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人口遷移與城市化問題研究（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二、三十年，對少數民族人口問題的研究一直處于空白狀態，直到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一中全會以后才開始起步，由于基礎資料奇缺、已往研究成果貧乏及研究力量薄弱等原因，少數民族人口研究工作起步十分艱難。

一、民族人口研究的進展取決于人口基本數據的提供狀況

1953年和1964年的第一、二次人口普查手

工匯總資料，僅有各民族人口數量和地區分布資料，而1982年的全國和民族自治地主的100機器匯總資料和1抽樣資料（僅限于100萬人口以上可用）則提供了各民族人口數量、分布、婚姻、家庭、生育、年齡、性別、文化程度、行業、職業等重要基礎數據，對民族人口的分析研究開始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條件，從而第一次基本上弄清了民族人口的種種特點和存在的諸多問題。

1990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機器匯總的民族人口資料，除了1982年的內容外，還具有更有價值的重要特點：第一，增加了民族人口遷移、死亡等項目；第二，按分民族、分年齡、分性別對婚姻、生育、死亡、文化程度（分在校、畢業、肄業等）、文盲、職業、行業、年齡、性別等進行設計和交叉匯總，這在全世界各國中是唯一的，為分析各民族人口狀況、特點和問題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對推進中華民族人口學科發展起了空前的關鍵性作用。因此，有位美國人口學家反映，東南亞有的國家也準備效仿。在多種抽樣調查中的民族人口資料相當豐富，如1987年和1995年的全國１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88年全國２‰生育節育抽樣調查資料、8個少數民族婦女婚育情況抽樣調查數匯總等，對分析研究各民族人口、婚姻、生育等的現狀和歷史變遷，提供了可信依據。典型調查和社區調查資料，從另一個側面豐富了民族人口研究內容，《中國少數民族社區人口研究》（張天路，1992）反映了20多個民族的100多個社區的人口、社會、經濟、自然等方面的現狀和問題；《中國少數民族人口調查研究》（張天路、黃榮清，1995）涵蓋了對9個民族（或地區）的人口調查資料分析研究外，還對全國55個少數民族人口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分析和對策研究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務。

二、國內、外的支持有力地促進了民族人口研究的展開

在奠基性和開拓性的研究過程中，受到了國家教委、國家計生委、國家統計局、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共中央統戰部、民政部等單位的大力支持和聯合國人口基金的積極扶持，除了資助民族人口專著出版外，還分別設立了少數民族人口研究課題。在“七五”期間，國家教委和國家社科基金分別設立了“中國少數民族人口綜合研究”等課題，國家計生委設立了“中國少數民族家庭、婚姻、生育、節育情況系列調查研究”課題；在“八五”期間，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設立了“中國各民族人口的增長分析”和“中國少數民族人口政策研究”課題，聯合國人口基金援助國家教委的Ｐ04項目“中國少數民族人口調查研究”，聯合國人口基金援助國家統計局的Ｐ33項目“中國1990人口普查少數民族人口分析研究”課題，聯合國人口基金援助國家計生委的Ｐ07項目“中國少數民族人口與計劃生育研究”課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設立了“拉薩市流動人口調查研究”課題，國家民委設立了“散居少數民族人口研究”課題等。這些調查研究和分析研究的開展與完成，不僅扭轉了少數民族人口資料缺乏的局面，而且可以說是世界各國中僅有的少數民族人口資料最豐富的國家，更可喜的是有的人口研究機構正在建立少數民族人口數據庫。

中國人口學會成立以來對少數民族人口的調查研究也給予了很大的關注，早在80年代初期就在蘭州、貴陽和昆明召開了三次“少數民族人口調查研討會”，會后出版了論文集；90年代人口學會又設立了“中華民族人口專業委員會”，以協調全國民族人口的調查研究工作。

近20年來，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少數民族人口的調查研究和分析研討會就召開了10多次大中型會議，還于1992年和1994年在新疆烏魯木齊和云南昆明分別召開了兩次國際會議，即“中國少數民族人口與計劃生育學術研討會”與“1990年人口普查少數民族人口分析研討會”。

1987年在貴陽召開的全國性的“少數民族人口綜合研究籌劃會”是第一次召開協調全國民族人口研究人員和實際部門的聯合調查嘗試，與會人員來自１５個省、市、自治區，以協調和組織該課題的調查研究工作。會議確定了承擔民族社區的調查單位和專家、學者，要求按照統一設計（經過試點調查修改）的調查問卷、說明書與匯總表進行調查，調查研究成果包括調查報告和咨詢報告。為了互通信息和交流情況，由綜合研究協調辦公室及時寄發簡報。

1989年夏天在新疆烏魯木齊召開社區人口調查與研究成果評審會，在1993年出版了由張天路主編、中國人口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社區人口研究》。該書匯集了藏、彝、回、布依、朝鮮、滿、瑤、京、黎、佤、拉祜、納西（摩棱人）、基諾、畬、水、東鄉、裕固、柯爾

克孜、土、撒拉、錫伯21個民族的100多個社區的調查報告。

1993年在北京召開的“中國1990年人口普查民族人口研討會”，參加會議的有來自計生委、統計局、高校、統戰、民委、政協等系統的近100名專家、學者和實際工作者，彭佩云、蔣正華等多位領導出席指導。會議共提交論文55篇文，對1990年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資料進行深入開發的同時，還進行了適當的補充調查，為各民族人口死亡率與平均壽命、各民族人口生活質量指數，特別是對各民族人口指標直接進行橫向比較，首次開發出了少數民族趕上和超過漢族的多項人口指標，樹立了少數民族人口的新形象。會后出版了《中華民族人口演進》（張天路，1993）。

為了促進少數民族人口研究工作的開展，經過張天路、馬正亮的努力，在甘肅計生委提供出版經費的支持下，《中國少數民族人口》雜志（季刊）在1987年正式創刊，在馬正亮副主編的主持下直到1999年已發行了48期。由于它是世界唯一的少數民族人口刊物，因此它的影響遠遠不僅限于國內。

80年代以來，少數民族人口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在80年代出版了10本專著，發表了100多篇論文，向政府提供了10多份咨詢報告。在專著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民族人口學》（張天路1989）。這標志著民族人口學科在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中正式建立起來，填補了社會科學領域的空白。90年代出版了31本專著，發表了500多篇論文，向政府提供了40多篇咨詢和調查報告。

三、少數民族人口研究涉及的主要范圍和主要問題

少數民族人口研究范圍之廣、問題之多和難度之大，不亞于（或者可以說還稍多于）全國（或地區）的人口內容，涉及的主要范圍包括：民族人口學科的建立與完善問題；基礎理論建設與應用研究問題；方法論與研究方法問題；人口數量變動因素中的自然變動、遷移變動、社會變動（指更改民族成份）、民族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屬性等定量與構成問題；婚姻和家庭戶中的構成、初婚年齡等問題以外的民族通婚的比例變化問題，以及婚姻形式（或婚姻制度）對民族人口再生產與其后代的素質問題；民族因素對婚姻、生產、死亡、人口素質、生活質量等的下面或副面影響問題；民族人口政策問題；民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等的相互關系問題；民族人口與民族繁榮的關系問題；民族人口指標達到或超過漢族水平等。

民族人口研究的主要困難有：第一，只有每１０年進行的人口普查才有可能提供民族、分年齡、分性別的重要數據；第二，分民族人口研究面臨著對５６個民族人口資料的分別計算、列表、制圖、分析等復雜和困難問題；第三，對民族人口進行抽樣調查或社區調查的經費難以解決等。

在近20年中出版的民族人口專著多達40多本，如《民族人口學》（張天路1998）、《中國少數民族人口的增長－－分析與預測》（黃榮清1995）、《中國少數民族人口的演進》（張天路1993）、《中國少數民族人口調查研究》（張天路，黃榮清1995）、《中國穆斯林人口》（張天路等1991）、《中國少數民族社區人口研究》（張天路1993）、《中國藏族人口》（孫兢新1994）、《中國蒙古族人口》（王鎮等1997）、《貴州少數民族人口研究》（嚴天華1995）、《中國少數民族人口政府研究》（鄧宏碧1997），《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andRelatedIues（ZhangTianlu1997）》等。這些專著所論述的范圍非常廣泛，主要包括：民族人口學的對象、任務和方法；各個少數民族人口數量的歷史變化、新中國時期的發展和未來50年的發展趨勢；各個民族的人口素質、人口構成的變化與問題；各個民族的婚姻、生育、死亡、平均壽命和生活質量；民族人口政策的演變與效果；人口與民族繁榮的內在聯系和定量指標的設計以及發展模式的探索，人口與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內容。

民族人口學的研究對象

民族人口學是一門新興學科，是民族學與人口學的交叉學科或者邊緣學科。直到1977年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了《民族人口學》（Ｂ.U.科哥洛夫著），雖然缺乏定量數據，但主要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前蘇聯的民族政策方面闡述，原則性地提出了民族因素對民族人口過程的作用。由張天路編著的《民族人口學》于1989年出版第一版（約20萬字）后，于1989年出版了經過修訂的第二版（32.3萬字），該書指出民族人口學的研究對象為：應該把民族人口作為根本的立足點，既包括世界各國的各個民族，也包括中國的各個少數民族和漢族，它主要研究人口的民族構成、各民族的人口構成、人口再生產特點、人口自然變動、遷移變動、社會變動和民族演變所引起的人口過程，以及人口與社會、經濟、環境、資源等相互關系的發展變化及其規律，并分析各種社會、自然因素尤其是民族因素（包括政治、社會、宗教等所形成的傳統文化、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對各民族人口數量、素質、婚姻、生病、死亡等的正負方面的作用。

民族人口學的研究方法

堅持以人口學的研究方法為主，并融入人類學和民族學的有關研究方法。除經常運用數學方法、比較法、分析與綜合方法外，特別強調運用人口學的問卷調查與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民族學叫實地調查）相互結合的新型調查法，它既可以得到“是什么？”，也可以尋找到“為什么？”，從而能夠有針對性地提出“怎么辦？”

民族人口政策的演變

在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總路線和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從各個時期的民族人口狀況、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和民族人士的意愿等實際情況出發，新中國的民族人口政策經歷了人口興旺（50～70年代初）、醞釀和準備計劃生育階段（1971～1981年）。但是，由于少數民族人口經過相當時期的高速增長，民族地區的人口與社會經濟、資源等的矛盾和壓力愈來愈大，有的地區相當嚴重，少數民族群眾耳聞目染漢族家庭因開展計劃生育而出現的生活條件、健康素質和文化素質都有所提高之后，便追求計劃生育，甚至自發地行動起來，特別是1981年5月烏蘭夫同志指出：“少數民族的計劃生育還是要搞，問題是如何搞法，……”。在以上因素的影響和推動下，為了少數民族人口素質的更快提高和社會經濟發展趕上和達到漢族水平，便于1982年12月，經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批準的《六五》計劃明確提出：“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也要實行計劃生育，并根據各個地區的經濟、自然條件和人口狀況，制定計劃生育工作規劃”。

198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轉的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黨組《關于計劃生育工作情況的匯報》中說：“對于少數民族的生育政策，可以考慮，人口在一千萬以下的民族，允許一對夫婦生育二胎，個別的可以生育三胎，不準生四胎，具體規定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有關的省、自治區，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報上一級人大常委會或人民政府批準后執行”。民族地區的計劃生育政策，往往都是經過試行之后，逐步地予以完善。而其效果還是很不平衡，以致于有的少數民族人口再生產已進入人口現代型行列，人口工作的重點已由控制人口數量型轉為提高人口素質型；有的少數民族人口再生產則還處于高出生、高增長階段，還面臨著人口數量、人口素質、人口構成等嚴峻問題、大多數的少數民族人口再生產還處于由傳統再生產類型向現代類型轉變階段。

少數民族人口總增長率超常規的因素分析

1953～1964年，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由3532.0萬人增長到39998.4萬人，平均每年遞增1.11；1982年增長到6723.9萬人，1964～1982年平均每年遞增2.94；到1990年少數民族人口達到9132.4人，1982～1990年平均每年遞增３.５１；據1995年全國１人口抽樣調查資料推算，少數民族人口為11123.8萬人。根據黃榮清教授計算，近來少數民族人口數量變動，除了自然變動、國際遷移變動因素外，還有更為重要的社會變動（包括更改民族成份和民族通婚子女選報為少數民族成份者）因素，必須加以量化，這是國內有關部門和國外人口專家所關心的問題。據計算，1982～1990年在少數民族新增人口數量中的社會變動占了56.64，而自然增長部分僅為43.36，漢族則因此減少了14.15的人口。

少數民族婦女婚姻構成從少數民族的婚姻特點出發，除了分析研究婚姻構成、平均初婚年齡等內容外，還要分析研究婚姻形式、民族通婚等對少數民族人口的作用。

1．各民族婦女婚姻構成的變化。1982～1990年各民族婦女的婚姻構成，有的上升、有的下降，而且到1990年各民族間的高低也比較懸殊。1982～1990年未婚比率上升的有維吾爾、苗、布依、侗、瑤、白、土家等族，其中維吾爾族由13.4上升為16.3和苗族由21.0上升為24.0；其他民族都有所下降，其中以朝鮮族由25.6下降為18.5、蒙古族由30.9降為27.1、回族由25.5降為21.4較為突出。到1990年未婚比率相對較低的為維吾爾族（16.3）、哈尼族（18.1）和朝鮮族（18.5），而相對較高的則為哈薩克族（34.7）、藏族（28.1）和蒙古族（27.1）。1982～1990年離婚比率升高的有回、朝鮮、滿、侗等，以中以朝鮮族由0.6上升為1.0的升幅較大；而降幅最大的為哈尼族由2.3降為0.7。到1990年離婚比率相對較高的有維吾爾族（5.2）、藏族（3.2）和傣族（1.4）。

2．各民族婦女平均初年齡。1990年各民族婦女的平均初婚年齡，相對較高的有藏族、哈薩克族和朝鮮族，分別為23.8歲、23.6歲和22.7歲，為什么前兩個民族婦女的平均初婚年齡如此之高？我們至今還不甚明白。相對較低者為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傣族和彝族，分別為19.4歲、20.0歲、20.9歲和20.9歲。

3．各民族婦女的早婚問題。在民族學的研究成果中，有１３歲或１５歲的男女青年便舉行成人儀式為“戴天頭”、“穿裙子”、建“察房”、蓋“公房”等，從此算作成人，可以正式參加戀愛或婚姻社交活動，《古蘭經》規定：女子９歲、男子１２歲為“出幼”（即離開了幼年，進成年期，即可以結婚。）據１９８５年調查資料反映，新疆墨玉縣維吾爾族已婚婦女中在10～14歲和15～19歲年齡組的已婚比率分別為24.67和77.18；云南傣族已婚婦女中10～14歲和15～19歲分別為0.98和15.88；云南布朗族已婚婦女中10～14歲和15～19歲分別為2.23和17.56；云南佤族已婚婦女中10～14歲和15～19歲的已婚比例分別為0.92和23.29。1982～1990年，除個別民族婦女的早婚比率有所上升外，大多數民族婦女的早婚比率都有所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有瑤族、苗族和回族，分別下降了8.3、4.5和4.3個百分點，維吾爾族下降了6.9個百分點。直到1990年早婚比率相比較高的為維吾爾、哈尼族、傣族、彝族和藏族，而全民信仰伊斯蘭教的哈薩克族婦女的早婚比率只有2.6。

4．民族通婚。根據1990年中國各民族的民族通婚狀況，民族復合家庭戶和少數民族與漢族通婚戶比例最高的都為滿族、蒙古族和土家族，相對較低的都為維吾爾族、藏族和哈薩克族。民族通婚的積極作用占據著主流地位，有利于少數民族人口的增長和人口健康素質的提高。

少數民族婦女生育率的變化

少數民族正式開展計劃生育工作，比漢族晚了10多年，即于1982年才正式展開，而且一對夫妻比漢族可以多生１～２個孩子。

1.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偤蜕试诓粩嗟叵陆担?989年經1981年下降了31.08。當然，各個少數民族下降幅度很不平衡。80年代朝鮮族婦女總和生育率，不僅一直比漢族為低，而且一直在生育更替水平以下軌道運行，這與全民族的高文化素質、現代生育觀念的樹立有著直接的關系。80年代的滿族實行一對夫婦生育２孩的政策，但由于文化素質較高和生育觀念的積極轉變，總和生育率也降到了生育更替水平線以下。內蒙古地區的蒙古族，雖然1988年才正式開展計劃生育，但總和生育率超前開展下降，到1989年已接近生育更替水平，與文化素質的提高，生育觀念的先期轉變有關?；刈鍕D女總和生育率，是信仰伊斯蘭民族中最低者。1981～1989總和生育率下降幅度相對最大的民族有黎族、侗族和壯族，分別下降了53.86、35.79和34.89。1989年的總和生育率相對最高的為哈薩克族（5.07）和維吾爾族（5.45），其次為藏族（3.97）和布依族（3.79）。在百萬人口以下民族中還有柯爾克族（6.14）、塔吉克族（6.13）、德昂族（5.03）、景頗族（4.23）、怒族（4.22）和撒拉族（4.15）等。總之，除個別民族外，進一步降低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的任務還相當艱巨。

2．早育問題。各民族15～19歲婦女生育率高低相當懸殊，相當高的有拉祜族（103.1‰）、哈尼族（77.8‰）、維吾爾族（75.4‰）傣族（74.9‰）和柯爾克孜族（69.4‰），這與早婚比率較高有直接的聯系，有的民族又相當的低，如裕固族（5.8‰），俄羅斯族（6.7７‰），錫伯族（7.7‰）和朝鮮族（8.3‰）。

3.孩生育問題。1989年除了幾個民族婦女多孩生育構成較低以外，大多數民族都較高，甚至更高達40以上者，３孩及以上構成在40以上有柯爾克孜、塔吉克等１１個民族。1989年百萬人口以上民族15～19歲婦女的多孩生育也比較嚴重，即各民族普遍都生育3孩，當然占該年齡組生育孩次的比例高低不等，如相對較高的有維吾爾族（1.6）、哈薩克族（1.6）、傣族（3.4）和藏族（1.0）生育４孩的有回、藏、維吾爾、苗、彝、壯、瑤、哈尼、哈薩克和黎10個民族；甚至還有生育５孩及以上者，有藏、維吾爾、彝和黎４個民族，可以想像這些婦女生育第１胎時很有可能還處在少年時期，這對產婦和嬰兒的健康都很不利。如果不及時降低對這些民族婦女、嬰幼兒健康的危害以及人口高速增長勢頭等，給社會、經濟、資源、環境所帶來的壓力和困難將是可以預料的。

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壽命問題

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第一次提供了分民族、分年齡、分性別數據，才有可能計算各民族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壽命。1989年7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的校正人口死亡（未完，接（下）..）

第二篇：中國人口遷移與城市化問題研究（下）

嬰兒死亡率在50‰以上的有藏、維吾爾、苗、彝、布依、侗、傣、黎、傈僳、水、東鄉、納西、景頗、柯爾克孜、土、撒拉、仫佬、阿昌、普來、怒、保東、京、獨龍、門巴、基諾等３０個民族，其中在１００‰以上的還有哈尼、布朗、塔吉克、德昂和珞巴等族。當然也有低于２０‰以下的，如滿、達斡爾、錫伯、裕固等族。平均壽命在７０歲以上的有回、滿、畬、高山、仫佬、錫伯、烏孜別克和京８個民族，而不足６０歲的還有傈僳、佤、拉祜、景頗、布朗、怒、鄂倫春、德昂、獨龍、門巴、珞巴和哈尼１２個民族。

人口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的高低以及平均壽命的長短，除了社會、經濟、文化素質、醫療衛生等原因以外，還有消極生活方式的轉變程序不同等因素在起作用。

人口文化素質現狀和問題

由于現代教育是提高各民族人口文化素質、健康素質、轉變消極傳統觀念、降低生育率、提高生產部門和管理行為的科學、技術水平等的基礎和前提。因此，民族人口文化素質的提高是推進社會、經濟發展和民族繁榮事業的基礎性工程。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８０年代以來，少數民族人口文化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

1．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綜合均值狀況。1982～1990年，除門巴族外（原因待查），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綜合均值都有所提高，但到1990年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綜合均值相當懸殊。如果說綜合均值5為達到小學畢業程度的話，那么已有蒙古、朝鮮、滿、哈薩克、高山、納西、達斡爾、毛南、錫伯、烏孜別克、俄羅斯、鄂溫克、京、鄂倫春和赫哲15個少數民族，其中綜合均值相對最高的為朝鮮族（8.54）、俄羅斯（8.12）、高山（7.99）、塔塔爾（7.60）、錫伯（7.15）和赫哲（7.11）６個民族；相對最低（≤2.0）的還有藏、拉祜、東鄉、門巴和珞巴５個民族，約相當于小學二、三年級程度。

２．民族人口文盲比率下降與文盲人數增加問題。1949年以前除個別少數民族外，許多民族的人口文盲比率都在95以上。1982～1990年少數民族人口（合計）成人（15歲及以上）文盲比率由44.5降為30.8，但文盲人數卻增加了2.06；土家族的文盲比率由36.1降為25.2，但文盲人數增加了65.23；苗族文盲比率由60.2降為41.9，但文盲人數卻增加了16.7；回族文盲比率由42.10降為33.1，文盲人數增加了0.9；彝族文盲比率由63.8降為49.7，文盲人數增加了6.4；侗族文盲比率由47.2降為28.5，文盲人數增加了17.3；白族文盲比率由42.65降為30.2，文盲人數增加了６.４；哈尼族文盲比率由66.1降為60.4，文盲人也增加了8.5（張天路1998）等。這不僅表明這些民族小學義務教育和新生文盲形勢嚴峻，也反映了人口數量的過快增長超越小學教育的承受能力，即影響了人口文化素質的更快提高。

民族人口生活質量問題研究

這是對中國少數民族人口生活質量指數（PQLI）的首次研究。在研究過程中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指標設計和兩種不同的結果。其一，是依據美國海外開發委員會主席詹姆斯.格蒙特和客座研究賈大衛.莫里斯于1997年提出的衡量窮國貧困居民生活質量的測量方法。PQLI由嬰兒死亡率、１多平均壽命和識字率３個指標組成，并經過換算成指數后之后的平均值，其公式為：

PQLI＝嬰兒死亡率指數＋１歲平均壽命指數＋成人識字率／３

另一位作者則認為上述三指標中的成人識字率應以文化程度綜合均值代替，其計算公式為：

PQLI＝嬰兒死亡率＋１歲平均壽命＋文化程度綜合值數／３

用第二個方法計算出來的ＰＱＬＩ，普遍的比第一個方法的數值要低２０多。究竟用哪種方法或者第三種方法更為科學、更有應用價值？不過國際上通用的是第一種方法，所得出的數值可以與世界各國直接進行比較。

國際上通常把PQLI值為65，又把PQLI值分為高、中、低３個等級，80以上為高生活質量，發達國家的指數平均為92，其中西歐、北美接近95；60以下為低生活質量，最低的為非洲，平均僅為33，亞洲的平均值為58。

1990年中國百萬人口以上民族，達到高生活質量的依次為滿、朝鮮、漢、蒙古、壯和回６個民族；暫時還屬于低生活質量的只有哈尼和藏兩個民族。相對最低的哈尼族與相對最高的滿族相比，相差達３７個數值。

少數民族人口指標趕上和接近漢族水平問題的研究

歷史上的少數民族，在社會、經濟等方面都滯后或者大大滯后于漢族。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十分關心和扶持少數民族發展，并提出趕上和接近漢族水平的戰略任務。由于人口指標是社會、經濟等的綜合反映指標，而少數民族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一般要晚于漢族10多年，而且實行的又是適當放寬的生育政策。能不能趕上漢族？何時才能趕上漢族？有哪些民族在哪些方面先期趕上漢族？還存在哪些問題？這些都是國家、民族人士、民族人口研

究人員，應該關心和研究的問題。

在開發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進行研究后發現，已有26個民族在人口自然增長比例、標準化出生率、4孩及以上孩次構成、15～19歲婦女早育率、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婦女平均初婚年齡、15～19歲組婦女早婚比率、標準化死亡率、嬰兒死亡率、0歲平均預期壽命、成人文盲比率、15～19歲年齡組、每百人中所擁

有的大專以上程度人數、每百人中所擁有的小學以上有文化人數、文化教育水平綜合均值、少年兒童系數、年齡中位數、少年兒童負擔比、城鎮化水平、第一產業比重、第三產業比重、人口生活質量指數22項人口指標中不同程度地趕上漢族水平（張天路1998）。

在26個少數民族中人口生活質量指數（PQLI）得項多少依次為：朝鮮族和滿族各18項，錫伯族和俄羅斯族分別為14項和11項，達斡爾族和烏孜別克族各9項，蒙古族、高山族和鄂溫克族各占8項，京族、回族、塔塔爾族和裕固族各為7項，赫哲族和裕固族各為6項，哈薩克族5項，土家族和仫佬族各4項，毛南族3項，哈尼、納西、仫佬、藏和布依4個民族各得1項。但問題是：超過漢族指數的民族已占55個少數民族的47.27，其中超過漢族指標的10多個民族的得項還不多。

（十一）人口與民族繁榮的新概念和量化指標問題的探索

由于國家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而如何科學理解民族繁榮以及人口與民族繁榮的關系？從學術、實踐等方面給民族人口學提出了新的課題，因為不僅在50～60年代甚至在90年代，社會上和某些專家、學者認為：“民族繁榮的基礎和前提是人口增長快，人口規模大”等，國內某些國家領導人很希望能從學術上、理論上進行研究，以使在民族人口實際工作和研究工作中有一個比較科學的統一認識。為此，主要在下面幾個方面進行了探索。

1.關于民族繁榮的新概念。人類歷史上的民族繁榮不僅有其針對性和往往被后起之秀所取代，而且還大致存在著傳統型和現代型兩種類型。傳統型民族繁榮存在于傳統經濟、傳統人口再生產時代，人多力量大是其主要表現形式；現代型民族繁榮則存在于現代經濟時代，要求人口增長慢、人口文化科學素質高，特別是進入信息時代和知識經濟時代，人口文化科學素質的高低成為一個國家或民族能否立身于世界之林的基礎和前提。

中國所追求的確良民族繁榮，無疑是現代型民族繁榮。經過反復探索，設計了現代型民族繁榮（初級階段）的15項參考性定量指標（張天路1998），用以檢驗其發展進程。這些參考性定量指標分別是：（1）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3500美元以上（根據1990、1991年世界人口數據表中的平均數設計）；（2）農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2～15；（3）第三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45以上；（4）農業勞動力在產業部門中占30以下；（5）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50以上；（6）成人識字率占同齡人口的95以上；（7）中學入學率占同齡人口的80以上；（8）高等教育入學學生占同齡人口的10～15（7、8項根據1988年、1989年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數據設計）；（9）平均每個醫生服務人口數在1000人以下，醫生密度能使患者在3小時內就醫；（10）嬰兒死亡率達到20‰左右；（11）平均預期壽命達到70歲；（12）實現了現代人口再生產類型，使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1以下，人口倍增時間延長到70年以上；（13）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達2.0左右；（14）實現了成年型人口，使少年兒童系數達到25以下，年齡中位數接近30歲；（15）人口生活質量指數（PQLI）達到80以上。

實際上，這些指標一般地都高于當前發展中國家水平，都又低于或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水平。因此，即使某個國家或民族全面實現了這些指標，但還需要更上一層樓。在1990年的中國56個民族中，達到或超過指標項目的為朝鮮族最高，有人口自然增長率、人口倍增長年限、總和生育率、嬰兒死亡率、0歲平均壽命、城鎮人口比例、少年兒童系數、年齡中倍數和生活質量10項；其次為錫伯族，有總和生育率、嬰兒死亡率、0歲平均壽命、成人識字率、年齡中位數和生活質量6項。蒙古、回、滿、壯、俄羅斯、高山、?；?、畬、達斡爾、仫佬、毛南、塔塔爾、烏孜別克等族，在1項或幾項達到了繁榮指標要求。存在的問題是：第一，達到繁榮指標的民族還不多，而且即使達到了繁榮指標的民族得項也還不高；第二，西部地區的眾多民族特別是西南地區的民族，在達標方面還處于待起步狀態。2．“人口—教育—經濟”的協調發展模式。這是日本和中國的朝鮮族在實施現代型民族繁榮過程中的重要經驗和創新：第一，要實行計劃生育，減慢人口增長速度，為普及小學、中學教育和發展國民經濟，提高人均經濟水平創造良好的人口環境；第二，把全民教育置于優先發展地位，由于人口文化素質的極大提高，為控制人口數量，降低人口死?雎?、延长乞滪寿命和提供高素质劳动人力、提高产覔蹩弥Z目萍己坑刖瞇б嫻繞鵒嘶饔茫壞諶?，全力发展民族经济，深化手C【檬敵鋅耪擼岣呷司盟劍⒄菇逃⒖刂迫絲詮ぷ骱蛻緇嵫系仁亂堤峁┬酆竦奈鎦駛　Ｗ苤?，“冉z凇逃謾鋇男鞣⒄鼓Ｊ劍厝壞賈驢刂迫絲謔俊⑻岣呷絲謁刂省⒄裥嗣褡寰玫男饔肓夾匝罰梢運凳鞘迪窒執兔褡宸比俚撓行揪丁?/P>

（十二）西藏人口研究的成效顯著

由于西藏位于世界最大、最高的高原腹地秘形成獨特自然環境，且長期封閉；封建農奴制度延續了八、九個世紀，且社會經濟遠遠滯后于內地；獨有的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廣泛流行；特殊的婚俗、生活方式和傳統文化；**集團和國外一些人歪曲西藏人口事實，不斷編造西藏人口謊言。因此，西藏人口問題便具有獨特性、神秘性和敏感性，自然受到了國內外某些部門和學者的關注與重視，80年代以來成為研究的熱點，其研究成果之多、分析研究的之深、社會經濟效益之突出、對人口學科的貢獻性等，在中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中名列前茅。據不完全統計，僅專著已有10本：《中國人口.西藏分冊》（劉瑞1989）、《西藏人口的變遷》（張天路1989）、《當代中國西藏人口》（孫兢新1992）、《全國生育節育抽樣資料調查報告集.西藏卷》（常崇煊1989）、《邊區開發論著.西藏居民收入、消費中的城鄉差異》（馬戎等1993）；《中國簡況.西藏人口的過去、現狀與未來趨勢》（中文和多種外文本）（張天路1994）；《跨世紀的中國人口.西藏卷》（晉美多吉等1994）年、《中國藏族人口研究系列.西藏藏族人口》（李永勝等1997）、《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andRelatedIues》（張天路1997年）等。此外，還發表了100多篇論文和調查報告。這些專著和論文，對西藏人口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特點、問題與對策等進行了定性、定量的研究。

1．西藏歷史人口問題的嚴峻性。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問題：一是人口數量問題。在西藏這塊1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歷史上最多有過多少人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說曾有94.5萬人、600萬人，也有人說曾經達到1000萬人甚至更有3300萬人之說。各家之說的根據是什么呢？因為舊西藏既沒有戶籍制度，又沒有進行過人口普查，應該說都是一些估計數或者推算數。如果估計或推算一個地區人數都能考慮到當時的社會、經濟發育程度或者它具有養活多少人口的生產水平和經濟實力作為依據，彼此的差距不至于大到十幾倍，甚至幾十倍?？傊?，這個問題還遠沒有解決。二是婚姻、生育、死亡等問題十分嚴重。采用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的高年齡組人口的有關資料（因為他們都是出生在30年代以前，可以代表舊西藏水平）：65～69歲婦女的不婚比率達10.8，分別比全國藏族（9.2）維吾爾（0.2）高1.6個和10.2個百分點；60～64歲婦女終身不育高達17.7，比全國平均水平的1.4高16.3個百分點；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一直在3.01～3.85之間徘徊，這與國內外的自發性生育在5.0以上的水平反差甚大；和平解放前的嬰兒死亡率高達430‰，平均壽命只有35歲（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和西藏計劃生育辦公室1995）。三是現代文化教育的空白。和平解放前的西藏還處于以宗教寺院教育為主階段，沒有一所現代學校。因此，成人文盲率高達90.6，其中男性為80.0，女性為97.6；鄉村成人文盲率高達91.4，其中男性為81.6，女性為98.1。

2.西藏人口的增長與民族構成的變化。1951年和平解放以后特別是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西藏人口增長幅度明顯加快。1951～1959年從和平解放至民主改革期間的平均每年增長率較低（0.92）；1959～1965年平均每年增長率最高（3.10）；1965～1985年從自治區成立至城鎮少數民族開始計劃生育期間，平均每年增長率較高（1.95）。與此同時，西藏人口的民族構成一直是以藏族人口占絕對優勢，并在不斷升高，如1982年藏族占全區人口的94.4，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分別為4.85和0.75；1990年則藏族上升為95.5，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分別為3.68和0.82；到1996年藏族、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占全區人口的比例分別為96.3、2.9和0.8。

3.西藏人口預測。以1990年為221.78萬人為基數進行預測，三個方案到2000年分別為263.75萬人、266.51萬人和209.63萬人，2050年分別為401.00萬人、443.10萬人。以第二方案為例，除少兒比例不斷下降外（由1990年上午35.5下降到2050年的29.7），其他各項數值一直處于上升趨勢，這對西藏的社會、經濟、環境、資源的壓力很大（孫兢新1992）。

4.生育率、死亡率水平的變化。首先是婦女未婚比率的下降。1990年時40～49歲的高育齡婦女的未婚比率雖然還高達7.43（次仁多吉1995）（比全國各民族都高），但比65～69歲終身不婚婦女的10.83下降了3.4個百分點，這使更多婦女有了健全的家庭和生育的機會，但1995年又反彈為8.26。其次是降低婦女不育率比例，1990年西藏40～44歲婦女未（或者不）育率為9.4，雖然比全國的1.1還高8.3個百分點，但比60～64歲婦女不育率的17.7降低了將近一半，不過1995年又反彈9.9。西藏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從民主改革前的中等生育水平，提高到1959～1989年的4.13～5.76的高水平（其中1961年為3.89）。

降低人口死亡率，特別是降低嬰兒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的任務更為艱巨。為此，積極采取了綜合性措施，如提高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質和經濟收入水平，轉變某些不利于人口存活的傳統習俗，大力發展醫療衛生事業（包括西醫、藏醫等），實行全民公費醫療（這是中國大陸唯一享受此待遇的地區），發展婦幼衛生事業等。經過努力實施之后，西藏的人口死亡率由1951年的28‰降為1967年的11.6‰，再降為1981年的9.72‰和1990年的7.4‰，1997年為7.9‰；嬰兒死亡率則由1951年的430‰，降為1981年的155.2‰和1987年的136.0‰，1990年已降至97.4‰，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332.9個百分點，下降幅度之大實為人類史上的罕見奇跡；孕產婦死亡率由1951年的500/萬下降為1985年的143/萬，再降為1989年和1994年的71/萬和57/萬，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443個百分點，又是一個大幅度下降的奇跡。西藏人口平均壽命，由和平解放前的35歲，延長到1987年的56.95歲和1990年的59.61歲（常崇煊1993）。

5.西藏人口文化素質的變化。隨著西藏現代教育事業發展，人口文化素質有所提高，但還存在著不少的問題。1982～1995年間的大學程度人口雖然已由0.42提高到0.78，但與全國平均水平（2.03）相比相差甚遠；15歲及以上人口文盲比率降為61.50，但與全國的16.48相比，還高45個百分點；文化教育程度綜合均值已提高到2.19，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6.30）的34.76。因此，西藏提高人口文化素質及科技興藏的任務還相當繁重。

四、21世紀的民族人口研究任務

經過本世紀近20年的研究，對中國各民族人口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包括民族人口學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因此，發現了各民族的人口特點、問題及其與民族因素間的聯系和作用。

雖然有的民族人口再生產已進入現代型行列或者正在向此類型靠近，但有更多的民族人口問題還相當嚴重或十分嚴重：人口數量增長過快和人口峰值還未顯現；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還較低或者相當的低；人口構成大多數還停留在傳統類型；貧困人口比例還相當高；人口與社會、經濟、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不僅沒有緩解的跡象，而且顯現的和潛在的問題正在逐漸地深化和蔓延等。為了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和可持續發展，21世紀民族人口研究的任務是十分繁重的：

1.穩定和完善民族人口政策的研究。這包括生育政策、醫療衛生政策、教育政策、扶貧到崗政策等的調查研究，為控制民族人口過快增長勢頭、提高民族人口素質及改善民族人口結構等提供多方位的服務。

2.堅持和完善民族人口統計工作。在堅持199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分年齡、分性別的登記和匯總項目的同時，進一步完善經常性登記的分民族人口項目。3.進一步重視培養和擴大民族人口科研隊伍。本來就十分薄弱的民族人口科研力量，隨著年齡老化，進入21世紀的斷層問題和持續發展問題更加嚴峻和更加突出，抓緊培養民族人口科研人才問題時不可待。

4.進一步加強民族人口科研工作。當前已出現民族人口科研課題小、經費少的嚴重局面，如果有關部門不予以解決，不能不影響到民族人口調查和分析的深入與質量，特別是危機到民族人口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持續發展問題。

5.重視民族人口現代化和繁榮發展的跟蹤研究。在進行跟蹤研究的同時，及時向有關部門提供民族人口現代化和民族繁榮進程新信息以及存在的問題和對策。6.重視和加強民族地區的人口與社會、經濟的研究。組織相關學科的協同政策，進行規范化的調查研究，為民族地區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7.啟動和加強民族地區人口與環境、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對策研究。民族地區出現的人口與環境、資源問題已經十分嚴重，過去由于研究力量薄弱、科研經費不多、研究任務很重，很少對這方面進行調查研究。為了民族地區當前和長遠利益以及可持續良性發展，必須及時啟動和加強民族地區人口與環境、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對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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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土地問題研究

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土地問題研究

【摘要】：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國耕地保護形勢很嚴峻，耕地數量的逐年銳減,已成為影響我國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本文通過分析城市化進程中土地利用及耕地保護的現狀和面臨的困境,并對此提出相應的建議,探索當前我國耕地保護的對策，以促進社會的穩定發展。近年來,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大量的城郊農地轉為城市建設用地, 因為要保證城市建設用地的供應,勢必要大量占用農地,尤其是占用耕地。而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多地少、耕地相對不足的國度里,也必須要解決好吃飯這一問題。所以吃飯和建設就成了一個兩難問題。我們必須切實的保護好我國現有的耕地資源，才能在建設城鎮的同時，也解決好吃飯問題。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the city changes a course accelerate, our country farmland protection situation is grim, year after year of farmland amount acute is decreased, has become our country's important factor of social stabilit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ity land ut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fficulties, and propose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explore the current our country farmland protection countermeasu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our country city changes a course is ceaseless accelerate, a large number of suburban agricultural land into construction land for the city, to ensure that the city construction land supply, it is bound to occupy agricultural land, especially farmland.In the US such a person much ground is little, farmland i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land, must solve good to eat this problem.So eat and construction became a dilemma.We must protect our country existing farmland resource, can be in the town of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also solved have a meal problem.【關鍵詞】：城市化；耕地保護；土地利用；集約利用；耕地補償

一、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利用問題

在城市化進程中，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使得目前的土地利用存在很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城市土地利用粗放,浪費嚴重

城市人均用地水平偏高,但土地利用效率卻十分低。城市用地增長速度高于城市人口的發展速度。此外,我國城市建筑的容積率較低,這說明我國城市現在的土地利用效率還比較低[3]。另外，由于受城市土地利用利益分配機制不合理、制約手段不得力、政策引導不到位等因素的影響,土地資源利用粗放、浪費的現象很突出: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經濟增長指標,為要政績,不惜以犧牲耕地資源為代價,盲目招商引資上項目、擴大城市規模,無視土地規劃,違規設立各類開發區、經濟園區、大學城,造成耕地閑置浪費。目前,這種低效粗放擴張現象在各地區都十分普遍。

2.城市土地利用結構不合理

由于各地區城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落后和歷史原因,我國城市土地利用結構不合理，利用效率低,黨政軍機關、大專院校、工業等單位占據著城市的中心區和高地價區,城市土地的級差地租得不到體現,從而導致城市土地產出率低。另外,還體現在工業倉儲用地比重偏大,城市綠化用地和交通用地比重偏小，造成城市生態環境差。目前,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發生了改變,但還存在土地利用上的雙軌制,城市土地的真實價格還沒有得到體現,土地使用稅征收標準過低,這不僅不能使過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空間結構得到調整,反而加劇了這種不合理性。據有關資料表明,我國工業用地占建設用地總量的比例高達26%,超過美國(7.3%)和香港特區(6%),也超過許多發展中國家。

二、土地利用過程中的耕土地保護問題

耕地不僅在利用的過程中存在一系列問題，在其自身的保護中也存在一系列的問題

1.耕地保護與城市化水平提高的矛盾尖銳

城市化發展的任何時期,都以占用大量耕地擴大土地面積的外延方式為發展途徑,導致耕地總量減少。據統計,我國城市擴張占用耕地的比例一般在50%~80%,部分城市在90%。城市化建設必然要占用土地,甚至耕地,這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國耕地少、人口多,因此,耕地保護在我國具有戰略地位。在城市化進程中,耕地保護與城市化水平提高的矛盾將長期存在。

2.地方政府對耕地保護的態度消極

國家、地方政府、用地單位等土地利用主體在城鎮空間擴張的博弈中,地方政府占據明顯優勢。土地對于農業雖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對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卻很微弱,在以GDP作為衡量地方官員政績主要指標之一的考核機制下,地方政府為了實現領導任期間的目標,不顧環境資源承載力和經濟條件,說服土地管理部門和農民盡可能地實現耕地的非農化,盲目擴大城市建設規模。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熱情與耕地保護持消極態度的矛盾,與嚴格執法的矛盾目前十分突出,地方政府在發展地方經濟、上項目上往往只強調自身情況的特殊性,把局部利益放在全局利益之上,在資源利用上急功近利,不惜違法。

3.在保持耕地動態平衡上困難重重

土地管理法規定:非農建設經批準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墾多少的原則,由占用耕地的單位負責開墾與所占用耕地的數量和質量相當的耕地;沒有條件開墾或開墾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應當按照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規定繳納耕地開墾費,專款用于開墾新的耕地。我國實行耕地占補平衡制度,主要目的是實現我國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然而現實中,由于建設占用的耕地多是城市周圍和主要交通沿線的農業生產條件好的良田,而新開墾補償的耕地大多位于距離城鎮較遠,生產條件差的地區，且大多數在數量上與原占有土地有很大差距。因此,目前我國耕地占補平衡中存在的多占少補、占優補差、補償耕地基金不到位等現象突出,導致我國耕地數量逐年減少,且減少趨勢有增無減。

三、在城市化的同時，做好城鎮土地利用及耕地保護的幾點對策及建議

然而，城市化、工業化是人類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必然趨勢,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客觀要求。在我國城市(鎮)化發展進程中必須處理好城市發展與耕地保護和土地資源持續利用之間的關系[4]。要處理好它們之間的關系，就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1.節約和集約利用城鎮土地

基于我國國情和目前經濟發展階段,城市化進程重點戰略應走內涵式城市化之路,實施資源節約型的城市化。重視城市發展的內涵,提高環境質量,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約度和利效率,促進舊城改造,有序推動城市化進程,增強土地資源對經濟建設和可持續發展的保障能力;并在保護耕地和節約用地的前提下,科學合理地制定各類城鎮用地的規模與標準,這樣才能科學合理地控制城市用地的規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強土地整理,對城市內未利用的閑置土地、區內零星的棄耕地、低利用率土地,用行政管理與市場調控相結合的方法進行整理開發,通過控制存量建設用地,儲備可盤活的城市建設用地,積極實現土地利用由分散到集中、由粗放到集約的轉變。進一步完善土地市場,推進城鎮土地的集約利用。

2.強化政府對耕地保護的責任,規范政府行為

現實中耕地隨意被占用、建設無序等現象的發生,既有政府管理不力的原因,又有政府行為不規范的因素,同時也體現了土地管理體制中存在缺陷和問題。由于土地農用的比較利益低,如果完全由市場機制進行配置,那么耕地就會不斷地被轉為建設用地。為了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必須強化政府對農地的保護作用,嚴格控制農地轉為建設用地的數量。要從征地和供地兩方面規范政府行為,改變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從當地利益出發,為建立政績而以地生財、競相出讓土地的做法。規范政府的征地行為,要嚴格規定各級政府的征地權,杜絕各級政府以公共利益為借口濫用征用權,同時提高征地成本,保障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同時要求各級政府嚴把土地供應關,完善土地的有償使用制度,嚴格執行招、拍、掛,增強土地出讓的透明度,減少土地出讓中的出租、尋租行為。

3.完善占用耕地補償制度,建立土地開發整理新機制

政府必須進一步明確責任,負責本行政區內的耕地占補平衡,通過土地開發、整理、復墾落實耕地占用補償的法定義務。建立包括經濟發展與耕地占用數量的關系、耕地質量評價、耕地的食物生產潛力評價以及耕地變化的糧食安全效應等在內的耕地儲備體系,推動土地開發整理產業化。嚴格土地開發、整理的項目管理,建立從事土地開發、整理的專門機構,采取招標的方法推行企業化經營。鼓勵開發整理機構多方面、多渠道籌集資金,按照誰投資誰經營誰受益的原則,充分利用優惠的稅費政策調動各方開展土地開發整理工作的積極性,確保各地區耕地占補平衡。

4.完善土地產權制度

保護耕地是保證農業穩定發展、糧食生產能力提高、實現社會和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關鍵,而保護耕地,從根本上依賴于有效的土地產權的設置和安排,依賴于土地產權制度的建設。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我國現行的土地產權制度已呈現出某些局限性。例如:土地所有權主體不明確;土地產權界定不清晰;土地產權結構不合理等,并成為保護耕地,實現耕地可持續利用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中國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土地問題的核心是產權問題。因此,我們應當在國有土地所有權和集體土地所有權存在的前提下,建立以土地使用權為基礎,完善土地他項權利設置的土地產權體系。其中,國家擁有土地的發展權和管理權,按照農地農用、農地農有的原則,嚴格控制農業用地非農化,保障對耕地的保護。

5.完善征地制度

近年來,全國征地工作中暴露出來的矛盾和問題越來越多。一是征地規模過大;二是農民權益得不到保障。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雖然提高了對農民的安置補償標準,但是與農地轉為建設用地后的收益及農民失去土地和代價相比,還是太低。同時還存在著基礎設施建設用地、國家大型水利設施用地補償過低的問題。因此,要制定土地利用規劃,強化規劃對建設用地總量的控制,把用地規模限制在規劃數量范圍之內。要把公益性項目所進行的征地與一般經營性項目用地嚴格分開,縮小征地范圍。工商企業需要用地,應當在符合土地利用規劃和城鎮建設規劃的前提下,通過向國家、向農民集體購買、租賃等市場方式取得,價格由市場決定。國家重點基礎設施建設用地,也要節省用地,減少征地,城鎮建設要盡量盤活存量土地,控制城區過分擴張。農民集體土地轉為建設用地的過程,應當是農民分享城市化和工業化成果的過程,是逐步縮小城鄉差距的過程,應當建立起配套的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6.改革現行土地管理體制,鞏固完善城鄉地政的統一管理,強化縱向監督機制

當前,要進一步強化中央和省級政府的用地計劃調配權,確保國家宏觀調控措施落到實處。同時要強化土地執法監督機制,土地監察體制改革要先行一步,要有步驟地試行市對市轄區、縣對鎮的雙重領導及垂直管理體制。繼續探索和完善土地與司法的監督機制和有效性。

7.建立耕地保護實時監測系統

利用RS和GIS技術建立類似加拿大的LAND2CAREGIS的耕地評估監測系統。以計算機軟硬件為基礎的地理信息系統(GIS)技術,是集空間分析、存儲、管理等功能為一體的綜合分析管理系統。遙感(RS)技術則為土地管理部門實施實時查詢、更新數據提供了可能。通過GIS和RS的有機結合實現全國耕地資料的實時采集、更新與分析,及時確定耕地用途的變更方向和變更數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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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國的城市化面臨哪些問題

中國的城市化面臨哪些問題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國家和地區社會組織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標志。城市化是人類進步必然要經過的過程，是人類社會結構變革中的一個重要線索，經過了城市化，標志著現代化目標的實現。中國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進程大大加速。21世紀是世界城市化的世紀，也是中國將繼續快速城市化的時期。然而，一方面，中國的城市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進程的復雜性、艱巨性和特殊性，中國的城市化也面臨著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

1、城市數量虛假上升有的地方政府把城市建設作為一項政績工程，不考慮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盲目追求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城鎮人口比重的增加，貪大求快，只追求建設速度和數量，其實中國城鎮人口的統計存在許多人為的水分，中國實際城鎮化速度并沒有這樣高。

2、城鄉二元的制度差異使城鎮化與農村發展遺留問題多

（1）土地及農民工權益等制度環境成為城鄉協調的突出矛盾。在經濟上，主要是城市向農村擴張征地，使農民成為無地、無業和無保障居民，引發嚴重社會矛盾和危機。在社會發展方面，流動人口增多，造成城鎮住房緊張、交通擁擠、犯罪率上升、社會治安形勢嚴峻，農民工落戶問題突出等。在生態環境上，城鄉環境污染問題十分嚴重

（2）城鄉基礎教育、醫療衛生差距狀況。城鄉之間經濟高速增長與社會發展滯后方面的差距依然明顯，有些方面的矛盾開始突出。城鄉社會發展差距懸殊。一是在教育方面。二是在醫療方面。

（3）農村及城市貧困問題。貧困人口絕對數量依然很大。隨著城鎮化進程加速，城市貧困問題日益突出。中國推進城鎮化，實現真正意義上人口自由遷徙，最大難點在于如何建立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長期以來，中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處于分割狀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還非常薄弱

3、城市化不均衡性，各地區之間城市化水平差距大。

東西部城市化差距大。東部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基本在全國平均水平之上，之下的大都位于中西部地區。城鄉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公平導致城鄉收入差距大，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導致這個差距不斷擴大。城市化的不平衡性引起了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系列問題,其中以農村剩余勞動力遷移、城市房價攀升和大城市病態現象最為顯著。城市化的差異致使經濟活動、人文活動和人力資源上出現巨大差異,房價持續上升已經成為當今社會一個熱點問題。也是讓人們十分頭疼的問題。

4、城市化引發糧食危機

城市化導致城鎮用地過多，出現土地撂荒，土地產出為零，甚至為負數的情況，造成土地資源的嚴重浪費和土地配置的不經濟。中國土地城鎮化速度太快，城鎮土地邊際效益大大下降，而且耕地資源的大量占用，直接威脅著中國糧食安全。我國每年都要從國外進口大量糧食，這不僅僅是人口多引發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化引發的。

5、城市化引發環境、資源和能源問題

我國現在的工業化水平還較低，“三高一低”的經濟增長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資源和能源，我國經濟發展處于上升時期，工業化、城市化水平不斷增長，但人口多、農村人口基數大、土地資源耕地少、自然災害較多。我們必須充分考慮土地資源的合理分配，要重視土地資源特別是耕地的保護。同時，城市化也嚴重污染了環境，人為推動的城市化缺乏資源合理分配的內在機制，對社會和環境問題不夠重視。

6、城市化引發許多其他社會問題

城市化使得許多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涌向城市，進城務工也是農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徑。但是，在實際中農民進城打工卻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

們的工資、福利、醫療等都得不到保障。他們并沒有享受到和城鎮居民相同的社會福利，同樣另外一個問題外來工子女入學難也成為諸多媒體所關注的另一個熱點問題。農民工子女在城市不能享有和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資源和教育機會，外來工子女入學問題是關系到社會、國家發展進步的一個長遠問題。大量的人口涌入也使得社會安全問題更加突出，這些問題不僅影響外來工的生活、工作，也對城市的發展產生了很多消極的影響。

我國的城市化確實面臨許多問題，但只要我們能及時發現，并努力解決，我們的城市化道路會越走越好。

第五篇：黔江區城市化發展問題及對策研究

黔江區城市化發展問題及對策研究 [復制鏈接]

摘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城市化的高速發展時期，短短30年間總體城市化就有1978年的19.5%提升到2008年的40%以上，這是一個曠古未有的現象。但是，在城市化的高速進程中也暴露出很多問題，那就是各城市的發展在滾滾的投資熱潮中或彷徨不知所終或好高騖遠不切實際。本是謀求城市發展的良好初衷，卻在城市間你追我趕的過程中演變為無休止的過度競爭。城市發展缺乏一種理性的成長機制，城市間缺乏合作機制。在這種背景下城市外延極易出現無序的蔓延與粗放擴張，城市化問題日益突出。城市的治理與發展直接關系到整個城市的發展前途。

重慶市黔江區作為渝東南經濟中心，其城市化總體水平偏低，且城市化發展不平衡，對城市化進行相關研究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和指導作用。本論文主要以黔江區為例，試圖探究重慶市黔江區城市化歷史演變、發展現狀、特點及存在問題并提出有助于本區城市化發展的措施。關鍵詞： 黔江區

城市化

統籌發展

1黔江區基本情況介紹

黔江區位于重慶市的東南邊緣，地處武陵山腹地，東臨湖北省的咸豐縣，西界彭水，南連酉陽，北接湖北利川市，是渝、鄂、湘、黔四省市的結合部，素有“渝鄂咽喉”之稱，是重慶市主要的少數民族聚居地之一，東西寬45公里，南北長90公里。全區幅員面積為2398.7平方公里。全區共3個街道辦事處，12個鄉、15個鎮、489個村民委員會,2005年末，全區戶籍總人口50.72萬人。區內交通便捷、信息靈通，國道319線和黔咸公路在此交匯，渝懷鐵路橫穿黔江境內，黔江舟白機場已經完工，并計劃在2010年國慶期間實現通航。近年來,全區大力實施“城鎮帶農村,工業帶農業,城鄉一體共繁榮”的發展戰略,狠抓城市建設、管理和經營,城市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黔江作為渝東南經濟中心的地位日益凸顯。2城市化的相關概念

2.1城市化的涵義。城市化是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城市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它表現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規模的擴大、城市數量的增加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是城市人口不斷提高的過程，是產業結構轉變的過程，是城市文明不斷發展并向農村傳播和滲透的過程。

2.2城市化的相關概念。城市化，也有的學者稱之為城鎮化、都市化。不同的學科從不同的角度對之有不同的解釋，就目前來說，國內外學者對城市化的概念分別從人口學、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角度予以了闡述。另外，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有延伸出了一些與城市化相關的概念，如郊區城市化、半城市化等。

3黔江區城市化發展動力機制分析

3.1黔江區城市化發展的內在推動力

3.1.1工業化的推進

工業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動力，是城市化的經濟內涵。工業化促成了資本、人力、資源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在有限的空間內的高度集合，對城市化產生了強大的推動力。黔江區正陽鎮在區委區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依靠其寬松的土地資源使用環境及人力資源的優勢，吸引了大批企業的遷入，建立了正陽工業園區，從而極大地促進了黔江工業化的進程。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經濟基礎，有力的推動著城市化的進程。

3.1.2產業結構的轉變

隨著黔江區工業化的加深，工業的崛起和發展改變了過去農村以第一產業為主的生產結構，而二、三產業得到較快發展。以正陽鎮為例，隨著工業園區的建設，工業的大量遷入，很多原來從事第一產業的人員變成工人，從事第三產業的人員也不斷增多。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否決定著城市化的進程和其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因此，不斷推進產業結構的轉化和優化，既是經濟增長的重要的推動力量，也是城市化進程的重要途徑。

3.1.3政策的促進

堅持“城鎮帶農村，工業帶農業，城鄉一體共繁榮”的發展思路，科學規劃，合理布局。抓住市委、市政府把黔江定位為地區性中心城市的機遇，加大力度實施以“一樞紐六中心”為載體，構建渝東南經濟中心，增強全區各級的信心和決心，在各項工作中充分體現區委、區政府的戰略思路。城鎮建設應按照“規劃科學化、建設最優化、機制市場化、管理法制化”的要求，按照“一次規劃、分步實施”的思路，以發展的眼光和創新的意識，科學地地編制城鎮發展總體規劃，提高城市規劃的前瞻性、科學性，以適應經濟的發展、生活方式的變化和環境質量的提高。要完善城市功能，盡快完成城區組團式布局的骨架建設，并對各組團功能進行合理定位，要著眼于完善功能、改善環境、提高質量，加快正陽、張家壩組團建設，特別是加快工業園區建設，發揮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要制訂黔江農村城鎮化的總體規劃，建立科學合理的城鎮規劃體系，在小城鎮建設中，要進一步提高認識，實施產業帶動戰略，以一種主導產業如工業、商業、旅游等的發展帶動城鎮人口的集聚和城鎮規模的擴大，要把生態移民、扶貧移民與調整生產力布局結合起來，促進生產要素向城鎮集中。

3.2黔江區城市化的外在動力機制

影響城市化的外在動力機制主要指來自于區域以外，加速或延緩城市化發展進程并影響城市化的性質、方向和特征以及城市規模、功能等的各種自然和人文要素相互作用而構成的一個機理系統，主要有境外投入、政策的引導與調控、開發區的建設、管理因素的變動等。

3.2.1境外投入

境外投入是指源自區域之外的資金、技術、信息、人才、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投入乃至企業的遷入。黔江區處于重慶市經濟欠發達的東南地區，經濟欠發達，但在土地資源，勞動力成本方面擁有較為明顯的優勢，并且因為擁有較完善的公路、鐵路、航空立體交通網絡，相較于周邊城市有非常明顯的優勢，因此吸引了重慶甚至東部大城市的企業遷入和外資的注入，極大促進了黔江區工業化的進程，對本區城市化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經濟支持。

3.2.2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支持

自80年代起實施的東部傾斜政策加快了東部社會經濟發展和農村城市化進程；以三峽工程建設為起點的西部大開發，也必將帶動中西部社會經濟和農村城市化的大發展。中西部要緊緊抓住西部開發這一歷史機遇，用足、用活國家所給予的優惠政策，努力改善自身條件，積極主動地變資源優勢為經濟優勢，推進區域城市化發展。黨的十七大確立重慶市為我國城鄉統籌改革的兩個試點地區之一，另外，黔江區作為渝東南經濟中心，將吸引更多的國家和重慶市的扶持，黔江區要用發展的眼光，抓住西部大開發和城鄉統籌改革的歷史機遇，大力推進城市化的進程。

4黔江區城市化發展現狀、特點及問題研究

4.1黔江區城市化發展現狀及特點

4.1.1改革開放以來，黔江城鎮化發展很快。

黔江地區成立以前，城鎮化水平很低，1978年黔江區僅有城鎮人口0.9萬人，城鎮化率為

2.4%，1987年城鎮人口2.3萬人，城鎮化率為5.5%。黔江地區成立以后，城鎮化水平提高很快，城區人口(戶籍人口)1992年達到3.86萬人，1996年達到5.55萬人，2000年達到6.29萬人，城區面積由2平方公里擴大到近9平方公里。區縣合并建立黔江區后，2001年調整鄉鎮體制，成立了3個街道辦事處和15個鎮，城鎮人口達到10.79萬人，城鎮化率為21.9%，2002年又對村(居)組建制進行了調整，全區居委會達到了54個，城鎮人口達到16.99萬人，占總人口的34%。

4.1.2城鎮化總體水平較低。

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00年10月31日，黔江的城鎮人口(常住人口)為8.74萬人，占總人口的19.8%，比全國平均水平35.4%低15.6個百分點，比全市平均水平33.1%低13.3個百分點，在全市40個區縣中排名第21位，遠遠低于47%的世界平均水平。黔江非農業人口僅有6.87萬人，占總人口的13.7%，改革開放以來平均每年僅增加0.23萬人。

4.1.3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

按照城鎮化、工業化發展規律，城鎮化要與工業化發展相適應，但實際上黔江區城鎮化發展水平一直落后于工業化發展。1978年，城鎮化落后工業化5.7個百分點，而后隨著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兩者差距不斷擴大，1987年差距達到9.9個百分點，2002年二者差距擴大到10個百分點以上。

4.1.4城鎮規模小，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不高。

2002年末，全區城區3個街道辦事處總人口為8.77萬人，非農業人口為5.33萬人，城南街道非農業人口不足1萬人，城南和城西非農業人口比重分別為39.8%和49.2%；農村15個建制鎮平均人口為1.77萬人，總人口最多的兩河鎮2.76萬人，總人口最少的小南海鎮僅為0.91萬人，平均非農業人口為786人，40%的鎮非農業人口少于400人，非農業人口最多的馮家鎮為3147人，非農業人口最少的鵝池鎮僅有132人，在全區所有鎮鄉中列最后一位。過小的規模使小城鎮建設成本較高，輻射和吸納能力較弱。很多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薄弱，用水不便、交通不暢、通訊落后、教學條件艱苦、環境衛生與鎮容鎮貌較差等，對附近的農民缺乏足夠的吸引力，有的甚至不能稱為“城鎮”。

4.2黔江區城市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4.2.1城鄉經濟發展差距大。

農村人口比重過大，大量的勞動力滯留在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的農村和農業，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消費水平、生活質量等各方面差距大。據調查，2008年黔江區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1：3.8，占總人口80%以上的農村人口在全區消費品市場中所占的份額僅為37.8%，在全區儲蓄存款中所占的份額僅為28.5%，而占總人口不到30%的城區人口在全區消費品市場中所占的份額為62.2%，在全區儲蓄存款中所占的份額為71.5%。代表生活現代化程度的家用電器普及率，農村居民要遠遠低于城鎮居民，如彩電只有城鎮的30.5%，冰箱為5%，洗衣機為6.1%，移動電話僅為4.8%。廣大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差，電力、交通、通信、文化等基礎設施落后，推行城鎮化建設任務十分艱巨。

4.2.2農村勞動力素質偏低。

城鎮化并不僅僅是農村人口的簡單集中，而是從生產方式到生活方式一系列制度的變革。長期以來采取的嚴格城鄉戶籍管理制度，城鎮、農村基本上是獨立發展的。盡管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發展，農村居民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但農民的市場意識、經濟意識、法律意識等觀念還非常淡薄。從整體上說，農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比較低，根據抽樣調查資料，目前黔江區農村勞動力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占56.2%，小學文化程度的占38.3%，文盲和半文盲比例高達5.5%。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農村居民，即使戶籍制度上成為城鎮居民，如果沒有一定的生產、生活技能，在城鎮生存下去也比較困難。

4.2.3在黔江區城市化發展中,由于受經濟條件和交通條件所限,中心城區存在向四周無序蔓延的趨勢,造成了城郊土地利用功能混亂、環境質量下降、設施建設重復無序、交通壓力加大等問題。缺乏有效的政府引導,造成了一些無視規劃胡亂開發的現象和行為不斷出現。黔江城區處于河谷地帶，城市發展空間較小，近幾年，城市周邊無視政府規劃自建房的現象比較嚴重，嚴重破壞城市形象，也不利于城市規模的擴大，對集約城建用地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4.2.4鄉鎮工業發展緩慢，農村工業化水平落后。

鄉鎮工業長期徘徊在小型化、分散化的低層次上，難以進入現代化工業層次，致使“聚集效應”十分低下，農村的工業化水平相當落后。2002年黔江區農村勞動力中從事工業生產的只有3.3%，直接從事農業的勞動力比重高達80%以上，農民非農收入占家庭經營收入的比重僅為6.2%。城鎮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農村的工業化，沒有農村的工業化發展，農村的城鎮化是不可能實現的。在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過程中，不但要考慮轉移勞動力的生活生存成本和管理成本，更重要的還要承擔轉移勞動力工業化所必需的技術裝備成本和發展成本。面對不到5%的農村工業就業，城鎮化發展任務十分艱巨。

5． 黔江區城市化發展對策研究

黔江地處山區，由于長期的歷史發展和經濟、社會、地理條件的限制，城鎮化建設較為落后，我們應堅定城鎮帶動的戰略思路，加快城鎮化進程，建設渝東南經濟中心，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5.1加快推進工業化進程。從各地成功的經驗看，推進工業化進程是城鎮化建設堅實的基礎。依托豐富的資源優勢和正在升級的區位優勢，努力把黔江建設成為區域加工基地。大力發展以煙草、食品、林產、制藥為主的特色加工工業，加快傳統工業的改組改造和結構優化升級步伐，壯大卷煙、電礦、建材、林產、食品、醫藥六大骨干產業。大力發展鄉鎮工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推動現有分散布局的企業向小城鎮逐步集中，逐步改變鄉鎮工業規模小、機械化程度低的家庭手工業現狀，提高鄉鎮工業的競爭能力。依托正陽工業園區，通過工業規模的迅速擴大，加速第三產業的發展，加速人口向城鎮聚集，用工業化帶動城鎮化。

5.2堅持“城鎮帶農村，工業帶農業，城鄉一體共繁榮”的發展思路，科學規劃，合理布局。抓住市委、市政府把黔江定位為地區性中心城市的機遇，加大力度實施以“一樞紐六中心”為載體，構建渝東南經濟中心，增強全區各級的信心和決心，在各項工作中充分體現區委、區政府的戰略思路。城鎮建設應按照“規劃科學化、建設最優化、機制市場化、管理法制化”的要求，按照“一次規劃、分步實施”的思路，以發展的眼光和創新的意識，科學地地編制城鎮發展總體規劃，提高城市規劃的前瞻性、科學性，以適應經濟的發展、生活方式的變化和環境質量的提高。要完善城市功能，盡快完成城區組團式布局的骨架建設，并對各組團功能進行合理定位，要著眼于完善功能、改善環境、提高質量，加快正陽、張家壩組團建設，特別是加快工業園區建設，發揮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要制訂黔江農村城鎮化的總體規劃，建立科學合理的城鎮規劃體系，在小城鎮建設中，要進一步提高認識，實施產業帶動戰略，以一種主導產業如工業、商業、旅游等的發展帶動城鎮人口的集聚和城鎮規模的擴大，要把生態移民、扶貧移民與調整生產力布局結合起來，促進生產要素向城鎮集中。

5.3調整功能，優化產業結構，推進城市化發展。積極調整中心城區的產業結構,實現中心城區用地“退二進三”的調整,繼續發揮中心城區在城市經濟中的核心作用,提高其現代化功能。按照城市化的客觀要求,推進三大產業之間、各產業內部及產業布局空間3 個方面結構的調整。根據區委、區政府規劃，黔江老城區主要規劃為商業區和生活區，正陽依托正陽火車站、正陽工業園區發展第二產業，舟白依托舟白機場大力發展二、三產業，馮家主要發展第三產業。以產業為依托,加快人口和產業的集聚,承接中心城區的功能轉移,在空間、經濟、人口、社會、生態等方面加速實行城鄉一體化,實現城區與郊區的協調發展[3] ,避免走國外城市郊區化過程中中心城區“空心化”和經濟衰退的彎路。

5.4加快制度創新步伐。關于戶籍制度，根據區情，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為基本落戶條件，調整城鎮戶口遷移政策。關于用工制度，取消各種針對農民和外地人口制定的限制性就業政策，堅持城鄉統籌就業的改革方向，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城鄉一體的勞動力市場。關于土地使用制度，加強土地利用規劃管理，通過完善供給制約和需求引導相結合的供地機制，優化土地利用結構，逐步健全土地市場機制，提高耕地占用成本，保護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