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快速城市化過程中人居環境建設問題

快速城市化過程中人居環境建設問題

【摘要】隨著21世紀的到來，城市化進程越來越快，在城市人居環境不斷改善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本文從理論上探討城市化同城市人居環境的關系，分析目前城市人居環境存在的問題，針對城市人居環境發展的趨勢和目標，提出了城市人居環境進一步發展的對策，以期為城市人居環境發展戰略的制定提供借鑒和參考。

【關鍵字】城市化 人居環境 對策

城市化的現象是起源于18世紀末的英國，從表像上來看，隨著工業化不斷的發展，城市化主要表現在農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實質上城市化所帶來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態方面巨大的影響，已經遠遠不止于此。今天隨著各國政府、學者對城市化的認識和研究日益深入，城市化已經被認為是21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實踐之一，并且在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統稱為當前人類社會和城市發展的兩大趨勢。

城市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由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表現為鄉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以及城市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導致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變化的過程。城市化主要表現在農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實質上在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態方面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人居環境”，顧名思義，是人類聚居生活的地方，是與人類生存活動密切相關的地表空間，它是人類在大自然中賴以生存的基地，是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場所。而城市人居環境是指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居民的居住和活動空間和貫穿于其中的人口、資源、環境、社會政策和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1城市化與人居環境的關系

城市化進程與人居環境是一個多層次的空間系統，是一個區域的概念。城市是人居環境的組成部分：住宅、村莊、城鎮、特大城市以至連綿的城市區域等，實際上都是不同層次的人居環境系統，它們同時又是更大的乃至全球人居環境系統的組成部分。因此，作為以人為主體，以自然環境為依托、以經濟活動為基礎、社會聯系極為緊密的有機整體，城市是某一層次人居環境的組成部分。

提高人居環境質量、實現人居環境可持續發展是城市化進程的目標。城市化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轉變過程，是一種文化觀念的更新轉變過程。城市化過程是城市發展建設的過程，是人居環境發展建設的過程，人居環境狀況是城市化結果的具體體現。可以說，人居環境真實地記錄了城市化進程的是非功過，城市化進程的每一步都會引起人居環境的變化。

同時，人居環境又是城市化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人居環境是人類發展的關鍵因素，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都必須以有效的人居環境系統為基礎，人、人居環境和人類發展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城市化持續、健康、有序的發展與城市人居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是互為條件和結果的。人居環境狀況能夠真實地反映由于城市化引起的經濟、社會、環境、文化諸多方面轉變的動態的時空過程，因此可以運用人居環境狀況監控城市化進程。

2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人居環境問題

第一，城市用地緊張，由于大城市集聚所顯示出來旺盛的生命力，中國政府對大城市的發展，從控制轉向積極的促進的政策，進而表現出來的人口和經濟活動向大城市當中集中，引發了城市土地資源供應和緊張的激烈爭奪。盡管目前中國政府正在加大對土地供應的控制力度，加強土地的集中管理，土地緊張，仍然成為我國城市發展中面臨的根本問題。

第二，郊區化現象突出，是上世紀以來，西方部門的大城市相繼出現，被稱為美國式的郊區化現象，及城市的人口，產業不斷由市中心遷往郊區，大型的郊區超級市場也隨著人口的大量外遷而紛紛的涌到城市郊區，它最大的問題就在于造成了對土地資源極大的浪費。從目前的發展來看，郊區化仍然是城市發展過程當中的必然現象，但郊區化往往是單純分開了城市化居住職能，郊區化的市區往往無法取代中心城市的功能和地位。在城市化的進程當中，一個突出城市規劃優先的地位，超前引導，避免盲目和失誤。

第三，汽車文化盛行，汽車的快速普及為城市郊區化的發展推波助瀾，雖然郊區的交通條件為此有所改善，但是中國郊區化發展往往突破了傳統的城市規劃總體范圍，存在著城市功能不健全，市政設施跟不上，服務不配套等嚴重問題。汽車數量的快速增長，也給城市交通和生態環境保護帶來極大的挑戰，從深層次上來看，甚至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以人為本的城市尺度和社會體系框架，將城市拖

進無序拓展的怪圈當中。

第四，資源和能源的緊缺。中國人均可采煤的儲量只有全世界的人均水平的55％，石油只有全世界人口平均儲量的11％，天然氣也只有5％左右，但是能源的消費總量早在1998年已經是世界上第二能源消費國，要改變這種局面，重要的是區域城鎮體系規劃，對有限的資源進行科學合理的分配，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我們長期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應該建設在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這一基點。3城市人居環境發展的趨勢和目標分析

新世紀城市人居環境建設將呈現出三大趨勢:(1)追求人文與自然的協調共存；(2)注重生產與生活的綜合開發；(3)強調物質享受和精神滿足的并重。

城市人居環境的最優目標應該是:設施配套齊全‘環境舒適優雅、管理規范有序、保障功能完善。其具體內容主要包括：

第一，以人為中心的人居環境規劃和住宅設計。根據城市化進程和人口規模擴張的速度科學規劃人居環境布局，提高對自然的親和力和集中布局的規模，有效減少通勤成本和環境成本，增強人居環境的活力;同時采用適用居民工作、學習、生活需要的住宅功能設計標準，提高住宅的舒適度。

第二，以功能齊全，功效到位為目標的城市基礎設施的配套。在充分利用各種現代技術的條件下，實行城市基礎設施的綜合開發，其配套項目及其指標均應符合居民的實際需要。

第三，以整潔、安靜、優美為標準的生態環境營造。生態環境的營造應突出綠化系統，生活垃圾處置系統，廢水、廢氣和廢渣處理系統、噪音控制系統的建設，從而使人居環境中的水、氣、聲等達到或超過國家規定的環境質量標準。

第四，以功能再造和歷史保護并重的舊居環境改造。在舊居環境改造過程中，首先必須在城市總體規劃的指導下制訂詳細的舊居環境改造規劃。其具體的做法是調整布局，再造功能，保護歷史，改善設施和增加設備。

第五，以服務于民、造福于民為目的的綜合管理。所謂的綜合管理就是要實現專業管理、社區管理、物業管理的有機結合。

4城市人居環境發展的對策

4.1科學地確定城市發展的性質和規模

城市性質不同，發展方向就不同，對城市人居環境的影響和要求質量就不同。同時，城市規模也直接影響著城市經濟效益和城市人居環境質量。城市規模小，經濟效益較差，但自然生態環境優美，人際關系簡單，人居環境質量相對較高；城市規模大，雖然經濟效益較高，但城市的生態環境和資源、能源問題日益加劇，從而使經濟效益和人居環境受到影響。因此，要根據城市的自身環境條件、資源狀況和國家的發展，合理確定城市發展性質和規模，切忌盲目的“城市克隆”。

4.2加大城市污染防治力度

堅持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生態建設相統一。在加快經濟建設的同時，切實加強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加強生態建設，使它們緊密結合，相互促進。通常情況下，認為在城市中加強治理污染、保護環境是對經濟發展的一種制約、一種限制。但實際上所限制、制約的是那些質量差、效益低、不能合理、持續、健康發展的產業。在對這些產業作某些限制的同時，恰恰為那些質優的少扣業提供了發展的契機，培育了大批新的經濟增長點。首先要通過科技進步，推動現有企業技術改造和工業污染防治，其次是對新建企業，要求高技術起點，減少污染。

4.3加張城市人居環境科學的研究

為了保護有限的自然資源和珍貴的人文資源，并且科學、合理地加以利用，促進城市人居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實現，應大力提倡對社會、經濟、環境問題和城市人居環境科學從學術發展的高度進行整體思考，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技術等各方面對城市人居環境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不斷完善城市人居環境科學的理論研究方法。同時還要喚起全社會的廣泛共識，自覺關心并積極參與城市人居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研究。

4.4創造健康有序、積極向上的社會、文化環境

城市政府可以通過教育、宣傳等手段，大力提高公民創建宜人城市人居環境的意識，正確認識發展與環境的關系，進行制度創新，避免經濟高速發展，制度轉軌過程中的各種經濟問題；堅持依法治市，打擊一切貪污、腐敗等經濟犯罪行為；獎勵創新、進取的社會行為，從而影響市民的思想觀念，推動文化環境的不

斷變革，從而在全社會弘揚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講求誠信、公平公正、鼓勵創新的整體文化氛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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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學紅.可持續發展的城市人居環境探.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第二篇：城市化過程中的城中村問題

城市化過程中的城中村問題

摘要：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的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城市化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為城市發展帶來了空前的繁榮,然而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生態資源的使用、生態建設等都出現相對失衡的現象,城市發展呈現無序景象。城中村是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特有現象,在中國城市發展過程中既普遍存在而又具有中國特色，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時期的一個新事物，與中國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密切相關。其不僅是個經濟問題，更是個社會問題，如果處理不好，會危及社會正常秩序，會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

關鍵詞：城市化，城中村，城鄉二元結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城市的快速發展和各類開發區的興建，城郊地區農民土地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被征用，農民原有居住村落逐漸演變成為居民區，從而成為都市里的村莊，即所謂的“城中村”。城中村具有農村和城市雙重特征，是城市化進程中的歷史產物。它與城市化的速度、城市化的質量、城鄉土地資源的科學利用、城市產業結構調整都有著很大的關系，因而是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如果解決不好，不僅會給城市的建設和管理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而且還會阻礙未來的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

城中村產生的原因

一是土地制度的二元性。很多學者都將土地制度作為城中村形成的最主要原因。認為土地制度的二元性是城中村形成的最核心因素。城中村的集體土地所有制與城市建成區的國家土地所有制差異明顯,形成城市內部土地的二元結構,造成管理監控的困難。在這種二元結構下,城市選擇了試圖繞開村落這樣一種規劃思路,結果是使城中村逐漸成型。20世紀80年代末,我國開始實行城市土地有償使用制度,土地市場的形成,有力地推動了城市土地結構的優化,也成為城市郊區化的基本動力。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城市用地迅速向郊區擴展,城市面積不斷擴張,許多昔日的鄉村變為城區,原有的農業也被第二、三產業代替,村民也已生活勞動在城市里。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城市進入了一個新的空間擴展時期,城市郊區作為擴展的前沿地帶,其經濟社會特征和空間結構受到強烈地沖擊,呈現出多種變化。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長期的城鄉二元體制既是城中村形成的體制原因,同時也使城中村問題比其他城市問題更為復雜與棘手。我國長期的二元體制性障礙使這些被城市包圍的村莊長期游離于城市的統一規劃管理。

二是利益驅動。隨著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大量外來流動人口涌入城市，土地房屋升值,出租房屋成為獲利豐厚的行當,在利益的驅動下當地居民最大限度地利用現有土地,直接后果是占地加大,樓層加高,導致建筑日趨擁擠,居住環境惡劣。

三是囫圇吞棗的城市化模式。在城市化過程中,為降低補償成本,也為了避免處理與城中村相關的一系列復雜的社會管理問題, 城市在征地中有意避開城中村,多數開發商也刻意避開村莊選擇耕地、空閑地，開發一片，留下一片。城市擴張形成的社區地理優勢及土地價值的提升，再加上政策配套沒跟上，城市化后失地農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等問題一時難以解決,沒有生活來源,也同樣使得“征地不征村”成了村民和村級組織的選擇，他們更愿意保有宅基地、留置地，來實現失地農民在城市中的生存和發展。是城市化難以徹底的政策原因。另一方面,城市擴張時,往往只偏重于占用城郊農村土地資源,而不將村鎮人口、村鎮社區納人城市管理序列,“只占地,不管人”,致使村鎮土地轉變為建城區之后,村鎮人口、村鎮居住聚落仍停留在松散的農村狀態,沒有同步實現村民的城市化與現代化。當城中村積累到一定數量,便導致城市社區與村鎮社區處于隔離、對峙與分異狀態。有人認為,在高速城市化過程中,受土地產權限制及拆遷補償等因素的影響,原農村居民點開發成本提高,急于擴展的城市首先傾向于開發成本較低的周邊地塊,使原農村居民點逐漸成為都市海洋中的“孤島”。城中村是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形成的社區,居民的鄉土觀念較重。很多居民都認為城中村房屋是他們的祖業,是要世代留傳的。這種觀念也成了維系城中村存在的社會心理基礎。面對城市化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沖擊,“孤島”上的原村民在自身傳統的影響下逐漸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于周邊地區的城市化道路,并最終形成了今天獨具特色的城中村。

四是監管和調控不力。本來,政府部門對城中村房屋占地和樓層都作了規定,按照有關規定,城中村環境是有保障的。但是因為監管不力,有關規劃沒有得到貫徹執行，導致城中村問題更加突出。

五是城市的盲目擴張。城市盲目擴大將農村也包到城市里來了,形成了城中村。城市的快速發展及各類開發區的興建是城中村形成的客觀原因，隨著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興建大量的工業與民用建筑、市政交通和公共服務等設施，原有的城市區域不能滿足城市發展的需要，必然不斷的向外擴展。另一方面，為了促進新興產業的發展和滿足企業的技術改造升級，需要在城郊附近另辟區域進行各類開發區的建設。這樣一來，起初還在城市郊區，進而位于城鄉結合部的村民居住地，隨著城市規模的持續快速擴張，城郊農村土地被征收，逐漸地被包圍在建成區內，而當地的農民仍然留在原居住地，并且保有一部分供他們建房居住的宅基地，形成了一種城市包圍農村的態勢，原有村莊由于不能得到及時的改造升級，進而形成了城中村。

城中村的問題

城中村的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表現出利益性和復雜性。“城中村”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像雨后春筍般冒出，各地城市的發展情況不同，其具體現狀也不一樣，但都存在共同的特征。

(一)管理體制轉型不夠徹底

城中村名義上納入了城市管理的范圍，但現實中還游離在城市管理的邊界之外，由于體制和管理的滯后，很多的城中村仍然沒有撤銷村民委員會，建立居民委員會，實現民主的居民自治。由于城中村的居民仍然固化在集體所有的土地上，基層組織調整難度較大，一方面，城中村依然保留著農村社區的格局；另一方面，居委會在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同時，還承擔部分經濟發展的職能，未能及時適應城市化的要求，徹底轉型不如城市社區的管理模式。在行政管理上還是以村委會主導，村委會作為村中公共權力的執行者和維護者，實行半封閉式的村治管理。這就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城中村”管理中起主導作用，村委會成了村中一切大小事情的裁決者，成為村治的公共權力機構。城中村兩委的選舉換屆，是村里的一件政治大事，但內容和形式上類似于農村的選舉換屆。

(二)租金是村集體組織和居民的主要收入

村黨支部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都屬于非營利性組織，是沒有經濟來源的，主要是靠出租土地、房屋等集體資產和上級政府的補助來維持兩委的正常運轉及兩委委員工資的發放，很多城中村都充分利用土地、房屋等有償使用的集體資源。大部分投入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都來源于租金、土地征用后的賠償、集體資產出租后的分紅和從事第三產業的收入。由于城市的發展狀況不一樣，這個賠償金和租金是有所差異的，由于土地賠償金低和房屋租金廉價，城中村的基礎設施建設總體上是薄弱的，城中村的道路、供水、供電、電訊、排水、垃圾處理一般沒有納入城市管理的范圍，各種管道、電線雜亂無章，并且缺乏公共綠地與體育等基礎設施。總體來說，以上兩種主體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賴租金收入維持生存與發展。

(三)道德價值的差異性和村民思想觀念落后

由于城中村的流動人口比較多，人員構成相當復雜，造成了這個群體中人員的道德素質良莠不齊，利益觀、價值觀呈現多樣性。由于生活方式和意識觀念也不一樣，現實生活中就有可能引發多種矛盾。總體上城中村村民的思想觀念保守落后，生活方式跟不上時代和城市發展步伐，成為城市中的弱勢群體；小農經濟思想很嚴重，只圖吃飽穿暖，滿足于現狀，缺乏競爭意識和開拓進取精神；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低，文明禮儀不講究，不懂技術，角色上沒有從村民徹底轉變到市民，這樣就非常難以融入現代文明的都市。與城市居民相比，在城市就業中處于明顯弱勢，村民發展面臨許多困難。另 一方面由于房租收入頗豐，生活富裕，在就業觀念上，普遍存在著高不成低不就的現象，村民大多游手好閑無所事事，靠租金度日，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租金食利階層。

(四)社會治安欠佳，安全隱患突出

由于城中村人口結構復雜，比較低廉的租金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租住城中村房屋，村民、外來人員、居民混合居住，“黃賭毒”等治安問題突出，社會綜合治理壓力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構成對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威脅。再加上管理滯后或不規范，警力巡查和監管有限，綜合管理相對薄弱，“城中村”也就成了“問題村”，成為藏污納垢的地方。有人將“城中村”稱為城市中的死角、貧民區和犯罪發生區。根據相關調查發現“城中村”的案發率和犯罪率比城市的其他地區偏高。常年居住在城中村的居民，經常遭遇丟自行車、電動車或者手機、電腦等盜竊案。其次由于城中村內道路狹窄彎曲，導致消防通道嚴重受堵，消防安全隱患突出；住宅缺乏科學設計，沒有考慮抗震要求，建筑質量總體不高，衛生環境較差，極容易引發各類疾病，存在公共安全隱患。

(五)身份沒有明確，地位尷尬

城中村無法與城市同步協調發展，很多的城市專門為城中村的管理出臺規章條例，把它們列為所謂的城市“特區”，這就使城中村更加難以融入大都市。城中村處在城市管理的邊緣，由于政策、制度、條件的不成熟，管理的滯后，不能完全按照城市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介于城市的管理范疇和農村管理行列之間。這樣尷尬的管理定位，造成許多村民享受不到城市就業、養老、低保等相應的待遇，也享受不到農村的優惠政策。城中村的村民對自己的身份界定很困惑，有時辦理有關手續、證明等相當麻煩。城中村的學生，如果他們屬于農村的，又享受不到九年義務教育學雜費的減免；如果屬于城市的，又享受不到城市教育的待遇和保障。

(六)建筑混亂，衛生條件差 城中村 私搭亂建現象嚴重，廣大租房客的居住地，大部分屬于違章建筑。在城市迅速擴張的過程中，村莊被高樓大廈快速包圍，地價、房價、租價也水漲船高、大幅上漲，受房屋租金和拆遷補償利益驅動，不少村民見縫插針，私搭亂建現象層出不窮、屢禁不止。而這些雜亂、陳舊、矮小的建筑影響整個城市的整齊美觀和生機活力。

城中村環境衛生問題難以根治。由于建筑的混亂，沒有整體性規劃，許多的功能沒有完善，特別是排污系統和垃圾的處理很隨意，直接排放或倒在街道上，造成污水橫流，臭氣熏天。鑒于“城中村”的建筑物無序、衛生環境差，碰上雨天，城中村內道路泥濘，污水橫溢。碰上夏天，蚊蠅叢生，空氣質量較差，環境容量超標。“晴天蚊蠅亂舞，雨天濁水橫流”，“室內現代化，室外臟亂差”，成了城中村的現實寫照。與城市里的金碧輝煌的摩天大廈及清潔寬敞的公路形成鮮明的對比。

城中村的性質

1、從經濟上說，它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區。

來自全國各地流動人口住進了城中村，他們的收入水平、消費水平決定了城中村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區。需要注意的是，本地農民在村中并不貧困，而進入城中村的人們處在生活、就業、社會關系不斷改善的過程之中。并且由于大量抱著城市生活希望的年輕人的進入，城中村表現出國外貧民區所沒有勃勃生機。

2、從社會形態來看，它最初是本地村民的傳統農業社會，然后逐漸演變成本地原村民社會和外來務工者暫住型移民社會，這兩種社會在空間上的疊加。由于這兩種人兩個社會都處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兩個社會中的經濟水平相差巨大，但都在不斷改善和變化，但是其社會結構卻具有相當大的慣性。一方面，原住居民的傳統社會關系沒有根本改變，鄉村精英是政府基層治理依靠的對象；而名義上的“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在按戶分配的同時，其剩余部分在向著有錢有權的集體成員集中，原村民之間拉開了幾倍乃至十數倍的差距；這是一個被動城市化的轉型社會；

另一方面，外來人員的生活狀況總體在逐步改善，一部分人在市場競爭中逐漸完成原始積累，走出了城中村。這是一個主動城市化的轉型社會。這個二元社會的管理，最初是本地原村民的鄉村自治，在疊加了廉租屋區功能之后，可以看做是政府對原村民集體的委托管理。管理的內容包括了從村內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到日常的社會治安、衛生保潔、計劃生育等全方位的內容。由于這種委托管理不具統一的標準，而外來人口數量十倍甚至數十倍于原村民，便造成了城中村的治理難題，兩個社會之間出現隔閡，消防、環保、治安、衛生等等問題接踵而至。但這種管理又是低成本的，政府沒花一分錢的情況下，奇跡般地建起了上億平米的廉租屋區，并且由原村民集體以集體經濟支出將其管理起來。

3、從空間形態看，城中村在城市出現之前，最初是由小巷瓦房構成的舊村。

在這種空間形態下，原來的農民新村中由村集體投資建設的、標準本來就不夠高的基礎設施，如雨污合流，由于幾十倍于原村民的外來人口入住，就變得空前嚴峻，表現出“臟亂差”，例如造成了河流流經城中村即變成臭水溝的狀況。

我們看到，上千萬的流動人口在城市中找到了他們可以暫住的出租屋，由農民在征地返還的自住用地上所建設出的廉租屋區，但是，所有這些住房都是以“違法搶建”的形式建出的。城市中的種種法律規定都在重申這些城中村中的建筑是違法的。事實很清楚：是農民錯了，還是立法的隱含前提錯了？顯然，農民土地的發展權，正是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主動參與權。

2、外來人口享有什么樣的市民待遇？

為什么全國各地對城中村的指責往往出于一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代表是戶籍人口選出來的，和諧社會應該包括多少人呢？和諧社會理所當然是指全體社會成員。和諧社會假如僅僅指戶籍人口，這個社會肯定是不完備的。在“國際化大都市不應有城中村”的誤區背后，是現代化的城市應該控制“低素質人群”的觀念。其實，國際化大都市中的低成本生活區、存儲著大量歷史記憶的老街舊巷，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并且，沒有哪個大都市視之為自己的恥辱。瑞典人引為驕傲的斯德哥爾摩，夕陽西下，夕陽年齡的人們在握手樓下沉思、發呆的生命狀態，吸引了每年幾百萬的到瑞典的游客。看一看巴塞羅那的地圖，南邊是不斷生長出來的城市，而北面是規劃師畫出來的城市。哪個城市有魅力？威尼斯則更是遍地的握手樓。如果把通風采光、消防問題解決了，握手樓有什么妨礙呢？

城市的活力從哪來的？城市的活力源于產業的多樣化、就業的多樣化、收入和消費偏好的多樣化。當社會生態非常豐富的時候，城市的魅力就出現了。城市不能只有一種人，哪怕是高素質的人群。城市只有高素質人群跟城市只有低素質人群是一樣沒有魅力的。一 個城市中大多數人應享有什么樣的市民待遇、財政待遇、社會保障，這個問題不應回避。當然，這也是需要國家統籌的大問題。但是城中村向我們發出了警號，一個不考慮多數人的城中村改造是不公正的。假如我們要建和諧社會的話，當代中國城市有一個不容推辭的使命，低素質人群只要市場接受了他，城市社會就應讓他進來。在可能條件下盡量多地接納低素質人群，因為只有城市才是他們學習城市化最好的學校。無論如何，我們要為走進城市的外來人口叫好，他們離開了家鄉、離開了親人、來到陌生的城市，自主地選擇了風險更高、挑戰更烈的生活，這是中國農村的希望所在。

3、政府在廉租屋區管理中的責任？

城中村社會的管理，在疊加了廉租屋區功能之后，依然交由原村民集體管理。其實這是一種低成本的制度安排。如前述，城中村中的社會管理的內容，包括了從村內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到日常的社會治安、衛生保潔、計劃生育等全方位的內容。如果都交由政府管理，財政支出將是一個天文數字。但是，農民管理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首先是基礎設施建設。農民在就地安置區里自己建基礎設施，雨污合流，但是原來村里人口不多，危害也不大。當疊加了廉租屋區功能之后，村里涌入了十倍幾十倍的人口，污水直排到附近河流中，深圳河流源頭處水質都很好，為什么流經城中村短短幾公里就變得臭不可聞，“污染主要來自城中村”。

但是治污的前提是把政府、村集體的各自財權事權厘清。這件事不做，大家就都把成本向外推，造成大量的應付帳和財務虛盈，受害的就是環境。

政府的適度介入顯然是城中村管理的必須。說明政府管和不管大不一樣城中村問題的解決方法對“城中村”加以改造是城市發展的必然趨勢。被城市包圍的城中村與城建區不相協調，臟、亂、差現象嚴重，影響著城市的形象，改造“城中村”應因地制宜，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村一案”，對不同“城中村”采取不同的改造方式，把每一個“城中村”都改造好。

城中村改造的方式：（１）全部拆遷改造。對那些因城市發展需要必須搬遷，或者與都市環境極不協調、社會效益差，或者采取其他方式經濟上不合算的城中村應采取全部拆遷改造方式。（２）部分拆遷改造。對那些布局相對合理，交通、市政配套設施相對完善，對城市發展起著輔助作用，能大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的城中村應采用部分拆遷改造，或在原有基礎上加以完善利用。（３）“有形改造”與“無形改造”相結合。城中村的問題復雜，涉及制度、社會管理、經濟發展及空間形態等諸多方面，而且不同方面的問題互為因果，單方面的改造不僅不能全面解決問題，而且也難以成功。因此，在推動城中村物質空間有形改造的同時，也要推動人員素質、文化教育、社會和經濟領域等的無形改造（４）在進行新的開發而征用農村土地時，應結合新農村建設，將村民居住村落納入統一開發規劃，避免產生新的城中村。城中村改造必須由政府統一組織，統一規劃。政府應統一負責土地一級開發征地拆遷和市政配套工程建設，盡量不采取商業開發形式，避免造成很多后遺癥和遺留問題。應該集思廣益，群策群力，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妥善解決各方面的利益沖突，減少矛盾和改造難度，才能把城中村改造這件好事辦好。

城中村改造的建議

從國家構建和諧社會，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大局來看，“城中村”改造是時代的要求，符合國家和國民的利益；從一個城市的協調發展來看，“城中村”改造是提升城市品位，創建文明和諧都市的必然要求。

(一)加強政府宏觀調控。對“城中村”實行綜合管理

政府充分發揮國家公共行政權力管理者和城鎮公共產品管理者的雙重作用，在堅持公共性、公平性、參與性的前提下，統籌規劃，協調各方面的利益，既要保障好村民的利益，也要考慮改造單位的利益，讓市場參與商業性運作。在城區一級政府，廢除舊的行政管理體制，組建綜合性部門，提高綜合協調能力和行政效率；防止條塊分割，成立綜合辦公室，對“城中村”的經濟、文化、教育、衛生、建設、安全、拆遷、安置等實行有效管理。

(二)改革城鄉二元體制，對集體資產進行股份制改造

從體制上轉變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將“城中村”的土地集體所有變為國家所有。只有土地國有：才能從根本上制止村民對土地的獨立處理權，一切土地使用都歸土地規劃部門管理。在“城中村”實行集體資產股份制，這是我國改革的一個新探索，按股份制的原則改造集體經濟，對村集體資產進行清查核算、資產評估，使村集體資產的產權明確清晰。經營管理上按照《公司法》的規定進行操作，量化資產，明確股權分配，村民按出資額大小來分紅，個人所擁有的股份可以自行支配，有權利贈送、轉賣給他人。村民獲得了實惠，他們會很積極地參與到“城中村”的改造。

(三)加強立法。依法推進改造 由于“城中村”改造是前所未遇到的，涉及戶籍、土地的變更，還有行政管理體制和城鎮管理體制等復雜問題。國家的法律法規至今沒有明確統一的規定，因而操作上也沒有統一的方法，各地城市都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出臺一些粗糙的管理條例。需要出臺一些可操作性更細化的法律法規，以法律推進“城中村”的改造，以法律保障“城中村”改造的成果。(四)妥善安置村民，給予合理的補償

“城中村”改造之所以那么困難，主要是利益問題沒有協商解決好，安置或補償沒有達到村民的要求。村民的房屋被拆遷后，戶籍劃入城市管理，身份變為城市居民，給予合理補償，應按照城市居民的管理標準保障村民的利益，解決好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就業、子女上學問題等。只有以村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才能得到他們的支持，順利、穩定地推進“城中村”改造。

(五)轉變村民思想觀念，提高素質，培養技能

村民在特定的群落聚居生活，由于受村俗傳統文化的影響，思想觀念還比較守舊，生活方式還比較單一，文化技術還比較低，缺乏競爭進取的精神。只有轉變他們的思想觀念，提高他們的科學文化素質，培養他們的技能，才能為“城中村”的改造減少阻力。比如免費舉辦一些掃盲脫產班或技能培訓班，摒除陋習，使他們的腦袋充實起來，樹立勤勞致富、科技致富的意識。知識素質高了，有了一技之長，生活就有了保障，利益得到了維護，村民對改造的抵觸情緒自然就降低了。

(六)對城市的空間發展進行科學規劃 “城中村”的形成有一個過程，開始時不給予足夠的重視，造成“城中村”泛濫，問題惡化，這給我們后人很大的教訓。因此，必須樹立超前意識和前瞻性，規劃好未來藍圖，對郊區、城市周圍有可能將來再成為“城中村”的村莊、村群進行調查，了解它們的現狀，在宏觀上把它們劃入城市管理范圍，嚴格控制土地的投放，做到合理規劃，不能讓“城中村”在無序的狀態下肆意發展，減少或杜絕一邊改造“城中村”一邊產生“城中村”。

城中村是城市發展過程中普遍的產物，是城鄉發展不協調的代名詞，制約了我國城市 經濟健康發展，影響了社會的和諧發展，其問題的利益性和復雜性使我們面臨很大的挑戰，需要政府加強宏觀管理，采取強有力的措施，讓“城中村”真正融入都市之中

第三篇：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失地問題[范文]

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失地問題 [摘要]隨著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建設和改造拆遷問題已經成為了影響社會安定團結的不穩定因素。因此，我們對關于現行農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底層被拆遷者的維權模式兩方面的相關研究進行簡單的梳理。

[關鍵詞]城市拆遷失地農民

城市化是人類從落后走向文明不可抗拒的鐵律，在發展過程中也積存下許多不穩定的社會因素，城市建設和改造而產生的房屋拆遷矛盾已成為我影響社會安定團結的最不穩定因素之一。仔細品味以往有關拆遷研究的文章，學者們普遍持一種“結構”解釋的立場，即城市拆遷的利益沖突是由于現有制度、法規或政策不完善導致的。從整體上來看，這類的研究往往政策性較濃，用的是從上而下的角度來看問題。另外一些學者則是從底層社會，被拆遷者的角度來分析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從被拆遷者的群體特征出發來分析問題，被拆遷者用“民間的智慧”對強勢群體所施加的壓力給予回應，把被動局面轉變成為主動用自己的形式來予以反抗和斗爭。在這里，我們對關于現行農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底層被拆遷者的維權模式兩方面相關研究進行簡單的梳理。

一、現行農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引發的問題

現行的農用地征用制度存在許多不完善的方面，學者們從土地制度角度進行思考，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我國土地制度所有權主體的錯位、土地的歸屬權不明確、土地使用規則不確定。在這一問題上，馬良燦從土地制度分析農民維權運動，國家與農民三個方面對我國學者關于土地征用問題進行了系統考察。特別指出了在眾多學者談論中，忽視了土地征用過程中的“程序”正義原則和土地補償中的“差別正義”原則[1]。而李世平、江美麗、孫寒冰對失地農民的收入進行對比分析，從中國農民權利貧困的角度來來探討征地補償制度中存在的問題，以此來解釋農民貧困原因[2]。

同時也有學者對政府征地這一過程進行分析解讀，指出了征地過程中的利益關系及實質。如周飛舟指出在土地征用和開發過程中，地方政府主要通過財政和金融手段積聚資金，“圈地”只是“圈錢”的手段而已。因此，土地征用和轉讓成為了地方政府新的謀財之道[3]。

孫劍平把失去土地后的邊緣農民根據社會基礎不同劃分為邊緣農民A和邊緣農民B，前者即農民身份兼工人或商人或食利者雙重特征，被征用土地后所得的津貼補助成為他們更好的利用資源。后者則是農民兼無業游民，土地被征用之后他們依照原來的生活方式，沒有計劃的花完這筆補償金之后陷入了絕對貧困。”筆者認為這樣化分過于簡單，由于不同地域農村的社會流動性和異質性存在差別，對于邊緣農民的劃分應有更系統的劃分方式[4]。

很多學者都在文章中分析地方政府、開發商和被征地者三者間的關系。李懷就是從現行的征地制度的缺陷和征地博弈過程中的地位不平等兩方面寫博弈過程根源，地方政府身兼博弈規則制定者和利益追求者雙重角色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進行尋租活動[5]。

二、底層被拆遷者的反抗形式和維權模式

關于農民的反抗形式主要是從集體行動角度來研究，也有學者從正式與非正式反抗形式來劃分，以此來揭示農民反抗維權的形式，這些研究大部分是采取從下向上的研究視角，立足于農民的立場和角度來進行研究。西方研究社會運動的范式是在有組織的精英場域與無組織的底層場域之間的對立為視角進行研究的，國內學者則是中國當下政治體制和經濟制度情況下分析作為一個理性人并處于弱勢群體面對強勢采取的積極的反抗形式，解釋農民的行動邏輯。

因征地而產生的矛盾是引發農民集體維權行動的主要原因，這種維權模式主要有三種，即“日常反抗”、“依法抗爭”和“以法抗爭”。美國著名農民研究專家詹姆斯·C·斯科特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一書中所指出的“貧困本身并不是農民反叛的原因，農業商業化和官僚國家的發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稅收制度，侵犯了農民生存的倫理道德和社會公正感，迫使農民鋌而走險，奮起反抗。”斯科特指出，農民反抗強權的方式不是大規模的叛亂和革命，而更多的是采用一些平淡無奇的日常武器：偷懶、裝糊涂、開小差、假裝順從、誹謗、縱火和暗中破壞等。這種反抗不需要協調，它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通常表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它們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與權威對抗[6]。

對此，國內學者羅英豪對此邏輯表示認同，認為反抗壓迫、追求社會公正和盡可能實現利益最大化是農民社會反抗邏輯的真諦。在此邏輯下，農民更多的使用具有隱蔽性和偽裝性的“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來表達自己的不滿。而這些“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是一把“雙刃劍”，它在為農民帶來現實利益的同時，也往往容易形成一定的政治風險。這一點對轉型期的中國有一定的啟示[7]。

周艷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把農民利益兩種方式手段，即正規的體制內利益表達手段和途徑（如上訪）和非正規的體制外利益表達手段（如集體對抗）兼顧來描述分析，最后提出要健全失地農民的利益表達機制，最終達到社會最優狀態

[8]。應星以草根行動者為研究對象，認為草根行動者是有著自身獨特行動目標和邏輯的行動者，拓展了對“依法抗爭”概念的理解，并批判了國內目前流行的農民群體利益表達已進入“以法抗爭”新階段的觀點[9]。

失地農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和維權方式，身處弱者的位置采用“韌武器”的長期反抗形式。折曉頁在文章中解釋了被征地農民“交換”的緣起和期內在的意義，在鄉村社區的互惠倫理，以及農民的生存的保障道義[摘要]隨著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建設和改造拆遷問題已經成為了影響社會安定團結的不穩定因素。因此，我們對關于現行農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底層被拆遷者的維權模式兩方面的相關研究進行簡單的梳理。

[關鍵詞]城市拆遷失地農民

城市化是人類從落后走向文明不可抗拒的鐵律，在發展過程中也積存下許多不穩定的社會因素，城市建設和改造而產生的房屋拆遷矛盾已成為我影響社會安定團結的最不穩定因素之一。仔細品味以往有關拆遷研究的文章，學者們普遍持一種“結構”解釋的立場，即城市拆遷的利益沖突是由于現有制度、法規或政策不完善導致的。從整體上來看，這類的研究往往政策性較濃，用的是從上而下的角度來看問題。另外一些學者則是從底層社會，被拆遷者的角度來分析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從被拆遷者的群體特征出發來分析問題，被拆遷者用“民間的智慧”對強勢群體所施加的壓力給予回應，把被動局面轉變成為主動用自己的形式來予以反抗和斗爭。在這里，我們對關于現行農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底層被拆遷者的維權模式兩方面相關研究進行簡單的梳理。

一、現行農用地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引發的問題

現行的農用地征用制度存在許多不完善的方面，學者們從土地制度角度進行思考，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我國土地制度所有權主體的錯位、土地的歸屬權不明確、土地使用規則不確定。在這一問題上，馬良燦從土地制度分析農民維權運動，國家與農民三個方面對我國學者關于土地征用問題進行了系統考察。特別指出了在眾多學者談論中，忽視了土地征用過程中的“程序”正義原則和土地補償中的“差別正義”原則[1]。而李世平、江美麗、孫寒冰對失地農民的收入進行對比分析，從中國農民權利貧困的角度來來探討征地補償制度中存在的問題，以此來解釋農民貧困原因[2]。

同時也有學者對政府征地這一過程進行分析解讀，指出了征地過程中的利益關系及實質。如周飛舟指出在土地征用和開發過程中，地方政府主要通過財政和金融手段積聚資金，“圈地”只是“圈錢”的手段而已。因此，土地征用和轉讓成為了地方政府新的謀財之道[3]。

孫劍平把失去土地后的邊緣農民根據社會基礎不同劃分為邊緣農民A和邊緣農民B，前者即農民身份兼工人或商人或食利者雙重特征，被征用土地后所得的津貼補助成為他們更好的利用資源。后者則是農民兼無業游民，土地被征用之后他們依照原來的生活方式，沒有計劃的花完這筆補償金之后陷入了絕對貧困。”筆者認為這樣化分過于簡單，由于不同地域農村的社會流動性和異質性存在差別，對于邊緣農民的劃分應有更系統的劃分方式[4]。

很多學者都在文章中分析地方政府、開發商和被征地者三者間的關系。李懷就是從現行的征地制度的缺陷和征地博弈過程中的地位不平等兩方面寫博弈過程根源，地方政府身兼博弈規則制定者和利益追求者雙重角色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進行尋租活動[5]。

二、底層被拆遷者的反抗形式和維權模式

關于農民的反抗形式主要是從集體行動角度來研究，也有學者從正式與非正式反抗形式來劃分，以此來揭示農民反抗維權的形式，這些研究大部分是采取從下向上的研究視角，立足于農民的立場和角度來進行研究。西方研究社會運動的范式是在有組織的精英場域與無組織的底層場域之間的對立為視角進行研究的，國內學者則是中國當下政治體制和經濟制度情況下分析作為一個理性人并處于弱勢群體面對強勢采取的積極的反抗形式，解釋農民的行動邏輯。

因征地而產生的矛盾是引發農民集體維權行動的主要原因，這種維權模式主要有三種，即“日常反抗”、“依法抗爭”和“以法抗爭”。美國著名農民研究專家詹姆斯·C·斯科特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一書中所指出的“貧困本身并不是農民反叛的原因，農業商業化和官僚國家的發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稅收制度，侵犯了農民生存的倫理道德和社會公正感，迫使農民鋌而走險，奮起反抗。”斯科特指出，農民反抗強權的方式不是大規模的叛亂和革命，而更多的是采用一些平淡無奇的日常武器：偷懶、裝糊涂、開小差、假裝順從、誹謗、縱火和暗中破壞等。這種反抗不需要協調，它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

正式的網絡，通常表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它們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與權威對抗[6]。

對此，國內學者羅英豪對此邏輯表示認同，認為反抗壓迫、追求社會公正和盡可能實現利益最大化是農民社會反抗邏輯的真諦。在此邏輯下，農民更多的使用具有隱蔽性和偽裝性的“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來表達自己的不滿。而這些“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是一把“雙刃劍”，它在為農民帶來現實利益的同時，也往往容易形成一定的政治風險。這一點對轉型期的中國有一定的啟示[7]。

周艷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把農民利益兩種方式手段，即正規的體制內利益表達手段和途徑（如上訪）和非正規的體制外利益表達手段（如集體對抗）兼顧來描述分析，最后提出要健全失地農民的利益表達機制，最終達到社會最優狀態

[8]。應星以草根行動者為研究對象，認為草根行動者是有著自身獨特行動目標和邏輯的行動者，拓展了對“依法抗爭”概念的理解，并批判了國內目前流行的農民群體利益表達已進入“以法抗爭”新階段的觀點[9]。

失地農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和維權方式，身處弱者的位置采用“韌武器”的長期反抗形式。折曉頁在文章中解釋了被征地農民“交換”的緣起和期內在的意義，在鄉村社區的互惠倫理，以及農民的生存的保障道義

第四篇：人居環境問題整治情況

送表礦區人居環境問題整治情況

送表礦區7月27日至7月31日人居環境主要工作為: 1.督查環境整體衛生。

2、清理小廣告。

3、規范市場秩序

4、組織環衛工參加評優差會議

5、組織各村人員參觀馬窯環境

6、禁燒督查

第五篇：城市化過程中的貧困問題研究

關于城市化過程中貧困問題的調查報告

城市化又稱都市化或城鎮化。由于城市工業、商業和其他行業的發展，使城市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增長而引起的人口由農村向城市的集中化過程。城市化是由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

一、我國城市化的現狀

1、城市化發展速度快、城鎮人口不斷增長。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城市化發展速度呈現先慢后快的特征。1949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僅為10.6%，1978年增長到17.92%，近30年只提高7.3%，發展速度很慢。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增長到2000的36.09%，22年增加了18.17個百分點。“十五”期間，我國城市化發展迅速，由2000年的36.09%增長到2004年的41.8%，2005年達到43%，年均增長1.4%。伴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城鎮人口數量由1978的17 245萬人增長到2005年底的56 212萬人，城市總數由193個增加到668個。

2、城市化水平地區差異大。城市化水平是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體現。我國東部地區的城市數量、城市化水平及增長速度均高于中西部地區。截至2001年，全國城市總數為662個，其中，東部地區293個，占44.26%，中部地區247個，占 37.31%，西部地區122個，占18.43%。

3、城鎮化水平低。我國的戶籍制度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戰略限制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非農產業就業比重低。城鎮化水平低于非農產值比重，2005年，我國第二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87.6%，而城鎮化水平為43%，二者相差44.6個百分點。從非農產業就業的比重考察，2005年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為53.9%，城鎮化水平低于非農就業比重近11個百分點。

4、城市化發展不平衡，農村貧困問題日益顯著。城市化的發展只是一味追求經理的快速增長，而周邊失地農民的發展卻顯得日益困難。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貧困似乎已經成為一個難以避免的伴隨現象。考察城市化進程可以發現，貧困不僅是城市化進程中的“果”，在一定意義上更是推動城市化的“因”。

二、城市化過程中貧困問題的原因

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是現代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三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城市發展應該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但目前中國的城市化還只是停留在量變的過程中，在這種狀態下的城市發展，自然會形成貧困的問題。

1、城市化難以形成對農村社會的積極滲透和正面影響。在農村人口增長、農業比較效益遞減、土地資源約束以及技術替代等多種因素作用下，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向非農產業轉移已成為不可逆轉之勢。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存在為城市加快發展提供了條件。大量的資料表明，我國現有農村剩余勞動力在1.5億人左右，加上農村每個勞動力負擔1.5人(2002年)計算，估計短期內至少有2.25億人不得不流動到城市。

2、貧困壓迫下的農村勞動力的流動表現出的是一種為求生計而萌發的主動性。這種主動性推動了城市的發展。另一方面，城市的發展又反作用于農村的貧困。農村高文化素質勞動力向城市流動使文化素質本來就低的農業勞動力整體素質進一步下降。農村高素質勞動力的嚴重流失，影響農業科技的推廣和應用，也極不利于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最終導致農業生產的停滯甚至下降。這樣，使農村更落后，城市更現代。

3、失地農民返貧。為了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城市擴展的目的，地方政府把向農民征得的農民宅基地等土地復墾后換取同等面積的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向農民征地用于城市化的建設，目的和初衷都沒有錯，但是犧牲農民的利益搞“土地財政”發展地方經濟就是大錯特錯了。

在征地的過程中沒有對農民采用合理的安置方式，現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也沒有充分尊重農民對土地的財產所有權及使用權，農民在城市化的大潮中還沒有享受到城市化和現代化帶來的便利，又有一次的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資源。在當前整個社會就業壓力增大，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健全的情況下，土地被征占意味著農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部分失地農民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生活在城市的邊緣。剛剛解決溫飽問題準備奔向小康的農民卻由于城市化而返貧了。2010年我國城市化率達到45.7%，城鄉收入比卻為3.31，考慮到可比性因素，城鄉收入差距大約達到了4至6倍左右。城市化的目的和意義是加快社會的發展，使城市的文明成果城鄉共享，逐步的縮小城市與鄉村二元經濟體制帶來的城鄉差距，但是2010年《城市藍皮書》上的這組數據卻直接反映出，城市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本義被一些地方政府忽略了。

另外，農民為了獲得更多的補償，運用愈加激烈的方式進行“反拆遷”。政府向農民爭地成為農民返貧的元兇，也成為政府與農民之間利益矛盾的根源。

三、城市化進程中的貧困問題解決對策

城市化的進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應該是具有“大”胸懷的“小”政府。大胸懷，指的是政府要逐步建立和施行相應的政策使城市真正的接受農民，即逐步消除或者縮小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對農民在住房、子女上學、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限制，使農民能夠“想留下”、“留得下”。“小”政府，指的是政府應該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即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人”。這主要表現在政府的工作的重心和落腳點應該放在著力解決民生問題，而不是單純的創造政績上。撤縣建區、鎮改街道，這些用行政手段推進的城市化模式使城市變大了，城鎮人口變多了，城市化率提高了，但是這種被曲解了的城市化造成了社會產業發展水平仍然較低，公共配套設施仍

然缺位，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單純的“空間城市化”、人為推進城市化被認為是一種浪費的城市化。

基于這種矛盾，可以考慮一種新的思路：新農村建設與城市化統籌發展。在努力提高城市化的速度、優化城市化的質量的同時，也不能忽視新農村的建設。讓城市化促進新農村建設，令新農村建設成為城市化建設的堅強后盾和穩定的大后方，大力實施新型城市化新農村建設“包容性發展”的新戰略。新農村建設中，倡導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則，使農村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目標。馬克思在思考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曾預言過，人類社會的發展將經歷從城鄉分離到城鄉融合的歷史階段。既然城鄉融合已經成為政府工作的重點和大方向，那么新農村建設成為城市化的過渡階段也是未嘗不可的。在我國城市化的攻堅階段，作為農民進入城市生活的過渡，新農村更容易使其安居、樂業，更有幸福感，也更能夠發揮自己的優勢。既保證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也改善了農村落后的面貌，而且也在城市化速度增速與質量提高中找到平衡點。新農村建設與城市化建設統籌發展，再由新農村過渡到城市，無疑成為一種最佳的選擇。

1、實現“三集中”，解決農村農民貧困問題。

我國實現城市化的最終焦點、重點、難點均在農村。農民進程推動了城市化的發展，但是，也是貧困化的主要因素，要解決這一問題，正如有的專家指出的那樣，制定并堅持“三集中”的長期戰略方針，即人口向城鎮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是實現城市化的社會基礎[3]。尤其是只有實現了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才可能實現農民身份的戰略轉型，這種戰略轉型是中國邁向工業化、現代化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由之路，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農民轉移到城市，也可實現亦工亦農，做“人人有工作，家家有產業，個個有技能”的新型農民或農業工人，為全面小康打下技能基礎。

2、廣開就業門路，大力提高社會就業率。

政府應把再就業問題列為國家宏觀調控的戰略目標之一，通過宏觀政策的調整增加就業機會；同時，就業扶持要向貧困傾斜，政府要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以培訓促進就業。

3、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調整社會福利政策向貧困者傾斜。

今后應加大“三條保障線”的扶持力度，繼續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同時應逐步調整現有社會福利政策，在住房補貼、退休金、醫療保險、義務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傾斜，通過社會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要建立和健全覆蓋全社會勞動者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各種經濟類型的勞動者都覆蓋在社會安全網內，這不僅能增強勞動者的安全感，也有利于勞動者的合理流動。要解決社會保障資金嚴重不足的問題，如養老金，由于過去老職工的隱性繳款未能

得到補償，使企業不堪重負，致使企業欠繳和拒繳保險金。為解決此項難題，政府應從國有資產中劃出一部分用作養老金。要加快社會保障的立法進程，盡快出臺有關社會保障的法律法規，明確國家、企業和職工的權利和義務，使社會保障制度有法可依。

4、加大人力投入，提高貧困人口素質。

除了最大限度的資金投入扶貧外，具有專業素質的人力投入也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說為了有針對性的通過各類職業技術學校和各種不同的短期培訓增強農民掌握先進技術的能力。需要對農民進行普通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等實用教育，那么懂農業、懂技術并且了解農村的師資就顯得非常重要，為此，國家需要專門培養這種扶貧專門人才，對貧困農村農民施以有效、針對性的教育和指導。

5、加強對貧困地區教育投入

（1）、國家應加大宣傳力度，引導農民重視教育。

首先，大多數貧困農村地區，仍以手工勞動為主，農民對知識、科技、文化的認識和需求并不高，接受良好教育的動力不足。當這些農村沒有擺脫自然經濟的束縛時，農民接受教育的程度和經濟收入之間的差距就難以顯現，導致許多農村家長認為孩子讀不讀書沒多大區別。此外，在相對閉塞的小村子里，家長及孩子很容易受其他村民的影響，一些人不上學的情況會蔓延至整個村子。其次，由于父母一代接受教育少，法律意識通常比較淡薄，認為孩子去不去上學都由自己說了算，對義務教育不了解，對社會責任和義務認識不清。很多孩子想上學的權利就這樣被父母強行剝奪了。所以，國家需要大力宣傳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向農民普及相關法律知識，讓他們認識到受教育權是憲法授予的權利，不應隨意剝奪。對貧困地區兒童受教育情況進行定期監測，發現問題及時反映、解決，盡最大力量保證每個貧困地區孩子上的了學。為下一代人有效脫貧奠定基礎。

（2）、國家應當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為貧困地區孩子創建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由于自然條件、交通狀況、學校布局、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加上教育投入不足，農村學校辦學條件很差，現代化的教學設施不足，學校圖書館也只有少數的圖書資料和教具，學校硬件條件跟不上，甚至缺少最起碼的辦學條件，這樣的狀況難以對學生產生吸引力，客觀上造成了學生上學積極性不高，甚至上學又輟學的情況。所以，國家應盡最大力量給予資金支持，幫助貧困地區興建學校，購買設施，不僅從數量上解決農村教育問題，更要從質量上確保農村孩子受教育權利得以實現。這樣才能為下一代人的多方面發展創造條件，給他們以多方面的脫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