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溫鐵軍詳解新農村建設提出始末

溫鐵軍詳解新農村建設提出始末

我國的農村政策，從根本上說主要產生于本國農村實踐。特別是那些具有戰略轉變意義的大政方針，更是如此。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政策出臺之前，很多地方的基層已經有了農民和青年知識分子相結合的多種創造。作為研究農村發展的人員，我們的基本觀點，一是強調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是廣大農民；二是主張

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只有與我國農村實際相結合才能實事求是地做“真學問”。盡管社會上和理論界一些人對我們這些年的做法和觀點還有些不同意見，但我都著意堅持這些看法。因為，基層的實踐經驗和抽象的理論探討，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的。總結以往各地農村試驗的基本經驗，歸結到一點是什么呢？就是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我們需要從鄉村基層開始，搭建進行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的基矗

新農村建設是怎樣提出的理論界正式提出“新農村運動”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學的林毅夫教授。此后的2001年，我開始把一般的農村調研發展為組織青年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志愿者下鄉，直接操作農村基層的調研、培訓和試驗。在2005年金秋時節黨中央突出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的時候，各地有些部門的領導干部似乎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基層的同志已經較早地考慮到這方面的工作，并且有了相關的政策安排，有的甚至已經取得了成績。此前的3年時間里，我們在各地相繼開展試驗，陸續總結出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因此，可以說：

新村運動（國外）＋新鄉村建設試驗（國內）＋N個緩解三農矛盾的基層經驗（地方）＝“建設社會

主義新農村”。

毋庸諱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既是執政黨長期以來不斷完善的執政理念，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理論聯系實際的本土化認識過程。理論界正式提出“新農村運動”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學的林毅夫教授。此后的2001年，我開始把一般的農村調研發展為組織青年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志愿者下鄉，直接操作農村基層的調研、培訓和試驗，在這個過程中既結合了上世紀80年代從事農村改革試驗區的經驗，也融入了邱建生和劉湘波等青年人的提法，把晏陽初、梁漱溟等前輩上世紀20年代創立、在國際上已經頗有影響的“Rural Reconstruction（意譯為‘新鄉村建設’）”作為我們當代的鄉村支農活動的名稱。中國知識分子歷來主張“君子和而不同”。理論家對新農村運動的概念解讀，和在新鄉村建設的實踐活動中結合本土歷史凝練的概念有所不同；這兩個方面的工作也沒有正式結合，但在討論中我們愿意主動呼應理論家這種有積極意義的努力。我曾經在林毅夫教授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表示過，他關于新農村運動必要性的論述，對我開展的基層試驗工作有重要參考作用；并且不止一次地對媒體說明，他的提法在理論

界是最早的。

2003年黨中央連續提出“三農問題乃重中之重”的口號以后，我和香港CSD（中國社會服務及發展研究中心）的劉健芝、英國AA（援助行動國際組織）的張蘭英等小型NGO的負責人聯合，先后指導和資助了一批青年知識分子下農村基層開展制度建設試驗，并在翟城村開辦免費培訓農民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隨后，又進一步資助受訓農民回鄉創辦各種合作社和社會公益組織。在這些試驗中形成的政策建議

除書面材料外已經兩次向國務院領導當面匯報，并得到積極回應。

這幾年，之所以能夠比較實際地對新農村建設的國內外經驗教訓進行討論，主要在于我和很多年輕同事進行了大量的國內外農村考察，尤其是開展了直接與農民相結合的基層試驗。否則，就不可能有條件對

這些經驗教訓作歸納分析。

經濟高速增長累積的問題

1992年城市取消了糧票、布票，同時取消了各種各樣的居民消費票證，當年就出現了原來潛在的、隱性的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突然爆發，農民工如開閘洪水一樣宣泄而出。當年的人口流動才四千多萬，就造

成嚴重問題了。

對于新農村建設而言，統一認識的難度很大，因此有必要先討論認識問題。

眾所周知，中共十六大以來在國家發展戰略上已經明確了戰略性轉變的意圖，無論是在目標上，在指導思想上，還是在政策方針上，都已經相對明確地提出了發展戰略轉變的要求。2002年的十六大正式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為到2020年要實現的大目標，這本身就意味著對以往發展戰略的調整；也是基于對以往

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的認識而提出的。

首先，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在推進我國改革開放之初的話是辯證的，也是全面的。他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要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是，如果我們的改革開放搞出來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造成了兩極分化，那我們的改革開放就失敗了。這個預警，應該說是非常有

前瞻性的。

在背景認識上，社會學界陸學藝同志的研究值得重視。黨的十六大召開之前，他主持的全國抽樣調查

報告顯示，兩極分化已經客觀存在，并已影響到了國家的穩定，而穩定是壓倒一切的。

因此，在十六大之前，對報告征求意見的時候，已經在思想理論界引起過很多討論；其中就有關于“公平與效率”哪個應該優先的爭論。只不過做地方實際工作的同志和在部門工作的同志對于十六大之前的有關討論沒有太多關注。今天我們的戰略轉變不是突然提出的，而是十六大以前對有關問題討論時就已經有

很多涉及了。我們不妨再引述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的分析。

1999年林毅夫教授在一個小型討論團體———“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的一次發言中明確指出：我們

現在是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就在同一年，他提出應該不失時機地進行“新農村運動”。

所謂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是指什么呢？

第一是人所共知的勞動力過剩，到2003年中央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之后，溫家寶總理曾經有過明確表述。我們國家勞動力的總規模，幾乎是全部發達國家勞動力總和的兩倍。發達國家尚且有政府如何面對失業、如何提供社會保障等問題，還有社會不安定，罷工游行等事情。因此當大家討論制度問題、體制問題、政府改革問題的時候，我認為應該考慮：這個世界上有什么體制，什么制度，什么政府，什么政黨

能夠解決如此龐大規模勞動力的就業問題？

我國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放開市場易，解決市場帶來的問題難。近年來我們就不得不面對世界上規模最龐大的勞動力進入市場之后引發的問題。以前勞動力過剩是隱性的，因為有城鄉二元結構，農村勞動力是不能自由流動的，那時有矛盾，但不顯著。可現在是在其他要素沒有完全放開的情況下，率先讓勞動力完全走市常有誰想過，釋

放8億農村勞動力進入市場，難道不是如洪水一般嗎？

對于這個問題，當然應該辯證地看。我們一方面認為市場經濟是有效的，黨中央在1992年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但那時政府、企業和公眾都沒有搞市場經濟的經驗。1992年城市取消了糧票、布票，同時取消了各種各樣的居民消費票證，當年就出現了原來潛在的、隱性的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突然爆發，農民工如開閘洪水一樣宣泄而出。上點歲數的人都記得，那時候火車汽車都爆滿，頂上都有人，出

現嚴重的交通堵塞。當年的人口流動才四千多萬，就造成嚴重問題了。

于是，從1992年社會開始驚呼民工潮，一呼就是13年。這個潮只漲不落，從當年四千多萬到現在的1.2億，幾乎是當年的三倍多。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勞動力幾乎屬于絕對過剩，是無限供給的生產力要素。而按照要素的稀缺性決定價格的原理，就必然導致勞動力的收入絕對是最低的，低到維持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基本生活需求都不夠。所以，在那些勞動力待遇太差而物價指數較高的地方，外來民工就開始用腳投票———不來了，沿海某些地方就出現了民工荒。這本來是一個經濟規律導致的結果。可我們很少有人認真討論這樣的問題，大家還停留在以往一般發展主義和市場主義的語境中，沒有回顧1999年林毅夫的提法：第一位的矛盾就是勞動力過剩，當然會導致惡性循環———勞動力絕對過剩，無限供給，導致工價下跌，購買力下降，隨之造成內需不足，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第二個矛盾是資本過剩———目前我國銀行部門存款大于貸款的總量已經超過10萬億，外匯儲備也已經超過9000億美元。我在過去發表的文章中分析到：中國早在1995年即成為世界上所有轉軌國家中貨幣深化程度最高的國家。據1995年世界銀行對28個轉軌國家的統計，中國當時M2和GDP的比值超過百分之百，同期俄羅斯只有27%，美國76%，記得那時只有日本超過百分之百。中國90年代通過大量增發貨幣，把資源和資產用推進貨幣化的方式表現出來，這當然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但也在客觀上造成了金融資

本的相對過剩。

當資本過剩的時候，會出現什么情況呢？按照一般經濟規律，當然應該是資本價格下降，因為過剩要素的價格應該下降。但是，由于我們國家在勞動力下降到維持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水平之下的同時出現了資本要素過剩，結果就暴露出了體制問題：在生產力諸要素———土地、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結合上，以某種制度安排來維持相對較高的資本價格。是什么制度呢？金融壟斷制度———與權力結合的壟斷能夠維

持資本要素的相對高價。

于是，勞動力走市場，金融資本客觀上卻不能完全走市常這種雙重過剩，確實會造成林毅夫所說的惡

性循環。

金融壟斷資本的體制條件之下，為了維持高價格，金融部門只能追求投資收益高的領域，于是，大量過剩的金融資產在股市收益高的時候進股市，房市收益高的時候進房市，但就是難以進制造業、民營經濟，更不進中小企業和高技術風險投資，因為只有在高收益的領域中才能獲得資本的回報。

這導致實體經濟部門在運轉上出了問題：一方面勞動力無限供給，一方面金融壟斷，這兩個問題導致中國經濟出現了尷尬的狀況———大家看到房地產大發展，基金業、股票、期貨等也神速發展，而真正的實體經濟部門仍然有很多困難。

實事求是的戰略轉變

中央在所有新的指導思想提出過程中間，始終強調把三農問題放在首位。隨一號文件強調增加農民收

入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變成新世紀黨中央的惠農政策。

回顧一下這些問題就可以了解，并不是今天才有這種戰略轉變的思考，而是之前就已經有相當多的討論。我們看到關于這些問題的早期討論，就應該注意到，中央在面對這些問題時作出的調整，乃是執政黨的一個實事求是過程。

從2002年全面小康大目標提出之后，中央的戰略轉變指導思想日益清晰起來。溫家寶同志說，“全面小康大目標提出非常重要，但難點重點都在農村。”到2003年1月份黨中央提出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明顯表現出中央調整戰略方向的意圖。要想實現全面小康，就得把重點放在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的發

展上。

2002年黨的十六大之后籌備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當時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指導思想，就是加強對農村的傾斜投入，把財政資金新增部分用到縣以下的農村公共開支，把國家的農業投資主要用到村以下和農民

相關的項目。這一思想早在全面小康大目標提出之后，就已經在黨內明確了。

但是，投資方向調整起來很困難。盡管黨中央強調，但在2003年還是難以給縣以下農村基層增加多少公共開支，也沒有給村以下農民需要的小項目增加多少投資。當年的建設占地變本加厲，耕地一年就減少了三千多萬畝。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最大規模的征占土地，失地農民超過三千萬，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一方面經濟高增長，另一方面資源、能源消耗都是空前的。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為了表示決心，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提出“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這就是2003年中央第一次強調三農問題

是重中之重的背景。

矛盾客觀存在，認識不統一的問題也客觀存在。到2003年末，中央討論當年的經濟情況和2004年的經濟預測的時候，部分學者提出，我們確實存在某些部門或者某些領域、某些行業的經濟過熱，建議中央

采取宏觀調控政策。

事實上，2003年農業農村形勢的嚴峻導致了2004年的宏觀調控；而2004-2005年的宏觀調控使近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連續超過9.5%，被海外媒體稱為“奇跡”。在中國執政黨新一屆領導集體2004年推動宏觀調控以后，中國連續兩年出現了曾經在2001年的美國出現過的“兩高一低”———高增長、高就業、低物價———這就是曾經一度被國內學者和媒體炒作過的“新經濟現象”。但中國經濟界之所以沒有如國外那樣炒作自己的新經濟現象，是因為我國近代社會科學大體上師從西方，可西方至今還難以正視中國的發展歷程，更遑論形成基于中國發展經驗的理論。只有英國人提出了個“北京共識”，也是按照西方的意

識形態來探尋中國不同于“華盛頓共識”的

第二篇：新農村建設提出始末

作者:溫鐵軍瀏覽次數:3718發布時間:2007-10-12文章來源:天益講壇

我國的農村政策，從根本上說主要產生于本國農村實踐。特別是那些具有戰略轉變意義的大政方針，更是如此。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政策出臺之前，很多地方的基層已經有了農民和青年知識分子相結合的多種創造。作為研究農村發展的人員，我們的基本觀點，一是強調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是廣大農民；二是主張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只有與我國農村實際相結合才能實事求是地做“真學問”。

盡管社會上和理論界一些人對我們這些年的做法和觀點還有些不同意見，但我都著意堅持這些看法。因為，基層的實踐經驗和抽象的理論探討，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的。總結以往各地農村試驗的基本經驗，歸結到一點是什么呢？就是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我們需要從鄉村基層開始，搭建進行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的基礎。

新農村建設是怎樣提出的理論界正式提出“新農村運動”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學的林毅夫教授。此后的2001年，我開始把一般的農村調研發展為組織青年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志愿者下鄉，直接操作農村基層的調研、培訓和試驗。

在2005年金秋時節黨中央突出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的時候，各地有些部門的領導干部似乎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基層的同志已經較早地考慮到這方面的工作，并且有了相關的政策安排，有的甚至已經取得了成績。此前的3年時間里，我們在各地相繼開展試驗，陸續總結出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因此，可以說：

新村運動（國外）＋新鄉村建設試驗（國內）＋N個緩解三農矛盾的基層經驗（地方）＝“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毋庸諱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既是執政黨長期以來不斷完善的執政理念，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理論聯系實際的本土化認識過程。理論界正式提出“新農村運動”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學的林毅夫教授。此后的2001年，我開始把一般的農村調研發展為組織青年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志愿者下鄉，直接操作農村基層的調研、培訓和試驗，在這個過程中既結合了上世紀80年代從事農村改革試驗區的經驗，也融入了邱建生和劉湘波等青年人的提法，把晏陽初、梁漱溟等前輩上世紀20年代創立、在國際上已經頗有影響的“Rural Reconstruction（意譯為‘新鄉村建設’）”作為我們當代的鄉村支農活動的名稱。

中國知識分子歷來主張“君子和而不同”。理論家對新農村運動的概念解讀，和在新鄉村建設的實踐活動中結合本土歷史凝練的概念有所不同；這兩個方面的工作也沒有正式結合，但在討論中我們愿意主動呼應理論家這種有積極意義的努力。我曾經在林毅夫教授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表示過，他關于新農村運動必要性的論述，對我開展的基層試驗工作有重要參考作用；并且不止一次地對媒體說明，他的提法在理論界是最早的。

2003年黨中央連續提出“三農問題乃重中之重”的口號以后，我和香港CSD（中國社會服務及發展研究中心）的劉健芝、英國AA（援助行動國際組織）的張蘭英等小型NGO的負責人聯合，先后指導和資助了一批青年知識分子下農村基層開展制度建設試驗，并在翟城村開辦免費培訓農民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隨后，又進一步資助受訓農民回鄉創辦各種合作社和社會公益組織。在這些試驗中形成的政策建議除書面材料外已經兩次向國務院領導當面匯報，并得到積極回應。

這幾年，之所以能夠比較實際地對新農村建設的國內外經驗教訓進行討論，主要在于我和很多年輕同事進行了大量的國內外農村考察，尤其是開展了直接與農民相結合的基層試驗。否則，就不可能有條件對這些經驗教訓作歸納分析。

經濟高速增長累積的問題

1992年城市取消了糧票、布票，同時取消了各種各樣的居民消費票證，當年就出現了原來潛在的、隱性的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突然爆發，農民工如開閘洪水一樣宣泄而出。當年的人口流動才四千多萬，就造成嚴重問題了。

對于新農村建設而言，統一認識的難度很大，因此有必要先討論認識問題。眾所周知，中共十六大以來在國家發展戰略上已經明確了戰略性轉變的意圖，無論是在目標上，在指導思想上，還是在政策方針上，都已經相對明確地提出了發展戰略轉變的要求。2002年的十六大正式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為到2020年要實現的大目標，這本身就意味著對以往發展戰略的調整；也是基于對以往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的認識而提出的。

首先，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在推進我國改革開放之初的話是辯證的，也是全面的。他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要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是，如果我們的改革開放搞出來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造成了兩極分化，那我們的改革開放就失敗了。這個預警，應該說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在背景認識上，社會學界陸學藝同志的研究值得重視。黨的十六大召開之前，他主持的全國抽樣調查報告顯示，兩極分化已經客觀存在，并已影響到了國家的穩定，而穩定是壓倒一切的。

因此，在十六大之前，對報告征求意見的時候，已經在思想理論界引起過很多討論；其中就有關于“公平與效率”哪個應該優先的爭論。只不過做地方實際工作的同志和在部門工作的同志對于十六大之前的有關討論沒有太多關注。今天我們的戰略轉變不是突然提出的，而是十六大以前對有關問題討論時就已經有很多涉及了。我們不妨再引述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的分析。

1999年林毅夫教授在一個小型討論團體―――“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的一次發言中明確指出：我們現在是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就在同一年，他提出應該不失時機地進行“新農村運動”。

所謂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是指什么呢？

第一是人所共知的勞動力過剩，到2003年中央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之后，溫家寶總理曾經有過明確表述。我們國家勞動力的總規模，幾乎是全部發達國家勞動力總和的兩倍。發達國家尚且有政府如何面對失業、如何提供社會保障等問題，還有社會不安定，罷工游行等事情。因此當大家討論制度問題、體制問題、政府改革問題的時候，我認為應該考慮：這個世界上有什么體制，什么制度，什么政府，什么政黨能夠解決如此龐大規模勞動力的就業問題？

我國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放開市場易，解決市場帶來的問題難。近年來我們就不得不面對世界上規模最龐大的勞動力進入市場之后引發的問題。以前勞動力過剩是隱性的，因為有城鄉二元結構，農村勞動力是不能自由流動的，那時有矛盾，但不顯著。可現在是在其他要素沒有完全放開的情況下，率先讓勞動力完全走市場。有誰想過，釋放8億農村勞動力進入市場，難道不是如洪水一般嗎？

對于這個問題，當然應該辯證地看。我們一方面認為市場經濟是有效的，黨中央在1992年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但那時政府、企業和公眾都沒有搞市場經濟的經驗。1992年城市取消了糧票、布票，同時取消了各種各樣的居民消費票證，當年就出現了原來潛在的、隱性的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突然爆發，農民工如開閘洪水一樣宣泄而出。上點歲數的人都記得，那時候火車汽車都爆滿，頂上都有人，出現嚴重的交通堵塞。當年的人口流動才四千多萬，就造成嚴重問題了。

于是，從1992年社會開始驚呼民工潮，一呼就是13年。這個潮只漲不落，從當年四千多萬到現在的1.2億，幾乎是當年的三倍多。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勞動力幾乎屬于絕對過剩，是無限供給的生產力要素。而按照要素的稀缺性決定價格的原理，就必然導致勞動力的收入絕對是最低的，低到維持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基本生活需求都不夠。所以，在那些勞動力待遇太差而物價指數較高的地方，外來民工就開始用腳投票———不來了，沿海某些地方就出現了民工荒。這本來是一個經濟規律導致的結果。可我們很少有人認真討論這樣的問題，大家還停留在以往一般發展主義和市場主義的語境中，沒有回顧1999年林毅夫的提法：第一位的矛盾就是勞動力過剩，當然會導致惡性循環———勞動力絕對過剩，無限供給，導致工價下跌，購買力下降，隨之造成內需不足，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第二個矛盾是資本過剩———目前我國銀行部門存款大于貸款的總量已經超過10萬億，外匯儲備也已經超過9000億美元。我在過去發表的文章中分析到：中國早在1995年即成為世界上所有轉軌國家中貨幣深化程度最高的國家。據1995年世界銀行對28個轉軌國家的統計，中國當時M2和GDP的比值超過百分之百，同期俄羅斯只有27%，美國76%，記得那時只有日本超過百分之百。中國90年代通過大量增發貨幣，把資源和資產用推進貨幣化的方式表現出來，這當然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但也在客觀上造成了金融資本的相對過剩。

當資本過剩的時候，會出現什么情況呢？按照一般經濟規律，當然應該是資本價格下降，因為過剩要素的價格應該下降。但是，由于我們國家在勞動力下降到維持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水平之下的同時出現了資本要素過剩，結果就暴露出了體制問題：在生產力諸要素———土地、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結合上，以某種制度安排來維持相對較高的資本價格。是什么制度呢？金融壟斷制度———與權力結合的壟斷能夠維持資本要素的相對高價。

于是，勞動力走市場，金融資本客觀上卻不能完全走市場。這種雙重過剩，確實會造成林毅夫所說的惡性循環。

金融壟斷資本的體制條件之下，為了維持高價格，金融部門只能追求投資收益高的領域，于是，大量過剩的金融資產在股市收益高的時候進股市，房市收益高的時候進房市，但就是難以進制造業、民營經濟，更不進中小企業和高技術風險投資，因為只有在高收益的領域中才能獲得資本的回報。

這導致實體經濟部門在運轉上出了問題：一方面勞動力無限供給，一方面金融壟斷，這兩個問題導致中國經濟出現了尷尬的狀況———大家看到房地產大發展，基金業、股票、期貨等也神速發展，而真正的實體經濟部門仍然有很多困難。

實事求是的戰略轉變

中央在所有新的指導思想提出過程中間，始終強調把三農問題放在首位。隨一號文件強調增加農民收入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變成新世紀黨中央的惠農政策。

回顧一下這些問題就可以了解，并不是今天才有這種戰略轉變的思考，而是之前就已經有相當多的討論。我們看到關于這些問題的早期討論，就應該注意到，中央在面對這些問題時作出的調整，乃是執政黨的一個實事求是過程。

從2002年全面小康大目標提出之后，中央的戰略轉變指導思想日益清晰起來。溫家寶同志說，“全面小康大目標提出非常重要，但難點重點都在農村。”到2003年1月份黨中央提出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明顯表現出中央調整戰略方向的意圖。要想實現全面小康，就得把重點放在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的發展上。

2002年黨的十六大之后籌備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當時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指導思想，就是加強對農村的傾斜投入，把財政資金新增部分用到縣以下的農村公共開支，把國家的農業投資主要用到村以下和農民相關的項目。這一思想早在全面小康大目標提出之后，就已經在黨內明確了。

但是，投資方向調整起來很困難。盡管黨中央強調，但在2003年還是難以給縣以下農村基層增加多少公共開支，也沒有給村以下農民需要的小項目增加多少投資。當年的建設占地變本加厲，耕地一年就減少了三千多萬畝。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最大規模的征占土地，失地農民超過三千萬，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一方面經濟高增長，另一方面資源、能源消耗都是空前的。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為了表示決心，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提出“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這就是2003年中央第一次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的背景。

矛盾客觀存在，認識不統一的問題也客觀存在。到2003年末，中央討論當年的經濟情況和2004年的經濟預測的時候，部分學者提出，我們確實存在某些部門或者某些領域、某些行業的經濟過熱，建議中央采取宏觀調控政策。

事實上，2003年農業農村形勢的嚴峻導致了2004年的宏觀調控；而2004-2005年的宏觀調控使近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連續超過9.5%，被海外媒體稱為“奇跡”。在中國執政黨新一屆領導集體2004年推動宏觀調控以后，中國連續兩年出現了曾經在2001年的美國出現過的“兩高一低”———高增長、高就業、低物價———這就是曾經一度被國內學者和媒體炒作過的“新經濟現象”。但中國經濟界之所以沒有如國外那樣炒作自己的新經濟現象，是因為我國近代社會科學大體上師從西方，可西方至今還難以正視中國的發展歷程，更遑論形成基于中國發展經驗的理論。只有英國人提出了個“北京共識”，也是按照西方的意識形態來探尋中國不同于“華盛頓共識”的特色。

如果進一步分析，就會看到認識不一致這種現象的背后，其實是利益結構的作用。

2002年十六大提出轉變戰略，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接著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比較集中地討論了政策問題和改革問題，明確提出了放棄單純追求GDP的目標導向，轉向綜合發展，并提出了五項統籌，其中城鄉統籌放在首位，針對性很強。三中全會之后這些提法進一步明確為“科學發展觀”。

這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發展的前提發生了改變。原來各地都是以招商引資論英雄，其實是以資本為本，以GDP來看政績。這是很多地方心照不宣的發展前提。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意味著前提改變了———以人為本。目標也很清楚———可持續發展。從這個前提出發，為了達到目標，就有了一系列新的提法，例如，有效經濟、循環經濟、節約型社會等等。要改變增長方式，改變原來單純追求GDP導向之下的行為方式，改變政策的指導思想，就要有一系列的改變。其中最重要的動作是：中央使用了宏觀調控手段，同時緊縮“兩根”———銀根和地根；并且使用行政力量，使得我們能夠在短期內避免出現過大的損失，經濟能夠較快地健康增長。

在這個階段，國務院出臺了宏觀調控文件；黨中央出臺了新世紀的一號文件。中央在所有新的指導思想提出過程中間，始終強調把三農問題放在首位。為貫徹一號文件增加農民收入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也體現了胡錦濤總書記在2003年1月份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思想：把財政更多用于縣以下農村基層的公共開支，把國家農業開支更多用在和農民相關的小項目上。這些都正在變成新世紀黨中央的惠農政策。

但是，在沒有轉變各個部門的行為前，在各級干部完全跟上中央的政策思想前，必須要讓局面有所緩解。怎么辦？2004年兩會上，溫家寶總理提出了免除農業稅的政策，有效地配合了國家宏觀調控，使2004年經濟穩定、健康并且較快增長。對此，我曾發表文章說：“2004新政之最大者莫過于免賦”。

接著人們看到的是，中央在2004年召開十六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把科學發展觀強調到政治高度———執政黨執政能力的建設，于是就有了新的執政理念———構建和諧社會。

和諧社會作為執政理念的提出，就等于對各個地方，各個部門特別是對黨的負責干部提出了政治上的要求，如果不能按照和諧社會的理念來調整行為，加強執政黨的執政地位，提高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就是不能主動和中央保持一致。在此之后，2005年兩次舉辦省部級高級干部研討班，統一全黨思想，特別是高級干部的思想。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新農村建設提出之大背景很清楚，就是黨中央在推進戰略轉變，提出新的執政理念和新的發展思路。但是，因為原有的利益結構已經固化了，條塊分割，利益復雜，所以，有必要把思想統一到“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這樣一個新的戰略轉變時期的指導思想上來。在這樣的困難情況下，農村領域中的諸多問題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來，到五中全會召開，已經是第五次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了。在這些問題上，共產黨員應該堅定不移地跟中央保持一致———堅持和諧社會執政理念，加強執政黨的執政地位。哪些行為不符合，就要及時調整。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市農業現代化研討會”上的演講（節選）

第三篇：溫鐵軍著作總結

中國的問題：人口膨脹而資源短缺的農民國家追求工業化的發展問。

基本命題：1.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矛盾制約下的土地制度變遷

2.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下的農業剩余分配制度

對我國歷史發展的基本判斷：五個階段論根本不適合中國，不存在奴隸社會，中國獨具的亞細亞形態，應進行獨立的分析。

一元論天然的具有排他性，故在討論中國問題時，應當避免一元論思維。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時必產生制度成本，其成本一般由下層基礎承擔。

不同的原始積累方式形成的不同制度，并導致此后改革的路徑依賴。

認識：

1.土地不能簡單私有化

極少的而且仍然正在持續減少的耕地，在目前沒有能力對9億農民進行社保的情況下，充當了基本社會保障功能，不能簡單私有化靠提高規模來參加國際競爭。

2.中美農業就沒有可比性

耕地面積、人口、社會保障制度、農業人口、農業補貼、市場化程度

3.對中國改革的各個領域進行分析，包含:稅收制度、金融制度、組織歷史、土地制度、戶籍制度、國家補貼、城鎮化中的企業發展

4.對于全盤西方化的批判

鄉鎮企業的分散對抗西經（西方經濟理論）中的集中規模效應；土地目前的多功能性對抗西經中土地私有化以后的產權明析獲得土地增值收益；建立城鄉不同金融結構對抗西經統一金融結構；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度（私有權確立后難以進行大規模的建設，反例印度、巴西）對抗西經多黨輪流執政（現狀下的制度成本、大國的混亂）；平均地權（中國歷代王朝興亡借鑒）對抗西經中的土地規模經營即適度集中；不能走歐美對外擴張之路，只能走內部完善的道路；現代制度交易費用過高，尋找更好的制度構建對抗西經中的現代歐美完美社會制度。

5.對國際形勢的把握

進入國際金融資本擴張階段；軍事擴張成為局部問題

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

1.放開仍然有贏利空間被利益集團壟斷的各個領域，允許農民進入，包括農村金融、保險、銷售、儲蓄、生產資料供應等。

2.免除農業稅

3.對鄉級政府進行改革，鄉政府變為鄉公所

4.支農資金作為股權投入到農民專業合作組織中去。

5.國家壟斷土地收益定向用于無地農民的保障中去。

第四篇：溫鐵軍北大演講

溫鐵軍北大演講：另列改良學者的“夢”

12月10日晚，被譽為“中國農民的代言人”的溫鐵軍教授在北大理科樓作了題為“新農村建設”的演講，距演講開始還有半小時，報告廳內已座無虛席。此次演講由北京大學研究生干部學校和北大鄉土中國學會共同主辦，也是北京大學研究生干部學校“卓越論壇”的第一講。

因長期從事“三農”問題研究，溫鐵軍被人稱為“溫三農”。溫鐵軍教授一直堅持用“腳”做學問，在對農村大量的實地調查中建立了對“三農”問題的獨特見解。溫鐵軍教授現為中國“三農”問題權威專家，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體改研究會副秘書長。現任《中國改革》、《改革內參》雜志社社長兼總編，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曾被評選為CCTV 2003十大經濟人物之一。

講座一開始，溫鐵軍教授就強調，多年來自己一直靠調查研究來提出感性認識，可能窮一生精力也無法建立理論框架，他希望能通過提供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為青年人在此領域的發展鋪路。他還強調，此行北大是來向北大學子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但他無法對所有問題提出完美的答案。

溫鐵軍教授首先發問：為什么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沒有“三農”問題，而九十年代以來“三農”成為問題，而且愈演愈烈？溫教授從農業三要素（即土地、勞動力和資金）的角度分析了這個問題。他指出，八十年代是一個典型的黃金增長期，由于農業三要素在農村內部轉化為工業資產并用于農村的工業建設，連續4－5年農村人口的收入增長率高于城市人口，農民手中可支配的現金流增加拉動了市場需求，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而進入九十年代之后，農業三要素大量流出農村，造成農業經濟的衰敗和農民收入的下降。以土地資源為例，我國近十多年的經濟高增長與土地的大量流失成正比，而流失土地的增值收益沒有落入農民的口袋里。溫教授認為，“三農”問題不是微觀問題，而是宏觀問題；不是農業問題，而是農業之外的問題。

溫教授再問：如何才能找到“真問題”？對“三農”問題的討論存在著泛意識形態化的趨向，拘泥于現有的話語框架是無法發現“真問題”的，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現有的意識形態才能發現真問題、解決真問題。在“三農”問題的討論中存在著一種“都是制度惹得禍”的觀點，溫教授認為這是推卻個人責任的看法，事實上“并非都是制度惹得禍”。他以發展現代農業中的美國模式為例，認為美國模式并不能算成功，也并不適宜中國的改革。美國約有17萬個農場，每個農場都百頃以上，機械化程度很高，可是美國政府依然對農業實行高補貼政策，而對中國2億4千萬農戶進行財政補貼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WTO談判過程中，發展中國家要求取消農業關稅壁壘，而美國卻堅持農業的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他還以北朝鮮和巴西的農業發展為例，說明了不符合國情的過早的農業現代化會給國家帶來災難。

兩問之后，溫教授開始進入主題——新農村建設。他從如何看待“新農村建設”談起，認為這是對以往政策失誤的一種調整。針對“要想解決三農問題，就得消滅農民”的觀點，溫教授指出：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還將長期存在，以資源的高消耗為代價的城市化并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我國現有的城市人口已經居世界首位，在資源日益緊缺的情況下我國無法支撐過半的人口成為城市人口。以北京市為例，北京的水資源稀缺，現在是依靠100％的超采地下水（達到40％即為超采）來滿足城市水供給，北京的城市人口嚴重過載，20年之后北京城將面臨更為嚴峻的水荒。另一方面，“新農村建設”對宏觀經濟發展意義重大。建設“新農村”并不是基于慈善的目的，而是基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經驗，通過增強農民的現金支付能力來拉動內需。國家加大對農村的投入可以提高農民收入，而農民收入的增加可以推動中小企業的發展，從而拉動地方經濟，地方經濟的發展又能為農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國家加大對農村的投入可以推動有規模的中心村發展為城鎮，城鎮的發展也能改善農民問題。

接著，溫教授從財政和金融角度分析認為我國已初步具備建設新農村的條件。他從戶籍制度談起，認為“三農”問題“并非都是戶口惹得禍”。溫教授指出八十年代我國稅收占GDP的份額逐年減少，財政收入低造成了沒有條件進行公共投入。而近年來我國的稅收增長率高于GDP的增長率，稅收所占比例攀升到20％，這時國家初步具備了支農的能力。從我國金融狀況來看，8萬億元的銀行存差和8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證明我國金融資本相對充裕。

但建設新農村也遇到了很多困難。以2003年為例，這一年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加大對農村的財政投入，就在這一年大規模的“圈地”運動爆發，3千萬畝的土地被吃掉；就在這一年，審計出了14.6萬件違法占用土地案件，而我國的地方政府一共才4萬余家。建設新農村是一種改革，而改革意味著對既有利益結構的調整，但在過去20年資源轉化為資本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結構是很難調整的。不是農民不需要改革，也不是中央無意愿，但改革意味著艱難的過程。另外，由于“大包干”剝掉了臟水也倒了孩子，現有的2億多農戶過于分散，也使得改革的交易成本過高。此外，溫教授還提醒對于農村選舉中暴露出來的問題要具體的分析，“前選舉問題”（比如，農民選舉之前的積怨借選舉爆發）和“后選舉問題”（如，農村的財政混亂并非完全是道德問題，由現代的上層建筑帶給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村支部的壓力不可小視）也應引起重視，不要“泛政治化處理”。

最后，溫教授介紹了為建設新農村他現在所做的工作，這些是他作為“另類改良學者的夢”，有些正在實現，有些冀望與將來。溫教授在幫助農民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社，它是建立在內部誠信和民主機制上的農民經濟組織，談到建設合作社的經驗他說，一是文化建設收效最高，二是聯合購買，風險最小，三是要實現資金互助。溫教授在推動農村的社會組織建設，建立婦女協會、老年協會等，他強調社會組織的發育是非常有效的，它使農民回歸群體。而且，在對農民全面免稅之后，鄉鎮政府組織將弱化，這時家族勢力和宗教勢力很容易趁虛而入，健康的社會組織的建立能夠安定農村社會。溫教授在致力于生態農業的建設：推廣無農藥化肥的有機農業；建造建材可回收的農宅、生態廁所、辦公室等；建立養殖、沼氣、廁所、漁業、果蔬一體的生態循環系統，構建農村生態建設模型。溫教授希望建立城鄉的良性互動，這是他還未實現的“夢”。他的基本設計是，在城市建設文明消費者合作社，入社條件：承諾善待農民，不隨意壓價；禁止不文明消費，禁止大吃大喝等野蠻消費；交納1000元成為會員（農民加入合作社的入會費是100元）。農民合作社可以為城市合作社提供安全的食品，城市合作社可以支付合理的價格，在城鄉二元結構中建立起和諧良性的互動。

在熱烈的掌聲中，溫教授深情的說“我的很多夢正在實現，我希望和大家良性互動，共同實現夢想。”

之后，溫教授回答了學生的提問，演講持續到晚9點20。活動結束之后，許多學生圍住溫教授，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溫教授晚10點離開北大。

第五篇：溫鐵軍新鄉村建設誤區

編者按：新農村建設引起教育界和學術界的反映要么是淡漠，要么是爭議，需要澄清很多認識誤區。

作者認為，我國多數農村大包干以后大體上仍然以小農村社制經濟為經濟基礎，農業現代化很難實現，農村大量的過剩人口也不可能全部轉移到城市，那會造成嚴重的城市病和資源環境的不可持續，所以，只能以這種經濟基礎為前提進行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利用當地社會資源求發展。貫徹黨中央倡導的“新農村建設”要社會廣泛參與，主要是組織青年知識分子深入鄉村，培育農民的自主精神、提高社會福利和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促進經濟合作與城鄉社會的和諧。

新農村建設與城鄉和諧社會

文/溫鐵軍

我國的新農村建設，是針對“三農”問題提出的具有全局性普遍意義的重大政策。

一、兩個“沒有看到”和兩類農業服務體系

在貫徹國家十一五規劃的最近5年中，針對“三農”問題的新農村建設會成為國家投資的重點，成為改善宏觀經濟結構、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關鍵。對此，很多人都有論述，本文不必蛇足。當前迫切需要的，是對某些認識誤區加以梳理。

當三農問題提出并得到重視的時候，理論界有些長期堅持照搬西方制度的學者批評道：這是個偽問題。本文認為，“三農”問題是否屬于“真問題”，要看其是否具有普適性。

根據我在世界各地農村的調研和考察，三農問題并非中國獨有，也并非發展中國家獨有，而是一個具有普適性的問題。東亞那些以小農經濟為農村經濟基礎的日本、韓國等，盡管都已步入發達國家行列，但照樣存在“三農”問題。韓國農民在香港暴力游行堅決反對全球化，就是因為韓國的“三農”問題相對比較嚴重。不論其工業化城市化多么發達，農村相對來說是逐漸凋敝的。在這些東亞以小農社會為基礎的國家，化解或緩解“三農”困境，主要是靠長期的新農村建設，我國現在稱“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由于資源緊約束的國情相似，盡管說法不同，政策內容卻相差不多。

很多主流學者更多地討論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等 “西式四化”問題，但我認為，無論私有化意識形態，還是簡單化地強調加快城市化，都不可能根本上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

中國平原面積只占國土面積的1/8，而水、土、光、熱這四種適宜農業的資源比較匹配的平原面積只占國土面積的不到10%。而沙漠、山區和高原肯定不是企業家辦工廠的首選地，所以工業、城市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這樣的規律作用下，中國的區域差別必然拉大。這本來就是中國經濟地理條件制約的結果，而并非完全是人為的結果或者制度之禍。

有人希望把美國的農業經濟理論、制度和政策翻版到中國來，似乎認為中國只要照搬就萬事大吉。但需要明白的常識是，“中國無農場，美國無農民”。中國有兩億多農戶，平均規模大約0.6公頃；美國僅有17萬農場主，一個農場大約有幾百公頃。在農場打工的并不在統計上計算為農業人口，因此美國農業人口僅占不足3%；農場所有者稱為“farmer”，本應翻譯為“農場主”，而卻被簡單化地翻譯成農民，其實，美國農場主和中國的“農民”是異質性很強的兩種不同經濟主體。既然政策和理論的對象都如此不同，難道能把美國的針對農場主的政策和根據美國農業經驗形成的理論搬來中國用嗎？

世界上我們看得到的農業的服務體系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是以歐美的獨立的大農場為服務對象的公司體系；二是以東亞小農村社經濟為對象的“綜合農協”體系。

我們的問題在于：本屬于典型的東亞小農經濟，卻生搬硬套歐美的公司化服務體系。越照搬，農業成本越高，三農問題越嚴重。

最近，我提出“兩個沒有看到”與理論界的朋友商討：一是沒有看到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的成功典范；二是沒有看到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成功典范。

這當然不是理論，不過是提出經驗層次的問題就教于理論家。

現在，國內外很多人都把農業現代化作為目標，這無所謂對錯。可是據我的考察，沒有看到世界上哪個發達國家的現代化農業是成功的；我在發達國家的交流，也沒有哪個發達國家的嚴肅學者敢于宣稱自己的農業現代化堪稱成功典范。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有兩個問題百思不得其解。

其一，就連美國這種早就實現了我國理論所追求的規模經濟的大農場農業，政府每年也要拿200多億美元給17萬個農場主作為直接收入補償。難道拿大量補貼的農業現代化能算是成功的嗎？

其二，進一步的問題是，如果說發達國家的現代化農業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成功的，為什么每次召開世貿部長會議，卻是發展中國家強烈要求發達國家開放農產品市場，難道那些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的傳統的小農經濟反倒更有市場競爭優勢嗎？

無需提示，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或解釋本來是淺顯的。只有那些把西方理論當作意識形態的所謂學者，才不愿意正視、更澀于討論這樣的實際情況。

也有很多人認可三農問題，但卻簡單地把加快城市化作為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但據我在很多發展中國家考察，確實沒有發現哪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嚴肅學者認為他們的城市化是成功的。我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基本上是一種空間平移貧困。亦即，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是靠城市的大型貧民窟實現的。例如我多次實地考察過的印度，農村的無地農民缺乏生存條件，貧困人口比重高達36%，流動到城市的貧民窟，仍然缺乏生存條件。

近年來的理論界討論中有人認為，城市化就是指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中去，城市人口的比重提高，城市化就完成了；而貧民窟的出現及其引發的社會問題是城市化過程中的必然。持這種觀點的人似乎心中只有一個百分比概念，目中有數而心中無人。我去過許多國家的貧民窟考察，貧民窟中人們的生活簡直不忍卒睹。中國當然不需要這樣的城市化，就像上海不需要恢復原來的閘北棚戶區。

再者，城市化未必就是人類所必須追求的方向，所以現在歐美發達國家出現了逆城市化發展趨勢。

近年來，中印比較研究成為西方研究的熱點，但這種研究多數“王顧左右而言他”。印度是一個被殖民地宗主國通過完全殖民占領來形成統一的國家，因此，客觀上只能由宗主國按照西方制度構建印度的上層建筑。但對大多數普通民眾來說，照搬了西方的上層建筑，難道真的意味著進步嗎？印度農村的土地是私有的，大量失去土地的小農只有涌入城市去求生計；而城市中的土地也是私人所有，進入私人所有地就是侵犯私有財產，那是要被捕的。所以貧民只好居住在公有土地上，那就只能是鐵道兩側、公路兩側、河道兩側。印度要搞基礎建設，首先遇到的困難是怎么對付大量貧民窟。如果要拓寬鐵路或公路，就要把路兩旁的貧民窟拆掉，但居住在貧民窟里的人動輒上百萬，拆遷的困難和引發的沖突可想而知。沒有基礎建設，就沒有外商直接投資，到現在為止，印度盡管是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可進入的FDI連中國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類似的還有墨西哥、巴西、孟加拉等。這些發展中的人口大國的所謂城市化，都給了我們可借鑒的深刻教訓。

這幾年我經常到世界各地考察，并不斷反思，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很難像其他發展中國家那樣簡單化地照搬西方的理論、政策來解決。那么，中國如何實現安定團結？如何讓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穩定、可持續地發展？

二、新農村建設怎樣促進城鄉良性互動

在1920-30年代，民國史稱為“黃金經建10年”，中國出現了一段工業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但隨之，相對而言農村問題愈益復雜化而引發農民起義。在這個時期，晏陽初、梁漱溟等先輩知識分子就開始了鄉村建設運動，當時晏陽初曾經一度動員了500多名知識分子下鄉，其中很多是博士，還有部分外國人。

我國現在強調要出學術大師，當年出現的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盧作孚、黃炎培等中國思想界、學術界的大家，大都是搞鄉村研究、鄉村建設的學者，薛暮橋、陳翰笙、費孝通等也是先后從鄉村研究起步。中國自有近代社會科學以來，最有國際一流地位的，恰恰是產生于基層調查的鄉村研究和當年先輩所做的“鄉村重建”，其英文本來是“rural reconstruction”。我在2003年把它意譯成“新鄉村建設”，完全吻合最近中央提出的“新農村建設”的內容。

2003年7月，我們與河北翟城村農民聯合搞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成立，宗旨是堅持“人民生計為本，多元文化為根，合作互助為綱”的改良原則，以推動中國鄉村的可持續發展。

這幾年來，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我們組織了各種各樣的青年知識分子下鄉活動。現在，已經先后在全國100多所高校建立了支農社團，上萬名學生參與支農活動。很多市縣的領導要求和我們共建新農村建設試驗區，在福建、海南、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有了一批試點縣市、試點村。

農村并不缺乏人才，只是以前沒有條件顯露出來，只要把骨干動員起來，農民就能自己組織自己、自己發展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了。執政黨在農村的治理成本會大幅度降低。

在美國，獨立的公司和獨立的農場可以簽約形成正式合同，那是因為農場規模和公司規模都足夠大，可以進行一對一的談判，形成作為誠信社會基礎的契約關系。如上文所述，這種獨立的農場體系和我們中國高度分散的小農經濟不同。

大包干以后我國農民基本上處于高度分散、無組織狀態，要幫助農民，就要幫在根本上，那就是幫助農民組織起來。因為，高度分散的農民不可能和外部成規模的主體之間通過談判形成正常的契約關系。在中國，面對分散的2億多農戶進行交易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幫助農民形成組織后，交易成本就會降低，各方面的事情都會有農民中產生的骨干來操作。因此，我們對農民進行培訓，派青年志愿者去幫助農民骨干，形成經濟合作社，組建各種幫助老人、婦女的協會。

我們不僅幫助農民形成組織，還試圖恢復城鄉之間的良性互動。

首先要在農村恢復農業的生態功能，改變農民的生存環境，才能在農村減少疾病，在城市實現食品安全。

我們試圖改變農業過量使用化肥和農藥的生產方式。即使從現在起完全不使用化肥農藥，土壤也要至少兩年時間才能脫毒。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墻內的80畝地就不許使用化肥農藥，并且為了能讓這80畝地產生“生物防治”的環境，規定墻內一般不許鋤草，到處雜草叢生。這樣3年下來，草籽兒多，鳥兒就多，生物防治環境就逐漸恢復了。

在這個院子里，我們還正在形成六位一體的農業生態循環：生態廁所、生態豬圈——沼氣——菜園、果園、魚塘。以此實現循環經濟，使生態環境得到保護。

同時，在海外志愿者的幫助下我們在這里形成了中國大陸第一組生態建筑群。其一是生態廁所，我們建造了糞尿分離的干式生態廁所，糞便撒上草灰后可以漚肥進行有機生產。其二是生態農宅和辦公室，其三是半地下的生態禮堂。這些建筑多是使用當地的可回收建材，不用鋼筋水泥，不僅材料成本很低，而且是節能建筑。

動員農民加入合作社，共同生產有機農業產品，是農村基層試驗區的主要工作。面對分散的、單家獨戶的農民，很難落實管理和監督，所以要動員農民參加合作社，就一定要讓農民交入社費才能自覺形成監督機制。讓農民交入社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每發動一個合作社，讓每戶農民交100元入社費，我得先交1萬元入社費，并且承諾如果發生虧損，拿我的1萬元先頂賬，以此使農民在風險發生時不受或少受損失；幾年后如果有收益，我的1萬元股金其收益交給村里做公益事業。用這種方式，才能比較容易地將農民動員起來。

通過培訓示范，現在已經成立了10個合作社，其中9個運轉正常。農民交了入社費，其行為就得到了約束，如果不按照規定的有機農業的方式進行生產，入社費就要被扣除。目前，有機生產已經成為我們聯系的合作社的一種生產方式。當然，很多實際困難需要克服，比如青菜生蟲不許噴灑農藥，開始時農民并不能接受，需要不斷地進行培訓和說服。

總之，我們已經身體力行地在試點農村貫徹了循環經濟和有效經濟，體現了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

城市的消費者也同樣處于高度分散狀態，因此，市民并不能有效地阻止某些企業的欺騙行為，也難以鑒別食品安全與否，無法保護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為此，我們要在城市推進“文明消費者協會”。有資格消費安全食品的市民，要在觀念上認同這種農民合作社的有機生產。因此，市民參加文明消費者協會至少有三個條件：第一，善待農民，否則無法實現城鄉和諧、良性互動；第二，公平貿易，市民要承認農民這種有機生產的勞動有更大的環保價值，在保證農民全部生產成本得到回收之外還應有供其維持家庭生計的基本收益，因此，公平貿易條件下有機農產品的價格一定會高于其他食品的市場價格；第三，農民交100元入社費，市民加入文明消費協會需交1000元作為定金交給農民，讓農民在開始進行有機生產時不至于借高利貸，降低生產成本也就降低了市民的購買價格。

這些年，盡管有些人閉目塞聽地堅持認為我目前所做的事情是烏托邦，但是，農民的響應程度是相當高的。已經有一批村官聯名發起了生態文明的倡議書。下一步的任務，主要是進一步加強城鄉之間在安全食品的生產和消費上的良性互動，以便改善城鄉二元結構。只有切實地形成了城鄉之間的統籌協調，那才是真正的中國式的和諧社會。

（根據溫鐵軍在上海YMCA演講，錄音整理：范風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