通過城市布局的合理調整和功能的整合，努力構建一個和諧的城鎮化體系，發揮不同規模城市間的協同效應；另一方面，要結合城市的未來發展，在科學預測的基礎上，確立城鎮體系的發展方向。

4.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弱化行政干預力度。

城市化建設中濃厚的行政干預帶來了諸多方面的負面效應，其中最典型就是在城市改建、擴建征地過程中行為的非規范性。某些政府官員與土地開發商“合謀”借助權力壟斷人為壓低被征地農民的土地補償標準，拓展了驚人的尋租空間，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

因此，應強化市場機制在城市化進程的基礎性作用，逐步淡化行政干預色彩，努力營造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學習和運用現代經營城市理念，不斷完善城市功能。引進市場機制，把長期由政府壟斷的某些領域，如：自來水、郵政、通信、公交、電力、煤氣等逐步放開，政府通過搭建公平競爭的平臺，引導各市場主體通過合理有序的競爭，提供質優價廉的服務。

5.突破制度瓶頸，凈化外部環境。

導致我國城市化水平不高的關鍵原因就在于傳統制度的約束。農村剩余勞力向城市流動受阻、現代化農業經營模式難以推行、大量農村人口長期滯留貧困、農村消費市場難以啟動等問題的癥結皆出于此。

改革現行的城市戶籍制度、勞動用工制度、教育制度、社保制度，降低外來勞動力在城市生活、就業成本。努力為市民和農民營造公平的競爭氛圍，并最終實現構建和諧城鄉關系的目的。

第三篇：《關于城市化以及我國城市化問題和分析》

城市化是一個地區的人口在城鎮和城市相對集中的過程,城市化意味著城鎮用地擴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在農村地域的擴散過程。城市化亦指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由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表現為鄉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化以及城市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有的學者也把城市化稱之為城鎮化、都市化，是由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具體包括人口職業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轉變、土地及地域空間的變化。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城市化就是農村生活方式轉化為城市生活方式的過程。發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種手段，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促進人的技能和素質的提高，提高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水平，使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達到和諧發展。

城市化主要有三個主要標志：1.城市人口增加；2.城市人口在總人口的比重上升；3.城市用地規模擴大。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特點：1.起步晚,發展快；2.城市化水平較低；3.城市發展不合理。

在城市化過程中會出現一系列的問題，城市規模的無限制擴大，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長，城市化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具體表現在六個方面：（1）環境污染嚴重，原有生態環境改變，環境質量下降，趨于惡化；（2）中心區人口密集；

（3）交通擁擠；

4、地價房租昂貴，居住條件差；

5、失業人口增多；（6）社會秩序混亂。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一個人多件差異性極大、地區地廣、自然資源與自然條發展不平衡的國家，但其城市化問題也是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我國的城市化主要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即改革開放后。

不過，目前我國在城市化進程中有五大問題不可忽視：

首先，把城市化率簡單地當作一個城市現代化的指標來追求。為追求數字指標，有的靠行政區劃調整以擴大管轄面積。實際上城市化率并不能充分反映城市的現代化水平，如草原、沙漠地區和某些工礦區，盡管數字上反映的城市化率比較高，但并不能說明其城市現代化水平高。又如一個省域的城市化同一個市域的城市化，甚至一個縣所謂“城市化”，具有完全不可比性，不能湊數字、比指標。城市化的實質是產業結構轉型，就業結構優化，非農就業崗位增加。但目前一些地方不重實質而重形式。

其次，在城市化問題上玩“數字游戲”導致了對城市、城市化基本概念的混淆與混亂。由于不少地方追求以改變行政區劃來擴大城市轄區，把城市做大，導

致城市是“聚集的點(中心)”還是“城鄉不分的面(區域)”變得日益模糊。近年來不少地市合并，地級市已成為區域實體，整個地區成為一個城市，但真正的城市建成區還只是區域的一個點(中心)。譬如內蒙古呼倫貝爾盟改地設市后，很大的鄉村區域都變成“城市”了，這既不符合事實，還造成了統計上的失真。一些大城市所轄縣整縣改市也存在類似問題。

第三，城市核心競爭力定位比較混亂。有的城市為了展示其城市化水平，盲目建大廣場、大草坪、寬馬路、摩天樓等形象工程，甚至還出現城市之間的盲目攀比。在產業結構上，缺乏區域和國家的統一規劃，盲目雷同，不少城市都把信息產業、高科技產業作為支柱產業。在建設資金上，由于急于改變城市形象但資金不足，為了籌集資金盲目擴大城市建設用地，寅吃卯糧，或者盲目借貸，形成很大的金融隱患。

第四，隸屬于城市政府的規劃權力缺乏制約機制和責任追究機制。而在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城市規劃的審批、監管多是市議會。目前流行“規劃聽市長的”，而有的市長又常受開發商的影響或被開發商牽著鼻子走，造成很多短期行為和錯誤決策。

第五，一些城市決策者忽視或不懂城市發展的區域規劃，忽視城市圈或城市連綿區的客觀事實，看不到在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的浪潮下，城市之間聯合協調的必然趨勢，不是主動聯合而是惡性競爭，既造成了區域基礎設施規劃和城市發展布局的不合理，又削弱了我國城市總體上的實力，降低了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城市化要數量、質量并重，但更要重視質量；要速度與可持續發展并重，但更要重視可持續發展；要實體與環境并重，但更要重視環境；要硬件與軟件并重，但更要重視軟件；要個體(城市)和群體(區域)并重，但更要重視區域；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但更要重視精神文明。

對此有五大建議可供參考：

首先是科學定位。各城市要依據自身的資源、區位、市場潛力、歷史文化條件以及總體規劃，實事求是地、科學地進行城市定位，注重城市文明，充分體現特色。并且要根據城市發展過程中內外條件的演變相應調整其定位，從定位和優勢出發建設特色城市。

第二，必須考慮可持續發展問題。在發展城市以滿足當代人需求時，不能以危及后代的生存能力和發展為代價。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主要包括生態、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這就要求正確處理好人口、資源和環境幾方面的關系。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就在于認清對城市發展的關鍵制約性因素，并將城市的發展限制在這些關鍵性制約因素的允許范圍內，避免由于過度發展對環境資源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

第三，要以城市為中心發展區域經濟，加快實現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城市化本身就是從區域著眼觀察城市現象的，而且任何城市都離不開區域的支撐，因而要處理好城市建設和區域發展的關系。城市是區域的中心，區域是城市發展的基礎。城市工作必須正確處理城市與區域的關系，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城市發展要依據區域規劃，從整體考慮，發揮各大城市的優勢，挖掘潛能，打破行政束縛，放眼于大市場，實現區域經濟規模化、集團化、建立區域共同市場。要使城市發展與區域總體發展相適應，強化區域規劃的統一性和協調性。

第四，以提高城市領導管理水平為核心，培養城市領導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不斷改善城市管理，建立完善城市管理的新機制。城市規劃、建設、管理是復雜的系統科學，應建立一整套科學決策制度體系，提高城市規劃、建設管理決策的科技含量，避免城市規劃、建設、管理決策中不科學的長官意志。建議較大城市應建立總規劃師、總建筑師、總工程師、總經濟師制度。

第五，建議有關部門，特別是行政、統計、城市規劃等主管部門，應組織依靠專家研究中國城市行政區劃和中國城市統計區劃問題。建立科學的符合我國實際的城鎮化統計區，并穩定城鎮化統計指標，建立可對比的城市統計資料庫。

從我國城市化發展和城鄉差距擴大的現實出發，我國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必須采取兩手策略，一是抓好農業的發展，二是抓好城市的發展。

如此，才能更好的解決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拉動我國經濟的發展，更好的促進我國經濟的騰飛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四篇：關于我國城市化的問題

中國經濟熱點問題分析 題目：關于我國城市化問題的研究 研究報告

關于我國城市化問題的研究

【摘要】長久以來，中國農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城鄉貧富差距大，城市化進程遠遠落后于工業化進程。如何讓我過的城市化進程健康迅速的發展成為重要的課題之一。小城鎮主導型城市化模式成為我國特色城市化的道路，研究其優勢與不足和解決方案對我國未來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關鍵字】城市化 小城鎮主導型 土地集約化

城市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交互作用最強烈的地域，它是各種利益關系變動最頻繁、經濟社會矛盾和生態環境問題最集中的地區，同時也是各種先進的技術與文化最先被接觸和吸收的地方。因此，城市化進程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城市化是一種世界性的社會經濟現象，是鄉村分散的人口、勞動力和非農業經濟活動不斷進行空間上的集聚而逐漸轉化成城市的經濟要素，進而城市成為經濟的主要動力的過程。加快城市化進程，可以有效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破解“三農”難題。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又是一個農業人口為主的國家，因此在我國城市化的發展實踐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解決農地的合理補償和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由此，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城市化發展道路，已成為我國政府部門、經濟學界、法學界與社會各界共同探討和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我國城市化的背景與模式

1980年以來，隨著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我國的農業生產效率迅速提高，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向城市涌入。但由于大中城市向農民開放的就業行業大多是“苦、臟、險”的行業，而且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也受到諸多限制和不公平的對待，使得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只能涌向政策限制相對較少的小城鎮，從而推進了小城鎮數量和規模的迅速增長。這就使中國走上了一條與大多數國家城市化不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小城鎮主導的城市化模式。

小城鎮主導型城市化，顧名思義是指城市化過程中以小城鎮的發展為主導力量，在小城鎮、市郊、城鄉結合部等地區進行的農村人口農轉非的工業化的過程。對于像中國這種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巨大的國家來說，農村過剩的勞動力和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化的要求，迫使中國走上這樣一條道路。

二、小城鎮主導型城市化的特點及優勢

小城鎮的發展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村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建立合理的城鄉人口結構的重要途徑，對建立新型城鄉關系、逐步縮小以至消滅差別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作為人口的“蓄水池”、“節流閘”，小城鎮可以更好的防止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以便更好地發揮大中城市的作用。

首先，城市化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人民的生活水平無法提高就失去了城市化的意義了。進行小城鎮主導型城市化模式對于資源的利用更加靈活，而且在合理的政策下，資源配置也將更加有效。大量的農業人口轉向工業、服務業，耕地可以有效的進行配置，人民的收入也因合理配置資源、自由從業而

增加。其次，由于各城市長久以來的保護政策，國內無法建立統一的市場，某些領域可以買到的商品大多都是各地自己生產的。保護主義雖然保護了本地廠商，但在無形之中也帶來了差別定價和尋租的可能。而進行小城鎮主導型的城市化模式，可以避免城市規模過大所造成的壟斷。另外，小城鎮相對于大城市便于農村因地制宜、實事求是向城市的轉化，同時維持了原先的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而且小城鎮更適合于普及教育的公平進行，避免了城市中教育資源不平衡的現象。

三、小城鎮主導型城市化的問題

1、產業的集聚效應不足

在我國中西部地區，甚至部分沿海發達地區，不少小城鎮人口數還不到1萬。這些小城鎮規模過小，導致城鎮功能不健全。另外，基礎設施的投資成本高，使用率低，配套服務能力弱等，進一步妨礙了小城鎮的集聚效應，影響小城鎮的產業形成和升級，導致小城鎮缺乏輻射帶動能力。

2.、土地有效利用率低

中國人均土地資源非常稀缺，這就意味著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如果土地規劃不到位，就會導致道路擁擠、交通混亂、公共綠地不足等問題的發生。尤其是土地的有效利用問題，沒有規劃的亂建至少會造成5%的土地浪費。一些城鎮的實踐表明，同樣面積的土地，城鎮建設如過能夠合理規劃和布局，可能多出70%以上的使用面積。

3、城市用地浪費現象嚴重

不論沿海還是內地，現在幾乎沒有幾座城市沒有新城區。一些城市為了要使城市全新，一方面進行大規模的拆遷，造成大量的居民遷徙，加上拆遷政策不統一、政出多門、拆遷行為不規范、補償方式和數額不足，使拆遷矛盾非常突出；另一方面，許多城市又不顧老城的歷史、不顧老城的延伸，完全的去造一座新城，號稱“新城運動”，比如許多城市脫離實際擴寬馬路、大廣場，城鎮建設盲目外延擴張等，而且是規劃剛做好，政府部門先搬遷。政府搬遷推動新區建設無可厚非，但是不是每個城市都要建立新區呢？在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大城市的邊緣確實都有新城區，這些都是由于大城市的發展，它本身的一種歷史延伸、經濟輻射、文化推動的客觀要求。而我們的一些城市、甚至縣級市也一味地搞新城區、新城市，老的城區的資源還沒用足，根本就不具備形成新城市的條件，這中間存在的浪費是非常嚴重的。

4、農村土地特別是耕地帶來巨大影響

城市化發展的任何時期，都以占用大量耕地、擴大土地面積的外延方式為發展途徑，這就導致城市化建設必然會不可避免的占用土地，甚至耕地。但我們都知道耕地是不可再生資源，我國又是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少，耕地資源稀缺，因此耕地保護形勢極其嚴峻。但是受城市土地利用利益分配機制不合理、制約手段不得力、政策引導不到位等因素的影響，土地資源利用粗放現象也很突出：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經濟增長指標，為要政績，不惜以犧牲耕地資源為代價，盲目招商引資上項目、擴大城市規模，無視土地規劃，違規設立各類開發區、經濟園區、大學城，造成大量耕地閑置浪費等。

四、造成城市化問題的主要原因

1、關于城市化的認識有所偏差

一些地方的領導，對城市化的認識存在偏差，推動城市化的指導思想不正確、不科學的。認為城市化就是“多蓋房子多修路”，致使一些地區為城市化而城市化。在生產力的發展沒達到足夠水平，城市的實力、經濟能力、人口的聚集也沒達到一定條件，特別是政府的財政能力和市場化程度等要素和客觀體系都沒有建立起來的情況下，僅憑領導的一些主觀意志，脫離地方實際盲目城市化。另外，有些當政者為體現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城市化的進程搞成自己追求形象的工程、政績工程。為了實現領導任期間的目標，不顧環境資源承載力和經濟條件，盲目擴大城市建設規模。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熱情與嚴格執法的矛盾目前十分突出，地方政府在發展地方經濟上往往只強調自身情況的特殊性，把局部利益放在全局利益之上，在資源利用上急功近利，不惜違法。

2、在保持耕地動態平衡上困難重重

土地管理法規定：非農建設經批準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墾多少的原則，由占用耕地的單位負責開墾與所占用耕地的數量和質量相當的耕地；沒有條件開墾或開墾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應當按照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規定繳納耕地開墾費，專款用于開墾新的耕地。我國實行耕地占補平衡制度，主要目的是實現我國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然而現實中，由于建設占用的耕地多是城市周圍和主要交通沿線的農業生產條件好的良田，而新開墾補償的耕地大多位于距離城鎮較遠、生產條件差的地區，且大多數在數量上與原占有土地有很大差距。因此，目前我國耕地占補平衡中存在的多占少補、占優補差、補償耕地基金不到位等現象突出，導致我國耕地數量逐年減少，且減少趨勢有增無減。

3、城市用地增長速度過快

我國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人口增長需要相應的土地供應，從而占用部分耕地，這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但是，在符合客觀規律的前提下，盲目擴大占地規模，把城市的合理發展變成亂占耕地的現象日趨嚴重，這就導致了耕地資源日益短缺、土地粗放利用等不合理現象并伴隨著嚴重的浪費。

五、城市化問題的解決對策

1、根據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城市化模式

我國地域寬廣，區域之間從自然環境、生產要素分布、經濟發展水平、市場發育程度、以至文化觀念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別。因此城市化不可能按照某一個完全固定的模式來發展。從城市規模看，在東部地區，小城市、小城鎮發展比較有活力，對城市化的貢獻較大，同時，沿海、沿江跨省區的城市群、城市帶發展也很有特點、有規模，集中型與分散型城市化方式并存；在中西部地區，大城市，尤其是區域中心城市，是經濟發展的引擎，是區域經濟城市化發展的核心，適宜走非均衡的集中型城市化道路。具體到每一個省（區、市）發展模式又會有所差別。

2、科學合理地利用好城市空間，提高城市土地產出水平

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1）嚴格控制城市中心區的規劃和建設。在城市中心區不能過度開發住宅而應重點發展金融、商貿、旅游業等新興第三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以拓展中心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環境，提高城市的品位和地價，避免造成存量國有土地資產的浪費。（2）充分發揮城市立體效應，提高土地容積率。城市化還可通過提高容積率，在有限的用地面積上增加更多的城市活動空間來提高土地的相對供給能力。發展地上地下空間，大力支持城區內的工業企業遷入工業園區, 實現城市土地資產效益的最大化。

3、土地集約化利用

面對土地的巨大需求，我們能夠做的無非“開源”和“節流”，而我國儲備土地不足，宜墾荒地已基本開墾殆盡。實施土地集約利用是解決我國建設用地需求旺盛及土地供應不足之間矛盾的根本途徑，也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實施耕地保護的需求。一般可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完善耕地保護目標責任制

國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大力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結構調整、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和生態退耕工程，這些都對耕地保護有一定影響。在新形勢下，要加強耕地保護宏觀政策研究，正確處理發展經濟與保護耕地的關系，既為國家經濟建設搞好服務，又切實加強耕地保護。

（2）嚴格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嚴格控制城鄉建設占用耕地將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從嚴審查是否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嚴格審查補充耕地方案和補充耕地資金落實情況。實行建設占用耕地與補充耕地的項目掛鉤制度，堅決落實耕地“占一補一”制度。推進耕地儲備制度的建立，逐步做到耕地先補后占。加強征地管理，嚴格執行政府統一征地制度和征地費用標準，確保被征地農民依法獲得合理的補償和安置。研究完善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保護農民群眾的土地權益，充分調動廣大農民保護耕地的積極性。

4、要有大規模產業的支撐。

城市化發展非常重要的核心要素，在于當地生產力的發展，必須有城市的產業，有相當實力的產業鏈的支撐。沒有產業支持，僅僅停留在建制城市化和城市規模擴張的城市化，是不能實現城市化的宗旨的。因為沒有產業支持，城市人口就難以充分就業，沒有就業居民就沒有足夠的收入，沒有資金收入就不能拉動消費，而一個沒有足夠需求刺激的城市是沒有生命力的，城市化就更無從談起。

未來20—50年是中國城市化、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城市化水平會有一個大的飛躍，經濟發展也會上升到較高平臺。因此，對我國城市化進程的研究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對中國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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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城市化過程中的城中村問題

城市化過程中的城中村問題

摘要：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的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城市化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為城市發展帶來了空前的繁榮,然而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生態資源的使用、生態建設等都出現相對失衡的現象,城市發展呈現無序景象。城中村是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特有現象,在中國城市發展過程中既普遍存在而又具有中國特色，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時期的一個新事物，與中國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密切相關。其不僅是個經濟問題，更是個社會問題，如果處理不好，會危及社會正常秩序，會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

關鍵詞：城市化，城中村，城鄉二元結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城市的快速發展和各類開發區的興建，城郊地區農民土地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被征用，農民原有居住村落逐漸演變成為居民區，從而成為都市里的村莊，即所謂的“城中村”。城中村具有農村和城市雙重特征，是城市化進程中的歷史產物。它與城市化的速度、城市化的質量、城鄉土地資源的科學利用、城市產業結構調整都有著很大的關系，因而是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如果解決不好，不僅會給城市的建設和管理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而且還會阻礙未來的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

城中村產生的原因

一是土地制度的二元性。很多學者都將土地制度作為城中村形成的最主要原因。認為土地制度的二元性是城中村形成的最核心因素。城中村的集體土地所有制與城市建成區的國家土地所有制差異明顯,形成城市內部土地的二元結構,造成管理監控的困難。在這種二元結構下,城市選擇了試圖繞開村落這樣一種規劃思路,結果是使城中村逐漸成型。20世紀80年代末,我國開始實行城市土地有償使用制度,土地市場的形成,有力地推動了城市土地結構的優化,也成為城市郊區化的基本動力。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城市用地迅速向郊區擴展,城市面積不斷擴張,許多昔日的鄉村變為城區,原有的農業也被第二、三產業代替,村民也已生活勞動在城市里。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城市進入了一個新的空間擴展時期,城市郊區作為擴展的前沿地帶,其經濟社會特征和空間結構受到強烈地沖擊,呈現出多種變化。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長期的城鄉二元體制既是城中村形成的體制原因,同時也使城中村問題比其他城市問題更為復雜與棘手。我國長期的二元體制性障礙使這些被城市包圍的村莊長期游離于城市的統一規劃管理。

二是利益驅動。隨著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大量外來流動人口涌入城市，土地房屋升值,出租房屋成為獲利豐厚的行當,在利益的驅動下當地居民最大限度地利用現有土地,直接后果是占地加大,樓層加高,導致建筑日趨擁擠,居住環境惡劣。

三是囫圇吞棗的城市化模式。在城市化過程中,為降低補償成本,也為了避免處理與城中村相關的一系列復雜的社會管理問題, 城市在征地中有意避開城中村,多數開發商也刻意避開村莊選擇耕地、空閑地，開發一片，留下一片。城市擴張形成的社區地理優勢及土地價值的提升，再加上政策配套沒跟上，城市化后失地農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等問題一時難以解決,沒有生活來源,也同樣使得“征地不征村”成了村民和村級組織的選擇，他們更愿意保有宅基地、留置地，來實現失地農民在城市中的生存和發展。是城市化難以徹底的政策原因。另一方面,城市擴張時,往往只偏重于占用城郊農村土地資源,而不將村鎮人口、村鎮社區納人城市管理序列,“只占地,不管人”,致使村鎮土地轉變為建城區之后,村鎮人口、村鎮居住聚落仍停留在松散的農村狀態,沒有同步實現村民的城市化與現代化。當城中村積累到一定數量,便導致城市社區與村鎮社區處于隔離、對峙與分異狀態。有人認為,在高速城市化過程中,受土地產權限制及拆遷補償等因素的影響,原農村居民點開發成本提高,急于擴展的城市首先傾向于開發成本較低的周邊地塊,使原農村居民點逐漸成為都市海洋中的“孤島”。城中村是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形成的社區,居民的鄉土觀念較重。很多居民都認為城中村房屋是他們的祖業,是要世代留傳的。這種觀念也成了維系城中村存在的社會心理基礎。面對城市化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沖擊,“孤島”上的原村民在自身傳統的影響下逐漸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于周邊地區的城市化道路,并最終形成了今天獨具特色的城中村。

四是監管和調控不力。本來,政府部門對城中村房屋占地和樓層都作了規定,按照有關規定,城中村環境是有保障的。但是因為監管不力,有關規劃沒有得到貫徹執行，導致城中村問題更加突出。

五是城市的盲目擴張。城市盲目擴大將農村也包到城市里來了,形成了城中村。城市的快速發展及各類開發區的興建是城中村形成的客觀原因，隨著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興建大量的工業與民用建筑、市政交通和公共服務等設施，原有的城市區域不能滿足城市發展的需要，必然不斷的向外擴展。另一方面，為了促進新興產業的發展和滿足企業的技術改造升級，需要在城郊附近另辟區域進行各類開發區的建設。這樣一來，起初還在城市郊區，進而位于城鄉結合部的村民居住地，隨著城市規模的持續快速擴張，城郊農村土地被征收，逐漸地被包圍在建成區內，而當地的農民仍然留在原居住地，并且保有一部分供他們建房居住的宅基地，形成了一種城市包圍農村的態勢，原有村莊由于不能得到及時的改造升級，進而形成了城中村。

城中村的問題

城中村的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表現出利益性和復雜性。“城中村”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像雨后春筍般冒出，各地城市的發展情況不同，其具體現狀也不一樣，但都存在共同的特征。

(一)管理體制轉型不夠徹底

城中村名義上納入了城市管理的范圍，但現實中還游離在城市管理的邊界之外，由于體制和管理的滯后，很多的城中村仍然沒有撤銷村民委員會，建立居民委員會，實現民主的居民自治。由于城中村的居民仍然固化在集體所有的土地上，基層組織調整難度較大，一方面，城中村依然保留著農村社區的格局；另一方面，居委會在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同時，還承擔部分經濟發展的職能，未能及時適應城市化的要求，徹底轉型不如城市社區的管理模式。在行政管理上還是以村委會主導，村委會作為村中公共權力的執行者和維護者，實行半封閉式的村治管理。這就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城中村”管理中起主導作用，村委會成了村中一切大小事情的裁決者，成為村治的公共權力機構。城中村兩委的選舉換屆，是村里的一件政治大事，但內容和形式上類似于農村的選舉換屆。

(二)租金是村集體組織和居民的主要收入

村黨支部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都屬于非營利性組織，是沒有經濟來源的，主要是靠出租土地、房屋等集體資產和上級政府的補助來維持兩委的正常運轉及兩委委員工資的發放，很多城中村都充分利用土地、房屋等有償使用的集體資源。大部分投入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都來源于租金、土地征用后的賠償、集體資產出租后的分紅和從事第三產業的收入。由于城市的發展狀況不一樣，這個賠償金和租金是有所差異的，由于土地賠償金低和房屋租金廉價，城中村的基礎設施建設總體上是薄弱的，城中村的道路、供水、供電、電訊、排水、垃圾處理一般沒有納入城市管理的范圍，各種管道、電線雜亂無章，并且缺乏公共綠地與體育等基礎設施。總體來說，以上兩種主體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賴租金收入維持生存與發展。

(三)道德價值的差異性和村民思想觀念落后

由于城中村的流動人口比較多，人員構成相當復雜，造成了這個群體中人員的道德素質良莠不齊，利益觀、價值觀呈現多樣性。由于生活方式和意識觀念也不一樣，現實生活中就有可能引發多種矛盾。總體上城中村村民的思想觀念保守落后，生活方式跟不上時代和城市發展步伐，成為城市中的弱勢群體；小農經濟思想很嚴重，只圖吃飽穿暖，滿足于現狀，缺乏競爭意識和開拓進取精神；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低，文明禮儀不講究，不懂技術，角色上沒有從村民徹底轉變到市民，這樣就非常難以融入現代文明的都市。與城市居民相比，在城市就業中處于明顯弱勢，村民發展面臨許多困難。另 一方面由于房租收入頗豐，生活富裕，在就業觀念上，普遍存在著高不成低不就的現象，村民大多游手好閑無所事事，靠租金度日，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租金食利階層。

(四)社會治安欠佳，安全隱患突出

由于城中村人口結構復雜，比較低廉的租金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租住城中村房屋，村民、外來人員、居民混合居住，“黃賭毒”等治安問題突出，社會綜合治理壓力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構成對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威脅。再加上管理滯后或不規范，警力巡查和監管有限，綜合管理相對薄弱，“城中村”也就成了“問題村”，成為藏污納垢的地方。有人將“城中村”稱為城市中的死角、貧民區和犯罪發生區。根據相關調查發現“城中村”的案發率和犯罪率比城市的其他地區偏高。常年居住在城中村的居民，經常遭遇丟自行車、電動車或者手機、電腦等盜竊案。其次由于城中村內道路狹窄彎曲，導致消防通道嚴重受堵，消防安全隱患突出；住宅缺乏科學設計，沒有考慮抗震要求，建筑質量總體不高，衛生環境較差，極容易引發各類疾病，存在公共安全隱患。

(五)身份沒有明確，地位尷尬

城中村無法與城市同步協調發展，很多的城市專門為城中村的管理出臺規章條例，把它們列為所謂的城市“特區”，這就使城中村更加難以融入大都市。城中村處在城市管理的邊緣，由于政策、制度、條件的不成熟，管理的滯后，不能完全按照城市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介于城市的管理范疇和農村管理行列之間。這樣尷尬的管理定位，造成許多村民享受不到城市就業、養老、低保等相應的待遇，也享受不到農村的優惠政策。城中村的村民對自己的身份界定很困惑，有時辦理有關手續、證明等相當麻煩。城中村的學生，如果他們屬于農村的，又享受不到九年義務教育學雜費的減免；如果屬于城市的，又享受不到城市教育的待遇和保障。

(六)建筑混亂，衛生條件差 城中村 私搭亂建現象嚴重，廣大租房客的居住地，大部分屬于違章建筑。在城市迅速擴張的過程中，村莊被高樓大廈快速包圍，地價、房價、租價也水漲船高、大幅上漲，受房屋租金和拆遷補償利益驅動，不少村民見縫插針，私搭亂建現象層出不窮、屢禁不止。而這些雜亂、陳舊、矮小的建筑影響整個城市的整齊美觀和生機活力。

城中村環境衛生問題難以根治。由于建筑的混亂，沒有整體性規劃，許多的功能沒有完善，特別是排污系統和垃圾的處理很隨意，直接排放或倒在街道上，造成污水橫流，臭氣熏天。鑒于“城中村”的建筑物無序、衛生環境差，碰上雨天，城中村內道路泥濘，污水橫溢。碰上夏天，蚊蠅叢生，空氣質量較差，環境容量超標。“晴天蚊蠅亂舞，雨天濁水橫流”，“室內現代化，室外臟亂差”，成了城中村的現實寫照。與城市里的金碧輝煌的摩天大廈及清潔寬敞的公路形成鮮明的對比。

城中村的性質

1、從經濟上說，它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區。

來自全國各地流動人口住進了城中村，他們的收入水平、消費水平決定了城中村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區。需要注意的是，本地農民在村中并不貧困，而進入城中村的人們處在生活、就業、社會關系不斷改善的過程之中。并且由于大量抱著城市生活希望的年輕人的進入，城中村表現出國外貧民區所沒有勃勃生機。

2、從社會形態來看，它最初是本地村民的傳統農業社會，然后逐漸演變成本地原村民社會和外來務工者暫住型移民社會，這兩種社會在空間上的疊加。由于這兩種人兩個社會都處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兩個社會中的經濟水平相差巨大，但都在不斷改善和變化，但是其社會結構卻具有相當大的慣性。一方面，原住居民的傳統社會關系沒有根本改變，鄉村精英是政府基層治理依靠的對象；而名義上的“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在按戶分配的同時，其剩余部分在向著有錢有權的集體成員集中，原村民之間拉開了幾倍乃至十數倍的差距；這是一個被動城市化的轉型社會；

另一方面，外來人員的生活狀況總體在逐步改善，一部分人在市場競爭中逐漸完成原始積累，走出了城中村。這是一個主動城市化的轉型社會。這個二元社會的管理，最初是本地原村民的鄉村自治，在疊加了廉租屋區功能之后，可以看做是政府對原村民集體的委托管理。管理的內容包括了從村內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到日常的社會治安、衛生保潔、計劃生育等全方位的內容。由于這種委托管理不具統一的標準，而外來人口數量十倍甚至數十倍于原村民，便造成了城中村的治理難題，兩個社會之間出現隔閡，消防、環保、治安、衛生等等問題接踵而至。但這種管理又是低成本的，政府沒花一分錢的情況下，奇跡般地建起了上億平米的廉租屋區，并且由原村民集體以集體經濟支出將其管理起來。

3、從空間形態看，城中村在城市出現之前，最初是由小巷瓦房構成的舊村。

在這種空間形態下，原來的農民新村中由村集體投資建設的、標準本來就不夠高的基礎設施，如雨污合流，由于幾十倍于原村民的外來人口入住，就變得空前嚴峻，表現出“臟亂差”，例如造成了河流流經城中村即變成臭水溝的狀況。

我們看到，上千萬的流動人口在城市中找到了他們可以暫住的出租屋，由農民在征地返還的自住用地上所建設出的廉租屋區，但是，所有這些住房都是以“違法搶建”的形式建出的。城市中的種種法律規定都在重申這些城中村中的建筑是違法的。事實很清楚：是農民錯了，還是立法的隱含前提錯了？顯然，農民土地的發展權，正是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主動參與權。

2、外來人口享有什么樣的市民待遇？

為什么全國各地對城中村的指責往往出于一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代表是戶籍人口選出來的，和諧社會應該包括多少人呢？和諧社會理所當然是指全體社會成員。和諧社會假如僅僅指戶籍人口，這個社會肯定是不完備的。在“國際化大都市不應有城中村”的誤區背后，是現代化的城市應該控制“低素質人群”的觀念。其實，國際化大都市中的低成本生活區、存儲著大量歷史記憶的老街舊巷，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并且，沒有哪個大都市視之為自己的恥辱。瑞典人引為驕傲的斯德哥爾摩，夕陽西下，夕陽年齡的人們在握手樓下沉思、發呆的生命狀態，吸引了每年幾百萬的到瑞典的游客。看一看巴塞羅那的地圖，南邊是不斷生長出來的城市，而北面是規劃師畫出來的城市。哪個城市有魅力？威尼斯則更是遍地的握手樓。如果把通風采光、消防問題解決了，握手樓有什么妨礙呢？

城市的活力從哪來的？城市的活力源于產業的多樣化、就業的多樣化、收入和消費偏好的多樣化。當社會生態非常豐富的時候，城市的魅力就出現了。城市不能只有一種人，哪怕是高素質的人群。城市只有高素質人群跟城市只有低素質人群是一樣沒有魅力的。一 個城市中大多數人應享有什么樣的市民待遇、財政待遇、社會保障，這個問題不應回避。當然，這也是需要國家統籌的大問題。但是城中村向我們發出了警號，一個不考慮多數人的城中村改造是不公正的。假如我們要建和諧社會的話，當代中國城市有一個不容推辭的使命，低素質人群只要市場接受了他，城市社會就應讓他進來。在可能條件下盡量多地接納低素質人群，因為只有城市才是他們學習城市化最好的學校。無論如何，我們要為走進城市的外來人口叫好，他們離開了家鄉、離開了親人、來到陌生的城市，自主地選擇了風險更高、挑戰更烈的生活，這是中國農村的希望所在。

3、政府在廉租屋區管理中的責任？

城中村社會的管理，在疊加了廉租屋區功能之后，依然交由原村民集體管理。其實這是一種低成本的制度安排。如前述，城中村中的社會管理的內容，包括了從村內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到日常的社會治安、衛生保潔、計劃生育等全方位的內容。如果都交由政府管理，財政支出將是一個天文數字。但是，農民管理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首先是基礎設施建設。農民在就地安置區里自己建基礎設施，雨污合流，但是原來村里人口不多，危害也不大。當疊加了廉租屋區功能之后，村里涌入了十倍幾十倍的人口，污水直排到附近河流中，深圳河流源頭處水質都很好，為什么流經城中村短短幾公里就變得臭不可聞，“污染主要來自城中村”。

但是治污的前提是把政府、村集體的各自財權事權厘清。這件事不做，大家就都把成本向外推，造成大量的應付帳和財務虛盈，受害的就是環境。

政府的適度介入顯然是城中村管理的必須。說明政府管和不管大不一樣城中村問題的解決方法對“城中村”加以改造是城市發展的必然趨勢。被城市包圍的城中村與城建區不相協調，臟、亂、差現象嚴重，影響著城市的形象，改造“城中村”應因地制宜，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村一案”，對不同“城中村”采取不同的改造方式，把每一個“城中村”都改造好。

城中村改造的方式：（１）全部拆遷改造。對那些因城市發展需要必須搬遷，或者與都市環境極不協調、社會效益差，或者采取其他方式經濟上不合算的城中村應采取全部拆遷改造方式。（２）部分拆遷改造。對那些布局相對合理，交通、市政配套設施相對完善，對城市發展起著輔助作用，能大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的城中村應采用部分拆遷改造，或在原有基礎上加以完善利用。（３）“有形改造”與“無形改造”相結合。城中村的問題復雜，涉及制度、社會管理、經濟發展及空間形態等諸多方面，而且不同方面的問題互為因果，單方面的改造不僅不能全面解決問題，而且也難以成功。因此，在推動城中村物質空間有形改造的同時，也要推動人員素質、文化教育、社會和經濟領域等的無形改造（４）在進行新的開發而征用農村土地時，應結合新農村建設，將村民居住村落納入統一開發規劃，避免產生新的城中村。城中村改造必須由政府統一組織，統一規劃。政府應統一負責土地一級開發征地拆遷和市政配套工程建設，盡量不采取商業開發形式，避免造成很多后遺癥和遺留問題。應該集思廣益，群策群力，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妥善解決各方面的利益沖突，減少矛盾和改造難度，才能把城中村改造這件好事辦好。

城中村改造的建議

從國家構建和諧社會，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大局來看，“城中村”改造是時代的要求，符合國家和國民的利益；從一個城市的協調發展來看，“城中村”改造是提升城市品位，創建文明和諧都市的必然要求。

(一)加強政府宏觀調控。對“城中村”實行綜合管理

政府充分發揮國家公共行政權力管理者和城鎮公共產品管理者的雙重作用，在堅持公共性、公平性、參與性的前提下，統籌規劃，協調各方面的利益，既要保障好村民的利益，也要考慮改造單位的利益，讓市場參與商業性運作。在城區一級政府，廢除舊的行政管理體制，組建綜合性部門，提高綜合協調能力和行政效率；防止條塊分割，成立綜合辦公室，對“城中村”的經濟、文化、教育、衛生、建設、安全、拆遷、安置等實行有效管理。

(二)改革城鄉二元體制，對集體資產進行股份制改造

從體制上轉變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將“城中村”的土地集體所有變為國家所有。只有土地國有：才能從根本上制止村民對土地的獨立處理權，一切土地使用都歸土地規劃部門管理。在“城中村”實行集體資產股份制，這是我國改革的一個新探索，按股份制的原則改造集體經濟，對村集體資產進行清查核算、資產評估，使村集體資產的產權明確清晰。經營管理上按照《公司法》的規定進行操作，量化資產，明確股權分配，村民按出資額大小來分紅，個人所擁有的股份可以自行支配，有權利贈送、轉賣給他人。村民獲得了實惠，他們會很積極地參與到“城中村”的改造。

(三)加強立法。依法推進改造 由于“城中村”改造是前所未遇到的，涉及戶籍、土地的變更，還有行政管理體制和城鎮管理體制等復雜問題。國家的法律法規至今沒有明確統一的規定，因而操作上也沒有統一的方法，各地城市都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出臺一些粗糙的管理條例。需要出臺一些可操作性更細化的法律法規，以法律推進“城中村”的改造，以法律保障“城中村”改造的成果。(四)妥善安置村民，給予合理的補償

“城中村”改造之所以那么困難，主要是利益問題沒有協商解決好，安置或補償沒有達到村民的要求。村民的房屋被拆遷后，戶籍劃入城市管理，身份變為城市居民，給予合理補償，應按照城市居民的管理標準保障村民的利益，解決好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就業、子女上學問題等。只有以村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才能得到他們的支持，順利、穩定地推進“城中村”改造。

(五)轉變村民思想觀念，提高素質，培養技能

村民在特定的群落聚居生活，由于受村俗傳統文化的影響，思想觀念還比較守舊，生活方式還比較單一，文化技術還比較低，缺乏競爭進取的精神。只有轉變他們的思想觀念，提高他們的科學文化素質，培養他們的技能，才能為“城中村”的改造減少阻力。比如免費舉辦一些掃盲脫產班或技能培訓班，摒除陋習，使他們的腦袋充實起來，樹立勤勞致富、科技致富的意識。知識素質高了，有了一技之長，生活就有了保障，利益得到了維護，村民對改造的抵觸情緒自然就降低了。

(六)對城市的空間發展進行科學規劃 “城中村”的形成有一個過程，開始時不給予足夠的重視，造成“城中村”泛濫，問題惡化，這給我們后人很大的教訓。因此，必須樹立超前意識和前瞻性，規劃好未來藍圖，對郊區、城市周圍有可能將來再成為“城中村”的村莊、村群進行調查，了解它們的現狀，在宏觀上把它們劃入城市管理范圍，嚴格控制土地的投放，做到合理規劃，不能讓“城中村”在無序的狀態下肆意發展，減少或杜絕一邊改造“城中村”一邊產生“城中村”。

城中村是城市發展過程中普遍的產物，是城鄉發展不協調的代名詞，制約了我國城市 經濟健康發展，影響了社會的和諧發展，其問題的利益性和復雜性使我們面臨很大的挑戰，需要政府加強宏觀管理，采取強有力的措施，讓“城中村”真正融入都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