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建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之管見

當前，在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同時，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也日益凸顯。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逾10%，65歲以上達6%以上，且這一比例還呈逐漸上升趨勢。在這些老齡人中，城鎮老年人的生活基本得到了保障，惟占有絕大比例的農村老年人的生活至今沒有可靠保障。他們的養老保障也逐漸從家庭層面上升為社會問題，而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經濟建設的重要因素。妥善解決農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已經成為各級政府的重大工作課題；解決的好壞，已直接影響到經濟的持續發展及社會的和諧構建。下面，我僅就我市建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談一點淺顯的看法：

一、我市農村養老之現狀一是農村發展滯后，經濟緊張。解放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市農村經濟有了很大發展，農民人均純收入大幅增長，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改革開放之初不足百元，到2004年已達3114元。但是比城鎮經濟發展還是滯后許多，農業增產、農民增收還存在許多困難，農民生活水平與城鎮居民相比，絕對差距甚至相對差距還在進一步擴大。特別是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民，手中沒有多少剩余錢財留作養老，既使有一部分也都主要用在了子女入學等方面，贍養老人失去了穩定的經濟基礎，使得老年人的家庭養老保險系數逐漸縮小。二是家庭結構轉型，負擔加重。由于計劃生育國策的推行，農村家庭規模和結構發生了變化，家庭子女人數減少，家庭規模也在小型化，勞動力也在減少，這就意味著家庭收入的減少。與此同時，家庭正在逐漸形成4：2：1的結構，勞動力供養承載系數越來越大。家庭小型化和勞動供養系數加大之后，年輕一代相對上一輩對老年人，不論是精神負擔還是經濟負擔程度都成倍甚至幾倍地增加，無論是時間、精神，還是經濟，都難以滿足老年人的需求。特別是按傳統習俗極少有男到女方落戶，致使純女戶女兒外嫁后，父母一旦年老，失去勞動能力，就難免在精神上還是經濟上都淪為絕對貧困戶。即使是多子女者也不乏“一母養十子易、十子養一母難”的現象出現。家庭結構的轉型，使農村老年人不得不“活到老、干到老”。三是生活觀念改變，贍養意識淡化。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人們的思想觀念、道德觀念、養老觀念都在發生悄然變化。年輕一代中，尤其是獨生子女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意識漸濃，不管是時間上還是在金錢上都是首先考慮自己，不論是經濟上還是精神上都不愿優先滿足老年人。特別是隨著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擴大，以年輕人為主體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漸向城市轉移，不僅直接導致農村老年人身邊子女減少，而且由于進城之后生活方式的變更、生活觀念的變化，需要更多的金錢來滿足自身的生存、生活、發展的需要，導致大部分人經濟條件難以滿足自身需求，更無暇顧及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和經濟生活，從而逐漸將贍養老年人的義務寄希望于社會。

二、推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之重要意義

1、推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是順利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基本保證。上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但因養兒防老傳統觀念及客觀情況的影響，一般家庭均生育2胎或2胎以上，許多人都有生男而止的欲望和動機。因為一旦進入老齡階段，喪失了勞動能力，生活就只能完全依靠子女供養。如果沒有兒子，生活就將無靠。盡管法律規定兒女均有贍養父母的義務，但在現實生活中，尤其是農村靠女兒供養的概率并不高。所以，如果在農村全面建立養老保障制度，使農民進入老年后，生活有保障，則徹底解除了農民對晚年的生存后顧之憂，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也會隨之淡化，強生2胎或2胎以上、生兒則止的觀念也會逐漸改變，從而有利于計劃生育政策的順利推行。

2、推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舉措。落實科學發展觀，最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必須統籌城鄉發展，而統籌城鄉發展，就不能不高度重視農村養老保障，不能不大力縮小城鄉差距。多年來，黨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視縮小城鄉差距，通過取消農業稅、實行種糧補貼、糧食最低保護價收購、實施鄉村路面硬化工程、增加農田水利設施投入等一系列直接或間接政府投入的政策措施來促進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因此，近年來農民人均純收入也超常規地以兩位數增長，農民生活水平確實有了一定提高。但相比于城市居民的生活不僅絕對數有差距，就是生活水平提高速度的相對數也有差距，也就是說生活水平差距還在進一步拉大。由于近幾年來政府采取了多種措施，城鎮老年人群的生活基本有了保障。但在農村因年老而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人來說，僅僅擁有土地這一基本的勞動要素，他們難以生存。從中也就看出現今的城鄉之間尤其是城鄉老年人之間存在著不應有的差別。因此實行農村老年人生活保障制度是縮小城鄉差別的重要手段，是消除城鄉差別的必經之途，是建設現代文明社會的前提條件。

3、推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是構建和諧農村社會的內在要求。構成農村社會矛盾及其產生的原因具有多重性和多樣性，但最基本的還是源自于生活問題、生存問題的養老問題、老年人無人贍養問題的矛盾糾紛屢見不鮮。最近兩年南昌市相繼解決了農村五保戶非農業戶口問題并實行了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農村離任“兩老”（老村支書、老村長）人員解決了生活困難補貼，對農村特困家庭實行困難補助，而其中絕大多數資金又是用于農村老年人員，但相對于農村老年人這一龐大群體來說，僅僅是杯水車薪，還有大部分農村老年人的生活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因此，老年人因子女無能力供養導致生活無著落的問題依然存在，因子女不供養導致生活無著落的問題依然存在，致使有的老年人外出乞討，有的家庭產生糾紛甚至引發命案，有的經常到各級上訪求助政府幫助解決，這不僅分散黨委政府領導的大量精力，還給社會產生一些不穩定因素，是現代社會極不和諧的一個音符。如果解決農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問題，這一類的社會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三、我市推行農村養老保障制

第二篇：關于建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之管見

關于建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之管見

關于建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之管見

當前，在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同時，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也日益凸顯。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逾10%，65歲以上達6%以上，且這一比例還呈逐漸上升趨勢。在這些老齡人中，城鎮老年人的生活基本得到了保障，惟占有絕大比例的農村老年人的生活至今沒有可靠保障。他們的養老保障也逐漸從家庭層面上升為社會問題，而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經濟建設的重要因素。妥善解決農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已經成為各級政府的重大工作課題；解決的好壞，已直接影響到經濟的持續發展及社會的和諧構建。下面，我僅就我市建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談一點淺顯的

看法：

一、我市農村養老之現狀

一是農村發展滯后，經濟緊張。解放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市農村經濟有了很大發展，農民人均純收入大幅增長，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改革開放之初不足百元，到已達3114元。但是比城鎮經濟發展還是滯后許多，農業增產、農民增收還存在許多困難，農民生活水平與城鎮居民相比，絕對差距甚至相對差距還在進一步擴大。特別是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民，手中沒有多少剩余錢財留作養老，既使有一部分也都主要用在了子女入學等方面，贍養老人失去了穩定的經濟基礎，使得老年人的家庭養老保險系數逐漸縮小。

二是家庭結構轉型，負擔加重。由于計劃生育國策的推行，農村家庭規模和結構發生了變化，家庭子女人數減少，家庭規模也在小型化，勞動力也在減少，這就意味著家庭收入的減少。與此同時，家庭正在逐漸形成4：2：1的結構，勞

動力供養承載系數越來越大。家庭小型化和勞動供養系數加大之后，年輕一代相對上一輩對老年人，不論是精神負擔還是經濟負擔程度都成倍甚至幾倍地增加，無論是時間、精神，還是經濟，都難以滿足老年人的需求。特別是按傳統習俗極少有男到女方落戶，致使純女戶女兒外嫁后，父母一旦年老，失去勞動能力，就難免在精神上還是經濟上都淪為絕對貧困戶。即使是多子女者也不乏“一母養十子易、十子養一母難”的現象出現。家庭結構的轉型，使農村老年人不得不“活到老、干到老”。

三是生活觀念改變，贍養意識淡化。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人們的思想觀念、道德觀念、養老觀念都在發生悄然變化。年輕一代中，尤其是獨生子女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意識漸濃，不管是時間上還是在金錢上都是首先考慮自己，不論是經濟上還是精神上都不愿優先滿足老年人。特別是隨著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擴大，以年輕人為主體的農村

剩余勞動力逐漸向城市轉移，不僅直接導致農村老年人身邊子女減少，而且由于進城之后生活方式的變更、生活觀念的變化，需要更多的金錢來滿足自身的生存、生活、發展的需要，導致大部分人經濟條件難以滿足自身需求，更無暇顧及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和經濟生活，從而逐漸將贍養老年人的義務寄希望于社會。

二、推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之重要意義

1、推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是順利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基本保證。上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但因養兒防老傳統觀念及客觀情況的影響，一般家庭均生育2胎或2胎以上，許多人都有生男而止的欲望和動機。因為一旦進入老齡階段，喪失了勞動能力，生活就只能完全依靠子女供養。如果沒有兒子，生活就將無靠。盡管法律規定兒女均有贍養父母的義務，但在現實生

活中，尤其是農村靠女兒供養的概率并不高。所以，如果在農村全面建立養老保障制度，使農民進入老年后，生活有保障，則徹底解除了農民對晚年的生存后顧之憂，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也會隨之淡化，強生2胎或2胎以上、生兒則止的觀念也會逐漸改變，從而有利于計劃生育政策的順利推行。

2、推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舉措。落實科學發展觀，最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必須統籌城鄉發展，而統籌城鄉發展，就不能不高度重視農村養老保障，不能不大力縮小城鄉差距。多年來，黨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視縮小城鄉差距，通過取消農業稅、實行種糧補貼、糧食最低保護價收購、實施鄉村路面硬化工程、增加農田水利設施投入等一系列直接或間接政府投入的政策措施來促進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因此，近年來農民人均純收入也超常規地以兩位數增長，農民生活水平確實有了一定提高。但相比于城市居民 的生活不僅絕對數有差距，就是生活水平提高速度的相對數也有差距，也就是說生活水平差距還在進一步拉大。由于近幾年來政府采取了多種措施，城鎮老年人群的生活基本有了保障。但在農村因年老而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人來說，僅僅擁有土地這一基本的勞動要素，他們難以生存。從中也就看出現今的城鄉之間尤其是城鄉老年人之間存在著不應有的差別。因此實行農村老年人生活保障制度是縮小城鄉差別的重要手段，是消除城鄉差別的必經之途，是建設現代文明社會的前提條件。

3、推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是構建和諧農村社會的內在要求。構成農村社會矛盾及其產生的原因具有多重性和多樣性，但最基本的還是源自于生活問題、生存問題的養老問題、老年人無人贍養問題的矛盾糾紛屢見不鮮。最近兩年南昌市相繼解決了農村五保戶非農業戶口問題并實行了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農村離任“兩老”人員解決了生活

困難補貼，對農村特困家庭實行困難補助，而其中絕大多數資金又是用于農村老年人員，但相對于農村老年人這一龐大群體來說，僅僅是杯水車薪，還有大部分農村老年人的生活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因此，老年人因子女無能力供養導致生活無著落的問題依然存在，因子女不供養導致生活無著落的問題依然存在，致使有的老年人外出乞討，有的家庭產生糾紛甚至引發命案，有的經常到各級上訪求助政府幫助解決，這不僅分散黨委政府領導的大量精力，還給社會產生一些不穩定因素，是現代社會極不和諧的一個音符。如果解決農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問題，這一類的社會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三、我市推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之可行性

1、政策基礎。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在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已經從道德層

面上升為政策要求，甚至法律規定，從而成為政府在行政中的一項重大責任。

2、社會基礎。隨著近年敬老院工作的發展，年老以后到敬老院頤養天年已為社會所認同，為群眾所接受，并逐漸形成風氣。群眾不必再在依靠社會、互助養老這個問題上作過多的社會聲譽、道德評價考慮。尤其是全國都在建設和諧社會、和諧農村，都在努力統籌城鄉發展，對我市推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更提出了直接要求，形成了直接壓力。

3、經濟基礎。就南昌市而言，近年來社會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各級財政實力日趨雄厚，已經有條件推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以為準，我市農村人口為250萬人，按60歲以上為10%，65歲以上為6%計算，則全市60歲以上老年人為25萬人，65歲以上老年人為15萬人。按目前農村生活水平，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水平計算，每人年均衣食費用超不過1000元。若政府每年提供9000萬元即每人600元的養老金，就完全可

以保障15萬名65歲以上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盡管不能說是生活過得很好，但起碼可以衣食無憂。據全市人大會議預決算報告：，我市財政總收入突破了100億，達到102億，連同基金預算收入億元總量接近110億，增長%；財政支出億，連同基金預算支出億總量達到億元，增長%，是完全有能力拿出零點八個百分點即9000萬元為這15萬名65歲以上老年人提供養老保障的。

四、推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之必要舉措

1、財政分級負擔。全市起步階段每年拿出9000萬元，以后隨著財力的增長和人口的增加以及老齡化的加速，政府每年承擔的費用還將逐年增加，所有這些費用應實行市、縣兩級分擔。其目的首先是避免所有擔子全部壓在市級身上，以致難以承受；其次為了加強縣級政府的責任心，防止降低享受對象的年齡標準，進而引起財政壓力的加重和引發不必要的社會矛盾。兩級分擔的比例

以8：2為宜，總量為9000萬元的養老金市級財政承擔7200萬元，縣級承擔1800萬元，這樣縣級財政也基本可以承受。以進賢縣為例：按上述標準計算，60萬農業人口，65歲以上老年人為萬人，年養老金金額為2160萬元，以市

8、縣2的比例，市財政轉移支付總量為1728萬元，縣級財政承擔432萬元，盡管當前縣級財政比較困難，但咬咬牙也是不成問題的。鑒于今年財政預算市縣兩級均確定，若今年初補發，財政支出數量較大而不便調整預算，可以考慮從今年7月份或10月份甚至明年起步執行。

2、加強資金監管。農村老年人養老金制度一旦執行，養老金就是農村老年人的養命錢，作為政府既要保障資金供應，也要保證資金足額到達老年人手中，因此，必須建立養老金發放監管機制。民政部門負責發放對象的核實，具體可采取個人申請、村級初審、張榜公布、鄉審縣定的程序確定，并實行動態管理；財政部門負責資金的發放，每年

將所需資金列入預算，按月將資金撥付到銀行直至老年人個人存款賬戶，通過銀行存折按月發放到老年人手中；審計、監察部門負責監管對象的確定和資金的運行，防止確定對象的舞弊和資金的流失。

第三篇：關于建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之管見

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已經從道德層面上升為政策要求，甚至法律規定，從而成為政府在行政中的一項重大責任。

2、社會基矗隨著近年敬老院工作的發展，年老以后到敬老院頤養天年已為社會所認同，為群眾所接受，并逐漸形成風氣。群眾不必再在依靠社會、互助養老這個問題上作過多的社會聲譽、道德評價考慮。尤其是全國都在建設和諧社會、和諧農村，都在努力統籌城鄉發展，對我市推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更提出了直接要求，形成了直接壓力。

3、經濟基矗就南昌市而言，近年來社會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各級財政實力日趨雄厚，已經有條件推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以2004年為準，我市農村人口為250萬人，按60歲以上為10%，65歲以上為6%計算，則全市60歲以上老年人為25萬人，65歲以上老年人為15萬人。按目前農村生活水平，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水平計算，每人年均衣食費用超不過1000元（其中，生活必需的衣被200元/年，糧食以每月25斤大米計算折金約為30元，全年為360元）。若政府每年提供9000萬元即每人600元的養老金，就完全可以保障15萬名65歲以上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盡管不能說是生活過得很好，但起碼可以衣食無憂。據全市人大會議預決算報告：2004年，我市財政總收入突破了100億，達到102億，連同基金預算收入7.6億元總量接近110億，增長28.4%；財政支出52.2億，連同基金預算支出6.2億總量達到58.4億元，增長40.1%，是完全有能力拿出零點八個百分點即9000萬元為這15萬名65歲以上老年人提供養老保障的（為65歲以上老年人提供養老保障，也基本符合當前農村勞動力進入老年后逐漸喪失勞動能力的年齡狀況）。

四、推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之必要舉措

1、財政分級負擔。全市起步階段每年拿出9000萬元，以后隨著財力的增長和人口的增加以及老齡化的加速，政府每年承擔的費用還將逐年增加，所有這些費用應實行市、縣兩級分擔。其目的首先是避免所有擔子全部壓在市級身上，以致難以承受；其次為了加強縣級政府的責任心，防止降低享受對象的年齡標準，進而引起財政壓力的加重和引發不必要的社會矛盾。兩級分擔的比例以8：2為宜，總量為9000萬元的養老金市級財政承擔7200萬元，縣級承擔1800萬元，這樣縣級財政也基本可以承受。以進賢縣為例：按上述標準計算，60萬農業人口，65歲以上老年人為3.6萬人，年養老金金額為2160萬元，以市

8、縣2的比例，市財政轉移支付總量為1728萬元，縣級財政承擔432萬元，盡管當前縣級財政比較困難，但咬咬牙也是不成問題的。鑒于今年財政預算市縣兩級均確定，若今年初補發，財政支出數量較大而不便調整預算，可以考慮從今年7月份或10月份甚至明年起步執行。

2、加強資金監管。農村老年人養老金制度一旦執行，養老金就是農村老年人的養命錢，作為政府既要保障資金供應，也要保證資金足額到達老年人手中，因此，必須建立養老金發放監管機制。民政部門負責發放對象的核實，具體可采取個人申請、村級初審、張榜公布、鄉審縣定的程序確定，并實行動態管理；財政部門負責資金的發放，每年將所需資金列入預算，按月將資金撥付到銀行直至老年人個人存款賬戶，通過銀行存折按月發放到老年人手中；審計、監察部門負責監管對象的確定和資金的運行，防止確定對象的舞弊和資金的流失。

第四篇：加強農村黨風廉政建設之管見

加強農村黨風廉政建設之管見。。

農村集體資金、資產、資源管理上的不規范和使用中的不透明，使其成為違紀違法案件 多發易發的領域。

農村基層干部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具體執行者，處于工作的第一線。一旦在他們身上出現違紀違法行為，不僅會損害黨和政府形象，也將削弱黨委、政府的公信力和執行力，造成黨群干群關系緊張，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當前，農村基層干部違紀違法行為主要表現為六種形式：一是利用公共權力搞權錢交易。農村基層干部掌握著農村土地發包、計劃生育等與農民利益息息相關的權力，這些權力一旦缺乏有效監督，就會成為個人謀取私利的資本。二是巧立名目侵吞農村“三資”。資金。資產、資源管理上的不規范和使用中的不透明，使其成為違紀違法案件多發易發的領域。三是弄虛作假騙取扶貧救濟資金。國家下撥的各項扶貧救濟專項資金，在管理和使用上都有嚴格規定，但仍有少數農村干部格目光盯上這些救濟款項，想方設法占為己有。四是違反紀律 拉票賄選。隨著農村經濟不斷發展，農村基層干部能支配的財物越來越多，競選村官的角逐日趨激烈，基層賄選現象開始出現。五是法紀觀念淡薄。有少部分農村干部綜合素質不高，在解決各種利益沖突時缺乏全局觀念和法紀意識，工作方式方法簡單粗暴，拉幫結派、瞎指 揮甚至違法犯罪的現象仍然存在。六是生活腐化墮落。有少數農村基層干部黨性觀念不強，缺乏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生活作風敗壞，情趣低俗。

加強農村黨風廉政建設，對于維護農村基層政權穩定，密切黨群干群關系，進一步鞏固和促進農村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當前，要重點從五個方面努力。一是進一步健全農村黨風廉政建設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完善縣、鄉兩級工作機制，定期召開農村黨風固政建設聯席會議，并在各個鄉鎮和行政自然村設立支同巴紀檢委員，健全農村黨風廉政建設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加大選拔優秀大學生到農村任職工作力度。

二是進一步加強農村黨風廉政制度建設。把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延伸到鄉鎮站所和各個自然村，完善農村基層干部考核評價體系，加強監督檢查，強化責任追究。制定和落實農村基層干部任期目標責任制，明確農村基層干部在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黨風廉政建設方面的“一崗雙責”。嚴格執行農村基層干部誡勉談話、述職述廉、任職和離任審計等制度，把考核、評議、審計等結果作為農村基層干部獎懲的重要依據。

三是進一步加強農村基層干部隊伍作風建設。把治理庸、懶、散問題作為加強農村基層干部隊伍作風建設的突破口，著力解決農村基層干部辦事不公、作風粗暴等問題。加大培訓工作力度，有針對性地舉辦各類培訓，幫助農村基層干部掌握新知識和新技能，提高正確執行政策和依法辦事的能力、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化解矛盾糾紛和維護農村社會穩定的能力。四是進一步加強對農村“王資”的監管。針對農村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逐步健全農村集體資金、資產、資源的管理制度。各地各部門要把解決村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作為檢驗農村黨風廉政建設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標，維護好農民群眾的合法 權益。

五是進一步加大違紀違法案件查處力度。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進一步加大監督檢查力度，嚴肅查處違法用地，侵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以及農村干部截留、挪用、貪污強農惠農資金和征地補償費等損害農民群眾切身利益的行為，嚴肅查處農村基層干部橫行霸道。欺壓群眾的案件，充分發揮查辦案件的懲戒和治本功能。D回b

作者單位7云南省紀委監察綜合室

責編l何艷／zgic－llzh＠mos．gov．on

po 2011年第17期

一

第五篇：淺談中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亟待建立

淺談中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亟待建立

論文摘要：當前，作為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亟待建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將有利于緩解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有利于生育觀念的轉變和計劃生育國策的落實，有利于農業勞動者應對經營風險的增大，有利于擴大內需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有利于破解“三農”問題，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共享社會發展成果。

論文關鍵詞：農民；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捉村社會保障體系；和諧社會

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是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2006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已達5．77億人，比例為43．9％，農村人口雖然有所下降，但仍有7．37億人，比例為56．1％，仍是中國社會的主要人群。可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不僅僅關系到占總人口約56％的農民目前或將來的生活質量，關系到衣村社會的穩定發展，更關系到中國社會經濟的總體發展。具體言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有著如下不可替代的重大意義。

一、有利于緩解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

人口老齡化是21世紀我國將面臨的嚴重問題。老齡化現象將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能否解決與處理好這些問題，對我國的社會穩定以及社會發展將產生重大的影響。人口老齡化的一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養老的絕對需求增大，尤其是在我國農村地區。在老齡化問題上，我國與發達國家不同的一點是，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水平一般城市高于農村，而我國的情況卻正好相反，即我國農村老齡化水平高于城市，農村老齡化的趨勢快于城市。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到2000年底，中國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達到了6．96％。另有數據顯示，2000年與1982年相比，全國市鎮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4．54％提高到

6．42％，提高了1．88個百分點，而同期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例從5％提高到7．5％，提高了2．5個百分點，呈現出農村老年人口的比例升高快于市鎮的狀況。在我國，截至2004年底，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為1．43億，而農村老年人口約0．93億。據人口專家預測，到2020年，我國農村65歲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將占總人口的14．0％～17．7％；2040年，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近4億，農村老年人約為2．6億，我國將迎來老齡化的高峰。顯然，因老齡化帶來的農村人口的養老問題將成為現在及今后一段比較長的時問內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并必須予以解決的重要社會問題。按照養老保險的自身規律，養老保障的積累期一般需要20～30年的時間。這樣看來，如果我們現在再不著手花大力氣建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解決農村的養老問題，我國未來將很難承受老齡化高峰所帶來的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壓力，老齡化危機將會直接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二、有利于生育觀念的轉變和計劃生育國策的落實

“養兒防老”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形成的～種根深蒂固的生育觀念，也是我國實施計劃生育國策的一個突出難點。尤其是在農村，“養兒防老”不只是表現為一種生育觀念，更是一種社會現實，仍然有極大的市場。我國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屬于家庭代際問互相供養的反哺型模式。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多年以來，農村家庭結構、規模和功能都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由于家庭生育水平下降，家庭子女數量減少，獨生子女數量增加，農村血緣關系的大家庭逐漸萎縮，核心家庭增多。據統計，中國農村家庭每戶平均人數從1973年的4．81人，降到1982年的4．51人，1990年的3．97人，1997年的3．64人，到2002年降為3．39人。29年間減少了

1．42人，下降了29．52％。而且從城鄉差別來看，農村家庭規模的縮小幅度要大于城鎮。2002年我國城市家庭規模為3人，鎮為3．25人，鄉村為3．62人，與1982年相比，城鎮家庭減少0．87人，鄉村家庭減少0．95人。

農村家庭的人口結構也逐漸向“4-2-1”轉化，隨之而來的家庭的功能也發生了變化，因為“4-2-1”結構意味著一對中年夫婦的家庭中除撫養未成年的子女外，還要承擔4位老人的供養責任，也意味著一個獨生子女成年后將要擔負4～6位老人的養老，這種情況客觀上對于任何人來說，不管是從時問和精力上，還是從財力物力上，都是一個巨大的負擔，是很難承受的。老年人口的增多，意味著家庭贍養負擔的加重；核心家庭的增加，又意味著代際聯系的弱化。在這樣的家庭結構條件下，如果單純依靠家庭養老，那么，將使年輕人不堪重負。同時，由于家庭規模小型化，核心化趨勢日趨明顯，家庭人口和勞動力的減少意味著養老供給資源減少，供給程度降低。所以單單靠傳統的家庭養老現在已經遠遠不夠了。

另外，生活水平的提高、醫療條件的改善使得人均壽命得以大幅度提高，再加上生產要素由農業向非農業轉移，勞動力由農村向城鎮轉移，這一切必然會使農村老人群體越來越大，相應地，老有所養的問題將日益突出。中國人口的大多數是農村人口，未來大多數的老年人口也在農村。如果農民養老問題不能很好解決，農民年老喪失勞動能力以后，就只能在經濟上依靠子女。如果沒有子女或子女不多，農民年老以后的基本生活就沒有任何保障。所以，農民養老問題不解決，其結果就是要重視并恢復“養兒防老”的傳統作法。農村人口就會陷入一種“高出生——低收入——高出生——低收入”的惡性循環怪圈。這也是農村計劃生育工作難以開展的最為重要的原因。這種作法，既不利于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的貫徹，也不利于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和進步。因此，必須建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解決農民的養老問題。只有解決了養老問題，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家庭減輕未來養老的壓力，適應家庭結構出現的變化，弱化“養兒防老”的觀念，逐步消除農村計劃生育工作中最大的觀念和現實障礙，使計劃生育國策真正得到落實。

三、有利于農業勞動者應對經營風險的增大

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入，隨著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商品化、市場化，作為獨立、個體的生產者，農業勞動者的經營風險越來越大。再加上農業生產極易受到自然風險的危害，這就使得農業勞動者遭遇風險的概率大大增加。而且，由于目前農業勞動者收入低、家庭財富薄弱，因此任何一次風險就可能把一個農民一輩子的生產和生活積累賠進去。以往那種以集體經濟為基礎的統種、統收、統分、統保的保障辦法已經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農村社會保障體制急需健全和完善，而作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也必然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

四、有利于擴大內需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作為一個農村人口占大多數的國家，農村區域集中了我國最大的消費群體，農村居民是擴大內需行為中最需要重視的群體。近年來，為了有效促進經濟發展，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刺激消費，擴大內需。但是，農村消費市場仍然遲遲未被有效啟動，更談不上升溫。其主要表現在于，一是衣村居民生活消費支出總量與城市居民的差距很大。據國家統計局統計，與城鎮居民相比，1990年以來，我國農村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基本上是逐年增加，從1990年的538．05元增加到2004年的2185元，增長了4．1倍，年均增長29％。但我國城鄉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差距日益拉大，從絕對值來看，我國城鄉居民的生活消費支出的差值由1990年的740．84元增加為2004年的4997元，凈增4256．16元，差距拉大了6．75倍從相對值來看，我國城鄉居民的生活消費支出之比由1990年的2．38倍增加到2004年的3．29倍，增加了38％。考慮到農村居民生活消費的部分自給特征和城市居民的福利性消費，兩者的實際差距會更大一些。”二是農村消費結構不合理。從1990年到2006年間，雖然農村居民消費中的食品支出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從1990年的58．80％下降到2006年的43．02％，但是2006年農村居民消費中的食品、衣著、居住、交通通訊仍占生活消費總支出的75．75％。作為較高層次需求的醫療保健、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等消費支出卻提高很少，醫療保健支出所占比重在2000年前維持在5％左右，直到2006年略有上升，所占比例為6．77％，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僅從1990年的5．37％上升到2006年的10．79％，也說明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總體較低，消費結構調整不明顯。

農村居民消費結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村缺少讓廣大衣民放心消費的社會保障制度。只要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制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農村存在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等問題，那么，農村居民就會面臨生存層面的威脅，就談不上形成合理的生活消費結構。雖然隨著濟條件的好轉，農民的消費能力有一定增強，也有改善生活的強烈愿望，但由于農民普遍存在著后顧之憂，在缺少社會保障的情形下，農民必然會擔心自己年老以后的生活狀況，擔心自己生病以后的治療問題，擔心自己未來會遭遇各種各樣的風險，因而不敢放心進行消費。所以，要想真正有效地啟動農村消費，擴大內需，就必須增強農民的消費信心，這就需要盡快建立健全包括農村養老保障在內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以化解農民的后顧之憂。

五有利于破解“三農”問題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目前制約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瓶頸，也是困擾中國

現代化建設的嚴重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在“三農”問題上，除土地延長承包期以外，制度建設上很少有實質性的進展和突破，更沒有按照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建立包括失地農民和農民工在內的、以社會養老和公共衛生為重點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制度建設的滯后，妨礙了“三農”問題的有效解決，進而嚴重制約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整體化推進。目前，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用現代社會保障制度逐步替代傳統的土地保障，完善農民城鎮化的進入機制，健全農民雙向退出機制和規模經營雙向擴大機制，有利于加快城鎮化進程，從根本上化解人多地少的矛盾，恢復土地的增值功能，進一步拓展增收渠道，提高農民儲蓄自養和家庭保障的能力。”顯而易見的是，解決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尤其是解決每個人都要面臨的養老問題，是破解“三衣”問題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

六、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長期以來，中國城鄉高度分割和城鄉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一直存在。但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表現出逐步上升的趨勢性特征。從改革開放以來的～些具體數據計算，1978、1980、1985、1990、1998、1999、2000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是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58倍、2．5倍、1．86倍、2．2倍、2．52倍、2．66倍和2．80倍，2002年達到3．1倍，2006年更是達到3．28倍。如果再加上城鎮居民在享用社會保障、公有住房以及其他公共服務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優勢，以及城鎮居民所獲得的各類隱性補貼等因素，更將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本來，如此巨大的差別需要采取各種方法進行有效的調解，其中，農村的社會養老保障就是一種重要的調節方式。但是，在一個為時不短的時間里，農村的養老保障狀況卻起了一個相反的作用。據2006年的中國城鄉老年人口狀況追蹤調查顯示，城市老年人養老金(退休金)保障覆蓋率2000年男性為85．6％，女性為53．6％，2006年男性為89．1％，女性為64．6％。而農村則僅有4．8％的老年人享有養老金保障；城鄉老年人尤其是農村老年人收入的總體水平和增長幅度仍然偏低。城市中有近20％的老年人年收入處于不足4600元的低水平，低于城市老年人年均中位收入的50％，并且仍有135萬城市老年人的收入低于當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線；農村中有27％的老年人年收入處于不足750元的低水平，低于農村老年人中位收入的50％，并且仍有2160萬農村老年人收入低于農村困難救助的水平。

為了扭轉城鄉居民收入之間過大的差距，國家現在將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設視為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來看待。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要扭轉“工農差別、城鄉差別擴大的趨勢”，要“在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提出新要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城鎮人口比重明顯增加”。“要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七、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共享社會發展成果

長期以來，我國在養老問題上主要關注的是城鎮人口，其主要的精力也是集中在城鎮養老保障制度的安排方面。《中國的社會保障狀況和政策》白皮書指出，21世紀頭20年是中國養老保險事業發展的關鍵時期。國家將繼續完善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逐步做實個人賬戶。將符合條件的城鎮從業人員全部納入基本養老保險。雖然目前中國城鎮養老保障體系還存在著很多問題，如個人賬戶的“空賬”問題、社會統籌基金不足等等，需要進～步深化改革，但總歸是已經建立起了基本的制度框架。而作為事關中國大多數人口的農村養老保障，卻還沒有真正提上議事日程，更談不上確立必要的制度框架。這種狀況是缺乏公正性的，沒有體現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基本理念。同時，這種狀況也沒有體現出對于農民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的回報。無論是對中國革命還是現代化建設事業而言，中國農民均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貢獻。

比如，據統計，從1952～1986年，國家通過價格“剪刀差”從農業中隱蔽地抽走了5823．74億元的巨額資金，加上收繳的衣業稅1044．38億元，34年間國家共從農業抽走了6868．12億元的資金。而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每年的財政收入數量很小：1952年，國家財政收入為173．94億元；1960年為572．29億元；1970年為662．9億元。“可以說，沒有農民的貢獻，就不可能建成新中國的重工業體系，就沒有改革開放繁榮的今天。如今中國農村的老年人，在當時為新中國的建設做出了巨大的、甚至是透支性的貢獻。因此，無論是從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角度來看，還是從對農民所做貢獻的回報的角度看，我們都有必要建立起農村包括養老保障制度在內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誠如上述，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具有如此之重要的重大意義。但是，目前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卻極不完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不僅覆蓋面窄，而且保險金額較低，特別是大部分農村老年人還被排除在養老保障制度的范圍之外，一些邊遠和貧困農村地區的養老保障更是處于水平低下、服務幾近空白的狀態。在建設和諧社會的背景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建設，理應成為全社會共同關注的重大問題。否則，和諧社會的建設將成為一句空話。