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化過程中的三農問題研究

城市化過程中的三農問題研究

——以蘇北某鄉村為例新聞1102 佟邵將 U201117058 改革開放后，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和完善后，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大量農業用地被征用，大量村落整體拆遷，中國的城市化高速發展。但是，農村變成了商業用地，農民住進了小區，真的就是城市化了嗎？

目前，我國出于社會轉型的中期階段，這一階段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確立，市場需要規范和調整。經濟的高速發展促使社會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周期性人口移動，使得城市化在中國社會轉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城市化能夠卓有成效的帶動廣大農村的發展，有利于改善地區產業結構，能夠向鄉村廣泛的擴散和滲透，影響著鄉村的生產生活方式，并提高鄉村的對外開放程度。有利于城市與鄉村的交流，縮小城鄉發展差距。但是，城市化的實際進程中，農村、農業、農民的利益并沒有得到保障更沒有得到加強，反而更加嚴重。接下來，筆者將用自己所在鄉村（位于蘇北某市近郊，下文中稱A）為例闡述本文觀點。

一、農民利益未得到保障 城市化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主題，而城市化的一個基本要義就是把農民變成市民。改革開放以后，很多農民離開了土地。農村向城市源源不斷地提供了初中以上的合格勞動力。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近年來，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以400萬人的速度逐年遞增，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即農民工的總人數已超過1億人?？梢哉f，數量龐大的農民工已經成為推動我國城市化、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生力軍。

但是，以戶籍制度、城鄉差別勞動就業和福利保障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城鄉分割制度，使得這些已經“離鄉”、“離土”、“進城”的農民工，卻無法成為真正的城市居民，無法擺脫農民的身份。進城的農民工與城市就業人群沒有平等的待遇，干最臟最累的活，工資待遇卻是最低的，缺乏最基本的社會保障。雖然近年來中國推進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改革取得了明顯進展，但大多數城市僅把戶籍制度改革停頓在“投資移民”、“技術移民”上，阻礙農民工轉化為穩定的城市產業工人和市民。一些地區雖然取消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名稱，但并未改變附加在戶口上的不平等制度。雖然A在蘇北，經濟發展水平雖和蘇南及其他沿海地區有差距，但是農民普遍收入不低，因此A村中外出打工者較少。但是，據筆者了解，在蘇南、廣州一帶打工者對于受到當地城市居民排擠和因戶籍為題不能享受所在打工城市公共服務等類似事件習以為常。

隨著我國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征占農村土地的力度越來越大，失地農民越來越多。據估計，全國大約有5000萬農民出現不同程度的失地，其中失地而失業的農民估計不低于1200萬人，而且每年還將新增200多萬人。全村500余戶近2000人。在2009年因近乎高鐵項目需舉村拆遷，于2011年入住政府建成的拆遷安置房。拆遷過后，A村全部土地被占用，A村居民成為城市戶口。A村近2000人，沒有了土地，仍是農村戶口，除了少數擁有正式工作的中青年外，每人每月只能領取100多元的生活補貼。

在占有的土地的衍生利益再分配中，農民沒有得到應得的部分，只得到很低的土地補償費，造成農民生存條件的進一步惡化，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受到了剝削。土地被征用之后，相當一部分原農村人口被轉為城市居民戶口，他們的就業問題卻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轉變成了城市中沒有失業保障的失業工人，喪失了生活來源，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而城市化中

征用的農村土地有相當一部分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造成土地資源浪費，毀壞耕地良田，加劇了我國土地與人口的緊張程度。

二、農村戶籍問題依舊，新問題產生近年來，全國各地高舉“拆”字大旗，推土機、挖掘機在農業用地和農民住房上肆虐，大量農民住進當地政府興建的拆遷房，這種拆遷安置房在全國不在少數。這種集中安置失地農民的“新村”，客觀上擔負起城市廉租屋區的社會管理。

中國社會過去是農村和城市兩種結構，通過嚴格的戶籍制把所有中國人固定在城市和農村兩個板塊上?，F在，戶籍在一些地方松動了，但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根基并沒有改變，城鄉差距還在擴大。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又演變出一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群體。這些人既不同于農民，也不同于市民，因為即使他們長期在城市生活，但并沒有城市市民的身份和生活。

失地農民的集中安置區應該是一個農村社會得以傳、轉型的空間載體，應該是一個富有人情味的社區，但是通常的做法，安置區規劃僅僅是劃一塊地這樣簡單。在舊村之外劃一個安置區，按照村民的戶數、人口，補償安置標準，村民抽簽挑選住房位置。這樣的安置方法，擾亂了村莊內原有的鄰里之間世代守望相助的關系，常常沒有留足存在的公共空間，是村民除了在家呆著沒處可去。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純粹的鄉土社會和農業地域，在此基礎上誕生的中華文明因而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與以工商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西方文明截然不同。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構成了農村的“熟人社會”，但是因為安置區內住所的隨機劃分，外來人口的涌入，是原農村血緣上的緊密性被削弱，地緣上的集中性也不復存在了。幾千年幾百年的傳統農村生活方式被打破了，這無疑是一個完成的農村社會系統在生命過程中的一次“休克”。以A村為例，在搬入安置區后，多年的老鄰居分開了，父母和子女的住所相聚非常遠，這給原有感情的維系附上了陰影。

除了原有的“社會強鏈接”被弱化之外，安置區內住下的是失去農業的農民更加難與參與城市的分工。他們世代賴以自食其力的十八般莊稼手藝被一夜之間廢掉了，更沒有正式的工作。現在，很多城市的失地農民安置區簡歷在周邊社會嚴重隔離的獨立區域。用綠化帶、圍墻、門崗、不配人行道的快速路等等手法，將幾十公頃的安置區與城市生活隔絕，簡直規劃成了豪華版的“集中營”。安置區中的農民因此更加難于參與城市的分工，更加難于分享到城市發展的果實。整個“新農村”生存問題更加嚴重。

三、農業發展受到打擊

中國的城市化加快推進，更多是一種土地的城市化。產業不斷向城市地區集中，城區的土地不斷擴張，但是人口沒有相應的大規模向城市地區遷移，造成人口與產業集聚不協調。從2000年開始，我國的城鎮化率以年均3.78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在城鎮化高速增長和發展的同時，城鎮人口卻沒有同步增長。從2001—2007年，我國地級以上城市市轄區建成區面積平均增長70.1%，但是市轄區中人口增長只有30%。近幾年來，一些地方打著“加快城鎮化進程”的旗號，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濫占耕地、亂設開發區，不斷擴大城市面積。部分地區在“經營城市”的理念下，大肆追求土地增值的收益，進一步助長了多占耕地和不合理拆遷的行為。失地農民增多和一些地方后續社會保障跟不上，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隱患；另一方面，促進農民工在城市落戶的制度仍未建立，導致“土地城鎮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鎮化”速度。若按此模式繼續推進城鎮化，失地農民的數量還會大量增加，農村人口人均占有耕地資源的數量將進一步減少。農村人口的減少慢于農村耕地的減少，不僅危及國家的糧食安全，而且勢必進一步加劇解決“三農”問題的難度。

第二篇：城市化過程中的貧困問題研究

關于城市化過程中貧困問題的調查報告

城市化又稱都市化或城鎮化。由于城市工業、商業和其他行業的發展，使城市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增長而引起的人口由農村向城市的集中化過程。城市化是由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

一、我國城市化的現狀

1、城市化發展速度快、城鎮人口不斷增長。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城市化發展速度呈現先慢后快的特征。1949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僅為10.6%，1978年增長到17.92%，近30年只提高7.3%，發展速度很慢。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增長到2000的36.09%，22年增加了18.17個百分點。“十五”期間，我國城市化發展迅速，由2000年的36.09%增長到2004年的41.8%，2005年達到43%，年均增長1.4%。伴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城鎮人口數量由1978的17 245萬人增長到2005年底的56 212萬人，城市總數由193個增加到668個。

2、城市化水平地區差異大。城市化水平是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體現。我國東部地區的城市數量、城市化水平及增長速度均高于中西部地區。截至2001年，全國城市總數為662個，其中，東部地區293個，占44.26%，中部地區247個，占 37.31%，西部地區122個，占18.43%。

3、城鎮化水平低。我國的戶籍制度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戰略限制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非農產業就業比重低。城鎮化水平低于非農產值比重，2005年，我國第二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87.6%，而城鎮化水平為43%，二者相差44.6個百分點。從非農產業就業的比重考察，2005年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為53.9%，城鎮化水平低于非農就業比重近11個百分點。

4、城市化發展不平衡，農村貧困問題日益顯著。城市化的發展只是一味追求經理的快速增長，而周邊失地農民的發展卻顯得日益困難。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貧困似乎已經成為一個難以避免的伴隨現象?？疾斐鞘谢M程可以發現，貧困不僅是城市化進程中的“果”，在一定意義上更是推動城市化的“因”。

二、城市化過程中貧困問題的原因

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是現代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三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城市發展應該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但目前中國的城市化還只是停留在量變的過程中，在這種狀態下的城市發展，自然會形成貧困的問題。

1、城市化難以形成對農村社會的積極滲透和正面影響。在農村人口增長、農業比較效益遞減、土地資源約束以及技術替代等多種因素作用下，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向非農產業轉移已成為不可逆轉之勢。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存在為城市加快發展提供了條件。大量的資料表明，我國現有農村剩余勞動力在1.5億人左右，加上農村每個勞動力負擔1.5人(2002年)計算，估計短期內至少有2.25億人不得不流動到城市。

2、貧困壓迫下的農村勞動力的流動表現出的是一種為求生計而萌發的主動性。這種主動性推動了城市的發展。另一方面，城市的發展又反作用于農村的貧困。農村高文化素質勞動力向城市流動使文化素質本來就低的農業勞動力整體素質進一步下降。農村高素質勞動力的嚴重流失，影響農業科技的推廣和應用，也極不利于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最終導致農業生產的停滯甚至下降。這樣，使農村更落后，城市更現代。

3、失地農民返貧。為了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城市擴展的目的，地方政府把向農民征得的農民宅基地等土地復墾后換取同等面積的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向農民征地用于城市化的建設，目的和初衷都沒有錯，但是犧牲農民的利益搞“土地財政”發展地方經濟就是大錯特錯了。

在征地的過程中沒有對農民采用合理的安置方式，現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也沒有充分尊重農民對土地的財產所有權及使用權，農民在城市化的大潮中還沒有享受到城市化和現代化帶來的便利，又有一次的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資源。在當前整個社會就業壓力增大，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健全的情況下，土地被征占意味著農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部分失地農民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生活在城市的邊緣。剛剛解決溫飽問題準備奔向小康的農民卻由于城市化而返貧了。2010年我國城市化率達到45.7%，城鄉收入比卻為3.31，考慮到可比性因素，城鄉收入差距大約達到了4至6倍左右。城市化的目的和意義是加快社會的發展，使城市的文明成果城鄉共享，逐步的縮小城市與鄉村二元經濟體制帶來的城鄉差距，但是2010年《城市藍皮書》上的這組數據卻直接反映出，城市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本義被一些地方政府忽略了。

另外，農民為了獲得更多的補償，運用愈加激烈的方式進行“反拆遷”。政府向農民爭地成為農民返貧的元兇，也成為政府與農民之間利益矛盾的根源。

三、城市化進程中的貧困問題解決對策

城市化的進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應該是具有“大”胸懷的“小”政府。大胸懷，指的是政府要逐步建立和施行相應的政策使城市真正的接受農民，即逐步消除或者縮小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對農民在住房、子女上學、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限制，使農民能夠“想留下”、“留得下”?！靶　闭?，指的是政府應該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即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人”。這主要表現在政府的工作的重心和落腳點應該放在著力解決民生問題，而不是單純的創造政績上。撤縣建區、鎮改街道，這些用行政手段推進的城市化模式使城市變大了，城鎮人口變多了，城市化率提高了，但是這種被曲解了的城市化造成了社會產業發展水平仍然較低，公共配套設施仍

然缺位，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單純的“空間城市化”、人為推進城市化被認為是一種浪費的城市化。

基于這種矛盾，可以考慮一種新的思路：新農村建設與城市化統籌發展。在努力提高城市化的速度、優化城市化的質量的同時，也不能忽視新農村的建設。讓城市化促進新農村建設，令新農村建設成為城市化建設的堅強后盾和穩定的大后方，大力實施新型城市化新農村建設“包容性發展”的新戰略。新農村建設中，倡導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則，使農村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目標。馬克思在思考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曾預言過，人類社會的發展將經歷從城鄉分離到城鄉融合的歷史階段。既然城鄉融合已經成為政府工作的重點和大方向，那么新農村建設成為城市化的過渡階段也是未嘗不可的。在我國城市化的攻堅階段，作為農民進入城市生活的過渡，新農村更容易使其安居、樂業，更有幸福感，也更能夠發揮自己的優勢。既保證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也改善了農村落后的面貌，而且也在城市化速度增速與質量提高中找到平衡點。新農村建設與城市化建設統籌發展，再由新農村過渡到城市，無疑成為一種最佳的選擇。

1、實現“三集中”，解決農村農民貧困問題。

我國實現城市化的最終焦點、重點、難點均在農村。農民進程推動了城市化的發展，但是，也是貧困化的主要因素，要解決這一問題，正如有的專家指出的那樣，制定并堅持“三集中”的長期戰略方針，即人口向城鎮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是實現城市化的社會基礎[3]。尤其是只有實現了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才可能實現農民身份的戰略轉型，這種戰略轉型是中國邁向工業化、現代化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由之路，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農民轉移到城市，也可實現亦工亦農，做“人人有工作，家家有產業，個個有技能”的新型農民或農業工人，為全面小康打下技能基礎。

2、廣開就業門路，大力提高社會就業率。

政府應把再就業問題列為國家宏觀調控的戰略目標之一，通過宏觀政策的調整增加就業機會；同時，就業扶持要向貧困傾斜，政府要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以培訓促進就業。

3、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調整社會福利政策向貧困者傾斜。

今后應加大“三條保障線”的扶持力度，繼續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同時應逐步調整現有社會福利政策，在住房補貼、退休金、醫療保險、義務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傾斜，通過社會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要建立和健全覆蓋全社會勞動者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各種經濟類型的勞動者都覆蓋在社會安全網內，這不僅能增強勞動者的安全感，也有利于勞動者的合理流動。要解決社會保障資金嚴重不足的問題，如養老金，由于過去老職工的隱性繳款未能

得到補償，使企業不堪重負，致使企業欠繳和拒繳保險金。為解決此項難題，政府應從國有資產中劃出一部分用作養老金。要加快社會保障的立法進程，盡快出臺有關社會保障的法律法規，明確國家、企業和職工的權利和義務，使社會保障制度有法可依。

4、加大人力投入，提高貧困人口素質。

除了最大限度的資金投入扶貧外，具有專業素質的人力投入也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說為了有針對性的通過各類職業技術學校和各種不同的短期培訓增強農民掌握先進技術的能力。需要對農民進行普通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等實用教育，那么懂農業、懂技術并且了解農村的師資就顯得非常重要，為此，國家需要專門培養這種扶貧專門人才，對貧困農村農民施以有效、針對性的教育和指導。

5、加強對貧困地區教育投入

（1）、國家應加大宣傳力度，引導農民重視教育。

首先，大多數貧困農村地區，仍以手工勞動為主，農民對知識、科技、文化的認識和需求并不高，接受良好教育的動力不足。當這些農村沒有擺脫自然經濟的束縛時，農民接受教育的程度和經濟收入之間的差距就難以顯現，導致許多農村家長認為孩子讀不讀書沒多大區別。此外，在相對閉塞的小村子里，家長及孩子很容易受其他村民的影響，一些人不上學的情況會蔓延至整個村子。其次，由于父母一代接受教育少，法律意識通常比較淡薄，認為孩子去不去上學都由自己說了算，對義務教育不了解，對社會責任和義務認識不清。很多孩子想上學的權利就這樣被父母強行剝奪了。所以，國家需要大力宣傳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向農民普及相關法律知識，讓他們認識到受教育權是憲法授予的權利，不應隨意剝奪。對貧困地區兒童受教育情況進行定期監測，發現問題及時反映、解決，盡最大力量保證每個貧困地區孩子上的了學。為下一代人有效脫貧奠定基礎。

（2）、國家應當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為貧困地區孩子創建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由于自然條件、交通狀況、學校布局、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加上教育投入不足，農村學校辦學條件很差，現代化的教學設施不足，學校圖書館也只有少數的圖書資料和教具，學校硬件條件跟不上，甚至缺少最起碼的辦學條件，這樣的狀況難以對學生產生吸引力，客觀上造成了學生上學積極性不高，甚至上學又輟學的情況。所以，國家應盡最大力量給予資金支持，幫助貧困地區興建學校，購買設施，不僅從數量上解決農村教育問題，更要從質量上確保農村孩子受教育權利得以實現。這樣才能為下一代人的多方面發展創造條件，給他們以多方面的脫貧指導。

第三篇：“三農問題”研究

“三農問題”研究

一、什么是“三農”問題

所謂“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居住地域、從事行業和主體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但三者側重點不一，必須一體化地考慮以上三個問題。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

農業問題，主要是農業產業化的問題。從現在看來，目前中國應在解放剩余勞動力的同時，通過加快農業機械化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拋棄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迎接入世挑戰。

農村問題，目前突出表現的一個問題是戶籍制度改革。目前，各地興起的戶籍制度改革紛紛向這種不合理的制度“開刀”，希望能夠借此進一步解放農村剩余勞動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戶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勞動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導，形成的移民潮會給社會治安造成相當大的壓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驟需要控制，小城鎮是消解城鄉二元對立、改革戶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農民問題，可以分為素質和減負兩個問題。農民素質問題，主要是指文化素質。提高農民素質是富民強國的重要舉措。農民問題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是減負問題。農民負擔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夠，目前還有些地方政府部門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飯的人不少”。因此，減輕農民負擔首先應該考慮加大力度進行機構調整，減員增效，把農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二、“三農”問題具體表現第一、農民收入的增長幅度從90年代中期以來逐漸下降，甚至是負增長，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特別是糧食主產區和西部地區的農民收入呈負增長。

第二、農民負擔過重、許多地方的農民負擔到了農民不堪忍受的地步，農民群眾怨聲載道；負擔重到一個什么程度？一般是一畝田200元左右，有的甚至400元。即農田收入的50--100%。

第三、農業的發展面臨市場的巨大風險，大綜農產品的賣難普遍發生，由此而引起農業結構調整和品質更新等一系列問題；

第四、由上述原因而引起的農村發展停滯、教育萎縮、治安惡化等等一系列

問題。

“三農”問題不解決，長期來看，不利于社會穩定；從短期來看，不利于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三、“三農”問題的地位

在21世紀里，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同樣將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新的歷史征程中處于極其重要的位置，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基礎和保障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功與否取決于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解決與否，解決“三農”問題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工作任務。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中央新的領導集體對“三農”問題尤其重視，提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解決“三農”問題。只有解決好“三農”問題，才能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繼續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解決農村問題是中國建設事業成敗的關鍵。我國農村雖然有局部的繁榮，但在國際和國內市場經濟的雙重擠壓下，中國農村處在破產的邊緣，孕育著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層會議和政策舉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領導集體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領導集體面臨的問題和擔負的任務與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們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東西”。這其中，對“三農”問題的態度引人關注。

2003年《人民日報》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的文章《為推進農村小康建設而奮斗》。這篇文章是溫家寶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可以看出“三農”問題在新領導集體整個施政戰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種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這是一次不尋常的農村工作會議，這次農村工作會議中央特別重視，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慶紅、黃菊、李長春都出席了會議，顯示了新一屆中央領導對‘三農’問題的重視程度?！?會議文件對“三農”問題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稱其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農業放在國民經濟發展的首位”、“加強農業基礎地位”。會議說：“黨中央、國務院決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衛生、文化等事業經費，主要用于農村，逐步縮小城鄉社會事業發展的差距。” 中央新領導集體這種“三農”問題的治理理念顯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

背景就是中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階段?！?/p>

四、解決“三農”問題的對策

1、要在思想意識上重視“三農”問題，要有正確的認識。如何正確看待“三農”問題“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首要問題。農業興、百業興；農民富、國家富；農村穩、天下穩。深化農村經濟改革、加快農村發展，維護農村穩定。據保守統計，目前全國大約仍有5000萬左右農民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現實的難題和形勢的發展都要求我們必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應加深對解決“三農”問題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要看到中國“三農”問題的要害和關鍵是，在宏觀戰略上要解決好廣大農村的發展和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在微觀上要解決好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以及農民增收問題，這才是在我們這個農村人占絕大多數的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重點難點所在。（全文來自“論文快車”網）必須把“三農”問題這一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最基礎性問題擺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來。

2、需要減輕農民的負擔。2002年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繼續堅持采取擴大內需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實現經濟較快增長。黨中央、國務院很重視對減負的治理，對一些地區和部門的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的情況，曾多次發布文件嚴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國各地到目前為止仍普遍存在“三亂”現象。減輕農民負擔，開展清費治亂減負的綜合治理，首先，要認真貫徹落實國家計委《關于實行涉農價格和收費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認真做好涉農價格和收費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開展復查，注意和防止涉農負擔反彈，切實把減輕農民負擔的每一項工作落到實處。

3、要想發展農村經濟，必須給農民同等國民待遇。我們應給農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權利和國民財富的占用權。城里的一切公共設施都是國家承包了，而農村的一切基礎設施都是農民自己集資辦起來的,產權卻屬于國有。不僅如此,農民用電、打電話比城里貴,農民孩子讀書,老師的工資農民付,城里的教師工資國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險,醫療保險,國家的財政只是市民財政。農民只有負擔，農民如何才能富起來？我們應給農民同等的自由遷徙權利。我們應給農民同等的人身和財產的安全保障權利，應給農民同樣的貸款權利。不給農民同等國民待遇,農村經濟無法提高，農民永遠也翻不了身,“三農”問題永遠也破解不開。

4、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必須堅持和完善“村民自治”，積極推行和落實“四民主”，相信和依靠農民，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充分發揮村民委員會在管理社會事務、開展精神文明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等方面的作用，充分發揮農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約束的積極性，依靠農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農村社會風氣和社會秩序．同時，要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尊重農民的創造精神．

5、農村教育問題是制約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入的根本原因。因此對于政府而言，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農村的教育需要國家財政的支持和投入。農村現狀的改變更多地依賴于教育質量的改善和教學質量的提高，只有農村的教育提高了，農民的素質提高了，“三農”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6、制定更加積極的城市化發展戰略，為城鄉產業轉換和農民身分轉換拓寬空間。要重新考慮我們的城市化政策，正確定位大中城市發展與小城鎮發展之間的關系，政策的重心應當轉向積極鼓勵發展大中型城市，特別是發展100－200萬人規模的城市上來。今后一、二十年，是我們繼續推進工業化與加快城市化的一個重要時期，農村工業化應當選擇有利于與城市化和農村城鎮化協調推進的發展戰略，特別是要按照十六大提出的“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要求，適時調整農村工業化的發展方向，將農村工業化轉變為城鎮工業化。

7、適時調整農村工業化的發展方向，以鄉鎮工業園區為載體提高農村土地使用效率。首先優化產業結構，調整產業內部的不平衡，使之合理化。減少傳統種植業，退耕還林，大力發展畜牧業和水產養殖業，使大農業內部比例適當、結構平衡。其次堅持因地制宜，加強分類指導，發揮地區比較優勢，合理布局農業產業。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郊區大力發展高效農業，中部糧食主產區抓住主銷區騰出部分糧食市場的機遇，擴大優質糧的生產，提高綜合效益和市場競爭力，西部地區發展特色農業、旱作農業和生態農業，避免地區雷同、惡性競爭。

8、加強對農民的技能培訓和教育培訓，增大農民人力資本投資。要加大對農民科學技術知識培訓和使用技術培訓的力度，提高農民的科技素質。其次要加強對農民特別是農村后備勞動力的文化基礎教育、職業技能培訓和“綠色證書工程”培訓，形成全方位的教育培訓網絡，培養造就適應現代農業生產、能夠在經

濟全球化競爭中勝出的新一代農民。再次是要改革現行的農業科技推廣體制和運行機制。各級政府要設立并增加專項資金，通過多種途徑開展農村科普活動，普及推廣各種實用技術。

9、破解“三農”難題需要因地制異。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因地制異，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制定不同的發展戰略。破解“三農”難題需要新措施:回報農民,尊重農民,依靠農民。

10、解決‘三農’問題，一定要跳出來，要有創新的思維。

首先要確立強烈的富民意識，在農民增收上有新突破。從實際情況看，凡是農民增收幅度比較大的地方，增收的動力源主要靠的是勞力轉移、結構調整、土地扭轉、多種經營等。近幾年迅速崛起的個私經濟，已成為推進農業勞力轉移的先鋒，成為解決農村就業的關鍵，成為農民最現實、最直接的致富“亮點”。應該在指導思想上，把這些“渠道”作為農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進農民收入的持續穩定增長。

還要確立強烈的市場意識，在結構調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進綠色農業、三資農業，用現代工業理念“經營農業”。把做大、做強龍頭企業作為“經營農業”的“火車頭”，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鎮一業”特色，為農業結構調整導航。

要確立強烈的創新意識，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責任田是保命田”、“種田萬萬年”的舊觀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變”與“土地使用權流轉”對立起來的片面認識，引導農民“以土生財”，把資源轉化為資本，大膽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將土地作價入股，使農民成為股民，確保農民“失地不失業”。

五、總結

解決“三農問題”、建設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提高農民的整體生活水平，已逐漸成為了我們黨關注的重心，而面對政策的有效實施和取得的顯著成效，也讓我們對黨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面貌增添了更大的信心。

現在，國家正在將大量精力投入到農村建設中，努力解決“三農”問題。我們應該響應祖國的號召，努力學習科學知識，用我們的所學去改造農村，去報效我們的祖國，報答我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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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

一小，就是企業規模小。我國現在農副產品經營的組織已達七、八萬個，但普遍規模小、積累少、水平不高，所謂的龍頭企業往往還是沒有擺脫“小、散、低、弱”的狀態，還是僅僅停留在小企業粗加工、經營規模小、經濟實力弱、輻射面狹窄、帶動能力不強的狀態，缺乏抵御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的能力，他們的科技含量普遍較低，科技投入少，在農副產品精加工、包裝、營銷、品牌管理等方面缺乏有力的支撐，直接影響了農副產品的加工轉化率。自我發展能力的薄弱，使得企業只能在小范圍內勉強維持經營，發展后勁更是無法提起。

二多，即是產品數量多、重復多。我國初加工的農副產品很多，做精深加工的產品很少，產品重復尤其是還不適應經濟轉型、買方市場形成后出現的需求變化和競爭環境。

具體是：產品結構與市場需求結構還不相適應，如大宗傳統產品多，名特新產品少；低檔產品多，高檔產品少；普通品種多，專用品種少。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好的不多，多的不好。農產品貯藏、加工比重低，貯藏能力嚴重不足、技術落后，使得絕大部分農副產品收獲后在短時間內集中上市，造成價格下跌，效益下降。農副產品都是賣原料，在加工的產品中，大多都是初加工，深加工的少，形成名牌拳頭產品的更少，加工成產品的技術含量低，缺乏有競爭力的名牌產品，品牌效應尚未形成。

三低，是企業集約度低、利潤率低、管理效率低。信息不靈，辦企業意識不強，小富即安，闖勁不足是極其普遍現象，發展培育產業意識低，組織程度低，大多數只顧眼前利益，大局意識較差，缺乏長遠性、規劃性意識更比比皆是。

藍哥智洋機構發現，企業與農民利益聯結機制不健全，產與銷存在脫節，多數企業與農民還是一種松散的買賣關系，承擔著原材料和產品雙重市場波動的風險，缺乏一種保證機制。企業不景氣時，企業往往壓價收購農民原材料，甚至拖欠農民貨款，導致雙方互不信任。服務于企業和農戶的各種生產組織不健全，缺乏加工專用農副產品生產基地，農副產品加工企業與農戶聯系不夠緊密。產業鏈發展不充分，產業配套程度低。產品結構單一，開發程度低，對農戶的加工業發展研究不深，管理的辦法不多，路子不寬，開發程度較低，農副產品行業大量資源閑置，加上各地區產品的重復，普遍缺乏有技術、實力的開發，競爭日益的加劇，使得許多的產品面臨低利潤甚至是虧損的局面。

著名品牌營銷專家于斐先生指出，中國的地域廣闊，各地區的農副產品都有自己的特點，但缺少的是賣點，農副產品的營銷要根據消費者的習慣、心理、潛力、心態等諸多方面入手，著眼于細分市場的消費個性精準定位，走出原來小商小販的原始狀態，經過營銷專家的研究、策劃，建立可持續發展的農副產品營銷模式與銷售通路，建立可以穩定發展的高效農業營銷體系，這樣農副產品才有出路。

農副產品完全可以借鑒工業產品的營銷，通過事件營銷、新聞營銷、公關營銷等等來打開市場，從而使

企業的銷售壓力得到緩解，我們身邊每天都有許多事件發生，可以拿來策劃，達到低成本傳播的目的。同時，根據農副產品的結構、特點，和區域內的其他農副產品企業聯合起來，自建終端、配送渠道，開設專營連鎖店，做好消費家庭的數據庫銷售目標，建立龐大穩定的銷售體系，完善系統的規劃和終端零售，以高效便捷的銷售服務，成就現代消費觀念在農副產品銷售上的突破，借助自己的專賣店網絡銷售特色的農副產品。

著名品牌營銷專家于斐先生多次應邀出席有關高峰論壇時反復強調，現代農副產品營銷要放開思路，結合成熟的消費觀念，將農副產品的營銷分生產、加工包裝、運輸倉儲、銷售渠道等，使產品的賣點明確化、具體化，并與消費者生活的感受聯系起來，讓消費者對號入座，才能真正對消費者產生觸動，從而達成購買。

“中國的農產品板塊將是最有吸引力的投資領域”，國際投資大師羅杰斯曾在三年前判斷。據有關媒體報道，高盛、德意志銀行、中糧集團紛紛介入生豬養殖，紅杉資本也投資福建利農。具有抗通脹、抗景氣度特點的農業，已成為經濟低迷環境中的投資避風港之一。

然而，時下許多農產品生存和經營企業，還都處在粗放式運作階段，被動等待著政府扶持和政策傾斜，全然沒有主動出擊的強烈欲望，至于生產、流通、終端、渠道等事關市場拓展的基本手段更是嚴重滯后于產能的發展，對今后和未來的形勢也缺乏準確的判斷和清晰的規劃，長此以往，不僅耽誤了自己，更是葬送了企業的未來。

2008年的福布斯首富劉永好在這方面是從事農產品經營的典范，他有今日的輝煌，除了自身資本和資源的豐富積累外，更與他看準形勢抓住機會，善于營銷有很多關系。

幾乎所有公開場合，劉永好逢人必談農業。他認為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對農業是最大的利好。怎樣體現農業是重中之重的規劃，也逐漸清晰。有著多元化投資結構的新希望，自2006年開始，就動手調整結構，突出農業。2008年，劉更是將金融、房地產、化工板塊的資源集中向哦年工業傾斜，不惜重金打造豬和禽兩條產業鏈，“金融危機時投資豬肉比投資黃金可靠多了。”他說。

由此看來，農產品是個典型的朝陽產業，但這么個有前景的市場能否變成真金白銀看得見的“錢”景，眾多的企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這方面尤其在營銷、管理等方面不擅長，不妨找實戰專家咨詢請教，以規避風險，縮短成功的路徑。

農村的出路是城市化進程

◆一方面，一些農民進城務工不愿意種田；另一方面，想種田的又無田可種。諸多留守在農村的群體，守候的是帶不走的土地，以及那看不見的希望和不得不守的“保障”。所謂的“農民荒”，其實是農民“慌”。

《中國統計摘要2010》的統計數字顯示，全國的村民委員會數目2005年至2009年逐年減少，分別為62.9萬、62.4萬、61.3萬、60.4萬、60萬。平均計算，全國每年減少7000多個村民委員會。這說明，在中國這個曾以農業文明興盛的廣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個行政村正在消失。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研究”課題組就新農村建設現狀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調查，共涉及17個省(市、區)、20個地級市、57個縣(市)、166個鄉鎮、2749個村莊。結果顯示，74%的農村已無可以進城打工的“剩余勞動力”，僅有25%的農村還有40歲以下的勞動力。5年過去了，情況更為嚴重(10月28日光明日報)。

近年，“民工荒”的問題引起普遍關注，所謂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問題的討論也此起彼伏。然而，就在人們對“民工荒”問題寄予注意的同時，卻將藏匿于“民工荒”背后的另一種勞工荒現象——“農民荒”給有意無意地忽視和屏蔽掉了。一個農業大國出現了“農民荒”，這是一個重大的國情變化。

“農民荒”的出現，首先是一個經濟現象。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今天，農業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的主導產業，農業也不可能成為承載人口的主要產業載體。反映在現實之中，就是農業的比較效益低、農村富余勞動力過剩。農民從農業中分離進入其他的產業，比如工業、服務業等等，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農民“洗腳上田”進城務工是不可逆的社會進程，與之相對應的農村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無人種田、農村文化失落等社會現象，都是這一進程中，生產關系調整滯后于生產力發展產生的必然陣痛。

一直以來，農民并不是作為職業身份出現的，而是固化在土地之上特定群體的“符號”，土地不止只是生產資料，更是戶籍福利的象征，在走向城市的過程中，城市戶籍的樊籬成為越不過的“坎”。農民一只腳已經跨進城市，卻不能平等地享有城市所賦予的公共資源，使得另一只腳又不得不停留在農村。一方面，一些農民進城務工不愿意種田；另一方面，想種田的又無田可種。諸多留守在農村的群體，守候的是帶不走的土地，以及那看不見的希望和不得不守的“保障”。所謂的“農民荒”，其實是農民“慌”。

農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進程的寬容懷抱，農業的出路在于生產資料解脫土地與群體束縛的有序流轉。這就要求，一方面要在制度上破除城鄉戶籍之間的樊籬，讓更多的進城務工農民享有與城市人口同等的公共資源與社會保障，讓

更多的農民融入城市；另一方面要強化農民的社會保障，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真正還原土地的“資源”屬性，讓現代規模農業成為可能。此外，還應從政策的層面強化對農業的反哺，加快完善農業相關政策，降低農業生產成本。

中國農業出路何在:城市化與工業化需求驅動

關于中國農業的現狀，一言以蔽之，較少的土地承載了過多的農業人口。換句話說，在現有土地存量和技術條件的約束下，農業勞動力呈過剩狀態。農業人口過多，可以理解為單位農業勞動力產出過少。這其實是套套邏輯，因為如果單位勞動力邊際收益處于遞增狀態，或其下降速度緩慢，可以抵消農村生活費用之上升，能保證農業從業者有比較體面之生活，也就談不上農業人口過多的問題?，F實則不然。

解決過剩農業勞動力，一種意見認為，出路在于城市化。城市化為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推動農地的相對集中和規模經營，不斷提高農業生產率和農民人均收入水平。

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隨著國民收入的不斷提高，特別是中下層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食物消費結構將從傳統以糧為主轉化為糧、肉、菜兼重。由此，農業生產結構也會相應地發生轉變，即從長時期的以糧為主的單一型農業結構轉化到種植業、牧漁業并重的農業結構。

要而言之，上述兩種意見都在關注同一個問題，即如何解決農村勞動力過剩。一個強調城市化工業化發展模式轉移農村剩余勞力最終解決勞動力過剩問題，一個強調以小型農場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發展模式即就地解決或依靠農業自身發展解決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

農民生產的產品，多數是為了交易，即以滿足別人的需求為主。我們認為，這一需求的主要力量不會來自農業自身，只能來自二三產業，而二三產業的興起只能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出現。城市化或工業化的標志是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向二三產業的轉移。這是世界工業化歷史的通例，中國沒有其特殊性，如果真有這種特殊性，也只是工業化城市化的要求更為迫切?？傮w而言，我們正處于工業化的初期，在此階段，正是需要農村勞動力作為二三產業的生力軍，加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而不是一廂情愿地將農民約束在有限的土地上。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前，就經過了一個較長的農村人口下降的過程，而且這一過程一直在持續。1500年，英國農業勞動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為74%，1600年降至69%，1700年為55%，1750年為45%，1800年為35%，如今只占不足3%。與此同時，人口卻在大幅度增加。較少的農業生產者能夠供養不斷增加的非農業人口，一個因素是勞動生產率在提升，另一個因素是引起農業勞動力提升的需求因素及工業生產率也在提升。

埃斯特·博塞拉普的研究表明，即使沒有工業革命，人口增長所帶來的需求增加往往推動人們的勞動更加密集和在單位面積土地上能得到更高產出的技術創新，比如增加復種和采用一些新式耕作技術等，從而導致所謂“需求驅動”的技術進步。博塞拉普的研究給人以重要的啟示，即“需求驅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除了勞動工具因素外，勞動投入的增加（主要表現為勞動效率的大幅提高）至關重要。中國自秦朝統一以來的兩千多年，大部分農村地區的生產工具改進并不十分突出。而1978年改革開放后農產品供應量和農民收入的增加，都基本上得益于農業勞動投入的增加。這種在單位土地上勞動投入增加的拉動力就在于對農產品的需求的增加，不僅僅是農戶自身的需求，更顯然是貿易的需求，這種貿易主要表現為工業品與農業品的交換。

工業革命之前，英國農民投入農業生產的勞動時間僅占其全部時間的50%至60%，如果有利可圖，農民會放棄更多的閑暇。事實也正是這樣，工業生產率的增加更直接推動了農產品需求的增加，從而鼓勵更多的勞動投入與農業生產以獲取更大的農業收益。研究表明，到1750年，需要用210個工業單位來換取在1700年需要190個工業單位、1600年需要181個工業單位、1500年需要108個工業單位所換取的同等數量的農產品。

由此可以看出，工業發展所帶來的“需求驅動”的效果對于增加農產品數量、降低農業從業人員以及增加農民收入，有著決定性作用。威斯多夫的最近研究更是表明，制造業生產率提高，通過農產品貿易方式的變化，使得農民將更多的勞動投入農業活動和生產，而農民食物產出的增加擴展了可用于市場貿易的食品材料數量，從而將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出來，以從事更多的貿易活動。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其對農業發展的拉動作用也將會愈加明顯，至于農民以何種形式來滿足因“需求驅動”對增加供應的要求，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無論是用現代化的大農場還是勞動密集型的小農場，應讓農民自己來選擇。政府要做的是保證這種選擇的公平和安全。

中國，農民，農業和農村的出路在于工業化和城市化 一七七五年，英國國會通過了影響人類歷史的重大法案《私有條例》，允許土地買賣，自由競爭，優化組合。同時取消了那個“保護農民”的最后枷鎖。這隨成為土地革命和工業革命的導火索。人類第一次從傳統的農耕社會闖出來，開始了現代工業化進程。并把世界引向現代工業和城市化的快車道?；氐街袊摹巴恋爻邪鼨唷⒄睾娃r民房產不能抵押”，這本意上是想保護農民，實際上卻剝奪了農民的土地產權、融資權和自由處置權。農村發展所急需的資金來源、貸款渠道被基本堵死。農民的“土地產權”實質上成為一堆土，一錢不值。農村土地改革轉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如果農村不動產不能抵押，那與三中全會允許的“土地流轉”，豈不自相矛盾？允許轉讓卻不允許抵押，這叫什么邏輯？ 其實，真正的土地改革應是明確產權，允許競爭（土地流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領大家共同富裕（鄧小平語）”。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職能主要是向富人征稅，給予競爭失敗者和老弱病殘以最低生活保障及社會福利。而不能保護懶惰，或固步自封使“大家一起窮”。“農村還未建立社會保障”也不能成為阻撓改革的借口。事實上目前各省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已覆蓋了大部農村地區，即使全國都覆蓋也花不了多少錢（另文計算）。這點錢即使沒有土地改革也是要花的，更何況這對于中國龐大的財政盈余和外匯儲備來說，根本就是九牛一毛！再者，農村改革決不是制造貧困，改革釋放出來的巨大能量將創造出更多財富，會使政府財政能力水漲船高，可以提供貧苦農民更完善的社會保障。網絡上集體無意識的“反智鼓噪”實際上只是對農村改革的不了解，是憑模糊感覺的武斷和誤判，是好心幫倒忙。實質上中國土地歷來都是私有制，土地兼并的程度與世界各國橫向比較，并不嚴重（另文說明），中國歷史上就屬于“地權平均”的國度。過去的“饑荒流民”現象也跟“土地兼并”沒有關系，而是有限土地的承受能力，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及傳統農業對人口的限制所致――這正說明“小農經濟”的脆弱性和局限性。這也正說明了中國，農民、農業和農村的前途在于工業化和城市化，而不是把農民束縛在有限的土地上，循環往復，畫地為牢

第五篇：城市化過程中的城中村問題

城市化過程中的城中村問題

摘要：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的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城市化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為城市發展帶來了空前的繁榮,然而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生態資源的使用、生態建設等都出現相對失衡的現象,城市發展呈現無序景象。城中村是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特有現象,在中國城市發展過程中既普遍存在而又具有中國特色，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時期的一個新事物，與中國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密切相關。其不僅是個經濟問題，更是個社會問題，如果處理不好，會危及社會正常秩序，會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

關鍵詞：城市化，城中村，城鄉二元結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城市的快速發展和各類開發區的興建，城郊地區農民土地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被征用，農民原有居住村落逐漸演變成為居民區，從而成為都市里的村莊，即所謂的“城中村”。城中村具有農村和城市雙重特征，是城市化進程中的歷史產物。它與城市化的速度、城市化的質量、城鄉土地資源的科學利用、城市產業結構調整都有著很大的關系，因而是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如果解決不好，不僅會給城市的建設和管理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而且還會阻礙未來的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

城中村產生的原因

一是土地制度的二元性。很多學者都將土地制度作為城中村形成的最主要原因。認為土地制度的二元性是城中村形成的最核心因素。城中村的集體土地所有制與城市建成區的國家土地所有制差異明顯,形成城市內部土地的二元結構,造成管理監控的困難。在這種二元結構下,城市選擇了試圖繞開村落這樣一種規劃思路,結果是使城中村逐漸成型。20世紀80年代末,我國開始實行城市土地有償使用制度,土地市場的形成,有力地推動了城市土地結構的優化,也成為城市郊區化的基本動力。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城市用地迅速向郊區擴展,城市面積不斷擴張,許多昔日的鄉村變為城區,原有的農業也被第二、三產業代替,村民也已生活勞動在城市里。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城市進入了一個新的空間擴展時期,城市郊區作為擴展的前沿地帶,其經濟社會特征和空間結構受到強烈地沖擊,呈現出多種變化。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長期的城鄉二元體制既是城中村形成的體制原因,同時也使城中村問題比其他城市問題更為復雜與棘手。我國長期的二元體制性障礙使這些被城市包圍的村莊長期游離于城市的統一規劃管理。

二是利益驅動。隨著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大量外來流動人口涌入城市，土地房屋升值,出租房屋成為獲利豐厚的行當,在利益的驅動下當地居民最大限度地利用現有土地,直接后果是占地加大,樓層加高,導致建筑日趨擁擠,居住環境惡劣。

三是囫圇吞棗的城市化模式。在城市化過程中,為降低補償成本,也為了避免處理與城中村相關的一系列復雜的社會管理問題, 城市在征地中有意避開城中村,多數開發商也刻意避開村莊選擇耕地、空閑地，開發一片，留下一片。城市擴張形成的社區地理優勢及土地價值的提升，再加上政策配套沒跟上，城市化后失地農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等問題一時難以解決,沒有生活來源,也同樣使得“征地不征村”成了村民和村級組織的選擇，他們更愿意保有宅基地、留置地，來實現失地農民在城市中的生存和發展。是城市化難以徹底的政策原因。另一方面,城市擴張時,往往只偏重于占用城郊農村土地資源,而不將村鎮人口、村鎮社區納人城市管理序列,“只占地,不管人”,致使村鎮土地轉變為建城區之后,村鎮人口、村鎮居住聚落仍停留在松散的農村狀態,沒有同步實現村民的城市化與現代化。當城中村積累到一定數量,便導致城市社區與村鎮社區處于隔離、對峙與分異狀態。有人認為,在高速城市化過程中,受土地產權限制及拆遷補償等因素的影響,原農村居民點開發成本提高,急于擴展的城市首先傾向于開發成本較低的周邊地塊,使原農村居民點逐漸成為都市海洋中的“孤島”。城中村是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形成的社區,居民的鄉土觀念較重。很多居民都認為城中村房屋是他們的祖業,是要世代留傳的。這種觀念也成了維系城中村存在的社會心理基礎。面對城市化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沖擊,“孤島”上的原村民在自身傳統的影響下逐漸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于周邊地區的城市化道路,并最終形成了今天獨具特色的城中村。

四是監管和調控不力。本來,政府部門對城中村房屋占地和樓層都作了規定,按照有關規定,城中村環境是有保障的。但是因為監管不力,有關規劃沒有得到貫徹執行，導致城中村問題更加突出。

五是城市的盲目擴張。城市盲目擴大將農村也包到城市里來了,形成了城中村。城市的快速發展及各類開發區的興建是城中村形成的客觀原因，隨著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興建大量的工業與民用建筑、市政交通和公共服務等設施，原有的城市區域不能滿足城市發展的需要，必然不斷的向外擴展。另一方面，為了促進新興產業的發展和滿足企業的技術改造升級，需要在城郊附近另辟區域進行各類開發區的建設。這樣一來，起初還在城市郊區，進而位于城鄉結合部的村民居住地，隨著城市規模的持續快速擴張，城郊農村土地被征收，逐漸地被包圍在建成區內，而當地的農民仍然留在原居住地，并且保有一部分供他們建房居住的宅基地，形成了一種城市包圍農村的態勢，原有村莊由于不能得到及時的改造升級，進而形成了城中村。

城中村的問題

城中村的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表現出利益性和復雜性?！俺侵写濉痹诔鞘械陌l展過程中，像雨后春筍般冒出，各地城市的發展情況不同，其具體現狀也不一樣，但都存在共同的特征。

(一)管理體制轉型不夠徹底

城中村名義上納入了城市管理的范圍，但現實中還游離在城市管理的邊界之外，由于體制和管理的滯后，很多的城中村仍然沒有撤銷村民委員會，建立居民委員會，實現民主的居民自治。由于城中村的居民仍然固化在集體所有的土地上，基層組織調整難度較大，一方面，城中村依然保留著農村社區的格局；另一方面，居委會在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同時，還承擔部分經濟發展的職能，未能及時適應城市化的要求，徹底轉型不如城市社區的管理模式。在行政管理上還是以村委會主導，村委會作為村中公共權力的執行者和維護者，實行半封閉式的村治管理。這就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城中村”管理中起主導作用，村委會成了村中一切大小事情的裁決者，成為村治的公共權力機構。城中村兩委的選舉換屆，是村里的一件政治大事，但內容和形式上類似于農村的選舉換屆。

(二)租金是村集體組織和居民的主要收入

村黨支部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都屬于非營利性組織，是沒有經濟來源的，主要是靠出租土地、房屋等集體資產和上級政府的補助來維持兩委的正常運轉及兩委委員工資的發放，很多城中村都充分利用土地、房屋等有償使用的集體資源。大部分投入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都來源于租金、土地征用后的賠償、集體資產出租后的分紅和從事第三產業的收入。由于城市的發展狀況不一樣，這個賠償金和租金是有所差異的，由于土地賠償金低和房屋租金廉價，城中村的基礎設施建設總體上是薄弱的，城中村的道路、供水、供電、電訊、排水、垃圾處理一般沒有納入城市管理的范圍，各種管道、電線雜亂無章，并且缺乏公共綠地與體育等基礎設施?？傮w來說，以上兩種主體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賴租金收入維持生存與發展。

(三)道德價值的差異性和村民思想觀念落后

由于城中村的流動人口比較多，人員構成相當復雜，造成了這個群體中人員的道德素質良莠不齊，利益觀、價值觀呈現多樣性。由于生活方式和意識觀念也不一樣，現實生活中就有可能引發多種矛盾?？傮w上城中村村民的思想觀念保守落后，生活方式跟不上時代和城市發展步伐，成為城市中的弱勢群體；小農經濟思想很嚴重，只圖吃飽穿暖，滿足于現狀，缺乏競爭意識和開拓進取精神；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低，文明禮儀不講究，不懂技術，角色上沒有從村民徹底轉變到市民，這樣就非常難以融入現代文明的都市。與城市居民相比，在城市就業中處于明顯弱勢，村民發展面臨許多困難。另 一方面由于房租收入頗豐，生活富裕，在就業觀念上，普遍存在著高不成低不就的現象，村民大多游手好閑無所事事，靠租金度日，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租金食利階層。

(四)社會治安欠佳，安全隱患突出

由于城中村人口結構復雜，比較低廉的租金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租住城中村房屋，村民、外來人員、居民混合居住，“黃賭毒”等治安問題突出，社會綜合治理壓力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構成對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威脅。再加上管理滯后或不規范，警力巡查和監管有限，綜合管理相對薄弱，“城中村”也就成了“問題村”，成為藏污納垢的地方。有人將“城中村”稱為城市中的死角、貧民區和犯罪發生區。根據相關調查發現“城中村”的案發率和犯罪率比城市的其他地區偏高。常年居住在城中村的居民，經常遭遇丟自行車、電動車或者手機、電腦等盜竊案。其次由于城中村內道路狹窄彎曲，導致消防通道嚴重受堵，消防安全隱患突出；住宅缺乏科學設計，沒有考慮抗震要求，建筑質量總體不高，衛生環境較差，極容易引發各類疾病，存在公共安全隱患。

(五)身份沒有明確，地位尷尬

城中村無法與城市同步協調發展，很多的城市專門為城中村的管理出臺規章條例，把它們列為所謂的城市“特區”，這就使城中村更加難以融入大都市。城中村處在城市管理的邊緣，由于政策、制度、條件的不成熟，管理的滯后，不能完全按照城市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介于城市的管理范疇和農村管理行列之間。這樣尷尬的管理定位，造成許多村民享受不到城市就業、養老、低保等相應的待遇，也享受不到農村的優惠政策。城中村的村民對自己的身份界定很困惑，有時辦理有關手續、證明等相當麻煩。城中村的學生，如果他們屬于農村的，又享受不到九年義務教育學雜費的減免；如果屬于城市的，又享受不到城市教育的待遇和保障。

(六)建筑混亂，衛生條件差 城中村 私搭亂建現象嚴重，廣大租房客的居住地，大部分屬于違章建筑。在城市迅速擴張的過程中，村莊被高樓大廈快速包圍，地價、房價、租價也水漲船高、大幅上漲，受房屋租金和拆遷補償利益驅動，不少村民見縫插針，私搭亂建現象層出不窮、屢禁不止。而這些雜亂、陳舊、矮小的建筑影響整個城市的整齊美觀和生機活力。

城中村環境衛生問題難以根治。由于建筑的混亂，沒有整體性規劃，許多的功能沒有完善，特別是排污系統和垃圾的處理很隨意，直接排放或倒在街道上，造成污水橫流，臭氣熏天。鑒于“城中村”的建筑物無序、衛生環境差，碰上雨天，城中村內道路泥濘，污水橫溢。碰上夏天，蚊蠅叢生，空氣質量較差，環境容量超標?！扒缣煳孟墎y舞，雨天濁水橫流”，“室內現代化，室外臟亂差”，成了城中村的現實寫照。與城市里的金碧輝煌的摩天大廈及清潔寬敞的公路形成鮮明的對比。

城中村的性質

1、從經濟上說，它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區。

來自全國各地流動人口住進了城中村，他們的收入水平、消費水平決定了城中村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區。需要注意的是，本地農民在村中并不貧困，而進入城中村的人們處在生活、就業、社會關系不斷改善的過程之中。并且由于大量抱著城市生活希望的年輕人的進入，城中村表現出國外貧民區所沒有勃勃生機。

2、從社會形態來看，它最初是本地村民的傳統農業社會，然后逐漸演變成本地原村民社會和外來務工者暫住型移民社會，這兩種社會在空間上的疊加。由于這兩種人兩個社會都處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兩個社會中的經濟水平相差巨大，但都在不斷改善和變化，但是其社會結構卻具有相當大的慣性。一方面，原住居民的傳統社會關系沒有根本改變，鄉村精英是政府基層治理依靠的對象；而名義上的“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在按戶分配的同時，其剩余部分在向著有錢有權的集體成員集中，原村民之間拉開了幾倍乃至十數倍的差距；這是一個被動城市化的轉型社會；

另一方面，外來人員的生活狀況總體在逐步改善，一部分人在市場競爭中逐漸完成原始積累，走出了城中村。這是一個主動城市化的轉型社會。這個二元社會的管理，最初是本地原村民的鄉村自治，在疊加了廉租屋區功能之后，可以看做是政府對原村民集體的委托管理。管理的內容包括了從村內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到日常的社會治安、衛生保潔、計劃生育等全方位的內容。由于這種委托管理不具統一的標準，而外來人口數量十倍甚至數十倍于原村民，便造成了城中村的治理難題，兩個社會之間出現隔閡，消防、環保、治安、衛生等等問題接踵而至。但這種管理又是低成本的，政府沒花一分錢的情況下，奇跡般地建起了上億平米的廉租屋區，并且由原村民集體以集體經濟支出將其管理起來。

3、從空間形態看，城中村在城市出現之前，最初是由小巷瓦房構成的舊村。

在這種空間形態下，原來的農民新村中由村集體投資建設的、標準本來就不夠高的基礎設施，如雨污合流，由于幾十倍于原村民的外來人口入住，就變得空前嚴峻，表現出“臟亂差”，例如造成了河流流經城中村即變成臭水溝的狀況。

我們看到，上千萬的流動人口在城市中找到了他們可以暫住的出租屋，由農民在征地返還的自住用地上所建設出的廉租屋區，但是，所有這些住房都是以“違法搶建”的形式建出的。城市中的種種法律規定都在重申這些城中村中的建筑是違法的。事實很清楚：是農民錯了，還是立法的隱含前提錯了？顯然，農民土地的發展權，正是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主動參與權。

2、外來人口享有什么樣的市民待遇？

為什么全國各地對城中村的指責往往出于一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代表是戶籍人口選出來的，和諧社會應該包括多少人呢？和諧社會理所當然是指全體社會成員。和諧社會假如僅僅指戶籍人口，這個社會肯定是不完備的。在“國際化大都市不應有城中村”的誤區背后，是現代化的城市應該控制“低素質人群”的觀念。其實，國際化大都市中的低成本生活區、存儲著大量歷史記憶的老街舊巷，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并且，沒有哪個大都市視之為自己的恥辱。瑞典人引為驕傲的斯德哥爾摩，夕陽西下，夕陽年齡的人們在握手樓下沉思、發呆的生命狀態，吸引了每年幾百萬的到瑞典的游客?？匆豢窗腿_那的地圖，南邊是不斷生長出來的城市，而北面是規劃師畫出來的城市。哪個城市有魅力？威尼斯則更是遍地的握手樓。如果把通風采光、消防問題解決了，握手樓有什么妨礙呢？

城市的活力從哪來的？城市的活力源于產業的多樣化、就業的多樣化、收入和消費偏好的多樣化。當社會生態非常豐富的時候，城市的魅力就出現了。城市不能只有一種人，哪怕是高素質的人群。城市只有高素質人群跟城市只有低素質人群是一樣沒有魅力的。一 個城市中大多數人應享有什么樣的市民待遇、財政待遇、社會保障，這個問題不應回避。當然，這也是需要國家統籌的大問題。但是城中村向我們發出了警號，一個不考慮多數人的城中村改造是不公正的。假如我們要建和諧社會的話，當代中國城市有一個不容推辭的使命，低素質人群只要市場接受了他，城市社會就應讓他進來。在可能條件下盡量多地接納低素質人群，因為只有城市才是他們學習城市化最好的學校。無論如何，我們要為走進城市的外來人口叫好，他們離開了家鄉、離開了親人、來到陌生的城市，自主地選擇了風險更高、挑戰更烈的生活，這是中國農村的希望所在。

3、政府在廉租屋區管理中的責任？

城中村社會的管理，在疊加了廉租屋區功能之后，依然交由原村民集體管理。其實這是一種低成本的制度安排。如前述，城中村中的社會管理的內容，包括了從村內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到日常的社會治安、衛生保潔、計劃生育等全方位的內容。如果都交由政府管理，財政支出將是一個天文數字。但是，農民管理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首先是基礎設施建設。農民在就地安置區里自己建基礎設施，雨污合流，但是原來村里人口不多，危害也不大。當疊加了廉租屋區功能之后，村里涌入了十倍幾十倍的人口，污水直排到附近河流中，深圳河流源頭處水質都很好，為什么流經城中村短短幾公里就變得臭不可聞，“污染主要來自城中村”。

但是治污的前提是把政府、村集體的各自財權事權厘清。這件事不做，大家就都把成本向外推，造成大量的應付帳和財務虛盈，受害的就是環境。

政府的適度介入顯然是城中村管理的必須。說明政府管和不管大不一樣城中村問題的解決方法對“城中村”加以改造是城市發展的必然趨勢。被城市包圍的城中村與城建區不相協調，臟、亂、差現象嚴重，影響著城市的形象，改造“城中村”應因地制宜，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村一案”，對不同“城中村”采取不同的改造方式，把每一個“城中村”都改造好。

城中村改造的方式：（１）全部拆遷改造。對那些因城市發展需要必須搬遷，或者與都市環境極不協調、社會效益差，或者采取其他方式經濟上不合算的城中村應采取全部拆遷改造方式。（２）部分拆遷改造。對那些布局相對合理，交通、市政配套設施相對完善，對城市發展起著輔助作用，能大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的城中村應采用部分拆遷改造，或在原有基礎上加以完善利用。（３）“有形改造”與“無形改造”相結合。城中村的問題復雜，涉及制度、社會管理、經濟發展及空間形態等諸多方面，而且不同方面的問題互為因果，單方面的改造不僅不能全面解決問題，而且也難以成功。因此，在推動城中村物質空間有形改造的同時，也要推動人員素質、文化教育、社會和經濟領域等的無形改造（４）在進行新的開發而征用農村土地時，應結合新農村建設，將村民居住村落納入統一開發規劃，避免產生新的城中村。城中村改造必須由政府統一組織，統一規劃。政府應統一負責土地一級開發征地拆遷和市政配套工程建設，盡量不采取商業開發形式，避免造成很多后遺癥和遺留問題。應該集思廣益，群策群力，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妥善解決各方面的利益沖突，減少矛盾和改造難度，才能把城中村改造這件好事辦好。

城中村改造的建議

從國家構建和諧社會，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大局來看，“城中村”改造是時代的要求，符合國家和國民的利益；從一個城市的協調發展來看，“城中村”改造是提升城市品位，創建文明和諧都市的必然要求。

(一)加強政府宏觀調控。對“城中村”實行綜合管理

政府充分發揮國家公共行政權力管理者和城鎮公共產品管理者的雙重作用，在堅持公共性、公平性、參與性的前提下，統籌規劃，協調各方面的利益，既要保障好村民的利益，也要考慮改造單位的利益，讓市場參與商業性運作。在城區一級政府，廢除舊的行政管理體制，組建綜合性部門，提高綜合協調能力和行政效率；防止條塊分割，成立綜合辦公室，對“城中村”的經濟、文化、教育、衛生、建設、安全、拆遷、安置等實行有效管理。

(二)改革城鄉二元體制，對集體資產進行股份制改造

從體制上轉變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將“城中村”的土地集體所有變為國家所有。只有土地國有：才能從根本上制止村民對土地的獨立處理權，一切土地使用都歸土地規劃部門管理。在“城中村”實行集體資產股份制，這是我國改革的一個新探索，按股份制的原則改造集體經濟，對村集體資產進行清查核算、資產評估，使村集體資產的產權明確清晰。經營管理上按照《公司法》的規定進行操作，量化資產，明確股權分配，村民按出資額大小來分紅，個人所擁有的股份可以自行支配，有權利贈送、轉賣給他人。村民獲得了實惠，他們會很積極地參與到“城中村”的改造。

(三)加強立法。依法推進改造 由于“城中村”改造是前所未遇到的，涉及戶籍、土地的變更，還有行政管理體制和城鎮管理體制等復雜問題。國家的法律法規至今沒有明確統一的規定，因而操作上也沒有統一的方法，各地城市都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出臺一些粗糙的管理條例。需要出臺一些可操作性更細化的法律法規，以法律推進“城中村”的改造，以法律保障“城中村”改造的成果。(四)妥善安置村民，給予合理的補償

“城中村”改造之所以那么困難，主要是利益問題沒有協商解決好，安置或補償沒有達到村民的要求。村民的房屋被拆遷后，戶籍劃入城市管理，身份變為城市居民，給予合理補償，應按照城市居民的管理標準保障村民的利益，解決好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就業、子女上學問題等。只有以村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才能得到他們的支持，順利、穩定地推進“城中村”改造。

(五)轉變村民思想觀念，提高素質，培養技能

村民在特定的群落聚居生活，由于受村俗傳統文化的影響，思想觀念還比較守舊，生活方式還比較單一，文化技術還比較低，缺乏競爭進取的精神。只有轉變他們的思想觀念，提高他們的科學文化素質，培養他們的技能，才能為“城中村”的改造減少阻力。比如免費舉辦一些掃盲脫產班或技能培訓班，摒除陋習，使他們的腦袋充實起來，樹立勤勞致富、科技致富的意識。知識素質高了，有了一技之長，生活就有了保障，利益得到了維護，村民對改造的抵觸情緒自然就降低了。

(六)對城市的空間發展進行科學規劃 “城中村”的形成有一個過程，開始時不給予足夠的重視，造成“城中村”泛濫，問題惡化，這給我們后人很大的教訓。因此，必須樹立超前意識和前瞻性，規劃好未來藍圖，對郊區、城市周圍有可能將來再成為“城中村”的村莊、村群進行調查，了解它們的現狀，在宏觀上把它們劃入城市管理范圍，嚴格控制土地的投放，做到合理規劃，不能讓“城中村”在無序的狀態下肆意發展，減少或杜絕一邊改造“城中村”一邊產生“城中村”。

城中村是城市發展過程中普遍的產物，是城鄉發展不協調的代名詞，制約了我國城市 經濟健康發展，影響了社會的和諧發展，其問題的利益性和復雜性使我們面臨很大的挑戰，需要政府加強宏觀管理，采取強有力的措施，讓“城中村”真正融入都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