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溫鐵軍-城市化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溫鐵軍：城市化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對改革開放30年來農村改革的三個思考

導讀：通過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過一億的，就沒有發現哪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國也用大型貧民窟來實現城市化，那只不過是一種“空間平移、集中貧困”——農村分散的貧困人口變成相對集中的貧民窟人口——結果往往是社會矛盾集中爆發。

思考一：股份合作制——農村產權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差別何在 2002年，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矛盾”被寫入了黨的“十六大”報告，我們得以據此就城鄉改革異同進行分析。

早期的農村改革是多數人受益的改革。而在敘述早期的改革經驗時，人們總要以“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至今沒有說清楚的故事開頭。實際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只有部分地區在1978～1982年執行過4年；是在當時財政危機壓力下“甩包袱”的結果。此后則是在1982～1984年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搞成“大包干（包干到戶）”，結果是對幾千年傳統農業社會以“土地均分制＋定額租”的生產關系來達成社會長期穩態特征的復歸。

本文之所以堅持把中國農村經濟基礎的復雜現象歸納為“三農”問題，是由于多年以來就認為“大包干”所造成的農村經濟基礎，不外乎是傳統的“小農經濟＋村社制”，這種改革所形成的、后來在如此強烈的剝奪下仍然創造了穩定中國達30年之久奇跡的財產和分配關系的實質，則主要是這種歷史上就利于穩定的“均分制加定額租”。①“大包干”在產權制度變遷上的積極意義，在于把過去以人民公社的名義、但實際是國家資本控制農村土地占有收益的這種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原始積累時期最為基礎的財產制度，短期內變成了近兩億農戶依據社區內部的“成員權”平均占有本村的土地和資產。② 其實，這恰恰是做到了每個單位內部都“起點公平”。③ 如同早年的土改一樣，是使當時占中國人口80％的農民都得到好處的一種財產關系重構。

農村改革的問題在于，政府讓農民家庭在承包土地的同時也得到了“制度變遷收益”，實際上把農村的公共開支，連同教育醫療和福利保障一并壓在土地上了。但是在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矛盾的約束下，基層急于“離土離鄉”的財政供養人口就必然要求城里人的待遇，于是造成政府讓渡給“三農”的高成本的農村上層建筑開支不斷增加，成了進入上世紀90年代之后農民負擔不斷加重的一個根源。

1998年為了表達對改革20年的紀念，筆者曾在《工人日報》上發表文章明確指出：農村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這種改革是把土地財產平均分給每個農民，形成農村和諧社會內涵的公平公正是由財產占有關系的一次分配來體現的，因此，這是一個讓大多數農民和國家都得好處的改革。城市改革之所以至今延宕不前，是因為并沒有把財產權益分配給工人，沒有讓大多數工人得好處。這也就是說，城市改革是讓大多數工人群眾失去財產的改革。搞了這種改革之后，城市群體的福利保障功能本來應該由政府的二次分配來體現，但接著卻是連教育和醫療這些公共部門也被推向市場了?？磥?，錯用了農村改革經驗可能是城市改革自從提出以來到現在仍然不斷加大社會代價的一個更真實的原因。

事實上，企業的改制完全可以參照農村一次分配就實現了公平公正的做法。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鄉鎮企業改革就參照了農村“大包干”的經驗。中國第一個股份合作制企業不出現在城市，而是在1984年全面推進“大包干”的城郊——山東省淄博市周村區長行村。這個城郊村當年就有幾百萬元的工業固定資產，村干部帶領全村百姓討論決定：根據勞動農民的年齡、貢獻、職務作股。就像各村的農民按每戶人口平均分地一樣，集體企業的固定資產折股到每一個社員頭上，這就是“股份合作制”。后來，在我們從事農村改革試驗區研究的那10年，很多集體化社區和鄉鎮集體企業都這樣操作，成為當時成功的普遍經驗。1996年，廣東省曾發出文件，在全省農村推進產生于南海市的“以土地為中心的社區股份合作制”改革，也是把土地和企業資產全部折股到戶。2007年我們在山西的調查表明，直到2003年還仍然有這種把幾億資產全部折股到戶的農村改制，形成了內部化的產權和收益分配制度。這些不斷發生的改革成果表明，只要實行這樣多數人得好處的改革，就能達到構建和諧社會的目的。

大量試驗和調查證明，上世紀80年代農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試驗推進的時候，反對者根本不是鄉鎮企業職工，不是技術人員，不是企業骨干，甚至不是企業的實際管理者，而主要是基層政府的干部。為什么呢？如果不改制，主管部門職員和當地領導干部獲得的最大好處就是權力可以直接受益，而且，連相關部門的無權者也可以攀緣利用甚至創造權力獲益的機制。一旦實行多數人有股權時，特別是當我們在改革試驗區只保留很少的集體股，先把70％、后把85％以上的股份直接分配給勞動群眾以后，干部再想安排親信、隨便從企業提取收益不可能了。因為大多數具有股東身份的群眾會自發地盯著這些不正之風。

話說回來，30年前農民主動改革包地到戶的時候，干部們難道就愿意么？當時的段子叫“三五牌干部”（50多歲、50多元工資、50年代參加工作的這些基層干部）大部分反對，為什么呢？還是權力喪失、利益受損的原因。

思考二：私有化——金融資本帶動土地兼并集中的后果是什么

以上分析已經說明，中國農村的土地早在當年“大包干”的時候就已經完成財產關系的重構，建立了基于社區內部“成員權”平等的以戶為單位的土地私有產權；這種財產關系與城市的最大不同就在于這不僅體現了公平，也被同期出現大幅度增產增收的實績證明是有效率的。

有些人近年來反復強調農地私有化，其中多數可能出于不知道過去發生的情況。少數明確提出以個人化的私權來促進金融資本進入形成兼并集中的訴求恰恰值得分析。一旦以土地全面私有化推進土地兼并集中，那就不是貧民窟的問題了，而是暴力沖突。筆者曾經多次考察過墨西哥的農民起義、埃及農民的地權斗爭、印度的游擊區以及其他國家農村發生的對抗性沖突，根本的制度原因都是一個，就是資本主義的產業擴張與推進土地私有化的制度需求相結合。

世界上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只有中國真正完成了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實質是發展中國家民主革命的核心內容。因此，在當代的發展中人口大國中，唯獨中國不存在發生農民起義的制度環境，政府至少還可以通過大幅度增加新農村建設投資來逐步改善農民的生存條件。其他國家凡出現土地革命、農民起義的地方，至今暴力沖突不斷。血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國農村政策的底線就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否則，歷史雖然不會倒退到起點，可犧牲了幾千萬中國人的生命才完成的民主革命卻會螺旋式地接近那個起點。

中國的問題，是一個人口膨脹而資源短缺的農業國家，追求工業化的發展和整個發展過程必然的資源資本化產生巨額增值收益之中的制度安排問題，如果政策失誤，也制造出一兩億無地農民集中進入貧民窟，就要出大亂子。

一般來說，中國農民在自己長期生存的社區內部基本上不犯大錯，為什么？首先是地權在起約束作用。在中國這么突出的人地（人口與資源）矛盾之下，能夠這么短期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積累但農村仍然能夠維持安定，靠的什么？靠的可不是司法，不是警力，而是地權的約束。比如，在當代的改革之中，很多農村基層治理所依據的鄉規民約都明確寫著，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權形成的股份收益，或者村社內部分配的福利隨即喪失。尤其是在有一定工業收益的鄉村，比如珠三角地區農村實行以土地為中心的社區股份合作制，一般都把村社土地和工業資產做成股權分給每家每戶。這種股份合作制就有一條共同約定：村民如果刑事犯罪，股權將被取消。因此廣東的刑事案件雖然高于其他地區，但仍主要是外來人口犯罪占絕對比重。這是因為，流動人口增加所導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一個規律，既不是倫理道德和教育問題，也不是法制建設不足的問題。

大家都相信現代法治社會是一種進步，卻很少注意了解法治社會的制度成本。法治社會必須靠強大的警制支撐，如果中國農村也照搬這種制度，農民有錢負擔高成本的警制嗎？

農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戶占有產權，這是中國特色的農地制度安排。這種制度有效地穩住了本來就嚴重過剩的農民人口，使農村成為“人口池”或“勞動力池”。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期產業資本大規模擴張之前，中國都切實地避免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在無序流動下形成的貧民窟，從而也就避免了少數氣不忿的西方人眼巴巴地期待的“中國崩潰論”——社會性犯罪和政治**的爆發。其實，西方能夠享受自由民主，那是因為在工業化早期就經過殖民化把過剩貧困人口轉移出去了，中國今天還有這種可能嗎？十幾億人只能在這么點資源的地方爭取“和諧共生”。這十幾億人如果是在強調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優越的歐洲，早就打翻天了。

總之，中國最大的一個穩定器就是農民平均占有的土地制度。所以，不能簡單化地給“三農”問題開土地私有化藥方。我國現在這種農地制度的基本作用是什么？從制度經濟學研究發展問題的角度來說，其實是國家穩定。那么，獲取這種制度收益的就是國家，就應該為此支付制度成本。于是，也就有了“新政”——以不斷追加投資為推動力的新農村建設的國家戰略。

思考三：城市化是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中國的現實是，9.4億農民人口中雖然有1億多農民勞動力進城打工，仍然有大約8億農民生活在分散的農村。無論這個國家的大城市怎么變，300萬個鄉土中國的村社之中，大多數還是村社，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傳承下來的小農村社制度作為農村的一般經濟基礎，至今基本沒變。而且，各地農村地方性的差異非常大，我們能不能簡單化地把這種傳統的小農村社制度的經濟基礎直接和連城里人都沒有完全適應的所謂現代法治社會或者現代上層建筑對接？有沒有可能今天就把發達國家的現行制度照搬來，那樣就實現了現代法治？

如果真是這樣做，那么在做之前請先橫向比較世界上哪一個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大國沒有照搬？可哪一個像中國這樣全面完成工業化了？哪一個不是30％以上的貧困率、嚴重的甚至超過50％？而且不管人均收入有多高，大部分仍然是城鄉二元結構，所謂城市化也主要靠大型貧民窟來大量集中貧困人口。這種照搬制度的收益被少數精英獲取而制度成本只能是大多數老百姓承擔！

比如亞洲其他4個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大國，上層建筑方面的自由選舉、多黨制議會民主，經濟基礎方面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早就落實了；學者們作為精英集團的一部分也以“知本家”身份得以分享制度收益；但是，他們整體上作為民族國家參與全球競爭的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卻不如中國。

由此提出的問題是，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到底要什么？我們的農民生存其中的鄉土中國到底要什么？今天學術界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這就是事實上已經取代了“官方四化”的所謂“西式四化”，或者比較中性些，是工業化、城市化、貨幣化、資本化。但即使這些“化”都完成了，也未必能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

誰都明白，“西式四化”從邏輯上說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只有先私有化了才能市場化；有了市場化的自由貿易，“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新生的中產階級就必然要求政治自由化；最后通向全球一體化。否則，也不會有那么多“官民人等”想當然地迷信這些說法。

但是，麻煩出在這個邏輯實現過程中必然形成的制度成本會慣性地“路徑依賴”轉嫁到農村，于是城鄉差別必然拉大，生產力諸要素就必然大幅度流出“三農”；當然也就會有日益嚴峻的“三農”問題。近年來有人甚至以為中國只要照搬美國的制度就萬事大吉了。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常識，“中國無農場，美國無農民”——中國90％的土地由兩億多農戶經營，美國90％的土地由17萬農場主經營。中國的現實是平原面積只占國土面積的1／8，而水、土、光、熱這四種適宜農業的資源比較匹配的平原面積只占國土面積的不到10％。沙漠、山區和高原肯定不是企業家辦工廠的首選地，所以工業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城市也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這樣，農業、工業、城市和人口都主要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中國的區域差別拉大，是“梯級分布”的中國經濟地理條件制約的結果，而并非完全是人為的結果或者制度之禍。

20年前筆者與很多人一樣，也把城市化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認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開戶口，讓農民進城，“三農”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但后來通過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過一億的，就沒有發現哪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國也用大型貧民窟來實現城市化，那只不過是一種“空間平移、集中貧困”——農村分散的貧困人口變成相對集中的貧民窟人口——結果往往是社會矛盾集中爆發。

注釋：

① 溫鐵軍《“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讀書》1999年12期。

② 早在上世紀90年代的很多關于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學術討論中，“成員權”概念就已經形成了共識。對此作出原始創新的學者有劉守英、龔啟盛等。

③ 溫鐵軍《我們到底要什么》，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

第二篇：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國計民生

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國計民生

主講人簡介：溫鐵軍，中國研究“三農”問題的權威專家，中國體改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改革》、《改革內參》雜志社社長兼總編，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被評為中央電視臺2003十大經濟人物之一。長期從事三農問題研究，一直堅持用“腳”做學問，被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譽為“中國農民的代言人”。研究

成果受到中央高層領導和國外學者的高度關注。

“如果關注自己腳下的熱土，應該知道這塊土地上正在發生什么事情?！?0年代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但問題卻越來越嚴重。為什么現代不只是強調農業問題，而是三農問題？為什么八十年代沒有三農問題？為什么90年代簡化為農業問題時出現那么多的矛盾？

解構現代化

在農村基層，越是現代化，越是現代法制，農民負擔就越重。為什么80年代農村發展得還不錯，90年代卻不行了呢？因為80年代沒有那么多的法律，90年代規定太多，沒法執行了。中國小農經濟是傳統的經濟基礎，而搬來一個現代的上層建筑，到底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還是反過來？一般而言，違背規律要受懲罰，而懲罰往往不是由照搬的人負責，變成由基層群眾承受。大家習慣說基層鄉村干部是土豪劣紳，但打他們能解決問題嗎？根本問題在哪里？小農經濟是養不起現代化的上層建筑的。

“農民那兒是有真理的”

中國農村經濟是“糧豬型小農”，種一點糧食，養幾口豬。為什么這樣呢？因為需要分散風險。農業的生產周期與市場價格波動周期不同步。一般來說，市場上如果糧價高了，肉價就下降；肉價高了，糧價可能下降。所以農民種糧養豬，糧價高賣糧，肉價高賣肉。與熊德明（溫家寶幫忙討回工資的重慶農婦）聊天時，溫鐵軍問到她為什么不去找法院、勞動局等有關機構，她說“要不得”；回答“那怎么辦？”時，她樸實地講“多養兩口豬”。因為中國小農經濟機制與西方不同，照搬西方理論作為中國依據時，就會出現問題。中國農業的傳統是稻作農業，中國今天的文明是由典型的集體性文化基因延續出來的，這與西方典型的個體化文化基因不同。農民那兒，其實是有真理的。

“天地良心，貧民窟里不是你”

制約三農問題的兩個基本矛盾是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矛盾和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中國有十幾億人口，人口過剩，勞動力也過剩。發達國家勞動力人口總和也就4億多，我國勞動力就有7億多。在學習國外經驗時，“下眼皮發腫——光往上看”是不行的，只注意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不重視發展中國家是不適當的。很多學者說，城市化進程不可避免，出現貧民窟就應放任它。每當這時，溫鐵軍都會在心里說上一句：“天地良心，貧民窟里不是你！”中國這個國家從根本上就與西方不同，而現代理論基本來源于另一個文明系列，中國還不能立足于我們自己的發展歷程形成有解釋力的理論，還缺乏很多基礎性的工作。現代西方可能很先進，但也不應妄自菲薄。而且文明未必一定沖突，是可以交融的。比如“股份合作制”，有人說它“非驢非馬”，但騾子更有勁！

新鄉村建設

“我這個80年代開始搞改革的人，到新世紀說改不起了，我改良了?！睂σ粋€有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來說，城市化解決不了“三農”問題，現實的辦法是進行新鄉村建設，幫助農民了解合作和互助的具體辦法，把農村過剩的勞動力組織起來，用于改變家庭和村社的面貌。三農問題是難于照搬國外理論、概念來解決的。“我們這一代犯了太多錯誤，太多浪漫主義，80年代犯了太多經濟浪漫主義錯誤，法學家不要再犯法學浪漫主義錯誤了！后半生我就做兩件事，一件事是搞新鄉村建設，另一件是多去亞非拉，搞比較研究?！睖罔F軍這個另類的知識分子，已經做好了長期處于非主流的準備。

第三篇：溫鐵軍：解決三農問題的現實辦法是新鄉村建設

溫鐵軍：解決三農問題的現實辦法是新鄉村建設

據中新網報道中國“三農”問題權威專家溫鐵軍本月11日在一場高校演講中表示，對中國這樣一個有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來

說，城市化解決不了“三農”問題。

這場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舉行的演講，主題為“三農問題與國計民生”，由北京的國際先驅導報主辦。溫鐵軍指出，解決“三

農

”問題，現實的辦法是進行新鄉村建設，幫助農民了解合作和互助的具體辦法，把農村過剩的勞動力組織起來，用于改變家庭

和村社的面貌。

他指出，制約三農問題的兩個基本矛盾，是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矛盾和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中國有十幾

億人口，人口過剩，勞動力也過剩。發達國家勞動力人口總和也就4億多，中國勞動力就有7億多。因此，在學習國外經驗時，“下眼皮發腫——光往上看”是不行的，只注意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是不適當的。三農問題是難于照搬國外理論、概念來解決的。

溫鐵軍指出，中國農村經濟是“糧豬型小農”，種一點糧食，養幾口豬。因為農民需要分散風險。農業的生產周期與市場價格

波動周期不同步。一般來說，市場上如果糧價高了，肉價就下降；肉價高了，糧價可能下降。所以農民種糧養豬，糧價高賣糧，肉價高賣肉。

溫鐵軍說，因為中國小農經濟機制與西方不同，照搬西方理論作為中國依據時，就會出現問題。中國農業的傳統是稻作農業，中國今天的文明是由典型的集體性文化基因延續出來的，這與西方典型的個體化文化基因不同。

對于一些學者認為“城市化進程不可避免，出現貧民窟就應放任它”的觀點，溫鐵軍說：“天地良心，貧民窟里不是你！”

中國從根本上就與西方不同。他以中國的“股份合作制”為例，有人說它“非驢非馬”，但“騾子更有勁。”

“后半生我就做兩件事，一件事是搞新鄉村建設，另一件是多去亞非拉，搞比較研究?！睖罔F軍如是說。

附：溫鐵軍：中國研究“三農”問題的權威專家，中國體改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改革》、《改革內參》雜志社社長兼總編，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被評為中央電視臺2003十大經濟人物之一。長期從事三農問題研究，一直堅持用“腳”做學問，被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譽為“中國農民的代言人”。

第四篇：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

一小，就是企業規模小。我國現在農副產品經營的組織已達七、八萬個，但普遍規模小、積累少、水平不高，所謂的龍頭企業往往還是沒有擺脫“小、散、低、弱”的狀態，還是僅僅停留在小企業粗加工、經營規模小、經濟實力弱、輻射面狹窄、帶動能力不強的狀態，缺乏抵御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的能力，他們的科技含量普遍較低，科技投入少，在農副產品精加工、包裝、營銷、品牌管理等方面缺乏有力的支撐，直接影響了農副產品的加工轉化率。自我發展能力的薄弱，使得企業只能在小范圍內勉強維持經營，發展后勁更是無法提起。

二多，即是產品數量多、重復多。我國初加工的農副產品很多，做精深加工的產品很少，產品重復尤其是還不適應經濟轉型、買方市場形成后出現的需求變化和競爭環境。

具體是：產品結構與市場需求結構還不相適應，如大宗傳統產品多，名特新產品少；低檔產品多，高檔產品少；普通品種多，專用品種少。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好的不多，多的不好。農產品貯藏、加工比重低，貯藏能力嚴重不足、技術落后，使得絕大部分農副產品收獲后在短時間內集中上市，造成價格下跌，效益下降。農副產品都是賣原料，在加工的產品中，大多都是初加工，深加工的少，形成名牌拳頭產品的更少，加工成產品的技術含量低，缺乏有競爭力的名牌產品，品牌效應尚未形成。

三低，是企業集約度低、利潤率低、管理效率低。信息不靈，辦企業意識不強，小富即安，闖勁不足是極其普遍現象，發展培育產業意識低，組織程度低，大多數只顧眼前利益，大局意識較差，缺乏長遠性、規劃性意識更比比皆是。

藍哥智洋機構發現，企業與農民利益聯結機制不健全，產與銷存在脫節，多數企業與農民還是一種松散的買賣關系，承擔著原材料和產品雙重市場波動的風險，缺乏一種保證機制。企業不景氣時，企業往往壓價收購農民原材料，甚至拖欠農民貨款，導致雙方互不信任。服務于企業和農戶的各種生產組織不健全，缺乏加工專用農副產品生產基地，農副產品加工企業與農戶聯系不夠緊密。產業鏈發展不充分，產業配套程度低。產品結構單一，開發程度低，對農戶的加工業發展研究不深，管理的辦法不多，路子不寬，開發程度較低，農副產品行業大量資源閑置，加上各地區產品的重復，普遍缺乏有技術、實力的開發，競爭日益的加劇，使得許多的產品面臨低利潤甚至是虧損的局面。

著名品牌營銷專家于斐先生指出，中國的地域廣闊，各地區的農副產品都有自己的特點，但缺少的是賣點，農副產品的營銷要根據消費者的習慣、心理、潛力、心態等諸多方面入手，著眼于細分市場的消費個性精準定位，走出原來小商小販的原始狀態，經過營銷專家的研究、策劃，建立可持續發展的農副產品營銷模式與銷售通路，建立可以穩定發展的高效農業營銷體系，這樣農副產品才有出路。

農副產品完全可以借鑒工業產品的營銷，通過事件營銷、新聞營銷、公關營銷等等來打開市場，從而使

企業的銷售壓力得到緩解，我們身邊每天都有許多事件發生，可以拿來策劃，達到低成本傳播的目的。同時，根據農副產品的結構、特點，和區域內的其他農副產品企業聯合起來，自建終端、配送渠道，開設專營連鎖店，做好消費家庭的數據庫銷售目標，建立龐大穩定的銷售體系，完善系統的規劃和終端零售，以高效便捷的銷售服務，成就現代消費觀念在農副產品銷售上的突破，借助自己的專賣店網絡銷售特色的農副產品。

著名品牌營銷專家于斐先生多次應邀出席有關高峰論壇時反復強調，現代農副產品營銷要放開思路，結合成熟的消費觀念，將農副產品的營銷分生產、加工包裝、運輸倉儲、銷售渠道等，使產品的賣點明確化、具體化，并與消費者生活的感受聯系起來，讓消費者對號入座，才能真正對消費者產生觸動，從而達成購買。

“中國的農產品板塊將是最有吸引力的投資領域”，國際投資大師羅杰斯曾在三年前判斷。據有關媒體報道，高盛、德意志銀行、中糧集團紛紛介入生豬養殖，紅杉資本也投資福建利農。具有抗通脹、抗景氣度特點的農業，已成為經濟低迷環境中的投資避風港之一。

然而，時下許多農產品生存和經營企業，還都處在粗放式運作階段，被動等待著政府扶持和政策傾斜，全然沒有主動出擊的強烈欲望，至于生產、流通、終端、渠道等事關市場拓展的基本手段更是嚴重滯后于產能的發展，對今后和未來的形勢也缺乏準確的判斷和清晰的規劃，長此以往，不僅耽誤了自己，更是葬送了企業的未來。

2008年的福布斯首富劉永好在這方面是從事農產品經營的典范，他有今日的輝煌，除了自身資本和資源的豐富積累外，更與他看準形勢抓住機會，善于營銷有很多關系。

幾乎所有公開場合，劉永好逢人必談農業。他認為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對農業是最大的利好。怎樣體現農業是重中之重的規劃，也逐漸清晰。有著多元化投資結構的新希望，自2006年開始，就動手調整結構，突出農業。2008年，劉更是將金融、房地產、化工板塊的資源集中向哦年工業傾斜，不惜重金打造豬和禽兩條產業鏈，“金融危機時投資豬肉比投資黃金可靠多了?！彼f。

由此看來，農產品是個典型的朝陽產業，但這么個有前景的市場能否變成真金白銀看得見的“錢”景，眾多的企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這方面尤其在營銷、管理等方面不擅長，不妨找實戰專家咨詢請教，以規避風險，縮短成功的路徑。

農村的出路是城市化進程

◆一方面，一些農民進城務工不愿意種田；另一方面，想種田的又無田可種。諸多留守在農村的群體，守候的是帶不走的土地，以及那看不見的希望和不得不守的“保障”。所謂的“農民荒”，其實是農民“慌”。

《中國統計摘要2010》的統計數字顯示，全國的村民委員會數目2005年至2009年逐年減少，分別為62.9萬、62.4萬、61.3萬、60.4萬、60萬。平均計算，全國每年減少7000多個村民委員會。這說明，在中國這個曾以農業文明興盛的廣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個行政村正在消失。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研究”課題組就新農村建設現狀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調查，共涉及17個省(市、區)、20個地級市、57個縣(市)、166個鄉鎮、2749個村莊。結果顯示，74%的農村已無可以進城打工的“剩余勞動力”，僅有25%的農村還有40歲以下的勞動力。5年過去了，情況更為嚴重(10月28日光明日報)。

近年，“民工荒”的問題引起普遍關注，所謂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問題的討論也此起彼伏。然而，就在人們對“民工荒”問題寄予注意的同時，卻將藏匿于“民工荒”背后的另一種勞工荒現象——“農民荒”給有意無意地忽視和屏蔽掉了。一個農業大國出現了“農民荒”，這是一個重大的國情變化。

“農民荒”的出現，首先是一個經濟現象。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今天，農業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的主導產業，農業也不可能成為承載人口的主要產業載體。反映在現實之中，就是農業的比較效益低、農村富余勞動力過剩。農民從農業中分離進入其他的產業，比如工業、服務業等等，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農民“洗腳上田”進城務工是不可逆的社會進程，與之相對應的農村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無人種田、農村文化失落等社會現象，都是這一進程中，生產關系調整滯后于生產力發展產生的必然陣痛。

一直以來，農民并不是作為職業身份出現的，而是固化在土地之上特定群體的“符號”，土地不止只是生產資料，更是戶籍福利的象征，在走向城市的過程中，城市戶籍的樊籬成為越不過的“坎”。農民一只腳已經跨進城市，卻不能平等地享有城市所賦予的公共資源，使得另一只腳又不得不停留在農村。一方面，一些農民進城務工不愿意種田；另一方面，想種田的又無田可種。諸多留守在農村的群體，守候的是帶不走的土地，以及那看不見的希望和不得不守的“保障”。所謂的“農民荒”，其實是農民“慌”。

農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進程的寬容懷抱，農業的出路在于生產資料解脫土地與群體束縛的有序流轉。這就要求，一方面要在制度上破除城鄉戶籍之間的樊籬，讓更多的進城務工農民享有與城市人口同等的公共資源與社會保障，讓

更多的農民融入城市；另一方面要強化農民的社會保障，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真正還原土地的“資源”屬性，讓現代規模農業成為可能。此外，還應從政策的層面強化對農業的反哺，加快完善農業相關政策，降低農業生產成本。

中國農業出路何在:城市化與工業化需求驅動

關于中國農業的現狀，一言以蔽之，較少的土地承載了過多的農業人口。換句話說，在現有土地存量和技術條件的約束下，農業勞動力呈過剩狀態。農業人口過多，可以理解為單位農業勞動力產出過少。這其實是套套邏輯，因為如果單位勞動力邊際收益處于遞增狀態，或其下降速度緩慢，可以抵消農村生活費用之上升，能保證農業從業者有比較體面之生活，也就談不上農業人口過多的問題?，F實則不然。

解決過剩農業勞動力，一種意見認為，出路在于城市化。城市化為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推動農地的相對集中和規模經營，不斷提高農業生產率和農民人均收入水平。

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隨著國民收入的不斷提高，特別是中下層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食物消費結構將從傳統以糧為主轉化為糧、肉、菜兼重。由此，農業生產結構也會相應地發生轉變，即從長時期的以糧為主的單一型農業結構轉化到種植業、牧漁業并重的農業結構。

要而言之，上述兩種意見都在關注同一個問題，即如何解決農村勞動力過剩。一個強調城市化工業化發展模式轉移農村剩余勞力最終解決勞動力過剩問題，一個強調以小型農場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發展模式即就地解決或依靠農業自身發展解決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

農民生產的產品，多數是為了交易，即以滿足別人的需求為主。我們認為，這一需求的主要力量不會來自農業自身，只能來自二三產業，而二三產業的興起只能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出現。城市化或工業化的標志是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向二三產業的轉移。這是世界工業化歷史的通例，中國沒有其特殊性，如果真有這種特殊性，也只是工業化城市化的要求更為迫切?？傮w而言，我們正處于工業化的初期，在此階段，正是需要農村勞動力作為二三產業的生力軍，加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而不是一廂情愿地將農民約束在有限的土地上。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前，就經過了一個較長的農村人口下降的過程，而且這一過程一直在持續。1500年，英國農業勞動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為74%，1600年降至69%，1700年為55%，1750年為45%，1800年為35%，如今只占不足3%。與此同時，人口卻在大幅度增加。較少的農業生產者能夠供養不斷增加的非農業人口，一個因素是勞動生產率在提升，另一個因素是引起農業勞動力提升的需求因素及工業生產率也在提升。

埃斯特·博塞拉普的研究表明，即使沒有工業革命，人口增長所帶來的需求增加往往推動人們的勞動更加密集和在單位面積土地上能得到更高產出的技術創新，比如增加復種和采用一些新式耕作技術等，從而導致所謂“需求驅動”的技術進步。博塞拉普的研究給人以重要的啟示，即“需求驅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除了勞動工具因素外，勞動投入的增加（主要表現為勞動效率的大幅提高）至關重要。中國自秦朝統一以來的兩千多年，大部分農村地區的生產工具改進并不十分突出。而1978年改革開放后農產品供應量和農民收入的增加，都基本上得益于農業勞動投入的增加。這種在單位土地上勞動投入增加的拉動力就在于對農產品的需求的增加，不僅僅是農戶自身的需求，更顯然是貿易的需求，這種貿易主要表現為工業品與農業品的交換。

工業革命之前，英國農民投入農業生產的勞動時間僅占其全部時間的50%至60%，如果有利可圖，農民會放棄更多的閑暇。事實也正是這樣，工業生產率的增加更直接推動了農產品需求的增加，從而鼓勵更多的勞動投入與農業生產以獲取更大的農業收益。研究表明，到1750年，需要用210個工業單位來換取在1700年需要190個工業單位、1600年需要181個工業單位、1500年需要108個工業單位所換取的同等數量的農產品。

由此可以看出，工業發展所帶來的“需求驅動”的效果對于增加農產品數量、降低農業從業人員以及增加農民收入，有著決定性作用。威斯多夫的最近研究更是表明，制造業生產率提高，通過農產品貿易方式的變化，使得農民將更多的勞動投入農業活動和生產，而農民食物產出的增加擴展了可用于市場貿易的食品材料數量，從而將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出來，以從事更多的貿易活動。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其對農業發展的拉動作用也將會愈加明顯，至于農民以何種形式來滿足因“需求驅動”對增加供應的要求，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無論是用現代化的大農場還是勞動密集型的小農場，應讓農民自己來選擇。政府要做的是保證這種選擇的公平和安全。

中國，農民，農業和農村的出路在于工業化和城市化 一七七五年，英國國會通過了影響人類歷史的重大法案《私有條例》，允許土地買賣，自由競爭，優化組合。同時取消了那個“保護農民”的最后枷鎖。這隨成為土地革命和工業革命的導火索。人類第一次從傳統的農耕社會闖出來，開始了現代工業化進程。并把世界引向現代工業和城市化的快車道?；氐街袊摹巴恋爻邪鼨唷⒄睾娃r民房產不能抵押”，這本意上是想保護農民，實際上卻剝奪了農民的土地產權、融資權和自由處置權。農村發展所急需的資金來源、貸款渠道被基本堵死。農民的“土地產權”實質上成為一堆土，一錢不值。農村土地改革轉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如果農村不動產不能抵押，那與三中全會允許的“土地流轉”，豈不自相矛盾？允許轉讓卻不允許抵押，這叫什么邏輯？ 其實，真正的土地改革應是明確產權，允許競爭（土地流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領大家共同富裕（鄧小平語）”。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職能主要是向富人征稅，給予競爭失敗者和老弱病殘以最低生活保障及社會福利。而不能保護懶惰，或固步自封使“大家一起窮”。“農村還未建立社會保障”也不能成為阻撓改革的借口。事實上目前各省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已覆蓋了大部農村地區，即使全國都覆蓋也花不了多少錢（另文計算）。這點錢即使沒有土地改革也是要花的，更何況這對于中國龐大的財政盈余和外匯儲備來說，根本就是九牛一毛！再者，農村改革決不是制造貧困，改革釋放出來的巨大能量將創造出更多財富，會使政府財政能力水漲船高，可以提供貧苦農民更完善的社會保障。網絡上集體無意識的“反智鼓噪”實際上只是對農村改革的不了解，是憑模糊感覺的武斷和誤判，是好心幫倒忙。實質上中國土地歷來都是私有制，土地兼并的程度與世界各國橫向比較，并不嚴重（另文說明），中國歷史上就屬于“地權平均”的國度。過去的“饑荒流民”現象也跟“土地兼并”沒有關系，而是有限土地的承受能力，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及傳統農業對人口的限制所致――這正說明“小農經濟”的脆弱性和局限性。這也正說明了中國，農民、農業和農村的前途在于工業化和城市化，而不是把農民束縛在有限的土地上，循環往復，畫地為牢

第五篇：解決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干部出路問題(初稿)

解決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干部出路問題的實踐與思考

農村干部是貫徹執行黨在農村各項方針政策的骨干，是團結帶領廣大農民群眾脫貧致富奔小康的“領頭雁”，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帶頭人。然而，我們也不得不重視到農村干部在現實工作中確實存在著“工作任務沒盡頭，政治前途沒奔頭，生活待遇沒靠頭”的現象。當前，隨著近郊鄉鎮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解決好農村干部出路問題顯得尤為重要。

一、解決好農村干部出路問題的現實意義

解決好農村干部的出路問題事關重大，這不僅體現了鄉鎮黨委、政府對農村基層干部的關心重視，更對于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改善干部隊伍結構具有推動作用。

1.適應城市化發展方向的要求。湯汪鄉位于揚州市區東南部，屬典型的城郊型鄉鎮，城市化是必然的發展方向。近年來，隨著交通路網的改善和園區建設的推進，湯汪經歷了大規模的拆遷，傳統的農村分散居住方式已逐漸向小區集中居住改變，這就意味著農村的管理服務組織也要發生相應的改變，很多村將逐漸轉變為社區，農村干部將逐漸變為社區干部。因此，農村干部將來到哪里去？去做什么？這都必須適應和符合城市化的大發展方向。

2.改善農村干部隊伍結構的要求。目前，農村干部隊伍

結構還存在著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主要表現為:一是學歷層次偏低，就湯汪而言，各村“兩委會”成員和村組干部，高中以下學歷的占到75%左右，總體來講文化素質不高、理論政策水平偏低、法律知識相對缺乏；二是素質結構不合理，村干部的類型總體來講是農業型的多復合型的少、經驗型的多知識型的少、管理型的多經營型的少，無論是對于管理村組事務、推動經濟發展還是帶動群眾致富都與時下新形勢的要求有一定差距；三是后備人才的缺乏，農村干部隊伍都已呈現不同程度的年齡老化趨勢，40歲以下的年輕干部以及后備人才嚴重缺乏，現有干部隊伍的思想理念、科技知識、創新能力都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因此，如何進一步鍛煉、培養農村干部，給出一條適合他們個人發展的道路，對于改善農村干部隊伍結構是不無裨益的。

3.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要求。農村干部擔負著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帶領群眾致富的責任。在加快城市化的進程中，經濟發展的方式也在不斷轉變，農村“以地生財”的空間越來越小，農村干部要能積極應對新的規劃發展藍圖，克服等、靠、要的思想，探索村改社區后集體資產管理的新路子，實現資金管理向資本經營的轉變，實現“以地生財”向“以財生財”的轉變。因此，通過使農村干部更多地分流到鄉鎮經濟建設部門以及村、社區的集體經濟成立的相關公司、企業中去，不僅是為了解決干部的出路問題，更是促進他們更好地在經濟建設中發揮作用，實現個人發展轉型與推動集體經濟發展的雙贏。

二、解決好農村干部出路問題的初步探索和實踐

目前，我鄉正處在加快城市化進程的轉型期當中，撤鄉建街道，農村轉社區這些重大的改革調整都近在眼前。因此，因此，湯汪鄉黨委、政府從農村干部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保障以及發展等方面入手，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和嘗試。

1.自然消化一批。近兩年，我鄉各村對已適齡退休、退養的村干部和村民小組長都辦妥保險和相關手續，不再留用、返聘。而在村民小組組長崗位上，盡量不再另聘新人、外人，而是普遍采用村干部兼任村民小組組長的辦法，來精減村組干部職數，同時，通過這個村兼組職的方式也能有效提高兼組職村干部的收入，極大地調動了農村基層干部的工作積極性。

2.鄉鎮選調一批。農村干部不屬行政事業單位編制人員，更不在公務員序列之中，福利待遇不高，向上晉升的機會也較少。我鄉黨委、政府一直堅持“有為才有位”的理念，近年來，相繼從各村抽調了一部分農村干部充實到招商引資、載體建設和維穩工作的一線，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這項選拔人才的措施還將繼續沿用下去，為農村干部中的優秀人才提供更好的出路，充分發揮他們積極作用。

3.社區轉移一批。我鄉下轄4個行政村和一個社區，社區數量占少數，社區的干部數量也較少。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境內九龍安置小區、杉灣花園小區、物流園安置小區的相繼落成，原有的各村都將拆分或轉型為更多的社區，對社區工作人員的需求也將急劇增加。目前，我們已經開始啟動了“村干部向社區工作者轉型工程”，在組織的人事安排上，盡量把經驗豐富、能力突出又有年齡優勢的村干部安排到社區工作，加強社區力量，也為以后更多的村干部分流到社區，轉型為社區工作者打好埋伏，鋪好路。

三、解決好農村干部出路問題的下一步打算和措施 要徹底解決好農村干部的出路問題，要做的事情還很多，只是依靠自然消化和小范圍的試點性工作是遠遠不夠的。作為鄉鎮黨委、政府這一級組織必須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制定好相關的政策和對策，對此項工作做到提前介入，確保成功過渡，并能促其發揮作用。下一步，我們將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轉觀念，抓教育，建立農村干部的培訓機制。要解決好農村干部的出路問題，必須建立健全農村干部培訓機制，促進他們轉變觀念，提升素質，加快轉型。一是加強在職農村干部的教育培訓。我們將緊緊圍繞適應城市化進程的實際需要，針對發展集體經濟、搞好社區管理、開展物業服務等課題開展教育培訓，并大膽采用短期脫產培訓，在明星社區跟班學習，進企業掛職鍛煉，和大專院校合作辦班等形式，完善教育培訓的機制，發揮其實效性。二是加強農村后備干部的培養。在前幾年招聘引進外來的“大學生村官”的實踐取得成功的基礎上，進一步挖掘培養本土的優秀后備人才，要把政治思想覺悟較高、熱心為群眾辦事、文化水平高、致富能力強的本地青年或企業家培養成農村干部和社區干部的后備力量。

2.定制度，給保障，解決農村干部的后顧之憂。黨的十七大提出：“要關心基層干部，探索建立村（居）干部激勵機制?！痹诋斍凹涌斐鞘谢M程的背景下，要解決好農村干部隊伍的出路問題，建立一個完善的激勵和保障機制是關鍵。一是建立保障體系。我鄉從2005年開始就為新進機關的工作人員辦理相關保險，08年底開始辦理了各村在職村干部的相關保險，下一步還將建立包括在職和離職退休后的村干部的養老、醫療保險制度，將鄉、村、組三級的工作人員都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二是提高待遇水平。目前，我鄉已對村組干部工資實行績效考核，將工資水準與村組干部的招商引資、維護社會穩定、發展集體經濟的工作實績掛鉤進行考核。下一步，我們將出臺農村干部待遇的相關政策，明確待遇標準、對象范圍、資金來源，從政策上改變農村干部待遇低、難落實的問題。三是加大選拔力度。這幾年選拔調用村干部到鄉機關任職的實踐已初步取得一定成效，下一步，我們將建立農村干部選拔晉升機制，加大選拔力度，選拔調用更多優秀人才投身到全鄉各項經濟、社會事業中去，疏通和拓寬村干部向上的渠道和政治上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3.創實體，轉崗位，提升農村干部的適應能力。在加快城市化的進程中，鄉、村的經濟發展方式和農民的生活方式都在發生巨大轉變，農村干部要找到自身出路，必須積極適應轉變，加快自身轉型。作為黨委、政府一級組織，我們將做到以下幾點，促進農村干部的轉型，提升其適應能力。一

是鼓勵扶持農村干部創辦經濟實體。目前，我鄉各村都建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在湯汪創業園內都建起了自己的標準化廠房。這其中，身處食品工業園區內被全部拆遷的橫溝村就已建立了園區物業服務公司。我們將支持各村利用好這些載體，創辦符合地方產業特色，能為園區提供配套服務的二產、三產的經濟實體，使農村干部積極投入到創辦村級經濟實體的工作中去，發揮作用，促進村級集體經濟增收，引領村民致富。二是分流轉移農村干部從事社區工作。加大農村干部向社區分流轉移的力度，讓原本在村委會里從事計生、調解、村建等工作的專職人員繼續在社區居委會內做好相應的管理、服務工作，實現村干部向社區工作者的轉型。三是引導幫助農村干部轉行再就業。搭建好為園區和企業服務的溝通平臺，針對其要求開展定向培訓，使一部分有學習新技能意愿的村干部掌握新本領、新技能，轉行到園區和企業中進行再就業，從事二產或三產的工作，使他們享受到城市化帶來的成果。

總體來講，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要妥善解決好農村干部的出路問題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總的原則應該是，要充分體現了對農村干部的關懷、愛護，讓他們加快轉型，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項事業中發揮最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