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化過程中的縣城建設與發展研究

城市化過程中的縣城建設與發展研究

作者：黃新文 來源：網絡 添加日期：10年03月26日

一、研究背景

在我國經濟發展步入工業化中期的形勢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正在逐步破解，城鄉之間統籌發展格局已初現端倪；經濟持續發展的巨大推動力，使得我國出現了經濟增長與城市化雙加速的發展態勢。有關區域城鎮體系發展資料表明,城市化加速發展過程中，聯系城市和廣大農村的特殊城鎮——縣城，在其縣域經濟中的“極核”作用較為明顯，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非常值得引起我們的關注。

（一）、縣城的特點與優勢。在我國的絕大部分縣域當中，縣城不但是最具活力和吸引力的城鎮，而且也是該區域所有建制鎮中最有特點的城鎮。主要優勢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它構成了集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于一體的空間地理系統。二是它的城市基礎設施水平較高，綜合服務功能較強。三是城鎮規模擴展較快，城鎮人口數量較大。四是工業化程度較高，信息流、物質流、商貿業較為發達。五是發展軟環境明顯優于其它建制鎮。

（二）、縣域經濟與城鎮化的關系。陜西省2009年初的一組統計數字顯示：全省近90%的土地在縣域，64%的人口在縣域。2007年，全省83個縣實現生產總值27000億元，占全省經濟總量近50%（發達省份接近80%左右）。農業產業初具規模，工業主導產業作用日益凸顯，工業增加值占到縣域經濟的56%，而地方工業、農產品加工業等則主要集中在縣城。在縣域經濟已經成為支撐全省經濟發展重要力量的同時，全省城鎮化率卻只有30%，不少縣城雖然是全縣最大城鎮，人口卻不足5萬（低于全國縣城8萬人口的平均水平），城鎮化明顯滯后于工業化水平。在全國來看，西部地區的城鎮化大抵就是這個情形，甚至還有不少地方低于這個水平；雖然東南沿海地區城鎮化水平較高，但縣域經濟與城鎮化之間依然存在差距，基本上也是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的現狀，縣城的中心城鎮地位仍需鞏固提高。

因此，在研究縣域經濟特點與現狀的基礎上，加快縣城規劃、建設和管理，將有助于正確處理縣域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關系，解決城鎮建設中的重點發展問題，促進縣域城鎮體系的協調發展；對于科學制訂區域城鎮發展戰略，強化縣城的中心城鎮地位，推動縣域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將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縣城對縣域人口擁有巨大吸引力的眾多原因

（一）居民對于定居縣城具有強烈的歸屬感。居民在本縣縣城定居比在大中城市更容易找到同鄉人，可以鄉音不改，鄉俗不變，拉家長里短，話桑麻之事，有心理上的依附和安全感；此外，由于幾千年來中國以縣制為基礎的行政管理區劃的相對穩定性和習慣，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實行的嚴格的戶籍制度，在人們的心中更容易把縣城當中自己心目中的城市，到了縣城依然認為自己仍然是“當地人”和“本鄉人”。

（二）居民對于定居縣城有很好的認同感。縣城作為全縣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有著縣域內其他建制鎮無法替代的優越地位。它作為縣級黨政機關與政府職能部門的所在地，擁有較多的企事業單位和教育質量最好的中、小學，以及技工學校甚至中等專業學校，這些條件和資源都是其它建制鎮所無法比擬的。根據對于陜西五個縣132位市民和農民的街頭隨機調查：62%以上的人愿意首選進入縣城生活，而不是到一般建制鎮或大、中城市生活；9%的人希望到大城市，只有5%愿意到中等城市定居生活而且最好是和本縣有直接行政管轄關系的中等城市；24%的人仍然選擇生活在原居住地。

（三）居民對于縣城的基礎設施較高的滿意度。雖然縣城按劃分標準仍屬于建制鎮，但它的基礎設施在縣域內一般情況下是水平最高、配套最為齊全、綜合服務功能最強。無論是供水、供電、供氣、供暖、公交、道路橋涵、廣場公園等設施，還是醫院、學校、購物、娛樂等服務都優于其它建制鎮和農村。這使得進入縣城的居民無疑感到比較滿意，因為在這里生活的便捷性和舒適性是以前無法比擬的，生活的質量明顯高于原居住地。

（四）居民定居縣城是對生活成本的選擇。一個人要在某一地方生存，首先要考慮生活成本問題。其它建制鎮、農村原居住地生活成本可能低于縣城的生活成本這是客觀事實，但對于一些收入較高的居民來講，這些地方已不能滿足他們長期居住的需求。然而，在生活成本方面把大中城市與縣城比較的話，縣城的縣城優勢是顯而易見的。一是住房、租房價格都比較低，物業管理費也會低很多。二是水、電、氣價格較低，交通花費也較少。三是果蔬、農副產品等價格較低。四是能夠接受較好的醫療與教育，但成本不是很高。

（五）縣城居民較容易實現就業和增加收入。人們定居縣城之后，能比在原居住地獲得更多的就業信息和商業信息，更有條件接受職業培訓，提高就業能力，捕捉更多的商業機會，開展創業活動。同時，就地理空間分析，縣境內的任何一個

地方都不會離縣城過遠，非常有利縣城居民回家從事季節性的生產勞動，農忙時回村勞動，農閑時到城里享受城市生活；還可以根據土地流轉政策把土地交給別人經營，自己興辦企業進行農產品深加工，或從事農產品的貿易，在生產、流通領域獲得收益。

三、縣城作為區域經濟發展驅動器的動力效應

（一）縣城較完善的城市基礎設施和城市綜合服務功能，為企業生產、經營和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質條件，為形成區域性的經濟中心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由于其原材料、勞動力、土地價格相對低廉，促使不少企業特別是農產品加工等具有地方成本比較優勢的產業在縣城投資落戶。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地區的二次產業轉移，更是為縣城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并在這些地方形成了一定的工業規模，縣城工業產值在縣域經濟中的比重進一步攀升，工業規模效應和要素聚合效應日益顯現。縣城對于全縣經濟的帶動作用和輻射作用正在增強。

（二）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提高，縣城第三產業規模也正在逐步擴大。工業項目不斷地進入縣城，使之從事工業生產的人數激增，縣城人口規模進一步擴大，導致人們對于餐飲、購物、娛樂、教育、住房、城市基礎設施等第三產業的需求急劇增長。顯然，這種變化將為當地創造不少的就業崗位和就業機會，為第三產業的投資者提供較多的商業機會。同樣，第三產業的不斷發展壯大，還將使農村人口就近進城就業，大量農副產品就近進城銷售，進一步加快了城鄉二元結構的逐步淡化過程，必然對農業產業化的發展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縣城作為縣域物流商貿中心的地位日益突出。在我國城鎮體系中，縣城處于大、中城市和廣大農村之間，是承接農村和城市的紐帶和橋梁，是城市之尾，農村之首，在城鄉統籌發展中的作用異常重要。從商貿流通角度看，縣城一方面是農副產品的消費地，可以就地消化農副產品；另一方面縣城也是農副產品的重要集散地，通過縣城這樣的承接平臺把農副產品批量銷售到大中城市乃至全國各地。同時，縣城也是工業品消費中心和批發中心：一是縣城本身能夠消費和采購不少工業品，包括生活消費性工業品與生產設備等生產性工業品；二是向廣大農村零售和批發大量的工業產品，并通過較強的物流系統進行及時配送，實現物質流的合理流動。

四、加快縣城建設的措施建議

基于對縣域中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客觀事實的分析，加快縣域城鎮建設，集中力量推動區域中心城鎮建設——縣城建設，必將成為包括政府在內的社會各界的共識和責任。

（一）、以縣城建設為重點，以促進縣域產業化、工業化為目標，制定縣域城鎮化發展戰略。

1、樹立明確的縣域城鎮化發展指導思想。確立縣城在縣域中的核心城鎮地位和優先發展地位。縣城要為發揮比較優勢，發展特色產業搭建堅實發展平臺；為立足資源優勢，培育工業主導產業創造生產要素高效聚合的空間地理系統；為第三產業發展提供城市基礎設施配套支持；為居民的生活提供優質的宜居生存環境。要把縣城為中心、建制鎮為節點、集鎮為基礎的三級城鎮網絡，構建成為縣域城鎮體系的發展框架，為縣域經濟的新跨越提供“起飛跑道”。

2、要科學地確定縣城的性質和規模。首先，要根據縣域的資源稟賦、地理環境、交通條件、產業基礎、民風民俗以及縣城區位等因素，對于縣城性質進行科學定位。其次，堅持以縣域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為指導，合理確定縣城發展規模。要充分考慮產業化、工業化快速發展對于城市化產生的影響，使城市擴張規模（包括人口和建成區）、基礎設施的增量、城市綜合服務功能效率等，適應經濟持續發展的需要。

3、正確處理長遠與近期的關系。縣城發展戰略既要著手于當前發展，又要著眼于未來的需求，體現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在縣城長遠與近期的發展問題上，縣城建設要首先立足解決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矛盾，為縣城居民的生產生活建設最基本的基礎設施和環境，并給將來發展留足必要的發展余地。樹立重點建設和循序漸進相結合的建設理念，不要總想著一夜之間建成現代化的城市；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既要“量力而行”又要“盡力而為”，把有限的建設資金用在最急需、最重要的基礎設施項目上。在街區建設中要遵循城市發展規律，不搞“大躍進式”的全面建設；要根據發展的實力，實施“分區規劃、分區實施”戰略，穩步推進縣城建設與發展。

（二）、以提高縣域綜合競爭力為重點，突破縣城發展中的政策瓶頸。

1、找準制約縣城發展的關鍵因素。調查結果顯示，縣城建設發展中的主要矛盾是顯而易見的：一是基礎設施資金來源有限、投入不足，設施數量和質量都不

能滿足經濟建設的需要。二是農村進城人員的戶籍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特別是農民子女的就學就業沒有得到與市民戶口相應的待遇。三是縣城的農業產業化的平臺作用不強、工業集中度低且規模較小，作為中心城鎮規模太小、集約生產要素的效率不很高等方面。只有發現這些問題，才能有針對性地突破縣城發展的瓶頸。

2、圍繞縣域經濟發展，推進縣城建設發展。2009年初，陜西省委、省政府陸續出臺《關于推進縣域經濟發展加強縣級領導班子建設的若干意見》、《關于加快縣域工業化發展綱要》、《關于加快縣域城鎮化發展的綱要》、《關于財稅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意見》和《關于金融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意見》，構成了系列指導、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配套政策。這些政策全面涵蓋了產業、工業、城鎮、公路與流通等縣域經濟發展的諸多領域，不但充分體現出省級政府對于縣級政府的行政擴權和新增財政惠及縣級的價值取向，同時也集中體現了社會經濟發展對于縣域產業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客觀要求。

從全國范圍看，上述支持縣域發展的政策也是具有很好借鑒意義的。它的實施將極大地解放縣域經濟的生產力，使縣域經濟長期受制于縣級政府經濟管理權限不足、資金保證不足等問題得以逐步化解，對于實現縣域經濟的跨越式發展，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和人口向城市轉移將具有重要的意義。縣級政府應以推動縣域經濟持續發展為目標，結合自身實際，制定一系列有關戶籍制度改革、改善投資發展環境、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優先發展中心城鎮等的操作性很強的政策，理順縣城規劃建設管理體制，為縣城建設發展提供制度上與體制的支持。

（三）突出縣域優勢和特色，發展縣城建設

科學規劃，建設生態特色的宜居縣城。要結合縣城的地理環境、地形條件、產業結構分布狀況，突出地方建筑特色，以建設宜居城市為目標，合理布局縣城的功能分區。要始終不渝地堅持以人為本、環境保護、節約資源、節約土地的現代人文理念，在尊重歷史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的基礎上，充分運用現代規劃手段和技術，實現城市不同功能分區之間的有機融合；在凸顯地域建筑風格，彰顯地域文化特色的前提下，創造地域特色明顯、民族特點突出的縣城特有的城市形態。

總之，在現階段，縣城建設的持續發展必將成為破解“三農問題”的重要推動力。在一定程度上講，縣城建設發展的快慢與否，直接影響著我國農業產業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把縣城建設與發展問題解決好，縣域經濟社會綜合競爭力

增強的目標就可以逐步實現，這將有助于我國的城鄉統籌發展，推動整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社會穩定，有利于城市在全國地理空間上的合理均衡分布。

歷史告訴我們：縣域經濟不但是支撐區域經濟、國家經濟的基礎，而且也是支撐大中城市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礎。沒有 縣域經濟的支撐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現代工業文明，試想如果沒有大量來源于縣域的人力、資源、原料、能源和初級產品，規模化的大工業能實現嗎?現代經濟發展不正是用不爭的事實反復向人們揭示這樣極普通的道理嗎？如果站在全國區域的視角去審視縣城的話，縣城作為支撐在城市與廣大農村之間網絡支點，它“鑄造”的越寬厚、越堅固越能撬動農村的發展，越能實現先進科學技術、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由城市向農村的輻射和傳導，進而推進整個經濟社會的進步。

縣城發展既然如此重要，就應該列入國家戰略和各級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重視，千方百計地加快發展。要通過制定加快縣城發展的系列配套政策，為縣城發展提供規劃、建設、管理的政策支持，努力把縣城建設成為區域內工商業發達、基礎設施功能齊全、環境優美宜居、地域民族特色鮮明、綜合競爭力較強的中心城鎮。

第二篇：統籌發展城市化與新農村建設

統籌發展城市化與新農村建設

李鶴

（東北財經大學研究生院 116023）

摘要：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中國的城市化已經初見規模。但在“十一五”時期，我國的城市化進程過度的關注城市利益的擴大，忽視了農村利益的保護而造成了城鄉矛盾日益加劇。形成了包括了失地農民返貧，農民工、農二代、留守兒童，價值觀的迷失等一系列問題。本文分析了城市化與新農村建設可以統籌發展的原因及二者良性互動的方式，提出了在城市化建設中進行新農村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方面建設的模式。

關鍵字：城市化新農村建設統籌發展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放開了對原有人口流動的控制，大量農民涌入城市，這成為中國特色城市化進程的開端。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中國的城市化已經初見規模。人口城市化水平從1978年17.92%上升到2010年的45.7%，年平均提高1%以上。但是在“十一五”時期，我國的城市化遇到了“瓶頸”——城鄉矛盾日益加劇。在“十二五”制定之際，總結城市化進程中的不足，探索一條城市化與新農村并行建設的新路子，來緩解城鄉日益加劇的矛盾、統籌城鄉協調發展，以期實現城市化與新農村建設的統籌發展與良性互動。

一、城市化進程對農民的影響綜述

只有經過城市化的洗禮之后，人類才能邁向更為輝煌的時代。然而，僅僅看到城市化所帶來的豐碩成果而贊嘆不已、沾沾自喜是遠遠不夠的。縱觀城市化進程，我們不難發現，城市化的建設對農民這一群體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威脅，甚至一些地區的城市化成果是以犧牲了一部分農民的利益而獲得的。解決城市化建設中農民利益的保護及增加農村的經濟實力，成為城市化進程繼續向前推進的關鍵。

（一）失地農民返貧

為了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城市擴展的目的，地方政府把向農民征得的農民宅基地等土地復墾后換取同等面積的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在征地的過程中沒有對農民采用合理的安置方式，現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也沒有充分尊重農民對土地的財產所有權及使用權，農民在城市化的大潮中還沒有享受到城市化和現代化帶來的便利，又有一次的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資源。在當前整個社會就業壓力增大，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健全的情況下，土地被征占意味著農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

（二）農民工、農二代與留守兒童問題

據統計，全國農民工總數超過2億，其中進城務工的農民工達1.2億，他們為農村增加了收入，為城市創造了財富。但是由于城鄉二元結構及相關法律的不健全，使農民工不能得到應有的尊重和生活保障。農民工會產生自我懷疑和自卑，用不理智的方式對待自己和周圍的人，成為城市社會治安不穩定的因素。出生于80后的“農二代”，他們擁有更多的文化

知識，懷有更遠大的理想，對城市的渴望也明顯高于第一代農民工，但是戶籍制度、城市社保等相關制度的制約使他們“留不下，回不去”。而那些依然留守在農村的兒童正處于成長發育的關鍵時期，他們無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認識及價值觀念上的引導和幫助，成長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關注和呵護，極易產生認識、價值上的偏離和個性、心理發展的異常，一些人甚至會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

（三）價值觀的迷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還沒有完整的建構。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的沖擊，人民群眾的價值觀出現了混亂。“信仰逐漸隕滅，理性越來越清晰”，對金錢、地位的追逐遠遠超過了對“真、善、美”的追求。這種迷失在進程務工的農民工、農二代群體中表現的更加突出。沒有精神層面的追求，物質上再豐富也不能給人帶來滿足，對于整個社會而言這是非常危險的。從自我的迷失、迷惘到對自己失望甚至對整個社會不滿，這個過程是非常危險的，對創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非常不利，同時也對社會的穩定構成了威脅。

二、城市化與新農村建設的統籌發展與良性互動

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它不僅包括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城市生活習慣、思想方式向農村的擴散，而且還包括城市基礎設施的建立和完善、村莊習俗向城市習慣的過渡、社會價值體系的建構等等。城市化的復雜性決定了我們不能人為的推進城市化進程必須尊重其客觀發展的規律。那些用行政手段推進的城市化模式，盡管使城市變大了，城鎮人口變多了，城市化率提高了，但是這種被曲解了的城市化造成了社會產業發展水平仍然較低，公共配套設施嚴重缺位。單純的“空間城市化”、人為的推進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而是一種浪費的城市化。

（一）城市化與新農村建設統籌發展的原因

城市化是一個發展過程，不是意識形態改變就能一蹴而就的。以我國現在的城市化水平（每年大概1%左右）而言，完成城市化的目標至少還要進行50幾年。那么如果在這個階段我們沒有優化農村的建設，而是把社會建設完全的集中在城市的建設的話，那么城鄉之間的差距會越來越大。另外，我國農村人口不論是占全國人口的比例還是農村人口總數都是最多的。我們在實行城市化的進程中不僅不能忽視這一群體的利益，而且要想方設法的增加農民的收入，改善農民的生活質量，使城市化的成果能夠惠及到農村。這樣城市化才能夠獲得一個穩固的大后方，才能夠得到持續、穩定的發展。基于這樣的思想，可以考慮一種新的思路來進行城市化的進程：城市化與新農村建設的統籌發展。在努力提高城市化的速度、優化城市化的質量的同時，讓城市化促進新農村建設，令新農村建設成為城市化建設的堅強后盾和穩定的大后方，大力實施新型城市化新農村建設“包容性發展”的新戰略。總之，我們推行的城市化戰略是能夠帶動農村發展的城市化，建設的新農村是城市化進程中的新農村。

（二）實現城市化與新農村建設的良性互動

1．以城市化建設引領新農村的發展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在進行著城市化的建設。以北京、上海和廣州為代表的三大都市圈以及各初見端倪，其經濟的高速發展對周邊新農村建設的帶動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城市中的技術、產業可以適度的向農村轉移，城市中的民主觀念可以向農村滲透，這既對農村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同時對農村的基層民主建設也有一定的啟迪作用。同時，可以充分利用大城市在公共設施建設方面的成熟經驗，利用規模優勢，提升新農村中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從而改變農村的面貌，建設“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提升農民的生活質量。對于農民來說，如果能在自己熟悉的農村也能有所作為，也能擁有更高水平的生活，有完善的醫療和社會保障，那么即使暫時不能夠進入城市變成市民，也能在新農村的建設中安居、樂業，也更能實現社會價值和自我價值。

2．以新農村建設促進城市化的推進

新農村建設相當于城市化建設的大后方，可以這么說：如果沒有穩定的農村，那么城市化無從談起。試想一下，大量由于失地而返貧的農民涌入城市，在城市中聚集成若干的“城市貧民區”；大量的農民工、“農二代”在城市化進程中迷失方向、留守兒童沒有父母的教育而產生心理畸形，那么城市化如何繼續進行下去？而且這些都明顯違反了城市化的初衷，城市化成了“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對另外一部分人有益”的過程。所以，只有城市化的進程中，對新農村的建設更加重視才是最佳之選。要對農村加強包括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建設，逐步培養有新思想、新文化、新理想的新型農民。新農村的建設也為 “逆城市化”做好準備，農村也有城市的現代設施和文明，可以為一部分城市人口向郊外轉移提供條件。

三、重視城市化的過渡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

（一）繼續推進新農村的經濟建設

要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經濟落后的面貌，首先要加大國家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發展的投入，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只有加大經濟投入才能刺激廣大農村的經濟、整合農村的資源，才能從根本上提高農村的經濟實力。

農技部門要定期派專門人員下基層，向農民傳授有關科學種田、科學養殖方面的知識。有關部門要大力配合，最大限度的為農民產銷打開門路，比如對符合要求種植的綠色蔬菜、生態養殖的家禽等按合理的價格進行及時的收購。這樣不僅增加了農村生產的經濟收入，還提高了農民的素質、形成了城鄉之間產銷一體的科學模式。要充分利用農村的自然資源優勢進行果蔬業、旅游業開發，比如進行農村生態游，農村采摘游等，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另外，在新農村的建設中要注意差別化的建設，不能按照同一個模板復制，而是應該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建設不同風格、不同優勢的新農村。

（二）深入發展新農村的政治建設

新農村建設中，當地政府要真正認識到自己的職責，加快步伐進行政府職能轉變。基層組織應進行村務公開，建立和完善基層民主建設，把權力進行下放，讓農民的事由農民自己決定。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尊重農民的生活習慣，不能好心辦壞事。農民的生活方式是千百年來流傳下來的，要求農民一下適應城市的生活方式是不現實的，所以在新農村的建設中要把握好尺度、循序漸進，新型的農村建設不能成為城市化建設、城鎮化建設的照搬照抄。

基層組織的相關部門要對城市化中涉及到的法律、法規進行重新的學習和整理，不但要真正提高領導部門的知法懂法的能力，也要的提高農民的法律意識，使農民能夠真正運用法律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在農村中形成一個良好的民主氛圍，形成“村干部是農民利益的維護者，村民是新農村的建設者和受益者”的新農村。

（三）逐步完善新農村的文化、社會建設

價值觀是心中的信念、是精神的匯聚，是我們做事的指導方向，是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的。在新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采取簡單易懂、農民能夠接受的方式進行講解，爭取在新農村中形成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統一共識。誠然在城市化的建設中，農民工、農二代、留守兒童這些群體都是城市化建設的奉獻者，他們的利益確實在某種程度上遭到了損失。雖然國家在短期之內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現實，但是我們至少應該在心理和精神層面一定要對這些群體進行安撫，讓他們明白他們城市是接受他們的，他們是城市化的功臣。只有在城鄉形成統一的價值觀體系，才能對城市化、新農村建設乃至工業化、現代化建設有統一的認識，也才能擁有健康的心理從而成為最穩定的支持力量而不是“搖擺派”。

新農村的建設要堅持科學的、可持續的發展，不能走城市建設中犧牲資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們建立的新農村是能夠直接過渡到城市的新農村，所以不論從社會的發展模式還是經濟建設的方式都要吸取城市化建設中的精華。要加大公共財政對農村公共事業投入，進一步發展農村的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加強農村醫療衛生體系建設，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以期實現農村“幼有所教、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的美好愿望。

總之，在城市化的建設過程中兼顧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是可行的，既能保證城市化的速度和質量又能提升農村的經濟實力，同時是解決現階段城鄉矛盾的最佳途徑。

參考文獻:

[1]溫家寶：《不失時機推進農村綜合改革委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體制保障》[J]，求是，2006（18）。

[2]蔡永飛：《“十二五”如何統籌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N],學習時報，2010（5）。

[3]曹利群：《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從奮斗目標到行動綱領》[J]，探索，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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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炳坤：《扎實穩步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國農村經濟，2005（11）

第三篇：新農村建設與城市化的關系研究

新農村建設與城市化的關系研究

【內容提要】城市的發展影響和帶動著周邊村鎮的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新農村建設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和諧農村。以村莊整治為切入點，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為起點，逐步將新農村建設全面推開，是我市新農村建設與發展的實際要求。新農村建設對于實現社會經濟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關 鍵 詞】社會主義新農村

城市化

小城鎮建設

繼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作出關于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決定之后，2008年10月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系統回顧總結了我國農村改革發展的光輝歷程和寶貴經驗，發布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國開始了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工程。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推進城市化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新農村建設與城市化究竟是什么關系？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城市化還是建設新農村？研究者對這些問題見仁見智,分歧較大。這些爭議關涉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目標與路徑的選擇、城市化道路的走向乃至中國現代化戰略抉擇。找出分歧的關鍵所在,對于達成共識,推動新農村建設與城市化的健康開展都是必須和必要的。

一、城市化與新農村建設的概念

（一）城市化和小城鎮建設

城市化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現象，其根本含義是指大量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和城市或城鎮轉移，生產和生活方式由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表現為鄉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以及城市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又稱城鎮化、都市化。20世紀70年代末，“城市化”的概念被引入我國。由于我國是一個農業人口數量眾多的國家，非農村社區中不僅包括大中小“城市”,還包括“鎮”(含建制鎮和非建制鎮)，因此，“城鎮化”更符合我國現階段的國情，在城市化的政策、戰略中也都一直強調發揮小城鎮的作用。

小城鎮建設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其內涵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但其本質功能是聚集和擴散。小城鎮建設，主要指將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第二三產業不斷向城鎮聚集，引起小城鎮數量增加、規模擴大以實現城鎮化的歷史過程。城鎮化不僅是城鎮人口數量和用地規模擴大的過程，同時，也包含了經濟社會的結構、功能的轉變。實現城鄉一體化和城鄉文明的相互滲透，是我國小城鎮建設發展的目標。

（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新農村即指社會主義新農村，“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概念，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提出過。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提出“小康社會”概念，其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是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之一。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指出，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歷程，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指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2006年2月，中央以“一號文件”的形式發布了《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文件強調，推進新農村建設要注重實效，不搞形式主義；要加強村莊規劃和人居環境治理；村莊治理要突出鄉村特色，保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本著節約原則，充分立足現有基礎進行房屋和設施改造，防止大拆大建，防止加重農民負擔，扎實穩步地推進村莊治理。

二、正確認識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的關系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目的是要按照科學發展的要求，把農村與城市、農業和工業、農民和市民作為有機統一的整體來統籌協調，發揮好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和農村對城市的促進作用，縮小城鄉差別，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共同邁向小康目標。我們必須正確認識新農村建設與推進城鎮化的互動關系，為新農村建設找準著力點。

（一）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相互關聯

實踐表明，城鎮化建設是建設小康社會，實現農村現代必由之路，與新農村建設是農村現代化過程中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本質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中國城鎮化大戰略的一個重要補充或者重要組成部分。一是目標趨同。城鎮化最終目標是要促進城鄉之間的要素的合理流動，實現城鎮化與工業化的同步及經濟發展的協調，最終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的融合，以真正實現城鄉一體化。建設新農村是改變農村社會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勞動力結構及城鄉小城鎮發展模式，以實現中國特色的農村現代化。二是利益相關。城鎮化的對象是農民，將城市擴散到農村，滿足農村城市生活條件或要素。從城鎮化的發展歷程來看，隨著城鎮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城鎮化水平會相應得到提高，又帶動農村現代化水平的提升。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全面的現代化，沒有城市的城鎮化、工業化向農村的輻射，就不可能有農村的現代化和村鎮的田園化。三是作用互動。農村最突出的矛盾就是人多地少，解決“三農”問題，從根本上講確實需要推進城鎮化。城鎮化水平的提升，最直接的效應是比較快地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最后實現城鎮—鄉—村一體化。相反，農村的發展，農村產業的擴大，農民富裕程度的提高，為城鎮化奠定物質基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能把新農村建設與推進城鎮化對立起來，而是要充分利用城鎮化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促進新農村建設目標的實現。

（二）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相互促進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的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農村城鎮化程度也越來越高，農村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進步，城市的延伸、城鎮化的浪潮又推動了農村全面協調發展，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必然相互發生作用，共同促進。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促進城鄉經濟發展。以縣域城鎮或有條件的鄉鎮為基礎，形成經濟、文化、人口、服務中心，輻射農村，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吸引農村剩勞動力轉移，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的增收。同時，新農村建設為推動城鎮化提供物質基礎，由農村產業化帶動工業化，由工業化帶動集鎮化，從而加快農村城鎮化進程。二是沖擊農村社會結構。城鎮化進程中，一部分農民變成城市人，引起農村經濟、社會、人口等結構的變化。新農村建設，發展新鄉鎮、新集鎮、新村莊，將改變農民生產生活方式，帶來農村社會結構的改變。三是釋放剩余資源。農民為尋求更好的生活條件到城里去，帶來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鎮轉移，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得以釋放。人力資源的釋放，滿足了城市對勞動力需求，而城鎮化的擴張，也向新農村建設釋放資金、技術、人才、信息資源。四是提升人口素質。通過勞務輸出，實現農村勞動力轉移，讓農民工進城，接受城市生活洗禮，向農民提供在城市掌握生產、經營、生活、學習技能的機會，促進了農民工素質的提升，新農村建設，著力培育新型農民，又滿足城鎮化對高素質農民工的需求。五是思想觀念更新。通過城鎮化實踐，城市的生活方式使農民見了世面，開闊了眼界，農民生活態度、價值觀念及時尚追求發生了很大變化，農村人與城市人的意識、觀念的落差逐步縮小。新農村建設，將新型農民輸送到城市和鄉鎮企業，又影響城市的建設和發展，促進城市的整體進步。

（三）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相互制約

一方面，城鎮化進程步伐加快，有利于城市向農村輻射。另一方面，大量的年青農民涌入城市，他們在外面打工、跑運輸、做生意，固定農民實際上變成了業余農民，留下婦女、老人在家里做農田，這部分中老年農民文化水平低、勞動能力弱、自我發展意識差，另一方面形成新農村建設“生產發展難、觀念更新難、技術推廣難、群眾組織難”的問題。長遠來看，這一問題難以根本消除，比如，農民工子女隨著農民的認識水平提高，國家對教育的投入增大，基本上大都能受到良好教育，一部分還會考上大學，走出社會、走出農村；不能考上大學的，其受教育的程度，遠遠超過老農民工一代，不會減小外流趨勢；已經營在外的農民工，有的一心向往和愿望是跳出農門，有的也想在農村創造一個舒適的生活環境，但他們把房子建好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不會固定在家居住，農村的產業可持續發展仍將受到制約。而如果城鎮化發展滯后，農村大量人口仍留在農村，找不到出路，又會增加新農村建設成本，同時，城鎮化的優勢不能轉化為表農村建設的動力，則會延緩新農村進程。

三、認清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進程的認識誤區

城鎮化進程與新農村建設的關系，決定在農村現代化必須合理、協調推進農村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不能把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對立起來，在新農村建設中減緩城鎮化進程，或者以城鎮化簡單代替新農村建設。著重應走出以下三個認識誤區：

（一）“對立論”認識誤區

有人說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是一對矛盾體，農村城鎮化，農民在農村的越來越少了，建設新農村的主體出現了缺失，新農村建設要發展新產業、建設新村莊、落實新保障、培養新農民、健全新組織，幾乎無人來抓、無人來干、無人來享。特別是一些貧困地區，如南雄市珠璣鎮上嵩村（省定貧困村），只有3個自然村，133戶529人，在家幾乎多半為老弱病殘、婦女兒童，以致新農村的建設難以啟動實施。但是，從全國來看，不論我們城鎮化發展速度有多快，城市提供的就業機會還是很少，社會保障等也難以跟上，大量的農村人口仍然進不了城市，即使我們的城鎮化程度達到60%，仍然有五六億的人口留在農村。從農村的實際情況看，農民能夠在城鎮安家，定居下來仍是少數，大多數仍會離土不離鄉，有的只是暫時性離開農村，城鎮化不能解決農村的長期發展問題，必須通過新農村建設改變農村面貌。同時，新農村建設需要大量有頭腦、有技術、會經營、善管理的人才，城鎮化可以把農民變成農民工，把農民工變成“能人”，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不是矛盾體，而是相輔相成的。

（二）“重疊論”認識誤區

走農村城鎮化道路和建設新農村，目的是要全面推進農村的現代化。有人片面理解，建設新農村內容涵蓋了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建設、社會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方方面面。農村現代化，必然要推進農村工業化、城鎮化、民主化，認為新農村的建設與城鎮化建設在思路、目標、效果上是“重疊”的，擔心新農村建設削弱鄉鎮集鎮的發展，最終可能形成“鎮不象鎮”、“村不象村”，浪費國家資源，使新農村失去特色。實際上，城鎮化一般來說是指我國的大中小城市和農村新型鎮鄉的城市化發展方向，建設新農村，建立新型村莊，是城鎮化建設的重要補充，兩者不能互為替代。我認為，新農村建設主要是在村這一塊探索集鎮化建設道路，有利于解決農民既不離土、又不離鄉部分農民跟上現代化問題，也是解決鎮城化中鄉鎮難以解決的缺乏產業化支撐、農民進城可能惡化城市環境、增大城市壓力等問題。

（三）“回避論”認識誤區

由于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是農村現代建設中的兩大歷史性任務，新農村建設更是千頭萬緒，在基層的一些干部思想中，對城鎮化對新農村建設的地位作用認識不足，有的產生了“回避”的念頭。表現在新農村建設的規劃中，對鎮鄉規劃與新村規劃聯動考慮不足，對城鎮化帶給農村的新問題參考不夠，就新農村規劃新農村，結果新農村建設規劃失之可操作性或可持續發展性。問題是城鎮化的趨勢不可避免，對建設新農村，必須考慮城鄉統籌，聯動發展，以城帶鄉，以工哺農，以農促工。如果忽視和離開城鎮化談新農村建設，新農村建設將難以真正實現農村現代化，如果離開新農村建設來談城鎮化，城鎮化最終失農村根基。

四、正確處理新農村與城鎮化的結合關系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已步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的歷史新階段，城鄉二元化的經濟社會結構已經打破，城鄉發展必須統籌，實行一體化推進。因此，處理好建設新農村和推進城鎮化的關系，統籌城鄉，緊密結合，是實現兩大歷史戰略的必由之路。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是我國新世紀頭20年的重大發展戰略，它們相互關聯，不可分割，互動互促，相伴而行，誰也離不開誰。城鎮化發展需要從農村大量吸納二、三產業從業人員，新農村建設需要把更多的農民轉移到二、三產業中去。加快新農村建設，為城鎮化推進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之源，城鎮化的加速發展反過來又為新農村建設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撐。

近幾年來，各地推進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的實踐告訴我們，推進新農村建設必須突顯城鎮化的重要地位，加快城鎮化步伐必須實現新農村建設的總體要求，使之相互促進，統籌協調，有機結合。要正確處理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的結合關系，必須把握以下幾點：

1、加快產業拓展是二者緊密結合的重要基礎。產業是新農村和城鎮化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拓展產業是調整農村結構，建設新農村的基本要求，也是城鎮化的基本條件。南雄市珠璣鎮2011年鎮區沒有一家100萬以上企業，為進一步加快城鎮化發展，珠璣鎮引進彤置富水泥建材有限公司，羅曼鋼琴廠等大型企業投資設廠，將極大地帶動該鎮的經濟發展和建筑、運輸、餐飲、金融、商貿等產業的發展。

2、加強統籌規劃是二者緊密結合的重要前提。新農村建設和推進城鎮化涉及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的方方面面。二者要緊密結合，統籌規劃，合理布局，科學發展，突出產業特色，使城鄉統籌規劃成為促進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緊密結合的重要抓手。

3、提高農民素質是二者緊密結合的必要條件。農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也是城鎮化的主力，高素質的農民對于推進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尤為重要。農民素質的高低，決定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的進程。農民素質的提高，除了強化培訓外，務必實現兩個轉變，即由農村向城鎮轉變，由農民向居民轉變，調整思維方式，改變生活習慣，增強謀生致富手段，從而達到在轉變中改變，在改變中提高。

五、建設新農村與城鎮化進程互動結合的著力點

（一）要在創新鎮鄉村發展思路上下功夫

城鄉發展是一個永恒的課題，也是新農村建設中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重點是要理清發展思路，找準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結合的新路子。圍繞一個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立足特色資源和現有基礎，明晰農業產業化的思路，做好主導產業的發展規劃，著力培植具有特色優勢、難免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同時，要圍繞主導產業，培育各種經濟組織和產業協會，把千家萬戶的分散生產有鏟組織起來，根據市場需求去發展，并積極培育壯大龍頭企業，將產業做大做強，為城鎮化提供產業支撐。通過發揮政府主導、部門主幫、農民主體作用，鼓勵資金、技術、項目、人才、信息向農村流動，把城鎮化能量集聚到農村來，努力集聚社會各種資源，筑巢引鳳，增強農村特有的吸引力，以建設新農村。

（二）要在探索鎮鄉村管理模式上下功夫

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必須按照統籌城鄉區域發展的思路，改變過去行政治村、層級治村模式，來推進城鄉之間空間結構的有效整合，促進城鎮系統與鄉村系統的一體化發展。要大力探索能人治村、民主治村等新途徑、新方法，促進新農村建設有效推進。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民主管理是《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賦予村民的神圣權利，只有讓村民真正享有這些權利，才能使其當家作主的地位得到維護和保障，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起廣泛參與村級事務的積極性。要針對新農村建設中，城鎮化帶來的一系列影響，要堅持落實好農民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監督權，實行重大決策村民代表表決制、財務活動聯合會簽制、重要事項定期公開制、黨員進組務會制，變過去“統治型”、“家長式”管理為民主管理，把建設新農村的“話語權”交給群眾，由群眾對新農村建設作出決策和評判，從而推進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同步發展。

（三）要在推進鎮鄉村重點建設上下功夫

當前，在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建設中，需要在以下“三個加強”上下功夫。一是要加強城鄉基礎設施建設。要把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新農村建設的突破口，重點要抓好城鎮與農村銜接的交通、用電、飲水、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為新農村建設營造良好的硬環境。二是要加強城鄉集鎮建設。要站在建設新農村的高度，重新審視和規劃城鎮建設規劃。要按照新農村建設的總體要求，因地制宜，分類實施，搞好新農村的新村鎮規劃，逐步建立與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農民生活愿望、農村人口結構等相協調的新的村莊體系。三是要加強城鄉市場建設。要在發展新產業的基礎上，做大搞活城鄉市場，把新農村建設發展起來的新產業推向市場。要加大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建立生產銷售信息平臺，開把農村產業發展與市場真正聯系起來。要采取有效措施，建立農村產業化抵御市場風險的機制，增強抗風險能力，防止產業發展大起大落，損害農民利益。

六、結束語

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是我國現代化總體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兩者相輔相成，互為條件。新農村建設戰略任務的實施為我國城鎮化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城鎮化作為新農村建設的重要途徑和載體，對新農村建設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城鎮化與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存在內在的互動關系，我國城鎮化的進程和農村發展的實踐也已證明了這一點。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在“十二五”規劃的制定和實施中，要注意把城鎮化的推進與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聯系起來統籌考慮，把具有區位優勢、良好工業基礎和要素聚集條件的村鎮納入城鎮化建設的規劃，讓其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發揮示范、帶動和輻射作用，以更好地實現兩者的良性互動。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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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7-3 《城鎮化與經濟發展研究》

第四篇：城市化進程中城鄉結合部社區基層黨建工作研究

城市化進程中城鄉結合部社區基層黨建

工 作 研 究

根據關于認真做好社區“三有一化”建設重點研究工作的通知精神，鎮積極組織人員對城鄉結合部社區基層黨建工作進行了研究，現將情況匯總如下：

一、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的特點

城鄉結合部社區“是位于城市中心建成區和外圍純農業腹地之間的過渡帶。”

一是由于地處城市和鄉村交界處，城鄉結合部在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人口構成和體制機制等方面呈現出與城市和農村社區不同的復雜態勢。

二是工作空間的區域性。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屬于區域性黨建工作，都以一定的管轄地為基礎范圍，“條塊結合，以塊為主”，對黨組織和黨員實行屬地管理，有著相對穩定的活動空間、工作條件和區域環境。

三是工作內容的社會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城鄉結合部的單位制也在逐步解構，人們在由“單位人”向“社會人”轉變，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工作在原有內容的基礎上，社會工作面在不斷擴展，實際上是在開展大量的社會工作，如包括在城市化過程中從政府和企事業單位剝離出來的一部分社會工作，還包括由于社會發展所連帶和新增生出來的諸多社會協調、社

會服務工作等。

四是工作對象的多元性。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工作的對象呈現出多層次、多元化的趨勢，這表現在：從對象類別來看，既有各類組織，又有個體黨員；既有在職黨員，又有離退休黨員和流動黨員；既有行政隸屬關系單位，又有沒有行政隸屬關系單位等。從人口構成來看，相對復雜得多，有原屬地居民，有來自于城市核心區人口離心遷移后安置到轄區的居民，還有從外邊緣帶聚集過來的暫住農業人口等。此外，由于轄區內人員身份、地位和職業的不同，人們的經濟狀況、精神狀態存在著一定的差異，都使得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工作對象由過去相對同質性向異質性轉變。

五是工作宗旨的服務性。作為基層黨建工作，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同樣要服務于本地區建設、服務于黨員和服務于群眾。首先，落實科學發展觀，領導和帶領本地區黨員和群眾致力于本地區建設和發展。此外，要服務于黨員，調動黨員參與城鄉結合部建設的主動性，增強黨組織的凝聚力。最后，黨組織和黨員都要服務于群眾，為群眾提供全方位的高質量的服務，這是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工作的基本價值取向，也是鞏固黨的群眾基礎、擴大黨的社會影響力的必然要求。

六是工作體系的開放性。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工作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其內容和框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在實踐中

不斷地補充和完善。時代的發展和實踐的深入對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工作不斷地提出新的要求，如以人為本、服務群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都是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新的歷史起點上賦予基層黨建工作的新要求、新內涵。此外，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工作在理論研究、工作原則、工作方法上都要隨著黨建工作實踐的發展而不斷更新，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工作富有開放性。第二，城鄉結合部作為由農村向城鎮衍變而出現的新生區域，二、當前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工作的目標和任務

基于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工作的特點，實事求是地考量和確定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工作的目標和任務，是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工作又一個極為重要的關鍵性問題。

一是從執政黨的領導地位和社會責任來看，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工作的首要目標是實現城鄉結合部的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促使城鄉結合部發展成為現代城市社區。首先要全面推動城鄉結合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把城鄉結合部建設成新型的城市社區。使城鄉結合部黨組織要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城鄉結合部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發展基層民主，推進城鄉結合部民主政治建設進程；引導社區文化建設，提升城鄉結合部精神文明建設水平；發展社會事業，改善城鄉結合部居民生活，使人民群眾不斷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利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二是發揮城鄉結合部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并保持和發展自身的先進性。使城鄉結合部基層黨組織要成為城鄉結合部建設和發展的堅強領導核心，成為基層社會有序運作的主導力量和黨執政的組織基礎，不斷增強黨組織的凝聚力，擴大黨的社會影響力。通過自身較為完善的組織體系和積極有效的活動，使黨成為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基層民主完善、社區文化提升和管理體制創新的主導力量，推進基層社會的成熟化和組織化，為鞏固黨在城鄉結合部的執政地位提供更加廣泛的社會基礎。這就要求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工作要在原有的基礎上發展到更高的階段，在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工作機制等方面與城市社區黨建相對接，完成向城市社區黨建的順利過渡。

三、創新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工作的基本思路

從城鄉結合部的實際和面臨的問題出發，探索和創新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工作的新思路，是城鄉結合部基層黨建工作的著力點。

一是創新黨組織設置方式，不斷擴大組織覆蓋。使黨的組織體系能夠覆蓋到域內的每個層面、每個組織，輻射到每一個黨員，形成一個層級完備、符合實際需要的黨組織系統，并保持其高效運作。為城鄉結合部黨組織完成工作目標和任務提供堅強的組織保障。

二是發揮黨組織功能，不斷擴大工作覆蓋。黨組織在與

其他組織、個人進行信息和能量轉換過程中發揮著一定的功能。隨著外系統環境和條件的變化，使黨組織要不斷拓展和提升自身的功能，擴大工作覆蓋，擴大黨的社會影響力。

三是創新黨建工作制度，不斷完善黨建運行機制。定期召開黨建工作聯席會議，落實黨建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建立社區建設各主體參與的協商對話制度、合作共事制度等，形成各領域黨組織聯動的長效機制。

第五篇：江蘇城市化發展的特征與模式研究

江蘇城市化發展的特征與模式研究

劉俊

發布時間:2009-06-09

摘 要：江蘇是全國城市化發展水平最高、增速最快的地區之一。總結改革開放以來江蘇城市化發展的特征和模式，將對進一步深化改革產生重大影響。本文首先從分析江蘇城市化發展的歷程入手，對江蘇城市化的階段進行了探討；隨后分析了江蘇城市化發展的基本特征。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提煉出江蘇城市化發展的五類基本模式，并指出以大都市帶為核心的區域城市化發展模式是江蘇未來城市化發展的主要模式。

關鍵詞：城市化歷程，特征，發展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的城市化穩步推進，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全省每年有200萬左右的鄉村人口進入城鎮，城市化的規模和速度均達到了空前的地步。目前，江蘇省城鎮人口比重已達50%以上，城市化發展進入一個關鍵時期，正在向比較成熟的城市社會推進。加強對人口城市化發展歷程、特征、影響因素及趨勢性分析，對于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轉變人民的生產生活方式、提高人民生活質量、擴大內需、實現地區現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改革開放以來江蘇城市化發展的歷程

江蘇的城市化歷程可以簡單概括為“80年代造鎮，90年代造城”。自1978年以來，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時期，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城市化也隨之進入了一個正常的、快速的發展階段。江蘇城市化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小城鎮為主導的城市化分散穩定推進階段(1978年至1989年)。這期間，全省形成了“小城鎮、大發展”的城市化發展格局。建制鎮由1979年的115個增加到1989年的392個，城鎮人口由874萬人增加到1366萬人，增長了56.1%，年均增長4.55%，城鎮人口比重上升6.1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0.61個百分點，城市化的推進呈現穩步發展態勢。

第二階段：以小城鎮和開發區為主導的城市化加速增長階段(1990年至1997年)。這期間，一方面全省省轄市(地級

市)由11個增加到13個，縣級市由14個增加到31個，建制鎮由522個增加到1018個；城鎮人口增長46.2%，年均增長

5.58%，城鎮人口比重由21.56%提高到29.85%，上升8.29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1.18個百分點。另一方面，江蘇主動呼應浦東開發開放，興起了一股開發區建設熱潮，一批有生命力的開發區脫穎而出，不僅成為城市經濟的新增長點，也成為城市拓展的新城區。

第三階段：以大中城市為主導的城市化集約發展階段(1998～2007年)。這一階段，城市化進程主要源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動，城市現代化建設和新農村建設是主要動力。江蘇城鎮人口由2262.47萬人增加到4056.23萬人，年均增加199.31萬人，增長79.28%，年均增長8.8%，城鎮人口比重由1998年的31.5%上升到2007年的53.2%，上升近22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2.41個百分點，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

二、江蘇城市化進程呈現的基本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江蘇自覺順應經濟發展的規律，既敢于創新突破，又勇于否定自我，不斷探索完善符合自身實際、富有個性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總體來看，江蘇30年的城市化發展歷程具有以下三個基本特征。

(一)城市化體系呈現合理發展的態勢

首先，江蘇注重發揮城市整體功效，市、鎮布局和結構更趨合理。從上個世紀80年代重視小城鎮建設，已經轉到更加注重發揮城市的聚集、輻射功效，強調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市、鎮布局和結構更趨合理。從近期的態勢看，由于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江蘇城市化從以鄉鎮企業為主要動力轉向外向型經濟等多元推動的動力機制，逐漸走上一條“聚集型”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在城市化中的作用日漸顯現。1990～2000年，在城鎮人口增加1倍的前提下，市人口增長0.8倍，鎮人口增長1.8倍，鎮人口增長明顯快于市人口，小城鎮的促進作用大于城市。而在2000～2005年，在城鎮人口增長24.1%的前提下，市人口增長21.7%，鎮人口增長28.1%，市人口增長速度明顯加快且促進作用大大增強。2005年，市、鎮個數分別為40個、1077個，市、鎮人口結構比為60：40。

其次，大中城市發展速度加快，各種城市結構日趨完善。經過30年的努力，江蘇初步形成了與現代化進程相匹配、與產業布局相呼應的，以南京、蘇錫常、徐州等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為中心、中小城市為紐帶、小城鎮為基礎、城鄉協調發展的城鎮體系結構。當然，我們也應看到，江蘇城市規模結構仍存在著不合理性，若與城市規模結構比較合理的日本相比較，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個數比重和結構比重明顯偏高，中小城市發展不足，還需進一步增加。

第三，江蘇城市化突出了“三圈五軸”，合理調整了行政區劃。根據規劃要求，江蘇城鎮發展戰略重點在于南京、蘇錫常和徐州3個都市圈的建設，構筑“三圈五軸”的城鎮空間結構框架。以大都市為核心都市圈的建設，打破了行政區劃的限制，擴展了城市集聚發展空間，城鎮規模構成不斷優化，人口集聚速度逐步提高。

(二)城市化進程有明顯的轉折跡象

改革開放30年來，江蘇城市化歷程中有過三次重要的轉折。

第一次轉折出現在1979年，城鎮人口增長規模首次超過鄉村人口，城鄉人口增長出現了互換的格局。以此為起點，江蘇城市化進入了一個穩定增長階段。始于上世紀70年代，江蘇城鄉推行了旨在控制人口增長的計劃生育政策，農村人口增長的規模出現明顯減少，但是增長的量仍然高于城鎮。1979年，作為重要分界點的年份，城鎮人口增加了74萬人，鄉村人口反而減少了15萬人，城市化發展出現了第一個重要轉折。此后，全省大多數年份的城鎮人口增長規模均高于鄉村人口的增長，有些年份鄉村人口甚至出現負增長，在總人口的增長中城鎮人口增長所占比重大大提高。

第二次轉折出現在1997年，城鎮人口增長絕對規模首次超過總人口，鄉村人口由增長轉為下降。以此為轉折點，江蘇城市化由加速增長階段轉為高速增長階段。1997年，在總人口增加38萬的情況下，城鎮人口增加196萬，鄉村人口則相應地減少157萬，城鎮人口增長絕對規模首次超過總人口增長絕對規模，鄉村人口絕對規模由增長轉為下降，城市化出現了第二個重要轉折。此后的年份，鄉村人口絕對量持續下降，如1998～2000年，在總人口分別增加35萬、30萬、114萬的情況下。城鎮人口分別增加125萬、262、516萬，鄉村人口則相應地分別減少91萬、231萬、402萬。這意味著，鄉村人口進人城鎮的規模大于鄉村人口自然增長的規模，工業化進程中非農產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大大提高，城市化開始步入良性循環并真正進入高速增長階段。

第三次轉折出現在2005年，城鎮人口比重超過50%。達到50.5%。這表明，隨著鄉村富余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到城鎮，城鎮人口的絕對量超過鄉村人口，整個地區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鎮。這是城市化出現的第三個重要轉折，是江蘇初步進入城市社會的重要標志和起點。今后，盡管城市化仍處于高速增長階段，但是，城市化水平的增長速度要取決于地區經濟發展的推進速度。

三、江蘇城市化發展的基本模式

(一)農村工業化——特色小城鎮發展模式

江蘇在全國小城鎮起步可能是最早的。改革開放后，伴隨著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江蘇蘇南地區的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得到了快速發展。這種模式的主動力因子是鄉村工業化，發展主體是廣大的小城鎮。30年的實踐證明，以農村工業化帶動特色小城鎮發展，促進大量農民就地城市化，是江蘇蘇南鄉村城市化的有效途徑，也是對城市化模式的豐富和創新。

近年來，這種模式又有了新發展，內向集聚取代外向擴張成為小城鎮發展的方向。蘇南地區的小城鎮開始以產業的適當集中為手段，以特色化、專業化為目標，努力實現局部規模經濟。核心是中小企業群落和專業市場，由于有的地區以企業群落為主，有些地方則市場先行，所以實現形式又可細分為：(1)市場群落→商業城鎮→城鎮網絡；(2)企業群落→企業城鎮→城鎮網絡；(3)市場群落+企業群落→工貿結合性城鎮→城鎮網絡。由于“依托產業建市場，發展市場興產業”，市場與企業協同互動發展，已被證明是城市化的良性發展道路，因此前兩種實現形式最終往往會進化為更加高級的第三種形式。

(二)外資驅動——開發區載體型城市化發展模式

外資已經成為推動江蘇城市化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形成以開發區為載體的城市化發展模式。開發區先進的產業結構、與國際接軌的管理體制和高水平的基礎設施，對于吸引城市人口和外來高層次人才有著顯著效果；大多處于城鄉交界處的地理位置和所轄地區行政建制的寬泛性，又使得開發區對于促進農村人口城鎮化有著巨大的包容力。

這種城市化的模式的特點是：(1)由于外資的注入也伴隨著國際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經驗和先進觀念的引進，提升了整個地區的發展層次；(2)緩解了鄉鎮企業發展乏力帶來的城市化動力不足問題，后續成為鄉村城市化的主動力；(3)出于招商引資的需要，對基礎設施進行了大盤投資，提升了當地城市化的質量；(4)是當地小城鎮向中小城市發展的跳板，是1990年代江蘇蘇南地區中小城市大量涌現的主要力量。

(三)大城市郊區化——郊區城市化發展模式

2007年江蘇省人均GDP3.39萬元，市區人口密度為743人/平方公里，城市內部空間緊張也給郊區化帶來了動力。因而江蘇必然會超越中國城市化的整體水平而率先跨入郊區化的階段，事實上江蘇眾多城市的郊區化趨勢已經十分明顯。現代郊區化的形成有兩種形態：一種是從城市核心向外自然擴張；另一種是通過整個郊區新城自上而下從城市中心向外有規劃的擴張。這兩種形態在江蘇都出現了，表現為以下兩種不同的郊區化模式。

1、人口和商業郊區化一商住共生型城鎮化發展模式。江蘇省內的大中城市的向心集聚導致中心城區人口密度過高，居住質量和環境惡化。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展和城市交通設施的逐步完善，房地產開發商便加速在地價相對低廉的郊區投資建造大型住宅小區，以滿足日益富裕起來的，擁有私人交通工具的中產階級對改善居住條件的需求(周一星等，2000)。人口向近郊遷移往往是城市郊區化的先導，因此在剛跨入郊區化門檻的江蘇，這種模式發育得比較完全。鑒于商住之間的密切關系，可以把這種模式概括為“人口和商業郊區化一商住共生型城鎮化發展模式”。

2、中心城市職能分散一衛星城鎮城市化發展模式。中心城區地價上漲及工廠和住宅交錯混雜而帶來的日趨惡化的環境問題，迫使大多數傳統制造業向地價更便宜的郊區工業遷建或擴建。接近鐵路、港口、高速公路等交通設施的郊區、更能滿足采用流水作業、需要大面積單層廠房的大型現代化工廠的需要。而大型工業企業在郊區的集中，又帶動了與之相關聯的中小企業的郊遷。國際經驗表明，發展具有一定規模的、功能相對獨立的衛星城鎮，是控制大城市無序擴張較為理想的選擇。

就江蘇的實踐來說，它與上述人口和商業郊區化模式相比表現為如下差異點：(1)是工業郊區化的產物，因而要求離中心城區有一定距離；(2)在產業轉移過程中得到了政府的控制和扶持；(3)對郊縣經濟和城市化的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四)要素流動——異地城市化發展模式

經過30年的發展，由于發展條件、發展機遇和發展思路的差異，內部城市化水平的差異依然存在，地區之間也出現了分化。整體而言，江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遠又高于其它地區，在城鄉二元體制不斷被打破，區域交流日趨頻繁的情況下，異地城市化模式應運而生。

農村人口跨地區流動而集聚在異地城鎮務工、經商，形成了異地城市化模式，它既改善了人口的空間布局，又優化了城鎮要素的配置。目前進城的民工具有城鄉兩棲、流動就業的特點，隨著戶籍制度的逐步放開，其中一部分人已經或將要在城市安家落戶。大多數沒能留下來的一般也不會再回到第一產業，而會利用已有的原始資本積累和技能在家鄉城鎮居家就業、創業。他們將為當地小城鎮發展注入活力，促進當地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因此。盡管這種城市化模式建立在人口流動基礎上，實現方式較為間接，卻已經在事實上成為一種重要的城市化模式。

由于城市居住和生活成本較高，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制度不完善，城市就業風險較大等是制約農村人口進入異地城鎮的主要因素(王雅莉，2002)。另據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目前有1億以上農民以城市農民工、外來工、流動人口的形式存在與城市中，形成城市中的邊緣群體。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是大城市導向型城市化的上要途徑，也是國外實現城市化的基本模式，但是受制于我國長期抑制大城市發展，控制人口流動的政策取向，它在國內的表現形式比較特別，潛力也未完全發揮。

(五)大都市帶——江蘇城市化發展的新模式

21世紀后，江蘇城市化發展將主要以大都市帶的形式出現，因為：(1)以上海為中心，杭州和南京為兩翼的大都市帶已初步顯現。沿滬寧和滬杭方向各級城市密布，沿線工廠和建筑物基本練成一片，形成了類似美國南部洛杉磯城那樣聯系精密但布局分散的城市帶；(2)作為都市經濟圈戰略重要組成部分的郊區城市化進程已經展開，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鄉一體化正逐步推進；(3)長江三角洲地區大都市帶的建立，有利于加快長江三角洲地區現代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也有利于提高江蘇在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中的戰略地位，是大、中、小城市網絡化發展的重要空間整合模式，將把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大、中、小城市有機結合起來，是上述城市化發展模式的完美融合。

《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