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溫鐵軍著作總結

中國的問題：人口膨脹而資源短缺的農民國家追求工業化的發展問。

基本命題：1.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矛盾制約下的土地制度變遷

2.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下的農業剩余分配制度

對我國歷史發展的基本判斷：五個階段論根本不適合中國，不存在奴隸社會，中國獨具的亞細亞形態，應進行獨立的分析。

一元論天然的具有排他性，故在討論中國問題時，應當避免一元論思維。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時必產生制度成本，其成本一般由下層基礎承擔。

不同的原始積累方式形成的不同制度，并導致此后改革的路徑依賴。

認識：

1.土地不能簡單私有化

極少的而且仍然正在持續減少的耕地，在目前沒有能力對9億農民進行社保的情況下，充當了基本社會保障功能，不能簡單私有化靠提高規模來參加國際競爭。

2.中美農業就沒有可比性

耕地面積、人口、社會保障制度、農業人口、農業補貼、市場化程度

3.對中國改革的各個領域進行分析，包含:稅收制度、金融制度、組織歷史、土地制度、戶籍制度、國家補貼、城鎮化中的企業發展

4.對于全盤西方化的批判

鄉鎮企業的分散對抗西經（西方經濟理論）中的集中規模效應；土地目前的多功能性對抗西經中土地私有化以后的產權明析獲得土地增值收益；建立城鄉不同金融結構對抗西經統一金融結構；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度（私有權確立后難以進行大規模的建設，反例印度、巴西）對抗西經多黨輪流執政（現狀下的制度成本、大國的混亂）；平均地權（中國歷代王朝興亡借鑒）對抗西經中的土地規模經營即適度集中；不能走歐美對外擴張之路，只能走內部完善的道路；現代制度交易費用過高，尋找更好的制度構建對抗西經中的現代歐美完美社會制度。

5.對國際形勢的把握

進入國際金融資本擴張階段；軍事擴張成為局部問題

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

1.放開仍然有贏利空間被利益集團壟斷的各個領域，允許農民進入，包括農村金融、保險、銷售、儲蓄、生產資料供應等。

2.免除農業稅

3.對鄉級政府進行改革，鄉政府變為鄉公所

4.支農資金作為股權投入到農民專業合作組織中去。

5.國家壟斷土地收益定向用于無地農民的保障中去。

第二篇：溫鐵軍北大演講

溫鐵軍北大演講：另列改良學者的“夢”

12月10日晚，被譽為“中國農民的代言人”的溫鐵軍教授在北大理科樓作了題為“新農村建設”的演講，距演講開始還有半小時，報告廳內已座無虛席。此次演講由北京大學研究生干部學校和北大鄉土中國學會共同主辦，也是北京大學研究生干部學校“卓越論壇”的第一講。

因長期從事“三農”問題研究，溫鐵軍被人稱為“溫三農”。溫鐵軍教授一直堅持用“腳”做學問，在對農村大量的實地調查中建立了對“三農”問題的獨特見解。溫鐵軍教授現為中國“三農”問題權威專家，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體改研究會副秘書長。現任《中國改革》、《改革內參》雜志社社長兼總編，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曾被評選為CCTV 2003十大經濟人物之一。

講座一開始，溫鐵軍教授就強調，多年來自己一直靠調查研究來提出感性認識，可能窮一生精力也無法建立理論框架，他希望能通過提供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為青年人在此領域的發展鋪路。他還強調，此行北大是來向北大學子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但他無法對所有問題提出完美的答案。

溫鐵軍教授首先發問：為什么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沒有“三農”問題，而九十年代以來“三農”成為問題，而且愈演愈烈？溫教授從農業三要素（即土地、勞動力和資金）的角度分析了這個問題。他指出，八十年代是一個典型的黃金增長期，由于農業三要素在農村內部轉化為工業資產并用于農村的工業建設，連續4－5年農村人口的收入增長率高于城市人口，農民手中可支配的現金流增加拉動了市場需求，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而進入九十年代之后，農業三要素大量流出農村，造成農業經濟的衰敗和農民收入的下降。以土地資源為例，我國近十多年的經濟高增長與土地的大量流失成正比，而流失土地的增值收益沒有落入農民的口袋里。溫教授認為，“三農”問題不是微觀問題，而是宏觀問題；不是農業問題，而是農業之外的問題。

溫教授再問：如何才能找到“真問題”？對“三農”問題的討論存在著泛意識形態化的趨向，拘泥于現有的話語框架是無法發現“真問題”的，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現有的意識形態才能發現真問題、解決真問題。在“三農”問題的討論中存在著一種“都是制度惹得禍”的觀點，溫教授認為這是推卻個人責任的看法，事實上“并非都是制度惹得禍”。他以發展現代農業中的美國模式為例，認為美國模式并不能算成功，也并不適宜中國的改革。美國約有17萬個農場，每個農場都百頃以上，機械化程度很高，可是美國政府依然對農業實行高補貼政策，而對中國2億4千萬農戶進行財政補貼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WTO談判過程中，發展中國家要求取消農業關稅壁壘，而美國卻堅持農業的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他還以北朝鮮和巴西的農業發展為例，說明了不符合國情的過早的農業現代化會給國家帶來災難。

兩問之后，溫教授開始進入主題——新農村建設。他從如何看待“新農村建設”談起，認為這是對以往政策失誤的一種調整。針對“要想解決三農問題，就得消滅農民”的觀點，溫教授指出：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還將長期存在，以資源的高消耗為代價的城市化并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我國現有的城市人口已經居世界首位，在資源日益緊缺的情況下我國無法支撐過半的人口成為城市人口。以北京市為例，北京的水資源稀缺，現在是依靠100％的超采地下水（達到40％即為超采）來滿足城市水供給，北京的城市人口嚴重過載，20年之后北京城將面臨更為嚴峻的水荒。另一方面，“新農村建設”對宏觀經濟發展意義重大。建設“新農村”并不是基于慈善的目的，而是基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經驗，通過增強農民的現金支付能力來拉動內需。國家加大對農村的投入可以提高農民收入，而農民收入的增加可以推動中小企業的發展，從而拉動地方經濟，地方經濟的發展又能為農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國家加大對農村的投入可以推動有規模的中心村發展為城鎮，城鎮的發展也能改善農民問題。

接著，溫教授從財政和金融角度分析認為我國已初步具備建設新農村的條件。他從戶籍制度談起，認為“三農”問題“并非都是戶口惹得禍”。溫教授指出八十年代我國稅收占GDP的份額逐年減少，財政收入低造成了沒有條件進行公共投入。而近年來我國的稅收增長率高于GDP的增長率，稅收所占比例攀升到20％，這時國家初步具備了支農的能力。從我國金融狀況來看，8萬億元的銀行存差和8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證明我國金融資本相對充裕。

但建設新農村也遇到了很多困難。以2003年為例，這一年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加大對農村的財政投入，就在這一年大規模的“圈地”運動爆發，3千萬畝的土地被吃掉；就在這一年，審計出了14.6萬件違法占用土地案件，而我國的地方政府一共才4萬余家。建設新農村是一種改革，而改革意味著對既有利益結構的調整，但在過去20年資源轉化為資本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結構是很難調整的。不是農民不需要改革，也不是中央無意愿，但改革意味著艱難的過程。另外，由于“大包干”剝掉了臟水也倒了孩子，現有的2億多農戶過于分散，也使得改革的交易成本過高。此外，溫教授還提醒對于農村選舉中暴露出來的問題要具體的分析，“前選舉問題”（比如，農民選舉之前的積怨借選舉爆發）和“后選舉問題”（如，農村的財政混亂并非完全是道德問題，由現代的上層建筑帶給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村支部的壓力不可小視）也應引起重視，不要“泛政治化處理”。

最后，溫教授介紹了為建設新農村他現在所做的工作，這些是他作為“另類改良學者的夢”，有些正在實現，有些冀望與將來。溫教授在幫助農民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社，它是建立在內部誠信和民主機制上的農民經濟組織，談到建設合作社的經驗他說，一是文化建設收效最高，二是聯合購買，風險最小，三是要實現資金互助。溫教授在推動農村的社會組織建設，建立婦女協會、老年協會等，他強調社會組織的發育是非常有效的，它使農民回歸群體。而且，在對農民全面免稅之后，鄉鎮政府組織將弱化，這時家族勢力和宗教勢力很容易趁虛而入，健康的社會組織的建立能夠安定農村社會。溫教授在致力于生態農業的建設：推廣無農藥化肥的有機農業；建造建材可回收的農宅、生態廁所、辦公室等；建立養殖、沼氣、廁所、漁業、果蔬一體的生態循環系統，構建農村生態建設模型。溫教授希望建立城鄉的良性互動，這是他還未實現的“夢”。他的基本設計是，在城市建設文明消費者合作社，入社條件：承諾善待農民，不隨意壓價；禁止不文明消費，禁止大吃大喝等野蠻消費；交納1000元成為會員（農民加入合作社的入會費是100元）。農民合作社可以為城市合作社提供安全的食品，城市合作社可以支付合理的價格，在城鄉二元結構中建立起和諧良性的互動。

在熱烈的掌聲中，溫教授深情的說“我的很多夢正在實現，我希望和大家良性互動，共同實現夢想。”

之后，溫教授回答了學生的提問，演講持續到晚9點20。活動結束之后，許多學生圍住溫教授，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溫教授晚10點離開北大。

第三篇：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國計民生

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國計民生

主講人簡介：溫鐵軍，中國研究“三農”問題的權威專家，中國體改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改革》、《改革內參》雜志社社長兼總編，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被評為中央電視臺2003十大經濟人物之一。長期從事三農問題研究，一直堅持用“腳”做學問，被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譽為“中國農民的代言人”。研究

成果受到中央高層領導和國外學者的高度關注。

“如果關注自己腳下的熱土，應該知道這塊土地上正在發生什么事情。”90年代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但問題卻越來越嚴重。為什么現代不只是強調農業問題，而是三農問題？為什么八十年代沒有三農問題？為什么90年代簡化為農業問題時出現那么多的矛盾？

解構現代化

在農村基層，越是現代化，越是現代法制，農民負擔就越重。為什么80年代農村發展得還不錯，90年代卻不行了呢？因為80年代沒有那么多的法律，90年代規定太多，沒法執行了。中國小農經濟是傳統的經濟基礎，而搬來一個現代的上層建筑，到底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還是反過來？一般而言，違背規律要受懲罰，而懲罰往往不是由照搬的人負責，變成由基層群眾承受。大家習慣說基層鄉村干部是土豪劣紳，但打他們能解決問題嗎？根本問題在哪里？小農經濟是養不起現代化的上層建筑的。

“農民那兒是有真理的”

中國農村經濟是“糧豬型小農”，種一點糧食，養幾口豬。為什么這樣呢？因為需要分散風險。農業的生產周期與市場價格波動周期不同步。一般來說，市場上如果糧價高了，肉價就下降；肉價高了，糧價可能下降。所以農民種糧養豬，糧價高賣糧，肉價高賣肉。與熊德明（溫家寶幫忙討回工資的重慶農婦）聊天時，溫鐵軍問到她為什么不去找法院、勞動局等有關機構，她說“要不得”；回答“那怎么辦？”時，她樸實地講“多養兩口豬”。因為中國小農經濟機制與西方不同，照搬西方理論作為中國依據時，就會出現問題。中國農業的傳統是稻作農業，中國今天的文明是由典型的集體性文化基因延續出來的，這與西方典型的個體化文化基因不同。農民那兒，其實是有真理的。

“天地良心，貧民窟里不是你”

制約三農問題的兩個基本矛盾是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矛盾和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中國有十幾億人口，人口過剩，勞動力也過剩。發達國家勞動力人口總和也就4億多，我國勞動力就有7億多。在學習國外經驗時，“下眼皮發腫——光往上看”是不行的，只注意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不重視發展中國家是不適當的。很多學者說，城市化進程不可避免，出現貧民窟就應放任它。每當這時，溫鐵軍都會在心里說上一句：“天地良心，貧民窟里不是你！”中國這個國家從根本上就與西方不同，而現代理論基本來源于另一個文明系列，中國還不能立足于我們自己的發展歷程形成有解釋力的理論，還缺乏很多基礎性的工作。現代西方可能很先進，但也不應妄自菲薄。而且文明未必一定沖突，是可以交融的。比如“股份合作制”，有人說它“非驢非馬”，但騾子更有勁！

新鄉村建設

“我這個80年代開始搞改革的人，到新世紀說改不起了，我改良了。”對一個有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來說，城市化解決不了“三農”問題，現實的辦法是進行新鄉村建設，幫助農民了解合作和互助的具體辦法，把農村過剩的勞動力組織起來，用于改變家庭和村社的面貌。三農問題是難于照搬國外理論、概念來解決的。“我們這一代犯了太多錯誤，太多浪漫主義，80年代犯了太多經濟浪漫主義錯誤，法學家不要再犯法學浪漫主義錯誤了！后半生我就做兩件事，一件事是搞新鄉村建設，另一件是多去亞非拉，搞比較研究。”溫鐵軍這個另類的知識分子，已經做好了長期處于非主流的準備。

第四篇：溫鐵軍：中國經濟發展的另類思考

溫鐵軍：中國經濟發展的另類思考

主持人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館長李昭淳：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今天是我們“廣東學術論壇---中國趨勢”第二場。今天主講嘉賓是溫鐵軍。溫鐵軍是1951年5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現任中國改革雜志社總編輯，1983年大學畢業后，一直從事“三農”調研工作，長期研究“三農”問題，發表了大量的有關著作，被農民譽為“中國農民之友”。他主張必須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兩個主要矛盾，第一個是高度緊張的人地矛盾，第二個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2004年元旦，溫鐵軍獲中央電視臺2003中國經濟人物，成為當代中國最具影響歷的經濟學家，中共高層智囊決策人物之一。我們非常榮幸地請到了溫鐵軍先生為我們演講，本來溫鐵軍先生是昨天上午講第一場，但是由于溫家寶總理昨天把他請進了國務院，就今天來講。等一下由溫鐵軍先生來介紹比較好。

第一個程序是，我們送了一個中堂，引用張橫渠的兩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請把禮品送上來。（掌聲）這是廣東唯一的作品能夠進入人民大會堂的書法家為溫鐵軍先生寫的。

溫鐵軍：我說不出話來，小子何德何能，受此殊榮！我們雜志社的同志也做了一個銅匾給中山圖書館作為回贈，小小禮物不成敬意。一個匾額，請廣州省立中山圖書館笑納！（掌聲）

主持人：溫鐵軍先生的講話很重要，有請溫鐵軍先生演講，大家歡迎！

溫鐵軍：先表示歉意，昨天上午我應該來開第一講，剛才你們領導講得是實際情況，我要去匯報一下宏觀重大經濟問題的意見，其實不只是我一個人，一共請了七位學者匯報情況，這是中央發揚科學決策的精神的一種辦法，更多的聽取各個方面的不同意見。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我覺得最好別把這些和“中共高層”聯系起來，這么說我覺得很尷尬，在座的有我以前的同事，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跑腿的、搞調研政策的研究人員，干的年頭多了一點，又比較認真一點，當然我也有很多問題，犯了很多錯誤，但是自己的毛病沒有改，老是愛較真，就有了今天。（掌聲）毛主席說“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我自己仍然認為，不管別人怎么看，我還是應該爭取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所以我應該認真。有些說話已經說反了，說我們最不認真，我認為最好別這么看。我們黨中央、國務院對當前的問題，乃至于對中長期的問題是非常認真的，我希望大家保持充分的信心，尤其應該總結、分析、反思我們以往的發展過程，找出經驗、教訓，從正反兩個方面總結，我們才能真的做到從勝利走向勝利。

我先解釋一下什么叫“另類思考”。“另類”這個詞，很少見之于我們的報端，大家知道，咱們的宣傳工具基本上是比較主流的反映，但是在民間，其實有大量的非主流的話語，這些就可以歸納概括為“另類”，所以凡是非主流的都可以叫做另類。電腦的普及化使大家越來越知道使用轉換鍵ALT，就是轉換，它延伸出來的詞匯就是一種調轉不同于主流的意思，翻譯成中文的時候，由于找不到更好的對應詞匯，所以就翻譯成“另類”。大家知道，不同文化的話語要往一塊攙和的時候，很多話語就沒法翻譯。比如說“小康”翻譯為“"，歐美研究中國問題的漢學家們沒有辦法，只好音譯為”xiaokang“。中國近幾年被黨中央強調為重中之重的”三農“問題，這怎么翻譯成英文？中國在自己的實踐中所提出的這些話語怎么翻譯成英語？在座有很多英文比我好得多的人，誰能把”三農問題“翻譯成英文？你怎么信、達、雅的翻譯出來。比如說農業產業化，在西方語匯中，農業本來就是產業，產業的產業化怎么理解？都沒法解釋。其實這恰恰說明，”另類“或”差異“，不同的東西，是廣泛存在的，希望大家去理解，認真的去解釋，然后才能明白這個社會是多樣化的。名詞只是對一個話語的概括。所以，背一下江澤民同志的語錄以證明我是正確的。從中國加入WTO談判以來，江澤民同志就認為世界是多極化的，同時也提出了我們國家另類全球化話語，某些程度上另類可能成為一種主流話語。當然，三農政策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但是理論化的去解釋的話，確實是我或我的同事要去做的。第一，中國的問題并非農業問題，那個是1995年發出的一個報告，我們不應該只強調農業形態調整，這是另類的第一次出現。1993年農業部組織全國的蹲點調查，那個時候我們對安徽省做了一個分析，重點要分析財政、金融、稅收、流通等等非農業問題，寫了一個報告，叫《一個農業大省的困境》，那個報告也得到了相當的好評。回來了以后，我也又寫了一個報告，題目也是怪怪的，叫《如果欲知農，工夫在農外》，引用陸放翁當年的詩叫”如果欲學詿，工夫在詩外“。事實上，90年代初期，相關的有不同意見必須以非公開形式發表，1996年寫了一篇文章《制約三農問題的兩個基本模式》，其實不是什么新問題，人地關系緊張不是老問題嗎？自康熙年間人口過剩到現在，中國的發展不都是人口與基

本國情矛盾嗎？1996年我們把這”三農“問題作為常識方面的問題拿出來發表，其實我們不存在純粹農業上的問題。當然，這些不同的意見提出的過程中我們也受過很多批評，當時的主流是照搬西方的做法，所以我們只要按照人家走過的路?

殖民戰爭造成貧民大量增加，工業化產生新貴族，大家都很抵制新的制度，新的工業勢力打造堅船利炮，把貧困

人口送出去，把舊貴族也送出去，歐洲大陸大量人口移出，基本上是貧困人口移出。現在有一個《南極公約》，任何國家都不能爭奪南極冰凍大陸的主權，你的貧困問題，農村問題只能內部解決。我們自己和平解決，不向外擴張，當中國提出和平崛起的時候，沒有哪個國家相信你的崛起是和平的。因為那些國家的崛起沒和平，他的崛起是靠占了大半的世界大陸，把自己的階級矛盾轉移出去了，就形成了西方的福利社會，這在西方可能是另類，但在中國仍是主流。對于這種趨勢，當我們說，我們希望再爭取20年到30年的和平環境中國就能崛起的時候，人家不信。美國的費正清中心，大多數中國經濟學者都知道這是做研究的權威機構，很多美國的經濟學家都是從這兒出來的，在中國90年代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候，它們有一句話：20世紀因為日本、德國的崛起，挑戰當時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而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21世紀中國的崛起也必將因為要求改變國際經濟秩序使社會面臨極大的挑戰。這個文字表述是非常清楚的，很客氣。所以我們講我們應該和平崛起的時候，第一，人家不相信，第二，如果你照搬西方的時候，問題是你不敢搬。就連我們現在提出我們一定要統一臺灣，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都變成了世界各個大的資本集團和大的政治集團跟中國做交易的籌碼。這個牌我們沒法打，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歐美大國家，只要表示它支持一個中國，你就得開價。很多國內的問題因此而復雜化。當我們90年代想照搬的時候，并非你不想照搬，而是人家說你要惹麻煩，到自己真的想照搬的時候，才發現這個事兒還照搬不得了。我們這種90年代上半期的不在主流的說法甚至變成了主流了，比如說”三農“問題，甚至變成了重中之重，今年變成了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這個”重中之重“，其實也是特難翻譯，一句話中國人聽明白了，外國人聽你至少要多花5多分鐘去解釋。恰恰是中國趨勢本身就解釋了另類和主流可以互相置換的。”對立統一"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所以我們先解釋一下另類，實際上說的是一種轉換，一種多元化的東西，什么東西還沒有被人們充分理解，它就是另類。我的另類并不是完全超脫于主流之外，只是與大家所接觸的話語不同而已。

第五篇：《面對面》：溫鐵軍 新鄉村實驗—觀后感

看視頻思考的問題：

1.什么是三農問題？

2.溫鐵軍是個怎么樣的人？

3.溫鐵軍做的有意義嗎？

4.生態農業取得成效前，土地將出現三年低產。那么，這樣的損失誰又能夠承受？溫鐵軍的試驗是否還有推廣的值？

5.農民能致富嗎？

6.如何解決“三農”問題？

《面對面》：溫鐵軍 新鄉村實驗—觀后感

“三農”問題，中國經濟繞不開的坎。而我在沒有看到這個視頻時，我對“三農”的認識只局限于它所包含的內容。但是看到“溫鐵軍的新鄉村實驗”時，我獲益匪淺。同時，我對“三農“問題有自己的看法。

溫鐵軍：經濟管理學博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現為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2003年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進行鄉村建設試驗。他認為 “三農”問題不是“農業、農村、農民”，而是應該將順序調換過來，即“農民、農村、農業”問題。“農民在‘三農’問題中是第一位的”，農業問題只是派生的。他創辦了專門為農民服務的鄉村建設學院，給農民帶來了知識。為了推廣無化學污染的有機農業，種植出完全不含農藥殘留的綠色植物，溫鐵軍要求，試驗田里不施化肥，不打農藥。可是，三年下來，試驗田里農作物的長勢卻遠遠不如與學院只有一墻之隔的普通農田。按照溫鐵軍的試驗，土地脫毒和恢復地力需要三年的時間，也就是說，在生態農業取得成效前，土地將出現三年低產。而如果試驗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就意味著全國的田地都將出現三年低產，那么，這樣的損失誰又能夠承受？溫鐵軍的回答則是政府，農民想要靠一畝三分地是不肯能致

富的，只有國家采取優惠的政策才能幫助農民。對于溫鐵軍的實驗讓我想到國家現在面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差距。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隨著的經濟的快速的發展，我國也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差距。收入分配和我國人口是產生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我國目前的狀況來看，農村是主要的貧困區。政府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然后帶動其他人后富裕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種政策在改革開放初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這一政策并沒有完全落實，從而拉大了貧富差距。我國是人口大國，而主要的人口是在農村。雖然政府采取了優惠的政策，并且實行了九年免費義務教育。也許在新疆這個地廣的地方，是可以的。然而，例如河南這些平原地區，每個家庭也只有一畝三分地。對于這些政策，是無法滿足廣大農民的需求。于是造成了農田荒廢，農民成了農民工的現象，使得我國的農產品的產量下降。我想這也是我國糧食產量得不到提高的主要原因。年輕的農民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于是出現了老人照顧孩子，孩子照顧老人的情景。孩子從小得不到父母的照顧，老人由于年邁，對于教育孩子往往是心有余力不足，我想這也是我國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原因。沒有很好的文化知識，又形成了一屆農民工，如此循環問題會越來越嚴重。同時，就業也成了主要的問題。

溫鐵軍的實驗，我認為是能實行的。在三年低產時期，政府

如果能投入大量的資金，我想實現新農村不是不可能的。在去年過年，我回到河南老家，家鄉正在搞新農村建設，我想這也是受溫鐵軍實驗的影響吧！但是只是在住房的方面有所改變，卻沒有從農業和農民的生活上改變。最讓我感到很是恐怖的一件事，就是農村孩子們的相親。當我在當場看到這種事情時，我為他們感到傷心，同時慶幸我堅持學習！未成年孩子輟學出外打工的很多，而堅持上學的卻很少。河南人口多，競爭壓力大，他們認為浪費父母的心血錢，也是他們不上學的一個原因。只要不上學就要相親，過兩年就要結婚，這種事情對我們這些有文化的人也許很驚訝，但是對他們來說很平常。假報年齡結婚，四十歲不到的人就已經是爺爺了，中國的人口多就出現在這里。在我看來政府應該采取強硬的手段制止這種現象的發生，必須每個中國國民都要接受接受九年義務教育，同時加大計劃生育的實行。

收入應重新分配，當然控制人口也是當務之急。解決了“三農”問題，貧富差距就會隨著減小或消失。政府應大力支持溫鐵軍的實驗，在全國推廣，并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在農村，難點在農村，希望也在農村。“三農”問題不解決好，國家的糧食安全就沒有保證。只有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的收入，解決農民的生活問題，農村社會穩定才能有堅實的基礎，國家的長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地保障。解決“三農”問題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