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和諧社會

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和諧社會

目前我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處的地位是怎樣的？大家看近年來的GDP結構，就會知道，農業占GDP的比重已經下降到15％以下，常年大概維持在14.5％左右；鄉村兩級的消費占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比重也下降到30％以下，常年大概維持在27％－28％左右，如果把縣級的消費加上，縣以下的消費占全社會商品零售

總規模的38％左右。農村社會經濟總量占全國經濟總量的比重，縣以下現在是40％左右。盡管我們國家還有9億左右的戶籍農民人口，還有接近8億的實際農村人口，但是不可能立足于14％的農業產值，28％的農村消費，來產生足夠的稅源，維持一個比較現代的上層建筑，包括政府管理、文化娛樂、宣傳教育、衛生科技、法制建設等等方面。

如果把上面一組數據作為分析依據的話，我們現在面臨的“三農”問題的主要矛盾，就應該得出一個很清晰的被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所確定的概念，那就是：這種比較傳統的生產力，它所決定的生產關系是什么呢？這樣一種相對比較落后的經濟基礎，它所決定的上層建筑應該是什么呢？我們既不可能要求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也不可能要求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黨的宣傳工作者應該掌握的一個基本常識，當然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那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不是相反的。當然，辯證法也告訴我們，在某些個別時空條件之下，上層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也可以反作用于生產力。但是任何這種反作用，都必然會帶有一定的成本，這個成本從學術上說可以叫做制度成本。

因此大家也看到了，每當我們自上而下地要求加強某個方面的農村工作，如果不能配合以足夠的財政資助，那么，當上面的任務下到農村基層的時候會帶來什么呢？往往會帶來農民負擔加重。無論是我們自上而下地要求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還是加強其他工作，如果不給錢，就意味著讓農民來拿錢加強。我們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要求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如果不給錢，也意味著農民拿錢。我們要求加強農村基層治安管理，如果不給錢，也仍然是農民負擔加重。上級方方面面的要求，到了基層，只要沒有配以足額的經費，都會意味著加重農民負擔。

究其原因，就是我們剛才所說到的，因為農業占GDP的份額已經下降到15％以下，農村的8億消費人口的消費也只占27％－28％。如此低的經濟量，產生不了足夠的財政資源，無法維持龐大的、高成本的、現代化上層建筑。

我們以往的很多問題就在于官員坐在辦公室里，或者學者坐在書齋里去想象出一個要加強什么，但客觀現實卻是，如果沒有同時安排資金，恐怕都會導致這種上層建筑和農村現實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

所以，“三農”問題本來其實并不復雜，只要把握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都可以理解為什么會是這樣的。而最后以上層建筑過度的反作用到經濟基礎上所造成的制度成本，那就是一方面農民負擔加重，另外一方面鄉村正規組織缺乏開支。而自上而下的號召，基層貫徹不了，于是乎，在有些同志那兒就認為是基層不好，甚至說一些鄉村干部都是土豪劣紳，不要相信他們。其實基層鄉村干部90％都是好的，只不過沒有足夠的財政資源，支撐這些自上而下下達的指示。

老百姓說，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這根針能不能縫得上鄉村社會的復雜問題？取決于鄉村正規組織的針眼有多大。上面那么多條線下達的任務，如果它的財政資源不夠，就意味著針眼不夠大，線就穿不進去。

我前兩天剛從河北一個農村回來，村里的干部說，我們花了20多萬塊錢，按照上級的部署搞文明村建設。部署的任務是什么呢？就是村的街道兩側搞花壇、搞綠化。上級要來檢查。這個村剛把兩側的水泥花壇砌起來，再用城里街道上常常能看得到的鑄鐵欄桿圍上，剛修到這兒，就連種花種草的錢都沒有了。可見，上級下達的任務，到了基層就變成了成本，把這個村一年的開支幾乎全都花完了，其他的事怎么辦呢？上級領導想的是很好，要怎么樣。有這么多的“要”，都給錢嗎？不給。

請注意另外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國家每年都按季公布我們的供求平衡商品和供大于求的商品有多少。大家稍加注意就會發現，國內已經沒有需求大于供給的商品。也就是說，按照一般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這就是生產過剩。隨之，就是企業普遍開工不足，無論怎么改制。當60-70％的企業開工不足、、設備閑置，連年生產過剩，在這種情況之下，怎么改制也不會有正效應。

這就是今天很多宣傳部門的同志繞不開的理論誤區，但這是現實。

無論上級怎么強調要擴大內需，占人口60-70％的農村地區如此低的消費水平，怎么能夠擴大內需呢？連老外都知道，中國是一個“大中國、小市場”。中國人口13億，但是這13億人都是有現金支付能力的購買群體嗎？當然不是。只有4－5億的城里人有現金支付的購買能力，可以是一個現代消費群體，而8億左右的農村人現在仍然屬于現金支付購買能

力很低的龐大的半自給群體。中國要想擴大內需，就嚴重地受制于當前的所謂“三農”問題。

因此，“三農”問題不解決，中國維持高速增長就非常困難。到2004年，連續幾年了，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靠進出口，靠外需拉動增長，或者叫做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在不斷增加。1994年超過40，2004年超過70％。聽說過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口大國，要靠

外需拉動經濟嗎？但國內市場開拓極其困難，企業開工不足，無論怎么改制，正效應都難以產生。

有人說股市低靡。當然股市低靡，上市公司沒有辦法開拓市場，下屬企業普遍開工不足，股價怎么能上去呢？于是，內需不足就連帶著中國的資本市場也長期低靡，熊氣彌漫。并且，社會投資也就找不到出路。因消費無法擴大，內需無法拉動而導致的生產過剩，導致資本市場低靡，接著導致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總體上的資本過剩。接近20萬億的社會存款，至少有6萬億貸不出去。甚至到去年年底，財政資金都發不出去。往哪兒發？什么領域能夠產生正效應？

看來，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怪圈，核心就是“三農”問題。

做媒體的同志很清楚，如今，大量的農民上訪已經發生重大改變：從過去強調農民負擔重，改變為現在強調有限的資源被搶奪式的征占，那就是土地問題。

這種難以正常運行的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惡性循環和怪圈。中國出現資本過剩和勞動力過剩雙重過剩壓力之下的惡性循環。以往加強國有經濟、加強城市經濟發展的政策導致的偏差，使我們現在正在受經濟規律的懲罰。

因此，我個人高度評價黨中央2002年提出的全面小康的大目標，高度認同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五項統籌，以及隨后于2004年中央強調的科學發展觀，同期2004年2月8號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一號文件，隨后，到2005年初，在第二個新世紀的一號文件發出的同時，中央強調了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

這些新的提法表明，中央的戰略，從2002年十六大以來，正在出現重大轉變的趨勢。

因此，“三農”問題被中央強調為重中之重并不是孤立的，并不是簡單的。不是因為是農村出了點上訪告狀，發生大量群體性事件，農民反應比較強烈。不僅僅是這些。“三農”問題應該是國家發生重大戰略轉變的誘因，或者至少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決定性的因素：

因為出現嚴重的“三農”問題，因為農村的上層建筑違背常識地不適應鄉村的經濟基礎，因為農業GDP的相對份額下降和農民的收入相對下降，因為農村購買力低下，無法拉動內需；因此整個經濟不得不走外需型的道路。而從長期看，這又是走不下去的。

最近，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3月份接受“中國經濟學獎”的時候，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我們以往搞改革的經濟學家，為改革政策出謀劃策的經濟學家，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不懂農村，不懂農民，也就是說不懂“三農”。他說得對，不懂“三農”，才造成今天這個局面。

看來，這不是一個部門的問題，不是農業部的問題，不是某個群體的問題，也不是單純農村的問題，而是這個國家發展戰略的問題。因此，中央提出全面小康，提出全面發展觀，提出和諧社會。大家應該看到這不是簡單的說只要為農服務，這個問題就解決了，我們需要總體上把中央所說的“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落實到每個單位和每個人的行動中間去，這才有可能化解或者緩解“三農”困境；同時帶動國民經濟轉型，實現中央所提出的目標，那就是全面小康。

所以，“三農”問題不是個別問題，不是局部的問題，而是全局問題，是戰略問題。

據說，我們是所謂“單一制國家”，那么，中央號令全面小康，號令科學發展觀，號令構建和諧社會，黨報輿論是跟上了，高級干部的說法也都轉了，但行動呢？似乎與“單一制國家”的體制不符合。例如，2004年中央強調科學發展觀，隨即搞宏觀調控，但一些人并不那么認同，尤其是在地方政府部門的行動上并沒有轉變。同理，近年來中央強調“三農”問題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有哪些部門和地方在思想上和行為上真正跟上中央了呢？事實上出現了“三農”問題上頭熱，下頭冷。

眾所周知，現在有許多部門的財政資金投放的重點不在農村，而是投在了城里。例如教育的投資，變成了各個高校的大樓，能改變為往農村投嗎？農村的義務教育得到多少呢？區區7％。那么，義務教育是誰的義務呢？農民的義務，不是政府的義務。這在全世界范圍內，包括各個發展中國家都應該是奇談。沒有哪個國家像我們這樣，義務教育變成農民的義務。這種狀況當然要改。再比如醫院，大醫院一個個地大量引進現代化的設備，大量地蓋樓，財政資金都集中在城里；縣以下的醫院呢？中西部農村的鄉鎮衛生院普遍破產了。教育如此，醫療如此，其它部門難道不是如此嗎？有哪個鄉鎮的文化站還沒私有化？什么是農民喜聞樂見的節目？不要以為把“村村通”工程做到村，農民聽廣播、看電視了，文化支農的工作就完成了。關鍵是電臺和電視臺要策劃、制作出真正讓農民歡迎、讓農村社會能夠趨向和諧的節目來。

“三農”問題上頭熱，下頭冷，另外一個問題很大程度上在于根據城市人的思想觀念設計的制度和文化，不能適應廣大的弱勢群體或農民的需求。

我近來不斷提出，在農村，現在是最有條件構建和諧社會的。為什么呢？

那是因為，經過了20世紀上半葉的三次土地革命戰爭，農民徹底消滅了地主階級，得到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政治經濟權利。而這個權利在20世紀后50年也不斷地被任何一代領導人所保障。因此，如果農村作為傳統農業社會，階級矛盾是不存在的，于是天然的具有人民內部矛盾的本質條件，而農民又會有很多自發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不使它變為過激沖突的辦法。但問題是，這些都沒在城里人的視野之內。農民喜聞樂見的，自己產生的組織是有協調作用的。如老年人協會，不僅使老有所養；老爺們跟媳婦斗氣，發生矛盾了，老年人協會過來說和說和，問題就解決了。如果按城里人的做法就得上法院，訴諸法律。如果拿這種超前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去覆蓋傳統的落后的經濟基礎，那不是制造矛盾嗎？

在大多數中西部傳統農區，處于小農經濟條件下的農民想的方法可能很實際，卻往往不能見諸于報端和鏡頭；城里人討論的好多問題卻似乎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忘記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此，我們作為城里人，在中央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的時候，特別需要先從自我改造入手，把自己腦子里的觀念調整過來。如果大家都知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那什么事就都好辦了。

第二篇：溫鐵軍：緩解“三農”問題有待制度創新（定稿）

溫鐵軍：緩解“三農”問題有待制度創新

占我國人口64的農村人口生活于400多萬個自然村中，約分散為2億多小農戶。其中，3/4以上是小農戶，是“兼業經營”，這個比重自大包干以來的25年沒有根本性的改變。要從根本上緩解三農問題，只有進行一系列制度創新。中國人民大學農經學院院長、中國改革雜志總編輯溫鐵軍這樣認為：

發展

多種形式的農村金融組織

記者：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城市面貌日新月異，而農村經濟的發展近年來卻較為遲緩，何以如此？

溫：這是因為在中國農村，土地、勞動力和資本這些最基本的要素現在還沒有條件被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在我國農村，土地事實上是在不斷減少，農業人口和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的金融服務欠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銀行，不可能向高度分散、從事高風險生產的小農，提供既難以審查監督、又無利可圖的小額信用服務。這種官方金融從農業和農村經濟領域的“退出”，又導致農村出現大面積的高利貸。假如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跟不上，人們憧憬的市場經濟體制在農村如何體現？

記者：如何促使資金流向農村呢？

溫：許多專家都認為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長期沒有破題。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興辦多種所有制形式的金融組織為“三農”服務。我們應該按照一號文件要求，逐步發展多種形式的金融組織為農村服務。現在各地及相關部門都在摸索嘗試，如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中國農業大學等在搞小額信貸。我理解中央提出的是總的原則，只要有利于緩解三農問題，就都可以搞。應該把各地的經驗匯總起來，集思廣益，然后在法律、制度的層面加以解決。

構建適合小農經濟的管理制度

記者：這些年來，為什么“三農”問題好像越來越嚴重了呢？

溫：從我們在基層調查的情況看，這些年政府增加的投入大多數下達到有關部門，轉變為部門收益和鄉村基層負債的增加。現在，很多政策、法規出自部門。這些政策、法規都代表了部門的利益，由此造成遠比過去嚴重的條塊分割。恰恰就是現行部門壟斷體制本身，導致中央政府提出的各項支農政策失靈。比如，在我國農業主要投入品中，資金、化肥、農藥、種子等，以及產出品的加工、購銷領域基本上被壟斷了，而任何可以憑借壟斷地位獲取超額利潤的部門都會堅持并且加強原有制度，當大部分涉農經濟領域幾乎都是被政府部門下屬的單位壟斷的時候，農民能在農業生產中產生利潤嗎？再比如，中央禁止亂占耕地，但是，各地的圈地運動卻在短短的幾年中變本加厲。中央決定今年財政支農300個億，結果，各地的生產資料紛紛漲價，幾乎把中央給農民的好處吞沒了。

記者：為了緩解“三農”問題，您認為應該如何從管理體制上進行創新？

溫：我認為，要把降低制度成本作為政策出發點。為降低行政管理上的制度成本，可以考慮“增省、撤地、強縣、弱鄉”。四年前，我就提出這樣的設想。增省和撤地現在已經有人繼續討論了，而農村管理體制改革仍然缺乏討論。現在交通方便了，如果把縣切小，然后加強縣級政府建設，同時弱鄉，把鄉變成鄉公所，七站八所取消，村直接對縣。一個縣也就管幾百個村，大縣也就管一千左右的村。中間環節減少了，必然會減少治理成本。

建立適合小農村社的合作制度

記者：對于2億多由于兼業化經營而普遍需要資金的農戶，政府資金應該投給誰，怎么才能投到那些真正符合政府投資要求的農戶？

溫：中國農村是典型的小農經濟，必須用適宜小農經濟的思路來解決農業問題。要想有針對性地進行理論創新和體制創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東亞小農經濟社會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倒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日、韓兩國和我國臺灣的模式對農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開農業外部規模經營。我國農村需要多種形式的合作化模式。應該把農民作為生產力要素來看待。農村怎么建設？應該引導他們發展與農村經濟有關的規模經營，如加工、購銷乃至于進一步進入餐飲業、金融、保險領域。農民組織起來進入這些領域，政府應給予資金支持、稅收優惠。要充分相信群眾的創造力，讓農村勞動力成為鄉村建設的主力軍。

第三篇：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國計民生

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國計民生

主講人簡介：溫鐵軍，中國研究“三農”問題的權威專家，中國體改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改革》、《改革內參》雜志社社長兼總編，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被評為中央電視臺2003十大經濟人物之一。長期從事三農問題研究，一直堅持用“腳”做學問，被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譽為“中國農民的代言人”。研究

成果受到中央高層領導和國外學者的高度關注。

“如果關注自己腳下的熱土，應該知道這塊土地上正在發生什么事情。”90年代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但問題卻越來越嚴重。為什么現代不只是強調農業問題，而是三農問題？為什么八十年代沒有三農問題？為什么90年代簡化為農業問題時出現那么多的矛盾？

解構現代化

在農村基層，越是現代化，越是現代法制，農民負擔就越重。為什么80年代農村發展得還不錯，90年代卻不行了呢？因為80年代沒有那么多的法律，90年代規定太多，沒法執行了。中國小農經濟是傳統的經濟基礎，而搬來一個現代的上層建筑，到底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還是反過來？一般而言，違背規律要受懲罰，而懲罰往往不是由照搬的人負責，變成由基層群眾承受。大家習慣說基層鄉村干部是土豪劣紳，但打他們能解決問題嗎？根本問題在哪里？小農經濟是養不起現代化的上層建筑的。

“農民那兒是有真理的”

中國農村經濟是“糧豬型小農”，種一點糧食，養幾口豬。為什么這樣呢？因為需要分散風險。農業的生產周期與市場價格波動周期不同步。一般來說，市場上如果糧價高了，肉價就下降；肉價高了，糧價可能下降。所以農民種糧養豬，糧價高賣糧，肉價高賣肉。與熊德明（溫家寶幫忙討回工資的重慶農婦）聊天時，溫鐵軍問到她為什么不去找法院、勞動局等有關機構，她說“要不得”；回答“那怎么辦？”時，她樸實地講“多養兩口豬”。因為中國小農經濟機制與西方不同，照搬西方理論作為中國依據時，就會出現問題。中國農業的傳統是稻作農業，中國今天的文明是由典型的集體性文化基因延續出來的，這與西方典型的個體化文化基因不同。農民那兒，其實是有真理的。

“天地良心，貧民窟里不是你”

制約三農問題的兩個基本矛盾是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矛盾和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中國有十幾億人口，人口過剩，勞動力也過剩。發達國家勞動力人口總和也就4億多，我國勞動力就有7億多。在學習國外經驗時，“下眼皮發腫——光往上看”是不行的，只注意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不重視發展中國家是不適當的。很多學者說，城市化進程不可避免，出現貧民窟就應放任它。每當這時，溫鐵軍都會在心里說上一句：“天地良心，貧民窟里不是你！”中國這個國家從根本上就與西方不同，而現代理論基本來源于另一個文明系列，中國還不能立足于我們自己的發展歷程形成有解釋力的理論，還缺乏很多基礎性的工作。現代西方可能很先進，但也不應妄自菲薄。而且文明未必一定沖突，是可以交融的。比如“股份合作制”，有人說它“非驢非馬”，但騾子更有勁！

新鄉村建設

“我這個80年代開始搞改革的人，到新世紀說改不起了，我改良了。”對一個有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來說，城市化解決不了“三農”問題，現實的辦法是進行新鄉村建設，幫助農民了解合作和互助的具體辦法，把農村過剩的勞動力組織起來，用于改變家庭和村社的面貌。三農問題是難于照搬國外理論、概念來解決的。“我們這一代犯了太多錯誤，太多浪漫主義，80年代犯了太多經濟浪漫主義錯誤，法學家不要再犯法學浪漫主義錯誤了！后半生我就做兩件事，一件事是搞新鄉村建設，另一件是多去亞非拉，搞比較研究。”溫鐵軍這個另類的知識分子，已經做好了長期處于非主流的準備。

第四篇：溫鐵軍北大演講

溫鐵軍北大演講：另列改良學者的“夢”

12月10日晚，被譽為“中國農民的代言人”的溫鐵軍教授在北大理科樓作了題為“新農村建設”的演講，距演講開始還有半小時，報告廳內已座無虛席。此次演講由北京大學研究生干部學校和北大鄉土中國學會共同主辦，也是北京大學研究生干部學校“卓越論壇”的第一講。

因長期從事“三農”問題研究，溫鐵軍被人稱為“溫三農”。溫鐵軍教授一直堅持用“腳”做學問，在對農村大量的實地調查中建立了對“三農”問題的獨特見解。溫鐵軍教授現為中國“三農”問題權威專家，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體改研究會副秘書長。現任《中國改革》、《改革內參》雜志社社長兼總編，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曾被評選為CCTV 2003十大經濟人物之一。

講座一開始，溫鐵軍教授就強調，多年來自己一直靠調查研究來提出感性認識，可能窮一生精力也無法建立理論框架，他希望能通過提供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為青年人在此領域的發展鋪路。他還強調，此行北大是來向北大學子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但他無法對所有問題提出完美的答案。

溫鐵軍教授首先發問：為什么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沒有“三農”問題，而九十年代以來“三農”成為問題，而且愈演愈烈？溫教授從農業三要素（即土地、勞動力和資金）的角度分析了這個問題。他指出，八十年代是一個典型的黃金增長期，由于農業三要素在農村內部轉化為工業資產并用于農村的工業建設，連續4－5年農村人口的收入增長率高于城市人口，農民手中可支配的現金流增加拉動了市場需求，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而進入九十年代之后，農業三要素大量流出農村，造成農業經濟的衰敗和農民收入的下降。以土地資源為例，我國近十多年的經濟高增長與土地的大量流失成正比，而流失土地的增值收益沒有落入農民的口袋里。溫教授認為，“三農”問題不是微觀問題，而是宏觀問題；不是農業問題，而是農業之外的問題。

溫教授再問：如何才能找到“真問題”？對“三農”問題的討論存在著泛意識形態化的趨向，拘泥于現有的話語框架是無法發現“真問題”的，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現有的意識形態才能發現真問題、解決真問題。在“三農”問題的討論中存在著一種“都是制度惹得禍”的觀點，溫教授認為這是推卻個人責任的看法，事實上“并非都是制度惹得禍”。他以發展現代農業中的美國模式為例，認為美國模式并不能算成功，也并不適宜中國的改革。美國約有17萬個農場，每個農場都百頃以上，機械化程度很高，可是美國政府依然對農業實行高補貼政策，而對中國2億4千萬農戶進行財政補貼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WTO談判過程中，發展中國家要求取消農業關稅壁壘，而美國卻堅持農業的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他還以北朝鮮和巴西的農業發展為例，說明了不符合國情的過早的農業現代化會給國家帶來災難。

兩問之后，溫教授開始進入主題——新農村建設。他從如何看待“新農村建設”談起，認為這是對以往政策失誤的一種調整。針對“要想解決三農問題，就得消滅農民”的觀點，溫教授指出：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還將長期存在，以資源的高消耗為代價的城市化并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我國現有的城市人口已經居世界首位，在資源日益緊缺的情況下我國無法支撐過半的人口成為城市人口。以北京市為例，北京的水資源稀缺，現在是依靠100％的超采地下水（達到40％即為超采）來滿足城市水供給，北京的城市人口嚴重過載，20年之后北京城將面臨更為嚴峻的水荒。另一方面，“新農村建設”對宏觀經濟發展意義重大。建設“新農村”并不是基于慈善的目的，而是基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經驗，通過增強農民的現金支付能力來拉動內需。國家加大對農村的投入可以提高農民收入，而農民收入的增加可以推動中小企業的發展，從而拉動地方經濟，地方經濟的發展又能為農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國家加大對農村的投入可以推動有規模的中心村發展為城鎮，城鎮的發展也能改善農民問題。

接著，溫教授從財政和金融角度分析認為我國已初步具備建設新農村的條件。他從戶籍制度談起，認為“三農”問題“并非都是戶口惹得禍”。溫教授指出八十年代我國稅收占GDP的份額逐年減少，財政收入低造成了沒有條件進行公共投入。而近年來我國的稅收增長率高于GDP的增長率，稅收所占比例攀升到20％，這時國家初步具備了支農的能力。從我國金融狀況來看，8萬億元的銀行存差和8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證明我國金融資本相對充裕。

但建設新農村也遇到了很多困難。以2003年為例，這一年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加大對農村的財政投入，就在這一年大規模的“圈地”運動爆發，3千萬畝的土地被吃掉；就在這一年，審計出了14.6萬件違法占用土地案件，而我國的地方政府一共才4萬余家。建設新農村是一種改革，而改革意味著對既有利益結構的調整，但在過去20年資源轉化為資本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結構是很難調整的。不是農民不需要改革，也不是中央無意愿，但改革意味著艱難的過程。另外，由于“大包干”剝掉了臟水也倒了孩子，現有的2億多農戶過于分散，也使得改革的交易成本過高。此外，溫教授還提醒對于農村選舉中暴露出來的問題要具體的分析，“前選舉問題”（比如，農民選舉之前的積怨借選舉爆發）和“后選舉問題”（如，農村的財政混亂并非完全是道德問題，由現代的上層建筑帶給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村支部的壓力不可小視）也應引起重視，不要“泛政治化處理”。

最后，溫教授介紹了為建設新農村他現在所做的工作，這些是他作為“另類改良學者的夢”，有些正在實現，有些冀望與將來。溫教授在幫助農民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社，它是建立在內部誠信和民主機制上的農民經濟組織，談到建設合作社的經驗他說，一是文化建設收效最高，二是聯合購買，風險最小，三是要實現資金互助。溫教授在推動農村的社會組織建設，建立婦女協會、老年協會等，他強調社會組織的發育是非常有效的，它使農民回歸群體。而且，在對農民全面免稅之后，鄉鎮政府組織將弱化，這時家族勢力和宗教勢力很容易趁虛而入，健康的社會組織的建立能夠安定農村社會。溫教授在致力于生態農業的建設：推廣無農藥化肥的有機農業；建造建材可回收的農宅、生態廁所、辦公室等；建立養殖、沼氣、廁所、漁業、果蔬一體的生態循環系統，構建農村生態建設模型。溫教授希望建立城鄉的良性互動，這是他還未實現的“夢”。他的基本設計是，在城市建設文明消費者合作社，入社條件：承諾善待農民，不隨意壓價；禁止不文明消費，禁止大吃大喝等野蠻消費；交納1000元成為會員（農民加入合作社的入會費是100元）。農民合作社可以為城市合作社提供安全的食品，城市合作社可以支付合理的價格，在城鄉二元結構中建立起和諧良性的互動。

在熱烈的掌聲中，溫教授深情的說“我的很多夢正在實現，我希望和大家良性互動，共同實現夢想。”

之后，溫教授回答了學生的提問，演講持續到晚9點20。活動結束之后，許多學生圍住溫教授，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溫教授晚10點離開北大。

第五篇：溫鐵軍著作總結

中國的問題：人口膨脹而資源短缺的農民國家追求工業化的發展問。

基本命題：1.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矛盾制約下的土地制度變遷

2.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下的農業剩余分配制度

對我國歷史發展的基本判斷：五個階段論根本不適合中國，不存在奴隸社會，中國獨具的亞細亞形態，應進行獨立的分析。

一元論天然的具有排他性，故在討論中國問題時，應當避免一元論思維。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時必產生制度成本，其成本一般由下層基礎承擔。

不同的原始積累方式形成的不同制度，并導致此后改革的路徑依賴。

認識：

1.土地不能簡單私有化

極少的而且仍然正在持續減少的耕地，在目前沒有能力對9億農民進行社保的情況下，充當了基本社會保障功能，不能簡單私有化靠提高規模來參加國際競爭。

2.中美農業就沒有可比性

耕地面積、人口、社會保障制度、農業人口、農業補貼、市場化程度

3.對中國改革的各個領域進行分析，包含:稅收制度、金融制度、組織歷史、土地制度、戶籍制度、國家補貼、城鎮化中的企業發展

4.對于全盤西方化的批判

鄉鎮企業的分散對抗西經（西方經濟理論）中的集中規模效應；土地目前的多功能性對抗西經中土地私有化以后的產權明析獲得土地增值收益；建立城鄉不同金融結構對抗西經統一金融結構；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度（私有權確立后難以進行大規模的建設，反例印度、巴西）對抗西經多黨輪流執政（現狀下的制度成本、大國的混亂）；平均地權（中國歷代王朝興亡借鑒）對抗西經中的土地規模經營即適度集中；不能走歐美對外擴張之路，只能走內部完善的道路；現代制度交易費用過高，尋找更好的制度構建對抗西經中的現代歐美完美社會制度。

5.對國際形勢的把握

進入國際金融資本擴張階段；軍事擴張成為局部問題

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

1.放開仍然有贏利空間被利益集團壟斷的各個領域，允許農民進入，包括農村金融、保險、銷售、儲蓄、生產資料供應等。

2.免除農業稅

3.對鄉級政府進行改革，鄉政府變為鄉公所

4.支農資金作為股權投入到農民專業合作組織中去。

5.國家壟斷土地收益定向用于無地農民的保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