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化與生態研究意義大全

3、研究意義

“江城”武漢市位于兩江交匯之地，也是“百湖之城”，是我國內陸腹地的中心城市。武漢市依靠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資源狀況，一直處于迅猛穩健的發展勢頭中。在城市化發展過程的同時，由于統籌考慮的不盡充分，整體規劃的一些不足，以及人們環境生態意識的薄弱，給城市環境造成了許多負面影響，其中城市化發展的水環境效應更是值得引起相關行政部門和廣大市民的注意。基于這一背景，本實驗項目將對漢城市化進程與水環境協調效應發展進行深入全面調查研究，揭示城市化與水環境的時空耦合關系及系列水環境生態問題，提出一些富有建設性、創新性、實踐性的方案舉措。

本實驗項目研究的理論價值和重大意義具體體現在以下各個方面：

（1）通過對武漢市城市化發展歷程及其與水環境效應的各項研究建立針對武漢市的城市化與水環境效應研究理論，彌補中西部城市化與水環境效應研究相對不足的現狀。為中西部城市化發展和生態協調提供一個相對嚴謹科學的理論體系。

（2）經濟方面通過分析水環境效應反向推導出城市化發展的系列問題，為以后武漢1+8城市圈比翼齊飛提供很好的參考依據,促進城市化發展與水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推動武漢市“兩型”社會建設。

（3）生態方面則可以客觀反映武漢城市化的水環境效應，并為武漢市建設生態和諧的水環境提供科學依據。保護良性循環的水網生態區，維護生態系統穩定。同時反映江河湖泊及濕地等對氣候水文的積極影響。

（4）社會文化方面通過調查研究明確武漢生態水網對城市文明建設和水域景觀欣賞等可以發揮的積極作用。同時水環境效應的逐步改善能對社會文化進步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參考文獻蘇黎蘭 《武漢市環境現狀的研究與哲學思考》 科教文匯2006 06

第二篇：城市化與工業化協調發展研究

城市化與工業化協調發展研究

【摘要】工業化和城市化是緊密相關的, 是對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現代化進程在產業和區域方面的 分別表述。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不協調表現為低價工業化進程和高價城市化進程的不協調。這種不協調 產生的原因是中國獨特的工業化戰略和道路嚴重制約了城市化的進程。為此,“十一五”期間, 中國應該通過 深化體制改革、提高農民收入、改善城市管理水平、加快第三產業發展等來推進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協調發展。

【關鍵詞】城市化工業化經濟發展我國

劉易斯認為，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發展中國家的落后主要表現在經濟的二元結構上，即國民經濟中存在兩種性質不同的部門：勞動邊際生產力較低的農村農業 部門與勞動邊際生產力較高的城市工業部門。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轉變主要表現為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 業部門的轉移。錢納里和賽爾奎因也認為，“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理解為經濟結構全面轉變的一個組成部分最恰如其分”。在結構轉變中．城市化和工業化是重 要內容。庫茲涅茨指出，“經濟結構變化最重要的是產品的來源和資源的去處從農業轉向非農業生產活動，即工業化過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人口分布發生了變化，即城市化過程。”

一、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動態考察

從本質上說, 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協調關系并不意味著城市化率和工業化率兩者應該是始終相等或者同步增減關系, 因為兩者之間的協調關系更多地體現為動態演進關系。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不同的發展階段, 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關系是呈現不同特征的。一般的規律是, 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初期, 工業化影響和推動城市化是重要特征,城市的功能主要為了制造業發展提供集聚場所。該階段以工業就業比例表示的工業化率應該高于城市化率。在工業化和城市化中期, 雙方互動發展成為主要特征。在該階段的前期, 工業就業和城市人口應該同比增長, 工業化率和城市化率都在相應提高;在該階段后期, 工業就業開始下滑, 而城市人口不斷上升, 城市化率超過了按照工業就業計算的工業化率。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成熟期, 工業化的作用開始淡化, 城市化成為經濟發展的重心, 城市化率與按照工業就業計算的工業化率差距拉大。也就是說, 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初期階段, 工業化率會高于城市化率, 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工業的發展帶動, 但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后期, 城市化率會高于工業化 率, 工業發展對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貢獻有限, 第三產業成為城市化的主要動力, 第三產業對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貢獻將大于第二產業。從世界發展報告有關不同收入水平國家(地區)不同發展時期的數據看, 1965—1997年期間工業化和城市化變動趨勢與這個規律基本吻合。對于低收入國家, 工業化對城市化進程促進作用十分明顯, 城市化率的變動趨勢與工業化率(按照工業產值比重和非農就業比重計算)變動的趨勢基本一致;對于中等收入國家(地區), 包括下中等、上中等收入國家(地區), 1965—1980年期間城市化率和工業發展是相關聯的, 但在1980—1997年期間, 城市化率的提高與工業發展并不相關, 而與非農產業發展更為相關;對于高收入國家, 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基本不相關, 城市化率的提高主要是和服務業的發展相關的。從各國整個城市化長期進程看, 城市化在工業化的帶動下與整個非農產業的發展相關, 但從長期看, 與第三產業發展更為相關。實證研究表明, 美國1870—1970年百年的城市化率變化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的相系數分別是0.6055和0.9770, 日本1920— 1979 年近60年城市化率變化與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發展的相關系數分別是0.8621和0.9287.上述關于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動態演進規律表明, 分析城市化與工業化是否協調應該注意三方面的方法問題: 一是從與城市化率直接對比角度出發, 計算工業化率應該采用就業比重指標,而不能夠采用產值之類的指標。二是從城市化進程的長期趨勢看, 由于工業化對城市化的促進作用并不表現為工業或者第二產業發展自始至終 對城市化有直接的帶動效應, 而是非農產業的發展城市化的長期直接的促進作用。因此, 按照非農產業就業比重來計算工業化率, 這更能夠描述和判斷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關系是否協調的問題。三是城市化與工業化是否協調的標準是隨著 工業化的不同階段而變化的, 在工業化初期工業化率高于城市化率, 在工業化后期城市化率高于工業化率都是正常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是否協調的標準不在于城市化率和工業化率兩者存在差別, 而在于兩者之差是否在與其發展階段相對應的標準范圍內。一般而言, 這個標準范圍是根據國際歷史經驗歸納出來的。

二、阻礙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協調發展的原因

從根本上說, 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不相協調的原因是獨特的工業化戰略和道路嚴重制約了城市化的進程, 基于工業化戰略制定的制度和政策阻礙了城鄉之間、工業化和城市化之間的協調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后, 采用了通過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 一方面使重工業超常規發展, 使以工業產值比重為衡量標準的工業化水平超常規上升, 但非農就業人口沒有相應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使廣大農民難以積累起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的起始資本, 破壞了城市化的正常機制。不僅如此, 為了降低工業化的成本, 減輕城市供給負擔, 還采用“反城市化”戰略, 減少城市人口。不僅用種種制度限制農民進城, 而且在“不在城里吃閑飯”、“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等口號下, 大規模地將城市人口遷往農村, 把城市居民和學生送到農村參加農業勞動, 這包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市民返鄉、干部下放, 等等, 城市化進程被人為地阻礙。

在改革開放以后, 由于實施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方針, 又阻礙了城市化的正常發展。該方針的核心在于農業勞動力“就地轉移”為鄉鎮企業工人, 農業勞動力非農化但不城鎮化。雖然鄉鎮企業的發展吸收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 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的支撐作用, 但也存在自身規模效益差, 土地使用浪費, 不能帶動第三產業發展, 勞動力和資金難以轉移到聚集效益較好的城市和城鎮等問題。2000—2003 年, 在鄉鎮企業就業的人員分別為1.28億、1.31億、1.33億和1.36 億, 這些工業人口被滯留在農村, 延遲了城市化進程, 使得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不協調。

三、促進城市化與工業化協調發展的建議

1.繼續深化體制改革, 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當前, 一些深層次的體制障礙還嚴重阻礙著中國的 現代化進程, 從城鄉協調發展角度看, 戶籍制度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教育與就業制度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改革、醫療體制改革、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改革等都有待進一步推進。中國漸進式先易后難的改革方式決定了這些改革難度非常大。

2.提高農民工收入, 改善農民工工作生活條件。2003年以來, 在沿海外來農民工較集中的一 些地方, 出現了所謂“民工荒”。中國勞動力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格局并沒有發生變化, 農村仍然有大量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在這種大背景下出現“民工荒”，主要是對農民工的工資和應有的福利待遇被壓低、勞動條件差造成的, 解決問題的主要責任在企業。進城務工農民的工資沒有體現保證社會必要勞動的基本要求, 而且存在著勞動 時間長、勞動條件差的問題。“民工荒”的出現, 實際上是通過勞動力及其工資的市場機制進行強制性的調節, 客觀上要求企業必須提高農民工的工資待遇, 改善農民工的勞動條件。

3.改善城市管理水平, 優化城市職能結構, 提高城市質量。長期以來, 害怕“大城市病”(交通擁堵、社會治安惡化、貧民窟、能源緊張和環境污染等問題)成為控制大城市規模、限制農民進城的 一個重要理由。現在看來, 這個理由可能更多地成為掩蓋城市管理水平低下、維護城市中既得利益集團固有利益的借口。解決“大城市病”的關鍵不在于限制城市的規模, 而在于改善城市管理水平、優化城市職能結構。實際上, 大城市的經濟規模大, 產業門類多, 規模經濟效應和集聚經濟顯著, 輻射帶動作用強。科學地發展和管理大城市,可取得很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4.提高城市產業競爭實力, 加快第三產業發展, 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發展提供業支撐。城市化的本質是伴隨著工業化、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遷的一個發展過程。城鎮的形成和發展需要產業支持。只有當城市的經濟實力提高了, 第二、三產業得到快速發展, 城市才會吸引非農人口和第二、三產業的增加和集聚, 進而發揮城市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 促進分工和專業化, 推動經濟的發展。沒有產業作支撐, 有“城”無“市”, 城市就缺乏足夠的活力, 也就無法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無法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就業。這樣, 城市化發展進程就不可持續。因此, 要加快中國城市化進程, 就必須加快繁榮城市經濟, 增強城市產業競爭實力, 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提供盡可能多的就業崗位。為此, 一是要針對中國農村人口基數大、就業壓力大的實際, 從中國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出發, 適時適度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 不宜不分條件、不分地域地片面強調高技術, 過早、過多地用資金密集型的技術代替勞動密集型的技術, 將提高就業的門檻, 影響城市化的速度。國家應當出臺一些相應的配套政策, 為勞動密集的中小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二是要加快服務業發展。從中國工業重化工化和世界工業吸納勞動就業能力的演變趨勢看,“十一五”期間, 中國工業部門吸納 就業的能力已相對有限, 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主要取決于服務業的發展。而與 發達國家相比, 中國服務業所占比重低, 仍有很大發展和吸收勞動力就業的空間。應當全面發展城市服務業尤其是大城市的各種現代服務業,并 以此促進城市化的發展和城市整體水平的提高。

第三篇：城市化研究綜述

城市化

研究綜述 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XXX

2012年5月21日

城市化 研究綜述 201

2【摘要】城市化的概念是城市化理論的靈魂，城市化的內涵隨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豐富。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城市化進程逐步加快，但同時我國城市化的滯后給中國的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帶來了一系列的矛盾。城市化問題，是一個關系到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以及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本文從分析城市化的內涵入手，討論我國城市化水平、城市化進程以及面臨的主要問題。

【關鍵詞】城市化內涵城市化水平城市化進程城市化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城市化是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中的老課題。卡爾·馬克思1858年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談及城鄉分離和城市發展時就使用了“鄉村城市化”一詞。1867年,西班牙工程師塞達在他的著作《城市化基本原理》一書中明確提出了城市化的概念。縱觀當今的城市化研究，由于研究目標、角度和領域的不同，不同的學者對城市化一詞存在各種各樣的理解，以致至今還沒有形成一個世界公認的城市化定義。

隨著城市化的發展，除城市化之外，城鎮化、城市現代化以及城鄉一體化等相關概念也都在城市化發展中得到廣泛應用，并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學者們在城市化定義上的這種分歧，會相應地影響到他們各自對城市化的道路選擇、城市化的發展戰略等問題的認識，進而會影響到相應的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如果對其不加以區別，不僅不利于城市化理論研究，而且還可能延緩城市化的實踐進程。因此，明確城市化的本質和目標，使城市化概念條理化、規范化、明朗化不僅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城市化發展的內在要求。

二、學術界主要代表性觀點

不同學科對城市化的理解有所不同。經濟學家強調城市化是從鄉村經濟向城市經濟的轉化，地理學家強調城鄉經濟和人文關系的變化，社會學家強調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人口學家強調人口從鄉村到城市的流動等等。縱觀各學科對城市化的不同理解，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人口城市化”觀點

有西方學者將城市化定義為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人口分布方式的變化。還有學者指出，城市化就是人口從鄉村流入大城市以及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另一西方學者將城市化理解為一種居住在城市地區的人口比重上升的現象。

國內有學者通過研究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城市化的進程，認為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城市化的基本特征。還有一部分國內學者認為這種集中既表現為城鎮數量的增加，也表現為城鎮人口規模的不斷擴充。

盡管上述各種定義在語言表達上不盡相同，但卻反映了人們對城市化的一個基本共識。這類定義將城市化界定在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上，是早期的、較為傳統的城市化定義。但是，發達國家城市化的實踐表明，這一傳統的定義已經顯得過于狹窄。它只看到了城市化最表層的東西，而忽視了城市化過程中社會、經濟、生活、思想觀念等方面的變遷。因此容易忽視城市人口快速增長帶來的系列問題，更難以包容城市化的全部內涵，難以反映城市化本質的問題等。

（二）“經濟城市化”觀點

有西方學者指出：過去的一個半世紀內的城市化，主要是經濟增長的產物，是技術變革的產物，這些技術變革使大規模生產和經濟成為可能。一個大規模的工廠含有一個稠密的人口社會的意思，也意味著勞動人口，從而從屬人口向城市轉移，這種轉移又轉而意味著經濟

城市化 研究綜述 201

2投入的增長。還有西方學者認為，城市化是指以人口稀疏、空間上相當均勻遍布、勞動強度很大且個人分散為特征的農村經濟，轉變成為具有基本對立特征的城市經濟的變化過程。我國有學者認為城市化是非農產業在城市積聚的過程。還有學者認為人口的轉移和人口的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現形式，而經濟活動的集聚才是城市化的主要內容，這種集聚包括要素、生產、交換和消費的集聚。

以上學者從分析城市化的經濟實質出發，認為城市化就是各種非農產業發展的經濟要素向城市集聚的過程，主要通過工業化、社會化和專業化分工來實現。從產業結構變化的角度看，上述定義強調城市化就是第二、第三產業不斷發展的過程，并未脫離生產要素的集中這一傳統主題，因此仍屬于傳統型的城市化定義。其缺點是過多強調生產要素向城市的集中，而忽略了城市文明對鄉村文明的滲透和輻射。

（三）“生活方式城市化”觀點

西方學者指出，城市化意味著鄉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發展、質變的全過程。這里所說的城市生活方式，不僅指有別于農村的日常生活習俗、習慣等，而且還包括著制度、規劃和方法等結構方面的內容。另有西方學者認為，鄉下人享有都市的一切物質條件和舒適，從這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生活方式都市化了。

這種定義強調了城市化是一個農村和城市之間的多維互動過程，它既包括了城市的成長，也包括了農村的發展。一方面，農村的勞動力、資金與技術等要素向城市流動，造成了農村生產方式和就業結構的變化；另一方面，城市先進的生產力向農村擴散、滲透和輻射，使農村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城市化。此類觀點是對傳統城市化定義的補充和修正，特別強調和突出了生活方式的轉變和都市文明的滲透這些深層的內涵，屬于現代型的城市化定義。

（四）綜合觀點

隨著城市化實踐的發展和對城市化理論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力求去探討比較一般性的為大家普遍認同的城市化定義。

有西方學者采用綜合觀點給城市化下的定義是，城市化一詞有四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城市中心對農村腹地影響的傳播過程；二是全社會人口逐步接受城市文化的過程；三是人口集中的過程，包括集中點的增加和每個集中點的擴大；四是城市人口占全社會人口比例的提高過程。

國內學者也對傳統城市化的定義進行了補充和修正。有學者認為，城市化過程既是一個經濟發展、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演變的過程，又是一個社會進步、社會制度變遷以及觀念形態變化的持續發展過程。另一學者認為城市化的內容包括經濟城市化、空間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社會生活方式城市化、文化的城市化等。

上述定義使得城市化概念的外延擴大了，其內容也隨之豐富起來，但相對來說，其內涵正在縮小。這類定義的優點是比較全面、概括地揭示了城市化的主要內涵，避免了對城市化的簡單化的片面理解，有助于更加深入、全面地研究城市化問題、缺點是在全面而且分層次地展現了其內涵的同時，給人以龐雜、冗長之感，其文字不夠精煉，不便于記憶，仍屬于描述性定義。

三、城市化與相關概念辨析

城市化與城鎮化

在我國學術界里，城鎮化與城市化的概念時常出現。對于城鎮化與城市化的區別，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將城鎮化等同于城市化。有國內學者認為，鎮是城市的初始形態，城市化 研究綜述 201

2包含于廣義的城市之中，人口無論轉移到城鎮或者是城市，都體現了社會的進步和生活方式的改善。因此城市化和城鎮化兩者并無實質性差別，只是后一術語更強調鎮的作用而已。而另一種看法則認為城鎮化代替不了城市化。另有學者認為城鎮只是一個地域概念，城鎮化只是強調農業人口進入城鎮。單憑城鎮人口比重衡量城市化水平是不完整的。因為城市不只是地域概念，市場是其基本功能。根據城市化內涵，城市化要由突出人口流動轉向突出功能提升，不僅包含城鎮化的內容，更要突出其成為市場中心、信息中心、服務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的內涵，特別要關注其經濟能量的聚集度和對整個區域的輻射力。還有學者認為我國的小城鎮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缺乏規模效益和聚集效益，“有城無市”的現象是我國大多數小城鎮存在的共同問題。因此小城鎮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城市，而是城鄉的過渡帶。有學者認為小城鎮不等于城市化，甚至并不是城市化的主流。小城鎮發展是城鄉經濟要素不能一體化和資本短缺條件下被迫的選擇，而不是最佳的選擇。

事實上，就我國城市化的實踐進程而言，城市化與城鎮化的側重點不同，分別代表了城市化的兩個不同階段。城鎮化主要是指農村人口區域內的小城鎮轉移和積聚的過程，強調農村人口由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的職業轉換過程。而城市化強調城市自身的不斷完善過程，側重點主要是以農村人口向大、中城市轉移的過程，即以現有城市吸納農村人口，農村人口向現有大中城市的轉移積聚、現有城市不斷擴大的過程。

因此，廣義的城市化包含城鎮化，城鎮化是城市化的起點和初期階段，是城市化的一種發展模式。發展小城鎮應當是國家城市化戰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以城鎮化替代城市化，實際上是把城市化的兩個不同發展階段混為一談。

四、我國城市化的水平

一種觀點認為，我國城市化嚴重滯后。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中國城市化滯后在世界上是罕見的。根據一項統計，我國1995年的城市化水平只相當于世界上1950年的平均水平，落后45年。我國的城市化水平2000年為36.09%，這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75%的水平，比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還低5個百分點。從城市化與產業結構的關系看，我國的城市化明顯滯后于工業化，與第三產業的低水平相適應。這種不協調關系，根本原因還是我國產業結構自身的問題：工業化相對超前，第三產業嚴重滯后，城市的長期短缺，造成各種問題比較突出，負面影響很大。也有學者指出，實際上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處于“雙低”狀態，是工業化水平偏低，不足以拉動城市化。通常認為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看法是一種錯覺。另一種觀點認為，我國目前實際的城市化水平僅比國際正常水平略微偏低，不存在異常偏低現象。從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看，我國城市化進程與經濟發展水平基本適應。根據對世界各國城市化水平與人均GDP相關關系的數量分析，2000年我國人均GDP大約為830多美元，城市化率為36.09%，基本符合上述判斷。問題在于近20年來由于側重發展小城鎮，城市規模結構存在嚴重的偏差，小城鎮比重上升使得服務業缺乏必要的市場空間，導致了城市效率下降，影響了城市功能的發展。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不是城市化滯后，而是隱性超城市化。我們不能單純地按現行戶籍制度的城市人口來計算城市化率，并據此與工業化率作比較，這樣計算出的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的比值肯定是偏低的。因為我國工業產值中的很大部分是鄉鎮企業和進城打工的農民創造的，這些人的主要經濟活動已經脫離了農業，實際上已實現了產業轉移，應將他們及其供養的家庭人口也算入城市人口才比較合理。事實上我國真實的城市化水平要比統計數據高，與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顯然是超城市化了，或稱為了隱性超城市化。

不同意中國存在隱性超城市化觀點的學者指出：不應把鄉鎮企業和外出打工人員都視為

城市化 研究綜述 201

2城鎮人口，因為其中大部分作為常住人口已被統計在內；而將部分既務工又務農的人口算作隱性城市人口也是不科學的。應該看到，我國小城鎮規模普遍較小，基礎設施條件差，第三產業相對落后，離城市的要求還有較大差距，因此，對我國城市化水平不可估計過高，城市化的任務還很艱巨。

五、我國城市化的進程

目前，國內不少學者認為，根據世界多數國家的城市化的發展規律，我國將進入從30%到70%的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十五”時期的城市化水平每年將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國內外城市化經驗表明，一個時期的城市化速度直接受制于經濟增長狀況。預計“十五”時期我國的年均經濟增長速度在7%左右，這將對這一時期城市化發展構成基礎性約束。“十五”時期的就業、投資和消費等因素也從不同方面制約著城市化發展。考慮到“十五”時期我們要大力推進城市化，必然要在制度和政策創新上有所突破，如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消除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體制障礙，進而出臺一些加快城市化的政策，“十五”時期城市化速度有可能高于“八五”時期年均0.74個百分點的速度。但制度安排和政策創新的效應在一個時期又是有限的。初步判斷，“十五”時期城市化有可能接近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但不會超過1個百分點。

2000年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達到36.09%。按照上述預測的速度，到2020年我國城市化水平可以達到50%~60%，初步進入城市社會。在這期間，將有3億左右的人口要由鄉村進入城市。與此同時，中國的城市數量將由現在的667個增加到1400個左右，城市的發展質量得到大幅度提高，這正是中國發展的希望所在。

六、我國城市化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城市化進程的滯后性

中國人口城市化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初，與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城市化進程有著明顯的區別，也不同于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道路的一般模式，其中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經過改革開放至今20多年的發展，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差距呈現縮小的趨勢，但仍然很大。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依存、共同發展是發達國家城市化過程的一般規律。城市化的滯后性給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口轉變產生了諸多不利的影響。城市化滯后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國內消費需求的增長，據統計，1996年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差距又出現拉大的趨勢。有的學者認為目前我國就業矛盾和供給無市場的矛盾都可以從城市化的滯后性中找到解釋。

（二）城市化結構的不平衡性

我國城市化結構不平衡具有兩層含義：一是各級城市及其人口規模結構不平衡；二是城市化的區域發展不平衡。改革開放以后，主要通過鄉村工業化來推動人口城市化。目前，我國城市體系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數量逐漸增加；但盡管制訂了“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的發展方針，大城市無論數量還是規模都有較快的增長。從1952年到1999年，我國城鎮非農業人口平均增長6.8倍，20萬人口以下的小城市、鎮人口增長5.5倍，而100萬人口以上特大城市人口增長了6.4倍，因為特大城市和小城市、小城鎮的人口基數差異很大，可見大城市在我國人口城市化過程中仍處于主導地位。

（三）隱性城市化問題

隱性城市化有兩種含義：一是指處在轉變中城市化地區和人口，這些地區所具有的城市特征還比較弱，沒有達到建制鎮的標準，但它的城市特征是在增長之中的。這種意義的城市

城市化 研究綜述 201

2化是一種國際性的普遍現象。二是指有相當一部分農村人口，已經從事非農產業或者居住地點比較集中，但是由于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的制約，按照戶口的登記，這些人還屬于農村人口。研究表明，我國城市化實際水平比公布的統計結果要高，因為我國在城市化滯后的同時，也存在著“隱性城市化”現象。我國隱性城市化人口大約為2億人，占農村人口的22.5%，占全國總人口的16.9%，在今后5~10年內，加快城市化進程的重點，主要是如何實現這部分隱性城市化人口的顯性城市化。

（四）制約因素的多重性

制約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人口約束、戶籍制度、就業制度、資金約束、觀念約束、農業基礎等。首先，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一系列城鄉分割的制度安排是造成城市化滯后的主要方面。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初期都存在著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并形成一系列偏重城市人口的制度安排，被稱為“城市偏向”。而我國“城市偏向”的內涵更為豐富，從城鄉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就業制度到醫療制度、社會福利制度等很多方面都存在“城市偏向”問題。通過行政手段控制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主要的目的是為防止城鎮尤其是大城市人口過分集中及由此造成的“城市病”。進入20世紀90年代，在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深化城鎮國有企業改革使城鎮職工“隱性失業”顯性化，城鎮就業矛盾也在客觀上制約著經濟型城鎮流動人口的城市化。據統計，目前我國每年有8000~9000萬農村人口在城市生活或工作，盡管其經濟活動和經濟來源與城市經濟密不可分，但戶籍制度卻使得他們既是擁有土地經營權的“城市人”，又是無市民資格的農村人，成為“候鳥式”的流動人口或“邊緣人”。其次，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將增加100~200萬的城市人口，所以，盡管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城市數量及城市人口增長很快，但人口城市化水平并不高。同時，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雙重膨脹已經構成中國城市化面臨的最大國情。

七、結束語

縱觀各位學者提出的城市化的定義，盡管分歧很多，但卻揭示了城市化內涵的復雜性。正確地認識城市化的本質內涵，是科學地認識和理解城市化問題的基礎，可為實際工作者和政府決策者在制定和實施城市化政略等方面提供比較全面的參考和借鑒。目前，我國正處在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同時也可以看出我國城市化目前存在許多問題，我國不僅要注意城市化“量”的提高，更要注意城市化“質”的提升。要以發展集約式城市化，走內涵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化道路，實現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的統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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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樹琮《中國城市化與小城鎮發展》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洪銀興陳雯《城市化模式的新發展》

王紅揚《我國戶籍制度改革與城市化進程》

第四篇：研究意義

研究意義

從提升知識型員工能力、改善績效角度看,必須加強對知識型員工工作滿意度的研究。在任何組織中,人的因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政府績效的高低、形象的好壞、政府能力狀況,直接取決于公務員素質的高低及其對工作的態度。國際調查研究公司亞太

項目總監陳國雄博士指出:滿意的員工會把滿意的心情帶到工作中,從而實現滿意的績效。因此研究公務員工作滿意度,有利于激發公務員工作的積極性、創造性和開拓性,進而改進政府績效、提升行政能力,展示新時期公務員形象。從公務員職業發展與激發公務員獻身精神角度看,工作滿意度研究是關鍵的環節。事業生涯發展是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內容。職業發展作為一種激勵手段,通過事業生涯規劃,滿足雇員不斷上升的職業發展要求以此來激勵雇員留在組織和激發雇員的獻身精神,己經在許多世界著名公司中得以成功運用。公務員由于制度特性,其職業發展有自身的職業路徑。加強公務員職業發展與工作滿意度的研究對于激發公務員敬業奉獻精神有積極的作用。

工作滿意度調查結果為政府部門的管理決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工作滿意度調查結果對于政府部門的管理工作可以起到預防作用,成為管理的一種早期警戒指針,它為人事行政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了解公務員的需要和其對行政機關的滿意程度,從而制定出能激勵公務員積極性的內部管理政策和措施,有利于建立優勢的工作環境,激發個人才干,使其為公共事業竭智盡力。同時防止公務員情緒低下,人員外流的現象,為政府管理決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知識型員工工作滿意度研究有利于員工身心健康。20世紀以來,工作與健康問題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也是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領域。隨著職業競爭的加劇、生活節奏的加快、工作壓力的加大和工作環境的變化引發了一系列健康問題己經越來越得到人們的關注,因此研究知識型員工工作滿意度及其構成因素,有利于激發員工工作熱情,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營造優美的工作條件,有利于員工的身心健康。

第五篇：研究意義

校后勤國有資產是國家資產的重要

組成部分，是學校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也是學校教 學、科研活動和整體事業發展必要的物質保障。高 職高專后勤社會化改革雖然已走過了七、八個年頭，但實際上改革仍處于起步階段，真正的現代企業制 度尚未建立，后勤服務經營受學校行政干預較多，未 成建制地脫離學校或獨立于學校的經營實體，也未 真正實行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企業化運 行體制。所以，資產管理部門在分離之初，雖然也曾 進行過后勤國有資產的登記造冊，但工作進行得比 較粗，更談不上資產評估，后勤實體基本上在無償使 用，正因如此，后勤實體對后勤國有資產管理較松，對后勤國有資產的使用存在短期行為，不關心它的 保值增值，甚至出現不愛護的情況，一定程度造成后 勤國有資產的流失。后勤國有資產不能實現保值增 值，將會阻礙后勤社會化改革的進一步深化，進而影 響學校的發展和穩定。因此，如何確保高職高專后 勤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已成為高職高專后勤國有 資產管理的重要課題，也是高職高專管理者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