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立農民社會保障制度──解決三農問題根本之策

建立農民社會保障制度──解決三農問題

根本之策

一.“三農”問題的難點是農村人口增長過快過多

1.計劃生育成就巨大，但農村人口增長依然過快，數量過多。

我國每年增長人口1500萬至1600萬，大部分在農村。從生育理論上說，2.1%至2.3%之間的生育率，人口會達到零增長，我國目前的人口數據生育率為1.8%。但絕對增長數量顯然與增長率不相符，而且據我近20年來經常在農村的隨機調查看，極少見到獨生子女戶，大多是生育2個孩子，三個四個的也不少，生五六個以至七八個的也不稀罕。XX年，我在山東農村見到4個孩子的農家婦女也才不到40歲，據她說，這種情況在當地并不少見，計劃生育罰款只交很少的錢。XX年我在山西農村調查的幾個人口三四萬規模的鄉鎮，獨生子女戶約在100戶左右，其中一部分還是因疾病等多種原因，并非自愿獨生子女。也就是說，獨生子女大體是1%的比例，少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我在河北農村常年資助讀書的女孩，她家里3個女孩，這種情況在當地也是很多的。

2.上億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變為農民工，其中相當一部 分夫婦共同進城，計劃生育城市社區不管，農村難管，多胎超生相當普遍。每次全國人口普查都有上百萬出生后為躲罰款不報戶口的所謂“黑孩子”出現。

3.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是生一個女孩還可以再生第二個。生男孩則不可以再生第二個。自然造成男女比例失調。這是個十分不妥當的政策，而且更加造成只要沒男孩，多生幾個女孩村民也都是同情的社會氛圍。實際上鼓勵了沒男孩戶多生。

4.計劃生育財務制度不夠合理又往往促使多生。許多基層鄉鎮計劃生育機構大部分工作人員工資靠計劃生育罰款支付，超生罰款多，這些工作人員工資才有著落，如沒有超生的，則這些工作人員工資都成了問題，這種機制造成鼓勵多生的內在動力。這又是一個很不妥當的做法。這種情況如不是真正深入實際，很難了解清楚?，F在基層計劃生育部門對各種重要數據等是保密的，調查相當困難。

以上這些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做法是導致農村人口過快過多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由此又帶來如下后果:

1.農村人口太多，人均耕地太少，農民靠農業增加收入很難。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國農民人均耕地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少，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分割的細碎。人均土地少是因為人口太多，人均土地碎是因為包產到戶改革時，全國農村大部分地方沒有很好的指導，而由農民 自己分地，平均主義比較嚴重，當時的集體生產隊耕地有多少塊，戶均就有多少塊，如果引導得好，農民就會利用級差地租原理每戶分一二塊地，而不是全國農村平均每戶耕地約8塊，每塊約一畝。農民會在土地面積上找均衡。戶均耕地太少使農業成本增高，太少的耕地又太過細碎使農業成本更高。而根源主要是人口太多。面積小成本高自然收益微薄，往往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生產力水平難以進步。某種程度上重復了中國幾千年小農經濟演進的歷史。

2.農民增收主要靠進城打工，但由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近億農民工常年畸形大流動，卻難以離開農村落戶城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水平有了明顯提高，農民占總人口的比例降低了，但總量并沒減少，反而增加。同時，耕地沒增加卻減少了約3億畝，占中國耕地總量的15%至20%。

耕地本是農業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但市場經濟搞了多年，耕地這種生產資料并不能市場配置資源，不許買賣。土地承包法千呼萬喚才出來，但仍然沒能解決什么問題。耕地本是最重要的資源，卻常年大面積撂荒，種“應付田”。這種狀況農村稅費改革以后也沒根本轉變，只是有所緩解，新華社記者在湖北等地農村的調查就說明了這種情況。我們已把農民工城鄉大流動看成了常態，其實這是不合理城鄉關系 下的畸形狀態。多年來的主流認識是把人均僅一畝多的耕地讓近10億農民拿在手里，說這就是他們的社會保障!由此可以免去一個“大負擔”，由此可以省去財政一大塊開支。按這種思路，中國汪洋大海般的小農經濟就只能繼續存在到一個看不見的未來。有人說：XX年“非典”期間，在城市的近億農民工可以回到農村種地，否則在城市誰給發工資。這就是說農村要荒蕪上億畝耕地，以使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農民工遇有城市不要他們的時候，可以隨時回農村種地。如果這些耕地在他們到城市打工期間有人種了，他們回去的邊際生產率等于零。如果這些耕地在他們到城市打工期間沒人種，但不是由于沒有人有能力種，而是由于制度因素使他們不能種。那么除了這些耕地撂荒半撂荒期間造成耕地資源的巨大浪費外，實際上他們回去的邊際生產率仍然等于零。因為制度的人為因素可以得到調整，這些耕地本不需要他們就能種好的。

因此，當城里人覺得不給農民社會保障省心省力省錢的同時，相應的社會代價就是小農經濟的延續，以及由此導致的人口大量增長。全世界任何一個人口高增長的國家都必定是小農經濟占相當大份額的國家。而工業化城市化程度高的國家則剛好相反。與我國的狀況形成對照，現在世界上有60個國家為人口逐年減少，人口出生率低而煩惱。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則在為人口過快增長而煩惱。

二.建立農民社會保障制度是減少農村人口的最好辦法

社會保障本是工業化城市化的產物，是德國人發明，而由號稱德國鐵血宰相的俾斯麥政府開始實施的。即使鐵血宰相俾斯麥也認為社會保障制度是維持社會穩定的最好辦法，而不認為只靠鐵和血的鎮壓是最好辦法，雖然他一生鎮壓的事也沒少干。他是兩手都要硬。一百多年的世界發展史說明，他的認識和做法是對的。只是被各國不斷加以完善發展。進入二十一世紀，新中國建立半個多世紀以后，我國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再也不能無休止地拖下去了。而應當：

根本轉變思想認識。讓農民攥著幾畝耕地當社會保障，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執政黨和政府的思路。不給農民社會保障制度，表面是節省，實質是浪費，短期是節省，長期是浪費。結果就是農村人口持續增長甚至危及我國社會長治久安。我看“非典”以及近年在我國仍相當嚴重的各種重大傳染性疾病，都和人口太多，密度太大相關。

建立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后，就可以真正賦予耕地財產權，進入市場自由買賣。土地才可以大范圍進行調整集中，大批現代家庭農場才可以出現，大量投資才可以進入，只有土地產權的明晰，才可以使農業投資人放心經營這種以中長期收益為特點的產業。現行的政策為使農民攥著幾畝耕地當社會保障，竟控制工商企業、城市居民以及外資等多渠道資 金進入農業。嚴重缺乏資金的農業卻阻擋社會資金融入。農民收入低難以投入，政府財政資金也難以較大量投入，又不鼓勵社會資金投入，作繭自縛，使中國農業支離破碎，十分脆弱。包產到戶這種體制要求每一個農民成為集生產者、經營者、市場營銷者等所有角色為一體的“全能人”。事實上如同大多數市民只能做勞動者不能做老板一樣，大多數農民只能做生產者做“莊稼把式”，卻難以做經營者也難以做市場推銷員。但我們要長久維持的制度設計卻迫使他們做“全能農民”。一戶幾畝地，手工勞動為主的生產方式，與此對應的分配方式只能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但增加收入奔小康的現實目標又要求他們去“闖市場”。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決定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方式。如只有一個女孩怎么完成“全能農民”的角色?這是一個怪圈:因為農民沒有社會保障，要讓他們攥著幾畝地做保障，以免影響社會穩定，這就不能使土地適度集中，以正常的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進行的土地兼并被視為大敵，被視為畏途，被視為洪水猛獸。兼并者只能做經營者甚至只能做出資人，生產者勞動者只能仍由農民去做。許多人似乎認為，土地兼并必然導致農民大量失去生計甚至流離失所，因為農民沒有耕地了.但沒有耕地仍然可以繼續務農，如同市民的大多數沒有工廠，但可以在工廠做工一樣.只是由于耕地形成規模經營以后，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機械化的進一步采用，會有更多農民加入農業 剩余勞動力的隊伍。但出路只能是工業化城市化，只能是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而不是把他們留在小農經濟的位置。其實上億農民已經自發進到城市成為產業工人的一部分，還有上億的農民在鄉鎮企業工作，這兩個上億曾經是但早已不是農業剩余勞動力了。他們的大多數在戶口本上仍是農業人口，因此我們僵化的頭腦中還常常把他們計入農業剩余勞動力。珠江三角洲等沿海發達地區還在鬧“民工荒”。需要解決的是農民工的勞動保護制度和權益保護制度以及技能培訓制度，這些應當政府管而至今仍然基本沒管的問題。盡快解決這些問題就會為農民提供更廣闊的就業道路。而全能小農的生產方式決定了多生孩子的生育方式，結果是在強制重壓的計劃生育政策之下，農村人口仍增長強勁，人們總是把農民多生多育認為是傳統觀念作怪，但正是幾千年的小農生產方式才決定著他們的觀念和生育方式,而不是相反.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三.建立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現實可行性

1.改革開放20多年，國家和人民的財富總量大大增加了，已經提供了一個建立全民社會保障制度的起碼基礎。大多數人民不但解決了溫飽，而且豐衣足食，相當一部分已經小康。一批先富起來的人也握有了幾萬億元人民幣的資產。我黨的方針是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大多數人富起來，最后達到共同富裕。全民社會保障制度就是使全 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制度之一。相信全國人民都會贊同的?，F在市民的社會保障雖然還有待改進完善，但機關事業單位基本是由政府財政保證的。大型國企特別是壟斷行業的職工也是基本沒有問題的。如果繼續把農民擯棄在社會保障制度之外，起碼的社會公正公平就無法談起，也與我黨執政為民的原則相背離。

2.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先從養老保障這一部分做起，或者再加上醫療保障。勞動保障這一部分，進城農民工可隨打工企業的市民職工對待，務農的從緩(農民的工傷等事故也是相當頻繁的，從緩也是無奈的事)。并且農民的養老保障標準開始從低，以維持基本生存為原則，以后逐步提高。

3.首先在愿意選擇獨生子女的青年農民中推行養老保障，民政部門代表政府為他們辦理養老保障手續，60歲以后開始領取養老金，這就變事后獎勵為事前鼓勵，使相當一部分青年農民自覺自愿接受獨生子女，一定程度上就會真正剎住多生子女的車輪。這部分青年農民的養老金要到幾十年以后才領取，財政沒有現行的支付壓力。這項制度的建立靠的是政府的信譽。只可惜現在部分地方政府屢屢失信于民，信譽正在逐步失落，而對一個政府好壞的最后評價是人民對其信任程度。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度高，這個辦法施行起來成效就大，反之亦然。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而不僅因為社會 保障問題，黨和政府都應珍惜自己的公信力，決不能朝令夕改。建國以后的半個多世紀，我們做的失信于民的事太多了。今后對于損害黨和政府信譽的人和事要嚴加追究。我在基層調研中常常發現一些職能部門及其領導人行政不講信譽，甚至有意無意欺騙百姓，使黨和政府付出了很大的信譽代價，但往往不被追究，甚至視為正常。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至今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提高執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執政信譽。能力再強，百姓不信，則這種能力很難充分發揮作用。

上述這個以養老保障金換青年農民獨生子女的辦法，帶來的顯性和隱性的收益是十分巨大的，由于農村人口減緩增長對國家和社會財富的積累，以及對生態資源壓力的減輕，足夠幾十年后付給青年農民的養老金，這是一個只需政府信譽而不需實際支付成本的好辦法。只要農村人口的增長明顯減少，全盤皆活，農民增收的難題會得到明顯改善，因為農民人均收入多年低迷與多生子女緊密相關。全民九年義務教育的壓力也會明顯減輕。2030年人口達到16億的上限是十幾年前一些專家的估算，從這些年人口增長的實際情況看，保守估計也要達到17億。中國地大但可耕地不多，中國水少而且大量在雅魯藏布江等難以利用的地方,全國三分之二城市嚴重缺水.如把這個辦法當做一個事關全局發展戰略大的舉措，設計實施奏效，毫不夸張的說對中華民族是一大幸事，20多年彈指一揮間，如果我們仍無可奈何的面對大量增 長的農村人口拿不出好辦法，卻經常去重復什么少生了幾個億的成績，屆時，面對17億人口，任何一個執政黨任何一屆政府都會遇到難以解決的困難。30多年前，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在XX大學演講說，任何一個政府面對8億多人口都會一籌莫展。不久的未來，我國政府面對17億人口會不會一籌莫展呢?我們總是說自己創造了奇跡，以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問題的關鍵是17億人口的生活質量怎樣呢?環境生態質量怎樣呢?溫家寶總理不久前訪美演講說，中國許多經濟指標總量很大，但被13億人平均下來都會變成很小的量，因此減少人口數量應是第一國策的提法是十分正確的。我們不能說中國已經進入了低生育率，更重要的是時時關注每年又增長了一個相當澳大利亞全國的人口。

4.分區設計分省實施。中國發展很不平衡。西藏的生產力水平與發達沿海省份的生產力水平差距當以世紀為單位計。因此，一紙紅頭文件推行全國在許多事情上不是個好辦法。我主張涉及經濟與社會的大問題，大多宜于分區設計分省推進。人們通常分東中西三大區，這種分法在一些事情可行，但在另外一些事情就顯得過粗。因此全國分八大區域較好，這就是:黑龍江、遼寧、吉林的東北地區；XX、天津、河北、山東的環渤海地區；上海、江蘇、浙江的江浙地區；廣東、福建、海南的南部沿海地區；陜西、山西、河南、內 蒙古的黃河中游地區；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的長江中下游地區；云南、貴州、廣西、四川、XX的西南地區；西藏、新疆、甘肅、寧夏、青海的西北地區。這八大區域的部分發達省、市已開始程度不同的在農村試行養老保障，但沒和青年農民的生育問題結合起來。多生子女和少生子女待遇都是同樣的。這樣既不能有效減少農村人口又有失公平。多生子女會有較多的家庭照顧能力，而少生子女則較少家庭照顧能力。發達省份目前宜把有限財力用于提高現有獨生子女戶的獎勵，特別是收入較低的獨生子女戶的獎勵，以便造成較強烈的社會影響和社會輿論，這才能促使大多數青年農民選擇并相信以養老金換獨生子女的政策。農民是很實在的，眼前的事實才是最好的動員教育工作。欠發達省份中央財政給予轉移支付，不斷提高現有獨生子女戶的養老金水平，以更有力地促使更多青年農民更快地接受以養老金換獨生子女的政策。這樣，中國農村人口的大量增長才可以從根本上得到遏制。中國“三農”問題的死結也才有望解開。

5.從全國財政稅收全局的能力看，近年都在2萬多億規模，而且逐年增長幅度較大，另外可以開征一些新稅種，主要是通過稅收杠桿，調節貧富差距。從基尼系數看，我國已屬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這是不能不承認的。而日本等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反而屬于分配基本公平的國家。日本的基尼系數是0.28，而我國已超過0.4，比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都高，甚至我國的實際基尼系數比名義的還高，因為法制不健全，信用體系不健全，地下經濟,灰色經濟大量存在。把公共財政更大的一部分用于社會保障，就是調節貧富差距的基本方法之一。因此，改革財政收支結構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命題?，F在我國大中城市大約3個市民就“養”一個吃財政飯的人，而美國的城市是15個人“養”一個吃財政飯的人。而美國公民得到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卻要比我國公民好。這是我們應當好好反思的。

第二篇：三農問題之農民

我認為我們中國要解決“三農”問題，核心是要解決好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關鍵依照我的思考是七個字：“安居、樂業、有保障”。要把農民的問題徹底的解決好，天津開展了宅基地換房的辦法建設示范小城鎮，這是國家有關部門批準的，做法就是在國家現行的政策框架下，一個是承包責任制不變，可耕種土地不減，尊重農民的意愿。搞這個示范小城鎮建設，宅基地換房要100%的老百姓都討論。我們的目的就是95%的老百姓擁護，還有5%的老百姓不反對，都要寫申請書。在這么一個基礎上來開展試點工作，所以開展的過程當中非常的穩定，這個就是充分尊重了農民的意愿。

然后把宅基地這塊整理好，首先我們把小城鎮的房子先建好，然后依照規定的標準，農民置換住房。置換以后他就住到新房子里面去了，那么把宅基地這塊地整理出來，再還給集體來耕種，搞現代設施農業。

小城鎮要規劃好，生態的、環保的、小公園、大公園、社區服務中心、中學、小學、幼兒園全部配套。污水處理、垃圾不落地、太陽能的使用全面跟上。使農民能夠過上城市里的生活，這個是一模一樣的，某些方面比城市的水平還要高。然后我們在這個旁邊再規劃一個產業園，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給農民上保險，在旁邊再劃一塊土地作為市場化運作，出讓以后的收益來平衡這個小城鎮建設的經費。我們是按照這樣的一個思路搞的，那么在華明鎮搞試點，這個宅基地是1.2萬畝，建這個小鎮我們是用了8000畝，所以說多出了4000畝土地，效果非常好，老百姓非常的擁護。通過這個辦法農民由一產向二產、三產轉移，大大提高農民的收入，明顯改善了居住的環境，提高了文明成果，使廣大農民享受到了城市化的生活。華明鎮搞了以后非常的成功，現在4萬多農民進入到這個小城鎮里，就業崗位都比較充足，90%的人上了保險，農民是非常擁護、非常支持、非常高興。

去年的元宵節1萬多農民在自己的小城鎮里面搞活動、跳秧歌，都說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政策好。所以說宅基地換房效果還是非常好的，我認為這是一個深刻的變革，就那么一個“換”字，換來了土地的集約利用，換來了農民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換來了發展的新空間，換來了農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換來了城鄉差別的縮小。去年4月份，華明鎮入選了上海世博會最佳實踐區，農民非常的高興，用他們樸實的語言講了一句通俗的話：“一樣的土地、不一樣的生活?！本褪窃瓉砟切┩恋?，現在帶給我們的是一個新的生活。

那么宅基地換房現在整個天津市有12個鎮、5個村莊，在18萬人的這么一個范圍內展開，到今年年底這18萬人都可以搬到小城鎮居住了，同時今年5月份左右第三批即將開始。如果國土資源部能夠批準以后，我們啟動10個鎮的試點，涉及到112個村莊，21.6萬農民，我們認為這個是統籌城鄉發展的一個態勢，它是從天津實際出發的，是符合天津實際的，至于對其他的地方有沒有借鑒，這個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了。當然兄弟城市也創造了許多好的做法和經驗，都值得我們認真的學習和借鑒。

“?三農?問題是一個整體，核心是農民問題，因為農業是一種產業，是農民從事的職業;農村是農民聚居生活的社區。所以要解決?三農?問題，第一位的是要解決農民問題，只有把農民問題解決好，農業問題、農村問題才能順利解決?！盵2]而要很好的解決農民問題在很大的程

度上講是要解決好農民收入問題，“當前農產品供給形勢是建國以來最好的，而農民收入問題，至少在改革開放20多年來，從未這樣嚴峻”[3]。而要解決收入問題則要很好的解決“農民工”問題?，F在全國農民工就有“8000—9000多萬人”大約占到了農民人口的10%，并且“農民工”的年齡35歲以下，可以說是農業的生產力量的主力軍。

從教育上說加強農民的科學文化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也是非常迫切的。雖然國家在幾年前就出臺了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掃文盲”活動，并且也進行了普及科學文化知識和農業相關知識的宣傳活動。但是這些在很大的程度來說根本就是一種形式而已。很多農村只是在當地的小學掛一個牌，發的書也是很少的或者是根本就沒有，有書的時候也只是放在村民委員會，那些所謂的宣傳知識的隊伍也就是隨便應付一下。雖然說會有一些農民來看，但是那些人并不是來詢問什么知識和技術的，而是看一下希奇的，因為在一年是沒有幾次的。而大家經常所說的收到很好的效果只是在很少的農村，而且是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而那些經濟落后的地區是根本得不到那么好的效果。

有一些留在家里沒有出去但實有能力的年輕人是很想在家鄉做一寫事情的，比如說搞一些副業或者是開辦工廠。但是，由于手上沒有資金，更是沒有技術。想到銀行里貸點款是非常不容易的，雖然說現在要貸幾千元作為農業肥料費用是很容易貸到的。但是，那么一點對于想搞副業和開辦工廠的人來說簡直就是杯水車薪，起步了什么作用。而用貸個幾萬甚至是幾十萬，那就非常的困難了，一般來說是貸不到的，除非有關系后者是經過銀行不斷的考核才有可能。

因為，當地經濟本來就落后。財政支出困難，支付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和“村官”的工資就很成問題。更不要說，請些什么人來教育農民了，雖然說很多的人都是自愿服務的，但是來了總是吃飯的嗎。如果時不時就來了人的話，那不是給本來財政困難的鄉政府雪上加霜嗎。再說了，即使鄉政府真正的把工作做到了位也是收不到什么效果的。因為，留在家的農民大多是一些不識字的，那些稍微能認得幾個字的大多是年輕人，而他們又出去打工了。如果硬是要這些人去上學的話那也是非常的不現實的。一是這些人已經是上了年紀的了，根本就聽不懂什么，要他們去聽課還不如叫他們去蹲監獄。二是，農民并不是什么時候都是非常有空閑時間的，雖然說農民除了農忙外就比較空閑，但是還是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說帶小孩子，每天的放牛喂豬等。這樣一來，還談什么依靠科技來發展農業，農民的素質又怎么會提高呢？

而真正受到教育的人可以說是出去務工的那部分年輕人。一是他們年輕思想活躍，比較容易接受新知識。二是，處在城市里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而這些人對于農村來說是影響非常大的。而且對整個國家來說影響也是非常大的，“農民工目前已經成為我國工人階級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正在逐漸演變為工人階級的主力軍”[4]。而且“農民工為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了功勛卓著的巨大貢獻，農民工創造的偉大業績將永載中國現代事業的史冊，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農民工是新時期我國工人階級的杰出代表”[5]。農民工為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做出了多大的貢獻啊，按理說他們也應該得到相應的報答。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國家的政策和社會地位上都應該得到很好的回報。

“農民工”問題解決好了，在很大的程度上說農民的問題也就解決了。而農民現在存在最大的問題是收入問題，只要是在農村的人都能有很深的體會：賺錢難啊，光靠種田是沒有出息的是賺不到什么錢的，是談不上過什么好日子的。為了能夠賺到更多的錢，更好的維持家庭的開支，特別是子女的教育費用和住房問題。不得已而到城市去打工。而到城市去了，又

不能像城市的人那樣得到同等的待遇。政府和工廠對農民工和職工就是“一國兩策，一場兩工”。農民工在城市里得不到許多最基本的權利，如安全權，選舉權等。據深圳的一項調查，僅深圳七家醫院的統計，1998年平均每天有31人因工傷致殘，平均每4天有1人因工傷死亡。1994年深圳勞動部門對5920家從事有毒作業工廠的調查中發現，無任何防護設施的有3108家，占52.7%，防護設施不合格的2577家，占43.7%。在1998年深圳中毒人數371人，死亡23人。生命這對于每個人來說最基本的都沒有的話，還談什么選舉權和其他的啊！而且農民工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卻得不到相應的報酬。據深圳市勞動局企業員工收入分配課題組1995年對114家國有企業調查，在同樣的崗位上，外來工的月工資是800元左右，而有深圳戶籍的員工工資則高達2500元左右。而且還有降低的趨勢，2001年深圳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是500元，低于20世紀80年代的水平。農民工在城市里，不僅是報酬上得不到相同的待遇，而且在醫療、社保，子女教育等方面都是得不到的，而產生上面的這些問題并不時說我們的農民工不夠努力不夠勤奮。而是因為我們的農民工不是城市戶籍，不是非農業戶口。所以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還是戶籍問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以在拖了。這在很大的程度上關系著農民的收入問題，“農民來自農業的純收入絕對額開始減少?，F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來自農業的收入不到一半”[6]。回田良說：“江蘇省2000年農民純收入增加

2.9%，這個增長并不是靠多數農民的收入增長拉動的。2000年江蘇農民減收戶達60%平收、增收的只占1/3強”。而且現在很多農民家庭的收入在絕大部分是來自打工收入的。而且還出現“出外打工一人，脫貧一戶”的現狀。因為在家里種田是根本就賺不到什么錢的，只不過可以解決溫飽問題而到了子女教育和其他支出的時候就很難維持了。江蘇這樣富裕地方都是這樣，別的省份就更不要說了。我們的政府不是天天在說要增加農民收入嗎，為何這里就不能打開一個口子呢？

我們可能有很多的部門、人員對取消戶籍制度還存在很多的疑慮。認為取消了戶籍制度之后可能會有大量的農民涌進城里來，會使原本交通緊張、社保壓力加大、管理困難、就業困難等給城市帶來很大的問題。而且有人認為，取消戶籍制度很有可能會出現像墨西哥、孟買、加爾各答等大城市出現很多的貧民窟問題。其實這些都是杞人憂天，能夠到城市的生活的人大都是能力比較強的人，是農村的皎皎者。他們不會給城市帶來什么問題而使給省市帶來稅收，創造就業，世界上是沒有哪個市長不歡迎別人來他那里工作就業的。而印度出現的貧民窟問題在我國也是不會出現的，因為他們完全是由于歷史原因，回鄉下沒有土地耕種?；丶抑荒苁褂戯垼壹亦l討飯由沒有城市里那么容易，所以就留在了城市。而中國則只是歷史的遺留問題“我國現行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是20世紀50年代為適應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7]只是一種權宜之計，農民找不到工作的話還可以回家鄉，因為家鄉是有田可耕的。而且中國是人是非常愛家戀鄉的，“金窩銀窩不如草窩”，萬不得已，是不肯輕易離開家鄉的。就如三峽移民，國家政府給了那么優越的條件，很多人還是不想離開自己的家鄉，只不過是為了國家大事，迫不得已才離開的。農村是不會出現田地成荒地，農業基礎動搖的。“只要我們堅持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真正把農業放在首位，堅持?一靠政策，二靠科學，三靠投入?的既定方針不動搖，那么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是可以有保證的”[8]。所以，取消戶籍制度是沒有什么后顧之憂的。

我們要平等的對待農民，特別是在工資方面。因為只要農民工的工資和城市居民的工資相等的話，那么我們的農民收入決定會提高非常多的。而且有的農民就會把在城市學到的技術拿到農村去發展鄉鎮企業。這樣一來又可以帶動其他人的收入，帶動農村的發展，正在的實現“進場不進城，離土不離鄉”。

農民的收入問題，只要靠自己的去解決，依靠國家政府的引導和幫助，才能從根本上使農民脫貧致富“提價策略已經很難像以前那樣奏效”[9]了。我們只有引進市場競爭機制讓農民在不斷的競爭中提高自己的收入，同時政府也要給以那些沒有什么能力或者是在競爭中暫時失利的農民以幫助。

第三篇：溫鐵軍-城市化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溫鐵軍：城市化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對改革開放30年來農村改革的三個思考

導讀：通過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過一億的，就沒有發現哪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國也用大型貧民窟來實現城市化，那只不過是一種“空間平移、集中貧困”——農村分散的貧困人口變成相對集中的貧民窟人口——結果往往是社會矛盾集中爆發。

思考一：股份合作制——農村產權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差別何在 2002年，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矛盾”被寫入了黨的“十六大”報告，我們得以據此就城鄉改革異同進行分析。

早期的農村改革是多數人受益的改革。而在敘述早期的改革經驗時，人們總要以“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至今沒有說清楚的故事開頭。實際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只有部分地區在1978～1982年執行過4年；是在當時財政危機壓力下“甩包袱”的結果。此后則是在1982～1984年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搞成“大包干（包干到戶）”，結果是對幾千年傳統農業社會以“土地均分制＋定額租”的生產關系來達成社會長期穩態特征的復歸。

本文之所以堅持把中國農村經濟基礎的復雜現象歸納為“三農”問題，是由于多年以來就認為“大包干”所造成的農村經濟基礎，不外乎是傳統的“小農經濟＋村社制”，這種改革所形成的、后來在如此強烈的剝奪下仍然創造了穩定中國達30年之久奇跡的財產和分配關系的實質，則主要是這種歷史上就利于穩定的“均分制加定額租”。①“大包干”在產權制度變遷上的積極意義，在于把過去以人民公社的名義、但實際是國家資本控制農村土地占有收益的這種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原始積累時期最為基礎的財產制度，短期內變成了近兩億農戶依據社區內部的“成員權”平均占有本村的土地和資產。② 其實，這恰恰是做到了每個單位內部都“起點公平”。③ 如同早年的土改一樣，是使當時占中國人口80％的農民都得到好處的一種財產關系重構。

農村改革的問題在于，政府讓農民家庭在承包土地的同時也得到了“制度變遷收益”，實際上把農村的公共開支，連同教育醫療和福利保障一并壓在土地上了。但是在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矛盾的約束下，基層急于“離土離鄉”的財政供養人口就必然要求城里人的待遇，于是造成政府讓渡給“三農”的高成本的農村上層建筑開支不斷增加，成了進入上世紀90年代之后農民負擔不斷加重的一個根源。

1998年為了表達對改革20年的紀念，筆者曾在《工人日報》上發表文章明確指出：農村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這種改革是把土地財產平均分給每個農民，形成農村和諧社會內涵的公平公正是由財產占有關系的一次分配來體現的，因此，這是一個讓大多數農民和國家都得好處的改革。城市改革之所以至今延宕不前，是因為并沒有把財產權益分配給工人，沒有讓大多數工人得好處。這也就是說，城市改革是讓大多數工人群眾失去財產的改革。搞了這種改革之后，城市群體的福利保障功能本來應該由政府的二次分配來體現，但接著卻是連教育和醫療這些公共部門也被推向市場了?？磥?，錯用了農村改革經驗可能是城市改革自從提出以來到現在仍然不斷加大社會代價的一個更真實的原因。

事實上，企業的改制完全可以參照農村一次分配就實現了公平公正的做法。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鄉鎮企業改革就參照了農村“大包干”的經驗。中國第一個股份合作制企業不出現在城市，而是在1984年全面推進“大包干”的城郊——山東省淄博市周村區長行村。這個城郊村當年就有幾百萬元的工業固定資產，村干部帶領全村百姓討論決定：根據勞動農民的年齡、貢獻、職務作股。就像各村的農民按每戶人口平均分地一樣，集體企業的固定資產折股到每一個社員頭上，這就是“股份合作制”。后來，在我們從事農村改革試驗區研究的那10年，很多集體化社區和鄉鎮集體企業都這樣操作，成為當時成功的普遍經驗。1996年，廣東省曾發出文件，在全省農村推進產生于南海市的“以土地為中心的社區股份合作制”改革，也是把土地和企業資產全部折股到戶。2007年我們在山西的調查表明，直到2003年還仍然有這種把幾億資產全部折股到戶的農村改制，形成了內部化的產權和收益分配制度。這些不斷發生的改革成果表明，只要實行這樣多數人得好處的改革，就能達到構建和諧社會的目的。

大量試驗和調查證明，上世紀80年代農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試驗推進的時候，反對者根本不是鄉鎮企業職工，不是技術人員，不是企業骨干，甚至不是企業的實際管理者，而主要是基層政府的干部。為什么呢？如果不改制，主管部門職員和當地領導干部獲得的最大好處就是權力可以直接受益，而且，連相關部門的無權者也可以攀緣利用甚至創造權力獲益的機制。一旦實行多數人有股權時，特別是當我們在改革試驗區只保留很少的集體股，先把70％、后把85％以上的股份直接分配給勞動群眾以后，干部再想安排親信、隨便從企業提取收益不可能了。因為大多數具有股東身份的群眾會自發地盯著這些不正之風。

話說回來，30年前農民主動改革包地到戶的時候，干部們難道就愿意么？當時的段子叫“三五牌干部”（50多歲、50多元工資、50年代參加工作的這些基層干部）大部分反對，為什么呢？還是權力喪失、利益受損的原因。

思考二：私有化——金融資本帶動土地兼并集中的后果是什么

以上分析已經說明，中國農村的土地早在當年“大包干”的時候就已經完成財產關系的重構，建立了基于社區內部“成員權”平等的以戶為單位的土地私有產權；這種財產關系與城市的最大不同就在于這不僅體現了公平，也被同期出現大幅度增產增收的實績證明是有效率的。

有些人近年來反復強調農地私有化，其中多數可能出于不知道過去發生的情況。少數明確提出以個人化的私權來促進金融資本進入形成兼并集中的訴求恰恰值得分析。一旦以土地全面私有化推進土地兼并集中，那就不是貧民窟的問題了，而是暴力沖突。筆者曾經多次考察過墨西哥的農民起義、埃及農民的地權斗爭、印度的游擊區以及其他國家農村發生的對抗性沖突，根本的制度原因都是一個，就是資本主義的產業擴張與推進土地私有化的制度需求相結合。

世界上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只有中國真正完成了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實質是發展中國家民主革命的核心內容。因此，在當代的發展中人口大國中，唯獨中國不存在發生農民起義的制度環境，政府至少還可以通過大幅度增加新農村建設投資來逐步改善農民的生存條件。其他國家凡出現土地革命、農民起義的地方，至今暴力沖突不斷。血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國農村政策的底線就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否則，歷史雖然不會倒退到起點，可犧牲了幾千萬中國人的生命才完成的民主革命卻會螺旋式地接近那個起點。

中國的問題，是一個人口膨脹而資源短缺的農業國家，追求工業化的發展和整個發展過程必然的資源資本化產生巨額增值收益之中的制度安排問題，如果政策失誤，也制造出一兩億無地農民集中進入貧民窟，就要出大亂子。

一般來說，中國農民在自己長期生存的社區內部基本上不犯大錯，為什么？首先是地權在起約束作用。在中國這么突出的人地（人口與資源）矛盾之下，能夠這么短期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積累但農村仍然能夠維持安定，靠的什么？靠的可不是司法，不是警力，而是地權的約束。比如，在當代的改革之中，很多農村基層治理所依據的鄉規民約都明確寫著，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權形成的股份收益，或者村社內部分配的福利隨即喪失。尤其是在有一定工業收益的鄉村，比如珠三角地區農村實行以土地為中心的社區股份合作制，一般都把村社土地和工業資產做成股權分給每家每戶。這種股份合作制就有一條共同約定：村民如果刑事犯罪，股權將被取消。因此廣東的刑事案件雖然高于其他地區，但仍主要是外來人口犯罪占絕對比重。這是因為，流動人口增加所導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一個規律，既不是倫理道德和教育問題，也不是法制建設不足的問題。

大家都相信現代法治社會是一種進步，卻很少注意了解法治社會的制度成本。法治社會必須靠強大的警制支撐，如果中國農村也照搬這種制度，農民有錢負擔高成本的警制嗎？

農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戶占有產權，這是中國特色的農地制度安排。這種制度有效地穩住了本來就嚴重過剩的農民人口，使農村成為“人口池”或“勞動力池”。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期產業資本大規模擴張之前，中國都切實地避免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在無序流動下形成的貧民窟，從而也就避免了少數氣不忿的西方人眼巴巴地期待的“中國崩潰論”——社會性犯罪和政治**的爆發。其實，西方能夠享受自由民主，那是因為在工業化早期就經過殖民化把過剩貧困人口轉移出去了，中國今天還有這種可能嗎？十幾億人只能在這么點資源的地方爭取“和諧共生”。這十幾億人如果是在強調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優越的歐洲，早就打翻天了。

總之，中國最大的一個穩定器就是農民平均占有的土地制度。所以，不能簡單化地給“三農”問題開土地私有化藥方。我國現在這種農地制度的基本作用是什么？從制度經濟學研究發展問題的角度來說，其實是國家穩定。那么，獲取這種制度收益的就是國家，就應該為此支付制度成本。于是，也就有了“新政”——以不斷追加投資為推動力的新農村建設的國家戰略。

思考三：城市化是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中國的現實是，9.4億農民人口中雖然有1億多農民勞動力進城打工，仍然有大約8億農民生活在分散的農村。無論這個國家的大城市怎么變，300萬個鄉土中國的村社之中，大多數還是村社，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傳承下來的小農村社制度作為農村的一般經濟基礎，至今基本沒變。而且，各地農村地方性的差異非常大，我們能不能簡單化地把這種傳統的小農村社制度的經濟基礎直接和連城里人都沒有完全適應的所謂現代法治社會或者現代上層建筑對接？有沒有可能今天就把發達國家的現行制度照搬來，那樣就實現了現代法治？

如果真是這樣做，那么在做之前請先橫向比較世界上哪一個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大國沒有照搬？可哪一個像中國這樣全面完成工業化了？哪一個不是30％以上的貧困率、嚴重的甚至超過50％？而且不管人均收入有多高，大部分仍然是城鄉二元結構，所謂城市化也主要靠大型貧民窟來大量集中貧困人口。這種照搬制度的收益被少數精英獲取而制度成本只能是大多數老百姓承擔！

比如亞洲其他4個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大國，上層建筑方面的自由選舉、多黨制議會民主，經濟基礎方面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早就落實了；學者們作為精英集團的一部分也以“知本家”身份得以分享制度收益；但是，他們整體上作為民族國家參與全球競爭的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卻不如中國。

由此提出的問題是，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到底要什么？我們的農民生存其中的鄉土中國到底要什么？今天學術界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化，這就是事實上已經取代了“官方四化”的所謂“西式四化”，或者比較中性些，是工業化、城市化、貨幣化、資本化。但即使這些“化”都完成了，也未必能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

誰都明白，“西式四化”從邏輯上說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只有先私有化了才能市場化；有了市場化的自由貿易，“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新生的中產階級就必然要求政治自由化；最后通向全球一體化。否則，也不會有那么多“官民人等”想當然地迷信這些說法。

但是，麻煩出在這個邏輯實現過程中必然形成的制度成本會慣性地“路徑依賴”轉嫁到農村，于是城鄉差別必然拉大，生產力諸要素就必然大幅度流出“三農”；當然也就會有日益嚴峻的“三農”問題。近年來有人甚至以為中國只要照搬美國的制度就萬事大吉了。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常識，“中國無農場，美國無農民”——中國90％的土地由兩億多農戶經營，美國90％的土地由17萬農場主經營。中國的現實是平原面積只占國土面積的1／8，而水、土、光、熱這四種適宜農業的資源比較匹配的平原面積只占國土面積的不到10％。沙漠、山區和高原肯定不是企業家辦工廠的首選地，所以工業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城市也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這樣，農業、工業、城市和人口都主要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中國的區域差別拉大，是“梯級分布”的中國經濟地理條件制約的結果，而并非完全是人為的結果或者制度之禍。

20年前筆者與很多人一樣，也把城市化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認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開戶口，讓農民進城，“三農”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但后來通過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過一億的，就沒有發現哪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國也用大型貧民窟來實現城市化，那只不過是一種“空間平移、集中貧困”——農村分散的貧困人口變成相對集中的貧民窟人口——結果往往是社會矛盾集中爆發。

注釋：

① 溫鐵軍《“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讀書》1999年12期。

② 早在上世紀90年代的很多關于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學術討論中，“成員權”概念就已經形成了共識。對此作出原始創新的學者有劉守英、龔啟盛等。

③ 溫鐵軍《我們到底要什么》，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

第四篇：進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

從給定資料中，我們可以了解到，近年來，我國政府已基本建立起了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求助、社會福利和優質安置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為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盡管如此，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仍然存在覆蓋范圍比較窄；制度不健全，缺乏吸引和激勵機制；管理基礎比較薄弱等問題，因此，加快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勢在必行。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一項長期的復雜的系統工程，事關國家昌盛、人民幸福和社會進步，是構建和諧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

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構建和諧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我們應從以下幾點入手：

一是加大財政支持力度，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逐步提高社會保障水平。

二是建立符合城鄉發展的社會保障體系，著力提高社會保險統籌層次。

三是大力發展社會求助和社會援助，盡快制定社會保險異地接續的方法，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

四是積極探索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健全與農村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多種形式的社會保障制度。

進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可喜成績，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我國仍有一些值得重視的問題，如貧富差距，城鄉二元結構明顯，流動人口農民工權益得不到保障等問題，這些問題與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有關。

當前，在政府的高度重視下，已建立了基本的社會保障體系，經過不斷的探索和實踐，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已取得了很大成績。但隨著經濟和社會環境的變化，如何進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成了亟待解決的頭等大事。

一是加大財政支持力度，擴大社會保障覆蓋范圍，逐步建立覆蓋城鄉全部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制度。縱觀歷史，社會保障制度基本上都是先工業人員，逐漸增加到國有企業人員，公務員、社會個體和小業主。逐步建立覆蓋城鄉全部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保障制度公平性的必然要求。

二是建立多元化的社會保障模式。不同時期、不同文化、不同經濟條件、不同制度的國家中社會保障模式不同。建立多種社會保障模式，一方面能滿足不同經濟收入人群的需求，另一方面還能更多的吸納社會人員參保，逐步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這樣有助于堅持公平的基礎上促進效率的提高。

三是加大宣傳力度，擴大籌資渠道，多方面增加社會保障基金的來源。社會保障基金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對社會保障基金實行有效管理，不僅關第到廣大勞動才的切身利益，也關系到社會保障能否正常有序的運行。

四是加強社會保障制度立法工作，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險立法體系，這樣有助于社會保障工作更公正、合理的運行。只有通過社會保障立法，才能使社會保障制度得以確立。依法辦事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要求。

綜上所述，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種收入再分配制度，帶頭廣大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立足國情，建立起適應社會發展的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第五篇：關于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

關于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對2010年社會保障工作出重要部署。溫家寶總理在《報告》中強調：加快完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盡快構建更加完善的社會保障安全網，使人民生活有基本保障、無后顧之憂。“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是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從現在起，用不到11年的時間，在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基本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任務艱巨、時間緊迫，意義重大。為落實2010年社會保障各項任務，加快宏偉目標的實現，2010年應重點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加快完善各項社會保障制度。一是扎實推進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認真組織全國首批320個縣和4個直轄市的部分地區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做好擴大試點工作。繼續完善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鞏固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省級統籌成果，完善省級統籌辦法。推進做實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試點、事業單位養老保險試點。落實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暫行辦法。加快解決未參保集體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保障等歷史遺留問題。二是完善基本醫療保險和生育保險政策。健全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政策。落實關閉破產國有企業退休人員納入職工醫保的政策，逐步將尚未參保的其他關閉破產退休人員和困難企業職工納入醫療保險。提高醫療保險統籌層次，落實基本醫療保險轉移接續暫行辦法和異地就醫結算服務政策。加強生育保險醫療服務。三是改革完善工傷保險和失業保險制度。積極推動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加大使用失業保險基金幫助困難企業穩定就業崗位工作力度。建立失業保險動態監測制度和失業預警機制。四是完善城鄉社會救助制度。落實和健全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城鄉困難群眾救助力度。加大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社會救助工作力度。加強殘疾人社會保障和服務體系建設，落實好扶殘助殘政策，增加對老年人、未成年人和重病患者等特困低保家庭的生活補助。將農村五保供養資金納入縣級財政預算。

二、加強社會保險擴面和征繳工作。重點推進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障，促進靈活就業人員、城鎮居民等群體參加城鎮職工或居民社會保險。將關閉破產企業退休人員和困難企業職工全部納入醫療保險范圍。做好“老工傷”人員納入工傷保險統籌管理工作。力爭到2010年末，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參保人數分別達到24000萬人、41000萬人、12700萬人、15000萬人、11000萬人?；鹫骼U堅持兩手抓，一方面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三部門關于“五緩四降三補貼”穩定就業政策延續一年的措施落實，另一方面抓生產經營正常企業的參保繳費工作，實現各項社會保險基金收入持續增長，努力做到應收盡收。

三、繼續提高社會保障待遇水平。認真做好2010年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調整工作，研究建立基本養老金正常調整機制。做好新農保試點地區的基礎養老金發放工作，確保60歲以上農民領到基礎養老金。穩步提高基本醫療保險保障待遇。通過提高住院醫療保險支付比例等措施，減輕個人醫療費負擔。提高新農合籌資比例和補償標準，繼續提高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待遇水平。按時足額發放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和支付其他各項社會保障待遇。政府繼續增加社會保障投入。

四、加強社會保障基金監督和社會保險經辦管理。落實國務院關于試行社會保險基金預算的意見要求，完善社會保險基金管理。鞏固社保基金專項治理成果，開展醫?；鸸芾硎褂煤推髽I年金投資專項檢查。加快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社會化服務體系，建立個人終身社會保障號，盡快實現全國聯網，推進社會保險“一卡通”，努力實現對社會保障對象“記錄一生、跟蹤一生、服務一生、保障一生”的目標。多渠道增加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健全監管

方式，用好人民群眾的“養命錢”、“救命錢”，實現保值增值。

五、做好救災應急和優撫安置工作。完善救災補助項目和標準，規范救災款物的管理和使用。健全救災減災社會動員機制，提高城鄉基層救災應急水平。落實和完善優撫安置政策，提高優撫安置對象待遇和重點優撫對象撫恤補助標準。落實軍休人員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解決復退軍人的實際困難。

六、積極發展社會福利事業。加快發展以扶老、助殘、救孤、濟困為重點的社會福利事業，完善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的社會福利服務體系。完善適度普惠的老年福利政策和養老服務體系。改善城市“三無”老人、孤殘人員生活。完善和落實社會力量興辦養老服務機構的扶持政策，提高養老機構管理和服務水平。做好孤兒和困境兒童的救助和福利服務。

當前，我國政通人和，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全國上下社會保障的意識不斷增強，發展社會保障事業具備很好的社會條件和物質基礎。我們要緊緊抓住這一有利時機，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按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理清工作思路，轉變工作方式，加大工作力度，進一步加快構建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需做如下幾點：

第一，努力擴大覆蓋范圍,讓更多的人享有社會保障。

第二，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第三，加強社會保障基金的籌集和管理，不斷提高支撐能力和安全程度。

第四，堅持以人為本,提高社會保障管理服務水平。

加快社會保障立法，把社會保障納入法制化軌道。社會保障是通過國家立法強制實施的社會經濟制度，必須有完善的法律法規作為保證。社會保障法律體系的健全和完善，對于推進社會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實際工作中，推進社會保障工作遇到的很多矛盾和問題，都與法制不健全、監察手段不足有關，因此迫切需要加強法制建設。應當說，經過20多年的改革實踐，我們已經積累了許多經驗，已經具備較好的立法基礎，當前需要加快這方面的工作步伐，把成熟的經驗和做法上升為法律，盡快出臺社會保障的法律法規。中央高度重視社會保障立法工作，全國人大已將社會保險法等列入今年的立法計劃，目前已進入修改論證階段。同時，社會保障基金管理條例、企業年金條例等配套法規，目前也正在積極研究之中。加強法制建設，形成基本法律、行政法規和政策措施相結合的法律政策體系，將為社會保障事業發展提供法律依據，推動社會保障事業的健康有序發展。

開展社會保障理論和戰略研究，為制度和機制創新提供支持。我國人口多，經濟發展總體水平不高，城鄉和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這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國情。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換，這是我們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歷史特點。人口老齡化、就業方式多樣化和城鎮化呈加速發展態勢，這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面臨的新形勢和新挑戰。從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當前緊迫問題向建立長效機制轉變，從解決城鎮社會保障問題向統籌城鄉社會保障轉變，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面臨著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但是長期以來，我國社會保障理論與戰略研究滯后，社會保障規劃和制度設計缺乏系統性，政策不銜接，責任不清晰，使有限的資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影響和制約著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目前，我國迫切需要集思廣益，推動社會各界深入開展有關社會保障的理論和戰略研究。理論研究要著眼于總結我國社會保障的生動實踐，充分認識社會保障的地位和作用，正確把握社會保障的規律和特點，不斷探索實現社會保障的方法和途徑，形成和豐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理論，以增強工作的堅定性和自覺性；戰略研究要在認真分析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經濟社會條件的基礎上，加強宏觀性、前瞻性、戰略性研究，對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進行總體設計和系統規劃，明確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戰略目標、戰略重點、戰略步驟和主要任務，以增強工作的系統性和科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