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城市化問題與城市化戰略的新選擇

中國城市化問題與城市化戰略的新選擇

摘要：小城鎮的道路并非是適合我國城市化進程的選擇，根據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注重從中國的現實國情出發，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堅持提高、完善大城市與積極發展中小城市相結合，促進區域城市化的發展，有力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才是中國城市化戰略的新選擇。

關鍵詞：城市化；城市化問題；城市化戰略

城市化不僅是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動力和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根本出路，而且城市化也是農業現代化的必然趨勢和解決農村勞動力出路的有效辦法。至2000年底，我國共有城市668座，城市人口4.56億，城市化率達到了36.9%。根據世界多數國家城市化發展規律，中國已經進入了從30%到70% 的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但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亦出現了諸多問題，如城市化水平較低、城市化地區性差異明顯、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農村剩余勞動力增長與城鎮容量間的矛盾突出等。實踐證明：積極發展小城鎮并非是適合我國城市化進程的選擇，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應將重點放在提高城市的承載能力上，放在提高城市質量和城市的現代化水平上來。因此，根據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注重從中國的現實國情出發，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堅持提高、完善大城市與積極發展中小城市相結合，促進區域城市化的發展，促進建制鎮適當集中，有力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才是中國城市化戰略的新選擇。

一、中國城市化進程分析

中國城市化進程始于建國，但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步伐非常緩慢。1949～1978年近30年的時間里，我國實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城市化的發展模式是政府發動和包辦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廣大農村和眾多農民被游離于工業化的進程之外，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村，不能進入城市化的進程，這就使我國城市化水平僅僅從建國初的10.6%、136個建制市增加到1978年底的17.9%、193個建制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新時期，城市化的發展模式是以市場導向的改革進程中新出現的由民間力量或社區組織發動并得到政府認可或支持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這期間城鄉之間的壁壘被逐漸打破，各種生產要素開始在城鄉之間跨地區流動。伴隨著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鄉鎮企業的崛起，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擺脫了土地和農業的束縛，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初步形成了以特大城市為中心，大中城市為骨干，小城市為紐帶協調發展的城鎮體系。盡管如此，但是由于中國工業化剛剛起步，城市化水平與世界水準仍有較大的差距。可見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還處于由初期起步階段向中期加速發展階段轉換的時期，伴隨著國家工業化和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城市化的發展也必將與世界性潮流接軌，進入加速發展階段。因此分析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城市道路新戰略顯得至關重要。

二、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主要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進入到加速發展的新時期。但長期實施的城市化方針卻嚴重阻礙了我國城市化向更高層次的邁進。城市化水平較低、城市化地區性差異明顯、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農村剩余勞動力增長與城鎮容量間的矛盾突出等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主要問題。

1.城市化水平較低

按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到200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為36.06%，這個指標，不僅低于世界上同等經濟發展水平國家，也與自身工業化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不

協調。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已近50%，發達地區國家為75%，發展中國家也在40%。4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除了受制于工業化以及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之外，還要受到體制、政策與形勢等的影響。實踐證明，城市化的主要動力是市場推動，而不在于政府的行政推動。城市的核心是“市”，城市化的核心是“市場化”。然而目前的城市化進程中依然強調政府去“抓”，而沒有真正依靠市場來“育”。所以中國的城市化要變“政府推動”為“市場推動”，要打開城門，讓市場去調節，降低城市發展的非市場成本。國際經驗也說明，城市化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市場經濟是城市化的推進器。

2.城市化地區性差異明顯

特殊的地理環境造成我國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分布相對集中在東部地帶，東中西三大地帶呈現明顯的梯度差異，在城市化發展上亦呈現明顯的地區性差異，從總體上看，東部地區明顯高于西部地區。從城市數目看，東部地區城市數目增長快。與此同時，東部地區的城市化進程比中、西部地區明顯要快，已經進入城市化發展的中期階段，中部地區正處于初期向中期的過渡階段，西部地區仍處于城市化發展的初期階段。

3.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

建國以來，中國一直走的是一條在推進工業化進程的同時，控制城市發展的道路，使得中國的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究其原因，除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因素外,更為重要的是經濟體制和政府政策的影響。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城鄉分隔政策極大地阻礙了城市化的發展。我國城市化發展的滯后，已經制約了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我國在建國后直到改革開放前的30年間，大量的研究表明，我國目前的城市化進程仍然落后于工業化進程，城市化滯后的結果不僅使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受到嚴重阻礙，而且還引發了諸如工業鄉土化、農業副業化、離農人口“兩棲化”、小城鎮發展無序化、生態環境惡化等“農村病”的產生。這是一種違背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的城市化模式。

4.農村剩余勞動力增長與城鎮容量間的矛盾突出

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勞動力過剩，就業不足問題在一段較長時間仍將困擾著我國。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由于鄉鎮企業發展速度的減緩，吸納數量呈減少的態勢。與此同時，由于國企改革的不斷深化，使企業中富裕職工顯性化，城鎮內部失業人口與待業人員日益增多，下崗職工再就業的任務十分嚴峻。隨著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產業結構調整，技術水平提高，城市對勞動力需求增長幅度相對減緩，城市勞動力供過于求的矛盾將更加突出。

三、中國城市化戰略的新選擇

中國的城市化戰略,具體而深刻地體現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我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不應局限于“大城市戰略、中等城市戰略和小城市戰略”的爭論，而應根據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注重從中國的現實國情出發，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循序漸進，堅持提高、完善大城市與積極發展中小城市相結合，促進區域城市化的發展，促進建制鎮適當集中，有力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1.提高和完善大城市

提高、完善大城市，促進建制鎮適當集中，應該成為新時期中國城市發展方針的重要內容。我國雖然疆土遼闊，但人口眾多，人均土地資源十分有限，剩余勞動力就業壓力巨大，發展大城市意義重大。在中國城市體系的規模結構中，應適當加快大城市的發展。中外城市發展史證明，大城市有著難以替代的規模效

益、聚集效應和輻射功能。大城市、特大城市在國民經濟發展中除了有比中小城市高得多的經濟效益外，大城市的高度發展，即是增強綜合國力、提升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需要，也是從根本上提高我國城市化水平及其質量的需要。此外，知識經濟和信息時代的挑戰也要求我們必須將大城市，特別是國際經濟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帶的發展置于優先地位。通過這種高效率的集聚人口和經濟活動的布局模式，在大幅度提高我國經濟運行和產業布局效率的同時，還可以促進知識和信息的創新活動。實踐證明，同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就業潛力巨大、對城市人口增長貢獻率大、容納農民的成本相對較低、比小城鎮節約土地，在資金、人才、信息、交通、市場、管理、效率等方面都具有更大的優勢。這是大城市在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超前增長的主要原因。

2.積極發展中小城市

中小城市在我國的城鎮體系中處于中間環節，起到了聯系大城市和小城鎮的作用；中小城市點多面廣，承上啟下，聯系廣泛，規模適中，具有大城市的優點，城市基礎設施和產業基礎具有一定規模；在住房、交通等方面不像大城市那么緊張，生產力水平及文化科技基礎又比小城鎮優越。因此，合理發展中小城市對緩解大城市人口和承載壓力及促進小城鎮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小城市是城市化進程的重要推動力。中小城市處于城市規模結構金字塔的中部，上聯大城市，下聯小城鎮，人口、經濟、空間三者之間的矛盾比較少，是縣域及縣域以上的區域中心，具有大城市和小城鎮不可替代的功能。中小城市不僅在數量上占我國城市90%以上，而且也成為了吸納城鎮人口的主體；中小城市的產業基礎具有一定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相對完備，能夠實現聚集效益和規模效益，已形成所在區域的工商業中心；中小城市是農村富余勞動力的主要流向地；中小城市是城鄉協調發展的主要力量；24但是由于中小城市存在要素集聚能力較弱、建設資金相對短缺、土地管理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監管不力等特點，在現階段需要加強監控管理，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循序漸進，使中小城市，能夠健康、有序地發展。

3.促進區域城市化發展

長期以來，由于相同或相似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城市與其腹地以及其它相關的城市、鄉村共同組成了一個相互關聯、密不可分的整體。因此，城市化的研究不能僅及于大城市本身，而必須十分地關注大城市所在的區域的社會發展；必須改變傳統研究城市化只以大城市和鄉村為基本分析單位的現象，從而使城市化發展及其效能上升到區域社會發展的高度。城市的集聚效應不僅在于城市的規模，更重要的在于城市的區域聯系。加強中心城市的改造與擴展，建立以大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群。如此才能最終實現中國城市化的目標。

注釋：趙淑玲等：論城市化的基本規律與中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河南城建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2參見《中國統計年鑒(199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姚士謀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問題，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01.5資料來源：《世界發展報告2000——2001》，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5 錢再見：新世紀中國城市化道路的戰略選擇，教學與研究，2001.11 6 轉引自張二勛：試論中國的城市化道路，地域研究與開發，2002.1參見陸大道等：《1999年中國區域發展報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第113頁國家統計局：《中國城市年鑒2001》，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 9 王茂林：新中國城市經濟50年，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 10 轉引自姚文強：關于中國城市化問題的思考，南方經濟，2001.811 錢再見：新世紀中國城市化道路的戰略選擇，教學與研究，2001.11 12 于洪俊、寧越敏：城市地理概論，合肥：安徽科技大學出版社，1983 13 李潤田：現代人文地理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顧朝林：中國城鎮體系等級規模分布及其結構預測，經濟地理，1990 15 許學強、朱劍如：現代城市地理學，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8 16 劉平量：關于中國城市化道路理論的反思，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2冷 靜：中國城市化道路的現實選擇——兼論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問題，江西社會科學，2002.3楊建云：中國的城市化道路選擇，河北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2劉平量：關于中國城市化道路理論的反思，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2姚士謀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問題，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01.5王 駿：關于中國城市化戰略若干問題的思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4冷靜：中國城市化道路的現實選擇——兼論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問題，江西社會科學，2002.3葉裕民：中國城市化之路——經濟支持與制度創新，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冷 靜：中國城市化道路的現實選擇——兼論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問題，江西社會科學，2002.3冷 靜：中國城市化道路的現實選擇——兼論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問題，江西社會科學，2002.3參見王旭：《大都市區化:本世紀美國城市發展的主導趨勢》，載《美國研究》，1998.4姚文強：關于中國城市化問題的思考，南方經濟，2001.8

第二篇：簡論我國城市化戰略的新選擇

簡論我國城市化戰略的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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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15日 14:17 光明網-光明日報

魏杰

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對于我國“十一五”期間的城市化發展道路選擇，明確提出了“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戰略，這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城市化戰略，就是在城市化進程中，把哪一種類型的城市作為推進城市化的重點。對于我國應選擇何種城市化戰略，人們有著不同的看法，大致有三種意見：第一是主張選擇大城市戰略，即城市化主要靠

發展大城市；第二是主張選擇小城鎮戰略，即主要通過大力發展小城鎮實現城市化；第三是主張選擇體系化戰略，即通過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鎮協調發展來實現城市化。我認為第三種意見比較符合中國的國情。

大城市戰略的利弊分析

發展大城市是我國城市化的重要內容，我國必須要發展大城市。尤其應該看到，我國目前城市化發展不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大城市發展不夠。有關資料表明，我國已有的超過100萬人口的城市的集中度，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個百分點，比中等收入國家低11個百分點，比高收入國家低21個百分點，比美國低28個百分點，比德國低30個百分點。這表明我國大城市發展不夠，必須從各方面推進大城市的發展。但從我國的現實狀況看，僅靠發展大城市是不能實現城市化的。第一，我國非城市人口眾多，而且地域廣大，地區間差別也很大。我國現有的非城市人口仍然高達9億之多，而且分散于差別甚大的廣闊區域之中，人們在理念及生活習慣等方面極為不同。我們就是將現有的所有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再擴大，也容納不了如此之多的非城市人口，所以，僅靠發展大城市是不可能完成我國的城市化任務的。

第二，大城市雖然可以為人們提供便捷和良好的生活環境，但因為交通、環境，以及水資源和能源等方面的問題，往往又會使人們的生活質量降低。尤其是大城市中的過度競爭嚴重，人們的生存壓力很大，使得就業較為困難，并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即人們所說的“大城市病”。因此，雖然大城市的發展是提升城市化水平的重要環節，但要有一個度，并不是越大越好。

第三，由于大城市中人們的生活成本往往比較高，而且為了解決交通及環境等方面的問題必須支付較高的治理成本，這會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進而使得企業的效率受到影響。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現在仍然主要依靠成本的比較優勢來增加出口的國家來說，單純發展大城市確實不利于城市化的推進。

第四，大城市相對于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鎮來講，其生活成本是比較高的。高的生活成本必然限制農村人口的進入，因此，僅靠發展大城市實際上無法實現城市化。從實踐來看，目前珠江三角洲對外地農村人口的吸引，主要就是靠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大城市對外地農村人口的吸引力明顯低于中小城市。

在推進城市化、提升城市化水平的進程中雖然仍然要大力發展大城市，但是不能僅注重大城市的發展，還要大力推動別的類型城市的發展。在這里，我們既要批評懼怕發展大城市的觀點，不能過度夸張“大城市病”，又不能有單純發展大城市，忽視發展其它類型城市的觀點。

小城鎮戰略的利弊分析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非農人口相當高的國家來說，發展小城鎮對于城市化的推進無疑是極為重要的。從現實狀況來看，小城鎮的發展確實推進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例如長江三角洲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化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小城鎮的發展。但是，我國的城市化不能僅靠小城鎮的發展，尤其是不能把發展小城鎮作為城市化的最主要途徑。

第一，小城鎮的城市化成本比較高。據有關計算，以同樣的成本，在大城市可以吸納6-8個非城市人口，而在小城鎮則只能吸納1個，因而非城市人口進入小城鎮的成本也就會高，這種高成本恰恰阻礙了城市化，使得有些人寧可居住在農村，也不愿進入小城鎮。我國現在有些小城鎮之所以既沒有上水系統，也沒有下水系統，就是因為人口規模太小使得修建上下水系統成本太高，導致小城鎮臟亂差的現象極為嚴重。因此，從成本的角度來計算，小城鎮吸納農村人口的平均成本是較高的。

第二，小城鎮的城市功能往往殘缺不全，加之規模太小，難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這就限制了小城鎮對非城鎮人口的吸納能力。我國目前大量小城鎮的城市功能都是殘缺不全的，這主要是因為人口規模太小而無法構建完整的城市功能，而這種城市功能的殘缺，又使小城鎮喪失了吸引力，甚至阻礙了非城市人口進入小城鎮，形成惡性循環。尤其應該看到，小城鎮往往形成不了真正的城市文化，給人的感覺好像非農非城，在小城鎮中生活的人還并不是真正的市民，而是農民與市民的混合體，因而發展小城鎮提升不了城市化的水平和檔次。

第三，小城鎮對資源的消耗也比較大。例如，小城鎮的建設用地要比大中城市多得多，因而對土地資源的消耗明顯高于大中城市。據測算，規模過小的小城鎮，一般規模收益低，政府承擔的外部成本高。有些小城鎮的城市化設施因為使用率不高而大量閑置，浪費嚴重。實踐表明，城市化的必要設施在小城鎮若不建設，會使其城市功能不全，城市化水平低。而若要建設，又因為使用率低下造成嚴重浪費，這對小城鎮來說是兩難的選擇。

小城鎮的發展在我國城市化的進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應該看到小城鎮本身的局限性，不能把大力發展小城鎮作為城市化的最主要途徑，并把城市化歸結為小城鎮戰略，發展小城鎮只能是城市化的輔助方式。

堅持體系化戰略

所謂體系化戰略，就是通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協調發展來有效實現城市化。也就是說，要使我國的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鎮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形成結構有序、優勢互補、功能配合、共生共進、和諧高效的城市化體系。在這個城市化體系中，任何一個地區或者區域都有其中心城市或城鎮與別的地區或區域相連接，中心城市及城鎮相互連接，形成城市網絡。例如，任何一個經濟聯系較密切的小地方，實際上都有一個因為市場交易關系和經濟聯系而形成的中心城鎮，再大一點的經濟區域就有較大的中心城市，而更大一些的經濟區域就有更大的區域性中心城市，然后就是全國性大都市。如果考慮到國際化進程，那就還有國際性大都市。所有這些不同種類的互補性城市，雖然其功能和作用不同，但每個中心城市都必然要輻射到它周圍的城市及小城鎮，而且這個中心城市又會受再大一點的中心城市的輻射，以此類推，形成共同發展和相互協調的城市體系。這種體系化城市發展戰略，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是我國城市化的必然選擇。

第一，體系化城市發展戰略非常有利于吸納更多的非城市人口。在體系化城市發展格局中，隨著各種中心城市或城鎮功能的不斷完善，其輻射能力必然會逐步增強，對帶動周邊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從而使得各種中心城市在吸納非城市人口的同時，也會極大地帶動周邊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對非城市人口的吸納。如上所述，僅靠大城市吸納非城市人口是不行的，只有結構合理、功能互補、整體效益最大化的城市體系，才能滿足我國城市化的需要，使大量的非城市人口進入城市。據測算，我國城市化若要達到75%以上，就需要有能容納11億到12億人口的城市容量，這顯然是要有體系化的城市群體，需要發揮各種城市及小城鎮的作用，單靠某種類型的城市是不行的。

第二，體系化城市發展戰略有利于消除“大城市病”和單純發展小城鎮所帶來的弊端。如上所述，單純發展大城市會形成“大城市病”，單純發展小城鎮又會帶來“小的壞處”，因而我們必須在城市化中消除“大的弊端”和“小的壞處”，尋求城市化的最佳效應。實踐證明，能夠實現城市化最佳效應的戰略，就是實行體系化城市發展戰略，用大城市的比較優勢，消除中小城市及小城鎮的弊端，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比較優勢，彌補大城市的不足，從而實現各種城市的比較優勢的組合，使城市化的資源消耗和環境保護達到最優，使城市化的經濟成本及人們的生活質量達到最佳狀態，從而實現效率最大化的和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化。第三，體系化城市發展戰略有利于人本主義的實現。人本主義的核心是尊重人們的自我選擇，為人們提供更為廣闊的能夠進行自我選擇的環境和空間，而體系化的城市發展戰略剛好能夠滿足這一點，城市化中要實現的是人對城市的選擇，而不是相反。在體系化城市發展戰略中，由于各種城市的功能和作用的不同，使得人們進入城市的門檻和生活成本也不同，因而人們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適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要求的城市。例如，從工作能力及個人特長上講，有的人能夠在像北京及上海這樣的國際性大都市中很好地工作和生活，而有的人則適合于在青島、大連這樣的沿海區域性城市中工作和生活，還有的人可能比較適合于在成都、西安這樣的西部區域性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當然也有的人可能更適合于在縣城這樣的小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等等。因此，人們需要有一個供自己選擇的城市體系，而體系化城市發展戰略，可以滿足這一點。綜上，我們應該把體系化城市發展戰略作為我國的城市化戰略。要在發展大城市、特大型城市、區域性大城市的同時，注重中小城市的發展，尤其是關注小城鎮的發展。只有它們的共同發展和相互協調，才能高效地實現我國的城市化。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第三篇：中國城市化戰略回顧與反思

一、我們迄今對城市文明的認識仍不充分

城市化是區域經濟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世界各國的經驗看，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結合的空間交點在哪里呢？就在城市。

在過去兩年里有一個說法，那就是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增長格局中“一枝獨秀”。我們的國民經濟憑什么保持了“一枝獨秀”的地位呢？最重要的支持因素之一是城市化進程明顯加速。大家過去兩年中如果到各地去過，是不是覺得我們的很多城市面貌變化特別明顯呢？城市化這個“發動機”不僅將支持2003~2005年的經濟增長，而且還將支持我們未來20年的經濟增長。

實際上，城市化不僅是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持力量，而且還是解決我們面臨的一系列重大戰略難題的共同出路。解決中國的就業、產業結構升級、擴大對外開放、調整供求失衡、完善基礎設施、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等諸多重大難題的相交之點就在于城市化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在哪里？在于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產業結構調整的主戰場在哪里？在于城市經濟資源的重新優化配置，城市經濟系統的再組合。城市是區域經濟擴大對外開放的窗口，是腹地資源加入全球化競爭的門戶。更多的人進入城市，創造出更多的城市型消費群體，是實現擴大內需戰略的必然選擇。世界各國的經驗都證明，資源、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優化基礎設施資源配置，緩解人類經濟系統與自然界之間矛盾的最優方案。可以說，中國人是最早對城市有所了解、最早形成城市的。現在有句時髦的詞兒，叫做“經營城市”。其實中國人也是最早懂得“經營城市”的。“完璧歸趙”的故事講的就是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期秦國打算用15座城市和趙國換一塊玉的故事。這個故事還留下了另一個成語，叫做“價值連城”。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我們是對城市的功能、作用以及發展規律了解最少的民族。直到現在，我們很多人對城市的認識還停留在人口的大規模聚集點或者是工廠聚集區的水平上。建設部曾提出一個加強城市規劃的文件，強調城市發展的重點應當是為中低收入者建住房。這實際上是把我們的城市化拉回到建“工人新村”的水平。顯而易見，這種認識已經遠遠不能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了。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城市，重新認識城市的深層次內涵。

各國在自己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都曾留下很多著名城市。中東地區巴以沖突的焦點之一是耶路撒冷的歸屬問題。耶路撒冷是兩大宗教文明的起源地。基督教、伊斯蘭教都以它為圣地。這至少可以說，人類的宗教、哲學等文明進步是和城市的出現與興起聯系在一起的。學過英語的人都知道一句西方諺語，叫做“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歐洲的著名城市，例如羅馬、巴黎等，都是先建地下的排污設施，在地下的暗溝上面建城市。那里的人們在很早的時候就知道城市基礎設施的必要性了。這些暗溝至今仍在使用。大家看反映這些城市的警匪片時仍可時常見到歹徒或者與黑勢力作斗爭的“孤膽英雄”在下水道的暗溝里活動的鏡頭。我們得承認，中國歷史上的城市則沒有一個有這種科學的基礎設施。人們看到一些清宮戲中，皇帝所住的皇宮也是靠人力畜力來收集、運送糞便、污水和其他垃圾的。大家到北京故宮去參觀時，稍微留心的話就會發現那里院落相隔的高墻上開有專門為垃圾車進出的門。

二、城市化政策搖擺不定是我國此前戰略的重大缺陷

在我國建國以來的發展過程中，在發展戰略問題上，城市化戰略是一個最搖擺不定的戰略，也是教訓最多的戰略。從建國初期起，我們就一直致力于要把北京從消費型城市改造成生產型城市，硬把北京的城墻和很多古建筑給拆了，在城區內建了大大小小很多工廠。到80年代末期，又發現這是一個非常愚蠢的城市方向，于是又努力推進“退二進三”，就是退出第二產業，進入第三產業。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我們建起了很多“工業基地”式的新興城市。但這些城市自身的產業單一，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程度很高，可持續發展能力很差。不僅如此，這些工業城市當地的區域經濟格格不入，形成了城鄉對立的“二元結構”。60年代到70年代，在“要準備打仗”的思想指導下，經濟布局更走上了一條“深挖洞、廣積糧”之路。城市建設幾乎完全停滯。現在北京依稀還能找到70年代建的所謂“簡易樓”。為什么建“簡易樓”呢？因為那時認為，不知哪一天炸彈就會落下來把城市夷平。60年代末期的“上山下鄉”更是城市化進程的一場大倒退。

從80年代初期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化戰略實際上仍表現出了很大的搖擺性。例如，在改革開放的前10年中，作為中國工業重心所在的城市，上海竟然被“遺忘”了整整10年。在這10年中，人們在不停地爭論，上海究竟該擴張還是不該擴張，究竟該發展什么產業。一會兒說，上海太大了，人口太多了，我們不應再繼續擴張這種特大型城市了。一會兒又說，上海不該再發展鋼鐵、石化等重工業了，重工業應當轉移到中西部去，上海應該發展點高科技或信貸服務業。10年時間就這樣在爭論中等待過去了。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很漂亮、很具有現代化氣息的上海，這是90年代初期浦東開發以來才有的變化。這實際上反映了我們在大城市發展上的戰略思路搖擺不定。

再如，從80年代中期開始，農民自己創造出了一種農村工業化的形式，就是鄉鎮企業。到90年代初期的時候，我國的財政稅收、出口創匯和GDP，鄉鎮企業的貢獻都超過三分之一。就是人們說的，“三分天下有其一”。鄧小平當時盛贊鄉鎮企業是“異軍突起”。但一直到90年代后期，我們給農民的政策仍然是“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到90年代末期，我們才發現，這個政策給鄉鎮企業的發展留下了極大的隱患。例如基礎設施不足、和環境保護的矛盾非常尖銳、遠離市場造成信息不靈、各種要素很難實現優化配置等。從那以后，鄉鎮企業被迫進入了一個調整期。

當然，影響城市化進程的并非全是戰略選擇上的失誤，也有一些客觀原因。例如西部很多省區在90年代中、后期“八七扶貧攻堅戰”中不得不把可動用的資源更大程度地投入到扶貧中去。地方財力、區域內的資源很難向城市集中。實際上東西部發展差距的拉大也主要在于城市發展差距的拉大。

一方面，我們在城市化上有很多不足；但另一方面，我們的很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來源于城市化。特區經濟的始端就是建造了深圳這座現代化的城市。這個城市的發展帶動了整個華南以致全國的經濟發展。上海的浦東開發也是一例。浦東差不多是建了一座新上海。浦東開發也極大地帶動了上海、華東、長江中下游以致全國經濟的發展。我們今天之所以有機會討論“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優劣比較問題，應當說是得益于這兩個城市的發展。

“九五”末期，在對重大戰略難題的研究中人們已經認識到，中國前期的經濟發展存在一個明顯缺陷，這就是城市化嚴

重滯后于工業化。人們共識，應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出的歷史任務、緩解日益尖銳的就業矛盾、調整城鄉之間經濟關系、縮小東西部發展差距以致實現資源節約、轉換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步伐、調整人類經濟系統與自然界之間關系并實現可持續發展等的共同解決辦法就是發展城市。

在“十五”計劃醞釀過程中，人們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其他戰略共識度都比較高。比如說應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平衡供求矛盾。盡管也有一部分人說積極的財政政策應該淡出，但在總體上，繼續實施擴大內需的戰略并沒有多大爭論。再比如說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調整產業結構等，這些都沒有多大爭論。爭論最大的就是關于“城市化”還是“城鎮化”的提法。

這個爭論持續了很長時間。一部分人認為，在新的戰略發展過程中，我們應該明確提出城市化的目標。不應該再在這個問題上搖擺不定。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經濟發展不可避免地要依賴于大中城市的改造和擴張。但另一種意見堅決反對“城市化”的提法。他們認為，一提城市化，肯定又會走到“二元結構”、城鄉分割的老路上去，這就會進一步拉大城鄉差距，造成城鄉對立。而且提城市化戰略的話，我們將無法應對城市基礎設施不足、農民過度向城市涌入以及城市環境污染等難題。這種意見認為，我們還是提“城鎮化”比較穩妥。他們的想法是，農民要進城，也不要一下子搬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應當先讓他們從村里搬到鎮里，從鎮里搬到縣城，然后再從縣城往中等城市搬。農民進城的過程應當是一步一步地多搬幾次的過程。

爭論的結果，是保守的意見占了上風。以鄉村社區集中為重點的“城鎮化”提法為“十五”計劃所采納。“十五”計劃在“實施城鎮化戰略，促進城鄉共同進步”一節中提出，要“形成合理的城鎮體系、推進城鎮化要遵循客觀規律，與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發育程度相適應，循序漸進，走符合我國國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多樣化城鎮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鎮體系。有重點地發展小城鎮，積極發展中小城市，完善區域性中心城市功能，發揮大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引導城鎮密集區有序發展”。顯然，“十五”計劃所強調的城市發展重點仍然是小城鎮和中小城市。為突出這一意圖，“十五”計劃還特別強調，要“防止盲目擴大城市規模”。

但最值得說的是，實踐的發展并未按照“十五”計劃的這些設想展開。從2000年以來，各地普遍啟動并呈現出極大活力的，恰恰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規模擴張以及與此相應的城市建設加速和城市經濟活躍。在上世紀80年代深圳建設和90年代上海浦東開發的經驗啟迪下，在北京“申奧”成功、上海“申博”成功后，各地紛紛在自己的發展戰略中大大強化了城市化的位置。我們前面說過，制造業的發展是“十五”計劃始料未及的。其實城市化進程的大大加速也是“十五”計劃始料未及的。

三、城市面貌改造是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必要組成部分

城市化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亮點，這一方面確實出乎人們的意料。但另一方面，也帶給我們很多的思考。這說明，我們對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認識仍是遠不充分的。我們原來的經驗、認識可能已經不適應變化了的形勢。最近媒體討論北京、上海怎樣把自己建設成一個國際化大都市。現在看，討論這個話題非常有必要。北京在2008年就要舉辦奧運會了，還不應當建成國際化大都市嗎？北京、上海要率先實現現代化，還不該提出建成國際化大都市的問題嗎？我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擴大對外開放已經走到了一個新臺階上，我們還不該提出建成國際化大都市的問題嗎？應該。但“十五”計劃制定時，我們還不敢貿然提出這個目標。這個例子說明，形勢發展帶來的變化在很多方面已經明顯超出了我們當初的預見。

實際上一直到今天，應不應當大力發展和擴張城市、如何發展城市的爭論并沒有停止。例如，在城市發展中大搞城市綠化、大興土木擴建新城區究竟對不對？人們至今仍在爭論不休。有人說這是腐敗工程，有人說這是形象工程，各種批判的聲音不絕于耳。例如離上海不遠的南京就有個例子。在過去兩年中，南京在城市整治中砍了很多樹。為什么要砍呢？因為這些樹成了城市改造的一個障礙。由此就引起了軒然大波。很多人通過各種途徑、引述多種理由激烈反對砍樹。最后鬧到中央派人來調查。一調查后就弄明白了。砍樹盡管不可避免，但在南京的規劃中，新種的樹要比砍掉的多得多。就我看，這個例子反映出來的其實不是對“樹”的認識分歧，而是對城市化的認識分歧。“醉翁之意不在酒”。反對聲音之所以那么強烈，根本原因其實是反對大城市擴張。類似這樣的事情可以舉出很多。

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首先表現在城市面貌的改造上。在過去兩年中，全國大中城市的面貌普遍發生了非常明顯的變化。不僅省會城市，而且很多地市級的區域中心城市，在城市環境整治、基礎設施完善方面都有很大進展并取得了顯著效果。以前在各城市主要街區隨處可見的以小攤販為主的“占道市場”現在已經很難見到。城市廣場、城市綠地、城市交通立交樞紐、城市標志性建筑等成為了新的城市景觀。

城市改造得漂亮一點，通行效率高一點，環境美化一點，這是誰的福利增加了呢？是社會公眾的福利增加了。最近兩年到很多城市出差，各地出租車司機最愛問的一個問題就是，您感覺我們城市的變化大不大。我親自在一個城市廣場聽到普通老百姓對我說，我過去兩年工資沒漲，住房面積沒增加，但我們家所在社區有了這么一個漂亮的廣場，晚上和家人一起在這里散散步，我感覺自己的生活上了一個臺階。讓人民熱愛自己的城市，為自己的城市感到驕傲，安居樂業于自己的城市，這有什么不好呢？我認為這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就我走遍這么多城市的感覺，改造城市面貌是得到絕大多數老百姓擁護的。

很多人以為城市綠地、城市廣場就是為了好看。這個認識是不充分的。這些城市公共設施是非常必要的城市減災防災設施。1908年時，美國的舊金山因為地震引發了一場城市大火。因為地震造成道路毀壞、房屋坍塌，救火人員無法撲救。而且水源也沒有。人們幾乎束手無策，眼看就要火燒連城。最后是怎么救滅的呢？是市長下令把城市中一條富人聚集的主要街道兩旁的房屋全部拆掉，打出一條隔火道。由此救了舊金山的半個城。從這以后，全世界的城市規劃師就長了一個見識，城市應當有能夠起到隔火作用、避難等作用的開闊街道和廣場。我們對城市的認識還不充分，包括對城市災難的認識還不充分。也許有一天，我們會通過立法的形式強制地載明，在城市面積中必須有多大的公共綠地、廣場。在歷史上，毀于各種天災人禍的城市實在不勝枚舉。往近處說，過去30年中就有我國的唐山大地震，日本的神戶大地震，美國的洛杉磯大地震。多少血的教訓證明，如果城市中沒有足夠的避難空間，那次生災害導致的傷亡可能比地震等災害直接導致的還要大得多。這是關系公共安全的必要設施。

我們得承認，我們對城市的認識還遠不充分。畢竟我們剛剛起步。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城市這門學問我們還有太多要學的東西。我再給大家舉個例子。北京在自己的旅游宣傳材料上說，我們北京有160多座立交橋，而且每座

橋和每座橋不一樣。有的從空中鳥瞰看像個蝴蝶，有的從側面看像展翅的雄鷹。這些設計思想都夠美妙的。但設計者忘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這就是，立交橋是干什么的？立交橋是一個交通設施。它的基本功能和第一目標應當是提高通行效率。怎么才能提高通行效率呢？立交橋的設計越簡單、重復率越高，通行效率就越高。因為越簡單、重復率越高，司機的學習過程就越短。過了第1座橋就知道后面的99座橋怎么通過。如果一座橋和一座橋不一樣，那么司機就得每過一個橋學習一次。過完第100座橋，第1座橋怎么過已經忘了。如果你到北京出差乘坐出租車，你隨便問一個出租車司機知道不知道北京每個立交橋都怎么走。可以說，沒人知道。因為沒法記住。司機到了橋上經常是左旋右轉找不到出口。這樣通行效率怎么會高呢？這是一個像修摩天大樓沒建廁所一樣的原始錯誤、低級錯誤。但這個錯誤并不是因為我們的橋梁專家太笨，而是因為我們對城市的認識實在還處于一個起步階段。類似這樣的問題還有很多。所以我說我們不要輕易地否定過去兩三年的城市綠化、靚化工程。

還必須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我們中國的城市需要不需要“提檔升級”。我們的城市應否停留在“縣城放大”的水平上，應否停留在工廠區加工人新村的水平上？不應當。要提高我國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要加快對外開放的步伐，要讓更多資源加入到經濟全球化的競爭當中去，要使中國的老百姓有機會享受到更多的國民福利，我們已經迫切需要推進城市面貌的升級改造。解決這個問題不是過早，而是嫌晚。北京“申奧”時，國外反對聲音的最主要理由就兩條。其中之一就是環境污染。我們迫切需要向現代化、國際化靠攏的城市。還用“先治坡、后治窩”的眼光、觀念看待現在的城市化進程已經不能適應發展的需要了。

有媒體曾經用“要就業還是要市容”的話題質問城市面貌改造的動作。這個問題并不難回答。城市資源優化利用、提升城市資源的市場價值是一定有利于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和提高勞動者報酬水平的事。以犧牲公共資源和破壞環境的代價換取少量低檔次的小商品經濟的就業崗位是非常淺見和得不償失的。沒有現代化的城市、現代化的環境，我們就有不了現代化的產業，有不了現代化的就業崗位。這個道理需要大講特講。

（作者單位：中國城鄉建設經濟研究所）

第四篇：中國的城市化面臨哪些問題

中國的城市化面臨哪些問題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國家和地區社會組織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標志。城市化是人類進步必然要經過的過程，是人類社會結構變革中的一個重要線索，經過了城市化，標志著現代化目標的實現。中國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進程大大加速。21世紀是世界城市化的世紀，也是中國將繼續快速城市化的時期。然而，一方面，中國的城市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進程的復雜性、艱巨性和特殊性，中國的城市化也面臨著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

1、城市數量虛假上升有的地方政府把城市建設作為一項政績工程，不考慮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盲目追求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城鎮人口比重的增加，貪大求快，只追求建設速度和數量，其實中國城鎮人口的統計存在許多人為的水分，中國實際城鎮化速度并沒有這樣高。

2、城鄉二元的制度差異使城鎮化與農村發展遺留問題多

（1）土地及農民工權益等制度環境成為城鄉協調的突出矛盾。在經濟上，主要是城市向農村擴張征地，使農民成為無地、無業和無保障居民，引發嚴重社會矛盾和危機。在社會發展方面，流動人口增多，造成城鎮住房緊張、交通擁擠、犯罪率上升、社會治安形勢嚴峻，農民工落戶問題突出等。在生態環境上，城鄉環境污染問題十分嚴重

（2）城鄉基礎教育、醫療衛生差距狀況。城鄉之間經濟高速增長與社會發展滯后方面的差距依然明顯，有些方面的矛盾開始突出。城鄉社會發展差距懸殊。一是在教育方面。二是在醫療方面。

（3）農村及城市貧困問題。貧困人口絕對數量依然很大。隨著城鎮化進程加速，城市貧困問題日益突出。中國推進城鎮化，實現真正意義上人口自由遷徙，最大難點在于如何建立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長期以來，中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處于分割狀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還非常薄弱

3、城市化不均衡性，各地區之間城市化水平差距大。

東西部城市化差距大。東部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基本在全國平均水平之上，之下的大都位于中西部地區。城鄉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公平導致城鄉收入差距大，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導致這個差距不斷擴大。城市化的不平衡性引起了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系列問題,其中以農村剩余勞動力遷移、城市房價攀升和大城市病態現象最為顯著。城市化的差異致使經濟活動、人文活動和人力資源上出現巨大差異,房價持續上升已經成為當今社會一個熱點問題。也是讓人們十分頭疼的問題。

4、城市化引發糧食危機

城市化導致城鎮用地過多，出現土地撂荒，土地產出為零，甚至為負數的情況，造成土地資源的嚴重浪費和土地配置的不經濟。中國土地城鎮化速度太快，城鎮土地邊際效益大大下降，而且耕地資源的大量占用，直接威脅著中國糧食安全。我國每年都要從國外進口大量糧食，這不僅僅是人口多引發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化引發的。

5、城市化引發環境、資源和能源問題

我國現在的工業化水平還較低，“三高一低”的經濟增長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資源和能源，我國經濟發展處于上升時期，工業化、城市化水平不斷增長，但人口多、農村人口基數大、土地資源耕地少、自然災害較多。我們必須充分考慮土地資源的合理分配，要重視土地資源特別是耕地的保護。同時，城市化也嚴重污染了環境，人為推動的城市化缺乏資源合理分配的內在機制，對社會和環境問題不夠重視。

6、城市化引發許多其他社會問題

城市化使得許多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涌向城市，進城務工也是農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徑。但是，在實際中農民進城打工卻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

們的工資、福利、醫療等都得不到保障。他們并沒有享受到和城鎮居民相同的社會福利，同樣另外一個問題外來工子女入學難也成為諸多媒體所關注的另一個熱點問題。農民工子女在城市不能享有和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資源和教育機會，外來工子女入學問題是關系到社會、國家發展進步的一個長遠問題。大量的人口涌入也使得社會安全問題更加突出，這些問題不僅影響外來工的生活、工作，也對城市的發展產生了很多消極的影響。

我國的城市化確實面臨許多問題，但只要我們能及時發現，并努力解決，我們的城市化道路會越走越好。

第五篇：中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問題

現代化背景下的中國城市化道路選擇

一、關于城市化：

城市化的實質是資源和生產力在城鄉之間再配置的過程。城市化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不同階段城市化的違度、規模、結構不同，是影響城鄉資源和生產力配置的各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實際上城市化就兩點，一個是人口向城市集中，職業從農業轉到非農產業，這是從人口上說的；第二個是土地的非農業化，即土地由原來的農業用地變為二產和三產用地。城市化進程指的是原本不屬于城市范疇的地域(比如農村),通過改革和其他措施,在產業結構上由主要依靠第一產業(農業),逐步轉向依靠第二(工業),第三產業,同時社會文化,服務水平接近城市標準的一個過程.城市化水平指是衡量城市化發展程度的數量指標，一般用一定地域內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來表示。城市化水平的整體評價體系應包括下列要素：城市人口比重（城市人口實際包括非農業人口、居住城區的農業人口和流動人口）；適齡人口入中學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城市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城市人均道路鋪裝長度；城市用自來水普及率；城市人均住房面積；萬人擁有醫生數；人均公共綠地面積。

二、中國的城市化現狀及預期： 在2005年中國人口普查時，我國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36%。雖然在2008達到了45.68%的水平，但我們農村還有7.2億農村人口。將來，根據有關專家的推算，中國將來的人口峰值是達到15億，達到高峰以后人口就開始逐步遞減了，就在人口高峰15億的時候，即使中國的人口到2020年，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實現的時候，我們按照65%的城市化來算，那個時候農村還有5.25億人口，就是2500百萬人口，但是這種大趨勢是清楚的，現代化體現在城市化，使全體農村都能夠過上現代化的生活方式。雖然將來中國還會有農業人口，并且還會有村莊的方式來生活，但那個時候通過發展和建設，農村的水、電、陸、氣，包括城市的文化，不斷的向農村的輸入，那么那個時候的村莊已經不是簡單的現在的農村的概念。生活在農村的人口他們僅僅從事農業，但是他們的生活方式應該也是現代化的，所以他們也是現代化的生活。

三、中國城市化面臨哪些主要問題

中國城市化面臨的問題主要有：

1．農村人口的巨大推力與城市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吸納有限之間的矛盾；

2．城市規模的擴大占用土地和耕地資源不足的矛盾。

我國經濟發展處于上升時期，工業化、城市化水平不斷增長，但人口多、農村人口基數大、土地資源耕地少、自然災害較多。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充分考慮土地資源的合理分配，要重視土地資源特別是耕地的保護。

鄭勇——從哪個另一個方面表述，中國城市化問題主要有三點：

一、也是中國城市化最大的問題，那就是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也就是說雖然土

地非農業化了，但是人口并沒有非農業化。

二、就是經營城市的誤區。所謂經營城市，說白了就是借錢去搞建設，或者說是賣地去搞建

設。這是完全不對的。

這兩個方面會產生一些連帶問題。經營城市誤區造成的典型問題就是開發區在全國范圍

內遍地開花。開發區遍地開花這是絕對絕對的錯誤。開發區是重要的，有的城市老城推不動，就搞新城來開發，這是對的，但遍地開花就不可行。

三、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是我們確定的城市化道路，但實際上的做法是以小城市為核心。城市化發展方針，即到底是以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還是小城鎮為主，這是需要思考的。

四、關于道路的選擇問題

1、關于城市化道路的幾種觀點：

綜合各種觀點可以發現，關于選擇中國的城市化道路可以分為以下幾種觀點。一是“大都

市圈戰略”，源于對日本和拉美國家城市化經驗的借鑒；二是“大城市道路”，有關模型分析證明，人口規模在1百萬－4百萬之間的城市，其成本收益最合理；三是“優先發展人口低于30萬的中小城市”，因為人口少于30萬的城市基礎設施投入產出比不合理；四是“優先發展縣級

城關鎮”，因為這是農村經濟、政治、文化中心，有利于輻射帶動周圍農村地區發展；五是“小城鎮，大戰略”，20年的改革開放之中縣以下建制鎮受舊體制約束最少，發展最快，應該

加強規范引導，而不能抑制。其他的爭論主要有“集中型的大中城市與分散型的小城鎮”之爭，“城關鎮與建制鎮”之爭；另外，還有多元模式的主張等。

2、主張發展大城市

他認為中國的城市化應走大中城市擴容為主的道路。原因是大中城市的規模效益最好，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潛力還很大。因各方選擇的工作不同，農民進城并不與下崗職工爭飯

碗，而且城市經濟繁榮發展、充分就業的時期正是“民工潮”的高峰期，農民工大量進城既轉

移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又促進了城市的經濟發展。因此，不僅大中城市擴容仍有相當潛力，而且小城鎮發展存在的制約因素。

他還認為，小城鎮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在城鄉分割體制下產生的。就象分散的鄉鎮企業一樣，小城鎮建設也是分散的，難以擔當轉移幾億農民的重任。發展小城鎮不能從根

本上解決農村改革與發展的問題，而且過度發展小城鎮會得“農村病”，比“城市病”的問題更

嚴重。

3、主張發展小城鎮

他們反對集中型城市化道路的觀點認為，在體制方面，由于城鄉二元結構沒有從根本上

破除，城鄉之間的生產要素自由流動還面臨著許多障礙，而消除這些障礙也需要有一個過程。在現有的大中城市方面，主要的制約是：

其一，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力度的加大，城市的失業問題正變得日益突出。大量的人口涌入，勢必會加劇就業壓力，并可能產生嚴重的社會矛盾；

其二，中國現有的城市在城市管理體制和管理方式、基礎設施的建設、社會保障和公用事業的供給等方面還存在著許多的缺陷，在這種條件下擴張現有的城市，將造成城市生存

環境的惡化；

其三，發展中國家大城市的盲目擴張，形成了貧民窟和“棚戶區”，導致黑社會犯罪等嚴

重的社會問題。中國應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避免犯同樣的錯誤。

因而在現階段，大中城市還不能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主要依托，發展小城鎮才是更為

現實的選擇。

（1）小城鎮的發展優勢

在現階段與中國的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鎮有兩個明顯的發展優勢：

其一，改革以來，盡管中國城市化進程滯后，但近年來小城鎮數量擴張明顯，在小城鎮的建設方面還是積累了許多經驗和教訓，因勢利導發展小城鎮應當說有一定的基礎；

其二，由于地緣關系緊密，農民進入小城鎮比進入大中城市付出的心理成本要低一些；其三，小城鎮的發展可以把城鄉兩個市場較好、較快地連接起來，迅速地促進農村二、三產業的發展，由此大量地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緩解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進而促進農業

規模效益的提高和農民收入的增長，同時又可以緩解大中城市人口膨脹的壓力。

（2）小城鎮發展道路的兩種選擇

一種觀點認為應該重點發展縣級鎮，即通常所說的“城關鎮”。原因有四：一是有利于發展主導產業；二是縣級政府有較為完善的管理權限；三是縣級的規模適度；四是縣級政府更

關心城關鎮的建設，有利于促進城關鎮的發展。

另一種觀點則反對以發展城關鎮為主：原因有三：一是城關鎮地價較貴，“門坎”過高；

二是縣城所在地部門設置健全，收費功能很強，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小，難以促進產業的發展和人口的聚集；三是縣級的主要財力用于支持地方國營企業，這將重蹈國企發展的覆轍。

4、主張多元模式

他認為，上述“大小之爭”和“城關鎮與建制鎮之爭”根本沒有必要，要解決的只是現代化、城鎮化的問題，而不是要發展哪一類城鎮。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不是人口的城市化，而是

地名的城市化。城市數量增加了兩倍，城市人口卻只增加了10個百分點，而且主要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長。

中國人多地廣，地域差異性大，商品經濟不發達，工業化水平低，不可能采取單一戰略

模式去解決城市化問題。而應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向多元化目標逐步推進。具體地說，就

是采取“多元化、非均衡、逐漸遞推、綜合發展”的戰略。所謂多元化，就是指目標模式的多

樣化；非均衡指各期主攻方向不一，各有側重；逐級遞推指實現戰略的階段性；綜合發展則

是就效益而言，近期以經濟效益為主，兼顧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中期以社會效益為主；遠

期以生態效益為主。

5、重視鄉村經濟發展,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

我們倆在經過深入的思考和溝通討論的情況下。我們覺得，21 世紀的頭50 年將是我國

城市化快速發展的時期。借鑒美國、巴西城市化和小城鎮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對探索中國城市

化道路具有重要的意義。

所以，我們覺得我國的城市化道路應在加快推進城市化的同時,重視鄉村經濟發展,統籌

城鄉經濟社會發展

從美國和巴西的經驗看,城市化是伴隨著工業化和經濟發展而出現的一種現象。城市的發

展不僅給人們帶來了生活、工作、娛樂等方面的便利,也為一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撐。我國的城市發展在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城市化水平從1979 年的18 %提高到2002 年的38 %左右,初步形成了大、中、小城市有機結合的城鎮體系。但是,與經濟發展階段相比

較,我國城市化水平相對滯后。一般理論認為,城市化應與工業化同步。以上數據表明,我國的城市化遠落后于工業化。因此,加快推進城市化,是我國21 世紀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課題。

但是,在推進城市化的同時,千萬不能忽視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在考察中,我們印象較深的是美國城鄉一體化的景象。美國現有的鄉村不再發展成傳統的城市,在保留鄉村某些特征的同時,在生產、生活方式上鄉村已經和城市沒有什么差別,城鄉進入了協調發展的良性循環。而巴西的情況正好相反,在城市化過程中,片面強調城市的擴張而忽略了農村的發展,導致城鄉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強化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正反兩方面的例子告訴我們,我國應該糾正傳統的偏重城市發展的政策傾向,采取城鄉協調發展的政策措施。國際經驗表明,凡是城市化水平高的國家,其農業也相應地較為發達。農業部門生產率的提高是城市化得以順利推行的基礎。

因此,我國應該通過改善農業的生產條件和農村的生活環境,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和社會福利水平,消除城鄉經濟機會不平等現象,實現城鄉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6、新的城市化發展思路——“縣下設市”模式。

針對現行設市模式存在的問題,充分吸取整縣改市和切塊設市兩種模式的優點,借鑒西方國家城市行政體制的成功經驗,我們認為,縣下設市是較為理想的新模式。具體設想是,保留150～200個規模較大的市,其余的市恢復為縣,將縣域內達到一定規模的小城鎮改為縣轄市,由縣領導,但賦予其城市管理權,同時引進西方雙層政府結構體制的成功經驗,由市負責城市事務,由縣負責區域性事務,并協調縣域內的城鄉關系。作為配套措施,將市、縣分成不同系列的行政區劃體系,綜合考慮人口、面積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采用國際上通用的綜合國力排序法,對市縣實行分等、分類管理,把競爭機制引入行政管理體制,逐步制定和完善市縣行政機關編制法和市縣人民政府組織法,使市縣機構的設置和人員配備制度化、法律化。按照上述設想確立的縣下設市模式,既可以克服傳統切塊設市的弊端,又解決了整縣改市出現的矛盾;既保留了非縣城切塊設市和整縣改市的優點,又克服了它們的不足,是更高層次上的城鄉分立體制:首先,我國的縣制始于春秋,歷經數千年大體輪廓不變,近年來已有近400個縣改為市,采用縣下設市模式既可以避免縣改市造成的縣數量的銳減,又解決了切塊設市增加市縣總數和行政機構的問題,有利于從總體上保持行政區劃相對穩定。其次,既便于市政府根據城市的特點,集中精力管理好城市,又可以通過縣政府協調處理涉及整個縣域的事務。第三,既解決了整縣改市城鄉界線不清的問題,便于城鄉分類統計,又克服了傳統切塊設市市縣并存、城鄉分割的弊端。第四,打破了整縣改市對市數量的限制,有利于根據城市化的進程,增設城市政區。

7、對城市化道路選擇的共識

最終我們一致認為：世界普遍規律與國情有機結合 ,形成中國城市化模式 :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它是完整意義上的主動式、內生型現代化的必經階段以及第三步發展戰略的科學選擇;同時也是“三農”非農化轉移的根本出路、城鄉融合的有效載體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核心工程。歷經家庭承包制、鄉鎮企業、小城鎮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等四個階段的農村城鎮化是中國特色城鎮化的初級階段。城鎮化總體目標應與小康社會建設相適應 ,必須澄清“問題論”、“限制論”和“均衡論”等認識誤區;并根據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 ,對東中西三大地區因地制宜 ,揚長避短。改革城鎮化體系和制定科學政策 ,包括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勞動力市場培育、用地制度的完善、投融資新體制的建立和區劃的重新調整等。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城市化道路才是中國城市發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